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上小学时，我哥常说，他又在荒滩上瞭见了野兔，有几回，他说我家那条闻名于村中的“小狼”还使劲撵过兔子，可惜没撵着。我哥比我大七岁，他说的话那时我都信，他不仅在好多事情上护着我，还不时带我爬上我家房顶，去辨认远方，告诉我狼山、大青山和黄河的位置，他曾经朝着狼山、大青山和黄河的方向唱歌、撒尿，并教会了我打响指和吹口哨。
我自己从未在河套平原的荒滩里见过野兔，我哥口中的那些野兔，在我心底慢慢变成一种如村头烟霭般缥缈但迷人的存在，我想象它们自由出入于洞穴和野地，虽弱小、羞怯，需要觅食、交欢和嬉戏，却善于躲避追捕，与原野、山河、地平线和万物为伴。因此现在，我很乐意将自己比作这样一只兔子，常常挖洞，常常进发，还热爱思想，而写作之于我，也便像一处可以不断前行的窝点，我经由写作思想，经由思想生活。
2010年夏天，我开始断断续续地在纸上书写《事关未来正义的正义》一文，直至2011年秋将它完成，在我个人思想史上，这是一只兔子首次窜上他精神的大青山，里面动用了从弗洛伊德而来的“死亡本能”理论假说，将“忘我”指认为人类最根本、最深沉的欲望，并由此提出我自己的“正义论”。就是从那时起，我的精神世界开始总体显形，我思想的原野、山峦、沼泽、村落、湖泊、溪流，等等，一一开始趋向澄明——当然很有可能，这只是我一时的自以为是，谁知道呢。不过迄今为止，唯有怀抱了《事关未来正义的正义》一文中的诸多简陋讨论，我才觉得自己真正勘探到了人类最幽深的欲望，理会到了与之相生相伴的种种绝望与希望，并由此辨清无数人间村落的位置，辨清自己和众人的四面八方，包括重新望见我哥和我曾经站立过的那个故乡的屋顶。
如今，我仍在挖洞，仍在进发。
二
《玩笑的深度及其限度》在我的精神地形图上，归于“野”部，这是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于2001年春天落果，只是形式上很不守规矩，压根不像一篇所谓的学术文章，而更像一个文艺随笔，当中携带了豁免一切的光明与黑暗，以及无法进行伦理决断时的广袤与荒芜，可谓既欢乐，又恐怖；既充实，又虚无；既放浪，又悲伤……当时我之所及，大概同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差不多罢，比如里面对“自渎”一词的极度重视。
其实早在1990年代中后期，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假说就已经开进我的思想领地，然而多半归隐为一种感性的相遇。1999年，在浙大“西方诗学”课的课间，我曾跟孙周兴教授谈起过所谓“忘我”的问题，那时的孙老师还留着茂密卷曲的长发，满腮的黑胡须，记得当时，他用他“不可说之神秘”笑容望向我，并未说什么，而我自己也无有更加清晰、坚硬的语词可以撞破沉默。
2007年，在蔡翔教授召集的一次师门读书会上，不知谈及什么，我说“人活着就是为了找‘死’”，蔡老师当时听了，手执烟卷，默然不语，项静接过话头说，“师兄现在讨论问题，一开口不是死亡，就是疯狂”，而我亦只是随口说说，并不能在现场将相应的思想与表达带到更远更深的境地。
确切地说，在2011年之前，我的思想主要盘桓于类似张灏先生所说的“幽暗意识”之际，却又不能满足于那条将其主根扎在无限防御与制衡中的民主道路。一方面，仰仗着“死亡本能”理论的启迪，我越来越逼近那些或宏大或幽微、或抽象或具体的人世间的“非”，另一方面，我始终求索不到自己可以真正去信仰的人世间的“是”。
《我们离苦难很近，离善良很远》（2007年）一文，即是此行途中的一枚印迹，该篇末尾写道：“唯有当我们开始正视自己的非道德时，道德才可能不再作为一个伪命题呈现出来，也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对自己非道德的深刻不满，并且意识到自己对他者和对道德的某种刻骨铭心的需要时，道德才有可能真正出场。”可是人究竟因何会对道德产生“某种刻骨铭心的需要”，我实际并无什么思想底牌可打。
