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胡麦克斯工厂的工人们！
一个男人被起名为“约翰”，可能因为“约翰”是他父亲的名字；一座小镇被命名为“达特茅斯”，可能是因为“达特茅斯”位于达特河的河口。但是“约翰”这个名字，字面上并没有父子同名之意；同理，所有叫“达特茅斯”的地方不一定都位于达特河河口。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在世界上所有站在台后高声吆喝的拍卖师里，我，是最棒的。但是因为我为人谨慎小心，人们对此事一无所知。我叫古斯塔沃·桑切斯·桑切斯，但是大家亲切地叫我高速路。喝完两杯朗姆酒后，我能模仿珍妮丝·贾普林。我能解读中餐馆幸运饼干里的字条。我还能像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一样，让一枚鸡蛋立在桌子上不倒。我能用日语数到八：いち，に，さん，し，ご，ろく，しち，はち。我还会仰泳。
这，是一部关于我牙齿的故事：一部关于我这些收藏品、它们独有的名字和它们经回收后焕然重生的作品。像其他所有故事一样，我的故事有开端、中间和结尾。就像是我的一位朋友所说的那样，故事剩下的部分是文学，有比喻、夸张、省略、寓言和迂回。讲完故事后，我不知道我将会面对什么：也许是耻辱，死亡，也许最终还会有身后名。但到时候肯定轮不到我以第一人称来作何评论。因为若是真等到那一天，我已经死了：一个幸福满足、惹人嫉妒的死人。
有些人有运气，有些人有魅力。而我呢，运气和魅力都有那么一点点。我的叔叔梭伦·桑切斯·富恩特斯是个贩卖意大利高级领带的售货员。他常说：“美貌、权力和过早获得的成功等等都是过眼云烟。对于拥有它们的人们来说，它们是压在肩上的负担。一想到要失去它们，只有极少数的人能承担这份苦楚。”我倒是没有被这种焦虑所折磨，因为我身上没有任何易逝的优点。我从叔叔身上继承了他的人格魅力，还有一条雅致的领带。据他说，领带是男人这一生成长为贵族的唯一必需品。
我生在美丽的风城帕丘卡。出生的时候，我已长有四颗乳牙，从头到脚盖了一层细密的黑色汗毛。我外表丑陋，但倒觉得庆幸。就像我舅舅欧里庇得斯·洛佩兹·桑切斯常说的那样，丑外表炼就好性格。当爸爸第一次看到我，他坚决认为刚刚生产完的妈妈把他的亲生儿子藏到别的屋去了。他使出浑身解数，讹诈、恫吓、耍他那一套官僚作风，目的就是为了把我塞回给那位把我交给他的接生护士。妈妈则和爸爸截然不同：她第一眼看到我，便将我紧紧搂在怀中；那个小小的我，皮肤通红，肚子鼓鼓，像个躲在壳里的河蚌般在襁褓中瑟瑟发抖。妈妈早已学会接受命运中的各种龌龊与肮脏之事。爸爸则不然。
护士和我父母解释道，婴儿生下来就带着四颗乳牙在我们国家很少见，但是在其他种族还算常见。这种情况在医学上被称为“先天性出龈乳牙”。
“比如说什么种族呢？”我父亲问道，语气透着抵触。
“确切地说是白种人，先生。”护士回答道。
“但是这孩子皮肤黑得跟煤油似的。”父亲反驳道。
“桑切斯先生，遗传这门科学，背后充满了神灵。”
护士的最后一句话估计是起了安慰作用，或是吓到了父亲。他勉为其难地将我抱回家。我身上裹着厚厚的绒布毯子，严严实实像个塔可卷。
几个月后，我们一家搬到埃卡特佩克。妈妈替别的人家打扫卫生，而爸爸什么都不干，连指甲他都不肯清洁。他那黑黑的指甲盖长得厚实粗糙，修剪则用牙齿啃。爸爸咬指甲这个习惯并不是因为焦虑，而是他这人游手好闲并且自以为是。我在桌子上写作业时，他会瘫坐在天鹅绒绿扶手椅上，面对着电风扇，细细研究他的指甲，默不作声。椅子是邻居胡里奥·科塔萨尔留给我们的。他生前住在4A，死于破伤风。当科塔萨尔的孩子们来取遗物时，他们将那只名为“准则”的金刚鹦鹉托付给我们。但是没过几个星期，鹦鹉准则也死了，我觉得是因为悲伤过度。还有就是那把绿色的天鹅绒扶手椅。自从得到这把椅子后，爸爸便懒洋洋地在那儿坐一下午，精神恍惚：看看天花板上的潮斑，听听收音机里的教育频道，啃啃指甲，一个指头接一个指头。
