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24日）
一
关于文学的想象与创新，先说两个例子：
美国著名女作家伍尔夫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堪称是想象的范本。她从一个斑点，瞬息间阅览了整个大千世界，像《文心雕龙》中说的：“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叙述者“我”第一次看到墙上的斑点，是在冬天，炉子里正燃烧着火红的炭块，于是，“我”由红红的火焰产生城头飘扬着红旗的幻觉，产生红色骑士跃马黑色山岩的联想。想到斑点是一个钉子留下的痕迹，由此想到前任房客挂肖像画的情景，他艺术趣味保守，认为艺术品背后必然包含有某种思想，由此推及生命的神秘、人类的无知和人生的偶然性。斑点可能是夏天残留下的一片玫瑰花瓣，联想到一座老房子地基上开的一朵花，那多半是查理一世在位时种的，于是，又勾出关于查理一世的历史，是奥地利的？匈牙利的？还是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国王？想到希腊人和莎士比亚，想到维多利亚时代。这斑点是阳光下的圆形的突出物，于是联系到一座古冢，想到了考古学。学者莫非是巫婆或隐士的后代？斑点是不是一块木板的裂纹？于是想到树木的生命，它虽然被雷电击倒，却化为生命分散到世界各处。有的在卧室里，有的在船上，有的在人行道上，有的变成房间里的护墙板。最后，认定是只蜗牛。叙述者意识还原到现实，与蜗牛的意象合而为一。
另一个例子，是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丈夫支出账单中的一页》。全文只有七行字：
招聘女打字员的广告费……（支出金额）
提前一星期预付给女打字员的薪水……（支出金额）
购买送给女打字员的花束（支出金额）
同她共进的一次一顿晚餐（支出金额）
给夫人买衣服（一大笔开支）
给岳母买大衣（一大笔开支）
招聘中年女打字员的广告费（支出金额）
账单只是冰山一样露出水面的一部分，故事的详情有待读者借助想象加以填补，组成完整的丈夫、妻子、年轻女打字员、岳母、即将招聘的中年女打字员等人物构成的意义世界。一种构想：丈夫招聘到了年轻的女打字员，并向她献媚，提前预支薪水，送花，同她共进晚餐……结果让妻子发现了，于是妻子打闹……丈夫迫不得已，给夫人买衣服以缓和关系，进而给岳母买大衣，以讨得妻子欢心。最后，招聘一个中年女打字员，可以推想，年轻女打字员已经被辞退了，一场风波归于平息。以广告费始，以广告费终。一笔、一大笔有区别，是付出的代价。
借助这两个创作实例，我想引出下面的话题——
应该说，创新思维与想象力的呼唤这个问题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当前文学创作的现状。众所周知，创新是文学的生命，不能创新就意味着思维的枯竭，文学生命力的衰亡。
全国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刚刚结束，还有三年前的第三届，我都担任了散文评奖委员会主任，有机会集中读了一百多部散文集。感到主要的缺陷是：
缺乏艺术想象力，缺乏艺术独创与深刻思想的支撑。敞开文体的边界，对于创造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由并不意味着轻松，形式在文学与生活之间设置了必要的距离，可是，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表象、肤浅、照搬生活，缺乏深度意识，缺乏撄攫人心的艺术震撼力。有些作品是向书本中讨生活的，缺乏足够的生命体验，灵魂不在场，基本上停留在复述历史的状态。而一些个性化写作，视野比较狭窄，基本上是写一己的吃喝拉撒睡、男女婚恋，小情调，小趣味，小感悟。胸襟、怀抱、情怀、视野过于狭窄。我把它归纳为两个缺乏，缺乏深度，缺乏想象力。总的是创新精神不足。
新生代散文作家具自觉的散文文体变革意识，他们通过想象与虚构对传统散文话语有关“真”的狭隘理解予以颠覆。“新生代散文”作家大多具有写现代诗的背景，诗人所拥有的跳脱的思维，大胆的想象，敏锐的感觉能力，将“诗质”镶嵌在散文语言的血液和肌理里。有的使用陌生化、模糊化，使所表现的事物或者心境更加突出。他们在对历史的多维思考中，也能够突破既定思维方式、评析标准，彰显独立思维。当然，他们也有所欠缺。这有如时装“模特”。从实用意义讲，没有人会穿那种怪相百出的服装；但从实验意义上讲，它的作用又绝对不可忽视，它有助于启发人们的创造性思维。
可是，大多数作品想象力贫乏，思想平庸，缺乏创新精神，这已经成为当今我国文学创作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二
我们还可以扩展一下，跳出文学的圈子来谈谈创造力、想象力的问题。
创造能力的产生与发挥，绝对离不开想象力。想象力是灵魂的创造，是人生无穷无尽的财富。它不是一般的思维能力，而是一种心灵感应、精神领悟，属于人类最神秘的一种精神存在方式。马克思说：“想象力是十分强烈地促进人类发展的伟大天赋。”它的强弱往往标志着一个人精神生命力与内在生机的强弱，关系到一个国家、民族的盛衰、兴亡。想象力是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一块重要基石。也正是为此吧，所以，拿破仑有“想象力统治世界”的说法。纵观人类历史，所有作出卓绝贡献的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无一不具有超强的想象力和轶群拔俗的创造才能。试想，如果没有自古以来人类“上天入地”的想象，怎么会有今天的“火箭升空”和“地铁穿行”？由于想象力是探索真理宝库的钥匙，产生新事物的杠杆，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所以，诗人说，想象力是一位怀着奇迹的孕妇，她给予世间一切奇迹以鲜活的生命。
看来，人类社会中一切创新成果，都在证明着想象力的特殊功用。爱因斯坦在十六岁时曾经有过“怪诞的想象”：假如我骑在一条光束上去追赶另一条光束，将会产生什么现象呢？这是他后来发明相对论的初因。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以他的老师、被誉为美国氢弹之父的物理学家泰勒为例，说泰勒的头脑中每天都会产生很多古怪的念头，无论碰到什么人，他都跟人家谈，希望能展开讨论。正是这种“胡思乱想”，使他对20世纪的物理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解放军总政治部围绕着“影响军队自主创新能力的原因分析”，对我军两院院士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其中有关智商因素，院士们列出了九项：想象力、观察力、逻辑分析力、记忆力、实际操作能力、判断力、灵活性、领导能力和谋划能力。他们把想象力列为诸要素之首。原因在于想象力是创新思维重要的实现形式，想象力越丰富，就越能把有限的知识和经验充分调动起来并加以利用，就越能获得别人得不到的东西，闯入难以进入的领域。
