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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斯费尔德·德国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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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汉斯》，《格林童话》第83则
主角
特蕾莎
（将自家五百年老宅改造成民宿的女主人）
《幸运的汉斯》，《格林童话》第83则
汉斯小心地把石头放在身旁井口边缘。然后他坐下来。但当他弯腰喝水的时候，他没有留心，撞了一下，两块石头扑通落到井里去了。汉斯睁着眼睛看见它们落到深处，喜得跳了起来，又跪下感谢上帝，眼里流出泪来；因为上帝待他很慈悲，就用这个好方法，叫他脱离了唯一使他烦恼的石头而不必责备自己。
指路人的话
这里是德国最为著名的旅行线路“童话之路”的起点——德国中部。两百多年前，格林兄弟在这里出生、长大、搜集民间传说。他们走遍德国中部，让那些携带着古老神秘符码的故事钻进纸张，被墨水固定。
“童话之路”沿途有六十多站，包括城市、小镇和乡村，从南到北贯穿四个州——黑森、下萨克森、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和不来梅。
正如童话与传说本身就充沛、自由、无拘无束、天马行空，你也可以选择从任意地点开启童话之旅的体验。不论是质朴的中部田园，还是小红帽走失的松叶林，或者，在临近大海的地方，高唱不来梅镇的自由之歌。
抵达日记
2015.3.8 雨 生活是什么呢？
下车时正在下雨。意外的是居然有3G信号。于是拖着行李箱，按照谷歌地图指示的方向前进。没多久——大概十分钟吧，就到达了目的地。
这所房子很古老，也很美丽。尤其厨房和餐厅，非常复古又居家。我心情好了起来。
小焉发来微信，我顺手发了两张厨房和小红帽原型的照片给她。她说看起来很宜居。“宜居”这个词很好。如果生活就是跟家人居住在一起，生儿育女，去教堂，在书店买书，在广场的咖啡座晒太阳喝咖啡的话。
如果不是这些，生活又是什么呢？
特蕾莎是我在小镇上第二个说上话的人。
那是上午，一个高个子、刘海浓密的女人边脱手套边走进来。接近零度的空气把她的鼻尖冻得红红的，她的右手在呢子大衣上用力摩擦了几下，伸出来握住我的右手，“手有点凉。你好，我是特蕾莎。”
我的手也很凉。于是，两只手握住后又松开，都笑了。
特蕾莎打量着我的行李箱和湿漉漉的靴子，指示托马斯，跟她一样又高又瘦的金发男子、她的丈夫，把行李箱搬上顶楼我的房间。
这是一幢由祖传大屋改造而成的民宿，距离市政广场步行只需一分钟。楼梯窄而陡，踩上去老木头吱呀作响。一一指示了卫生间、厨房和暖气的用法，尽到房东的责任后，特蕾莎提议说，可以带我去一家最地道的餐厅，那里有很棒的土豆浓汤，能让我暖和起来。
后来，特蕾莎说，中国人看起来总是显小，而你，简直就像个离家出走的高中生。
只是，这个高中生跟她并肩走去土豆餐馆时，突然问，在这里，有什么特别的事可以做？
特蕾莎停住脚步，轻声说，这是一个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小镇了，如果没有那些中世纪留下来的古建筑的话。
我告诉特蕾莎，我在写点东西，需要知道点“特别的事”。
“写什么样的东西？”她问。
“一个人，怎么才能靠近童年的自己。”
“童年的自己？”
“光溜溜的，没被命名的那个你。”我说。
后来回想，也许就是我这个找点“特别的事”的要求，像投入水面的一粒石子，激起了我们都无法预料的后果。
一个人，这么冷，在德国走一个多月，你疯了吗。特蕾莎说。
这是相遇的第二天。坐在一家曾是鞋铺的咖啡馆里，我们已经交谈了两个小时。
两个多小时前，特蕾莎坐在旅游信息处柜台后面埋首整理文件。坐她右边的是一个发胖的年轻人。
这是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办公室，三面墙开着高窗，窗外就是市政广场，可以看到建于十六世纪的市政厅、药房，还有打伞的居民与游人。
特蕾莎的侧脸轮廓分明，她大概四十多岁？肯定不到五十。
资料架上摆放着让人免费索取的单张、册页。其中一张是宣传小镇的童话韵味的，几个穿着古代服饰的人站在市政厅的台阶上。最高的那个，就是特蕾莎。
她似乎对我认出了她做的广告有点不好意思，并不像一个做了二十年导游的人。但在大踏步穿过小镇时，她对老建筑、街道、餐馆都如数家珍。
