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侧帽也是一种时尚
一直以来，就有“歪戴帽子斜穿衣，长大不是个好东西”这句俗语，要说这话啊，其实也挺有道理的，因为，一个仪容仪表端正的人，总能给人稳重可靠的印象。不过，您可曾想象，在一千五百年前，西魏曾一度流行过一种戴帽的时尚——侧帽。
要是那时有类似于《时尚先生》的报刊，我们有理由相信，北魏末期一个叫作独孤信的美男子，其见报率会高得让粉丝发狂。作为一个武将，长得美已经很难得了，打扮又新潮又酷炫，想不红都难。
《周书》和《北史》中都有明载：“信既少年，好自修饰，服章有殊于众，军中号为独孤郎。”不过，这不是独孤郎本人最为传奇的一幕。最传奇的那幕，还在于后来北魏两分后，独孤信在西魏秦州留下的风流韵事。
“又信在秦州，尝因猎日暮，驰马入城，其帽微侧。诘旦，而吏民有戴帽者，咸慕信而侧帽焉。其为邻境及士庶所重如此。”这是说，在大统年间时，陇右十州大都督、秦州刺史独孤信，曾在日暮时分匆忙入城，蓦然间风吹帽侧，引得满城百姓心底怒赞一声帅呆酷毙，第二天就开始纷纷效仿。
有意地“好自修饰”，被美称为“独孤郎”；无意间“其帽微侧”，引得众人“咸慕信而侧帽焉”，都是一个人魅力指数的绝佳体现。也许，换一个人，侧帽的时尚潮流就未必能被带起来，而据我所知的是，这种魅力已经被凝固于时人的打扮上、后世的诗文中，这都不算传奇，什么才算是呢？
还有一个故事，可以看成是“侧帽风流独孤信”的翻版，这人叫郭泰，时代比独孤信还早很多，是在东汉桓帝时。郭泰身为当时赫赫有名的名士，其一举一动也时常为人所效仿。某次，他的头巾被突来的阵雨打湿了，一只角竟折了下来，造成了脑袋上头巾高低不一的模样。郭泰本人对此是无知无觉的，但他这样的造型看在别人眼中可是气度非凡的。于是，很多人便依样画葫芦，刻意为之。这个故事，一时间也传为美谈。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大夫们，家居时一般不戴冠帽，一般戴巾和帢。如我们在影视剧中所见，百姓们也是可以戴巾的，只不过其质地和款式有所区别而已。所谓的“林宗折巾”指的便是士大夫和读书人所戴的巾。这个“林宗”，正是郭泰的表字。您看，郭泰无意之间，一举手一投足都影响着后世，甚至带动了时尚风潮，这种偶像效应可比今日来得更烈——如果从影响的持续时间来看。
刚刚也提到一种家居时所戴的帢，之前提过的女权主义者傅玄著有《傅子》一书，其中提到，“汉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帢，合于简易随时之义，了色别其贵贱，于今施行。”
根据这个描述，这个帢无疑来自于曹操的发明。既然帢产生的原因，是“天下凶荒，资财乏匮”，那么其所用缣帛也是能省则省。帢的原型是皮弁，这是一种用白鹿皮制成、形似合手的冠。在皮制的冠衣上，缝隙之间会被缀上珠玉宝石，《诗经·卫风·淇奥》中，说“会弁如星”，指的是卫武公（有争议）皮弁上的宝石灿如星闪的情形。
与皮弁有别的是，帢是由帛缝制的，初期本用于军队中，渐渐流行于世。当然啦，这种简便版本的皮弁上面，肯定是不会镶宝缀玉的。为了区分帢的前后，他们在脑门前那块加了一条线缝。这么一来，帢也叫作“颜帢”。
发展到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元嘉草草”的主人公）的时代，时人将颜帢上的缝给拆了去，便称之为“无颜帢”了。再往后，帢没有很好地传承下去，逐渐演变成了丧服冠，用于葬礼之上。
不过，一般来说，我们还是认为帢是介于帽和巾之间的一种首服。所谓“首服”，是人们对一切裹首之物的泛称，也可称作“头衣”“元服”。巾、帽、冠都囊括在其间。
相对来说，巾是为了便于劳作而产生的，毕竟披头散发是失礼的事，他们很需要将其包裹起来；帽（包括羃离）是为了御寒或遮蔽的，是出自实用的目的。
简单地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都有戴纱帽的习惯，这种趋势是从南方发展到北方的。纱帽的形制较为随意，“或有卷荷，或有下裙，或有纱高屋，或有乌纱长耳”。
为区别身份，帝王戴的是白纱帽，大概是为了衬托帝仪，纱帽上部做得较高，所以其别称为“高顶帽”；而南方的士庶和北方的官员戴的是乌纱帽。
不过，虽说白纱帽是帝王的专属物，但在史书中，我们却能找到一个反例。南朝齐著名将领垣崇祖，当年与北魏军激战，“著白纱帽，肩舆上城，手自转式”，但这种疑似僭越的行为极为少见，其因也无法明察。只是，联系事前齐高帝萧道成对他自比为韩信、白起说法的高度信任，个人倒觉得垣崇祖能戴白纱帽，很可能是出于帝王的特许和激励。
总之，垣崇祖此时不负君望，事后进号为“平西将军”，增封为一千五百户，自己又去御前求了一部鼓吹（乐队）——也是有些倚功而贪啊！
与纱帽由南传北，影响了北方高层的情况相似，北方的鲜卑帽也渐渐为南方人民所接受。鲜卑帽的别称为突骑帽、长帽、大头垂裙帽等，从大头垂裙帽这个别称上不难想见，这种帽子有着下挂垂裙（披幅）的形制。参照封氏墓群出土的北魏武士陶俑，我们可以看见那是圆顶、脑后和两侧悬裙的模样。
本是起着遮挡风沙作用的鲜卑帽，在北魏孝文帝汉化步伐下，终于还是逐渐被汉族冠冕所取代，只有在北魏分裂后，东魏、北齐那边，因执政者有意掀起反汉化浪潮，鲜卑帽才重新流行起来。西魏后期，鲜卑帽也曾流行过一段时间，这和实权统治者宇文泰的“身体力行”（据说是用垂裙来遮挡脖子上的瘤子）有关。
