在绘画一事上，我想，没有比我更笨拙的了。和纸墨打了一辈子交道，也常常在纸上涂抹，直到晚年，所画的小兔、老鼠等等小动物，还是不成样子，更不用说人体了。这是我屡屡思考，不能得到解答的一个谜。
我从小就喜欢画。在农村，多么贫苦的人家在屋里也总有一点点美术。人天生就是喜欢美的。你走遍多少人家，便可以欣赏到多少形式不同的、零芩碎碎、甚至残缺不全的画。那或者是窗户上的一片红纸花，或者是墙壁上的几张连续的故事画，或者是贴在柜上的香烟盒纸片，或者是人已经老了，在青年结婚时，亲朋们所送的《麒麟送子》中堂。
这里没有画廊，没有陈列馆，没有画展。要得到这种大规模的，能饱眼福的欣赏机会，就只有年集年集就是新年之前的集市。赶年集和赶庙会，是童年时代最令人兴奋的事。在年集上，买完了鞭炮，就吋以去看画。那些小贩，把他们的画张挂在人家的闲院里，或是停放大车的洞里。看画的人多，灾画的人少，他并不见怪，小孩们他也不撵，很有点开展览会的风度。他同时卖神像，例如“天地”、“老爷“灶马”之类。神画销路最大，闵为这是每家栎户都要悬挂供奉的。
我在童年时，所见的画，还都是木板水印，有单张的，有联四的。稍大时，则有，石印画，多是戏剧，把梅兰芳印上去，还有娃娃京戏，精彩多等我离汗家乡，到广城市，见到的多是所谓月份牌画，印刷技术就更先进广，都是时装人美人几。
在年集上。一位年岁大的同学，曾经告诉我：你如果去捅一下卖画人的屁股，他就会给你拿出一神叫做“手卷”的秘画，也叫“山西灶马”，好看极。
我听来，他这些说法，有些不经，也就没有去尝试。
我没有机会欣赏更多的、更高级的美术作品我所接触的，只能说是民间的、低级的。但是，千家万户的年画，给了我很多知识，使我知道了很多故事，特别是戏曲方面的故事。
后来，我学习文学，从书上，从杂志上，看到一些美术作品。就在我生活最小安定，最困难的时候，我的书箱里，我的案头，我的住室墙壁上，也总有一些画片。它们大多是我从杂志上裁下的，对于我钦佩的人物，比如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比如鲁迅，比如丁玲同志，比如阮玲玉我都保存了他们的很多照片或是画像。
进城以后，本来有机会去欣赏一些名画，甚至可以收集一些名人的画了。但是，因为我外行有些吝啬，又伯和瑯些古董商人打交道，所以没有做到有时花很少的钱，在早市买一两张并非名人的画，回家挂两天，厌烦了，就卖给收破烂的，于是这些画就又回到了早市去。
一九六一年，黄甯同志送给我一张画，我托人拿去裱好了，挂在房间里。下而是一个维吾尔少女牵着一匹毛驴，下面还有一头大些的驴，和一头驴驹。一九六：年，我转请吴作人同志给我画二头骆驼，一头足近眾，两头是远景，题门人漠。也托人裱好，珍藏起来。
一九六六年，运动一开始，黄育同志就受到批判，因为他的作品，家喻户晓，他的“罪名”也就儒皆知。家里人把嘀搁下来广。一天，找出去参加学习，机关的造反人员来抄家，一见黄胄的毛驴不在墙上了，就人怒，到处搜索。搜到张画，展开不到半戴，就搾在地下，喊：黑幽有了广其实，那不是毛驴，是骆驼，真是驴唇不对嘴。就这样把吴作人同志画的二义骆驼牵走了，三匹小石驴仍留在家中。
运动渐渐平稳，我想念过去的些友人。我写信给好多年不逋音讯的彦涵同志，问候他的起居，并请他寄给我一张画。老朋友富于感情，他很快就寄给我邡幅有名的木刻《老羊倌》，并题字用章。
我求人为这幅木刻做一个镜框，悬挂在我的住房的墙当中。
不久。“四人帮”在北京举办了别有用心的“黑画展览”，这是他们继小靳庄之后发动的全国性展览。
机关的一些领导人，要去参观，也通知我去看看，说有车，当天可以回来。
我有十二年没有到北京去了，很长时间也看不到美术作品，就答应了，在路上停车休息时，同去的找的组氏，轻声对我说：“听说彦涵的画展出的不少哩广我没有答话。他这是知道我房间里挂有彦涵的木刻，对我提出的善意警告。
到了北京美术馆门前，真是和当年的小靳庄一样，车水马龙，人山人海。“四人帮”别无能为但善于巧立名冃，用“示众”的方式蛊惑人心。人们像一窝蜂一样往里面拥挤。这种场合，这种气氛，我都不能适应。我进去了五分钟，试是看了看彦涵同志那些作品，就声称头痛，钻到车里去休息了。
夜晚，我们从北京赶回来、车外一片黑暗。我默默地想：彦涵同志以其天赋之才，在政治上受压抑多年，这次是应国家需要，出来画些画。他这样努力、认真、精心地工作，是为了对人民有所贡献，有所表现。“四人帮”如此对待艺术家的良心，就是直接侮辱了人民之心。回到家来，我面对着那幅木刻，史觉得它可珍贵了。上面刻的是陕北一带的牧羊老人，他手里抱着一只羊羔，身边站立着一只老山羊。牧羊人的呼吸，与塞外高原的风云相通。
这幅木刻，一直悬挂着，并没有摘下。这也足接受了多年的经验教训：过去，我们太怯羽了太驯服了，这样就助长了那些政治骗子的野心、他们以为人民都是阿斗，可以玩弄于他们的股掌之上。几乎把艺术整个毁灭，也几乎把我们全部葬送。
我是好做梦的，好梦很少，经常是噩梦。有一天夜晚，我梦见我把自己画的一幅画，交给中学时代的美术老师，老师称赞了我，并说要留作成缋，准备展览。
那是一幅很简单的水墨画：秋风败柳，寒蝉附枝。
我很高兴，叹迸：我的美术，一直不及格，现在。我也有希望当个画家了。随后又有些害怕，就醒来了。
其实，按照弗罗依德学说，这不过是一连串芩碎意识、印象的偶然的组合，就像万花筒里出现的大象一样。
一九七九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