“五百年，”她说，“我们家族在这个镇上住了有五百年了吧。”父亲母亲、叔伯姨婶，“哎呀，你能想出来的亲戚”，都住在一公里以内。
五百年之前还有更多的五百年。小镇从加洛林王朝时代就存在了。由于位处德国正中，四通八达，统治者们对小镇青睐有加。曾有两座城堡在这里伫立，作为伯爵的驻地。但现在已无踪迹。留下来的，是那些普通市民、生意人花大价钱建起来的房子。那些精明又勤劳的生意人，痛惜一砖一木，不忍让自己的财产被政局毁灭。
特蕾莎的祖传大屋，就是其中的一栋。与市政厅同样年岁，见证着小镇的黄金时代。
民宿二楼有一堵照片墙，布满特蕾莎家族的照片。正中一张，是七八个男人一身戎装，坐在老宅门口。这是“一战”时，家族的男人扛枪上战场前的留影。也有特蕾莎与哥哥小时候的照片，两人的脸鼓鼓囊囊。还有特蕾莎的奶奶和爷爷，爸爸和妈妈。
墙壁最右是一张手绘的家谱，从上往下越分越细，就像树扎在土壤里越来越庞大的根系。五百年不曾流离失所。
家族的更迭可以让人将国土的历史看得更深远。德国被欧洲人视作“中央之土”，而小镇所在的古老图林根辖区，则是德国的“中央之土”。
当加洛林王朝在野蛮人的入侵下崩溃时，“中央之土”的居民德国人把斯堪的纳维亚人赶回海里，击退东面的斯拉夫入侵，与罗马教皇构成联合，在欧洲中心奠定了和平。而德国中部的城镇，作为最“德国”的区域，也不可避免地承受了历史上的数次崩解与衰败，是德国的“原乡”。
小镇古老，传统。居民恪守价值，重视家族，维护自尊。
也正是因为处于欧洲中央的位置，十六世纪的“三十年战争”让这里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屠城、掳掠、占领、饥荒。特蕾莎的家族那时候已经在小镇扎根，族谱上记录了与小镇兴衰同步的家族史。“那是兴旺的年代，伯爵的封地。”特蕾莎说。
1622年，小镇被大规模掠劫。1626年，饥荒。1635年，瘟疫。1640年，1643年，两次被外国军队占领。全镇一半的人在战争中死去。特蕾莎家族里的人口一度缩减为只剩下女人和孩子。
那些小镇曾高度文明、富裕、发达的证据——教堂、修道院、高塔以及遍布整个城市的供水系统，如今都只是残骸了。
兴旺过，衰败过，不幸过，快乐过。战争后，小镇上的人靠做小农场主、手工业和小生意开始恢复经济。特蕾莎的祖辈也是从这时候开始做烘焙，他们做出镇上最地道的面包，养活一家老小，并让家族的血脉在这块土地上顽强地延续下去。许多在战争中被毁的建筑开始重建，特蕾莎家族的大屋也经历了第一次修整。
时间转啊转，很快，另一套世界法则开始了。古典的黄金时代终结。火车的铁轨铺到了小镇，工业兴起，小农场主们纷纷变成了小工厂主。小镇居民勤劳而务实，长期战争带来的惊惧残存在血液里。他们审时度势，谨小慎微，只在意小日子。
高速公路通过小镇了。
然后是“一战”。纳粹上台。“二战”。纳粹下台。德国被分成两半，小镇划归我们所说的“西德”。之后，家族里有人竞选镇议员，有人当选。有人搬去北部的城市生活。祖屋里住的人越来越少。
然后，在一个清冷的冬日早晨，特蕾莎出生了。
像持守一份信念般，特蕾莎守着大屋。二十多个房间，上楼下楼，步履间擦出的风会带出五百年的积尘。父母早已搬去一栋小房子里。她也早已结婚生子。
可该死的房子它不会消失。它呼唤人的气息去填补空隙。
哥哥比她大三岁，去过美国读硕士，后来在瑞士做研究助理，但他定居图宾根已经二十年了。做研究，病毒、细胞什么的。图宾根离小镇三百多公里。“那是他的，怎么说呢，事业。助理，副教授，教授，那一套。”特蕾莎断续说着。
与哥哥在一起最好的记忆，都是关于圣诞集市的。这里的冬天实在漫长，从大地间呼啸而过的冷风让人脆弱得像一根树枝。但圣诞集市是那么让人兴奋。
市政广场上挂满彩灯，空气里是热红酒、杏仁糖、皮革和草药的味道。吹玻璃的匠人摆起摊子，吹出圆球状的装饰品，挂上窗户叮当作响。流光溢彩中，小镇的乐手们吹着长号，整夜不休。还有孩子们提着灯的夜游，她和哥哥混在队伍中，看见好多表兄妹堂兄妹，浩浩荡荡，环游世界般扫过小镇。孩子们的笑声像金箔漂浮在糖浆般的夜色里。她和哥哥笑得最大声。
房子的继承人是哥哥，但他走了。“你知道，不可能再管这边的事。但我不能看着房子一天天朽下去。”
她扑闪着的眼睛显示出对我这个陌生人的好奇，直至我说出自己已经在冰天雪地的德国走了二十多天。
“离家这么远……”她说了一半就停了下来，然后就是那句——一个人，你疯了吗？
我深吸一口气。
就在我们几百米外，是这个小镇的标志性雕塑——小红帽。跟她提着篮子进森林喂野狼的行为相比，我大概不算发疯。
但我还是回答说，是的，这件事太疯狂了。
