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库大道与西伯利亚大铁路
茅海建
无论是张库大道还是西伯利亚大铁路，都不属于我专题研究的范围，也不是今天能够看到或体会到其伟大功用的壮丽景象。“张库大道”在历史上的灿烂辉煌，今天已难觅遗迹；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建时的伟大设想，从未实现。我之所以花去这么多的时间（其中还包括大量的前期准备），只是为了满足我的知识好奇。这些毕竟是在历史上意义重大的道路——在史籍中所占的地位太重、所占的分量太大，以致我在教学与研究中时常会与之不期而遇——能够站在实地想象当年，稍稍有点“凭吊”“怀古”的意味。历史学家最幸运的事，就是有机会能重返历史现场。
俄罗斯商队的北京贸易
事情还须从头说起。要说张库大道，先得说说俄罗斯商队。
俄罗斯人越过乌拉尔山以后，一路东行，于十七世纪中叶侵入黑龙江流域。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清朝与俄国签订了第一个双边条约《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两国的东部边界，也允许两国之间进行商业贸易。
最初的中俄商业贸易以俄罗斯商队，尤其是国家商队的形式进行：商队大约经尼布楚到达呼伦贝尔、齐齐哈尔一带，然后南下，由喜峰口进入北京。交易的地点在北京。俄罗斯商队的主要商品是上等皮毛，多是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当地人民的“进贡”（税收），存放在俄国财政部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仓库里。上等皮毛在俄罗斯欧洲地区并非稀有，运回的成本也大，若运到北京销售，换回俄国所需的丝绸、瓷器等东方商品再销售，有着较大的利润，也可解决俄国东部地区的财政困难。这是对俄国政府极其有利的交易。清朝此时实行官员服饰的等级制度，每一等级的官服，可配饰相应的皮毛，是官场的必需品。当然，上等皮毛也是清朝上流社会的时尚。
清朝当时与周边部分国家建有宗藩关系。俄国当然不是藩属国，但俄罗斯商队在某种程度上享受着朝鲜朝贡使团附属商队的优待——清朝派兵保护，提供食宿费用，俄罗斯商队还无须交税——这些“柔远”的对外政策，不符合商业贸易的基本原则，使得清朝政府并没有像俄国政府那样从中获利。清朝政府由此对俄罗斯商队的规模与次数进行限制，但这种限制从未被认真执行过。
从中俄北京商队贸易的基本面来看，这种不那么对称、没有经济互利的贸易形式，是建立在清朝对俄外交政策的基础之上的。当这一基础发生变化时，商业贸易活动也可以随之发生变化。
山西商人的兴起
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俄国商队从恰克图、库伦、张家口一线进入北京，这条便捷的道路渐渐成为中俄商业贸易的主要通道。1727年（雍正五年），清朝与俄国签订了《恰克图条约》，恰克图开始成为重要的通商口岸。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关闭了宁波等处海口，实行广州一口海路通商。此后不久，俄国国家商队前往北京的贸易也中止了。恰克图渐成清朝北方唯一的陆路通商口岸。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中俄商业贸易的主要品种发生了变化，茶叶成为最主要的商品。我有必要说明，今天的人们对当时茶叶的地位可能会有误解，毕竟茶叶在今天只是价值很小的商品，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在工业革命之前，全球贸易的主要商品为香料、茶叶、可可、咖啡、烟草、羊毛、皮毛、宝石、丝绸、硝石等几大项，大多是自然界的产物（当然，后来又出现了鸦片）；二、在俄国、英国等国家，茶叶交易有重税，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份额，大体相当于清朝的盐税。