当然，这种情况维持得并不长。因为，北周终于灭掉了北齐，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北周的执政者也是鲜卑人，但发展到后来，包括编发在内的一些鲜卑习俗都已改变，帽上的垂裙自然也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故而，垂裙渐渐地被人们用带子勒了起来。
大多数人都认为，北周武帝宇文邕从这个做法上获得了灵感，于是用三尺皂绢或罗，从前往后裹发。为方便起见，这个巾角要一分为四，“幞头一谓之‘四脚’，乃四带也。二带系脑后垂之；二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顶，故亦谓之‘折上巾’”。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故事一》中所说的幞头，是唐时才有的名称，在北周时它被称作“帕头”。
暂时撇去宇文邕的历史功绩不谈，仅仅是作为流行千余年的幞头雏形的发明者，他的名字都值得被后世铭记。
刚刚说的鲜卑帽，是不能遮蔽主人面容的，那时非常流行的一种羃离，在这方面则严实得多。《新唐书·车服志》中说：“妇人初施羃离以蔽身……”羃离类似现今的方巾，材料为缯帛，用以遮蔽全身，原为胡服，隋唐之世妇女作为蔽体。
直到唐高宗永徽年开始，“薄纱掩至颈”的帷帽才代替了羃离。回顾历史，正是在羃离的掩饰下，隋末李密才能“著妇人衣，戴羃离，藏刀裙下”，搞成偷袭；汉王杨谅才能“使兵士服妇人服，戴羃离”，酿出兵乱。
不过呀，羃离自从男人们骑马时遮挡风沙的功用中退化下来，主要还是作为北朝贵妇们外出遮蔽形体的服饰，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帽的概念。
当年，秦王杨俊特地给王妃郑氏做了一顶七宝羃离，以大秀恩爱。想象一下或红或紫的绢罗面纱，再想象一下珠翠琳琅的耀目光泽，这自然比李密、杨谅所带来的杀戮之气，来得赏心悦目多了。
小贴士
【乌纱帽的发明者】据说，乌纱帽的形制，来源于南朝宋建安王刘休仁。当时，他将黑纱四边抽扎起来，做成一顶小帽，戴在头上出门溜达。很快，乌纱帽便掀起了时尚浪潮。不过，自从马王堆汉墓被发掘，考古人员发现了状如泳帽的乌纱帽后，这个说法几乎可以推翻了。
【乌纱帽的意味】乌纱帽发展到隋朝，具有比较明确的官服的意味，但是民间仍可穿戴，隋文帝杨坚也很喜欢。直到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三年明文规定，文武官员必须在公开场合戴乌纱帽、穿圆领衫、束腰带，乌纱帽才真正成为官员的独有标志。因此，用“乌纱帽”来代指官位，也就成了习惯。“丢掉乌纱帽”自然也具有“削职为民”的概念了。
第二节 上有冠，下无履
在《离骚》中，屈原有个经典动作，是“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因此，其峨冠博带，长剑在手而四顾茫然，忧悒地伫于江畔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早在黄帝垂裳制天下之时，冠就已经产生了。因着“峨冠博带”一词已成为华夏衣冠的代称，男子冠礼（女子笄礼）又是汉民族的成人礼，所以如果要在首服中挑选一种最具代表性的，一定是冠。
男子二十弱冠，士人用冠，庶人戴巾。相对来说，冠的流行比巾的普及要早一些，主要集中在先秦和两汉时期。作为身份的象征，冠无疑是被纳入了礼法体系之中，故此，当冠而不冠便是一种“非礼”，至少会受到舆论的炮轰。所以，子路坚决要保持衣冠完整，并为此“结缨而死”，并不是傻啦吧唧的行为。
巾和帽较为接近，在汉末时已流行到文人武士都以之为燕居雅尚的程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风气也仍然存在，可是，在正式场合，需要庄重氛围的情况下，士人官员们都会依照规矩戴上一顶适用的冠（包括冕），用来与合宜的礼服（衮服）或公服相搭配。
冠的种类是极多的，先来说说皇帝所用的通天冠和远游冠。
从用途上来说，前者是在朝会时所用；后者则不然，并且皇太子和宗室诸王，也有资格用它，且用得更多。再从形制上来说，前者形如山，“高九寸，正竖，顶少斜却，乃直下，铁为卷梁，前有展筩，冠前加金博山述”（《晋书·舆服志》），冠前的金博山十分醒目；后者形制与之相似，但一般无金博山，仅有展筩（两侧和中间透空的锐角斜俎形）而已——南朝梁太子萧统大婚时倒是特例，不过，依照梁武帝“过分”重视亲情的习惯，这个似乎并不难理解。
顺带说一下西晋时皇帝的冕，它们由冕板、冕旒、冠圈、玉笄、充耳等部件组成，皇帝一戴上去，甭管长成啥样的，都自然被装点出了一派慑人的贵气。冕旒的质地，每个朝代都不尽相同。
比如，三国和西晋的冕旒打破汉制，用珊瑚珠；东晋则先后用过翡翠珊瑚杂珠和白璇珠。此外，宇文邕本来很有希望统一南北方，哪知天不假年，其继任者宣武帝宇文赟又是个难得一见的逆子，不仅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还封了五个皇后，增多了一倍冕旒。
好了，宇文赟蹦跶的时间并不长，这些荒唐的制度维持得也不久，但是北周王朝由此迅速陨落，很快为隋所替，想想他宇文邕的宏图伟业，真是让人不得不唏嘘怅惘。