话题怎么走到这里的，说不清楚。最开始，我们也像一般初遇的陌生人那样，寒暄着出生地、职业、对小镇的印象。只是，当特蕾莎说她最喜欢的故事是《幸运的汉斯》后，话题陡然加速，让我们褪去了那些虚以委蛇的客套。
“汉斯失去了一切，但他是那么幸运。”她说。
我也深深地喜爱这个故事。于是，像分享挚爱的糖果一般，我为她重述汉斯。
汉斯给主人做了七年工，工期已满，他要回母亲家。主人结算了他的工资，还送了他一大块金子。汉斯就上路了。他在路上遇见一个骑马的人，用金块跟对方换了马。走着走着，又用马换了牛。后来又用牛换了猪，用猪换了鹅，用鹅换了剪刀，用剪刀换了石头。他扛着石头走，石头压得他很难过。在井边喝水的时候，石头掉进了井里。汉斯欢喜得眼里流出泪来，因为他摆脱了唯一使他烦恼的石头而不必责备自己。汉斯叫道：“世界上没有像我这样幸运的人了。”他心下轻松，解除了一切负担，跳着回到他母亲家里去了。
汉斯失去了一切，但他是那么幸运。在重述里，故事有了新的质地与温度，也似乎让我们寄托其中的思维与情感找到了来路和去路。
可我不懂，为何我说自己在发疯，特蕾莎却难过起来。她喝一口卡布奇诺，抬起脸来时，皱褶变得更深了。
是的，这件事太疯狂了。我顿了顿，淡淡说，但疯狂的定义是什么呢？
她久久没有回答，最后终于说，也许就是那些特别的事。
“一条通往童年的通道，对现在的我来说，就要合上了。”我决定直接说出口。
“童年？”
“那些精灵，那些幻想出来的伙伴，会说话的动物。你们总是玩在一起。”
长久的沉默，然后她说：“我明白。”
“总被生活打得鼻青脸肿，我开始要忘了那些伙伴了。而且，一旦有了孩子……”
“一旦有了孩子……”她叹息。
我们的杯子先后离开了咖啡碟，被抓在各自手里，就像黑色海水中一块瓷做的浮板。
特蕾莎有三个孩子。二十二岁，十八岁，十岁。儿子，儿子，女儿。
第一个孩子出生后，特蕾莎开始工作。导游工作一做就是二十年。直到三年前，她决定翻新祖传的大屋，经营民宿。巧的是，她上周刚开始到镇旅游信息处上班。某种新生活的发端。
但似乎，与漫长的职业生涯相比，她更纠结于家庭内部的身份。
孩子小的时候你不能离开他们，总是这样，但一年，又一年，“他们长大了，有了自己的生活，却不再有你的空隙”。大概母亲总是会忘了自己。她的眼睛总跟着孩子的脚步，心跳比孩子的脚步更碎更快，言语更是止不下来。特蕾莎说，或许，我不是个好妈妈。
我沉默着。
“总是忙工作，忙工作，下班回家，我不太可能陪女儿，给她讲故事了。她理解，妈妈的工作很忙。”
我点头。但并不明白。
在特蕾莎小时候，跟奶奶一起住在祖传的大屋里，奶奶每天晚上会给她和其他兄弟姐妹讲童话。“你知道吗，我奶奶是一个表演的天才。”奶奶永远不只是把故事说出来而已。她一会儿是皇后，一会儿是大力士，一会儿是会说话的狐狸。她的声音流淌在房子里，让每一个衣橱都变成秘密世界的入口，每一道跳动的火苗都变成闪烁的眼睛。“我们相信着，完完全全地相信。”
那是传统大家族还住在一起的年代。虽然经历了战争，国土破碎，但家族伫立。特蕾莎垂下眼帘。
故事一旦被家人讲出来，就不只是故事而已。也不只是讲和听而已。
可是，特蕾莎的故事是什么呢？
滴答滴答，钟的指针。阳光转动着穿透她厚厚的刘海。雨雪初歇。咖啡馆的墙上装点着主人曾经制作的鞋子模型。木头镶框玻璃盒子里，一双又一双小鞋子。蹬上鞋子，架上马车，就可南下慕尼黑，北上柏林。穿越无尽的积雪与森林。古老或崭新的故事，会在雪地里留下车辙与脚印。
我们攀扶着瓷一样白得透明的浮板，咖啡勺作桨，划动黑色的海水。镀银的叉升起来，我们于是顺着叉柄爬上去，躺倒在淡绿色的浆果堆里。
浆果蛋糕是特蕾莎推荐的，厚厚一层淡绿色浆果，微酸，大小在葡萄和樱桃之间，阳光下开始变得透明。我们在浆果堆里爬啊爬。
或许，你想过离开小镇？我突然问。
特蕾莎摇摇头。
世界有多远？
一到夏天，欧洲人就成捆成捆地去东南亚。食物廉价，居民友善，还有晒不完的免费太阳。特蕾莎没去过东南亚。泰国？没有。柬埔寨？没有。所以当我说来自中国时，她没有问我来自哪个城市、吃不吃辣等一般德国人会问的问题。只是说了一句：“啊，中国。”过了半晌追问：“坐飞机要多久呢？”
小镇要坐飞机的话，需要去一百公里外的法兰克福。“噢法兰克福，糟糕的地方，如果不是为了坐飞机，我不会去。”特蕾莎说。
这是个小镇。有一家报馆，两家中餐馆，三家书店，两个健身房。出过最有名的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萨穆埃尔·施皮尔。最近的城市是马堡，三十六公里外。
虽然还很冷，但已经开春了。头天来小镇的路上，车窗外滑过一栋栋小房子，翻起来的黑色土壤上是还没来得及长出新叶的树木。河流湍急，绿草如茵。
