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已经成为一股奔腾向前势不可挡的“中国潮”；它，牵动着十亿中国人的心，也寄托着十亿中国人的希望。相当多的作家把这场革命作为他们创作的重要题材，用各种文学样式来反映它。尽管改革题材的文学潮头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有起也有伏，尽管不少反映改革的作品还存在种种问题和艺术缺陷，尽管改革题材的文学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但谁也否认不了这样的事实：改革题材的文学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现象，是诸多文学潮流中的一股引人注目的潮流，正是它鸣奏出我们时代文学的主旋律。
有这么一种看法：近一两年来改革题材的文学出现了“马鞍形”的低潮。从某些表象来看，这种看法似乎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一个时期中，正面反映改革的文学作品（尤其凑中短篇小说）在数量上有所减少；不少写改革的作家由热情的呼唤和赞颂改革转而进行比较深人的思考和对现实进行比较冷峻的剖析，有的还由于改革事业遇到的某些挫折而陷入迷茫和困惑，甚至存在疑虑从而望而却步；文学出现了多元化发展的态势，改革题材的文学所占的地位不像刚刚开始时那样引人注目……如此等等。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实际上，改革题材的文学近一两年来仍然迈着坚实步伐在发展着，并有所开拓，有所深化，而且出现较多样的发展态势。在长篇小说创作和报告文学创作中，改革题材一直占有着很大的比例，并时有重要的作品问世。进入1987年下半年以来，由于文学内外的种种原因，改革文学又成为文学界热门的话题，种种专题座谈会和作品讨论会的召幵重新燃起人们对改革题材文学的热情，也推动了改革题材文学的创作和理论探讨。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改革题材文学新的更大的潮头出现。
我以为，在探讨改革题材文学的某些创作问题或理论问题时，应该对它的发展态势有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和对它有个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进人本文的主旨，即对改革题材文学的深化问题做一些粗浅的探讨。
近年来，改革题材文学深化首先表现在，不少作家对改革的现实生活的认识逐步深入，反思意识渗透其间；于是，不少反映改革的作品从热情呼唤和赞颂改革转而描述改革的局部曲折和改革者的受挫，从描写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转而对改革本身进行反思和冷峻的剖析。这是作家们对改革认识深化的重要表现，也是某些改革题材的作品反映改革深化的重要表现。
早在三年前，陆文夫就在一组侧面反映改革的作品（包括短篇小说《门铃》和《临街的窗》，中篇小说《井》和《毕业了》）中对正在蓬勃开展的改革运动做了比较冷峻的剖析。《门铃》细致刻画一些人对改革与改革者持保留态度的社会心态；《临街的窗》写文教局汪局长的假改革，在改革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连原来反对改革的人都“咸与改革”的年头，这还是很有典型意义的；《井》写女工程师徐丽莎死于改革髙潮之中，被封建意识、社会习惯势力和“左”的余威所杀害，使人们深思，也促人警醒；《毕业了》则通过了一个家庭陈设改革之难象征社会改革之难，其阻力也主要来自人们的惰性和习惯势力。这些作品，不是给改革者唱赞歌，而是给改革者敲警钟，指出当人们集中注意力于经济体制的改革时，切不可忘记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改革，正是社会习惯势力、封建意识和“左”的余威这些潜藏的东西阻碍了改革前进的步伐。人们并不把这组作品看成改革文学，通常把它称之为“小巷文学”，其实，这些回荡着小巷中改革声浪、从某些侧面反映改革的作品，不仅拓宽了改革文学的路子，也深化了改革文学的深度，是很值得注意的。
1986年、1987年两年中，我读到的不少长篇新作在反映改革方面也都有新的角度和新的深度。柯云路气势宏伟的《京都》三部曲在这两年中连接推出其第一部《夜与昼》和第二部《衰与荣》。这是两部在反映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上均豁人耳目的重要作品。它不仅用“散点透视”的方法把十数个家庭一百多个形形色色的人物组织在一个艺术空间里，用俯视与管窥相结合的办法剖析改革年代京都的种种社会心态，更重要的是通过李向南命运的急剧变化冷峻地剖析了各种阻碍改革步伐的社会势力，也对改革本身进行了较深刻的反思。尤其是在《衰与荣》中，这种剖析与反思表现得更为冷峻，也更深刻些。张炜的《古船》、贾平凹的《浮躁》、浩然的《苍生》，无疑是三部反响最为强烈的改革题材的长篇力作。这三部作品写的都是农村的改革，但若把它们同前几年的一批反映农村改革的长篇小说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它们的容量加大了，主题深化了，尤其是在题材的超越上更有所进展。当然，它们各有自己的特色（这在下文将有阐述），艺术成就也有高下之分，但在反映改革的受挫和改革年代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并由此透视封建意识对改革事业的阻碍方面，却是异曲而同工。达理在1986年和1986年、1987年之交接连推出的两部长篇小说：《眩惑》和《你好，哈雷彗星》，也是受到人们注意的两部反映改革的有新意之作。