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1368
一个数百年王朝兴衰的浮沉线索，有时看似纷繁复杂，看不到出处，但如果耐下性子，究其线头，世人往往会发现，在某一个不经意的年头，某一个不经意的人手中，竟然掌握着历史转折年代的种种玄机。
而1368年，对40岁的中年男人朱元璋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这一年，按照《剑桥中国明代史》的说法，“中国被一群互争雄长的军人们弄得扰攘不宁。元帝妥懽贴睦尔仍然作为可汗稳坐在大都（今北京）的天子宝座上。占据四川国号夏的小明王明昇仍未被打败，同时，另外一些次要的割据自雄的人物也准备用武力抗拒国家的统一”。
很显然，朱元璋应该是那一群互争雄长的军人们之一。而在24年之前，他只不过是皇觉寺的一个僧人，因为“逢大饥疫，父兄相继去世”，16岁的朱元璋被迫委身于一座寺庙苟且偷生。8年之后，在一块肮脏木牌的提示下，心情复杂的他离开僧人队伍，成为一名首鼠两端、形迹可疑、未获政府承认的军人。朱元璋参加的是元末农民起义军郭子兴的部队，“初为亲兵，后升九夫长”。这是1352年，中国农历壬辰年，未婚青年朱元璋24岁，前途谈不上光明，甚至有些黑暗。因为他参加的是反政府武装，而在当时，这样的反政府武装数目众多，不成气候，大多属于“有今天没明天”的境况。至于郭子兴领导的这支队伍也未见特别之处，很多人之所以投奔他仅仅是为了混个肚皮儿圆，哪怕是短暂的吃饱饭也可以——那个时代，没有谁可以保证谁的明天，“今天还能活着”便是最好的目标。
但朱元璋却在这样的境况中意外触底反弹了，他的人生迎来拐点。这是历史的诡异之处：一个配角甚至是群众演员突然跃升为主角，抢光了其他人的戏，风头一时无两，几乎令所有的剧中人大跌眼镜。当然我们现在仔细梳理一遍的话，一切其实都是有端倪可循的。所谓历史的伏笔若隐若现，是你的就是你的，朱元璋注定逃无可逃，当时的他已然被历史佬儿一眼相中了。
第一处伏笔是他成了郭子兴的女婿。一个外号叫“马大脚”的女人成为朱元璋生命中的福星，助他一直走上“九五”之尊。不过朱元璋成为郭子兴女婿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此，更在于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可以“统其军，被小明王韩林儿授为左副元帅，奉宋龙凤年号，以令军中”，成为一支独立武装的实际领导人。这样的一种改变，毫无疑问让朱元璋有了从配角向主角跃升的空间和可能。
第二处伏笔是儒士朱升向他吐出了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明史·朱升传》）。这九个字毫无疑问是乱世箴言，价比黄金。朱元璋由此懂得进退之道的要诀在退不在进，隐显之要在隐不在显。这一年是1358年，朱元璋30岁，他率领手下10万人攻克婺州（今金华），俘掳元将帖木烈思等，设浙东行省，偏居一隅，冷眼旁观那些耐不住寂寞、纷纷称王称霸的人相互厮杀，自取灭亡。
第三处伏笔是朱元璋招纳刘基、宋濂等为谋臣，并采纳刘基的建议，确定“先灭陈友谅，后攻张士诚，统一江南，再北上灭元”的方略，从而构建并实现其朱氏建国路径图。1363年，朱元璋在鄱阳湖战役中击杀陈友谅，歼灭了他的几十万部队。次年，朱元璋在应天即吴王位。不久，率军西征武昌，逼迫汉帝陈理（陈友谅子）投降。又过三年，朱元璋攻克平江，俘掳张士诚，随后命徐达、常遇春率军25万北征。这一切的进程全在刘基的设计当中。如果说妻子马大脚是朱元璋生命中的福星的话，那谋士刘基更是他的大福星。
现在，40岁的中年男人朱元璋站在1368年的时间门槛上，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因为1368年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起承转合”的开始。正月初四，朱元璋在百官的劝进和拥戴下，在南京即皇帝位，国号大明，改元洪武；二月十一日，他下令恢复唐制衣冠。很有从衣冠开始，开一代风气的意思；八月初九日，朱元璋更定六部官制，以为新朝的权力机构定轨……这一年，僧人出身的朱元璋就像以往那些朝代的开国皇帝那样，依样画葫芦为朱家王朝定规矩、画方圆。他有些得意，有些张狂，就像人间行乐图中，只有他朱元璋是唯一的大主角，也只有他一人可以抵达高潮。
从胡惟庸案到蓝玉案
一丝不安的气息从胡惟庸上台接替李善长做丞相开始呈现。刘基这才知道，自己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无足轻重。
此前，这个浙江青田人曾向朱元璋献建国策并最终大功告成，但朱元璋开国封赏时刘基却仅为诚意伯，封御史中丞（御史台的副长官），岁禄二百四十石。岁禄二百四十石是什么概念呢？与韩国公李善长相比，后者的岁禄是四千石，几乎是刘基的二十倍了。
