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今天非常的激动，此时此刻，我想起了五十五年前我来到北大时的情景，当时我进入了哲学系，因为哲学系强调多学科的结合，我选择学哲学，也是因为既放不下对人文的兴趣，又放不下对科学的探索，我看到招生简章里有一句话，哲学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总结，就选择了哲学系。到了北大以后，哲学系没有让我失望，上一年级时，我们每周都有一堂自然科学的讲座，讲述天文、地理、历法、物理、化学、地质、数学等各个学科的前沿问题，到现在我还是印象非常深刻。我当时是坐在底下听讲的，教室就是现在的外文楼113，我不知道现在还叫不叫113，这是五十五年以前的情景。我觉得北大确实是一所有多学科优势的大学，能够到北大来，能够听到学者们做学科发展的最前沿的讲座，这是非常难得的，也非常幸福。
我最近也经常到外地的大学去做讲座，外地的大学一听到北大这样的情况都非常羡慕，所以我们要珍惜北大学习的环境。刚才我也在跟周校长和王院长讲，设立这样的讲堂是非常必要、也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其实当时我是要讲《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后来“传统”两个字我大概是说漏了，所以就变成“中国文化的精神”，这个题目就比较大了。中国现在的文化是不是也是中国文化啊？当然也是。我讲的以传统文化为主，但是并不跟现代文化冲突，传统跟现代是分不开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我们现在的文化中，有很多传统文化的基因是去不掉的。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想我们的同学平时经常会讲这么一句话，叫“血浓于水”，这句话看来很普通，也很平常，其实这句话有很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在里面。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西方文化里大概是不会讲这句话的，只有在中国的文化中才会强调。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非常重视血缘的关系，生命就是血缘的联系，父母子女之间生命的联系是一种血缘的联系。西方文化重视的不是父母子女之间血缘的关系，他们强调父母子女之间的平等，因为大家都是上帝的子女，生命都来源于上帝。中国人的生命观念则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来源于他的父母，父母又来源于他们的父母，最后追到了祖宗，一直到了祖先。那么再扩大一点呢，就是万物，不管人类也好，兽类也好，禽类也好，有个共同的祖先，就是天地，天地就是万物共同的祖先。中国人这种血缘的连续非常深刻地种在了中国人的生命当中，所以中国人一张嘴就是血缘的思想。中国人还有一句话“父债子还”，一看是很普通的一句话，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不太能接受这句话，认为父债为什么要子还，这在西方确实是没有的，就是因为刚刚讲过的生命观念不同，他们没有这个观点。在中国，由于有血缘关系，子女的生命是父母的延续，甚至子女的身体发肤都是来源于父母，那么父母没有完成的事情，子女是有责任去继续完成的。也正因为这样，中国人又有了相应的一个思想——“父财子用”，西方就没有哪个人要求去世后子女一定要继承自己的遗产，这个都跟生命观念有关系。生命观念形成了中国的这些观念，即使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也是如此，新文化运动时期被批判得最集中的就是宗法血缘观念和宗法血缘制度，因为当时的一批思想家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延续几千年，而且又是封建专制主义，我们的制度是嫡长子制，所谓嫡长子继承，这就是一个血缘宗法制。五四以后，集中批判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和血缘制度。当时有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吴虞写了很多文章来批判宗法血缘的观念和制度，以至于胡适先生称赞吴虞先生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你看即使那样批判，在今天我们的思想中间，还是不能完全抹去“血浓于水”这样的观念，这说明要想完全抛弃掉传统，是不可能的，反过来，想把它原封不动搬到今天，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传统和现实对立起来。
中国的传统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很好地发挥它，那么就可以很好地构建我们的家庭的和谐。在中国，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和则万事兴，如果家庭里面有了很多的问题和矛盾，那就会给社会带来许多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成了社会非常关注的问题，因为现在已经到了“80后”的年轻人成家的时候了，现在社会出现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80后”青年的闪婚和闪离。闪婚、闪离会造成许多单亲家庭，单亲家庭会影响许多2000年后出生的孩子。传统社会的观念如果能够很好地应用，会对现代社会有很大的帮助。今天的讲座就笼统地讲中国文化的几个成果，重点讲传统文化，因为我想在座的各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了解得相对少一些。