说罢通天冠和远游冠，再来看看进贤冠。它是文官的主要冠饰，但五梁的那种是属于皇帝专用的，其余人等，分别由三梁、二梁、一梁的进贤冠来区分等级。这样一来，谁是三公侯爵，谁是诸卿大夫，谁是低等文官，一目了然。进贤冠自从诞生以来，形制一直都有变化。
文官戴进贤冠，武官和皇帝的侍臣则要戴武冠。
武冠又名武弁、笼冠，根据《晋书·舆服志》的记载，侍中和散骑常侍的武冠上，要加金珰，附蝉翼一般的纱料，插以貂毛，并且前者要插黄金竿在左，后者要插黄金竿在右。正因武冠上有貂有蝉，便有了以“貂蝉”指侍臣所用冠饰的代称。
有关于此，最有名的一个掌故莫过于“貂不足，狗尾续”。这说的是，西晋“八王之乱”中的一个临时获胜者赵王司马伦，在篡位为帝（仅四个月）后，每逢朝会时冠饰貂蝉——夹杂了狗尾巴——之人不可胜数。这是为何？因为司马伦滥加封赏呗，“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这貂尾能够用吗？
值得注意的是，武官所用的武冠，也是可以插貂毛的，但却不加黄金竿。守卫皇宫殿门的卫士，一般不戴武冠，樊哙冠、却敌冠都是他们专有的冠饰。一听樊哙冠的名儿，便不难想象这名儿有着对樊哙表达敬意、鼓震卫士们勇武之气的目的——当年樊哙以布包铁盾戴头上，最后救出了主公，的确可钦可佩。这却敌冠呢，“前高四寸，通长四寸，后高三寸”，样子和进贤冠有些相似。
要戴冠，其讲究比戴巾帽复杂得多。
首先，他们得用帻也就是头巾包裹头部。其中，文官所用之帻较长，称为“介帻”；武冠所用之帻较短，名之为“平上帻”。
加冠时，笄或簪都是要用的，起到固发的作用。很显然，单用笄簪的法子肯定不够稳妥，先前说过的子路“结缨而死”的那个缨，便是在冠圈两旁的丝绳。着冠者可以用丝绳在颔下打结，打结后垂下的部分，便叫作（纟委）。
正因为簪缨为维持冠饰的重要部件，因此一直以来都可代指高官显宦，如果一个人家里接连几代这样下来，就成了仕宦之家，被人们称为“世代簪缨”。
南朝宋诗人鲍照说，“冠盖纵横至，车骑四方来。素带曳长飙，华缨结远埃”（《代放歌行》），当年簪缨贵族们的排场和风度恍在眼前，令人不觉间已是浮想联翩，为之沉醉。
魏晋南北朝时，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大碰撞，反而令其在衣冠上，上承汉晋下启隋唐，别有一番意义。回首史籍，“峨冠博带，风流相放”的情致，令人神往不已。
冠饰的讲究不少，而脚上的规矩也挺多，从头到脚的事，其实都得格外经心。但凡古人相见，几乎都是脱掉鞋子再入席的，这便是起码的规矩。此规矩不但是出于人们席地而坐，须得保持室内洁净的原因，也意味着尊重和礼貌，延展至正式的朝圣和祭祀场合，自然更加不能例外。按照礼制，掾吏面见丞相，也必须去履跣足。
汉末时，蔡文姬最后一个丈夫董祀在做屯田都尉时，犯法当死。文姬急匆匆地去求情时，就是一副“蓬首徒行，叩头请罪”的样子，曹操为其免罪后，怕她着凉，便赐以头巾履袜。
东晋时，谢玄在夏夜脱履而眠，到了第二天早上，谢安突然造访，时间这么紧急，谢玄穿外衣都有些来不及，遂光着脚丫子跑出屋外，忙不迭地请安。结果谢安对他侄儿打趣道：“汝可谓‘前倨而后恭’。”很显然，入室脱履，也是魏晋南北朝的时俗。
要说不须脱履的情况，肯定也是有的。比如在汉朝时，萧何就有“剑履上殿”的资格。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权臣一旦加以九锡（九种礼器，一般唯天子可用），为表特殊身份，皇帝也会特许他们“剑履上殿，赞拜不名”。桓温一生心心念念要一套九锡，但终于被谢安给拖死了，这对他本人来说的确是个大遗憾了。
《三国演义》中说“董卓为相国，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威福莫比”，除了反映其所获之优遇以外，也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威福莫比”可不是什么好词儿。
这种优渥的待遇，到了唐末以后便不存在了，因为时移世易，这时除祭祀以外，百官入朝，都会穿履着靴，不必以脱履的形式表达对君王的敬意。印象中，唐末朱温在篡位之前曾得到“剑履上殿”的待遇，之后史籍中没看见过这样的记录。
履，最初被称为“屦”，“舄”也是它的别称。根据西晋崔豹的《古今注》，“舄，以木置履下，干腊不畏泥湿也”，舄除了泛指一般性的鞋，更可专指木底的鞋。从这一点来说，魏晋南朝人所穿的木屐就跟这个较为接近了，当然，木屐整个儿都是“以木为之”的，“施两齿，可以践泥”，是木屐极为方便之处。
先前已说过谢灵运对木屐的改造，还有一个极为有名的小故事，与他的长辈谢安有关。那会儿，谢安在听闻晋军在淝水之战中大败前秦的捷报时，先是淡定地与客人下棋，没啥反应，直到下完了棋送走客人，他才欢喜得一跃入内，一不留神竟把屐齿都磕断了。
每读至此，都觉得谢安这个从容始终的男子，反而因此多了几分轻悦可爱之气。
因为气候和习惯等原因，与此同时，北人自然是不会穿木屐的，他们穿的是靴。这种皮质的长筒鞋，不仅用于日常生活中，也用于军队行伍间。可以说，上有鲜卑帽，身有圆领缺骻袍（衣身两侧开衩），下有长筒靴，便是北人的典型形象。
小贴士
【剑履上殿】剑履上殿，是说穿鞋佩剑直入殿堂。与之同时被御赐的，一般是“赞拜不名、入朝不趋”的资格，前者是说臣子面君时，赞礼的人不直呼其姓名，只称官职；后者是说臣子入朝不必以急步而行表示恭敬。古代获得这些殊遇的人，大致有曹操、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王导桓温、尔朱荣、高欢、宇文泰、李渊、朱温等人。