当然物质上的比较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信任。朱元璋建国伊始，似乎对刘基表现出极大的信任感。他向后者咨询丞相人选，在对杨宪、汪广洋、胡惟庸一一否定之后，朱元璋甚至表达了拜刘基为相，以取代左丞相李善长的愿望。但显然，这只是朱元璋做出的一个姿态而已，因为很快，谜底揭晓，浮出水面的那个人是胡惟庸。胡接替李善长做了丞相。这样的游戏朱元璋毫无疑问是玩得很纯熟了——可以虚心请教，但是坚决不听。由此，刘基发现自己走入了一个凶险之境，因为他很有可能被朱元璋出卖，使胡惟庸获知自己对他的评价。
刘基是个对君主不用心的人，所谓“不用心”其实是褒义词，意思是不使心计，不耍小心眼。当朱元璋向他咨询胡惟庸的为人时，刘基如是回答：“譬之驾，惧其偾辕也。”意思是胡惟庸像一匹劣马，如果叫它驾车，必然会翻倒。可面对这样的评价，朱元璋还是置若罔闻，依旧将大明帝国交给这匹劣马去管理，由此，刘基明白，自己该开路了，否则后果很严重。刘基选择在洪武四年急流勇退，回青田老家避祸，以度余生。
朱元璋随后果然出卖刘基，因为胡惟庸很快就知晓后者对自己的“恶评”，并及时做出反应，称地方官员报告，刘基在老家看风水，找到一块颇有“王气”的风水宝地以建造自己的坟墓，其心可怖、可恨、可杀。由此，新朝的政治斗争在朱元璋有意无意的导演下惊心动魄地展开，他抓住这个官员间相互攻讦的机会，借胡惟庸之手除掉刘基，就此揭开新朝政治大清洗的序幕。
谁都没想到，刘基之后是胡惟庸。朱元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其机心得到了最充分、最残酷的表演和展示。刘基在洪武八年神秘去世，五年后，朱元璋屠刀举起，开始诛杀左丞相胡惟庸。在此前一年，朱元璋的杀人表演有一个预热的过程：洪武十二年（1379年）十二月，御史中丞涂节报告：刘基中毒而死，右丞相汪广洋清楚其中内幕，却故意隐忍不报，他的事君忠心到哪里去了？朱元璋立刻抓住这个机会，贬汪于广南，旋即赐死。毫无疑问，汪广洋的死是一个信号，朱元璋向胡惟庸开刀的信号——刘基中毒而死，谁干的？我让你干了吗？胡惟庸百口莫辩。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朱元璋以“图谋不轨”罪诛杀左丞相胡惟庸，胡一家三族被诛，除此之外，多名官员涉案，因胡惟庸案被杀的人多达15000人。
但15000这个数字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洪武十三年也不是案结的时间而是案发的时间。因为朱元璋的耐心足够长，机心也足够锋利。他的目光投向已经退隐的李善长。李善长自从交出相位后一直韬光养晦，不问政事。朱元璋将目光投向他，目的是什么呢？
十年后，朱元璋给出答案。他批评李善长“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那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在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朱元璋的耐心走到了尽头。他指使亲信收买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令其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串通谋反的“事实”。历史在这里展现了残酷的一面，已经77岁的李善长及其家族七十余人因为家奴卢仲谦的告发而被杀，另有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涉案被杀。朱元璋杀到最后，甚至把助其事业成功的“浙东四先生”（刘基、宋濂、章溢、叶琛）全都干掉（刘基当然是早死早解脱了）。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因李善长案被株连的官员高达三万余人，帝国一时间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或许可以列出一份因胡惟庸案而死亡的主要人物名单，当然这样的名单绝对是不完全的，他们是——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延安侯唐胜宗、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宣德侯金朝兴、靖宁侯叶舁、申国公邓镇、济宁侯顾敬、临江侯陈镛、营阳侯杨通、淮安侯华中、大将毛骧、李伯界、丁玉和宋濂的孙子宋慎等，宋濂最后也未能幸免，他是贬死在四川的茂州，成为朱元璋政治大清洗的又一牺牲品。据事后统计，胡惟庸案加上随后的李善长案，共有45000多人失去性命。朱元璋新朝以其血腥的气息告诉世人，僧人皇帝可出世，可入世，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勘破生死，玩得那叫一个“狠”。
