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济源市的第一站，是看大峪乡的良安移民新村，这个村庄原来在大峪乡的山峦之中，全村有387户，共1300多口移民，移民新村坐落在一望无际的轵城镇的平原沃野，无论用水、用电、交通、种植条件、孩子就学，都较先前的大峪乡的山区里好多了。专家们进入这个村庄，听了村长介绍的基本情况后，鲁德威格就迫不及待地向村里走去。他步履矫健，动作敏捷地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认真地检查每一处供水设施，每一个厕所，决不放过每一个有卫生设施和供水设施的地方。他工作得异常投入，专心致志。
此刻，鲁德威格在村西侧与我相遇（我正陪同国内专家在了解移民生活标准）。我们立在村子的水泥路边，只见他一身深蓝的衣服上沾满灰尘，头发上像有什么杂物缠绕。我想，大概刚才他在不顾一切地工作。他略带微笑地说，你们良安村比昨日我检查的两个移民村好，你们这里的厕所是水冲式的，特别是你们做到了24小时不停地供水，这样使水管时常有压力，否则，管道就易污染。昨日检查的一个村庄，一天只有两个小时供水时间。为什么呢？因为那里吃水不要钱，不，应该说，不是不要钱，而是用多少水都是大家平摊，因为没装水表，这就造成用水极大浪费，一有水，水管就哗哗乱流。所以他们就用限时用水的办法达到节约用水，这不是个好办法。你们良安村装了水表，就避免了这种浪费。
鲁德威格走进良安小学，首先看的还是厕所，看到孩子的厕所也有水冲洗，才放心地说，这样好，若厕所没有水冲洗，孩子很容易感染疾病，人应该有防疫意识，特别是移民，他们从山上移下来，硬环境比过去好了，可是，软环境却跟不上哩，落后愚昧的生活习气不会一下子随之移走，对他们要注意培训引导。老人说着，将目光凝聚到我身上，说，希望焦市长一定重视这项工作，这不仅是环境问题，也是移民的切身利益……然后，他话锋一转，略有些气愤地说，昨天检查一个村庄时，发现搞设计的人把移民的房子基础设计得太低。施工时，政府为了移民的安全，把基础加高30厘米，否则，是要出问题的。像这样的设计人员，是失职，我要是有权力，一定把他撤掉。
第二天早晨，我陪国际专家成员一道用早餐，与鲁德威格同坐一张餐桌，问他昨晚休息得好吗？
他饶有风趣地说：“我昨晚特别愤怒。”
“为什么愤怒？”我不解地追问。
“因为我不能去跳舞。”他诙谐地回答。
“谁不让你去了？”我知道，市一家银行昨晚专门为专家们举办了联欢舞会。
“我自己不让我去。”他耸耸肩膀，严肃地说，“我的事没有做完，等做完了，舞会早散了。”
鲁德威格每天有做备忘录的习惯，当天晚上要记下一天的工作，不是一般地记，而是很翔实地记，且加进对工作的分析，找出工作的成功之处与不足之处，同时，还要写出明天的工作计划。所以，他总是在深夜才能写完这种特殊的备忘录。
鲁德威格是众所周知的老舞迷，对小浪底移民区的人，他可算是老朋友了，因为每年春秋两季他都要随世界银行委托的专家团来小浪底考察，这个老舞迷事业心特强，正当的事情没有完成之前，他会放弃一切嗜好的。
鲁德威格自称是亚洲环境工程专业的老祖父（他最早在亚洲搞这种工作），尤其在泰国呆的时间最长。他认为，环境工程是全人类的事业，仅在中国，他已工作过12个省市了。
用过早餐，专家团就要离开济源市到下一个考察点了，他握住我的手，很认真地说，我希望中国的政府官员都能有环境意识，都能重视这项工作。
三天后，我赴省会郑州参加黄河防汛会议，会议在东郊机场附近的飞天大酒店召开。我刚走进安排好的房间，突然有电话找我，我真纳闷，是谁这么快追踪我到会场？对方自我介绍，是华北水利学院移民监理事务所的副教授、总工程师谢庆涛，是鲁德威格在中国工作的助手。他说这位美国老专家离开济源市还一直惦念着我，昨天给我写了一封长达6张信纸的信，信已寄往济源市人民政府，内容多是谈环境工作的，希望我能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抓好这项工作。今天又让翻译打电话到济源市找我，听说我赴省开防汛会议，又打电话到省政府询问防汛会地址，接着，又让助手谢庆涛打电话到会场，目的是在他回国前夕希望再见一面畅叙畅叙，让谢庆涛转告我他下榻的中州宾馆的房号和电话。