爱因斯坦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的一切，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意思是想象力比知识的涵盖面更广、辐射力更强、作用更凸显，有更多的回报。爱因斯坦还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中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他的广义相对论就是在头脑里做思想实验发现的，尔后才为科学实验所证实。“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这句话，已经开始取代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由此，人类文明工程正在揭开崭新的一页！
当然，这并不是说知识不重要，而是认为我们学习的是智慧，而不是知识本身。关于爱因斯坦，有这样一个趣闻，一群大学生问询他：“光速是多少？”爱因斯坦说：“我不知道，你们可以去查书。我的脑子不是用来装这些东西的。”那么，他的脑子装的是什么？人类的知识结构像个倒金字塔，浮于表面的是成果性知识，中间层是原理性知识，最深层的是方法性知识，它是人类用于创造知识的工具，即人们常说的智慧，而智慧的背后是思维，是精神世界的思想。思维是精神世界中最瑰丽的花朵。
听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两个青年人一起开山。一个年轻人，把石头砸成碎石子，运到路边，修房子的，铺路的，都需要碎石子，可以卖钱；另一个年轻人并不把石头敲碎，而是直接运到码头，卖给那些花鸟店的商人，因为这儿的石头奇形怪状，光怪陆离，结果石头卖了好价钱。后来，不许开山了，保护植被，只许种树，这儿就成了果园了。他们把堆积如山的鸭梨成筐成筐地运到北京，运到上海，发到韩国、日本，因为这儿的果品汁浓、肉脆。那个卖石块给花鸟商人的青年人，承包了这个果园之后，他竟然把一些果树卖掉，腾出来地方种满了杞柳。原来，他看村里梨果生产发展迅速，大量需要柳条筐。五年之后，他又第一个搬进城里面搞经营。一个具有商业头脑的人有一笔钱，想给他投资，便来找他商量。一看这个人开了个服装店卖西装，正在同街对面另一个西装店的老板吵架，说：“你太损了，我的西装标价一千元，你就把同样的西装标价五百元，我标价四百五十元，你就标价四百元，我卖出了两件、两套，你卖出去二百套，你真是太欺负人了。”围观的人很多，准备前来投资的人一看，也感到很失望。两天过后他才知道，原来都是假象，实际上，两个店都是这个小伙子开的。
作为一个山里人，能够突破常规，敲碎框框，不断地出新点子、想新花样，也算难能可贵了。
三
开头说了，当前文学界最匮乏的恰恰是创造性思维与想象力。本来，文学作品必须创造出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艺术世界。像一位英国评论家所说的，小说里的人生是蒸馏过的人生。他形象地说明了小说是从生活里来的，却又不是原样照搬，而是经过艺术加工，成为人生的精髓。艺术创造应该是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可是，现在许多作品以所谓“写实”为标榜，热衷于现实情景的仿真，重复、模拟日常视听中的生活表象，新闻式地、“照葫芦画瓢”式地还原生活，缺乏对“文学是一种原创行为”的理念的高度自觉。
再者，就是科幻作品严重匮乏。幻想往往成为未来科技发展的源泉，“火箭之父”戈达德说，昨天的幻想就是今天的希望，明天的现实。凡尔纳作为“科学预言家”，在作品《从地球到月球》、《环绕月球》中设想的远程火炮、登月、飞机、火箭、电话、电视、传真等，现今都已成为现实。研究文化理论的杰姆逊教授认为，21世纪最主要的文学形式是科幻类作品。可是，中国至今却极度缺乏这类作品。科幻类、童话类作品不仅数量不足，而且，出奇制胜、令人耳目一新、堪称上乘者很少。银幕上充斥着古装娱乐片、通俗历史片、世相民俗片、社会问题片。我们多的是市场筹划者、广告制作商、图书策划者、影视筹划人，这里面当然也需要想象力，但它们更多的表现为揣摩受众、顾客心理的机心，谈不上是正宗的文学幻想，而是商品、市场的附庸。
从古至今，天外星球是人类为之神往但也为之迷茫的地方。英国科幻小说作家威尔斯创作了《月球上最早的人类》，不仅描绘了宇宙航行遇到的问题和月球景色，还描写了古怪离奇的月球人都长着适合自己职业的形体，数学家脑袋巨大，警察肌肉强壮，邮差两腿细长，等等，由此组成的社会好像一幅讽刺性的漫画。当人类对地球的许多地方感到陌生时，法国科幻小说作家凡尔纳就创作《海底两万里》，幻想巨型潜艇潜入深海，探测海底奥秘。苏联科幻小说作家别里亚耶夫就创作了《北极》，展现苏联人对北极的开发情景。总之，科幻小说所要表现的情景，无论是涉及地面、地心、两极、宇宙、星球等科学没有进入的空间，还是面向过去、现在、未来时间中一些未解之谜，所针对的都是未知领域，进而提出自己的创新见解，体现人类无时无刻不想拓展已有的知识，去发现知识的新大陆，去建设一种更尊重自然、更符合群体和个人理想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
当今世界许多事物在上世纪或者更早的时候，都存在人们的想象之中，通过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才逐一被实现。比如，电话、电视、飞机、火箭等被称为“逻辑脑”（左脑）的产物即将被机器人取代，人类的唯一竞争高地就是被称为“想象脑”（右脑），想象力成为资源的资源、能源的能源，成为一切力量的源泉。
作家郑渊洁有一段话很精彩：“这是禁忌相继崩溃的时代，没人拦着你，只有你自己拦着自己，你的禁忌越多，你的成就就越少，人只应有一种禁忌——法律，除此之外，越肆无忌惮越好。”
创新思维与想象力，应该从儿童时抓起。有人说，“儿童的本质是艺术的，天真和慧眼，只属于孩子”，“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成人的世界，因为受实际生活和世间习惯的限制，所以非常狭小苦闷。而孩子们的世界不受这种限制，因此非常广大自由。”
想象是与童心相伴的，很多人长大后就失去了想象力。是谁剥夺了这份与生俱来的财富？不恰当的教育和缺乏想象力的父母与教师，不能辞其咎也。在成人的一个又一个“标准”答案下，孩子的想象力就不知不觉地被一根无形的铁链拴住了。可以说，我们不缺乏富有想象力的苗子，而缺少培养苗子的想象力的空灵观念与现实土壤。
留美教育管理学博士黄全愈讲，美国孩子学画画，老师往往不设样板，不定模式，让孩子从现实生活到内心想象的过程中自由构图。孩子虽然画得“一塌糊涂”，但十分高兴。画完之后，只问老师“好不好”，而从来不问“像不像”。黄博士说：“回答‘像不像’，是指‘复印’得如何；回答‘好不好’，是指创造得如何。”确实是这样。模仿、复印是一个简单的由眼睛到双手的过程，由于没有心的参与，长此以往，虽然技艺提高了，可是想象力却越来越差。有创造性的孩子，往往是用“心”画画，正是在“心画”的过程中，培养了创造力。