当然高潮还未来到，屠杀仍将继续，下一个出局者是蓝玉。蓝玉是常遇春的妇弟。洪武十二年封永昌侯，后封凉国公。朱元璋将他比作卫青、李靖式的人物。但是在李善长死后第三年，也就是洪武二十六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琐告发蓝玉谋反，真反假反当然已成历史的迷雾，重要的是朱元璋抓住这个机会有所作为了。他借口蓝玉和一些人趁其出宫耕种耤田的时候试图杀害自己，宣告其谋反罪名成立。于是又一通大屠杀或者说政治大清洗开始了。蓝玉先被除掉了，随后有一公、十三侯、二伯送了性命。再随后有15000人被杀，朱元璋通过蓝玉案，几乎把跟着他打天下的将领一网打尽。
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是朱元璋实施政治大清洗的两大案。通过这两个大案，朱元璋差不多让百分之八十的开国功臣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但是肯定还有漏网之鱼。对那些有幸躲过此二案的开国功臣，朱元璋如何对待呢？他采取了一一收拾的策略。洪武八年，德庆侯廖永忠死；洪武十三年，永嘉侯朱亮祖父子死；洪武十七年，临川侯胡美死；洪武十八年，徐达死；洪武二十五年，江夏侯周德兴死；洪武二十七年，定远侯王弼、永平侯谢成、颍国公傅友德死；洪武二十八年，宋国公冯胜死。他们都是“被死亡”，虽然罪名各异，但都是朱元璋权力意志的体现——不死不行。这里重点介绍一下徐达之死，通过徐达之死或许我们可以看清朱元璋的欲望之花是如何“灿烂”绽放的。徐达其实是跟着朱元璋起兵的元老。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朱元璋回老家招兵，徐达就跟随其左右了。几十年来徐忠心耿耿，战功赫赫。朱元璋曾称赞他“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货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并推为开国功臣第一。难得的是徐达为人恭勤谨慎，不骄不躁，很难让朱元璋痛下杀手。但朱元璋最后还是下了杀手，虽然他的杀招比较委婉，透着曲径通幽的意思。
洪武十八年，已经交出兵权回老家安徽凤阳养老的徐达生背疽，一时痛苦难当。朱元璋知道消息后，派人前去探望，并特赐蒸鹅以示“关怀”。背疽患者最忌吃蒸鹅，否则会有性命之忧。徐达当然明白朱元璋的“关怀”是什么——到底还是不放心自己啊，哪怕已交出兵权，远离都城偏居一隅。徐达最后的选择是流泪吃下蒸鹅，几天之后去世。
至此，朱元璋完成了他的屠杀表演。从僧人到皇帝再到屠夫，身份复杂的朱元璋让很多人看不懂。这个男人究竟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才能让其做出如此匪夷所思的举动呢？他是自毁长城还是再造长城？毫无疑问这一切都需要一个解释，合乎情理的解释。
杀人容易 给理由难
太子朱标也需要解释，父亲朱元璋给了他一个解释。
那还是在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案发，被株连的官员高达三万余人，朱元璋大开杀戒，一时间血流成河。太子朱标不明白，父亲为何如此嗜杀。帝国的人心是杀出来的吗？当初父亲给他安排的太子教育中，排在首要的一条是“仁”，所谓能仁才不失人心。但很显然，朱元璋的所作所为与此背道而驰，所以太子朱标需要获得一个解释。
朱元璋没有给他解释，而是给他一根荆棘。他将这根荆棘随手扔到地上，叫朱标捡起来。毫无疑问，太子朱标不敢去捡，因为荆棘上的刺太多，扎手。朱元璋当头棒喝：刺多，不好下手。我先下手帮你弄干净了，你不就可以捡了吗？！
这真是辩证法，治国如拾荆棘，不去刺无以收拾，而要行仁政，则必须先施暴政。朱元璋以中国农民式的质朴与思维行事，选择了牺牲自己的声名，以成全儿子仁政名声的“壮举”。似乎可以这么说，他的残暴里有大爱，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大爱。当然这样的大爱在几万条性命面前已然变得无足轻重。说到底还是私欲罢了。
或许朱元璋自己也不想杀那么多人的，都是开国功臣，杀伐太剧的话新朝的稳定会成问题。所以有那么一两次他还是手下留情了。收买人心也罢，良心发现也罢，朱元璋到底放过了两个人的性命——一个是汤和，一个是朱升。汤和是朱元璋的发小，两人一起在牛背上长大，又一起“参加革命”，经受了生死考验。当然这不是朱元璋心慈手软的凭据，最主要的一点在于汤和知进退。在徐达、常遇春都死在朱元璋手上之后，汤和主动交出兵权，并对朱元璋说了这样一句话：“臣老矣，愿归故乡，为容棺之墟，以待骸骨。”汤和如此的知进退最终为自己换来寿终正寝的结局。他是老死在中都的，死在朱元璋为其在中都盖的大房子里，真可谓“君臣两相宜”而不是“君臣两相疑”的典范了，只可惜这样的典范实在太少。