好认真诚恳的老人啊！我被他这种执着精神感动了。星期日（打电话的第二天）上午11时多，我遵照约定时间走进中州宾馆，老人已站在大厅里等候。我们一道上了二楼的西餐厅。由于是第二次会面，谈话就很随便了。鲁德威格一开口就夸奖中州宾馆的服务如何如何好。他伸出大拇指，说：“这是你们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新景象，譬如我看电视时，小姐会将电视节目单提前送到我手中，供我选择。再如，宾馆可帮我把拍过照的胶卷冲洗好，不管是135或是120的胶卷，前些年就没有这种服务。”
接着，他又言归正传，谈起环境工程，他说：“环境工程是个崭新的专业，目前尚不被更多的人认识或认识达不到一定的高度。所以，我不是很受欢迎的那类热门的专家，再加上我的价格太贵（工资高），每日650美元，这样就使一些官员认为邀请我来工作很不合算。实际上，这是一种偏见。前不久，我去山西考察引黄入晋工程，那也是个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可惜我去晚了。如果工程一开始就让我参与，我会提出更合理的建议，使这项耗资巨大的工程节约下惊人的支出。可是，至今有人还说，中国不需要你鲁德威格这样昂贵的专家。实际上，这话也有道理，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谢庆涛这样的专家（谢庆涛80年代初曾留学美国，现为水利、水电及移民工程专家，供职于中国华北水利学院），他是中国人，更了解中国情况，工作起来方便。可是，在中国，像他这样的专家太少。我有个愿望，想为中国培养更多的环境工程专家，使这项关系人类健康的事业能更快发展起来……”
谈话间，小姐端上鲁德威格要的三盘西餐，同时端上各人点的饮料和啤酒，我们边吃边谈。我想，老人何以如此关心中国，关心他的事业在中国的发展？是因为他对中国有特殊感情吗？
他用餐的速度比我快多了，一大块一大块地吞下肚，边吃边朗朗地说：“我非常了解中国人，实际上，世界上最容易与美国人沟通的是中国人。在亚洲，与美国人接触最多的菲律宾人和日本人，他们并不真正理解美国人，他们没有中国人与美国人那么相似。”
也许，这是鲁德威格独特的感受吧。也许，这与他有一个具有中国血统的黄种人妻子有关系吧。他的妻子为泰国国籍，居住在曼谷，妻子的先祖是中国人。
说话间，他站起身，双手轻轻地挥舞一下，示意要我小候，即转身回房间了。一小会儿，他持一张30多厘米长，20多厘米宽的画纸过来，将画纸递给我说，这是他全家人的照片，送给我留存。好精致的照片，是用彩色照片制版后胶印出来的。他指着照片介绍，一个在游泳池边嬉笑的活泼的少女，是他的小女儿。另一位在餐桌边与一位男士谈笑风生的漂亮女性是他的大女儿，那位男士是女婿。两个女儿均是攻读医学专业的，大女儿已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妻子则站立在某个博物馆里，正在专心欣赏一只老鹰。还有他和女儿们在郊野山泉处戏水游泳的场景，还有在狩猎场打猎的场景……这些家庭成员照片与我们中国的一个个端庄拘谨、正襟危坐的全家福照片全然不同。
“你为何把家安居泰国，而不住美国？”我问道。
