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林非先生是研究现代散文史的专家，又是著名的散文作家。他一向强调，好的散文必然带着强烈的感情，展示饱满的形象，充满生命的体验。散文是一种表现的艺术，应该表露充满个性色彩的人格风范，主体视角、主观色彩一定要十分鲜明。并举出鲁迅先生的《记念刘和珍君》这一范例：“以最深沉的哀痛，悼念惨死的烈士，以最激烈的愤怒，控诉凶残的军阀，以最昂扬的颂歌，赞美崭新的女性。他的感情奔放激越，像是火山爆发似的，射出一种光焰和热力，真可以称得上是一篇天地间的至文。”（见《中国现代散文史稿》）林先生自己写的散文，也都是激情洋溢，令人感发兴起的。记得十年前读过他的散文《记忆中的小河》，文中写他故乡的一条小河的沧桑变化，紧扣着童心的眷恋，亲人的嘱托。故乡——童年——母亲，浑然一体，真情灼灼，颇为细腻感人。
近日，我又读到了他近年的两篇文化散文新作，一是写“荆轲刺秦”的《浩气长存》，一是《询问司马迁》，都是不可多得的力作，但它们与《记忆中的小河》，在创作风格上却迥然不同，说明一切散文大家都具有多副笔墨。如果说，前者是“沙场秋点兵”的金戈铁马，那么，后者则是月白风清之夜的琴韵箫音。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主观色彩极为鲜明，全都贯注着浓烈而纤细的感情。林先生创作的这些散文作品，可以说，正是前面谈到的他的文学主张的践履。
记得清代学者吴见思说过，《刺客列传》是《史记》中的第一种激烈文字，浅读之而须眉四照，深读之则刻骨十分。我读《浩气长存》，就实际经验了这种“须眉四照”和“刻骨十分”的快感。文章一开始，就极具气势，极富感染力。作者写道：在遥远的少年时代，朗读着荆轲的故事和吟咏着“易水悲歌”，“心中竟燃烧起一团熊熊的火焰，还立即向浑身蔓延开来，灼灼的血液似乎要沸腾起来，无法再安静地坐在方凳上，双手抚摸着滚烫的胸脯，竟霍地站立起来，绕着桌子缓慢地移动脚步，还默默地昂起头颅，愤怒地睁着双眼，就像自己竟成了这不畏强暴和视死如归的壮士。”此刻，我也同作者一样——读着读着，顿觉一股浩然之气，一阵飒飒雄风，卷地而来，不容你不随着文章的气浪，与之同悲同喜，甚至跟着荆轲一道潜入不测的强秦，不禁拂衣而起，绕室彷徨。
在《询问司马迁》中，也是一开头就满怀深情地说：“曾经有过多少难忘的瞬间，沉思冥想地猜测着司马迁偃蹇的命运，痛悼着他灾难的遭遇”，他“好像就站立在我的身旁。我充满兴趣地向他提出数不清的问题，等待着听到他睿智的答案……只要还能够在人世间生存下去，我就一定会跟他继续着这样的对话，永远也不会终结地询问和思索下去”。无比亲切，无限深情，使人立刻就跟着作者进入到当下的语境中去。这时，只有在这时，当年畅读太史公《报任少卿书》、饮冰室主人《少年中国说》、林觉民《与妻书》那类文章的愉悦与激情，立刻就豁然重现。可惜的是，久矣夫，不容易见到这样的血性文字了。
二
如果说，要有强烈的感情，要展现主观色彩，是各类散文共有的特征；那么，如何运用史料，也就是如何以现实的关怀和当代期望视野，在历史的阐释中把握我们个人的、民族的主体意识，展现更加开阔的精神视野和思维空间，则是文化历史散文创作中特有的，也是特别突出的课题。综观目今这类散文的创作，佳作固然不少，但在这方面处理得不能尽如人意者也所在多有，其中就包括我自己。其失有二：或流于虚空，浮言泛议，散漫无归；或流于板滞，史料纷陈，嗒然无味。
如所周知，做诗有一个“用事”、“使事”的问题。宋代学者吴沆在《环溪诗话》中有一段议论：“诗人岂可以不用事？然善用之，即是使事；不善用之，则反为事所使。”周密和范希文也提出，为诗“不可有意于用事”；使事不是编事，须“融化斡旋，如自己出”。写作文化历史散文同样会遇到这个问题。在这方面，林非先生也是处理得很好的。
既然以历史为题材，一般的总要花费一些笔墨集中交代有关的历史故实和时代背景，作为抒怀、寄意的依托，弄得不好，就会产生“为事所使”的后果。而林先生写荆轲刺秦，写司马迁的悲惨际遇，则能做到“融化斡旋，如自己出”。他是顺着本人情感的奔流，以笔下人物的性格、命运的发展为线索，对历史背景作审美意识的同化，以敏锐的、现代的眼光进行观照与思考，给予历史生活以新的诠释，体现出创作主体因历史而触发的现实的感悟与追求，使作品获得更大的人生意蕴和延展活力。即使是阐发历史，他也没有忽略现实人生。按照黑格尔老人的说法，他所寻求的总是历史中能与现实相联系的一部分内容，历史对于现实仍有意义的那一部分内容。