与汤和命运相似的人是朱升。朱升就是那个曾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谋士。世上谋士分两种：一种是谋他不能谋己；一种是谋己不能谋他。朱升是第三种，既谋他又谋己，既谋国又谋身。在为朱元璋谋得天下后，朱升开始为自己谋一个“全身而退”。早在洪武三年（1390年），朱元璋还没有大开杀戒之时，朱升就提出了退休的申请，请求告老还乡。这是一种远见卓识，谋士朱升厉害就厉害在对人性的洞察细致入微——朱升告老还乡时，求得朱元璋“免死券”一张。凭着这张“免死券”，朱升活到72岁，寿终正寝。但他儿子朱同却未能寿终正寝，最后死在朱元璋的手下。因为“免死券”只保朱升不保朱同——任使朱升谋略盖天，也只能保自身一人平安罢了，而朱元璋的机锋因为一两个生者的存在而变得更加彰显。
历史的因果总是耐人寻味的，每一起命案都各有各的缘起缘灭。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李善长案发后，朱元璋杀了三万余人，对新朝有可能存在威胁的开国功臣基本上都收拾干净了，应该说为太子朱标今后的治国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环境。此时，离蓝玉案发还有三年时间。没有证据表明蓝玉案是一定要发生的，如果时局没有什么变化的话。但世易时移，两年后（1392年），太子朱标意外病死，16岁的朱允炆（朱标长子）成为皇储，而大将军蓝玉破哈剌章营，缴获人畜六万，回京后进封凉国公，功劳一时无两，实力也一时无两。此时的朱元璋65岁，深感自己百年之后，皇孙朱允炆不可能是蓝玉的对手（蓝玉是否会反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和朱允炆同处一个时代，这个很要命），蓝玉案便势在必然地发生了。而蓝玉身后的15000条性命将注定成为这场阴谋的牺牲品——每一起命案都各有各的缘起缘灭，蓝玉案毫无疑问是最好的注脚。
虽然朱元璋的杀戮有着自己极大的私欲，但每一次他都会给出一个貌似有说服力的理由，让被杀者可以闭上双眼，不至于含恨死去，也让旁观者得以心服口服，不至于对新朝的稳定造成威胁。但世上事杀人容易给理由难，特别是要给近十万的被杀者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个，不是一般的难。
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被杀，朱元璋给出的理由是“（李）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这个罪名的确很重，但监察御史解缙却对此提出质疑——既然李善长是元勋国戚，那他帮胡惟庸谋逆最好的结果无非也就是做一个元勋国戚，总不能做皇帝吧。既如此，他何苦要这么折腾呢？再一个，当时的李善长已经77岁，有没有精力折腾暂且不提，即便折腾成功了，又能享几年福？解缙的质疑可谓鞭辟入里，令朱元璋辩无可辩，只是解缙深知朱元璋杀心太盛，不敢亲自奏呈，因此他写的这份《论韩国公冤事状》，是由郎中王国用冒死呈上的——好在这一回的结局不是太悲剧，朱元璋在解缙强大的逻辑链条下找不出回击的由头，没有让此二人（解缙、王国用）坐罪，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对权力进行重新洗牌
李善长含冤被杀从一个侧面暗示了朱元璋为了实现“家天下”的私欲可以杀戮任何一个他认为该杀的人，并且无须正当理由。但对朱元璋来说，杀人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杀死制度”，那些约束皇权、挑战皇权的制度。并且朱元璋通过一次次有预谋的杀人行动，巧妙地将制度杀戮引进其中，从而完成了新朝在“家天下”路径下的洗礼，血的洗礼。
洪武九年，离胡惟庸谋反案发还有四年时间，朱元璋不动声色地做了一件事情：将行中书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此时在中央有中书省，地方有行中书省。中书省权力极大，统领百官，总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事务，所以中书左丞相胡惟庸的地位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毫无疑问这是个危险的信息，起码在朱元璋看来是这样。但朱元璋没有直接拿中书省开刀，而是自下而上地变革，改变行中书省的名称与职能，由此架空中书省的权力延伸，以便将其孤立起来进行切割。第二年，也就是洪武十年，朱元璋下令“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这个“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以后官员们的奏章直接递给他朱元璋就行了，别同时也给丞相一份。如此，中书省的权力被压缩了。朱元璋通过此举，切断了中书省与诸司官员间的联系，并直接向丞相发出警告——他要收权了。这一年六月十一日，朱元璋还干了一件事。他对中书省臣说：“你们应令天下臣民，凡愿上书奏言的，实封之后，直接送到我这里。我将一一阅览，择其善者付诸实施。”这就是所谓的“洪武十年奏言实封直达御前”事。这一事件伴随“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事件同时发生，曲折地表达了朱元璋的权力焦虑和信任缺失。这个王朝的官僚机器以及官员阶层，不再值得他信任了，他对他们的情感反应从此转向疑虑、恐惧和弹压。