法国生物学家克劳德·贝尔纳曾说过：“构成我们学习的最大障碍是已知的东西，而不是未知的东西。”报载，某少儿艺术中心创办想象力绘画班，在一次习作展上，当家长们看到马被画成五颜六色、甚至长上翅膀时，他们纷纷指责绘画班误人子弟。主办方解释这是为了让孩子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可大多数家长还是选择带着孩子离开。在生活中，类似的事情比比皆是。人们常常因为已有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的束缚，难以接受新的思维观念，因此也难以依靠想象力唤醒生命深处的巨大潜力。据说，著名作家歌德在幼年时，母亲每次给他讲故事讲到中途都会停下，然后让歌德自己想象故事的结局，并靠自己的想象力继续说下去。正是依靠这种想象力的激发，歌德才获得了天才创作的基础。
培养孩子们的想象力，家庭、学校和社会都负有相应的责任。由于受传统教育思想观念的影响，一直以来，我们重知识轻想象，重传统轻创新，重聚合思维轻辐射思维，重继承轻发展，重共性轻个性。在这样的思维方式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学生，随大流的就多，人云亦云。他们可能已是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了，头脑里塞满了知识，不过是过往的记忆，也装满了思想，但大多是别人的思想，唯独缺少自己的创见，缺少自己的想象力。
在美国，盛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伊迪丝的三岁小女孩告诉妈妈，她认识礼品盒上的字母“O”。妈妈听后非常吃惊，问她怎么认识的。伊迪丝说：“幼儿园里薇拉小姐教的。”这位母亲表扬了女儿之后，却把薇拉小姐所在的劳拉三世幼儿园告上了法庭，理由是该幼儿园剥夺了孩子的想象力，因为她的女儿在认识“O”之前能把“O”说成苹果、太阳、足球、鸟蛋之类的圆形东西，然而自她识读了26个字母之后，伊迪丝便失去了这种能力，只能整天去背诵那些字母。她要求该幼儿园赔偿伊迪丝精神伤残费1000万美元。后来，法庭经过审理，判决劳拉三世幼儿园赔偿伊迪丝精神伤残费100万美元。审判中，陪审团的23名成员被这位母亲作为辩护词的一个故事感动了。她说：我曾到东方某个国家旅行，在一家公园里见过两只天鹅，一只被剪去了左边的翅膀，一只完好无损。剪去翅膀的被放养在较大的一片水塘里，完好的一只被放养在一片较小的水塘里。当时我非常不解，就请教那里的管理人员。他们说，这样能防止它们逃跑。我问为什么？他们解释，剪去一边翅膀的无法保持身体平衡，飞起后就会掉下来；在小水塘里，虽然没被剪去翅膀，但起飞时会因没有必要的滑翔路程，而老实地待在水里。当时我非常震惊，震惊于东方人的聪明。可是，我也感到非常悲哀，为两只天鹅感到悲哀。今天，我为我女儿的事来打这场官司，是因为我感到伊迪丝变成了劳拉三世幼儿园的一只天鹅。他们剪掉了伊迪丝的一只翅膀，一只幻想的翅膀。
这段辩护词，后来成了内华达州修改《公民教育保护法》的依据。现在美国《公民权法》规定，幼儿在学校拥有两项权利：玩的权利、问“为什么”的权利。
四
看来，创新思维与想象力的生成，不仅依赖于个人的天赋、才情，而且有赖于家庭、学校以至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这个背景。这位美国母亲为女儿失去想象力而痛心，为了维护女儿的想象力，不惜将教给女儿知识的幼儿园告上了法庭。而且，官司居然打赢了，这折射出美国人的教育观念。延伸一想，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诺贝尔奖特别垂青美国的科学家，频频光顾这个国度了。反观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中国，会是怎样的情景呢？我想，那位母亲的做法一定得不到多数人的认同，甚至会有不少人反对，认为这么做是不通情理；或者即使打赢了官司，也会输掉了名声。
杨振宁、丁肇中教授谈到：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弱点是胆小，美国学生大胆的创新精神比中国学生要占优势。中国留学生一去西方国家，大多是属于回答论证课题的水平，而提出课题的恰恰是考试成绩比他们差的西方青年学生。我们的家庭、学校教育常常束缚着孩子们的思维与手脚，不利于想象力的发展、发挥。西方国家的孩子不看家长眼色，不顾老师脸色，不管考试分数，他们无拘无束地生活着，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感情，提出问题，可以毫无顾忌地异想天开，创新发现。而我们则一个“统”字垄断一切：统一的体制，统一的大纲，统一的教材，统一的命题，统一的考试，统一的答案，仿佛一切都是为了制造标准件。我们崇尚与老师保持高度一致，标准答案只有一个，行为模式只有一个，就像窑场里制造砖头一样，是一个模子里造出来的，哪里还会有发挥想象力和创造精神的余地呢？
一次，一位教育专家旁听一堂地理课。老师把中国地图拿出来问学生，你们看中国地图像什么？有的同学说像公鸡，有的说像山羊。这是专家第一次听说中国地图像山羊，一琢磨还真有点像，便有意地看了看那个说像山羊的同学。这时，地理老师再次问说是像山羊的同学：“你再看看像什么？”回答依然说像山羊。想必那位老师认为在他的公开课上竟然出现这种荒谬的答案是丢他的脸，便恶狠狠地再问：“你们再看看，真的像山羊吗？”他把“再”字说得很响。那个同学胆怯地回答：“像公鸡。”于是，老师提高嗓门再问全班一次：“中国地图像什么？”全部齐声回答：“像公鸡。”老师满意地笑了。
现在，孩子们的作文，内容空洞无味，模式化现象十分严重。现在的孩子课业负担太重，已经压迫得他们没有任何时间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而丰富的课余生活对培养孩子的想象力至关重要。难怪有人说：“现在的孩子都不像孩子，他们的童年没有快乐，一个个都是背着大书包，作业做到半夜，这样的孩子能有创新能力吗？连读课外书的时间都没有，让他们创新，是不可能的。”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儿童的想象力状况，令科学界陷入忧虑。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世界21个国家的调查显示，虽然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世界第一，但创造力在所有参加调查的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五。“雪化了，变成了春天”，竟然被语文老师判定为病句。课堂上思维活跃的孩子，往往会被扣上“不守纪律”的帽子。在被调查的中小学生中，认为自己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不到5%。想象力的缺乏，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青少年的创造力。中国学子每年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约2000人，为非美裔学生之冠，但美国专家评论说，虽然中国学子的成绩了得，但想象力、创造力却大大缺乏。
