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犁城的那几天里，除了每天给女儿做饭，男人余暇的时间就是看盗版的VCD光盘。犁城有几个音像市场，盗版的光盘比北京还要便宜。使他意外的是，在这里他居然找到了像伯格曼的《芬尼和亚历山大》，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蓝》《白》《红》，波兰斯基的《钥匙孔里的爱》，贝托卢奇的《我独自跳舞》，安东尼奥尼的《云上的日子》这样的优秀经典作品。这是他心目中的电影。他们表现的是人类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如处境、恐惧、爱和宗教感。这在中国的电影里是根本无法看见的。中国的一些大牌导演不是装腔作势就是迷恋那些小情绪，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他觉得自己应该来做导演。这种自信心在他与几位著名的电影人有过几次交往之后显得尤为强大，他似乎一眼就能看见那几个人水准的高低，而他事先预备的几分敬重顷刻消散。也正是这种理想的支配，他必须和一些影视投资人打交道，电影毕竟不是一个人能玩得起来的。这一点，远没有写小说舒服，如果你是个天才，就是坐在马桶上用香烟皮也照样能写出惊世之作。
那几天李佳不怎么回来。李佳现在担任了一点行政职务，外面的应酬自然就增多了。这当然是她的解释。在他看来，女人大约是在恋爱。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是找李佳的，对方问：请问李佳在吗？他说不在。对方又问：你是她……他说：我是她孩子的爹。对方说哦，谢谢。电话就此挂断。他不由得笑了，谢谢？谢谢我是孩子的爹吗？我是孩子的爹是天经地义的，不谢我也照样还是。他想电话的那一端应该是个温情而怯懦的男人，应该还有几分腼腆，这都是好的，都很对李佳的脾气。但是这种男人往往很虚伪，不知李佳可曾这么想过。女人不能和一个虚伪的男人搞到一起，他想，那可比被流氓强暴还倒霉的。这天晚上后来李佳回来了，说是参加一个什么开业典礼，得了几件礼品，其中有一只时下比较流行的西服提袋。李佳说：这东西送给你。你常年南来北往地跑，用得上的。说着李佳就把这提袋打开，拿件西服示范了。他说：我知道怎么用了，谢谢。李佳说：谢什么，你这回从杭州回来不是还给我带了化妆品吗？
他想李佳还是那个李佳，有时候直率得让人难受。为什么要把这两件事拴到一起呢？难道我们之间现在只剩下了最原始的易货贸易式的以礼还礼？女人心里或许就是这么想的，像这样的女人真不能和一个虚伪的男人一起生活。于是，他说起了白天的那个电话。他说：那个人我不认识，但我能感觉到他脾气很好。李佳对此显得毫无兴趣，不想就这个话题谈下去，而是和他郑重地谈起了女儿。这孩子最近的考试很不理想，李佳说，你知道吗？我对这个孩子的希望正在一点一滴地散失。你也不要以为你女儿天资过人，其实很一般，而且她还心比天高，总觉得自己了不起呢。其实她就是个普通的孩子，她的将来也必然很普通。他认真地听着，但他不同意李佳的看法，他说：我觉得孩子各方面都很正常，一次考试说明不了什么，更何况目下这种应试教育本身就是问题。李佳说：你这是盲目乐观，其实是不敢负责。我要是有一天真把孩子交给你，你让我怎么放心？
那我就回来安心陪女儿，他沉着地说。
你带我也照样不放心。李佳说完，就收拾东西离开了。
他送李佳出门，李佳说：别送了，我让单位的车来接我。你什么时候去北京？
回头我和那边联系一下。他关上门，走到阳台上，看着李佳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那个时刻，他有了一阵的心酸。他想李佳这些年走的路也委实不容易，某种意义上，她更是孤立无援。
几天后，北京的电话来了。他便预订了车票。本该是昨天晚上出发，但是昨天下午女儿的学校安排了家长会。李佳说：你最好能去开这个会。她的一个老师很喜欢你的小说，你最好送上几本书。他完全同意了，想李佳作为母亲也是用心良苦。家长会开得很愉快，女儿在校的情况并不像李佳说的那样糟糕，尽管这次考试的名次有所下降，但那是因为政治课分数影响的缘故。会后，他与几位老师交换了意见，送上书，没完没了地致谢，好像是他欠了他们许多似的。
