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战争将比国王的战争更可怕。
温斯顿·丘吉尔（1901年）
欧洲的20世纪是战争的世纪。这个世纪的主要特点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继以长达40多年、直接由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冷战”。那是一段剧烈动荡、悲惨痛苦、极为引人注目的时期，是一段大动荡与大变迁的历史。20世纪的欧洲去地狱走了一遭。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有将近100年的时间，欧洲雄踞文明的巅峰傲视世界，但从1914年到1945年，它却落入了野蛮的深渊。但这个自我毁灭的灾难性时期过后，欧洲出现了过去无法想象的稳定和繁荣，尽管也付出了不可弥合的政治分裂这一沉重代价。在那之后，欧洲再次实现了统一，但全球化日益加深造成了巨大的内部压力，带来了严重的外部挑战，欧洲在被2008年的金融危机推入一场至今仍未解决的新危机之前，其内部的紧张就已经在不断加剧了。
1950年后的时代将留到下卷去探讨，本卷讲的是欧洲在20世纪上半叶那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时代是如何濒临自我毁灭的。本卷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释放出来的危险力量，是如何最终发展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难以想象的人性沦丧和大肆毁坏的。这个灾难，加上大战中发生的空前的种族灭绝，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20世纪欧洲艰难多舛的历史中最重要的决定性时期。
下面的章节探讨了造成这场无法估量的灾祸的原因，找出了那几十年特有的四个相互交织构成全面危机的要素：1.基于族裔与种族的民族主义的大爆发；[1]2.激烈且不可调和的领土要求；3.尖锐的阶级冲突，具体表现为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4.旷日持久的资本主义危机（当时许多观察家认为资本主义已经病入膏肓）。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是1917年后出现的一个新要素。另一个新要素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危机几乎持续不断，仅在20年代中期那几年稍有缓解。其他两个要素在1914年之前已经存在，虽然远不如后来表现得那么严重。这四个要素无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首要肇因，但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一个至为重要的结果是这些因素的严重加剧。它们之间致命的互动催生了一个异常暴烈的时代，导致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性还大得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相互联系的要素在中欧、东欧和东南欧为害最烈，它们大多是欧洲大陆最穷的地区。西欧的情形稍好一些（虽然西班牙是一大例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解体，俄国则在革命后立即爆发了激烈的内战。这些事件释放出了新的极端民族主义力量，通常以族裔为标准来确定国家认同。民族主义和族裔间冲突在欧洲大陆东部最贫穷的地区尤为激烈，因为在那些地区，不同族裔的人口一直是混杂而居的。民族主义经常把仇恨的矛头指向犹太人，拿他们当替罪羊，把造成民众痛苦和愤懑的责任都推到他们头上。中欧和东欧的犹太人比西欧多，融合程度和社会地位一般来说也比西欧犹太人低。中欧和东欧的有关地区成了极端反犹主义的大本营，远甚于德国。西欧地区在族裔上相对单一，民族国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方才形成。所以，西欧的族裔间紧张尽管不是完全没有，但程度比东部轻得多。
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和多数中立国也都位于西欧。重振国家威信和争夺物质资源这些助长侵略性民族主义情绪的因素，在大陆东部的作用比在西部大得多。德国地处欧洲中心，西面与法国和瑞士接壤，国界以东是波兰和立陶宛。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大的战败国，德国掌握着欧洲未来和平的关键。对于战胜方协约国的盛气凌人，德国满怀愤恨，仅仅暂时压下了翻盘的野心。在欧洲南部和东部，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垮台后，新的民族国家建立起来，但那些新国家往往是在重重困难之中勉强拼凑而成的。民族主义和族裔间仇恨毒化了政治，因此，这些地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杀戮场毫不令人意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领土的划分大大加剧了民族主义的冲突和族裔—种族间的紧张。1919年《凡尔赛和约》（Versailles Treaty）的起草者无论多么好心，都无法满足在往昔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各个新国家的领土要求。在中欧、东欧和东南欧的大多数新生国家中，少数族裔都占了人口相当大的部分，成为发生严重政治动乱的隐患。国界争端几乎无处不在。少数族裔通常遭到占人口多数的族群的歧视，提出的要求也得不到满足。另外，《凡尔赛和约》重新划定了国界，自认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国家因此心怀怨恨，怒气一触即发。虽然意大利国内没有族裔之分（除了战后并入意大利，主要讲德语的南蒂罗尔省的人民），但是老百姓仍然认为自己的国家遭受了不公对待，因为意大利尽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却没能得到它垂涎的后称为南斯拉夫的领土，这样的情绪正好为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所利用。德国对欧洲持久和平的威胁更大。德国和意大利一样，国内也没有族裔分别，但民众对战后国家领土被割让愤怒不已，强烈要求修改《凡尔赛和约》，这导致他们后来纷纷转向纳粹主义，也煽动了德国以外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德裔少数族裔的不满情绪。
极端民族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并且愈演愈烈，个中原因不仅有族群之争，还有阶级冲突。民众的注意力一旦集中在民族国家内外的假想“阶级敌人”身上，团结感即大为增强。战后经济的剧烈震荡和20世纪30年代经济衰退的严峻后果大大加剧了全欧洲的阶级间敌对情绪。当然，在整个工业化时期，阶级冲突时有发生，也常有暴力冲突。但是，与战前的岁月相比，俄国革命和苏俄的成立使得阶级冲突变得异常尖锐。苏俄推翻了资本主义，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构建了另外一种社会模式。1917年后，消灭资本家、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等主张吸引了贫苦大众的支持。但是，苏俄共产主义也造成了左派的分裂，使左派力量遭到严重削弱；同时，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右派势力却大大加强。感觉受到布尔什维克主义威胁的主要是传统的土地精英阶层、中产阶级和拥有土地的农民，他们成为一支激进力量，在东山再起的右派的引导下组成了极具侵略性的新政治运动。