他每次都从小拇指啃起。他先用正中的两颗上下门牙咬住指甲一角，扯开一个小缺口，然后一下子将多余的半圈指甲撕下来。咬下来之后，他会把它含在嘴里玩一会儿，在舌头里卷成个小塔可卷，然后噗地一下吐出来：被他吐出来的指甲在空中飞呀飞，啪的一声落在我的作业本上。大街上的狗儿们嗷嗷叫，而我呢，看着这瓣没有了生命、脏兮兮的指甲，躺在离笔尖只有几毫米的地方。我在指甲周围画一个圈，然后继续在圈子四周抄抄写写，保证不碰到它。爸爸的指甲犹如一颗颗被电风扇助推来的小陨石，不停地空降到我的斯克莱伯牌宽格作业本上：无名指的，中指的，食指的，最后是大拇指的；然后另一只手的指甲再来个遍。为了不破坏这些飞来污物砸出的小陨石坑，我在纸上小心翼翼地规划布局避开它们，让写下的字沿着圆圈绕道而行。写完作业后，我会把指甲搓成一小堆，把它们放在裤兜里保管好。然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把这些污物放在枕头底下的纸信封里。我这些收藏品的数量日渐庞大。等我长大之后算了算，我居然收集了好几个信封的指甲。童年的回忆，先说到这儿。
爸爸牙掉光了，指甲没了，脸也消失了：我们在两年前将他的遗体火化。遵照他的遗愿，我和妈妈将他的骨灰撒在阿卡普尔科港。一年后妈妈也去世了。我把她埋在了她死去的兄弟姐妹旁，埋在了美丽的风城帕丘卡。我每个月都会挑周日去看看她。周日，风城总是闷热无风，总是下着雨。
但我从来都没有走进过墓地。因为那里有很多花，我对花粉过敏。我在离墓地不远的公交车站下车。车站建在一片美丽的安全岛上，伫立着几个真实比例的恐龙雕塑作为装饰。我在那里停下脚步，身边围绕着玻璃纤维质地的巨兽。我淋着雨，诵着祷告，直到双脚肿到麻木，人也精疲力竭。之后，我穿过街道，小心翼翼地跃过水坑。水坑圆圆的，犹如童年作业本上那一个个陨石坑。过了街，我等着载我回火车站的公交车。
我人生中第一份工作的地点，是位于油街和铁街交叉路口的鲁文·达里奥家的报亭。那时候我八岁，乳牙已经全部掉光了。嘴里长出了新牙，横七竖八地长着，每颗都有铲子那么宽。
鲁文·达里奥的妻子名叫蓝。虽然比我大二十多岁，但她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位好朋友。鲁文·达里奥常年将蓝锁在家中。每到上午十一点，他会让我带着一串钥匙去他家里看看蓝在做些什么，看看她需要从街上买些什么。
每次一进门，我都看见蓝衣不遮体地躺在床上与乌纳穆诺先生翻云覆雨。这位乌纳穆诺先生是个老色鬼，在电台的教育频道主持某档节目。节目历来以这句话作为开场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乌纳穆诺。本人有适度消沉的意志，打动人心的折中态度，情感饱满的左派倾向。”缺心眼儿。
当我走进达里奥家门时，乌纳穆诺先生吓得一跃而起，套上那件满是咖啡渍的衬衫，笨手笨脚地拉起裤子拉链。我低头看着地面，有时候斜眼看看蓝：蓝继续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手指在半裸的肚皮上游走。乌纳穆诺穿好衣服戴好眼镜后走到我面前，用手掌啪地扇了我的脑门。
“你个蟑螂！你家大人没教你进屋前要先敲门吗？”
蓝每次都会为我说情：“他不叫蟑螂，他叫高速路，是我的朋友。”她说罢便大笑起来，声音低沉，透着傻气。她的两颗犬牙很长，牙尖平平，令人不安。
乌纳穆诺先生满怀焦虑和内疚，从后门溜走了。这时，蓝将床单披在身上，像是超级英雄的斗篷。她邀请我坐在她床上：“过来，咱们来玩迷你台球吧。”玩完了，她会送我一片面包和插着吸管的一袋水，然后叫我回报亭。回去的路上，我把水喝光，把吸管放到裤兜里保管好，为了等一会儿收集起来。就这样，我陆陆续续收藏了一万多根吸管，一提起来我就感到特别光荣。