我们在冷雨里暂时告别，特蕾莎隆重推荐我一定要去逛逛市政广场上的家居精品店。“你能在里面买到全世界。”
我马上去了那个“能在里面买到全世界”的精品店。刀叉与桌布，烛台与酒杯，还有相框、玩偶、台灯，满坑满谷。复活节在即，全世界形状各异的兔子和彩蛋都在这里。全世界的兔子都贴着小小的“中国制造”标签。
外面一直下雨。雨水很冰，但雨也让一切闻起来都好极了。只有钟声是真正的旧物。
蓝的绿的红的屋顶，有三十多幢从十六世纪保存下来的木结构房子，被刷上鲜艳的油漆。像五颜六色的邮票，争先恐后要贴上天空。
“你不住在家乡吗？”喝咖啡时，特蕾莎问。
“上大学后，我就离开家了。”
“有多远？”
“一千多公里。”
特蕾莎大为吃惊，计算着开车需要的时间。
我解释说，这在中国很常见。毕业后我到了现在生活的城市，距离家乡也是一千多公里。
她抬头，问，走这么远，为什么？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好说，大概因为我对什么是失去，并不那么确定。
“汉斯，为了叫你欢喜，我要把猪换你的牛。”“汉斯牵着猪走，想到一切都称心如意。虽然他也有烦恼，但是马上就好转了。”
“如果你喜欢老朋友，倾斜的建筑物，吱吱作响的地板，喜欢老梁木，舒适的半木料半灰泥墙壁的魅力，那么你就该来这里。”这是特蕾莎为民宿写的宣传语。
见我认真在读，并称赞她写得好时，她摆摆手说：“哎呀，只是很简单的句子。”
并不简单。
“它经历了美好的时光，甚至战争。很多人来了又去，一次又一次。多年来，它一直为住在里面的人调整时间和需要。老房子想要留下来！”第二段。
特蕾莎是在这座房子里长大的，“那时候——”她拉长语气，声音跟着时间的转盘往回拨动——“那时候，我们一大家子人都还住在这里面呢。”
“墙壁里的稻草和黏土，需要房子的呼吸。有着弯曲走廊的这所老房子，想要保持生命的痕迹。”第三段。
我真心地称赞，说写得美极了。特蕾莎很高兴，带着我走到起居室，一整面墙挂着画作和打印出来的图片。
“这是市政厅，实际上，是哥特式的，已经有五百年历史了。你看它的尖顶，像不像一颗宝石？”
我点点头。
艺术家们有机会把宝石一样的市政厅画下来的，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真可惜！特蕾莎指着其中一幅油画说，只有维克尔先生意识到了它的美丽，看看这色彩。小镇的人群正在跟市政厅渐行渐远，就是这样一幕场景，他们背对小镇而去。
这是一幅带有印象派色彩的油画，画面深处是小镇标志性的建筑市政厅，线条笨拙、油彩浓重，但仍准确描摹了小镇市政厅的外观。近景是一群正要远走的人，面孔像蒙克著名的画作《嚎叫》一样，是抽象的扭曲。
“维克尔先生这幅画，是讲逃离？”我自言自语。
“他的画作简直惊人，不是吗？不仅会让你微笑，还会让你思考。”特蕾莎的手指悬在半空，一幅幅滑过这些画作，“如果你想比较画得像不像，下楼，走几步路就能看到原型。如果你想找到替代维克尔先生的艺术作品，我想，得去博物馆里。”
“这位维克尔先生，还住在镇上喽？”我问。
“他这几天不在镇里。平时，他在镇上的高中教书，但他的画，可是在奥地利和瑞士都展出过呢。”随后，特蕾莎神神秘秘地补充了一句，“维克尔先生没有结婚。要知道，他比我还大十几岁呢。”
她把一个世界向我敞开。撬开记忆的罐头，放出回想时的脚步声和笑声。那些真正特别的事。
我们快步走过市政广场，看到一栋跟铅笔一样瘦长的老房子。她说，广场附近的土地都很贵，所以在很小的地块上，房子修得高也能解决问题。我说，那你们家房子那么大，买地应该也花了不少钱。她笑笑说，那都是老黄历了啊。开民宿可不是只有情调就行。要精确地计算各种投入与优势，才能吸引客源。
很快到达小镇景点“童话屋”。特蕾莎带电工来检修电路，就“开后门”把我放了进来。
“童话屋”里有一张特蕾莎的照片。她跟“童话屋”的主人、一位白发的老太太坐在一起。两人之间的小茶几上摆放着不同种类的花草茶。
“噢，这个，”特蕾莎笑着说，“我们一起办了一个‘草药与女巫节’。”她解释，不同的草药有不同的功能，野菊花对眼睛好，薰衣草可以治失眠。主妇们一起喝喝花草茶，然后聊聊天。孩子们在“童话屋”里玩得很开心，有了花草茶，主妇们也有乐子了。“让她们从家里走出来后，除了教堂，还有些别的去处。”
家族纽带之外，小镇有别的方式把人和人连在一起。
不用说没完没了的社区节日，光看看这些类别：教会、唱诗班（此外还有各类合唱团）、乐器、纸牌……年龄上也做了细分，比如给老年人的滚木球俱乐部，以及给青少年的青年公益联合会。像特蕾莎办公室里那个发胖的年轻人，就是镇男声合唱团的忠实成员。至于特蕾莎自己，从小到大参加过的俱乐部数也数不清，篮球队、读书会、编织会、镇历史协会、博物馆小组……这些组织严密、规矩，对一切外来者都心知肚明、保持警惕。
