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一个冬天在美国上了夜校，后来有一段时间又请了一个法语家教晚上教我之外，我从此永远地告别了学校。说来奇怪，那个法语老师是个演说家，我从他那学会了如何演讲。我能读书写字，会使用密码，并且还一度开始学习数学和拉丁语。在去美国的航行途中，我给劳德叔叔去了封信，接着又被退了回来，这封信可以表明，那时候我写的一手比现在漂亮的书法。我曾努力学习英语语法，也达到了作为一个孩子通常应该学到的程度。除了华莱士、布鲁斯和伯恩斯，我少有其他读物，但我心里记得很多熟悉的诗歌，当然还有童话故事，尤其是《天方夜谭》，它们带着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当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故事时，我恍若梦中。
那天早晨，我们离开深爱着的丹佛姆林，坐在汽车里，沿着去查尔斯顿的运煤铁轨向前奔驰。我忘不了那一刻，我满含泪水站着，望着窗外，直到丹佛姆林在视野中消失。最后消失的建筑是那座伟大而神圣的古老的大教堂。在我离开后的14年中，我每天都要回想起那天早上的情景。“什么时候我还能再见到你呢？”这14年中，只有很少的日子，我不曾在想象中看见大教堂的高塔上，那有魔力的大字--“罗伯特·布鲁斯国王”。我所有童年的回忆，我对这片乐土的所有认识，像草一样，围绕这古老的修道院和它的晚钟丛生着。钟声每晚8点悠扬地鸣响，而对我，这是一种信号，我必须赶在它停止之前上床。在我的《美国的四驾马车在大不列颠》一书中，我曾经在写大教堂时提到这口钟，现在，我也要从中引用一段：
马车驶下廊道，我和沃尔斯教士长站在前排座位上，我听见大教堂的第一声钟响，是为了我母亲和我而鸣。我跪了下来，泪水不知不觉地夺眶而出，我转过身去告诉教士长，我没法坚持，必须放弃。有一阵，我感觉就要昏厥，幸亏我看见不远处没有人群。我有时间控制自己，我咬着嘴唇，直到流血。我低声对自己说：“没关系，保持冷静，你必须坚持住。”再没有一种声音如此深地进入我的灵魂，不时闪现，用他那悦耳、优美、动人的力量将我征服。
伴着晚钟，我曾被抱上小床，进入孩提时那无邪的梦乡。每天晚上，当钟声敲响时，父亲或母亲慈爱地俯身面对我，告诉我钟声在说什么。通过他们的翻译，钟声的语言变得那么美好。这是从天堂和圣父那里传来的声音，在我入睡前，这声音会慈祥地告诉我，白天做了哪些错事。钟声平和，我知道敲响它的神灵看到了我所做的一切，但是并不生气，永远也不会生气--永远，只会感到遗憾--非常非常遗憾。今天，当我听到钟声，它仍然并不只是一种声音而已，它依然有它的含义，而现在它听上去就像在欢迎背井离乡的母亲和孩子归来，再一次托庇于它珍贵的关爱之下。
修道院晚钟在敲响时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和荣耀，这并不是世界赋予自己力量设计的奖赏，而我们更缺少能力。我的弟弟汤姆应该也在那里，这就是那时产生的想法。当我们要离开这里，去一个新的国度之前，他也开始知道这钟声的巧妙了。
卢梭希望能伴着优美的音乐死去，如果我能选择，我希望在我步入黑暗时，大教堂的钟声能在我耳边敲响，告诉我人生的竞赛已经结束，向召唤那个白头发小男孩一样召唤我入睡--最后一次。
我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来信，在信里他们谈到我书中的这段文字。他们为之感动，甚至有人说他们在阅读的时候热泪盈眶。这种感情来自我的内心，也许，这也就是它为什么能够引起其他人心灵共鸣的原因吧。
我们先上了一艘小艇，然后在福思湾登上了“爱丁堡号”蒸汽船。当我将要被抱上轮船时，我冲向劳德姨父，紧紧地搂着他的脖子，哭喊着：“我不能离开你！我不能离开你！”一个和善的水手将我们分开，把我抱上了甲板。当我重返丹佛姆林，这个亲爱的老人来看我，告诉我这是他所见过的最感伤的分别情景。
我们乘坐800吨的“威尼卡塞特号”帆船从道格拉斯出发。在7周的航行中，我和水手们混得熟络，我知道了缆绳的各种名称，并且能够指导乘客们如何应对水手长的指示。因为船上的水手不够，乘客们的帮助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一到周日，水手们就邀请我共享他们的美味--葡萄干和布丁。我是依依不舍地离开这艘船的。