“蓝在家做什么呢？”回到报亭时，鲁文·达里奥问我道。
为了替蓝打掩护，我故意只提到某个不痛不痒的细节，比如“她只是在穿针，修补二表姐孩子受洗的衣服”。
“哪个表姐？”
“蓝没说。”
“一定是桑德拉，或是贝尔塔。来，拿着小费，快去学校吧。”
我默默地念完小学、初中和高中。我从不惹是生非，所以成绩出乎预料地好。他们点名字的时候叫到我，我都不张嘴。我倒不是因为害怕别人看见我那一嘴糟牙，而是因为我为人小心谨慎。故事的开头，先说到这儿。
年满二十一岁时，我在位于莫雷洛斯大街的果汁厂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我觉得能找到这份差事也是因为我小心谨慎的性格。我在那里一干就是十九年，算上各种假期：肝炎，请了六个月病假；该死的龋齿发展成了两侧牙根管损坏，三天病假；还有若干星期的休假。除去这些假期，我在工厂保安这个岗位上总共干了整整十八年零三个月。
但是，如歌手拿破仑所唱的那样：“那个不经意的一天，我的命运突然改变。”在我满四十岁那天，厂里的巴氏杀菌工在接待一名个头中等、身材浑圆的DHL快递员时，恐慌症突然发作。聚合物负责人的秘书目睹了这一幕。但她对病症一无所知，竟以为那个个头中等的快递员在袭击我们的巴氏杀菌工：她看到工人双手握住脖子，脸憋得比李子还紫；他翻着白眼，身子向后，四肢瘫软地倒了下去。
客服部经理冲我大吼，让我赶紧出去抓住那位个头中等的快递员。我遵从了他的命令，径直冲向嫌疑犯。身为工厂司机之一的我的老朋友兼同事狗子前脚刚进门，后脚便赶来帮我制伏罪犯。我手中的警棍戳向快递员的尾椎骨，还没怎么使劲，这位可怜的先生竟号啕大哭起来，伤心欲绝。狗子不是什么施虐狂，见状便撒了手。我拽着他的胳膊将他赶到出口。就在这时，客服部经理命令我立马回来照看仍躺在地上、呼吸困难的巴氏杀菌工。我跪在他身边，将他揽入怀中。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应对办法，只得默默地不停拍拍他，直到他从惊恐中恢复神志。
第二天，工厂经理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通知我即将升职。
“保安是二等员工的差事，”他在私下里和我说，“你可是个一等员工。”
根据厂领导层的安排，即日起厂里会配给我专门的椅子和书桌，工作内容则是安抚有需求的员工。起初，我认为这份差事简直荒谬。但上级们向我解释说，现今最棒的企业都专门设有监督员工们身心健康的岗位。
“您将是企业员工的个人危机监督员。”经理对我说。他的微笑透着一丝阴险：这笑容属于那些去看过好几次牙医的人。
就这样过去了两星期。而除了那位请了短期病假的巴氏杀菌工，厂里并没有其他员工需要安抚服务。新来了一名保安，一个名叫胡志明·洛佩兹的马屁精胖子，整日努力和别人搭话。看来礼貌谨慎这类品质很少有人看重，所有人都需要学习。我在新岗位上冷眼旁观，与其说厌恶，不如说鄙视。厂里已经给我配了一把可以调整高度的旋转椅和一张带抽屉的桌子，抽屉里装了一套美上天的橡皮筋和回形针。每天我都会各偷拿一只，然后藏到裤兜里顺回家，最后集成了一套不错的收藏。
但是，如同歌手拿破仑所唱的那样：“并非万物皆为天鹅绒花瓣，并非万物皆为棉花糖云朵。”厂里的某些员工，尤其是客服部经理，开始抱怨我的工作就是望天、数羊，简直就是不劳而获。有些员工甚至还搞出了个什么阴谋论，说我和巴氏杀菌工串通好演这么一出：这样一来，他可以得到一个月的带薪休假，而我可以升职。这种下三滥的鬼话，只有那些看到别人运气好就眼红的龌龊之徒才编得出来。
厂里开了一次会。会后，经理决定派我去学一些专业课程。目的呢，一是为了让我不要闲着，二是学习一些应对厂里员工突发状况的技能。