洪武十三年正月，朱元璋动手，左丞相胡惟庸案发，随即被杀。十一日，朱元璋发布了一道具有历史意义的旨令：罢除中书省，从此不设，废除左右丞相及其一切属官，只保留中书舍人一职。由于这道旨令意义重大，朱元璋给出的解释也就比较详尽。他首先表明：“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意思是丞相这玩意儿不是自古就有的，在定义上取消它的先天合法性；然后朱元璋认为“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有丞相，然其间亦多小人专权乱政”。这一说法从反面论证丞相制度的设立弊大于利，不设比设好；紧接着朱元璋回答了“没有丞相怎么办”的问题——朱元璋的制度创新或者说制度设计就是取消中间环节，大权一归朝廷。朝廷是谁，是朕，也就是他朱元璋；最后为了防止丞相制度的死灰复燃，朱元璋对百官进行了警告和威胁，也为朱家后嗣皇帝立下规矩：“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奏请的，置之重典。”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朱元璋关于丞相制度变更的语录被录于《祖训》当中，成为明王朝始终奉行不渝的圭旨。
其实，朱元璋的制度创新或者说制度设计里不仅包含制度杀戮，也包含制度引进。在消解丞相制度的同时，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引进了五军都督府。这是他在军事权力制约与集中方面的一个全新实践。此前，朱元璋的最高军事统帅部是大都督府。大都督府的大都督一人掌管全国兵马，是军事领域的“左丞相”。朱元璋自然不能容忍此类人物的存在，便撤销大都督府，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一个大都督变身五个权力均等、互相制衡的都督，以效忠于大皇帝为荣，以私下结盟谋逆为耻。如此，朱元璋高枕无忧了。
这样的制度设计可以说是朱元璋的天才发现，也是他的政治安眠药，确保其可以睡好下半辈子。当然朱元璋的政治安眠药不止一颗，他需要每个领域都来上那么一颗。体现在司法领域的一个制度设计便是大名鼎鼎的锦衣卫部门在洪武十五年得以确立，此时距胡惟庸被杀已经过去两年时间，离蓝玉引颈就戮还有十一年时间。那么蓝玉的死与锦衣卫之间有没有内在联系？洪武十五年和洪武二十六年是否注定了一个人的宿命与一种制度的遥相呼应？答案是肯定的。
锦衣卫一出场便是怪诞的存在，首先是它的着装阴阳渗透，可谓喜气里透着杀气，生死互易只在一线间。其次是它的地位很穿越，凌驾于公检法之上。明代司法系统呈“三法司”格局，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各司其职又互相制约。刑部掌管所有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都察院负责纠察百官治案，大理寺则对具体案件的审理结果进行修正。这样的独立审判与相互制约制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防止冤假错案的产生。但锦衣卫上来后便“踢开党委闹革命”，一切司法程序都不在话下了。这无疑是一种制度践踏，可朱元璋默许甚至鼓励这样的制度践踏。朱元璋要的就是人人惧怕，令公权力全部归零到他的私权力中，以保证他的“家天下”目标不会遇到任何挑战。
如此，洪武二十六年蓝玉的死便成了一种无法逃脱的宿命。这一年，蓝玉从漠北胜利归来，在夜经喜峰关犯了一个胜利者经常会犯的错误——骄傲。因为守关者反应迟缓，他骄傲地下令轰开城门，破关而入。蓝玉如此轻率的行为，导致锦衣卫指挥蒋琐告其谋反，在非正常的司法程序下，蓝玉“十月狱具族诛”，有冤都没地方说去。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朱元璋的制度杀戮终于以一种血腥的方式对权力进行重新洗牌。随后，“蓝玉案”引发的15000人的鲜血强化和印证了这一结果。朱元璋终于无敌了。
朱元璋的乌托邦
现在，皇帝朱元璋一身戾气地站在了我们面前。他刻薄寡恩，睚眦必报，只要结果，不问手段，治大国如煮火锅，玩的就是高温、高压、一锅炖。总之这个人的形象看上去清晰可辨，毫无隐私可言，是个扁平人。但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吗？如果转过身去，朱元璋是否会呈现出他截然不同的另一面？历史总是耐人寻味，也总是出人意料。