本来，我们中华民族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想象力原是很丰富的，像古代的《山海经》、楚辞，后来的唐诗、《西游记》、《红楼梦》、临川“四梦”、《聊斋》等，都是伟大天才想象的产物。但相对而言，我们的想象力还是不够发达的。长期以来，我们濡染于儒学传统，而这种文化传统历来讲究务实，强调面对现实，因而，充满着想象力的传说、神话历来比较贫乏；强调借鉴往昔，以古鉴今，往往表现为背对未来而面向历史，对幻想不感兴趣。幻想离不开神奇怪异，可是，孔子却是“不语怪力乱神”。
加之，现代、后现代又是一个没有想象力需要的时代。艺术与想象力同源，它需要匮乏，需要闭塞，需要宁静，需要等待，需要痛苦与焦灼。想象力同梦境有些相似，是一种愿望的达成、缺憾的补偿。可是，我们的现实是，一切物质的需要都可以在实际中满足。一当各种东西得来容易，应有尽有，想象就成为多余的了。安徒生笔下的卖火柴的小女孩，想象力很丰富，她想了很多很多的物质享受，就因为她想要却得不到。经济学中有一个“边际效应递减”的理论。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人饿了，吃一个、两个包子，感到香甜可口；可是，吃到了四个、五个，味道就逐渐减弱，最后再吃就什么滋味也没有了。
现在，交通发达，距离感模糊了，也不利于想象力的形成。神话传说都是交通闭塞、与世隔绝的产物。我写过一篇《神话的失踪》，引证马克思的论述：“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从前，行路难，难于上青天。地区之间咫尺天涯，相见不易。又没电视、电话，能够见影闻声，一切都处于神秘状态，人们为之产生了许多渴望、许多幻想。日本文学名著《万叶集》中讲到，中臣宅守婚后不久，便被判处流放罪，发配到边远的地方，而妻子茅上却滞留于京城奈良。山川阻隔，道路崎岖。茅上娘子写出一首结想奇特的诗：“愿君长行路，折叠垒作堆。付诸昊天火，一炬化成灰。”她幻想求助于冥冥中的神灵，将丈夫与她拉开的漫长的苦痛之路，像一个纸条那样折叠在一起，然后笼起一场弥天大火，一烧了之。这样，夫妇就可以长相聚首，永不分离了。
要想吸引人，许多景观保持一定的神秘感是必要的。沈阳市有一处名叫“怪坡”的旅游观光景点。眼看着是走下坡路，可是，骑上自行车，却十分费力；反之，换个方向，看似上坡，骑上自行车，却不用蹬就悠悠地滑下了。为了弄清其中的奥秘，湖北省一所高校的科研人员前来考察。他们想进行多种试验，判断究竟是视觉差还是地磁效应，抑或是其他原因。市里请求他们不要揭开这个秘密，以保留更多的谜团供游人猜测。从这个角度说，什么事都要进行科学实证，这对于幻想、想象的形成与发展是不利的。
现在是一个充满浮躁、心性粗疏、缺乏个性、忽略细节的时代。鲁迅说，没有悲哀与思索的地方就不会有文学。文学生命的存续有赖于思维的张力和艺术想象力。当前，人们普遍感到身心疲惫，却很少有人要从文学艺术中汲取生命灵泉和旺盛的活力，而是走粗俗、简陋的路子，忙于编造、传播粗俗的笑话、说黄段子、发短信，以展现疯狂的欲望，而遗失了细腻、丰富的感情，解构了心灵震撼的感觉。现代人成熟得太快、太早，一切都是饱经沧桑的样子，对什么也唤不起新奇的感觉，也无暇欣赏周围的风景，心灵感觉在逐渐迟钝化、粗糙化。人们的眼睛只能适应快速转动的画面，想象力根本无法展开。现在的作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生活洪流的兴趣，习惯的是“煲电话粥”、“海客谈瀛”，东拉西扯“侃大山”，而不是寻幽探胜，到现实中去发掘新鲜事物。真正的想象力来源于对于生活的深刻理解以及艺术的审美观察。
五
所谓想象力，往往和形象思维相联系，经常表现为头脑中涌现一个念头或创造一幅画面。为了开拓想象力，许多优秀的科学家常常借助于加强文学艺术的修养。爱因斯坦就酷爱艺术，他还是一个演奏小提琴的高手。他曾坦言：“物理给我知识，艺术给我想象力，知识是有限的，而艺术所开拓的想象力是无限的。”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诗歌使人机智。”机智在很大程度上乞灵于丰富的想象力。德国诗人歌德说得好：“只有通过艺术，尤其是通过诗，想象力才能得到激活”。像唐代诗人李贺《梦天》中的诗句：“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李白《望庐山瀑布》中诗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就都极富想象力。
即使是成年人，有意识地多读一些想象力丰富的作品，而少看那些平淡无奇、清汤寡水的电视剧，也是有助于拓展创新思维的。我就特别喜欢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卡尔维诺的小说，福尔摩斯、希区柯克的故事，还有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奈斯库《椅子》、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契诃夫的《三姊妹》等表现荒诞或困惑、等待的戏剧。
就激活想象力来说，博尔赫斯是最值得借鉴的。在他的短篇小说里，情节本身就是一个迷宫，里面充满了玄思冥想和哲理、悖论。在那里，时间能够循环交叉，空间可以重叠并存，充满了各种难以预测的可能性和偶然性。他的文学描写对象，不单是人与社会、自然，也可以是时间与空间。正如拉美另一位著名作家富恩特斯所说：“博尔赫斯把时间和空间变成了故事中的主角。”他的小说里记载了许多梦境，有一篇写一个人睡着做梦，梦见自己正在做着梦，在那个梦里，他又做着梦。像俄罗斯的套娃似的，一个梦套着一个梦。后来他想从最里面那个梦中退出，退向清醒的现实。可是，退呀退呀，竟忘记了前一个梦在哪里，弄乱了次序，结果，没有办法醒来，只好永远留在梦境之中。博氏写过一本“沙之书”，他说，这本书无穷如沙，人们找不到第一页，也找不到最后一页，页数无限，但形式与一般的书又无不同。主人既为这本书兴奋，又感到苦恼。在受尽精神折磨之后，决定把它藏在一个拥有九十万册的图书馆里，因为“隐藏一片树叶，最好的地方是森林”。他以此表现人们渴望无限又无法接受无限的矛盾心理。他有自己的一套观察方式、思维方式，一套理念、词汇、框架结构，全都是独创性的。他为世人留下了玄机，留下了奥秘，留下了符咒，留下了暗码，留下了无穷的魅力。
还有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对于习惯思维来说，这部作品可说是一个挑战。它是小说中套小说：一位男性读者买来一个叫卡尔维诺的人新出的一本名为《寒冬夜行人》的小说后，急不可待地读起来，读到第三十二页，发现装订有误，无法再读，便到书店去更换，书店老板说，已经接到出版社通知，该书在装订时与《在马尔堡市郊外》一书弄混了，可以更换。此时另有一位叫柳德米拉的女读者也来换书，二人因此相识。故事由此展开，卡尔维诺设置的是一个双线并行的复式叙述结构，一条线是男女主人公每换一本书回来，都发现读到一定程度就读不下去了，这样，他们一连读了十部小说的开头；另一条线是男女主人公在读书、换书、探索书的过程中产生了爱情。按照传统的写法，这十部书的开头应该只是故事的引子，其内容不会真正切入文本，但卡尔维诺不是这样处理的，这十部书的开头连同对它的阅读过程作为必不可少的内容，被认真地镶嵌进了两个人的爱情故事，成为《寒冬夜行人》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因为这十个开头连缀起来正是一个有意味的故事，每一篇故事的开局与上一篇故事的结尾是相关的，这样就使该书始终保持着一种悬念。这一独特的构思，使作品充满了活力与张力。