就这样，我踏上了旅途，四海为家。一路上我报了很多课程和学习班，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跑遍了共和国甚至整个美洲大陆。或者也可以这么讲，我成为了一名“课程收藏家”：急救，焦虑控制管理，营养和膳食，倾听与积极沟通，行政创新，DOS操作系统，男性研究新说，神经语言规划，性别多样性。这段日子是我人生中的黄金时期，直到它结束的那一刻：美好的事物终归是要结束的。
这段日子的最后光景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文哲学系的一门课程开场。这课是经理女儿教的，我无法拒绝，因为会丢掉饭碗。我去了“接触即兴舞”学习班。不是我说，这名号真够吓人的，令人尴尬至极，手足无措。
舞蹈学习班的首次练习是自编一段双人舞，伴着珍妮特的那首《因为你要离开》还是《你为何离开》：我一直搞不懂这歌名到底是个问题还是个答案。我的舞伴是小瘦子，虽然长得不算漂亮，但也说不上难看。小瘦子围着我跳舞时的一招一式模仿了颇具异域风情、身材丰腴的墨西哥艺术家东歌蕾蕾，而我仅仅是不停地打响指，试图跟上这首歌的复杂节奏。小瘦子才不在乎什么节奏：她对我上下其手，爱抚我的头发，将我的上衣扣子一颗颗解开。我依旧努力打响指，努力跟节奏。歌曲结束了，小瘦子美成了一朵花，而我却凋谢了。半裸的我杵在文哲系木地板舞台上，睾丸缩成了两只小蝌蚪。关于学习班的记忆，先说到这儿。
为了挽回面子，我只得邀请小瘦子来家里吃饭。一来二去她就怀孕了，我们就结婚了。小瘦子觉得我天生就是个跳现代舞的好坯子，在厂里做事实在屈才。因此，我离开了果汁厂。我不仅是她的丈夫，还成为了她的私人大项目。小瘦子上的是墨西哥城某个全白人的大学。学校不怎么正经，与其说是教书育人，不如说是误导学生，在他们的脑袋里种下鹤立鸡群的幻觉。但是据她说，在大学的那几年她开始变得反叛，什么都看不惯。她变成了个本土主义者、佛教徒和素食者。说白了，就是个喜欢为了所谓社会正义奔走相告大声疾呼、披着土著胡依皮尔[1]的四不像白妞儿。如果我今后跳舞赚不到钱，她会寄来自己的积蓄；或者说，是她爸爸留给她的积蓄。或许有一天，我还可以用这笔钱整整牙。我不会抵抗。我们在小灯笼街三号租了房子。就像世界上所有已婚人士所经历的那样，没过多久，小瘦子变成了个大胖子。
但不论我多么努力，不论我身形有多么完美，我始终找不到现代舞舞者的工作。我参加了好多公司的舞蹈面试，比如陨落的伊卡洛斯、交错空间、宇宙民族这几家。甚至还有那个叫开放空间的舞团：这舞团和名字一样，开放得很，是个人就要。我差点就被民间艺术公司录用了，但是最后这份工作被一个皮肤滑得像蚯蚓、个头矮得像软木塞子的小年轻抢了去。
如同歌手拿破仑所唱的那样：“我止步不前，似尚未点燃的绿色柴木，似尚未生根的苍天大树。”舞者梦破碎的我，做过按摩师和修自行车的师傅，后来在一家叫作帕纳索斯山的书店外卖冰棍儿。每份工作至多坚持两三个星期。有大约两个星期的光景，小瘦子和我在家里一句话都没说。这期间，我走路的时候尽量不让拖鞋在地上拖拖拉拉，尽量不让她察觉到我开了几次冰箱门、拿出多少片火腿、多少杯酸奶或乳蛋糕，尽量不在厕所里发出不雅的声响。结果有一天，她突然和我说：
“高速路，你有完没完？”
“什么有完没完？”
“受够了。”
为了不让我闲着，她把我送到大学当旁听生。我可以选自己喜欢的课程，她还算给我了些自由。我上了古典文学课，原因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罗马人的故事。我还选了现代文学，因为如果我哪天当了父亲，我必须懂得如何向儿子或女儿讲现代故事。我到底算不算个好学生，我自己也不晓得。但是这些课程让我有机会阅读，让我感到充实。那些个小说家，我一个都不喜欢。但是说起诗人，有几位我倒是挺欣赏。散文家更不用提了，我爱得不得了：从蒙田先生，到伍尔芙女士，到切斯特顿先生。但是最让我痴迷的是古典文学。我可以拍着胸脯自豪地说，我每一本都读了。迄今为止，所有古典文学作家中我最爱的是苏埃托尼乌斯。几乎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翻出来读一读。