洪武七年（1374年）十二月十三日，朱元璋完成了一项本应该由学者完成的工作：注解《道德经》。事实上作为一个自学成才者，朱元璋或许有这个能力完成此项工作，就像在洪武元年发表的若干谈话一样，他是个悟性极高的人。但令人费解的是他的动机——朱元璋一方面构置冤狱，大开杀戒，实行“法家之治”，另一方面却在灯下皓首穷经，劝人向善，实行“道家之治”。他为什么要亲自干这件事？在道法之间，朱元璋的底线又在哪里呢？
没有人知道，朱元璋在此时打开的是他的梦想之门。他心中有一个梦想，梦想伴随杀戮而生，朱元璋的乌托邦在他看来就是一个人人以《道德经》为行动指南的理想国。没有叛逆和杀戮，有的只是顺从和安居乐业。在朱元璋心目中，《道德经》是“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所以注解《道德经》的工作非他莫属。这是治国之经，立国之本，是进入朱元璋乌托邦的通行证或者说敲门砖。
朱元璋的乌托邦版图辽阔，在这个乌托邦中，朱元璋呈现出来的形象是一个亲民特别是亲近农民的仁者。洪武五年十二月，朱元璋在南京三山门看见几个农夫在护城河里的冰水中捞工具。他立刻下令赏给这些农民锄头和工具，同时派人将那些整治农民的督工官吏痛打一顿。随后朱元璋下令，南京所有服役农民一律停役回家。在朱元璋的乌托邦中，对贪官污吏的愤恨、惩罚是和对农民的亲近相辅相成的。这当然起源于朱元璋的出身和他最初朴素的阶级情感，哪怕在身为统治阶层的第一代言人之后，朱元璋还是本能地保持着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原始冲动。为了惩治贪官污吏，朱元璋甚至下令在将他们处死后剥皮塞草，做成稻草人，以为后者警戒。而在其任内处理的两大贪案，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朱元璋爱憎分明的统治观：
郭桓案。洪武十八年发生了郭桓案。户部侍郎郭桓贪污，倒卖官粮。据朱元璋查实，郭桓直接贪污七百万石粮食，加上各种各样的折扣、钞，共计二千四百万石。此案牵连极广，从户部到十二布政司无不涉及，朱元璋发现后出手极狠，诛杀无数，《明史》记载说，“天下中人以上之家，破产大半”，这样的打击不可谓不狠。
驸马欧阳伦案。欧阳伦是朱元璋的女婿，因为走私当时的战略物资茶叶且非法闯关而被告发到朱元璋处。在怎么查处驸马案上，朱元璋起初还是颇费踌躇的，因为欧阳伦的妻子是安庆公主，系高皇后马氏所生的女儿，也是他朱元璋最亲的人。杀还是不杀，朱元璋面临情与法的考验。但最后为了他的乌托邦之梦，朱元璋还是忍痛杀了驸马欧阳伦。世人一时为之震惊。
在朱元璋的乌托邦中，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商人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并且商人在考学、从政等诸多方面都会受到限制。另外为了进一步抬升农民的地位，朱元璋身体力行，亲自在皇宫大院里种植蔬菜，他甚至将“御花园”改名为“御菜园”，很有“我是农场主我怕谁”的意思。所以朱元璋的乌托邦可以说就是个静态的大庄园，一切自给自足，唾弃商品经济。而在言行举止上，强调用一种思想、一种信仰来规范全体民众的意志和行动，从而让帝国呈现出知足常乐、和谐有序的气质来。
每月初一和十五，朱元璋都要举行乡村教育运动，教育村民要“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由此，社会风气焕然一新，朱元璋的乌托邦初见成效。洪武末年，朱元璋的帝国基本上能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见祝允明《野记》），似乎回到了周朝礼仪尊严、民风淳朴的时期，相对于元朝后期礼崩乐坏的状况，朱元璋打造的乌托邦令人刮目相看。当然这里面的原因细分起来有两种：一是他的调教功夫了得，整个帝国的思想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另外一个原因是他的严刑峻法打击了贪官污吏，使得国风、官风趋向正统和廉洁，朱元璋的帝国便不可能不变得“冰清玉洁”。
与过往那些王朝相比，朱元璋的新朝显得如此强悍和与众不同。但是危险也如影随形，在随后的岁月，朱元璋乌托邦的破绽逐渐触目惊心，并发出可怕的断裂声，从而在根本上影响了一个王朝的气质与走向。在接下来近三百年的时间路径中，一幕幕悲剧无需彩排便接踵上演，而朱元璋及其子孙们却只能无可奈何、防不胜防，令人唏嘘不已。那么，到底是在哪个环节或者程序上出错了，才导致帝国走上悲情之旅呢？最后的答案有待揭晓。
路径之别
说到底还是制度之错。
当朱元璋陶醉于他的乌托邦礼仪尊严、民风淳朴之时，他其实没明白一个道理：所谓礼仪尊严是指等级森严，而民风淳朴则是民风肃杀的曲折表达。那些貌似事半功倍地构筑他理想之国的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进入了失效期或者说病毒程序。利弊杂糅之间，帝国的隐患已是呼之欲出。