他幽默地说：“我喜欢泰国，不只是我有个泰国妻子，更因为泰国消费水平低，很合算。在泰国，我能用7个仆人，在美国，我可用不起，因为美国人的工资太高，消费也高。可是，居住在美国的异国人，工资就不高了，像非法人美国国境的数目惊人的墨西哥人，他们大多在加利福尼亚洲的农场劳作。那里的葡萄、西红柿及许多农作物便宜极了，是因为有这一批廉价劳力。一个墨西哥劳力只相当一个美国劳力收入的百分之五，所以我们美国还是要留住这批人的，否则，恐怕农作物的价格就升上去了……”
午餐终于在马拉松式的谈话中用完了，鲁德威格盘子里的食物吃得光光的，杯子里的咖啡也荡然无存。年轻翻译的盘子剩下了三分之一的西餐。我却剩下三分之二之多，味口确实不对。
小姐收拾了餐具，擦净餐桌，端上茶水、咖啡和少许水果。我们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海阔天空的闲聊了，整整在餐桌边坐了两个小时。下午鲁德威格与专家团就要从郑州机场走了，我与这位远方的老人在中洲宾馆不得不分手了。
20天后，是5月中旬的一个日子，我收到鲁德威格的第二封来信（第一封信在我当日由郑州返回济源市时已经收到，那是老人用公正的英文书写的6页信纸的长信），信是由泰国发出的，寄来了他的十分翔实的履历表，大概他想让我能更多地了解他吧。还有两张在中国与专家们的合影，每张照片有七八人，照片贴在硬纸上，硬纸上标着每个合影者的名字、身分及供职地址，字迹端端正正，颇似印刷的一般。
鲁德威格，一个年至耄耋之际的西方老人，何以还有如此强烈的敬业精神，又是这么乐观和幽默风趣？从这个日耳曼血统的美国人身上，我们该悟出些什么呢？
8、随康纳女士的两次采访
康纳女士是一名美籍地理与社会学博士，她应世界银行邀请来中国考察小浪底库区的移民安置状况，我与康纳一道进入移民生活区。康纳犹如一个地道的记者，在现场进行认真的采访。
1996年11月8日，一个阳光灿烂、气温宜人的天气。随康纳一行的还有中国水利部专家组。此刻，她坐在济源市大峪乡的洛峪村移民新居。前不久，大峪乡洛峪村的860人移居到思礼乡荆王村一带，移民新村盖上了红砖墙预制板顶的房舍。这是一幢四开间平房，迎门客厅约有15平方米，方正的院子一侧有厨房和卫生间。三十来岁、身板结实、气质憨厚的男主人已来到。
康纳女士坐在客厅的圆桌边问道：“为什么不把女主人请进来？”
“好，我就去喊。”
还没等男主人外出，女主人已踏进门来，她和男人坐在康纳女士对面。
以下是康纳与男女两人的对话。
康纳：“你们搬到这里多长时间？”
男主人：“半年了。”
康纳：“比你们原来住的地方怎样？”‘
男主人：“好。”
康纳：“怎么好？”
男主人：“有房子，有水吃，有电用，还有地。”
康纳：“原来住的房子怎么不好？”
女主人：“原来住的窑洞不能开窗户，光线暗，通风也不好，潮得很。”
康纳：“以前怎么吃水？”
女主人：“原来要跑老远去挑水，后来有了自来水，不过那是许多家共同用一个水龙头。现在好了，每家每户都有一个水龙头。”
康纳：“主要收入靠什么？”
男主人：“种地。”
康纳：“这地方种地怎么样？”
女主人：“这地方好，不像原先种的岭地，十年九旱，这地方是平川、水浇地，还能用拖拉机。要是在山上，拖拉机根本跑不开。”
康纳：“哪里来的拖拉机？”
女主人：“用移民款买的，属村集体财产。”
康纳：“搬迁前后收入变化怎样？”
女主人：“现在比以前收入多，在这地方除了种地，还能做点小生意。”
康纳：“村里是否想办企业？”
女主人：“我不知道？”
康纳：“作为一个妇女，你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求？住到新地方有没有什么问题？”
女主人思索一下，没有及时回答。
康纳又问：“移民工作对妇女有没有颁布过什么政策？”
女主人：“没有。”
康纳：“你们村有没有特困户？”
女主人：“有个老人，没儿没女，是五保户，村里负责照管。”
康纳：“村里比较穷的需要帮助的人有多少？”
男主人：“大概有15%吧。”
康纳：“这部分人为什么穷？”
男主人：“有的因为体弱多病，有的是脑子不大管用，也有因为天灾人祸造成的。”