除了读书，我还有读报的习惯，特别是在那些找工作频频被拒、心情跌到谷底、自怜自艾的日子。在文哲系咖啡厅的一天早上，我在一张报纸上读到关于某位作家将所有牙齿换新的消息。他如何负担得起如此昂贵的手术呢？仅仅是因为写了一本书，一本书而已。命运在我眼前豁然开朗。我决定好好攒钱。如果这个无名小辈能换得起整口牙，那我也能做到，说不定比他做得还好。我把这篇报道从报纸上剪下来，塞进了钱包。我一直将它带在身边，像是我的护身符。
正如为《经济学人》撰稿的占星师朱利安·赫伯特所预测的那样，1985年9月19日，墨西哥城发生了大地震，地动山摇。就在地震同一天，我的儿子悉达多·桑切斯·托斯塔多出生于民族医院。悉达多这个名字是小瘦子起的，后来她又给他起了小名“佛”，或是“小佛”。我本来中意“洋子”这个名字，“小野洋子”那个“洋子”，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日本文化和披头士乐队。但是，我们生了个男孩，只好采用小瘦子挑选的名字。这事我俩之前就已经说好了。悉达多出生时很健康，很正常，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特点。按我说，孩子长得不算漂亮，但也说不上丑。对于孩子的评价，先说到这儿。
悉达多刚刚学会在地上爬，小瘦子也终于从产后抑郁症的阴影走出来了。一天，我请我的朋友狗子来家里吃饭。我俩回忆了当年的旧时光，颇为怀念。本来我俩都开心得很，但当小瘦子将咖啡端上来时，狗子和我讲，他前几天碰到了胡志明，就是那个接替我保安工作的胖子。狗子是在一家小酒馆看到他的：胡志明一身昂贵的西装，身边还陪着个颇具姿色的女人。
“他怎么就发迹了？”我问狗子，试图把卡在嗓子眼的那股强烈的嫉妒劲儿压下去。
“他呀，现在是个拍卖师。”狗子回答道。
“仅此而已？”我问，口中的咖啡变得难以下咽。
狗子跟我解释了一下。他说拍卖师这个行当本来就很受尊敬，更妙的是只要随便学学，是个人都能当拍卖师。他说这些都是胡志明和他讲的。他说只要有天分就行。胡志明那个自大狂也这么说：天分，必须要有天分。他说，当然啦，也有各种关于如何学习和完善拍卖技巧的课程可以上。他还告诉我，当我离开工厂时，胡志明跑到经理那里，恳求经理批准他上课，以便更好地应对员工个人危机问题。我觉得他分明就是想学我，想成为我。厂里准许他去上急救课，就这么一门课，仅此而已。但是胡志明却趁着工作之余的上课时间，跑到墨西哥城的红灯区偷偷给自己报了个拍卖师培训班。没出一个月，他便辞了职，然后在科洛尼亚波塔莱斯区专职拍卖汽车。“他干得不错，比咱们几个加起来都好。”狗子说。
第二天，我坐地铁然后倒公交车辗转到了红灯区。我把红灯区的所有大街小巷都转了个遍，在各种广告牌和告示上寻找“拍卖”“拍卖师”或是任何和这门职业相关的字眼。我转悠了好几个小时，一无所获。精疲力竭、饥饿难忍的我走进一家路边的韩国小馆，点了一份店里推荐的特色辣白菜。
在这家小店的某个角落，一个幽灵般的年轻人弹着吉他，唱着靡靡之音。歌词是关于在巴尔德拉斯地铁站，一个女人的身影如何在男人的目光中消失。我翻翻报纸试图消磨时光，安抚因这顿并不在饭点的吃食而涌上心头的阵阵忧愁。
之前我说过，我这人运气不错。正当我咀嚼着一块有可能是生菜的不明物体时，我的目光扫过一张告示——告示是手写的，用透明胶贴在小店的墙上。那漂亮的字体简直就是在向我召唤：“拍卖艺术。包学包会。Yushimito拍卖教学法。”当服务员准备结账时，我将联系地址抄在了餐巾纸上。