特蕾莎轻描淡写的“草药节”，在小镇旅游指南上被重点推介。这个由她一手创办，已是小镇在圣诞集市之外最大的活动。“充满了浪漫气息。”指南上写着。
身份，头衔，这些东西加诸于身。特蕾莎曾是镇议会外围人员、妇女与儿童协会成员、青少年发展协会成员。她背负着古老家族的姓氏，与小镇牢牢绑在一起。
而此时，电工不过是穿着蓝色的背带裤，又高又壮，在特蕾莎的指挥下，换灯泡、查电箱，忙个不停。
“童话屋”里，超越现实的布景里，装点着一个个被定型的角色。所有玩具里最精美的，是女孩们从小都想要的模拟屋。一幢幢小房子，家具摆设一应俱全，墙纸与窗帘同色系，茶具与桌布也应和着。然后，房子从剖面切开，一览无余。一个家的形状。简直就跟被特蕾莎精心布置的老房子一样。女孩们练习着主妇之道。除了模拟屋，最受欢迎的玩具还有洋娃娃，给她们打扮、喂饭、哄睡觉。女孩就这么长大，以后变成女人，妻子，母亲。
那天我回答特蕾莎，说我对什么是失去，并不那么确定。她说，汉斯把金子换成一匹马时，最初很高兴，“骑马真是一件好事！人好像坐在一把椅子上，脚撞不着小石头，又省鞋子，不知不觉就向前走了。”可当他胡乱对马呼号，被马摔下来时，他说：“骑马不是好玩的事，摔下来差点跌死。我永远不骑马了。”汉斯忘了他骑马的快乐时，就是失去了。
后来我们又坐了很久，直到她说要去接女儿，才在冷雨里推门而出。
“童话屋”后面是一个斜坡。一个小女孩在玩独轮脚踏车。地面凹凸不平，铺着石子。她双手扶着龙头，右腿蹬着地面，从坡上冲下去。对于她的身高而言，坡度和速度是很惊人的。可小女孩似乎根本没想会受伤的事，冲下去，又回来，再冲下去。金色的发辫被风扬起来。
对小女孩来说，这是特别的事。因为，还没有谁教会她什么是禁忌。
像大部分南方人一样，特蕾莎不喜欢北方人太过“标准”的口音，也不喜欢他们混杂着外国、犹太和法国风格的做派。南方是甜美的，就像德语的Gemüt（情感）一词就意味着“南方”一样。真正的德国人在这里，温柔、亲切、热情、充实。远离大海，亲近森林。
某个晚上，住在特蕾莎以“睡美人”为主题装修的民宿房间里，我做了来德国之后最密的梦。
墙上的玫瑰藤蔓延伸进了梦里，我梦见自己从未离开父母身边，生儿育女，归顺于出生时就属于我的命运和身份。
醒来后，是即将破晓的清晨。被子外的空气是冷的，我伸手让手机靠近门的方向，搜寻多一点的Wi-Fi信号。
大概是特蕾莎的生活，她的言语和笑容都是我没有的方式，我的梦才像马车失了控。
可对她而言，我那些不稳定的、任性的、执拗的，在她看来“特别”的事，让她新奇而振奋。尤其是——我登上了地区的报纸。
那天，刚推门走进寒风里，就听见背后有人叫我。是特蕾莎。听我说要去书店，她立马说，我带你去。
特蕾莎说，她看见报纸上关于我的报道了。我说是啊，大概小镇的报纸对一个来寻访童话的中国人感兴趣吧。她笑着说，照片拍得很好，我的笑容很好。我告诉她，刚才我一个人吃中午饭，跑堂的小伙计居然拿出报纸指着照片问“是你吗”。她大声地笑着说，这是个很小的小镇，好事坏事，只要发生了，所有人都会知道，然后以肯定的口吻说：“我读了好几遍，那位记者写得很好呢。”
书店老板蒂亚斯正在门口整理旧书，阳光照在他的面庞上。特蕾莎帮我们介绍彼此，希望蒂亚斯能给我一些帮助。
这是一间古雅的书店，我在书架上认出里尔克、黑塞、莱辛、歌德的名字，就像遇见了老熟人。蒂亚斯给我展示着跟传说、民歌和童话有关的书。
“她知道所有的《格林童话》。”特蕾莎夸赞我，想让这个才认识我两分钟的书店老板喜欢我，帮助我。仿佛我在做的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蒂亚斯起身去招呼一个顾客，特蕾莎问我：“你觉得还好吗？”
我说，挺好啊。旧书店的味道真是好闻。
特蕾莎语速急促，似乎要回应与认可。她也喜欢旧东西，喜欢逛二手市场。一般的音乐盒，都是一个芭蕾舞者在玻璃上滑动，但她淘到了一个特别的。打开盖子，一颗金色的太阳在玻璃上滑动。太阳表面的金色涂层有些脱落，但仍然是一颗金灿灿的太阳。“这是我从小在冬天里的盼望，天气就要暖和起来了，一切都要好起来了。”
还有一次，她发现了一个旧手提箱。“你知道吗，箱子上面写着名字，箱子里有一张小小的卡片。上面写着，箱子的主人是个女孩，‘二战’时，她带着这个箱子在儿童福利院工作。”
她兴奋得脸红起来。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之外，她遇见了能容纳想象的故事。
现在，她说，在我的启发下，她想做一条徒步的“汉斯小径”，“做一点特别的事”。
