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世界人达罗赛纳和他的油画
达罗赛纳是意大利人，1941年出生在米兰市，60年代毕业于米兰一所理工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大学毕业后的达罗赛纳，就到非洲去搞工程了，之后又到过美洲、欧洲、亚洲达罗赛纳对油画创作侃侃而谈。的一些国家，中国的台湾、甘肃等地工作。还曾在联合国工业开发机构供职。奇怪的是他从没有在自己的国家意大利工作过。
他说：“我并不把意大利当作我唯一的祖国，我是一个世界公民，我出生在哪里并不重要。因为较大的工程都在国外，特别是在那些不发达的国家，意大利的大工程基本上没有了。”
今天，达罗赛纳作为德国旭普林公司的雇员，来到中国小浪底的洞群工地。开始他是混凝土部经理，目前负责内部技术变更工作。
当我走进这位长年摔打在工地上的工程师的办公室时，看到挂在四周墙壁上、放在案头上的许多大小木制框架，框架里镶嵌着一幅幅油画，油画大多是以大自然风光与女性人物为内容的，广袤无垠的田园沃野给人以无边无际的遐想，衣着绚丽的少女们为充溢着诗意的大自然激荡出盎然的春意和活力。禁锢在象牙塔中的艺术家也许不会有这种构思，这分明是一种灵魂与思想的抒情，是一种长期被客观世界熏陶的感情的迸发与流露。
“你为什么爱画油画呢？”面对这位身材瘦削、个头不高、但却目光格外有神的意大利人，我有些不解地发问。
他眨了眨一双明朗的眼睛，扫视着挂在屋子四周的油画，随意地说：“说不清，这是人的天性吧，我不仅喜爱画画，也喜爱欣赏音乐，做这些事，我以为是一种放松，从工地上回来，为解脱高度紧张的神经和劳累的身躯，听听音乐，画张画，就舒适多了。”
“你年轻时是否想过当一名画家？”
“我曾做梦都想当一名歌唱家，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会到我的故乡米兰市的一所教堂去为做弥撒的人唱弥撒曲。这种活动是我自发的，也是业余的。但是，一个人年轻时想干的事，不一定能成为他的职业，命运要我去做一名I程师。不过，这并不能割断我对音乐、绘画的兴趣，我喜爱弹吉它，弹钢琴。在学校学设计和制图时，我就格外认真，总想把设计的图样画得更好，这就培养了我对绘画艺术的兴趣。渐渐的，我把兴趣融汇进我的专业了，这样我在工作中就产生一种情趣，进而升华为一种激情。我总是带着一种激情在工作。如果一个人干他不喜欢干的事情，就不容易于好，相反，干自己喜爱的事，或者说，能带着激情去干一件事，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在这个投入的过程中，你不是在尽一种义务，而是在自我欣赏。这时候，你决不会去考虑这个过程所带来的结果的价值，或者说，你决不会为一种价值患得患失，而只是不顾一切地全神贯注地进入了角色--一种最佳的精神状态，这样工作的最后结果，肯定是最好的。”
“那么，你现在在业余时间画这么多油画，对你的工作有什么影响吗？”我想，工地十分繁忙的劳作，已经使现场人员累得够呛了，下了班哪里还有画画的雅兴。
达罗赛纳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有影响了。可以说，画画对我的帮助很大，画画时需要一种创造性，怎么构图才能使这幅画不落俗套，做画时更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在做一幅画时，你不会只考虑一种构图和布局，你也不会只想出一套使用色彩的方案，你会想出好多种方案、好多种办法，这就锻炼了我处理事情的能力。在工作中遇到棘手的问题时，我总会拿出许多种办法来比较，最后找出一种可行的最佳办法。”
说话间，达罗赛纳从柜子里取出一件竹制的很好看的楼房模型，把它放在办公桌上。
他说：“这是他又一种爱好，在做这种手工艺品时，更能锻炼人的能力。做这种竹子楼房之前，首先考虑的是总体的模式、风格、结构，这样从全局再考虑到房屋的局部。在制作过程中，不仅用脑，还要用手，用腿，这样使我的全身获得了锻炼。由于我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件手工艺品的制作过程，最后的效果是不错的，这件工艺品在意大利的《拉斯达帕日报》发表了。一位很有名的女记者发表了评论文章，向社会推荐我的这件作品。在197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在米兰市两年一度的国际油画比赛。那一次我的参赛作品《橡树》获得非专业画家第一名。颁奖之后，他们却把这幅油画收藏起来。我当即去退奖金，要求把我的这幅油画要回来。后来，画还给了我，组织者们给我送来了获奖证书，并说，你是获得这一年度的油画能手。从此，我的画有点名气了。但是，我从来不把我的画当商品，至今我没有卖过自己的画。那次获奖之后，我好久不再作画了。到中国的小浪底后，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又拿起了画笔。”