洪武九年，山西平遥县县学训导（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局长）叶伯巨上书朱元璋，直指朱元璋“用刑太繁”，对官员杀戮太狠。昨天刚升的官，今天就把他杀了，搞得“天下臣民莫之适从”。所以在朱元璋的新朝做官，很多人做的不是官，而是恐惧。因为朱元璋每天都要杀人，区别只在于多和少而已。朱元璋杀人的一个重要暗示在他的玉带上。据说他上朝时如果将玉带勒到腹下，那就预示着他这一天心情不爽，肯定要杀很多官员；反之如果他这一天把玉带系在胸前，那大约表示他心旷神怡，不会杀很多人。
在这样的肃杀背景下，众多的洪武朝官员每天都战战兢兢，以死囚的心态对待自己。特别是在四大案后，数万官员被杀，那些侥幸活着的官员不清楚自己哪一天也会人头落地，便每天在上朝前和家人诀别，吩咐后事，做好不归人的打算。如果下班后还能活着回来，那真是喜事一桩，要举家庆贺了——做官做到如此地步，也算亘古未有。
为说明朱元璋杀人的广泛性和“深刻性”，或许可以引用某条史料加以说明：洪武某年同批发榜派官364人，皆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6人，戴死罪、徙流罪办事者358人。也就是说364人全都该杀，只是因为杀光了没人干事，只好戴死罪、徙流罪办事。但让朱元璋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即便他这样广泛而深刻地杀人，贪官污吏仍层出不穷。他最终也只得感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不知道其中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事实上，朱元璋的制度性杀戮从一开始就原因复杂，包含着公私兼顾或者以私废公的因素，特别是在政治谋杀这一点上。朱元璋杀人越多，人心越荒凉，官员的恐惧和仇恨心理也随之增长，加上其心魔作祟，可杀官员便层出不穷，杀也杀不尽了；而在对待贪官污吏上，朱元璋一开始的制度设计就把众多的官员特别是中下层官员置于铤而走险的境地，逼迫他们不贪便无以做官。洪武十二年正月十九日，朱元璋定百官俸禄数额，规定正七品只有区区七石五斗，正九品更只有可怜的五石五斗！毫无疑问这样一点儿俸禄在官场潜规则面前只是杯水车薪，为了能将洪武朝的官做下去，众多官员不得不铤而走险，在制度缝隙间求生存。由此著名的空印案浮出水面，而朱元璋又借此大开杀戒，表演了一把他的清廉秀，却最终收效甚微——官场腐败现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不能不说都是制度惹的祸。朱元璋成也制度，败也制度，却到底弄不清自己错在哪里，实在是一个悲剧。
官风一片肃杀，民风同样肃杀。虽然朱元璋的新朝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但隐藏其间的深层次问题却是民众的不敢为与不能为。这是个笼子里的帝国，朱元璋规定了笼中人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表情和动作。百姓们表面上安居乐业，其实却是行动权、思考权、迁徙权受限。朱元璋的乌托邦是静止凝固的一潭死水。死水里甚至没有微澜，有的只是腐败的气息和无可奈何的麻木不仁。朱元璋规定：“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意思是你们互相监督，谁都别跑到外面去惹是生非，否则就作为罪犯关押起来。朱元璋还热衷于做一件事：修城墙。都城的城墙要修，长城的城墙更要修。这样的所作所为类似于农民修院墙，挡住的却是一个帝国的视野、雄心和开拓意识。与此相对应，朱元璋禁通外番。他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十月二十七日诏令户部严申交通外番之禁：“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私相交易者，严治其罪。”帝国向外的大门就此紧闭，外贸的屏蔽最终导致了视野的屏蔽，乌托邦中的人在四书五经中近亲繁殖着祖先的思维，帝国的思想被统一到几本枯燥的经书里头，不可能再有什么创新了。