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当中俄贸易的主要地点在恰克图、当中俄贸易的主要商品为茶叶时，山西商人顶了上去。他们有着地理优势和历史经验：最初输俄的茶叶主要产于福建武夷山，两湖的茶叶后来也大量销往俄国，这些都是俄罗斯商人当年干不了的事情；早在明代，山西商人就有“九边贸易”的经验，对蒙古有着一定的了解，许多人懂蒙古语；他们在清朝政府上层有着许多人脉资源，在京城也开有较大的买卖；清朝北方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也是南方商人不能承受的。山西商人由此成为主力。他们前出口外，从漠南蒙古（内札萨克蒙古，科尔沁等部蒙古）到漠北蒙古（外札萨克蒙古，喀尔喀蒙古），一直走到清朝与俄国的边界。由于恰克图已归属俄国，他们在边界南侧清朝所属地方，建立了新的贸易场所，中文名称为“买卖城”。除了茶叶外，他们还经营着所有与蒙古地区和俄罗斯贸易的商品。
从福建、两湖到恰克图，茶叶的采购、分类、打包、运输等项，有着多道工序，山西商人内部也有不同的分工，许多商人只是承担其中的一项或多项。如此庞大的生意，需要大量的资金，山西商人在经营上也有许多创造，东家与掌柜各办其事，总店与分店各司其职。山西商人是一个集合名词，包含着出资人、各级管理层和下层的伙计。他们的地位是流动的，经常发生变化，即从伙计升到掌柜，由掌柜变为东家。他们的人数、资金与经营方式，使之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商帮。直到今天的山西，还流传着许多“走西口”发家的故事。
贸易种类多样化与贸易金额之巨大，也产生了巨量的结算；由于口外与内地匪患不断，实银的长途运输很不安全，也不方便，山西商人又发展出票号的生意……
张库大道
茶叶从福建与两湖运出，肩挑、车载、船运，有着多种方式。然而要运到蒙古地区和恰克图，须经过沙漠、戈壁和草原，最为经济合理的运输方式是驼运。由此，所有运往口外的货物，特别是茶叶，都必须先运到张家口，然后进行拆装，由驼队运往库伦、恰克图及整个蒙古地区。张家口由此成为商品集散地与转运站。
明代的张家口，最初只是长城的一个小口、小的军事堡垒，后与蒙古俺答汗部互市，主要是马匹与粮食的交换；到了清代，成为内地行省与蒙古地区商业贸易的中转站，城市稍有扩大，人口亦有增加。待到中俄茶叶贸易发展起来，张家口异军突起，成为清朝北方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也成为山西商人的大本营。
虽然从张家口进出的商品缺乏准确的记录，但由于茶叶的重税，俄方有着相对可靠的数字。1850年，恰克图进口的茶叶达二十九万六千六百十八普特（相当于四千八百七十五吨）。如此数量的茶叶，有着相当大的重量与体积。从俄国输入的商品也发生变化，毛皮减少了，毛毡呢绒增加了，体积与重量也增加了。随着贸易的发展，由张家口到库伦，再延伸到恰克图的道路，因其便捷、经济而成为最重要的商道，史称“张库大道”。而要在这条商道上经营运输，只能大量使用骆驼。许多史料记载，在这一地区从事运输的骆驼超过三十万头，相对于这个地区的人口，已经是相当庞大的数量。
骆驼队
库伦，即今天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当时是喀尔喀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驻锡地，也是清朝库伦办事大臣的驻在地，是一个宗教中心，也是次一级的政治中心（当时喀尔喀蒙古的政治中心在乌里雅苏台）。由于其地处南北两山之间，中间有河流通过，形成一个小气候；又处在商路之冲，成为各驼队休整的佳地，山西商人于此安营扎寨。库伦成为这条商路上最重要的中转站与多种商品集散地。