在读书的同时，还应养成强烈的问题意识，注重智慧的发掘。读书本身也是一种自我发现，是在唤醒自己本已存在但还处于沉睡状态的思想意识。一切能够使心灵发生震撼的、产生重大影响的，都应是一种心理的共鸣和内在的思考。读书必须同思考结合起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不思考，只是囫囵吞枣，死记硬背，必然是食而不知其味。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善于思索都至关重要。向来，思想是大于存在的。读书应该善于提问题，找话题，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有一种鲜明的研究心态。
其次，注意捕捉灵感。有人说，创新犹如化学反应，知识是载体，直觉、想象和灵感是催化剂。灵感或者说顿悟，是一种近乎无意识或潜意识的非逻辑式的创造性思维活动，是对某一问题长期思考以后突然产生的思想火花。灵感有时产生于全神贯注思考问题之际，有时却是在不经意间或意识朦胧之中。例如，为了探寻化学元素的内在规律，门捷列夫常常手拿自己做的元素卡片像玩纸牌那样摆弄。有一天，他在摆弄元素卡片过程中，突然像触了电似的跳了起来，在他面前出现了很奇特的意外现象：每一行元素的性质，居然都是按照原子量的增大而逐渐变化着。根据这一突然的发现，他于1869年2月编成了第一张元素周期表。爱因斯坦说他的创新思维活动“产生于有一种能用文字或其他符号来与他人交流的逻辑结构之前”，这就是一种灵感。
灵感来源于对问题的潜心研究和知识的积累。相传有人向希腊国王告发工匠在制作金王冠时用银子偷换了金子，国王叫阿基米德想办法鉴定金王冠是否掺假。于是，阿基米德便冥思苦想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有一天，当他躺进澡盆洗澡时，发现自己身体越往下沉，盆里溢出的水就越多，而他则感到身体越轻。他突然领悟到可以用测定固体在水中排水量的办法，来确定金冠的比重。他兴奋地跳出澡盆，大声喊着“找到了”。阿基米德找到的不仅是鉴定金王冠是否掺假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科学原理——浮力定律。法国数学家勒雷（吴文俊先生留学法国时的导师）经常去巴黎塞纳河边观察河水流过桥桩时形成的各种旋涡，后来产生了灵感，于1934年写出了他那篇著名的流体动力学论文。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注意开发右脑，积极进行思维训练。刚才说，人的潜力特大，更主要的是指心理潜能特别大，当然，生理潜能也不小。据美国神经生理学家斯佩里实验发现，人的大脑分左右两半球，功能显著不同。左称知识脑，偏重语言、概念、逻辑、分辨、数字等等；右称创造脑，偏重形象、艺术、音乐、绘画、想象等。为此，他获得了1981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我们使用比较多的是左半球，上课听讲、写算、记忆、分析、判断，就是说属于理性思维的多。而右半球的创造脑，属于心理潜能范畴，特别容易被忽视。由于心理潜能不像生理潜能那样强烈，比如，你饿了，累了，疼痛了，很容易察觉，立刻会强烈反应；而心理上的潜能则很隐蔽，信号比较弱，甚至许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还有这种潜力。长此以往，这种功能势必逐渐退化。
上面讲了创新与想象力的关系，创新与想象力的特征，创新与想象力的形成。实际上，由于年龄、经历、思维方式的局限，我的想象力与创新能力是很弱的。但是，我深深知道这个问题的重要，所以，就注意收集、积累，形成这次讲座的基础性材料。应该说明，讲座中引用的许多观点、资料都是借鉴他人的，讲演形式所限，未能一一标明出处，尚请鉴原。不当之处，亦望指正。
第6章 开阔视野涵养底蕴——在辽宁中青年作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训班上的讲话
（2014年8月11日）
大家知道，二十四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分为三个层面的，前面八个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属于国家层面，中间八个字：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后面八个字，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属于公民个人层面。作为公民个人，我们作家在这方面应该率先垂范，走在前面，践行得更好一些。从一般的角度讲，教育人者自己首先应该做出样子；推进一步说，作家只有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写出的东西才能有感召力、震撼力，才能传之久远。作为一名作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是体现在创作实践中多出优秀的作品。显然，这要比其他社会成员要求更高一些，难度也更大一些。有些人在那里讲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得头头是道，至于做得如何，难以检验；而作家就不同了，光讲不行，功夫要下在参悟上，融会进心灵中。明代思想家李贽讲，艺术家要有“化”和“画”的功夫。先是运化，融会到头脑里；然后成画，变成艺术形象，以全新的形式再现。
在座的都是中青年作家，我以无比艳羡的心情来看待各位。你们年富力强，正处在生命最美好的时段，处在飞速发展、不断创新的战略机遇期，以有为之时，据有为之地，做有为之人，取得了骄人业绩、累累硕果。当然，也毋庸讳言，前进中的你们，在创作方面，也会面临着一些瓶颈，遇到各种困惑与挑战。就我所接触到的，有的苦于阅历平常、简单，视野蔽塞，局面狭窄，想象力不足，缺乏庄子那样的“其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气派；有的感到底蕴不足，根底较浅，缺乏后劲；还有的以演艺界为例，说自己只能做“本色演员”，只能扮演与本人外形、气质、个性相近的角色，塑造单一的银幕形象，而不能像石挥、赵丹那样的“性格演员”，戏路宽，可塑性强，擅长通过独特的表演进行不同形象的再创造，扮演各种不同性格的人物。上述这些问题我也存在，提不出理想的解决办法。从对症下药出发，我觉得，有效的路径是开阔视野、涵养底蕴。
开阔视野也好，涵养底蕴也好，都有赖于学习。学什么？今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同志在北大考察时，提出了“需要哲学精神指引，需要历史镜鉴启迪，需要文学力量推动”的要求。下面，我就展开说说学习问题，重点放在哲学与历史方面。