【袜子】如曹植《洛神赋》中“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的描写，丝织的袜子即罗袜已经产生了，但在此时期，袜子以麻布、帛、熟皮等为主料，且上有系带。时人在室内一般只穿袜子，但在江南等气温较高之地，人们更愿意赤足居家。
第三节 当褒衣博带，遇上胡服劲装
鲁迅在《孔乙己》中，描述孔乙己“是唯一一个穿长衫，站着喝酒的读书人”。这句话当然不是闲言，举凡长衫者皆有相当的身份地位，岂能如着短衫的下等人一样站着喝酒。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寻常百姓、士大夫、皇族宗室也都各有各的穿衣规范。
旧时王谢堂前燕，不历沧海桑田，是不会飞入寻常百姓家去的。在魏晋的屋檐之下，当短衣百姓还在田间劳作时，士大夫们的生活，却已是佳话频生，引人遐想。
话说，王献之的墨宝向来都为时人所重，有一位少年思而不得，正在苦恼之时，突然从别处得到了灵感，于是，便穿上一件精致的白纱长外衣，前往拜会。见到这情形，王献之激动不已，就跟他老爸看见带给他艺术灵感的白鹅一样，两眼放光。
脱下纱衣，任其纵笔恣意。一时间，竟“草正诸体悉备”，延至双袖、衣缘。少年看得心花怒放，脑子一热抢了就跑，却没想到，争抢中他只得了一只袖子——好东西见者有份，何况一人腿短，数人腿长，您想一人独吞，门都没有。
要说这少年从哪儿得知王献之喜欢白纱衣的呢，还得来看《宋书》中的一段记载：“（羊）欣时年十二，时王献之为吴兴太守，甚知爱之。献之尝夏月入县，欣著新绢裙昼寝，献之书裙数幅而去。欣本工书，因此弥善。”
看看，这风度，这格调，真是惬意得很呐。
暂抛此事不谈，光来看这少年的白纱衣。您想啊，王献之能在那上面挥洒墨意，想必其面料所用不少，由此不难想见，传说中魏晋褒衣博带的时俗。在《宋书·周朗传》中，曾提到传主“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裾之长，可分为二”。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贵族们出行时，往往是平展双臂由人搀扶，裙裾奇长由人携提，身周的随从们，还带着各式器具。相信大家都感觉到了，这样出行虽说气场足了，但难道不累赘吗？实际上啊，当时魏晋南朝的那些贵族们，平时所穿的官服不是这样的。
先说说祭祀。在这种正式场合，皇帝穿的是“衣画而衣裳绣，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之象，凡十二章”上衣下裳的衮服，诸王及三公九卿陪同在旁，也要身着衮服，只是呢，如《晋书》中所载，为了区分其间，从魏明帝曹叡时起，就兴起了“天子服刺绣文，公卿服织成文”的规矩，这也就是说，臣子们的衮服只能用织锦花纹。
在朝会和其他场合，皇帝一般穿袍服，多为绛色，青、赤、黄、白、黑色的纱袍，被视为杂服，根据不同场合、不同需要去穿戴。皇帝有五色纱袍，大臣们也是有的，具体的做法却是随时序而变——春则青，夏则朱，季夏则黄，秋则白，冬则皂（无亮光的黑色）。
要注意的是，这么讲究的穿法，主要还是对上层官员来说，而且到了南朝宋时，地位低的官员可以只备一色的朝服，不用当“变色龙”。
此外，五色朝服虽在，但臣子们多爱朱服，并不全然照做，于是在文官队列中，渐渐形成风气。中国人向来爱用借代手法，一来二去的，“朱衣”就成了文官的代称，并对后世影响深远。到了南朝梁初期，便连皇太子和诸王都只穿朱衣上朝，可见时移世易，风尚也随之而变的常理。
我们都知道，明朝对服饰礼仪，是有不少讲究的，稍不留神就容易僭越招祸。而服饰礼仪逐渐法律化，其实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比如，官员坐堂办公须穿官服，民间也不可随意制作奇装异服。再如，《晋令·服制令》中对二品以上官员，才可配饰如山鹿、白豽、游毛狐等珍罕禁物这样的条例，也是很严格地做过规定。
总的来说，魏晋南朝男子的服饰呈现交领衣长、袖根窄袖口宽的特点，贵族女子们则在衣长曳地之外，特意强调束腰之美。由于受到北朝的影响，她们一方面承袭秦汉遗俗，上身穿衫、袄、襦，下身穿裙子；另一方面，则大方地吸纳异族服饰元素，将女服款式做得上俭下丰，折裥裙也极为俏美，条纹间色一度成为时尚。
当然，由于劳作的原因，寻常百姓的服饰则是短、瘦、窄的，且一般用麻来织造，被唤作“白衣”。白衣自从成了平民的专属穿着后，五代时王定保又在《唐摭言》中说“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这之后，才有北宋柳永“风流才子占词场，真是白衣卿相”的自我标榜。
这可以说是在失意情状下的强作风流之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百姓们可不是什么尚未发迹的读书人，他们往往被贫困的生活绊住手脚，有时连裤子都没得穿。比如，东晋玄学家、训诂学家韩伯，其母殷氏在大寒时节刚为他做了袄子，却没有余钱再为他做夹裤了。
这时，韩伯年纪还小，殷氏让他帮拿熨斗，安慰他说以后再做夹裤，他却说，火在熨斗当中，熨斗柄已是热的，所以他只要穿了短袄，下身也同样会暖和起来。一个孝顺懂事，且长于思辨的孩子，日后果然长成了一个出类拔萃的才士。