由此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从张家口输出茶叶及日用百货，运往漠南和漠北，沿途销售，其中一部分茶叶由库伦再远销到恰克图；然后从俄罗斯进口毛毡、初级工业品、呢绒和上等皮毛，毛毡与初级工业品销到蒙古地区；再购买蒙古的牛、羊、马和普通毛皮，和俄罗斯的部分呢绒和上等毛皮一直运往张家口；当时没有今日的冷库车，成群成群的牛羊马一路赶到张家口，以供京城和华北各地之食用或役用。当时没有今日的化学纤维，皮祅是北方人们过冬之所需，数以万计的皮张送到张家口加工，使之成为中国的“皮都”。
我没有从张家口一路走到库伦，而是从香港直飞乌兰巴托。在乌兰巴托（即库伦）的博格达汗宫（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居所）中，看到了一幅清代的库伦地图——在库伦的东南角，画有一小的居民点，蒙文注明“买卖城”。这是库伦的“买卖城”！应是当年山西商人在库伦的聚居经商之地。我也在博格达汗宫中看到一座废弃的铁钟，上面的铭文是：
库伦众商贾甲、社等恭诚新造关帝庙钟志：昔闻夏王铸鼎，以象九州。汉帝建庙、铸钟、造鼓，以显神威，万邦咸宁。凡古昔之前型，为今时之利……今甲、社倡举虔诚，即从归化城选择良工巧匠，敬心铸造新钟一口，以续前人诚敬之意耳，以襄胜事，庶乎万古不朽者也。谨序。十二甲首：源发乾，王履□；广全泰，沈广湖；义合德，武凤龄；义和忠，田治元；永茂盛，武缵烈；义和盛，陈锭；元盛太，王□；豫合昌，张文郎；兴隆魁，温世进；源泉涌，王芝兰；万□亿，麻著芳……
本庙住持道衲李信晖奉题
大清咸丰十一年十月吉日成造
“咸丰十一年”为1861年，“归化城”在今呼和浩特，“源发乾”等为商号，“王履□”等为商号的掌柜。由于不让拍照，我也无法将铭文录完整。铭文看来不太雅致，可能出自商人或关帝庙住持之手。从铭文来看，山西商人已在库伦建起他们自己的财神庙（关帝庙），并发展出相应的商人组织。这样的铁钟，同行的梁教授在乌兰巴托还看见一座，陈列于蒙古国家博物馆的门前。
我虽然未从陆路走到库伦（以后想办法补一下），但以往在飞机上多次看到过这一地区，沙漠化的情况很严重。当我到达乌兰巴托后，到郊外游览，恰遇大雨，四十多座大客车居然可在草地上直接行驶。我们下车后观察地面，在薄薄的草皮之下，是密实的沙石，重车可行。同行的程教授称，这里的草“让它们使着劲儿长也长不高”。而这些薄薄的植被，大约已有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一旦被人为破坏，很难恢复。由此想到在史籍记载中，山西商人的驼队到了库伦，相当多的货物改用牛车。牛车的运力肯定大于骆驼，也更为经济。口内的货物到此，散运到喀尔喀蒙古各部，其中一部分（主要是茶叶）继续北上，运往恰克图。
迟暮的美人——恰克图
虽说是“张库大道”，但其终点并不是库伦，而是恰克图。当我们一行与一批俄罗斯的教授坐着大巴，从乌兰巴托前往乌兰乌德（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沿途的风光不免让人想起昔日山西商人的商队。他们正是从这条路上走过去，前往位于恰克图边界南侧的买卖城。
从乌兰巴托到乌兰乌德，大巴一共用了十一个小时，恰克图正好在中间，开了大约五个小时。一路上车辆很少。虽说是连接蒙俄两国的重要国际公路，也只有两车道。沿途人迹渐稀。刚从乌兰巴托出来时，还常能看见蒙古包，但其配置已与历史上有着较大的差别——蒙古包外没有了马，而是停着一辆韩国或日本的二手车（在草地上可直接行驶）和小锅天线（可以接收卫星电视）。越往北开，人口越少，而且人们不再居住在蒙古包里，盖起了俄式的木房。同行的俄罗斯教授提醒说，到了冬天，这里的气温将达到零下五十摄氏度。