在小镇外的森林和草坪上，夏季和秋季那些阳光最好的日子，你可以骑上马或者驴子，走一趟“回家之路”。身上背些要舍弃的东西，一路走，一路扔，到了终点，你双手空空，只剩一个自己。她笑着说，希望我回来小镇时，可以一起去郊外走一走那条“汉斯小径”。
你觉得怎么样？特蕾莎问。
好极了。我说。
特蕾莎背后的书架上，摆着好几本里尔克的书。此时我脑海里徘徊不去他的一首诗：
玫瑰，你花中之花，在古代
你是有单层花瓣的花萼。
可在我们眼里，你丰盈繁复，
是花，是不可穷尽的对象。
女性的，神秘的。玫瑰投下的阴影可以发动一场风暴。
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德国女人做母亲后如果继续工作，会承受很大的社会压力。而此时，我困惑于特蕾莎未说明的痛楚，她说自己不是个好妈妈的疑惑。以及，她因我的到来，我的旅程，我在做的一切而得到的鼓舞与欢乐。
“你知道吗，二十岁的我，第一次去了另一个世界。”我突然说。
“事实上，我二十岁时也去了另一个世界。”她说。
东西德统一后，西德人要支付“团结税”，拿钱给东德搞城市建设。特蕾莎说，最初没问题，慢慢地就怨声载道。嘲笑东德人口音的漫画、笑话也随处可见。“但在德国统一时，感觉真是另一个世界，所有东西都是灰的。”她去德累斯顿，油画一样美，萨克森州曾经的皇城。但“二战”后修的建筑却像在丝绸上打上了粗布的补丁。为了不那么资本主义。
“那时我正是二十岁。”她笑了。
二十岁的特蕾莎，衬衫的大领子翻在毛衣外面。民宿二楼有一张她高中毕业的照片。红色的领结衬得脸色好极了。黑色半截裙勒出少女的细腰，肉色丝袜下一双黑色牛津鞋。小镇当然没有另一个世界里的灰色。
“我总担心会弄丢通行证，隔几分钟就摸一下口袋。”我回忆第一次去“另一个世界”的旅程。
“丢了会怎么样？”她问。
“那时我真的担心，失去了证明，自己就成了没有身份的人。”
失去身份会怎么样呢，特蕾莎说。
也许是件奇妙的好事，我说，想想看，如果你不再是谁的女儿，不再是谁的妻子，不再是谁的母亲，甚至，你不再是你自己，那会怎么样？你可以是任何人。我声音响亮起来。
特蕾莎被我突如其来的亢奋带动了，两颊的红升腾起来，像怀揣了大秘密。
你可以是任何人。
夜里，风声开始大起来。第二天早晨，能看到更多被吹绿的新叶。
每天上午或下午，特蕾莎会到民宿来，有时我在，有时不在。遇上时，我们就站在楼梯间简单地交谈。偶尔，我们会一起散散步。特蕾莎是个很好的伙伴，擅于表达，更擅于倾听。
所以，在我离开小镇的前一天，她问：“有时间去散个步吗？”我也欣然同意了。
在等她的半小时里，我走上不知已经走过多少遍的小镇石子路。路边锃亮的窗玻璃上，多半挂着白色的窗纱。房子里的人各怀心事。
在这里，有一间办公室在等着特蕾莎回去处理工作，有一座房子里有她的丈夫和孩子们。还有更古老的一座房子，装满她诞生以来的记忆。还有父母，七大姑八大姨，跟第一个男朋友吃冰淇淋的甜品屋，小学，中学，结婚的教堂，“能买到全世界”的精品铺。甚至，还有一家最地道、“能让人马上暖和起来”的土豆餐厅。这些都巨细靡遗、无比真切地环绕在我四周。
前一天晚上，回民宿时，我发现托马斯一直待在屋子里。民宿的二楼是他的办公室。他从上午九点到傍晚时分，都在这栋房子里。通常，他都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后面，显示器上端露出他带灰的金发。
“一切都还好吗？”托马斯问。
我一边应声一边走向厨房。
托马斯也跟着走了进来，招呼我保温壶里有他煮的咖啡。说在等一个八点才能到达的客人。
我告诉托马斯，镇上的两家中餐馆，都不是中国人开的。“你吃到的中国炒面，其实是越南炒面，或者印尼炒面。”
玩笑让气氛松弛下来。托马斯也从两三米外的柱子边走过来，坐在了我对面的椅子上。
托马斯是本地人，出生在离这里十几公里的另一个小镇，两岁搬到了这里，之后基本上都生活在小镇上。像绝大多数德国男人一样，他热爱足球和啤酒，会为了看球赛去大城市慕尼黑，非常疼爱他的小女儿。
他毕业后曾在斯图加特工作过两年。“那里有全德国最聪明的人，做着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托马斯淡淡地说，他只高中毕业，还是回到小镇比较好。
五十米外，教堂的钟敲了起来。钟声乘着夜色的翅膀穿透玻璃，直接进到屋子里。我分辨不出长短钟声的不同，也不明白其意义。只是由衷地称赞道，多好的小镇。