今天临出发前他和女儿去了肯德基。他坐着台子，女儿负责张罗，每人要了一份套餐。他告诉女儿，购置电脑的钱他已经交给了她妈妈，可以任意配置。女儿说：我们上网吧，再各自设一个E-mail怎么样？他说：等我忙完了这阵子。女儿说：你哪有那么多忙的？我们没事在网上聊聊天多好。他说：你先跟网友聊吧，但别耽误了学习。
天不久便黑了，父女俩打上出租，女儿一路上都在唱一首酒井法子的日语歌。他先把女儿送进“红门”，再直奔火车站。
他对女儿说：妈妈要是不高兴的时候你就得乖点。
女儿说：我一直是很乖的呀！
他说：要是她生病了，你就及时给我打电话。
女儿说：这话你应该亲自对她说才对。
冠华酒店的开业典礼十分隆重。
正如老板所言，他的朋友确实很多，除了文艺界，别的什么界一些有名头的人物也不少。在这个仪式上，有时下当红的歌星、影星，有京城活跃的记者，有前乒乓球世界冠军，还有不少的司局长和某某人的亲戚。但这个刚下火车的男人极不适应这种过于热闹的气氛，于是在开宴的时候他溜号了，回到了那原先住过的304室。
这间屋子看上去并没有怎么收拾，靠窗的地方，地毯上还隐隐约约地能看出他的脚印——那个晚上他在这个位置站了很久。那一天是2月26日，当时外面正下着大雨，他在等候一个叫王珏的女人。他原以为这将是一个故事的开始，可是这个故事还没有开始就意外地结束了。现在，他眼前只剩下一片红色，那是王珏的车。他努力想记起她的形象来，但怎么想都只是一个轮廓。而且在今夜的仪式上也没有见到这位公关部经理。倒是另一个女人的面目越来越清晰了，那个穿红风衣的女人。他想该给肖航打个电话了，如果女人方便，他很想邀请她来北京一趟。他似乎觉得这种心理很不健康，好像与自己交往过的女人，只有在有了一腿之后才能在他的记忆里扎下根来。这与从前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驰。从前的时候他更多的是幻想一个女人的偶像，譬如林青霞，譬如外语系法语专业的那个女生。现在他对女人的关注好像除了肉体还是肉体。我真是堕落了，他想，可我又不知怎样才能管住自己。就像现在，我盼望的是尽快和杭州的那个女人取得联系，然后等待她飞过来共度良宵。
但是肖航的手机还是没开。这使他慢慢变得心烦意乱，以至于在后来的几小时里他就整个地泡在浴缸里。
望着自己这具日渐臃肿的身体他十分懊丧。这是个毫无生命气息的躯壳，是个连拥有者都感到厌倦的皮囊。这身躯还将失去水分，慢慢干枯，最终形同木乃伊，直至被烈火烧成灰烬，于是一个生命就完全地结束了。生命就这么简单。但这个过程又是如此漫长。其实计算一个男人的生命应该从他阳痿那一天算起，到了这一天，这个男人活在世上也就是混口饭吃了。男人应该知道，最能证明自己价值的是女人。所谓名誉、地位、金钱和权力，都无法来慰藉一个男人的生命，男人的一切光荣都建立在女人身上。欧内斯特·海明威是深知这一点的男人，所以，当他意识到自己对女人无所作为时就果断地拿起了双筒猎枪。这个举动超过了他的一切文学成就。
他突然又看见了肖航手腕上的那块月亮形状的疤痕。据说割腕最好的地方就是在浴缸里，血浸在温水里不会凝固，这样会流到最后的一滴。很多天过去了，这块疤痕还是成了他凝视死亡的一件标识，但他此刻还不知道真正的死亡信息已经到了他的门前。
有人敲门，他匆匆从浴缸爬起来，对外面说：就好。然后就急忙穿了衣服，打开门。是老板和公司的两位部门经理，个个都是红光满面的。
老板说：你怎么跑回屋里了？有几个朋友还想见见你呢！
他说：我不习惯这种杯来盏去的场面。
老板说：闹得慌是吗？在北京做事冷清了可不成。
说着，老板搓搓手，谈了他关于影视项目的设想。他说准备先搞一个百集电视剧系列，二十集为一个段落，拿这个去占领中央台的某个频道，这样一来是既做了产业又拉动了房地产。
他将信将疑地看着老板，说：一百集太长了吧？就是胡编也没那么容易。
老板说：是呀，要是容易的话，我能把你请来吗？
他说：我也是没什么把握的。我也许只能给你开个头，余下的你找别人吧。