从张家口到恰克图，漫漫四千多里，以驼队或牛车行走，加上沿途的交易，行程将是数月。沿途要过沙漠、戈壁和草原，“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北国风光，勾不起这些疲惫的行人“天苍苍野茫茫”的画感与诗情。严酷的冬天千里冰封，自然不能行走，许多山西商人要在当地“猫冬”。我们此行一路的餐桌上，能看到远道运来的瓜果蔬菜（价钱高于当地的牛羊肉），当年想必是稀罕物。生活条件之艰难，是当时富足优逸的江南商人（徽商与盐商）和广东商人（行商）无法想象的。这真是汉子方能讨的生活。
我们到达位于蒙俄边界的蒙古小镇阿勒坦布拉格，在号称“Altan Plaza”（俺答广场）的简易楼房中午餐。餐后有点时间，我很想寻找当年的“买卖城”，一无所获。同行的俄罗斯教授告诉我们，所有的历史遗存现在已经是完全没有了。
车过边界，到了俄罗斯一方的恰克图，景象一变，树多了，土层很厚，房屋也多了起来。同行的俄罗斯教授指着路边巨大的建筑物遗存，称是过去的茶叶仓库，革命后改作学校和工厂，现在已废弃——然而从残垣断壁中，依稀可领略其庞大的规模。这是当年亚洲最大的陆路口岸，恰克图被称为“沙漠中的威尼斯”。从现存的街市建筑可以想象当年的繁荣景象，但毕竟美人迟暮了。
我们在恰克图的停留时间虽然很短，却有很好的机会，可以参观当地的博物馆。该馆可能长期无人参观，大门紧闭，当天恰好又借给当地人举行一群年轻人的成人式。经过一番联系后，我们一行成了唯一的参观者。应当说博物馆陈列相当不错，完备而精致，提示着城市发展的历史依赖着俄国与清朝的各类贸易，尤其是茶叶贸易——各种中国风格的商业建筑老照片，由于不懂俄文，我不知道它们是建在恰克图还是对面的“买卖城”；一张红纸上写着汉字“沃伯勒绰伏”，大约是俄国商人按照清代样式写的名片；一个中国风格的瓷盘，中间画着“九江关”，周围是庐山诸景，提示其可能来自江西；一张当年的铜版画描绘着装载茶箱的骆驼；各色各样俄罗斯风格的茶具；博物馆门口放着两座残钟，一座铭文写道：“乾隆八年成造”，另有“任世龙、郭世龙、王文全……”等人名；另一座铭文写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皇帝万岁”，另有“库伦众商贾□□甲、社等恭□新造关帝圣……”等字样。“乾隆八年”是1743年。“库伦众商贾”的关帝庙钟又如何到达恰克图，还是个谜。或许“库伦众商贾”是集合名词，包含在恰克图、买卖城经商的商人，该钟或是为恰克图或“买卖城”所铸？
张库大道、恰克图贸易整整兴盛了一个半世纪，到了十九世纪末，开始衰败。衰败的原因有多项，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商道改途。到了俄国革命、蒙古革命之后，在库伦、“买卖城”和恰克图的山西商号被查封，资产被没收，这一条商道完全中止了。
恰克图衰落了，魅力日减；库伦改名为“乌兰巴托”，意为“红色英雄”，成为新国家的首都；张家口也走了下坡路，不再是中国北方连接蒙古地区与俄罗斯的商业中心，只是地区的政治中心。北京西直门外早就没有了成群的骆驼，留下的只是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山西商人没落了，今天以“煤老板”的角色而再度崛起。过去的壮丽景色，就这样过去了，也在人们的记忆中走散，平淡无声地存于史籍之中。细心的人们若来到实地，须得认真察访，方可感受到旧日的风情。俄罗斯人依旧保持着喝茶的习俗，据说其茶叶的主要进口国，是位于印度洋上的斯里兰卡。
“大博弈”：海路与陆路
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标志是轮船与火车。
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世界上主要的商业船舶或海军战舰都已不用风帆动力，而改用蒸汽动力；铁路建设也同时进入高潮，美国和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是工业史上的奇迹，投资回报率高，对美国和加拿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贡献极大。由此对比张库大道上的驼队与牛车，对比山西商人的经营方式，可以明显看出时代的差距。