据说，爱因斯坦庆贺五十岁生日时，弗洛伊德发个贺信，说“你是一个幸运的老头”。爱因斯坦不解地问：我搞科学研究，费尽心血，刻苦勤奋，怎么能说是靠幸运得来呢？弗洛伊德说，你这学科谁也不懂，你说啥是啥，怎么说怎么是，多幸运啊！我就不行了，研究精神分析学、人类心理学，谁都能说上几句，老挨批评。学习问题也是如此，谁都有实际体验，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所以很难讨好。
一听说学习哲学、历史，在座的有些人肯定会想：我一不是领导干部，二不是党校教员，三不是文艺评论家，四不搞学术研究，只是写小说、写诗歌、写散文，搞影视创作。你让我搬出哲学、历史大部头来，整天摆弄思维、实践，唯物、唯心，对立、统一，必然、偶然，还不得弄个昏头涨脑！甚至全把本来就不多的想象力、灵气弄没了。
那么，我先问一句：作家何为？你们可能会回答：认知世界，解悟人生，观照历史，探索心灵。当前，各种思潮竞逐，各种观点纷呈，可以说，很少有哪个时代像我们今天这样，主流与支流如此纠结，现象和本质如此复杂，特殊与普遍如此微妙，形势和趋势变化如此迅猛。你怎么解悟，怎么认知，怎么观照？这都离不开哲学。哲学不仅能够回答人生的问题，也在不断地发现历史与社会的症结所在，既有本体论的思考，也有认识论的探讨，更有方法论的总结。西方有句谚语，“在亚历山大胜利的根源里，人们总能找到亚里士多德”。一个问题怎么看、一件事如何处理，用哲学的眼光去分析，就能全面把握、准确判断、抓住本质，避免片面性和盲目性。
在谈到哲学的用途时，冯友兰先生讲，掌握了哲学，就掌握了安身立命的大智慧、大聪明，是超越一般人的素质、教养和境界，诸如真诚、通达、友善、宽容、睿智等，这样对生活的“觉解”就大不一样了，对己对人的心态就大不一样了。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哲学等同于一般知识、技术，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哲学永远是一种“无用之用”，它是作用于人的精神的，一个人需要哲学的程度，取决于他对精神生活看重的程度。当一个人对于人生产生根本性的疑问时，他就会走向哲学。那些不关心精神生活、灵魂中没有问题的人，也就不需要哲学。
哲学不是知识学。有些人抱着一种实用的、功利的态度，习惯于从“形下”的工具理性去看待哲学；习惯于以“灌”的方式去学，以“套”的方式去用；习惯于背结论，记公式，以为记住“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着的物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些原理、规律，就算掌握了万应灵丹，可以包治百病了。
这么说，大家也可能觉得过于空洞、枯燥，下面我想结合自身体会，说说我是怎么学、怎么用的。不过，需要申明：我的着眼点，不在于提供办法，因为我的人生阅历、学术生涯带有独特性，缺乏普适性，不易复制，不易仿效；我只是想据事论理，说明我从学习哲学、史学中获得的终身教益。
我的文学创作起步很早，由于读了八年私塾，十一二岁就能够用古文写作；可是后来荒废了，大学毕业后，当教师、下放劳动、参加“四清”，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调到报社做副刊编辑，才算同文学重新接轨。而真正系列地写些东西，是在80年代初，那时又在市里做领导工作，只能用业余时间写作。当时，主要是写两种文章：一是应《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的邀约，参与开办《望海楼随笔》专栏，我是六个撰稿人之一，三年时间写了六十几篇随笔，后来结集为《人才诗话》；二是写游记散文，发在天津《散文》和其他文学杂志上，后来结集为《春宽梦窄》、《清风白水》。由于文学基础好，文字比较讲究，运笔娴熟，斐然成章，所以，散文作品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很多篇还被选入大中小学语文课本。
1994年，由中国作协主持召开了我的作品讨论会。与会的专家、学者、知名作家予以充分肯定，表彰的话说了不少；同时也指出了一些不足之处。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人的发言。陈荒煤先生正在住院，没有到会，会上宣读了他的很长的发言稿，充分体现了文学前辈关怀后进的高尚风范。在总结、分析成功经验之后，他特别指出两点：一是大量引证诗词、古典，有“掉书袋”的倾向；二是，在雕章琢句、谋篇布局之外，还须开阔视野，在思想深度掘进上狠下功夫。莫言的发言，简短、深刻，又有风趣。他跷着二郎腿，瞇缝着眼睛，静静地说，可惜了王充闾的学识、才气，走顺境太多了，要是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十年八年的，可就成气候了。我听出来了，他是在批评作品思想深度和穿透力、震撼力不够。
就我自身看，明显的缺陷是，知识结构不够合理，学术视野比较狭窄。中国传统文化这条腿比较粗，而现代的学问、西方的文史哲经，涉猎的比较少，许多新的理论、新的学说、新的思想知之不多。这样的结果，必然是思想境界拓展不开，不能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当务之急，是促进知识结构健全、合理，使胸襟、视野变得开阔，思想意蕴、作品内涵有所深化、不断创新。
这里说的接上“短腿”，主要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西方的哲学和史学上下功夫。90年代以来，二十多年，我耗神费力，主要致力于此。1991年进中央党校学习，在学员中，我敢说是读书最多的一个，读的书也主要是这方面的经典著作。其一，深研精读经典（“八面受敌法”），辅之以适当的泛览（认门户、开眼界）；其二，弄清原典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着眼于指导与丰富文学创作；其三，紧密联系人生的价值，命运的参悟，道路的抉择，人性的发掘，个性与命运、个性与文化关系的探究。因为文学是人学。这些东西，在我日后的创作实践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依我个人的体验，学习、研究哲学有两个要领：一个叫选择视角，一个叫提出问题。哲学研索本身就是一种视角的选择，视角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完全不同。视角和眼光是联系着的。视角之外，还有个立足点问题——所处位置不同，观点和取向就将随之而变化。运用“八面受敌法”，每番展读，都有视角的调整；否则，无法步步深入。古书上记载：有个楚国人娶了两房妻子。邻人调戏他的长妻，被狠狠地骂了一顿；这个邻人又去调戏那个少妻，结果，那个少妻接受了他。过后不久，那个丈夫死了。这时，有个客人对那个调戏者说：“现在她们死去了丈夫，你可以任意娶上一个。那你是娶那个长者呢，还是娶那个少者？”邻人说：“我要娶长者。”客人不解地问：“那个长者骂过你，而少者顺从了你，你为何要娶长者？”答复是：“站在当时的立场，我自然喜欢顺从我的人；可是，今天我给自己选妻子，就要挑选那个正派的也就是骂过我的人了。”可见，视角和立足点对于观察事物、判断问题该是何等重要！