老板说：这不行，我还就相中了你。你的订金我给你带来了，先付你二十万。等第一部的二十集做完了，我就再付你二十万。你就安心在这待着吧。这个酒店可是按三星的标准建的，生活上还有什么不如意的吗？
他说：生活上倒是没问题，主要是得先干起来。
老板说：别急，你忙的日子在后头，有你忙的。不过这几天你让我缓口气，安心在家看看资料，想出去玩就说话。
说完，老板就告辞了，让司机留下来与他办交款手续。司机拿出一张支票，请他写收条，他说：你还是直接帮我存进银行吧，免得我跑来跑去。
司机说自己明天一早要去天津。
他说：那就让王珏来办吧。我怎么今天没见到王珏呀？
司机看了他一眼：你不知道？
知道什么？
王珏死了，就在你去杭州之前出了车祸。
这应该就是2月26日事故的发生地。很多天过去了，我仍然无法承认这是个事实。我总觉得这是多年前我目击的那幕惨剧的延续。时间使它化为一个幽雅而恐惧的梦魇，走进了我的意识。在那个以红色为背景的梦魇中，青春的鲜血像梅花一样散落在街上，被雨水冲走。那个时候，我站在这个梦魇的边缘地带，麻木的表情如同一个十足的傻瓜。谁也不会知道我已是欲哭无泪，谁也不会知道我在记忆中把朋友的尸体一片片地缝合起来。这个梦魇压迫了我几十年，但永远不能使我忘却。即使有朝一日我突然死去，我也会把它带入地狱之门。眼前的事实无疑使这个难以磨灭的梦魇颜色更加鲜艳夺目，我这才知道，我到北京的第一天，我们曾经乘坐的那辆漂亮的红色汽车实际上是死神发出的一次暗示。从我见到王珏的第一眼起，我们就双双被死神盯住了。但死神首先选择了她。为什么？！是因为她比我年轻还是因为她是个女性——难道死神也是好色之徒？抑或是因为我会下棋——伯格曼的《第七封印》里的那个骑士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摆脱死神的纠缠的。
我已经有很多次与死神失之交臂了。1993年秋天的一日，我从犁城飞往广州，另一架飞机从广州飞至桂林，我们几乎同一时间在万米高空遥遥相望，结果，死神的手抚摸了他们。关于那次空难，官方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而恐惧的阴影像风一样在南方游荡。或许因为这个，我决意离开了南方，离开了那座伤心的岛屿。我成了一个逃亡者，但没有人会相信，在他们看来，我活得十分滋润，以至让某些人寝食不安。没有人知道，我是在逃避恐惧与死亡的追剿。突然的敲门、深夜的水滴以及大街上一个陌生的注视，都会让我心悸。在这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没有一天我不感觉到这种气息……
2月26日那天晚上，被称作王珏的姑娘大概刚刚结束一宗愉快的生意谈判，便接到一个作家的电话。她从对方低沉的语气中就能感觉到，这个男人很寂寞。因此她临时取消了晚上的活动安排，决定与这个男人共进晚餐。她或许想以此了结这个男人对自己的非分之想，这种人她见得多了。于是她掉过车头，向西边驶去。那时正是城市的雨下得异常猛烈的时候，雨在沿路的霓虹灯的映照下变幻成红色，这是她所喜欢的，她或许觉得自己正处在幽雅的梦幻之中。她打开车内的音乐，那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乐》，她从这位伟大的作曲家的口叙传记中得知，这首著名的乐曲并非对希特勒入侵苏联的愤怒，而是另一种的控诉。或者说，这是对人性的最后的呻吟和呐喊。她喜欢这首曲子，为此她跑遍了整个京城的音像商店。
当乐曲进入一段行板时，她开始右拐，突然迎面遇上了一辆警车，她熟练地躲避过去，可是她没想到警车后面还拖着一辆违章停靠的面包车。刹车已完全来不及了，她的那辆红色小车便像响箭一样射进了警车与面包车之间，于是顷刻之间这辆车从里到外都红了……
此刻，我还站在这里。刚才的那个血腥的场面我不认为是幻想。如果我的推断没有错，对王珏的死，我是负有责任的。如果不是我那个不合时宜的电话，女人或许不会冒雨赶过来接我。她会走向东面而不是西方，那是另一条路，是生的路。上帝就这样无端地捉弄着我，竟让我无意之中扮演了一名刽子手！