在魏晋南朝上层流行褒衣博带的时候，北朝那边的服饰特点则可以“胡服劲装”一词来作概括。可能因为隋唐王朝的统治者，多数来源于西魏北周的关陇贵族，因此北朝衣冠较之南朝，更有“上承汉晋下启隋唐”的意义——当然，东魏北齐的服制也有遗存。
说及隋唐男子的装束，幞头、圆领衫、缺骻袍、革带和靴子，这可以算是一身标配了，而这种标配，就是来自于北朝。南宋理学家朱熹都在《朱子语类》中写道：“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属。先王冠服，扫地尽矣。中国衣冠之乱，自晋五胡，后来遂相承袭，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
言语之间，朱熹对此似乎是大为不满。数百年后的朱熹且如此，更不要说当时的南朝人士了。话说，在南朝梁天监年间，褚緭来到了北魏。原本宣武帝元恪还是有意重用他的，但这人参加了朝会后，却口出戏言激怒了大家，最后得到“出为始平太守”的“待遇”。他吟了一首诗，诗曰：“帽上著笼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
意思就是，你们魏朝学咱们汉人，能不能学全套啊？笼冠学咱们的，朱衣学咱们的，这很好，但是——你们的朝服样式，根本和我们不同，是在原来的裤褶的基础上改成的，这般不伦不类，真是笑煞老夫也！
这里暂且不评价褚緭的戏语和北魏人的自尊心，只说一说裤褶和北朝另外一种爆款——（衤两）裆。裤褶和（衤两）裆，是由战国时的胡服演变而来的样式。虽说它们本来主要作为戎装，用于北朝军队之中，但已慢慢流行于民间，成为便服了。
所谓“裤褶”，上衣为衣紧而窄，对襟而开长仅及膝的褶，下衣为用锦带截为几段，在膝盖处扎住裤管的缚裤。裤褶之上还有束腰，多用皮带，有的也用蹀躞带——在玉带板之下，可挂载小物件的玉带。
值得注意的是，胡服一般为左衽袍，也就是衣襟向左掩，与汉人的右衽截然不同，那么，汉人便从不用左衽袍吗？用，当然用，死人穿的上衣便是如此。所以，北朝服装的这个特点，也招来了南朝人的不少白眼。
所谓“（衤两）裆”，则是指一种用布帛缝制的，胸背各有一片的服装，大多数中有夹棉，利于保暖。在这一点上，后世的马甲倒与之极为相似。但不同的是，（衤两）裆上有皮制的搭襻，在肩部将胸背两片连缀起来，而且腰间还有一条皮带，马甲可不是这样的。
总的来说，北朝人衣裳分制的服装样式迥异于传统汉服，一时间不为南朝人所理解和接纳，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不过随着南北方融合程度的加强，慢慢地，褒衣博带、高冠大履和裤褶、（衤两）裆也不再泾渭分明。
在北齐杨子华的《北齐校书图》中，北齐的士大夫们正在进行“散发裸身之饮”，但他们这身头戴纱纶巾、身穿薄纱衫子里衬着“背背佳”（薄款（衤两）裆），外加白绢裙的行头，是颇有些魏晋风度的。
“（晋）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祼身之饮，对弄婢妾”，这样的放旷佻荡的模样，竟然也出现在北齐名画中，这自然是文化合流的一种表现了。
小贴士
【男人穿女装】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看脸的时代，不过，他们所崇尚的男性美，是近乎女性的阴柔之美。因此，诸如傅粉何郎之类的男子，不仅傅粉，还“行步顾影”“好服妇人之服”，这种风气在后世是很少出现的。
【铠甲】当时，铠甲的形制主要有三种：一是在东汉铠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筒袖铠，其特点是由鱼鳞纹甲片或龟背纹甲片穿缀成前后相接的身甲，当肩处有筒袖，同时，士兵们还需戴上护耳的兜鍪；二是形制与裆相似的（衤两）裆铠，要配合兜鍪和裤褶穿戴，其长条形或鱼鳞形锁甲的甲片，一般是用金属、皮革的材料，铠甲的里面往往衬有（衤两）裆衫；三是明光铠，因其被打磨得十分光亮，会在日光下反射出耀目的明光而得名，其质为金属，其形为圆形，位于胸背之处，至于形制，有的叠加于（衤两）裆之上，有的则与护肩、护膝一并穿戴。
第四节 步摇的前世今生
很多人都觉得，复姓比起单姓来，显得拉风许多。比如，“慕容”听起来格外悦耳。这个姓氏本出于鲜卑族。根据《三国志》和《晋书》的相关说法，当时“涉归为鲜卑单于，自云：‘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或云：‘冠步摇，音讹为慕容。’”
这个“或云”，根据《晋书·慕容廆载记》中“时燕代多冠步摇冠。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遂为慕容焉”的描述，不难想知，步摇冠是男女皆可戴的，这个和唐朝时“云鬓花颜金步摇”的女子专属发饰，完全不同。
步摇，与簪、钗这两类簪插饰物一样，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因其簪首上垂着流苏或坠子，行走起来，亦步亦摇，故有此名。此间，金制的步摇较为常见，所以，说起步摇来，人们脑里的第一印象，便是影视剧中龙凤造型，其上缀着明晃晃珠玉的金步摇。
但其实，步摇在古代并不一直是龙凤口中衔垂珠的样式。