拍卖艺术入门速成课为期一个月，时间是每天下午三点到晚上九点，地点是位于伦敦大街日韩风格的美韵发廊的里屋。我的日裔师傅让我叫他俄克拉何马先生，因为他是在美国的俄克拉何马州学习的拍卖术。他本名为健太·Yushimito，他给自己起了个洋名卡洛斯，所以他又叫卡洛斯·Yushimito。他地位颇高，优雅出众，礼貌谨慎的鲜活典范。
我自身的荣誉感，加上对师傅以及对拍卖师职业的忠诚，使我不便透露俄克拉何马先生传授的拍卖秘诀。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可以给你们讲讲。据师傅说，一共有四种拍卖师：环形迂回式，椭圆形省略式，抛物线比喻式，双曲线夸张式。拍卖方法的相对离心率值ε，或者说圆锥截面相对于周长（也就是被拍卖物）的偏差值，决定了拍卖师的门第高低。值阶如下：
环形迂回法的离心率值等于零。
椭圆形省略法的离心率值大于零小于一。
抛物线比喻法的离心率值等于一。
双曲线夸张法的离心率值大于一。
逐渐地，我也自创了一门方法，将俄克拉何马老师总结的四门拍卖法扩展到了五门。直到很多年后，我才将此方法付诸实践。我给它起名为“寓言法”，而寓言法的离心率ε为无穷，且不取决于任何变数。当然，此方法也得到了老师的首肯。而且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你们，老师甚至将我的寓言法写进了他的教学设计。
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俄克拉何马老师面对着我们坐在一张理发椅上。为了向我们演示抛物线比喻法（这是他教给我们的第一个方法，也是四个方法中最有意思的），他当场拍卖了一把剪刀。老师讲述了一个关于这把剪刀的简短故事，拍卖成功极了。除了理发剪刀之外，老师没有再做其他演示。我们所有人都坐在老师面前，手中端着笔和本，心中清楚地知道我们是他的学生而并非买家。不过说买家也算合情合理，因为我们毕竟都付给了他贵得上天的学费。尽管老师从箱子里拿出剪刀只是为了做演示而已，他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让我们当中的一个人乖乖地掏出钱，付给他750比索。
每当课程临近结束，俄克拉何马老师都会说，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找到自己的归宿。说这番话时，他那深不可测的目光扫过我们每个人的脸庞，嘴角带着一丝不易被察觉的微笑。之后，我们紧闭双眼深深呼吸，一起用日语数到八。课程结束。每个人恭敬地点头向老师和同学们道别。
我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找到自己的归宿：我要成为一名拍卖师；我要挣足够多的钱整牙，就像那个写书赚钱的作家一样。我要尽快把牙齿修整得焕然一新，这样我就可以离开瘦不回去的小瘦子了。而且我还可以再娶个老婆：也许是瓦内，或是瓦尼娅，或是薇洛，从班上最勾人魂魄的这三个姑娘里面挑一个。
小瘦子早已察觉我的阴谋。这个女人是个喜欢压制别人的控制狂：她强迫我坐着尿尿，这样尿液就不会四处飞溅；她命令我睡在扶手椅里，因为受不了我打呼噜；她禁止我光脚走路，因为我有汗脚的毛病，会在家里的木板地上留下脚印；当她生气抱怨的时候，会胡乱唤我古斯塔巴或是什么盖世太保。在那一个个不眠夜，我默默幻想着瓦尼娅叫我“我的国王”，瓦内唤我“我的娃娃”，薇洛称我“我的猛虎”。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情绪激动，心跳加速：想着从她们小嘴儿里说出的“国王”、“娃娃”和“猛虎”；想着我那绚丽耀眼的未来，拍卖师的未来；想着某一天，我能换上一口新牙。
我在Yushimito老师课上所展现出的坚毅、隐忍和纪律性，使我获得了一份奖学金，赴美国密苏里州的拍卖师学校深造两周。被众人觊觎的纽约深造机会被买剪刀的同学拿下。对于这件事，我倒是没有任何不满和埋怨。他应得的。