和号召革命的左派一样，反革命运动也对阶级冲突造成的愤恨和焦虑加以利用。它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支持，不仅鼓吹极端民族主义，而且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特别受影响的又是中、东欧的国家，因为那里的布尔什维克威胁似乎近在眼前。但是，极端民族主义与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近乎偏执的仇恨相结合，助长了右派群众运动的兴起，这才是国际上最大的危险。正是右派的群众运动使得右翼势力先在意大利，后又在德国执掌了国家权力。鼓吹仇恨的民族主义和反布尔什维克的力量把极右势力推上了台。它们一旦转向支持对外侵略，欧洲和平也就危在旦夕了。
第四个因素是其他三个因素的基础，也与它们互相影响，那就是两次大战之间资本主义的持续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重创了世界经济，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洲主要经济体虚弱无力，美国的经济虽然一枝独秀，却不愿意全力支持欧洲的重建，这些共同构成了灾难爆发的原因。日本在远东，特别是在备受政治乱局困扰的中国，大肆扩张市场，侵蚀了欧洲的利益。大英帝国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遇到了日益严峻的挑战。最明显的例子是印度，那里本地纺织工业的增长挤压了英国的出口市场，使英国经济雪上加霜。俄国爆发了革命和内战后，等于退出了世界经济体系。资本主义危机是全球性的，但对欧洲破坏最大。
20世纪20年代初的通货膨胀危机和30年代的通货紧缩危机之间，有过一段昙花一现的繁荣期，但事实证明它的基础极为不稳。几乎相继发生的通胀和通缩危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混乱。在一片人心惶惶之中，贫穷和对贫穷的恐惧都极大地助长了政治的极端情绪。
光是经济混乱尚不足以引发大规模政治动乱，还要有国家合法性的危机，其根本原因是出现了意识形态上的分裂和文化上的鸿沟，使得力量已经受损的权力精英又遭遇到群众运动的新压力。欧洲许多地方恰恰二者并存。在一些地方，各种极端的一体式民族主义（integral nationalism）势力利用民众因国威扫地、强国梦碎而普遍产生的失落感来挑起大规模运动，号称要抗击强大的死敌。在国家权威虚弱的国家中，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完全有可能夺取政权。
因此，使欧洲濒临自我毁灭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文化的全面危机是由上述四个因素的相互交织、相互作用造成的。大多数欧洲国家，包括西欧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这种相互作用的影响。不过，这四个因素在德国表现得最极端，它们互相强化，产生了爆炸性效果。阿道夫·希特勒巧妙地利用了这场全面危机，提出了以武力克服危机的思想。他掌握了对德国的独裁控制后，欧洲爆发大灾难的可能性随即显著增加。德国拥有巨大的经济和军事潜力（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度有所减弱）。它要求修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而且扩张领土的野心不死，这些都将直接侵害众多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欧洲的危机导致又一场战争浩劫的概率因而日益加大。危机演变成冲突的地点是欧洲大陆最不稳定的中部和东部，这当在意料之中；战争开始后，东欧沦为受破坏最严重、人性的扭曲与堕落表现得最突出的修罗场，也不应令人惊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是空前的。文明深层崩溃产生的道德影响在战后的20世纪，甚至20世纪之后都贻害甚深。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截然不同，它为欧洲在20世纪下半叶的重生铺平了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边界与阶级冲突加剧，资本主义遇到了深远的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旋风却把这些环环相扣的问题全部扫光。苏联对东欧国家的统治强力镇压了那些国家内部的民族分裂与骚动。战后随即发生的大规模种族清洗重绘了中、东欧的地图。战败的德国满目疮痍，山河破碎，称霸欧洲的梦想灰飞烟灭。西欧各国展现出全新的态度，愿意为实现合作与融合而捐弃互相敌对的民族主义。两个新兴的超级大国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原来助长了极右势力的反布尔什维克思潮皈依了西欧国家的意识形态，因而促进了稳定保守政治的形成。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由美国积极领导的）改良资本主义在西欧造成了空前的繁荣，为政治稳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1945年后，所有这些根本性的变化共同消除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几乎摧毁了欧洲的危险因素。
具有关键意义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打破了早在俾斯麦时代之前，1815年拿破仑时代结束时即已出现的欧洲列强争霸的体系。浴火重生的欧洲虽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处于被撕裂的状态，但是真正的强国只剩下美苏两家，它们隔着铁幕对峙，各自按自己的模式主持着自己势力范围内国家与社会的重建。还有一个至为重要的因素：到1949年，两个超级大国都拥有了原子弹，4年后，又造出了破坏力更加骇人的氢弹。核战争的幽灵自此出现，核战争万一打响，造成的浩劫将远超两次世界大战。这个危险使人们心怀戒惧，帮助促成了1945年时谁也想不到在欧洲能够实现的和平年代。
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交织，共同促成了欧洲东西两部分的转变？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卷探讨。本卷将试图解释欧洲在波澜起伏的20世纪上半叶如何堕入了深渊，但在1945年跌到谷底的仅仅四年后，又如何开始奠定基础，实现了惊人的复苏，在战火的余烬中涅槃重生，踏上走出人间地狱的回归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