“是的，这是个幸运的小镇。”托马斯说。从慕尼黑过来，会路过一个叫吉森的邻镇，那也是个建于中世纪的小镇，曾有着跟小镇一样美轮美奂的古建筑。石头垒成的山墙，幽深的骑士小巷，隐居者的寺庙与庭院，镶着玫瑰色玻璃的酿酒屋。但“二战”一开始，局势就失去了控制。人跟动物一样流离失所，天空中密布或敌或友的飞机。“房子都毁了。”英军的一次轰炸中，从中世纪就存在的小镇变成了一具残骸。托马斯说，统治者是愚蠢的，因为他们决定把毁了大半的小镇整个推平。“老房子全没了。就地重建。”
我说，统治者倒是在柏林保存了一座残骸。闹市正中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在“二战”中被炸成了“断头”，却保存了下来，像是一个见证。
托马斯耸耸肩，“有多少人看得见柏林，又有多少人看得见这儿呢。”
我以为他会怪罪炸毁小镇的英国人。但他很认真地说，不，英国人当时必须这样做，“毕竟，战争是德国人肇始的”。
托马斯真了不起。这也是我们最长的一次谈话。让我甚至有点放心的感觉。之前，我总觉得，在太太家祖传的大屋里做民宿的经理，似乎不是一个多好的事业选择。自然，这些我都不可能告诉特蕾莎。
我与特蕾莎最后一次散步的这天，天阴沉沉的。
沿着石子街往前走，我们穿过下富达勒巷，路过立音塔，越走越远。先是遇见特蕾莎的小学数学老师，一位白发苍苍的绅士。然后遇见特蕾莎在市政厅的一位女同事，亚麻色的短发。又遇见与特蕾莎同住瑞塔街的一位女邻居，两人嘘寒问暖。这些人就像河狸在溪流里筑起的堤坝，拦截住我和特蕾莎顺流而下的小舟。
在《柳林风声》里，就是这样春风把一切吹绿的时刻，鼹鼠第一次出门，见到了河。也第一次遇到河狸，并跟他交谈。河狸邀请鼹鼠坐上自己的小船。那是一艘船身蓝色，内里白色的小船，刚好够两只动物坐下。鼹鼠完全沉浸在一个新世界中，为河水的波光、涟漪、芳香、声响而陶醉。河狸对鼹鼠谈到什么是河，“在河边、在河上、在河里、与河在一起。河是我兄弟姐妹，是我的阿姨我的伙伴，河是我吃喝的来源，自然也是我洗东西的地方。对我来说，河就是整个世界，除此我别无他求，河所没有的不值得有，河所不知道的不值得了解。”
我们的小船一路向前，摇着桨。芦苇丛被风唤醒，吟唱起来，经久不息。
一次，特蕾莎跟我聊起生意上的事。老木屋、苹果酒、香肠、野餐篮子，夏天最好的时候，还可以骑着驴子去郊外。我们可以提供野餐服务，当然，这是生意。要说有多少意思嘛，也没多少意思。“但生活就是这样，对不对？”她抛出问题，等待我的回答。
“没错。”我清晰、肯定地告诉她。
即使在我们的船已经漂得很远，空荡得天地间只剩下我俩时，我仍决定，不改变这回答。有什么关系呢。在肉体衰朽的永恒面前，一点蒙蔽和贪恋又算什么呢。
“汉斯要回母亲家。”只要记住这个事实，就可以了。
特蕾莎跟我说着些琐碎事。民宿顶楼的小天台得换排水沟，如果下一场雪猛一些，融化的雪水一定会渗到屋里来。女儿开始在意打扮了，而且屡次抗议她遗传自特蕾莎的深棕色头发，“为什么不是爸爸那样的金色？”又说，书店老板蒂亚斯不是本地人，而且——她语调拖长，他的儿子还在柏林玩乐队！“当歌手，弹吉他，天知道……”
我说起这些天在小镇上结识的人，上巷面包房的苏西女士、麦池巷咖啡馆的乔安娜、地方博物馆的布朗茨先生，等等。
当然，特蕾莎每一个人都认识，说起他们来活灵活现。苏西女士是寡居的老太太，曾经，她与丈夫是镇上人人羡慕的好夫妻，善良，热情，总是把面包留给赫斯福特巷里的那些“穷鬼”。丈夫去世后，女儿来给苏西帮忙，面包房当然也继续开了下去，但对那些男顾客来说，昔日坐在店里喝咖啡、吃馅饼，跟男主人吹牛的欢乐一去不复返。慢慢地，女顾客们集中起来，点心也越做越精致，简直成了小镇的一个据点啦，如果你想打听点什么的话。
至于地方博物馆的布朗茨先生，他是小镇上数一数二的有学问的人！大家都尊称他布朗茨博士。取得博士学位后，他应聘了博物馆的职位，然后，以本地人真正的热情和勤勉，对小镇的历史和文化做了最全面的整理。布朗茨先生可不是书呆子，他会办展览，其中有一个刚过去不久的，是一个摄影展。布朗茨先生有两个孩子，小女儿跟特蕾莎的女儿一样大。美满，非常的美满。尤其重要的是，布朗茨先生是个好脾气，你见过报社的主编，你知道那个人可是冷漠得很。这就是真正的小镇人和其他地方人的区别。
就在我默默地听着，想着这就是最好的沟通时，她突然停住了脚步，没有任何预兆，“为什么所有的故事里，都不告诉人，好东西是会消逝的？”
“好东西？”
“好的事，好的人，好的感情。一切配得美好的东西。它们不仅会消逝，会像肚腩一样走形，还会像河流一样分岔。
“苏西太太会失去丈夫。布朗茨先生的一只眼睛快要瞎了。当你到了我的年纪，你认识的人都经历了人生的大部分事情后，你会发现，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我们根本不能控制任何事。”