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有了类似步摇的发饰。东汉郑玄对《周礼·天官冢宰》里“追师掌王后之首服”的相关记载，注解为“副之言覆，所以覆首为之饰，其遗象若今（指汉朝）之步摇矣，服之以从王祭祀”。可见，这种发饰最初是殷、周两朝王后礼服的配饰。
至于“步摇”之名，初见于文字，还是在战国宋玉的《讽赋》中。赋中的“垂珠步摇”，走到汉朝时，便有了“黄金为凤，下有邸，前有笄，缀五采玉以垂下，行则动摇”的新造型。
翻开《后汉书》和《西京杂记》，可以看见邓太后赐赏冯贵人以步摇，和赵合德为赵飞燕册后之礼送去“五色文玉环、同心七宝钗、黄金步摇、合欢圆珰”的记录，可见，即便到了汉朝，也不是任意一个嫔妃都有资格享用步摇。
及至魏晋南北朝时，这种情形就有些不同了。
您看，东吴末帝孙皓为了让宫女们都有金步摇可以服用，竟然弄得“工匠因缘偷盗，府藏为空”，蓦然间就把步摇从“神龛”上拉下来了。不过，“步摇、蔽髻，皆以禁物”，在两晋，从法令上来说，步摇也只限于后妃命妇才能服用，它还是对民妇说“NO”的。
接下来，南朝宋也是如此，并对此三令五申，限制极严。然而，在那个时代，政权更迭之频繁，有如家常便饭，因此，民间女子偶有服用，也未必真有人对此上纲上线。
已经出土的汉朝金步摇，上有葳蕤披垂的花叶、嘴衔圆形金叶的小鸟，模样十分可爱，这应该是供给贵妇们服用的。为了体现等级差别，汉朝皇后所用的步摇形制，自然还是要与之区别开来——以龙凤或六兽［熊、虎、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丰水中的大公牛神）］之形为主体，更能体现威仪。
在两晋时，皇后所用的步摇形制与之相似，依然是“八爵（雀）九华（花）”，但爵上的饰件略多一些。因着饰件繁复，晋朝的步摇又有“珠松”之称。接下来，整个南朝、北齐，以及隋朝也都沿袭晋制。
虽说各代的禁令不是太管用，但限于经济条件，步摇在那个大分裂时代不可能成为流行款，因而相关的诗文不多，但少归少，总还是有的。南朝梁文学家沈约的孙女沈满愿，就曾经作过一首《咏步摇花》。
珠华萦翡翠，宝叶间金琼。
剪荷不似制，为花如自生。
低枝拂绣领，微步动瑶瑛。
但令云髻插，蛾眉本易成。
诗歌很美，里边“宝叶”和“为花如自生”的描述尤其值得注意。
很幸运，我们能在《女史箴图》中，看见彼时贵妇们所用的步摇形制，两件一套垂插发前，底部的基座上有弯枝与摇叶。看见了吧，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步摇，是花枝悬缀摇叶样式的，这样式直到唐朝，才为系坠于簪钗上的新样式所替代，并印刻在今人的脑海里。
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时，官方是禁绝民妇使用步摇的，但是女人都是爱美的，她们对步摇的渴慕之心，倒是和今天的美眉的钻戒情结有得一比，于是，到了唐朝时，步摇就不可阻地飞入寻常百姓家了，宋朝的步摇还有“以银丝宛转，屈曲作花枝”的造型，较之从前又有了区别。
除了步摇，魏晋南北朝的女子们，还有不少的首饰可以簪戴。比如，金爵钗、花钿、玉珑璁。
“爵钗，钗头上施爵”，这种金爵钗，说的是上端制成雀形的金钗。曹植曾在《美女篇》中，形容一位采桑的女子，有着“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的打扮，极为美貌。为何在簪首制成雀形呢？因其在簪戴时，往往成对使用，想来应是继承了商周时代的笄簪制，隐有对爱情的期待之意。
西晋傅玄在《有女篇·艳歌行》中，写到一位“头安金步摇，耳系明月珰”的女子，这打扮已经很华美了，但她还同时有着“珠环约素腕，翠爵垂鲜光”的形象。什么是翠爵？就是说，为了让金爵钗看起来更有风韵，那上面还粘缀着些翠鸟的羽毛。我们都知道，点翠工艺是在明清时盛行的，而在此之前虽有却不常用，反而不如这粘缀之法。
再来说说花钿。
此花钿非彼花钿，不是指的女子们的额饰。南朝梁何逊在《咏照镜》中提到，“羽钗如可间，金钿畏相逼”，意思是说，花朵状的金钿形制较小，如果将一只金爵钗簪戴上来，只怕它会失了光彩。这并不是在说花钿不如金爵钗好看，而是在说它形制较小。
喜欢饰品的人大多知道，形制越小的物件，其工艺往往也越是讲究，这金制的花钿，一般做成六瓣形，其上所琢的细小金粟，是说形如小米一样的纹饰。晚唐温庭筠在《归国遥》中写道：“钿筐交胜金粟，越罗春水渌。”这里说的“钿筐”和“金粟”，都是装饰工艺，相比而言，金粟实在是一种远观难见但近看有韵的纹饰。
只是可惜，何逊笔下的这位少妇，先是“对影独含笑，看花时转侧”，再是画了茧眉、染了唇色，最后又簪戴了金爵钗和金花钿，却还是心情抑郁。这一切只因为“荡子行未归”，盛妆之下的她，也只能守着窗儿，“啼妆坐沾臆”了。
最后来说说玉珑璁。喜好诗词的人，一般都知道，有个词牌名就叫作“玉珑璁”，但这里说的玉珑璁，是一种以金银所制、上饰珠花的头箍——相当于今天的压发。试想一下，不同材质的珠花，精巧地布列于压发上，该是怎样一种极致之美呀！较为可惜的是，出土的玉珑璁十分罕见，目前我们也只能在想象中描摹它的倩影了。
除了以上所说的发饰，魏晋南北朝的女子们，也喜欢戴冠，像男人一样扎上包巾，甚至是直接戴上男子所用的笼冠。
其中，较为值得一提的，是莲花冠。
莲花冠，是一种由多重花瓣缀成莲花状的冠子。魏晋南北朝时，莲花因佛教的盛行，而被视为吉瑞圣洁之物。北魏年间，龙门石窟中的浮雕《帝后礼佛图》，雕刻的是孝文帝和文昭皇后，这是宣武帝元恪为长辈祈冥福表孝心，特意修建的。可惜的是，最后这工程只宾阳中洞修成了，并且还被盗卖至国外。