人的生命竟是如此地脆弱。我又一次想起我的那位死于非命的姑娘。很多年前，在那个夏季行将结束的时候，她死在这条宽敞的路上。谁也不会相信在这样的路段上会发生一起惨剧，她被一辆大车迎面撞死，她死得是那样的不明不白。关于这起车祸的原因，后来的解释一直是闪烁其词。现在，这张难以褪色的图画又再次被加深。但是人的记性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健忘了。在刚刚结束的那个盛大的仪式上，没有人对我谈起这个刚刚死去的姑娘，好像她的死不过是无意中碰碎的一只玻璃器皿！是中国人的记性本来就差，还是觉得在这样热闹的场合去谈论一个微不足道的死者不合时宜大煞风景？
今夜，整个北京城都浸在雨中。我冒雨回到酒店，但是我丝毫没有被淋湿。我为什么不能走回来？抑或是这些年我被雨淋怕了，而从前我是不习惯打伞的。
雨越来越大。雨点洒在我窗口的凉棚上发出隆隆的声响，像笨重的机械履带，这声响在半夜发出竟是那样的栗然……
——1999年3月18日
男人在那个雨夜又一次进入到红色的梦魇中。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回他没有成为梦境的主角，而是一个袖手旁观者。他看见这片潮湿的红色像风中的一面大旗在飘舞着，在这个背景下，有很多肢体在舞蹈。那是一种具有原始意味且又接近疯狂的舞，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野性和灵性。男人看不见所有舞者的面目，他甚至都感觉不到这些舞者是否有头发，但他认定舞者都是些女性，因为身体划出的线条呈现出惊人的流畅与美丽。可她们的头发哪里去了？也许是这点遗憾，男人后来对这个恢宏的场面慢慢起了厌倦。他想离开，但他的腿似乎一点力量都没有，他无法支配自己的意志与行动。最后，他咬紧牙关——他都能听见自己的牙齿剧烈摩擦发出的森森声响，终于迈开了步子。男人记得自己穿过了一条很长的走廊，这是一条用报纸糊成的走廊，地上散落着大量的书籍和眼镜的碎片。男人小心翼翼地走着，但还是一不留神地摔了一跤，他踩到了一件滑腻腻的东西。男人拾起这件东西不禁大吃一惊——
这是一颗还在颤动的心脏。
男人便是在这样的恐惧中醒来。他意识到这是一个梦，但并没有因此而感到释然。他不想再睡下去了，现在时间大约是临近黄昏了，男人已睡了很久。从中午起他就躺在床上，他是有意这么做的。连日来的不祥之兆总让他惶惑不安，他害怕进入黑夜，更害怕被那个红色的梦魇所纠缠。他甚至设想从今以后过一种晨昏颠倒的日子，把夜晚的时间用来写作。但他不知道这一觉竟睡得如此之长，仿佛睡了半个世纪。梦中，他再次遭遇了那片红色。
他看着台历，今天是1999年的3月28日，他在北京又过了十多天。除了对一个叫作王珏的姑娘的悼念，男人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变。王珏的死让他想到雨浓——这几十年来他一直把雨浓视作自己的初恋，她们都是意外地丧生，她们的死也都与一个男人有关。雨浓带走了遗憾而把思念留给了他，王珏却什么也没带走，也一样没给他留下。或者说，给他留下了巨大的空白。这是个无法填充的空间。他还想到了另一个陌生的女人的死，那是几年前他去南方时，在广州开往海口的轮船上，一个穿粉红色衣服姑娘的跳海殉情。这件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可奇怪的是，人们对死者都是那么的健忘。现在他回忆起来，王珏死的那几天，这个公司的人上上下下地都在忙碌着这个豪华酒店的开业筹备。如今酒店开业了，也仍没有人为那个曾经活跃的姑娘的缺席感到悲伤，连惋惜之词也没有。那个司机只是随口说了句王珏死了，就像说我感冒了那样轻松。他要急着去给汽车加油，好明天随老板出差去天津。这就是人生。他想，北京人的热情下面其实是一种近似冷酷的漠然。他记得在前年的冬天，他也在北京，当时住在南礼士路边上的一家招待所里，那一天正是他四十岁的生日，他没有告诉任何朋友，闲着无事，就关在屋里写了一篇叫作《对面》的小说。等他写完这个短篇已是翌日早晨的七点多，窗外正飞着这一年的初雪。他走出来，想在雪地里尽情地走上一段路。在这行走的一个多钟头里，他感觉他的对面全是冷漠的面孔。
