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激烈动荡的年代。1930年4月，上海中西探捕包围电力工人俱乐部，搜捕了正在筹备罢工的工人领袖16人，又拘捕了商务印书馆的工人，还同时拘捕了制茶工人42人，封闭了制茶工会。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起侵略的九、一八事件也发生在那一年。而彼时的吴觉农，已过了而立之年，他已经三十一岁了，留学日本时下的一生事茶的决心，依旧还没有着落，做过几件与茶有关的尝试，也都没有着落，现在，屈指算来，归国已经七年了，在农业范围之内，倒是有几次机遇来敲打过他的门。
依赖英美国家和依靠江浙财团支持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得到了暂的稳定，上海也出现了暂时的繁华景象。当时的上海特别市政府社会局长是潘公展，正在筹备上海园林试验场，便相中了吴觉农这个人才。
说起来，园林与茶业，其实相距甚远，但都是绿色的，都从地上长出来，大概潘公展觉得是可以触类旁通的吧。在征得了吴觉农的同意之后，他立刻就任命吴觉农当了试验场的场长。吴觉农用了一年多时间，将试验场建得初具规模，园林场院位于浦东，靠近吴淞口，林木扶疏，郁郁葱葱，直到抗战前，每年菊花开放时节，都举行花展，配合划艇比赛等节目，是一个游人常去的地方。
1929年，当时的浙江省建设厅长程振钧，十分重视农业改良，还专门成立了筹建农业银行合作事业的管理室。这个管理室需要训练一批搞合作事业的工作人员，由于吴觉农曾写过合作事业的文章，于是商得上海特别市政府社会局的同意，把吴觉农作为专门的人才挖了过去，借调吴觉农到浙江建设厅视兼合作事业室主任。二十年代末，当时蔡元培在浙江省政府付委员等职，和马寅初、蒋梦麟、谭熙鸿、许叔玑、许宝驹、王昆仑等，形成了“北大派”，想从办实业、办教育着手，使浙江的经济文化有所发展和改善，但蒋介石派张静江来浙江主持政务，“北大派”也就陆续离开浙江，合作事业半途而废。
此时的吴觉农对农民问题依旧保持着高度的热情，依旧连续不断地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总总关于农民问题的文章，比如当年《社会月刊》的第一卷第5号就发表了《救救农民的一条康庄大道》，而《中华农学会报》第71期上则发表了《浙江农业的特性与合作运动》。文中他引用了浙江、全国以至国外的许多事例，来说明农业发展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还引用了查理季特彭在《农业合作》序言中的一段话：我祝愿新中国不要过于醉心工业化，而保持她的对于土地之爱。人类如欲得幸福，与其向工厂与矿穴去寻求，毋宁在大块之下田野之中去觅取。
当时的吴觉农，依然认为，在现成的体制之下还是可以进行农村改良运动的，他的立意始终在建设。
与此同时，一件同吴觉农个人、也同茶叶事业密切相关的大事情发生了。正是在那一年，上海商品检验局成立，不久之后，吴觉农就被局长邹秉文召见了。
上海商品检验局与邹秉文，是吴觉农晚年不止一次回忆的往事与人物，上海商品检验局设置的茶叶检验课，给了吴觉农在华茶事业上干出一番成就的第一个大平台。
邹秉文是作为中国著名农学家和农业教育家而闻名于世的，他比吴觉农大四岁，原籍江苏吴县，十五岁那年赴北京求学，1910年赴美留学，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补取为清华留美官费生。
邹秉文和吴觉农是同时代人，他们面临同样的时代风云。正值列强入侵，国内政治腐败，中国广大的农村处在极度凋敝之中。邹秉文出国之后接触到国外先进的科学教育与农业经济，两相对比，深感欲振兴中华，首赖农业，乃决心考入以农科见长的美国康乃尔大学。1915年毕业之后，他在该校的研究生院继续攻读植物病理学，并与同学任鸿隽、杨杏佛和茅以升等组织成中国科学社，开始宣传先进科学和技术。