抵达纽约时，我感到晕头转向。曾经有人带我去爱丁堡见过女王，但那是我在移民之前最远的一次旅行，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游览格拉斯哥。纽约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大工业区，那里如蜂房般地密密麻麻住满了人，它的热闹刺激让我眼花缭乱。我们在纽约停留期间，最令我震惊的是，在我走过城堡公园的草地保龄球场时，我的胳膊被人一把抓住，原来是“威斯卡塞特”号上的水手罗伯特·巴里曼，他按规定穿着制服，蓝色夹克配以白色裤子。我认为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男人。
他将我带到一个饮料摊上，要了一杯汽水给我，我就像喝着神酒一样，觉得无比受用。在那个时候，我所能想象到的，从那装饰精巧的铜制器皿流出来充满泡沫的仙酿，满是美好的华丽色彩，任何我所见过的东西都无法与之匹敌。好几次我路过那个地方，看见那个站在汽水摊旁的老妇人，我都会挂念那位亲爱的水手，不知他现在怎样了。我曾经努力和他联系，看他是否正安享晚年，也许我能尽些微薄之力，让他在垂暮之年享受乐趣。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当我认为完美的汤姆·鲍林长期那首动听的老歌，我在脑海里总是浮现出“充满男性魅力”的我亲爱的老朋友巴里曼。只可惜，在此前他已步入西天极乐世界。然而，他在那次航行中给我的照顾和友爱，使得一个孩子成为他忠实的朋友和仰慕者。
在纽约，我们只认识斯隆夫妇--著名的斯隆三兄弟（约翰、威利、亨利）的父母，斯隆夫人（尤菲米娅·道格拉斯）是我母亲儿时在丹佛姆林的朋友。斯隆先生曾和我父亲一起当过织布工。我们去拜访他们，并且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当威利于1900年从我手里买下了纽约我家宅子对面的一块地，送给两个已婚的女儿，这样使得我们的第三代成为好伙伴，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这真是无上的乐事。
纽约的移民代理人劝说我的父亲通过伊利运河，经布法罗和伊利湖到克利夫兰，再由运河到毕佛--这段路程持续了3个星期。而如今坐火车只需10小时便已足够。但那时还没有火车通往匹兹堡，或者任何一个西部的城市。伊利铁路正在建设中，一路上，我们看到成群的人在上面劳动。年轻永远都不会犯错，当我回首当年乘坐在运河上的船上的3个星期，只有单纯的快乐。
所有不愉快的事情都早已在我的记忆中淡去，只是除了在布法罗的那个晚上，我们被迫停在趸船上，等候那条要带我们经俄亥俄去匹兹堡的汽船。这正是我们第一次领教了蚊子的凶猛。母亲上被盯得如此严重，以致在第二天早上难以看东西了。我们的样子都很可怕，我已经记不起那晚的蚊灾使我睡得不香。我一向都睡得着，从不知道什么“恐怖的夜晚，地狱里的孩子”。
我们在匹兹堡的朋友以致于在焦虑地等待着我们的消息，他们热情的富有爱心的欢迎使得我们忘记了所有的艰难。我们跟他们一起在阿尔勒格尼住了下来。霍根姨父的一个兄弟在贝利卡街尾开了一间织布店，有两层楼，楼上两个房间，我们就在那里安家住了下来（不需要交房租，因为它的主人是我的艾特肯姨妈），姨父的兄弟很快就不敢织布的活了，我的父亲便接替他，开始织台布。他不只是织台布，到后来，他像商人一样走街串巷去推销，因为找不到批发商大批量订货。没办法他只好挨家挨户地自己去推销，收入十分微薄。
像往常一样，母亲又挺身而出，没什么可以阻止她的。在她还小的时候，她就从她的父亲那里学会了怎样给鞋子镶边，以此赚些零花钱。如今，她的这一技艺可以为家庭的收入服务了。菲普斯先生，是我的朋友和合作者亨利·菲普斯先生的父亲，他跟我外公一样，也是一个鞋厂主，并且他还是我们在阿勒根尼时的邻居。母亲就从他的手里接活，另外她还要做家务--当然，我们家是没有仆人的--母亲，她是个伟大的妇女，她每个星期能挣到4美元。她常常工作到深夜。白天或晚上若有空闲，暂时没什么家务的话，她便让弟弟坐在她的腿上，帮她把线穿进针眼里，再把线打上蜡。如同曾经对我一样，她会给他背诵苏格兰诗歌中的精华部分，她似乎已经把这些深深地记在了心里。有时她也会给他讲故事，每一个都寓意深刻。
这就是诚实正直的穷孩子比富家子最有优势的地方。护士、厨师、女家庭教师、老师、圣徒，母亲聚这一切于一身。而父亲是榜样、向导、顾问和朋友！我和弟弟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与我们的这种遗产相比，百万富翁或者贵族的孩子所继承的东西又何足道哉？
我的妈妈总是很忙碌，然而，不管活多么繁重，都不会妨碍她在邻居们碰到困难时给予建议和帮助，邻居们很快就认识到了她的和善与智慧。很多人告诉我，母亲为他们做了什么。在以后的日子里，不管我们住到哪里，事情都是如此。带着难题，穷人或者富人来找妈妈询问好的建议。不管她走到哪，她都能在邻居中显出她的卓尔不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