我对它们感兴趣的倒不只是在于它们描写了知识分子卷入改革的漩涡和受挫之后的某种眩惑的心态，而是在于它们通过改革的挫折和某种眩惑心理的描写对改革本身的反思：改革进程中由于复杂的人际关系产生的内耗和政治上民主进化进程的缓慢给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严重影响，恰是在这两个方面，体现着它们反映改革的深化。此外，像青年作家徐耿与程玮合作的《我的鸽子号》通过一个电影制片厂的一部电影《迟归的鸽子号》的拍摄过程的描写，反映出在“咸与改革”的年代，人们都把改革事业看成个人的事业，人人把《迟归的鸽子号》看成是“我的鸽子号”，因而展开剧烈的争夺。由此看来，这部稍显稚嫩的作品，在反映改革方面不仅开拓了一个新的生活面，更重要的是有了新的角度和深度。星城的《绿色的太阳》虽然存在过于戏剧化和缺乏艺术节奏感等艺术缺陷，但在反映一个省的外贸部门改革进程中人际关系的复杂和斗争的激烈方面，却也显示出它在反映改革方面是有一定深度的。
上面，简要叙述了我所读到的1986年、1987年部分反映改革的长篇新作的感受。总的来说，这些作品在反映改革方面有所深化，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种思想倾向。
一是对作为改革重要阻力的封建观念和封建势力的揭露和剖析。《古船》里成功地塑造了赵炳的形象，这是个“穿着列宁装坐在太师椅上”的人物，在他的身上，集中着封建观念和极左思潮，又表演着种种封建的权术。他是洼狸镇的土皇帝，又是极左路线与封建观念杂交而诞生的怪胎。张炜通过这个人物形象的创造，对农村中在改革年代继续起消极作用的封建观念进行远比在他的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里更为深刻的批判。贾平凹在《浮躁》里则进一步对那种政权化了的封建宗法势力进行揭露和解剖。他通过大量生动而形象的描写揭示出，从仙游川、两岔镇、白石寨到州河，正是田、巩两家操纵着生杀予夺之权，形成一个带有封建宗法色彩的权利网。在改革的年代里，或如两岔镇书记田中正那样，在县委书记田友善的保护下，接过改革的旗号，办起河运队，不仅谋得私利，而且“成全了他的政绩，让他更能继续往上爬”；或如州里专员巩宝山那样，保护其女婿乘改革之机钻营，中饱私囊，甚至无法无天，杀人灭口。贾平凹对田、巩两家那种政权化了的封建宗法势力的揭露是淋漓尽致的，也是相当深刻的！这种揭露，发人深思，促人警醒，让人深刻地反思改革。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古船》中的赵家，还是《浮躁》中的田、巩两家，当年都是贫苦农民，或革命者，或土改积极分子，可是一旦掌了权，在改革的年代，又都演变成阻碍改革的带有封建色彩的社会势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数千年，封建意识根深蒂固，在改革运动中必然要起消极的作用。对封建观念，尤其是对政权化了的封建势力进行揭露和剖析，无疑是改革题材文学深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此外，有一些作品对封建文化心理的解剖，例如柯云路在《夜与昼》和《衰与荣》对黄公愚和黄家这个大家庭丝缕交错的家庭矛盾的描写，对李向南由于受到一些人嫉妒被参了一本而导致撤职的结果这段描写，也都较深刻地揭示和鞭挞了某种封建文化心态，是值得注意的。
另一种思想倾向则是在对改革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对继续推进改革的强烈要求，尤其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唤。达理的两部长篇小说《眩惑》和《你好，哈雷彗星》就比较集中地表现了这种情绪和对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这两部小说所写的两项引进项目都由于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内部的矛盾而告吹，这种改革上的局部挫折使被卷入改革浪潮中的知识分子产生眩惑心理，也促使他们进行深刻的反思。《你好，哈雷彗星》接近终卷时写冯赞平在三星公司的引进项目告吹之后的一段心理活动就很有意思。应该说，冯赞平的思考和忧虑正是对改革的另一种反思。小说中对上层建筑和政治体制对经济体制反作用力的描写和揭示，也正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唤。可是看作《你好，哈雷彗星》姐妹篇的《眩惑》写顾少康等卷入改革受挫后的眩惑心理以及结尾处播写某位中央领导的餺面立即改变了改革的形势这一颇带戏剧性的结局，也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唤。此外，像《绿色的太阳》也写的是经济体制改革中尖锐的复杂的政治斗争，而克非的《满目青山》和鲁彦周的《古塔上的风铃》，则都直接写改革大背景下的政治问题，在这方面的开掘都有相当的深度。王毅的遗著中篇小说《对照检查五重奏》通过一个研究室党支部整党过程中对照检查的描写，通过颇带戏剧性和富于幽默感的心态描写，对政治生活民主化中的某些问题的描写和针砭，更是入木三分，发人深思的。上述种种，描写的角度不一，却都从不同视角表现出文学反映改革的深化。
文学反映改革深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作家们正在把注意力集中到改革浪潮中的形形色色的改革者身上，不再是只给他们唱赞歌，而是对他们进行无情的解剖；与此相适应的是，相当一部分改革题材的作品由过去只注意改革过程的描述转而注重改革者内心世界的开掘，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心态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