彼时之我，长时间逡巡在某种思想的旷野中。
三
上海吴淞炮台湾湿地公园有个“振衣亭”，亭柱之上，挂着“自此长江去矣，从今沧海来焉”的楹联，乃林曦明先生所书，与我2011年之后的精神景况颇有几分相契。只不过在我的“想象”中，海洋并非大陆的怀抱，而是反过来，也因此，我始终觉得在无边的陆地之上，湖是小海，海是大湖。
《罗陀斯的天光与少年》（2016年）和《“我们”向何处去》（2017年）是我两片思想的“湖”。经由前者，我将那个为世人共有的“欲望中的欲望”公开命名为“销魂”，也就正式将人定义为“销魂者”。经由后者，我探听着属于人类未来的新的共同体之声，并吁请现在和未来的行动者一同去缔造一种更具独创性的“人·人体系”和“人·物体系”，进而去拥抱种种“更具独创性的好的生活方式”（尤卡·格罗瑙语）。如果说，《事关未来正义的正义》是在召唤我寻访思想的“高”的话，那么《罗陀斯的天光与少年》和《“我们”向何处去》就是在召唤我探索思想的“深”，当然，它们只是向度，而非终点。
《审美的暴政》（2014年）和《猪尾焦虑与屠苏之死》（2017年）可以标示出我思想的“沼泽地”，这两篇文字是我触碰某些紧要议题的小小实验，此类行动才刚刚开始，其间一片泥泞。我想，那些为我所敬重的行动者们会和我一样，将直面以下两个巨大的难题：
其一，人与情欲相关的审美冲动以及审美资源争夺问题；
其二，社会劳动分工以及随之而生的各种苦难分配问题。
《常人世界及其活口》（2012年）和《文本世界的青年往何处去》（2017年）属于我思想的“村”部，是我对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个体的凝神端详与侧耳倾听，我通过写作端详他们的生与死，沉沦与复活，倾听他们自己给自己“哭丧”，自己给自己“叫魂”。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文本世界的“他们”就是我，我和“他们”当中的某几个一样，渴望获得救赎和新生。可是对于一个“销魂者”而言，真正能带来拯救的“奇迹”又将升腾于何处呢？
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翘首企盼由外部世界而来的“奇迹”及其拯救，然后又因这“奇迹”的阙如而绝望，再由绝望而溃散，从此被动或主动地跟现实交欢，王朔《给我顶住》中的“关山平”们如此，金宇澄《繁花》中的“阿宝”“沪生”们亦是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宗教大法官”说得一点没错，“人寻找的与其说是上帝，还不如说是奇迹”，与之相反，救世主乃寄望于“自由的信仰”，而非“奇迹的信仰”。因此，当我跟学生聊起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时，我会提醒他们——同时也是提醒自己，千万不要把“小王子”真的视作一个从世外降临人间的“奇迹”，而应该将他视作飞行员自己心中升腾起来且被轻轻握住的某种信仰，是一个人在其“销魂”的高度和深度轻轻握住的信仰。
在我的精神地形图上，每一位这样的“销魂者”都将流淌为一条美好的溪流，而如若有亿万条溪流既可“相造于道”，又可“相忘于天下”，那便成了我个人的乌托邦世界。在这乌托邦世界，亿万条溪流相交而不争，相离而不孤，各美其美，各妙其妙，该有多好！如今检视己作，从《新生证实，有情有功》（2016年）和《文本、理论、世界和自我的重逢》（2016年）中，似乎可见出一丝那乌托邦的影子。
吕永林
2017年底于沪上宋公园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