现在，室内的暖气让他忘记了季节。男人疲惫不堪地坐到窗边的椅子上，随手拉开了窗帘——强烈的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睛。他觉得很奇怪，现在这时间的阳光本不该是如此强烈的。经过仔细辨认，才知道这是一种反射的效果，西边最后的阳光照在对面的玻璃幕上，正好反射到他的眼睛里。他感到自己是在一口深井里埋了很久，又突然叫人挖出了地面。也就是从这一天起，男人对阳光表现出了不可思议的畏惧。
在男人重新拉起窗帘，去卫生间小解时，他听见了楼下那个花园酒吧里传出了钢琴声。
最初，我认为钢琴声是从音响里传来的。那是《梦中的婚礼》中的主旋律。但很快我就明白这不过是一个生手的即兴乱弹，节奏和力度都露出明显的缺陷。然而我还是很愉快。我在这里前后累计已经住上一个多月了，除了看晚报和电视里那些乏味的节目，就没有更好的娱乐。这台琴当摆设也很久了，今天总算有人来弹它。可是，琴声很快就消逝了，好像刚才我听到的是幻觉。这倒使我有些好奇了，我想很快知道是谁弹了那琴。
等黄昏的余光暗淡之后，我走出来，走到酒吧里。华丽的灯光下，除了几个服务生在收拾顾客遗下的残酒剩茶，我没有发现别人。我似乎有了些失落感，就随便拖过一张椅子坐下。这些服务生早就与我熟识，也知道我是他们老板请来的客人，很快就给我上了一杯绿茶。这是刚买到的新茶，它的清香让我想起不久前在杭州的那几日。我的眼前便出现了肖航的身影，她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好像刚才就坐在我的对面。但是她那件暗红色的风衣却令我不安，我知道这还是没有从另一个女人不幸阴影里走出的缘故。我喝了口茶，这茶的滋味远不及在杭州喝过的乌龙。突然停电了，整个酒店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这是一种朦胧的黑暗，但它比真正的黑暗还要叫人心悸。我的眼前奔动着轮廓模糊的人影，嘈杂声仿佛自天边而来。我陷在惶惑的感觉中，思绪一下子变得很紊乱。我好像置身在童年时代的一个雨夜里，总觉得有很多人在我家的窗户下跑动着。
就在这样的时刻，有人把一盏蜡烛送到了我的跟前。
我的视线顺着这只好看的手向上，停在面前一张同样好看的脸上。我发现，我并不认识这个服务生，她的装束应该是属于总台的，我每天都要从那儿经过几趟，怎么会没注意到这个姑娘呢？
你是新来的吧？我这样问道，我以前没见过你。
我上班刚刚半个月。我知道你是304房的客人。
你也是重庆的？
对。我是来实习的。
实习？
我们学校一共来了五个。
实习多长时间呢？
三个月。
想家吗？
头几天有点，现在好了。
你叫什么名字？
沈芷平。草字头加个停止的止。
这像是个旧社会的名字。你别介意，我开个玩笑。
是我外公取的，他说芷是一位中药，又能开很香的白色的花。
你外公是位中医？
他不是中医，但他希望我出门在外身体健康。
所以就让你随身带着中药？
她笑了起来，露出了两颗小虎牙。在刚才的交谈中，我已经在烛光下把这个叫芷平的女孩子看清楚了。她有着可人的面貌和很好的身材。这身藏青色的西装她穿着很精神，显得挺拔，盘在脑后的发髻使她看上去像个小少妇。但她的年龄实际上也就二十出头吧。这时有人在喊她，她便礼貌地向我告辞，去了她的岗位。我注意着她的背影，那是个青春而又端庄的身影，每一步都散发出朝气蓬勃。我突然想到了已故二十三年的雨浓——她们的背影与行姿竟是那样的相像！与此同时我心里渐渐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酸楚，我为自己的年龄和日益衰老的身心而感到沮丧。如果我减去了十岁，我这样想着，我会毫不迟疑地去追求这样的姑娘的。
这是个心绪复杂的夜晚，已经很晚了，我依然无法入睡。有几次，我都想去大堂总台那边走走，去再和这个刚认识的姑娘聊聊天，可是又觉得这是个不可思议甚至大逆不道的念头。我差不多可以做她的父亲。似乎今夜我才知道，一个正在步入中年男人的地位竟然如此尴尬，滋味是如此不好受。
——1999年3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