哲学追求的是智慧，知识是别人的，智慧必须靠自己领悟。知识可以背诵，可以诉说，而智慧需要内化为自己的血肉与灵魂，变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变为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见识与能力。哲学的掌握，不能靠玩弄概念。哲学思维当然需要概念，但不能止于概念，不能实行抽象说教和概念式的演绎，必须善于通过感悟，将概念化为智慧，应该“得鱼而忘筌”。
哲学离不开问题，应该从问题出发，发现问题，探索问题。如果你头脑中没有挂着问题，只是记住一些名词、概念，那么，哲学对于你可就真的没有用了。但是，哲学却又并不提供具体答案，它只是推动你去思考，反思、体悟、品味、涵养，这是搞哲学、学哲学、用哲学的不二法门。因此，要有“问题意识”。爱因斯坦就曾说过，他的“脑子里始终都装着问题”。理论是关于问题的理性思考；或者说：理论始于问题。过去学哲学有一个偏向，就是满足于背诵结论，而不善于以理论为指导去发现问题、研讨问题、解决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不是知识学，而是问题学。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常解常新，是永不过时的，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理解与阐释方式发生变化。它与科学不同，科学的问题一经找到答案，问题便成了知识，不再具有问题的性质。二是，如果说科学给人以知识，那么，哲学就是给人以智慧——提出问题本身就体现了哲学智慧。哲学家的贡献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实际事，而在于他提出了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问题。问题是哲学的发展动力，问题开启了思维探索之门。
关于历史，它的重大价值和关键课题，可说的话很多，这里只谈四点体会：
其一，作为一门科学，历史承担着两个角色：一个是最好的老师；一个是高倍数的望远镜。我们长期强调历史的借鉴作用，史书也叫《资治通鉴》，讲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西方，鉴古之外，更强调知今。他们说，一个人能够看到多远的过去，他就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过去我们对于历史的开阔视野的作用，关注得不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其二，许多研究历史的人，对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也就是通常说的史实，比较注意；但是，如何进行分析，亦即运用史识，掌握史观，功力就欠缺了。分析历史人物，除了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我还注意运用西方史学中已经证明有价值的一些现代科学方法，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现代遗传学的方法和理念、行为科学、现代人才学、历史心理学等，研究历史人物的不同特点，如性格、心理、素质、命运等，我就发现，在历史事变中领导人的个人性格往往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再如，过去我们强调人民创造历史，可是，应用于历史实际，有时解释不通。后来读了恩格斯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深受启发。他提出的“合力说”认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促成。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而产生出一个结果，即历史事变。当然，在众多合力中有主导与辅助之分。我对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就是这么分析的。还有，我们习惯于笼统地说某个历史人物几分好、几分坏，三七开、二八开。实际上，还应顾及人物的一生大节，根据不同情况划分不同阶段，结合其所处的历史大趋势逐段评价他的功过是非。（列宁评论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作的。）
其三，学习西方史学，比如对于法国年鉴派和美国新历史主义的研究，使我获得许多新的启示，扩展出巨大的研究空间。新历史主义强调解释者的主体性，认为历史是叙述的结果，文本的解释者同时也是创造者，是今天“活着的人说着过去的事”，让过去的事情活在今天。从中我认识到，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绝不是死掉了的过去。历史是一次性的，它是所有一切存在中独一以“当下不再”为条件的存在。历史作为“曾在”，即意味着不复存在，包括特定的环境、当事人及历史情事在整体上已经永远消逝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在场”的后人要想恢复原态，只能根据事件发展规律和人物性格逻辑，想象出某些能够突出人物形象的细节，进行必要的心理刻画以及环境、气氛的渲染。史学家选择、整理史料，其实，就是一种文本化，其间存在着主观性的深度介入。古今中外，不存在没有经过处理的史料。这里也包括阅读，由于文本是开放的，人们每一次阅读它，都是重新加以理解。这对于我创作历史文化散文帮助很大，我从历史中获取了巨大的自由空间。而且，解决了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关怀这一重大课题。2009年在北大中文系演讲时我专门谈了这方面的体会。
其四，关于历史的偶然性。过去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我们强调必然性（主要是经济决定论），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同时也不应忽视社会的政治、心理、文化等因素。事实上，在一定条件下，杰出人物、自然灾变、外敌入侵等偶然因素往往起着直接作用。马克思说：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里所说的神秘性质，也就是历史宿命论。为此，我们应当以历史偶然性为先导，通过大量的、丰富的历史偶然现象，去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文学方面，我的读书范围很广，更多地着眼于增强创造性与想象力。创造能力的发挥，绝对离不开想象力。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的一切，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他还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中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本来，文学作品必须创造出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艺术世界。像一位英国评论家所说的，小说里的人生是蒸馏过的人生，是从生活里来的，却又不是原样照搬，而是经过艺术加工，成为人生的精髓。艺术创造应该是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可是，现在许多作品以所谓“写实”为标榜，热衷于现实情景的仿真，重复、模拟日常的生活表象，缺乏对“文学是一种原创行为”的理念的高度自觉。这是当前文学创作的致命缺陷。