可惜的是，密苏里学校的课程并非如我料想的那样令人满意，因为它所教的方法是用来拍卖牲口的。不过我也并非一无所获：我可以拍着胸脯自豪地说，这趟美国之旅让我学了不少英语，甚至还有一些法语。另外，正是在密苏里的日子里，我构思并完善了寓言拍卖法。此方法无疑是我的智慧结晶，但我们伟大的拍卖大师和民谣歌手勒罗伊·范·戴克的每日教导也给了我诸多启发。勒罗伊·范·戴克的大名说出口，我就想站起来鼓掌。
范·戴克老师为我们这门行当写了首歌，歌名为《拍卖师》。歌词讲述了一名老家在阿肯色州的孩子的故事：孩子想学习拍卖技术并成为一名拍卖师；他每日都把自己关在农场的马厩里，在牲口面前刻苦练习；某一天，他父母终于知晓了他这份特长，便把他送到拍卖师学校学习。歌曲的副歌是这么唱的：
二十五元出价了啊，三十元三十元，
你会出三十元？
你出三十，你给三十，
谁会出三十元？
副歌之后的内容讲的是孩子已经长大成了男子汉，成为了一名拍卖师。这段故事之后的歌词令我潸然泪下，激动不已：
他威风凛凛，享誉各国。
他得到了一切，或者更多。
他风尘仆仆，乘着飞机四处奔波。
现在，他屹立于众人之上。
现在，请朋友们为他喝彩，为他鼓掌。
他这个拍卖师，全世界最棒！
这一段歌词唱完后，重复副歌部分。
勒罗伊·范·戴克的这首《拍卖师》也是我最喜爱的电影《我在拍什么？》的主题曲。听着勒罗伊这首歌，我找到了如何发展和完善寓言法种种细节的动力。我察觉到拍卖师这个行当中存在着一个空缺，而我就是那个查缺补漏的人。历史上所有的拍卖师，无论他口吐数字时有多么巧舌如簧，无论他如何善于将实物价和买家情感价玩弄于股掌，都不懂得如何正确地描绘手中的拍卖物。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他们根本就不懂这些拍卖物背后的故事，或者在他们眼中这些故事并不重要。而我终于理解了俄克拉何马老师常常重复的那句话。他说这句话时总是满脸忧愁，而我也即将用我的寓言法将这句话埋葬在拍卖史那遥远的过去：“我们这些做拍卖师的，仅仅是一群游走在供求的天堂与地狱之间、收取佣金的使者。”什么使者不使者，我要将拍卖的艺术改头换面。我可不是什么无耻的拍卖贩子：我深爱着这些物件背后的动人故事，将它们一一收集；我，是个故事爱好者和收藏家。我的个人宣言，先说到这儿。
从美国回来之后，我准备意气风发地大干一场，为未来的一口新牙铺路。我回国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家里组织了一场私人拍卖会。我将小瘦子的几件旧家具卖掉，用这笔钱给自己添置了新家具。我用剩下的钱给自己租了一套新公寓，正好够交上第一个月的房租。谢天谢地，我从此再没有见过小瘦子，但悉达多也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很多年。从那一刻起，我的心中像是被挖了一个洞。
我一心扑向事业。后来，我娶了薇洛，在库奥赫特莫克区拍卖汽车。然后我又离婚了，娶了瓦尼娅。我开始像勒罗伊·范·戴克一样四处旅行，并在旅途中参加的拍卖会上购买并收集价格相当不错的各种物件。我又离婚了。我在布拉迪斯拉发拍卖过古董，在蔚蓝海岸卖过不动产，在东京卖过纪念品。我就这样一路走一路卖。我娶了瓦内，后来又离婚了。直到得了前列腺肿大，我才停止计算我到底和多少女人结过婚、离过婚。但是，对于拍卖事业，我从未停止统计：我经手的物件包括珠宝、房子、古代艺术品和现代艺术品、葡萄酒、牲畜、图书馆以及从毒品贩子手中收缴来的大量财产；我合作过的拍卖行包括莫顿、佳士得、索斯比、多禄泰、塔桑、格里斯巴赫和沃丁顿。我这拍卖锤一拍下去，百万富翁的钞票就从他们的腰包流进我的腰包，我赚了个盆满钵丰：加价！加价！成交！