他在极为简要地交代过了当时的背景，引出荆轲所面临的危局之后，就把一个任何人也无法回避的问题活鲜鲜地摆在了读者的面前：是为了坚持正义而不惜慷慨捐生，还是浑浑噩噩，苟且偷生？甚至把自己也拉了进去，——“回顾我自己几十年来平庸的生涯，虽然也曾经满腔热血地投笔从戎，想与黑暗抗争，想去追求光明，可是在多少回面临着独断专横和强迫命令那种沉重气氛底下的荒谬和不义时，却缄默地低头，胆怯地嗫嚅，违心地附和，这是多么痛苦而又微茫地苟活啊！”作家着眼于民族灵魂的发扬与重铸，敞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双重渗透下的自我，挺举起人格力量的杠杆，对文化生命作真正的慧命相接，将灵魂的解剖刀直逼自我。这既是灵魂的叩问，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命体验。
荆轲刺秦，除了荆轲本人和秦始皇之外，还有四个关键人物，就是隐士田光、义士樊於期、“后台主谋”太子丹、伙伴秦舞阳。林先生都写到了。为了引出前二人，他是这样着笔的：“荆轲应该说是一个十分幸运的人，因为他曾经接触和交往过的几个朋友，也都是那样地决绝、壮烈和高旷。”尔后，就按照自己情感的流向自然而然地展开。里面有分析，有推测，更有作者的情感参与，他说：“每当回顾着这些义士的时候，我的心弦总会异常激烈地震荡着，多么希望自己也逐渐生活得像这样勇敢和昂扬起来。”情文交织，自然贯注，丝毫不显材料的堆砌、史实的壅塞。
“使事”的另一方面内容，是述及史实必然会联系到史识、史论——后人的议论与看法。关于荆轲刺秦的壮举，千载而还，誉之者固多，而说东道西者也有，可说是纷然杂陈。林先生精心遴选了晋代的陶潜、唐代的李翱和清末民初的秋瑾的颇有代表性的观点。他没有按观点胪列，或者依先后次第铺陈，像学术著作那样平铺直叙地阐述，而是很巧妙地采取作者直接介入的方式，通过“我常常想起荆轲死去六百多年之后出世的陶潜，他是多么地想有所作为”“却又不敢像荆轲那样去抗争和搏斗”，想象他“没有勇气作一番事业的痛楚，肯定会常常咬啮自己的心灵。他如此动情地讴歌着荆轲，不正是痛悼自己无法献身于人世的极大悲哀吗？”
三
表面上看，上面谈的都是些创作技巧问题，实际上，它关系到艺术的基本功用和根本特性。如同著名哲学家卡西尔所说的，艺术不是对实在的模仿，也不是一般意义上实在的再现，而是对实在的发现。文学作品之有别于事件和知识的单纯传述，就在于作家是在一种灵感迸发的创作状态中，把现实的体验提炼为意识的逻辑，并以情感的形式展现出来，从而使读者在字里行间感受到情感的冲击和生命的颤动。在这里，作家——叙述对象——读者共同组成一条人事、景物、情理的关系链。作家通过富有艺术价值和创造意义的工作，去调动读者的表象贮存和参与创造的欲望，进而自己去构建意象与图景。列夫·托尔斯泰有一句至为警辟的话：“艺术作品中主要的东西是作家的灵魂。”读者阅读文艺作品，不是仅仅满足于形而下的情感的愉悦与忧伤，而是要从艺术感受和体验中获得人生感悟，加深对自己和自身以外的世界的认识，通过灵魂的对接，实现生命的成熟、人性的丰富和人格的完善。
作为著名的学者和散文家，林非先生在《询问司马迁》一文中就正是以生命叩问和灵魂对接的方式，同这位“萧条异代不同时”的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探讨着生命存在的意义以及如何对待苦难、如何坚守“史德”等一系列重大课题，倾听着人类历史上思想者的澎湃心声。最后，做出公允的结论，提出热切的期望：司马迁“无法更绚丽地完成自己这个宏伟的目标，那是时代限制了他，限制了他思想和精神的苦苦追求。有幸生活在两千多年之后的思想者，无论从早已冲破了专制王朝的罗网来说，从早已沐浴着追求平等的精神境界来说，都可以更为方便地完成他所提出的目标”。
文化散文固然有别于学术著作，但它同样需要作家具有深湛的学养和科学、严肃的态度。常见报刊上有些作品整体上还好，只是个别地方出现一些失误，尽管不过是“白圭之玷”，但也难免遭到一些非议。作为学者型作家，林非先生在散文创作中，始终抱着极为严谨、认真的态度。这里有一个小插曲：
一天，我把上面谈到的两篇文化散文送给一位青年散文作家看，他和我有同感，认为确是颇见功力的佳作。但同时，他又不无遗憾地说，可惜里面有一处“硬伤”——当然是瑕不掩瑜了。听了，我猛地一震，不由得“啊？”了一声。他看我有些怀疑，便说：“文中有‘司马迁在刘彻生前就已经亡故，自然无法写成关于他的传记了，有文字依据可凭查找的，是《太史公自序》中《今上本纪》的简短提纲’一段话，恐怕这么说不符合实际吧？《史记》里分明摆着一篇《孝武本纪》嘛！”
我听后释然。当即加以解释，说，在历代的《史记》研究专家中，从三国时的张晏、南北朝的裴驷到明代的郝敬、清代的钱大昕，都一致认同，那篇《孝武本纪》乃是后来的褚少孙的补作，而并非司马迁的作品（他只是酝酿一个二三十字的简短提纲）。林先生读书细心，熟谙经史，他自然是非常清楚这重公案的。
（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