相对于思辨力，我的想象力比较匮乏。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我有意识地阅读那些想象力丰富的、有悬念的作品。我写散文，但读当代散文作品很少。我愿意看短篇小说，特别是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卡尔维诺等人的小说，福尔摩斯、希区柯克的故事，还有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奈斯库《椅子》、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契诃夫的《三姊妹》等表现荒诞或困惑、等待的戏剧。我很欣赏英国女作家伍尔夫的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整个全是想象。就墙上的一个斑点，做出种种想象——燃烧的炭块，飘扬的红旗，悬挂肖像留下的钉子孔，夏天残留的一片玫瑰花瓣，阳光下圆形的古冢，最后认定是只蜗牛。确如《文心雕龙》中所说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我很欣赏巴赫金的“对话理论”，通过多和青年人对话，吸收现代养分，激活创新思维，从“逆反”中获取新的认识。
经过较长一段的补偏救弊，我自认文学创作上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台阶。表现为大量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1998年，出了《面对历史的苍茫》，1999年出了《沧桑无语》，2000年出了《何处是归程》。前两部著作，面向历史，着重从个性、命运、人生方面，对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历代文人的生命轨迹，探索规律性的认识；后一部是回归心灵家园，探索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内心奥秘。
又过了几年，上了第二个台阶，2007年出版《龙墩上的悖论》，写的是封建帝王这个历史活动中的特殊人群。一是着眼于人的性格、命运、人生困境、生命意义的探寻，而不是满足于事件的讲述和场面的渲染。二是突破一般的功业成败、道德优劣的复述，大胆引进逻辑学、数学上的悖论范畴，揭示历史进程中关于二律背反、两难选择的无解性；关于道德与功业的背反，事功与人性的背反；关于动机与效果的背反，欲望、愿望、意志与现实的背反；关于所当为与所能为、所能为与所欲为的矛盾；关于必然与偶然、应然与实然的矛盾。从中破译那些充满玄机、变数、偶然性、非理性的东西。三是针对一个时期文化界（主要是影视作品）吹捧封建帝王、颂扬封建统治的偏向，通过大量的矛盾事物、微妙细节、异常变故，通过对封建制度、封建帝王荒诞、乖谬的揭露，对欲望无度与权力无限予以否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举凡有关人性的拷问、命运的思考、生存的焦虑以及生命的悲剧意义的探索，呼唤一种自由超拔的生命境界，都必然会触及哲学的层面，碰到一系列不易把握的、充满玄机与隐秘的东西，即所谓历史的吊诡、人生的悖论。可以说，这是过去没有人做过的。2009年出版《张学良：人格图谱》。其间不乏人生吊诡、历史悖论的探求，着眼点却是从中透视“传主”的心灵世界，通过与少帅及其他一个个飞逝的灵魂跨越时空的对话，复活耐人寻味的思想、意象，透视历史更深刻的真实。
关于我笔下的历史人物，大别之是三种人：帝王、政要、文人。我对那些历史上有争议、现实中众说纷纭的历史人物；性格鲜明、个性突出、阅历丰富、思想复杂、命运曲折的人物；形象多面、功过兼备、可以做多种解读的，亦即所谓“说不尽的历史人物”，尤其有兴趣，我喜欢啃这类硬骨头。因为在这些人身上有驰骋思辨、大做文章的空间。比如秦始皇、曾国藩、李鸿章、瞿秋白、张学良，我都做过重点分析、描写，取得了良好效果。
随着视角的开阔，学术视野、创作空间也大大地拓展了。比如，掌握新历史主义之后，在历史叙述中觉得天地更加广阔了，自由度更大了。就说悖论吧，用在社会历史上，它体现为种种无解性矛盾，包含着多重意蕴，诸如，二律背反，两难选择，应然与实然或愿望与结局的恰相背离，等等。悖论，不涉及正误、是非的判断，而是常常体现于矛盾选择之中。选择是困难而苦恼的，本身就是一种痛苦。戴一块手表的人，很容易确认指定的时间；而戴两块、三块手表的人，便难以确定了。更何况，我们这里所说的选择，常常带有一种无解性。也正是为此，它使历史的话题带上了深邃的哲学意味。我不是哲学家，但我喜欢用它来读解历史。同时，也有助于我在创作实践中广泛借鉴。我在散文创作中，经常向电影、小说、绘画借鉴写作手法。也注意向中国古典散文学习。我写《张学良：人格图谱》，如何做到十五篇互不雷同，包括开头如何处理，就有意识地向苏东坡学习。苏东坡写了大量“人物论”，互不重复，各具特色。
2012年，接受全国重点文化工程《中国古代文化名人传》编委会邀请，撰写《庄子传》，经过十六个月的奋力拼搏，现已作为首批的第一部出版，颇得学术界、文学界的好评。特别是获得了《中国古代文化名人传》丛书编审委员会学术组和创作组专家的认可。西北大学黄留珠教授指出：“长期以来，有关研究庄子思想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但关于他本人的传记作品，却不多见。人们转来转去，似乎很难跳出司马迁所撰《史记》中关于庄周列传的框架，搞出一点新东西来。王充闾先生撰著的《逍遥游——庄子传》一书，可说是彻底打破了这样的局面。该书以全新的视角、生动优美的语言，为我们展现出一个有血有肉、生活于两千多年前的庄老夫子。”“应该说，这是一部相当出色、极具个性特点的上乘之作”。有的知名学者评价：这是一部集大成的代表作，你过去三十几年的成果全都可以略过，只要有这一部就可以垂之久远了。这里有过誉之词，但在我自己的创作历程中，确实算是一个新的高峰。在我写作这部书的过程中，我形容像“老母鸡抱窝”，不敢挪动。因为那几个月，我把整部《庄子》，还有近二百部古今研究庄子的著作，全部融入脑子里，同时像元帅调兵那样，把我长时期的学术积累一齐调动起来，运用综合、分析、联想、想象等各种手段，千针万线，最后织成这部完整的织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