我们静静地站在路边，再往前，就要离开小镇的地界，就是野林、草丛与荒凉。我推开了桨，让我和特蕾莎的小船搁浅。
“更可怕的是，我们会变得不像以前。不像它们还完整，还饱满，还有力的时候。”
特蕾莎的语言美极了，让我完全进入她的世界中。不可思议。
“可你仍然美极了。”我说。
特蕾莎笑了。河狸与鼹鼠呆坐在船上，河就是整个世界，它们倾听着河的一切。
“汉斯扛着石头走，石头压得他很难过。在井边喝水的时候，石头掉进了井里。”
“得相信点什么。”我说。
“相信点什么。”她重复道。
我们继续安静地站了一会儿，突然她扭转身来，轻轻地抱住了我。直至一辆经过的皮卡车用喇叭声惊动了这片静谧。司机隔着窗玻璃指了指我们。
“我的表兄。瞧，我们走不远。”特蕾莎说。
我们对那次止步于小镇边缘的散步只字不提。
那天我回到民宿时，托马斯从办公室里走出来迎接我：“啊，冻坏了吧？”我揉了揉冻僵的脸，笑了。
跟我来小镇时的凄风冷雨不同，离开的这天是个晴天。
托马斯帮我把行李拿下来，太重了。我们用力地握手。好人托马斯。我和特蕾莎站在屋檐下话别。阳光擦过我们的发梢。我知道我们交换了什么，留给了对方什么，只是似乎这些都不重要了。她塞一个信封给我——礼物。
没有当场拆开，我只是拥抱住她，让眼睛盯着她背后的墙壁，而不是她的眼睛。我会想你们的，我说。万事如意，生活幸福。中国式的祝福总是说得很满，以为能用言辞填满虚空。
“汉斯欢喜得眼里流出泪来，因为他摆脱了唯一使他烦恼的石头而不必责备自己。”
半年后，我回到德国，给特蕾莎写邮件。
一个傍晚，我接到了她的电话。
我们说起这半年来各自的生活。特蕾莎说，我现在很忙，很忙。不过这个夏天真是很棒，热的时间很长。你知道，德国总是很冷，我们太期待夏天了。所以这个夏天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外面，长长的散步，聊天。“你知道的。”
我说，是的，是的，我知道的。
窗外是柏林万湖，白色的风帆在暮色里反射着夕阳的光照。一片澄明的金色。看不出一点时间的痕迹。跟在小镇时，一睁眼即是历史与时间的印记完全不同。
“汉斯叫道：‘世界上没有像我这样幸运的人了。’他心下轻松，解除了一切负担，跳着回到他母亲家里去了。”
离开小镇后，我终于拆开了特蕾莎给我的礼物。叠得整整齐齐的剪报，上面是我在小镇接受的采访。剪报用特制的小红帽信封装起来，信封一角写着——“爱你的，特蕾莎。在小镇。”
我一只手握住话筒，一只手推开窗户，初秋的空气涌进来。半年前还是初春，住在特蕾莎那里时，我一次也没开过窗。只是无数次站在窗前看着街道和行人。那些似乎从加洛林王朝深部走来，穿过瑰丽的中世纪，金色的文艺复兴风格，匍匐过二十世纪的炮火与崩裂声，一个个向我走来的小镇居民。
聊了半天，最后我想起，就随口问，托马斯好吗？
沉默了几秒，特蕾莎蓦然说，我们分开了。托马斯已经搬走了。
我恍惚了一下，手压在窗玻璃上支撑住身体。那些又贵又白的风帆沾上了我的掌纹，变得浑浊起来。
你上次来的时候，是二月份吗？三月份，我们就分开了。我现在带着小儿子和女儿住。特蕾莎干干地笑了几声。
几道闪电划过我的脑子，留下炽热的烧痕。那民宿怎么办？我想到办公室在民宿二楼的托马斯。
现在我上午去旅游信息处上班，下午就在民宿里上班。特蕾莎说。
哀恸会让言语支离破碎。而我说的是并非母语的英语，句子断成一个一个的词，捡都捡不起来。我像复读机一样，一遍，卡壳，又一遍，停顿，终于说完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没有什么是要紧的，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特蕾莎在那头笑了。比电话里的电音更干燥。
我从未觉得自己如此愚蠢。当她为我一意孤行的旅途而担忧时，我懂得什么？当她说最喜欢的故事是《幸运的汉斯》时，我又能了解什么？压在她身上真正的负累，我根本无从了解。哪怕是此刻，面对生活整个的巨大与未知，我却什么也说不出来。那些静默的时刻，忐忑的时刻。她那些真正特别的事，我吝于赞美。她对生活的热望，我弗能将之点亮。
我们乘小船远去的那天，谁往河流里扔了石头。谁把脚伸进河水里。又是谁把耳朵贴在船身上，听河流拍打、撞击着我们的世界。那是一条蓝色船身，白色内里的小船，只容得下我们俩。
好一会儿的时间里，我们都没有说话。当沉默就要变得尴尬起来的时候，特蕾莎说：“我想你会明白，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像我这样幸运的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