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我们明显可以看到两个不平衡。第一个不平衡就是传统和现代，或者说传统和西方，或者说中学和西学的不平衡，因为中国进入20世纪以来，都是把西方、西学看做是现代的。我们可以从20世纪整个的文化发展来看，从我们的基础教育，一直到我们的社会的文化氛围，我们看到的都是西方的东西，从比例上讲大大超过我们传统的东西，以至于很多年轻人说起西方文化来头头是道，不仅是现代文化，甚至是西方传统文化相对来讲都比较熟悉，而对于中国自己本土的传统文化，很多人不了解。我们很多的传统经典，有些人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种现象相当严重，导致的结果是我们文化主体意识的失落。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这个问题的讨论就非常激烈，社会上有一批人，明确提出全盘西化，当时中央大学的教授陈序经就提出了全盘西化，也就是说在我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都应该西化，当然，同时也有很多人提出了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观念。尽管在文化领域和学术领域，大家讨论得很激烈，但是在整个社会实践层面，我们毋庸讳言，是西化占了主角。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当时中国处于贫穷、落后甚至于面临被殖民、亡国的环境下，大家要发愤图强，救亡图存，所以要积极在物质文明方面迎头赶上西方，但同时也感觉到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在向西方精神文明学习过程中的矛盾，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这是具有必然性的。问题是，经过了一百多年，我们是不是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反思。
在20世纪末，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对于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展望》，其中就讲到了文化的不平衡，希望21世纪在文化发展上面，在中西文化的不平衡上能够有所改善。首先能否取得相对的平衡，在教育中，能否使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与西学的内容有一个比较相等的分量和地位，更理想一点，能使中国传统文化的比重适当地高于西方文化。在西方，他们也非常注重自己传统文化的传承，在西方的大学里，他们的通识课教育中最重要的科目，主要就是学习传统经典。我们在这方面却很缺失，所以很多人分不清自己的文化主体究竟是什么，因此这些年来我们经常可以在报上看到许多这样的报道和呼吁，在2006年8月11日的《参考消息》上，可以看到一位新华社驻美国记者写的文章——《走向世界，中国人不能迷失自我》，这个标题很鲜明，他是有感而写。他在美国考察，问了一些留学生，尤其是问到几个留学生“你来美国学什么”，他们说“我来美国学汉语”，让他大吃一惊，难道中国人连汉语都说不好了吗，要到美国来学？除此之外，他还接触了很多美国的老华侨，包括台湾过去的老华侨，这些老华侨都有一个感受，就是现在来的年轻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根底在哪里，一切都要向西方学习。特别是他跟美国的一个新闻片的制作人交谈的时候，对方希望能得到一些中国的新闻片到美国来播放，他说感觉到我们中国的艺术片，都是想办法去迎合西方的观众，而没有我们自己的特色。这个记者在跟他讨论的最后提出了前面那篇文章的小标题——“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他不希望播跟美国口味一样的东西，他希望有地地道道中国口味的东西，所以才提出了“民族的才是世界的”。2010年3月28日，《参考消息》上刊登了一篇美国记者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也非常让人警惕，标题是《崛起的中国面临身份的危机》，我们为什么会面临身份的危机呢？也就是说我们一切都在向西方学习，我们在身份的认同上面出现了问题，还有很多这样的报道。我们在世界各地开设孔子学院，这是一个很好的在世界各地传播中国文化的阵地，我们要向世界各地推广我们的文化，中国人自己要先认同，所以有篇文章的题目是这样的：《孔子“回归中国”才能走向世界》（《环球时报》2009年6月1日）。这些问题都是百年来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上存在的不平衡所造成的。