说到这里，他找出一幅画，说这是在中国作的第一幅画，不是油画，是一幅素描写生。这是附近一个叫张岭的村庄，一座古朴、别致的房舍被画得很有意境。
接着，他取出几幅油画，指着画面说，一幅是麦收之后田野烧麦秸麦根的火景，一幅是济源市一条公路的幽深延伸的景致，一幅是他去桂林游览时的山水写生……他说，他的画很多，办公室那儿有一间房屋挂满了他的油画。
这时候，我想换个话题与达罗赛纳交流交流，便问：“你来中国小浪底这么几年，感到中国人与意大利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他的话匣子又打开了：“是的，是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也许是意大利所处的位置优越，临近的古希腊，不远的巴比伦、埃及这些文明古国的文化都被意大利吸收进来。意大利是很开放的，可以走出去，也能走进来，所以意大利文化就有了世界性。意大利人的观念也是这样，马可·波罗能到中国，哥伦布能发现新大陆，都是有这种世界性文化作为前提的。可是中国不是这样。中国长时间处于孤立封闭状态，走出去难，引进亦难。中国人太保守，有些事很叫我弄不懂，就是中国人决定问题的方式。我在北美洲、非洲工作时，我们与当地国家的工地业主谈判事情，谈到一定程度，总是能当场拍板定案的。可是在中国不行，你们中国出面参加谈判的人是没有权作决定的人，有权作决定的人却不出面谈判。我们头疼的是能找到与我们谈问题的人，却找不到做决定的人。这个能有权拍板定案的人是谈问题的人的上级，他不露面。也许，与我们直接谈判的这个人很同意或接近我们的观点，但他却无权作出决定，待他回去请示之后，答复是研究研究，研究之后答复可能是不行，为什么不让有权作决定的人直接到第一线呢，这样办事太耽误时间了。
“还有一个问题，中国爱把很多水平不等的人弄在一个水平线上，叫他们人人平均。这样使能做大事的人不能去做，这是一种浪费。中国许多工程局有很多聪明精干的人，有一些人在我们外国的公司工作，干得很卖力，也很会干，干得好我们给的报酬就多，有时能多出你们好几倍，有时我们给的工资不算太高，中国人也愿意来干。非洲人往往不愿干费脑子的难度大的事，即使给他高工资也不干。中国人往往是把这种工作作为一种机遇，一种提高武装自己的机会。有时尽管挣钱不多，但在外方企业短暂的几个月工作中，能学到一般情况下几年学不到的东西。这样，以后再到其他公司工作，就有资本了，就能担任更重要的工作。”
当谈及中国工程局与外商承包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差别之大时，达罗赛纳说：“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外国承包商的雇员是从市场上选来的，要求苛刻，都是选好样的，被雇佣的这些自由人很有风险，可能工程只有几个月时间，工程完了人就走了，这种高工资中当然要含有风险金了。我们特别需要会外语、懂工程、又能操作计算机的人，这样的雇员待遇就特别高。而中国工程局雇员没什么风险，即使工程完了，没活了，他还是你们工程局的人，还要给他们发工资，工资能高吗？”
达罗赛纳不仅是一位技术专家，他对社会、政治也颇有见地。我们的话题再次转到意大利这个国家时，他谈出一种独特的认识。他认为，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外表很漂亮，世界天主教的中心梵蒂冈及圣彼得大教堂（世界第一大教堂）就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市内。可以说，他拥有世界最悠久的历史文化，涌现出像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这样的艺术巨匠；还有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这样美丽又富有个性的城市。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意大利又很贫穷，它几乎没有什么资源，它比不上德国，也比不上中国。意大利人是靠精明智慧的大脑支撑起这个国家的。他的人才大多在世界各地就业，决非固守本国本土。关键的问题是意大利人能走得出去，能在国外开拓自己的事业，这就要求意大利人有较好的素质和献身事业的精神。”
谈到世界与中国目前的形势，他很直率地讲：“科技发展的速度太快了，原来10个人干的工作现在一个人就干完了，这样造成大批人失业，失业率的继续增高是世界难题，这问题已经很严重。中国有12亿人口，领导这个国家太难了，要让这12亿人住得好、吃得饱、穿得暖就不是件简单的事，要解决这么多人的就业就更难更难了，中国不能盲目学习发达的西方国家的许多东西。我在小浪底感觉到，在国外特别是在发达地区的许多东西到中国是行不通的。若盲目推行会导致始料不及的恶果，会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中国e经开放了，封+闭中国是慢性自杀，开放中国是一条光明路。但不能跑得太快，这个5000年历史的古国要驾驭好前进的节奏。”