但我可不是什么暴发户。我算了算挣到的钱，足以在迈阿密或纽约买下十处房产。尽管如此，我却决定买下埃卡特佩克的迪士尼乐园街上的两块相邻地皮。因为我心里清楚，投资就要选择国内地产。我觉得这两块地面积加起来有好几公顷，虽然我从来都没仔细量过：因为我也不是什么小气鬼。
在两块地中的其中一块，我搭起了一座三层小楼。盖楼时我特意留下了一些钢筋，为了今后能盖第四层。在旁边的地皮上，我盖了一间酒社，里面保存着环游世界时收集来的各种物件。在酒社前面，我建了自己的拍卖行。某一天，我一定要造一座连接两块建筑的吊桥，我已经设计好了。之后我会向公众举行一个拍卖行揭幕仪式，取名为“俄克拉何马-范·戴克拍卖行”，以此向两位老师致敬。为了实现我的设想，我还需要完善一些细枝末节，以及等待市政府通过我的地皮改造计划。
列举出所有为自己为社区取得的成就后就此结束，满篇充斥着成就背后的勤劳刻苦以及天生的拍卖天赋：虽然这最后一项的确值得一说，但这么做实在不够优雅。我只是想留下一些用于撰写传记的素材：在一个周末，我飞往迈阿密拍卖汽车；而就在这次旅途中，我和与生俱来、伴我成长的那份耻辱作斗争的日子，意外地走到了尽头。
一个周日的晚上，当收到因成功拍卖三十七辆皮卡而获得的一大笔支票后，我和几个同事跑到小哈瓦那某卡拉OK举办的走私物品拍卖会。同事们在前一天晚上结识了几位阿根廷女记者，并和她们约好周日晚上在拍卖会上碰面。他们和我说这拍卖会值得一去。周日这一天，我一不乱搞二不谈生意，但是我最终还是决定陪他们去看看。仅此而已，况且我的旅馆房间里没有空调：原因就这么简单，这话我可以拍着胸脯向你们保证。
拍卖会上现身的四位女记者看上去邋遢得很，这令我释然。上帝已经让我从美色的诱惑中解脱出来。拍卖开始，我寻思着这场拍卖会的所有物件都提不起我的兴趣，因为被拍卖的走私品实在不上档次：某不知名美国政客的手表一块，某不知名古巴百万富翁的雪茄几枚，某不知名、在1930年代游历古巴的作家的信件若干。我丝毫没有甩出支票本的欲望。但冥冥之中，掌管着细枝末节的神灵却始料未及地将一片天堂奉上我面前。这片天堂价格不菲：就在小哈瓦那的这场拍卖会上，就在孤寂的周日时光的深处，我和我的新牙不期而遇。
在拍卖师高高举起的一个玻璃盒子里，那副即将归我所有、原本属于玛丽莲·梦露的神圣牙齿静静地躺着。对，就是那位好莱坞女神的牙齿。它们看上去黄黄的，旧旧的，也许还有些不平整。我认为应该是女神吸烟的缘故。但是这些缺陷都不重要：它们可是梦露的牙啊！当拍卖师喊出起拍价时，场中一阵骚动，气氛紧张。一群破落的女士们，还有一位阿根廷女记者，都对它们垂涎欲滴。一名身材肥硕、衣着过时的男子粗鄙地将一沓钞票甩在他的小酒桌上，然后起身点了一根雪茄：我觉得他这么做就是为了吓唬我们。但我也顽固得很，坚持到了最后，并赢得了这件拍卖品：我把这副牙齿带回了家，这副属于我的牙齿。
我在竞拍过程中所展现的机智，使得四名阿根廷女记者中长相最一般、顶着一头因染色过度而硬邦邦的头发、面部下垂的那位写了一篇关于拍卖的小文章。这篇文章甚至流传到了网上。她显然嫉妒我的这份收获，因为她也十分想拥有我的那副牙齿。这女人的报道索然无味，事实扭曲。就算如此，我也无所谓。我心想，她马上就会乖乖地收回自己的话，把它们嚼吧嚼吧咽回肚子里。反正从今天起老子就要戴着玛丽莲·梦露的牙吃饭了。
回到墨西哥后，医术精湛至极、掌管着墨城最棒的牙科诊所“妙手铁匠”的路易斯·费利佩·法布雷医生帮我种了一口新牙。我留下了十颗旧牙以备后患。
从手术台下来后的几个月里，我一直笑得合不拢嘴。我向所有人展示我的崭新微笑，露出半月形的一排牙齿。当我经过一面镜子或者路过街边反射人影的玻璃窗时，我会绅士般地抬起我的大檐帽，冲自己微笑。我那瘦小而笨拙的身子骨，我那略感空虚的人生，因这副新牙齿而顿时焕然新生，找到了意义。我的运气独一无二，我的人生惬意如诗。我可以肯定地说，某一天，一定会有人写一部关于我的牙齿自传的美妙故事。关于牙齿的故事，先说到这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