说到底，这是东方封闭的内陆文明、农业文明和西方开放的海洋文明、商业文明的路径之别。朱元璋不知道，从他的新朝元年出发，他以及由他的子孙承继的帝国与这个世界的距离愈行愈远。1381年，朱元璋下令修建山海关，进一步封闭帝国疆界，当这个乌托邦的长城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已长达6000多公里时，英国颁布了最早的航海条例，东西方视野之别开始以一种微妙的形式表达出来；朱元璋之后，他的子孙们诏修《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并于1417年颁行，定为生员必读书时，欧洲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个叫达·芬奇的意大利艺术家画出了《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等作品。而当隆庆、万历年间帝国意淫小说《金瓶梅》问世之时，莎士比亚的人性作品《哈姆雷特》《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也问世了。东西方的思想之别也开始以一种微妙的形式表达出来，1581年，张居正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此前一年，意大利威尼斯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银行，在财税改革的路径上较大明帝国遥遥领先。
或许应该着重关注一下大明帝国最后的日子，关注一下最后日子里的中西方异事异相。 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身死，明亡。此前四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此前两年，法国B.帕斯卡发明利用齿轮转动进行加减法的计算机。此前一年，意大利科学家E.托里拆利和V.维维亚尼发明了水银气压计。与此同时，那个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牛顿出生，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进入了倒计时——东西方文明或者说竞争力之别至此已如天堑鸿沟，不再是任何人力可以阻挡或扭转的。而从这样的时刻回溯，帝国的开创者朱元璋已经死去二百多年，他在世时对帝国气质、视野、思维的框定终于在此时得到报应，所有的因果轮回屡试不爽，逃无可逃。
但究其实，朱元璋在世时就已经感受到种种报应了。朱元璋废相后不久便发现，他摆脱了制度的桎梏，自己却被桎梏住了——他既是皇帝，也是日理万机的宰相，每天营营役役，苦不堪言。《春明梦余录》中记载朱元璋每天需要批阅文件约20万字，处理事务400多件。可以这么说，在制度杀戮中，朱元璋成功地杀戮了制度，也在某种意义上杀戮了自己。虽然到最后他为了减轻重负，建置四辅官来分担事务，却终因所用非人而无济于事，让自己不折不扣沦为了制度的奴隶。
朱元璋的制度之锢不仅仅表现在废相后遗症上，还表现在他大刀阔斧改革后的每一个领域几乎都产生了致命的反弹或者说副作用。洪武十年（1377年）五月二十九日，因为一个久事内廷的宦官言及政事，朱元璋严惩不贷，并且立法规定“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预政事”。但在他身后，帝国的宦官专权现象愈演愈烈，正统王振专权、正德刘瑾专权、天启魏忠贤专权，搅乱了朝廷的权力格局，也使得朱元璋的乌托邦走向褪色和混乱不堪，一个因果轮回已是清晰可见；而更严重的制度弊病还在于朱元璋确立的分封制度与宗藩政策。朱元璋生有二十六个儿子，他分封了二十四王，朱元璋当然明白汉代分封之后所产生的七国之乱恶果，只是那时已惘然。朱元璋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造骨肉兄弟间的反，但历史的残酷性却在明帝国毫无悬念地上演，这些领有军队的藩王拥军数万，人人心中有一个隐秘的梦想——只要时机成熟，他们愿意像父亲一样，为了梦想而奋斗。
这样的制度之弊让朱元璋的良苦用心最终化为泡影。在他死后不久，燕王朱棣开始“清君侧”，剑指朱元璋生前选择的帝国继承人朱允炆。乌托邦硝烟骤起，一切的制度设计都被推倒，重新洗牌。而朱元璋生前犯下的错误此时呈现得格外清晰：早在洪武九年，那个平遥训导叶伯巨就上万言书，指出朱元璋分封之弊，“如此封建，恐怕数世之后，尾大不掉。若削地而夺其权，则生怨望，甚至缘间而起，防之无及”。他甚至准确地预见了日后造反之人必是燕王朱棣。但当时的朱元璋却认为叶伯巨“间吾骨肉”，将他关了起来，直至死于狱中。这是朱元璋在分封制度与宗藩政策上所犯的一个错误：没有及时修订政策，未能防范危机的发生。朱元璋在此问题上犯下的另一个错误是生前杀戮太剧。四大案后，帝国再无可以力挽狂澜之将才，也就不可能辅助他的皇太孙朱允炆去保卫其政权合法性，“靖难”最终以建文帝朱允炆败亡，朱棣夺得皇位而告终。朱元璋的乌托邦至此完全变色，而他曾经倡导的《道德经》治国梦也只能成为明日黄花，朝花无法夕拾了。
一个帝王的杀戮与梦想最后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暴力收场，正所谓成也杀戮、败也杀戮，而梦想在不经意间，偷偷换了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