浮雕中，文昭皇后手里拈着香，以莲冠霞帔的形象出现，其后有两个同样头戴莲冠的贵妇。这便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时兴戴莲花冠的一个有力证据。
最流行戴冠子的，还是宋朝，而莲花冠自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流传下去，成为女子们喜爱的发饰之一，陪伴着她们，从青丝初绾，直至白发满头。
小贴士
【女子的发式】在此时期，女子的发式名目很多，比如飞天髻、灵蛇髻、云髻、盘桓髻、反绾髻、百花髻、涵烟髻、芙蓉髻、归真髻、凌云髻等。这里主要说说前三种。
飞天髻，是说集中头发于头顶，再分股绾成圆环，并呈耸立状的发式。这种发式在南朝宋时最为流行。
灵蛇髻的来源与蛇有关。据说，甄皇后在梳妆时，时常有一条绿色的小蛇，在她周围扭曲盘结，却不伤人。甄皇后认为它很有灵性，并从它盘结的姿态上获得灵感，以之为原型，梳成各种盘结状的发式。在梳灵蛇髻时，步骤如飞天发髻一般，只是形状上不同而已。相比而言，灵蛇髻的变化更多，新鲜感更甚于飞天髻，因此深得天子及后宫佳丽的喜爱。
云髻是流行于普通妇女之中的经典发饰，在梳发的时候，需要把髻发梳成薄薄一片，形如蝉翼一般，颇具飘逸之美。
【假髻】因魏晋南北朝时期，格外流行高髻，而一般人的头发，并不容易达到“鬒发如云，不屑髢也”的效果，于是只能用假髻。假髻一般要竖立于头顶并作前倾态，才能显出雍容之美。假髻主要有二，一是蔽髻，二是缓髻。前者，梳成之后，在其上还要插戴合乎等级规范的发饰。本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非万不得已，人们不愿意剪下头发去卖。于是，市面上假髻的价格，是十分高昂的。穷人家的女儿如有需用假髻，而无钱去置办之时，有可能会去邻家借用，这种风气兴起之后，被时人称之为“借头”。
第五节 傅粉施朱，不是女子的专利
由于乐府双璧家喻户晓，大家对《木兰辞》中“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这句应该印象深刻。仔细思来，魏晋南北朝时女子的妆容之所以较之前代更为绮艳动人，亮点主要在额头之上。
贴上花黄的妆容，被称为额黄妆，是当时北朝最为流行的一种妆容。要打造一个精致的额黄妆，除了可以用呵胶粘贴黄色材料剪出的薄片状饰物，还可以用“满额鹅黄金缕衣”的平涂法，涂满整个额头；或是用“额角轻黄细安”的半涂法，只涂额上一半。
准确说来，染画法出现得更早一些，是因为北朝寺院广布、石窟遍凿的风尚。正因冶金的佛像大有吉瑞之意，人们也乐于去进行效仿，染画黄色于额上。
接下来，之前提过的北周宣帝宇文赟，又莫名其妙地罢去了民间女子们搽粉施黛的资格，只允许她们作黄面墨妆的打扮，这无疑间也促成了额黄妆的流行。
那么，这种额黄妆在南朝是否流行呢？
南朝梁简文帝在《美女篇》里说：“约黄能效月，裁金巧作星。”但他又在《戏赠丽人》中道：“同安鬟里拔，异作额间黄。”从这个“异”字上，不难看出南朝人对涂抹方式的额黄妆，还不够有接纳度。事实上，贴花黄这种做法，也还不够流行，此情形直到北周与陈对峙时期，才慢慢有所改变。
到了隋唐时代，花黄逐渐为一般性的花钿所取代，而额间染黄的方式，较为夸张地延展至全脸，被时人称为“佛妆”，不过，汉人做此打扮的相对较少。
南朝这边，女子们那时并不怎么爱贴花黄，而是时兴一种名为“梅花妆”的妆容。据传，这妆容来源于宋武帝女寿阳公主。
在某个人日里，公主“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发现，三天以后，梅花虽被清洗了下来，但公主额上的梅花印儿，却盘桓不去。宫中女子羡慕之极，有的粘贴梅瓣，有的剪金箔粘于额上，这便有了梅花妆了。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梅花妆为代表的花钿，比起额黄妆来，只有剪的手法，其不同之处在于，花钿的颜色多样，形式也更为多变。值得注意的是，李商隐所写的“寿阳公主嫁时妆，八字宫眉捧额黄”，细究起来，不完全符合南朝宋的化妆风气，同时，此间提到的八字眉是始于汉，盛于中晚唐时期的眉式。
事实上，此时最为流行的眉式，主要是远山眉、蛾眉、连头眉等。
画眉，即扫眉。历代描写女子眉式的文句极多，我们不妨在此中去寻觅一下它的芳踪。先说说远山眉。西汉刘歆在《西京杂记》中，说“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美得不像话。这种眉式细长色淡，极为秀气，故此从汉代一直流传下来，经久不衰。
“螓首蛾眉，巧笑倩兮”，从《诗经·卫风·硕人》的记载看来，蛾眉产生的时间应该很久远了，南朝梁高爽在《咏镜》中写道：“初上凤皇墀，此镜照蛾眉。言照长相守，不照长相思。”这是在用蛾眉来代指美女。蛾眉名字的由来，是指眉式如蚕蛾触须那般细长弯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蛾眉相对较为自然，到了唐朝慢慢呈现出既阔且短的样子，所以又有“桂叶眉”的别称。
连头眉这个名字听着好听，但很可能会令如今的美眉大失所望了。北宋叶廷珪在《海录碎事》中解释道：“一画连心细长，谓‘连头眉’，又曰‘仙娥妆’。”这个连心细长，说的是什么，正是眉线细长，连接两头，只在眉心处似断似连的模样。