作为一个信奉科学救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外留学六年以后，邹秉文终于觉得自己可以为祖国服务了。1916年他学成回国，应聘在南京金陵大学农林科，任植物学与植物病理学教授，从此开始他的农学教育生涯。1929年初，他建立了旧中国第一个不受帝国主义国家干预摆弄、且能自主地对进出口商品应用科学方法进行检验的机构。
当时的南京政府工商部（后改为实业部）之所以要成立这样一个机构，起因是由于中国几种传统农产品诸如棉花、茶叶、牲畜、生丝等，在出口时华商与洋商之间的争议越来越多，经常发生退货、拒收等纠纷，因此，当时无论华商还是洋商，都很希望在出口港口能够成立一个检验机构，来予以品质鉴定、公证和仲裁。工商部就看中了当时也不过是三十多岁的邹秉文。邹秉文也不愧为大手笔，还没上任就先到日本跑了一圈，不仅搬来了日本有关检验的政策、法规和办法，还同时购买了日本各种检验仪器。他可不管工商部给他拨了多少钱，购买的仪器价值远远超过了工商站的标准。好在他有本事争得到了工商部的同意，又向银行借了数万元，承诺在以后所收的检验费中陆续归还。这样一来，上海商品检验局的规模一开始就相当齐备，是个能够让人干事业的地方。
上海商检局起初的地址设在九江路，不久后移到了汉口路外滩江汉关大楼，再往下，又移到了博物院路十五号，然后又移到了圆明园路。在那里办公一段时间，北苏州路的四行大楼建成，商品检验局又移到了那里。这个大楼一度是非常知名的，因为淞沪抗战时十九路军的一部分孤军苦守在这座大楼里。当时有一位姓杨的女章子军穿过火线，还向孤军授赠了国旗，一时传为激励士气的佳话。
邹秉文当了局长，蔡元培的儿子蔡无忌当了副局长，他是个留法的兽医专家，曾亲口用调侃的口吻对吴觉农说，他之所以学了兽医，是因为父亲蔡元培先生长期办教育，是一个培养人的人。蔡元培认为，蔡无忌的才能，不可能作为一个培养人的人，所以就让他去学作一个“培养”兽的人。二位局长，一个开拓一个守成，把个商检局办得有声有色。
商验伊始，先就拿棉花作试点，接下去茶叶检验也该同时进行了。邹秉文相中吴觉农。因为吴觉农在中华农学会总干事的关系，邹秉文这个人事业心极强，用人从来不问亲疏，只注重个人的专长。
吴觉农对邹秉文说：“茶叶是我国大宗出口产品，茶叶生产在我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产品又遍布东南、中南、西南等十五个省份。饮用习惯更是普及到了全国的各个阶层。唐代以前，中国的茶叶就逐渐成为对外贸易的交换物资，到1886年时，我们中国的茶叶输出曾经到了1，341，012公担的最高纪录。但此后就开始逐年地下降。到了1920年，竟然降到了185，012公担的水平线上。查一查主要原因，其实可说一目了然：外受印度、锡兰等国家的外销茶叶的竞争，内因我国茶叶产、制墨守陈规，品质早已不能适应国外消费者的需要。商人又从中掺假作伪，因此丧失了国际信誉。再加上捐税过重，成本增加，从而导致了茶叶输出日减。”
邹秉文听了这话，真有如获至宝的感觉，当下就说：“觉农兄，我要的就是你，我就认准你了，你赶快来上班吧，我任命你为我们商检局的技正，主要负责茶叶检验这一块。”
吴觉农在心里下了到上海商品检验局来工作的打算，但一个特殊原因却让他推迟了上班，他对不合理的工薪制度十分反感。原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特别吃学历上的这样一种流行看法，把留学生也分成了三六九等。其中留美的留学生是最吃香的，其次就是留欧的了，最后才轮到最近的国家留日本的学生。至于国内大学生，那地位就更加低了，就算是垫底了。结果上海商品检验局就对高级职员拉出了这样一张薪水单子：留美的，三百元；留欧的，二百五十元；留日的，二百元，国内大学生最倒霉，只有一百元。
即使国内大学生的这样一个薪水标准，在当时的社会上，依然是很高的，但不按人的实际水平与贡献，只按留学在哪个国家，这种标准本来就是不公平的。虽然如此，为了那份过得去的薪水，绝大多数人也就顾不得什么公平不公平了，只要能够进入这样的机构，就是上上大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