康纳：“什么样的天灾人祸？”
女主人：“天旱久不下雨，地里收成减少，还有，牛掉到沟里，摔死了什么的。”
康纳：“村里是否为这些人想办法？”
女主人：“要想办法，至少不会让他们饿着。”
康纳：“你们搬迁得早，有没有经验和教训，需要给下批搬迁的人提醒一下？”
女主人：“有，我们村的学校还在建设，眼下孩子上学得到外村去，如果能在搬迁前把学校建好，就更好了。”
第二次随康纳女士采访，是1997年9月17日上午。又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此刻，康纳女士一行走进济源市大峪乡良安村的移民新区。它位于济源市轵城镇中王村，移民们从1995年春天，就从偏远的大峪山区迁往这个平原乡村。康纳注视着站在面前的良安村村长，提出她感兴趣的问题，边看边问。
康纳：“移民局给农民的实物兑现费用，你们是怎样管理的？”
村长：“农民是一户一个帐本，统一由会计保管。”
康纳：“帐本里都记哪些项目？”
村长：“建筑材料、房屋、林木、猪圈及搬迁费用等。”
康纳：“这些实物折成的赔偿费，由谁来管理？”
村长：“由村里统一管理。”
康纳：“支出这些钱，由谁来定，是村长，还是农户？”
村长：“农民自己签字，村里就拨钱给他。”
康纳：“农民若想自己建房，你们给钱否？”
村长：“只要是他们计划内的钱，就给他们，但必须是合理的使用。”
康纳：“村里怎么保证这些钱的正常使用？”
村长：“必须见到他们购买的实物，才能确定开来的发票有效。”
康纳：“你们是否不给农户现金？”
村长：“也给，如买小五金、小木料时用的现金。”
康纳：“你们的住房怎么建设？”
村长：“全部自建，我们让老百姓自己找人建房。”
康纳：“农民找的建筑队建房，怎么付款？”
村长：“等到建筑队把房建好，农户认可时，由村里付款，当然是在农户赔偿费的范围之内。”
康纳：“你们有无公共积累资金？”
村长：“有，像补偿给建学的钱，还有赔偿山坡的树木、淹没的小企业之类。”
康纳：“这些公用资金怎么支出？”
村长：“这些钱用在教育方面或公共卫生方面，但必须由党支部和村委会研究通过。”
康纳：“公用资金有无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设想？”
村长：“有。”
康纳：“现在你们村还有多少公用资金？”
村长：“还有120万元。”
康纳：“原来呢？”
村长：“有250万元。”
康纳：“你们村有多少农户？”
村长：“387户。”
康纳：“听说你们只建了355户房子，剩余的32户咋办？住什么？”
村长：“村里的人不一定同时搬来，还有一部分农户在外边的村落户了。”
康纳：“听说搬迁补偿费没有给够，以后给否？”
村长：“以后要给够，不给够是暂时的。”
康纳：“用赔偿费盖房，钱够不够？”
村长：“有的农户够，有的不够。”
康纳：“不够的人有多大比例？”
村长：“70%。”外国人生活营地如诗如画。
说话间走至村口处，村长指着面前一座不错的房舍说：“这家主人叫李好成，他的房子盖得多，超出补偿费7000元。”
康纳：“换个话题吧，你们村有多少人从事农业生产？”
村长：“90%。”
康纳：“这个数字与原来的一样吗？”
村长：“原来有95%。”
康纳：“5%的这部分人是去做生意了吗？”
村长：“是的。”
康纳：“土地比在山上怎样？”
村长：“地少了，在山上人均2亩地，但是山上十年九旱，缺水，收成差，现在人均8分地，都是水浇地，土质也好，还能用拖拉机耕作。”
小浪底工程，将使济源市的4个乡镇约4万农民告别故居，走向移民新村。
随康纳女士的两次采访，在这位年逾半百的异国人身上，我体察到了她对人的关心、爱护及对人的精神和物质的需求的尊重，更感到她对自己事业的敬重和珍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