临别，达罗赛纳送我一幅他完溅不久的风景油画，我邀请他到济源市王屋山游览，那里是愚公的故乡。他很乐意地接受邀请，并一再强调，我要到王屋山画一幅很美很美的油画。
13、德国营地的华人范少伯
在二标德国生活营地，有一个华人家庭，家庭的男主人叫范少伯，女主人叫毛文。他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6岁，小儿子刚18个月。四口之家住在二标营地的西北角的一幢三层楼房里。这幢楼共住着十余个家庭，他们都是二标营地的管理人员，有工程师，有现场工长，有生活营地经理等等。他们不是营地的领导层成员，也不是下层人员，而是德国承包商里的中层人士。
使我对这个家庭感兴趣的“导火线”是小浪底的法语学校。那一天我到三标法国营地的学校，发现听课的白种孩子中有一个中国小孩。我很有兴趣地与他对话，方知道这孩子叫“安安”，老家在中国江苏常州。
法国老师告诉我，这孩子的父亲和母亲都是中国人，家住在德国的生活营地，因为安安的父亲是德国承包商的雇员。我有些不解，德国的雇员为何把孩子送到三标法语学校读书，而不去小浪底的德语学校。法国老师告诉我，安安的父亲虽然在德国公司工作，但他是被法国一家公司派往小浪底的，法国这家公司系德国承包商的联营体之一。这时，我忽然回忆起来一个人，很像小安安模样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范少伯，是几个月前我到二标主办公楼找他们的老板克劳泽，那天克劳泽不在，翻译把我领进了范少伯的办公室，并向我介绍了范少伯的简单情况。
范少伯1985年从华东水利水电学院毕业，即考出国研究生。很幸运，他考中了法国的南特大学理工学院的结构专业，学校在法国西部偏南的一个海滨城市，即南特市。出国留学前在上海外语学院攻读了一年法语。1986年出国留学，1990年即拿到博士学位。先到巴黎一家设计公司供职，参与了巴黎至里尔的高速铁路的土木工程设计。之后转到法国一家驰名世界的斯卑公司，这家公司在18世纪曾承揽了从中国云南到越南的铁路兴建工程，近年来，这家公司又承建了中国海南的三亚国际机场、大亚湾核电站，他们还在世界许多国家建设过地下铁路。1996年，斯卑公司参与了中国小浪底工程建设，把范少伯派到小浪底的二标。二标是德国旭普林公司牵头，其中有法国、意大利、德国、中国7家公司组织而成的联营体。
范少伯在这里的技术部负责进口塔的施工方案，进口塔，被称为现代大教堂。它技术复杂，工作面大，有混凝土浇筑，有桥梁，还有所有的金属结构匣门的安装，共有16个洞子，10个塔。这种技术工作不是一般人能胜任的。
范少伯已体验到，一个中国人要想被世界技术界的同仁，特别是西方人所承认，是很不容易的。他必须有执着的敬业精神，出众的技术水平，善于处理疑难问题的办法，特别是能适应西方人的生存环境，与他们融洽地合作。
在来小浪底之前，范少伯已经在法国的工程技术领域摔打磨练了6个春秋，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已使他和他的妻子适应了。
这是个星期日的下午，我抽暇去范少伯的家里看看。尽管是星期日，他照常上班，我与他约好下午4时进二标生活营地，他大概在3点50分才匆匆从工地抽出身子驱车到生活营地等候我。
这是一个三室一厅的房舍，大厅有20平方米，三个卧室两间向阳，一间背阳，另有厨房和卫生间，房子虽然不算宽大但还舒适，能在施工的工地住上这种套房，在中国是很少有的。进屋时，他的大儿子安安正与他的小朋友克妮在玩耍，大厅的地面上堆满积木，还有电动儿童玩具。克妮是地道的法国小女孩，才4岁。范少伯说，她是一个现场工长的女儿，是他的儿子安安的好朋友。
范少伯的妻子很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她把儿子和小女孩引进另一间住室，让他们在那里玩耍，然后去煮咖啡招待我们，从她机敏的动作和苗条的身段不难看出，她在学生时代一定很活泼天真。
话题是从女主人身上开始的，我知道，毛文是在80年代末从北京中医学院毕业的，我很想知道她的专业能否与法国的生活结合起来，就问道：“法国是否有中医行医的医院和医生？”
“不--法国对医生要求很严，我们中国的医科大学的学历他们并不认可，所以我到法国后就改学了生物专业，在一所大学读硕士。”
“你和范少伯是一块赴法留学时认识的吗？”
“不，少伯在法国留学时，我正在北京医学院求学，我和少伯都是江苏武进人。不过，在家乡时我并不认识他。我的姨夫是国家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到法国的留学生，少伯到法国先认识了我的姨夫，通过我的姨夫介绍，我们俩才认识了。”
“你们在巴黎生活得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