在20世纪，还有一个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就是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之间的比例失调，我们重视科学文化，轻视人文的东西。在20世纪来讲，这种失衡不是中国一个国家发生的，全世界都感受到了科学发展带来的物质的丰收、生活的变化，因此对人文的注意普遍有所减弱。在教育的层面也是人文文化的教育占的比例很少，而且把它看做是软性的，科学才是硬性的。而人文文化的缺失会让我们失去灵魂，失去精神的支柱，甚至会失去“我们活着究竟为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这个问题科学是无法回答的，只有靠人文。这个问题是人生最根本的问题，也是人类存在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如果我们连人类为什么存在都茫然了，连人类与动物的区别都不清楚了，那科技再发展有什么用呢？所以到了20世纪，这个问题不仅在中国存在，它还具有一种世界性与普遍性。正因为如此，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西方的政治家、哲学家都在反思西方的文化中是不是存在某些片面性，以至于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他们反思的问题都一样，就是“人类人文精神的缺失”，或者“人本精神的缺失”。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都提出了重建新的人文精神，而且几乎一致认为，要建立、发展这种人文精神，要到东方、要到中国去寻找。西方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呢？就是因为西方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间，他们从东方、从中国的文化中间受到了极大的恩惠，尤其是在东方、在中国的文化中得到了人本的精神，用人本的精神与西方中世纪神本的观念做斗争，用人本的精神破除了西方中世纪以神为本的观念，才有了近代理性智慧的发生与发展。
欧洲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经过了三个大的历程，第一个历程是文艺复兴，我们现在讲文艺复兴一般认为从15世纪开始，其实这个过程还要早些，西方在11世纪就逐步开始做文艺复兴的工作。为什么呢？在西方，当基督教确立以后，人的独立的、理性的思维的精神被排挤，人们要绝对服从上帝的意志，在西方，从1世纪开始到10世纪的过程中，西方整个文化其实是落后的。到11世纪以后，西方开始发现这个问题，开始觉醒了，很多学者想要找回西方的文化，从哪找呢？要到希腊和罗马。可是当时在西方，希腊、罗马的文化已经中断了。这些文化在哪里留着呢？在阿拉伯世界。所以当时西方的许多思想家，从11世纪开始，翻译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这些经典到哪里去找呢？到阿拉伯世界的文献里面去找。关于这个问题，我推荐大家看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东学西渐与西方文化的复兴》，是徐善伟先生写的。在这本书里，他就讲了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从11世纪开始，西方怎样从衰落又走向进步，甚至后来超过了东方，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受惠于东方的文化，一直到十五六世纪，文艺复兴运动找回西方原本这种理性的人本的精神。
第二个历程是宗教改革。西方、欧洲的宗教改革冲破了天主教那种保守的观念和势力，通过宗教改革，在欧洲出现了新教，就是我们现在称的基督教，旧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天主教。宗教改革后出现的新教对近代、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新教的伦理强调敬业，强调节俭，西方有位著名的宗教研究学者马克斯·韦伯说，新教的这种伦理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观念上的推动作用。当然对这个观点我们也不一定要赞同，但是新教的出现至少在宗教内部打开了一个开放的门户，宗教改革以后，新教的势力迅速扩张，以至于使得许多传统的天主教教会、传教士在欧洲无法立足，于是一大批天主教的传教士来到了东方寻找新的传教地，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叫利玛窦，到现在利玛窦的墓还在中国北京，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就在现在的北京市委党校院内。这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以后，很快发现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有相当大的不同，西方文化中，强调人对上帝的一种绝对的服从，人的理性得不到自由的发展。当时在欧洲，人要强调自己的理性的发展，一定会被视为是异端，要被彻底地排除、消灭，中世纪自由思想家、科学家被处死的在历史上看到的太多了。可是传教士来到中国，看到中国的社会依靠道德的理性自觉来维系，无法简单地将之定性为邪教，他们就把这些信息、这些中国的观念传回欧洲，这是在16世纪到17世纪发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