这连头眉，在魏武帝至南朝齐梁时期那叫一个流行，如果有人是天生长成这样，那必是吸引异性的一大法宝。
眉式从战国时的直眉、长眉、曲眉，到东汉时的广眉、愁眉，再到魏晋南北朝，每一样都为女子增色不少，带来独特的审美意趣。从上往下看，花钿或是额黄有了，符合时人审美的眉式也画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人们的面妆。
还是用擅写宫体诗的皇帝萧纲的诗，来引出“晓霞妆”的名字吧。在《艳歌篇十八韵》中，萧纲吟道：“分妆间浅靥，绕脸傅斜红。”这个斜红的来源，有两个版本，男主分别是三国时期的吴太子孙和与魏文帝曹丕；女主则是宠姬邓夫人与宫女薛夜来。有所不同的是细节，前者因误伤美人脸颊而造成了斑斑红点；后者呢，美人是自己不留神撞上了屏风，伤愈后留下两道疤痕。
总之，君王却因此觉得美人更为娇媚动人，于是乎，大家美才是真的美，没有红斑，没有红痕，咱自己画还不行吗？宫廷、民间立马兴起了丹脂点（或者画）颊之风。到了后来，美人眼角两旁月牙形的红痕，便叫作晓霞妆。面上所贴的花钿（与额上的花钿无本质区别）本来就很美了，加上晓霞妆来，萧纲所绘的诗境，便已宛在眼前了。
除了晓霞妆，魏晋南北朝时还流行过酒晕妆、桃花妆、飞霞妆和紫妆。敷粉后，将燕支（胭脂）调匀了涂抹两颊，色浓为酒晕妆，色浅则为桃花妆。飞霞妆很有意思，是将上妆顺序调换过来，先涂燕支再扑粉。至于紫妆，相传是曹丕宫中女子段巧笑，喜爱“锦衣系履，作紫粉拂面”而得名。
突然想到，如果晓霞妆的“版权”真属曹丕的话，段巧笑到底还是比不得薛夜来啊，因为紫妆的流传范围，可就没有晓霞妆那么广泛了。
可是，不管红妆也好，紫妆也罢，在那之下打底的妆粉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很有必要来说说魏晋南北朝的时尚达人们所用的妆粉。
一提起曹植，人们一般给他的标签是“才高八斗”和“志不得伸”，可真正仔细看看《三国志注》中的载录，也许还能多个“萌萌的”标签。
“时天暑热，（曹）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曹植）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在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植改封临淄侯，新任的临淄侯文学徐干正好是曹植仰慕已久的。
那天天热，曹植先请对方入座，自己则唱曲洗澡，傅粉跳舞，抛弄了弹丸，挥舞了佩剑，诵读了俳优小说，才好生穿衣戴帽，与他评说圣贤文章。曹植的举动的确率性可爱，但有个细节大家注意到了吗？傅粉。
没错，我们说的是女子化妆，但在魏晋南北朝时，不独女子热衷于傅粉施朱、打扮自己，男子也很爱如此。除了这个典型例子，曹操的干儿子何晏，也是以傅粉美容著称的——当然啦，人家“美姿仪，面至白”，本来就很美。
因为何晏先天就又白又美，因此“傅粉何郎”的典故，也流传了下来。晚唐五代韦庄在《白牡丹》一诗中，更是用“陌上须惭傅粉郎”来形容新妆少妇之美。其实，谁都没见过谁，韦庄之所以这么比较，还是因为在他看来，魏晋南北朝时男子之美，足以与女子相较，不是吗？
其实，在两汉时期，男子化妆会被视为妖异的现象。司马迁、班固等人著史时，便将皇帝身边那些傅粉的“异类们”列入了《佞幸列传》。班固写广川王刘越，便用调侃的笔调，说“望卿袒裼傅粉其旁”，言下之意似乎是——你你你，你就是个奇葩。
想象一下，班固要是来到魏晋南北朝，发现时下大家不仅不反感男子化妆，还对此极为欣赏甚至推崇，估计会吓一大跳。可能有人要问了，这时的男子傅粉后，还打胭脂不？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只要你喜欢打，绝对没人拦着。
其实古人们对于男子们热衷打扮的时尚，大多数时候是持否定态度，甚或觉得他们太过阴柔，与那“肤柔骨脆”的模样一样令人讨厌，但我想，而今男士用洗面奶、香水来修饰仪容，都已成为时尚，我们又为何不能对古人的审美情趣，稍微宽容一些呢？
小贴士
【米粉】《中华古今注》中说：“自三代以铅为粉。”古人使用妆粉由来已久。《采兰杂志》中又说：“黄帝炼成金丹，炼余之药，汞红于赤霞，铅白于素雪。宫人以汞点唇则唇朱，以铅傅面则面白，洗之，不复落矣。”此处可为佐证。不过，铅粉使用过量，对肌肤无疑是有损害的。
北魏时，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五》中提到了米粉的制法。翻译成现代文，这个步骤大致是：选米（首选粱米，次选粟米）——研磨成粉状——在木槽中淘洗，直至水色变清——浸米粉于冷水中，时间越长越好——淘去粉中的醋气——在砂盆中研磨米粉，使之成浆——将干掉的米浆制成粉饼，只留粉英（中心雪白光润的部分）——将粉英切成薄片晒透——揉碎成粉末。
还有一种流行的做法，是把丁香粉与之一道混制为香粉，用来擦身。
【嘿唇】南朝梁徐勉在《迎客曲》中吟道：“罗丝管，舒舞席，敛袖嘿唇迎上客。”这里说的“嘿唇”，为魏晋南北朝女子的一种特殊的唇妆。这时期的唇妆，一般沿袭汉制，以丹脂点唇，称之为“朱唇”。从宫中流传出的嘿唇，后来风靡一时。其状以乌膏染唇，状如悲啼，显得极为特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