同样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世界上有两大强国在竞争，英国与俄国，史称“大博弈”。英国从海上扩张，俄国从陆上扩张，双方在中亚诸国和中国新疆、西藏等地区进行争夺，其结果一直影响到今天的政治地理。
自美国独立之后，英国最重要的商路是远东航线——从英国出发，经直布罗陀到地中海，再经苏伊士运河到亚丁，由此进入阿拉伯海、印度洋，穿过马六甲，进入中国南海和东海。当时的船舶续航能力有限，沿途需要加煤和检修，人员也需要休整。如果从远东的东京、天津、汉口出发，经过上海、香港、西贡、新加坡、科伦坡、亚丁、苏伊士运河（塞得港）进入地中海，而到达欧洲及英国，需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时间，舒适度和安全性都比较差——大多数人都会晕船，而这条航线上有几个风浪区；在当时的航海技术下，毁损或沉船事故常有发生，商业保险的费用也很高。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俄国提出了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计划。
俄国本来在其欧洲部分已建成铁路网，并与欧洲各国的铁路网相连接。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是指从位于乌拉尔山脉东麓的车里雅宾斯克到位于太平洋西岸的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七千四百十六公里；若与先前的铁路网相连接，即通往莫斯科、圣彼得堡，为九千多公里。按照当时的设计速度，从海参崴到圣彼得堡，需时为二十至二十五天，只是海上行程的一半时间，舒适度与安全性也大大提高。当时火车不夜行，每晚住在车站附近的旅店，不必经受晕船的折磨，却可以有酒会和舞会的欢快。
当时的中国和日本看得比较多的是这条铁路的军事意义——俄国可以快速向远东地区增兵，感到了军事上的威胁；而从英国的角度来看，更多是经济意义——若是这条铁路成功了，成为连接欧亚的大通道，新加坡以东的人员与货物都从这条铁路走，英国的商业利益将会大大受损！
英国扼制俄国，最主要的方式是防止其在海上扩张。克里米亚战争将俄国锁在黑海之中。所谓“大博弈”，主要是俄国从陆路的高加索、哈萨克向南推进，英国则占据了埃及、波斯、印度、缅甸和马来亚，阻止俄国入海。早期风帆动力的船舶只能近海航行，多点停泊，不像后来的蒸汽轮船可以从新加坡直航科伦坡，英国将远东航线沿途的所有地区都收为殖民地。如果俄国的欧亚铁路大通道修建成功，这些地区的价值大减，反有可能成为负担。
道钉
西伯利亚大铁路最美丽的地方是沿着贝加尔湖的一段，依山傍水，也是工程最为艰难的地段。我去的地方是布里亚特共和国，在贝加尔湖的东侧。从历史来看，布里亚特蒙古与喀尔喀蒙古似乎是一支，《恰克图条约》使之归属俄罗斯。他们在俄国治下已近三百年，从许多方面来看，似乎已经俄化。由此，我也去过贝加尔湖边，住过那里的木屋，喝过那里的水；但乘坐火车却未经过贝加尔湖，而是由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开始东行，车行十个小时，五百五十七公里，到达后贝加尔边疆区首府赤塔。
我们上车的时间是莫斯科时间晚上23点多，是当地时间的第二天早上四点多，整整差了五个小时。一个铁路系统只能用一个统一的时间（莫斯科时间），而五个时区的差别提示着这条铁路之漫长。我们搭乘的是从莫斯科开往海参崴的快车，全程需时据说是七天七夜。
虽说是清晨，天还不太亮，但我一眼看到的却是道钉。
道钉是将铁轨固定在枕木上的钉子，过去由工人直接敲打进去。我小时候喜欢走铁路，看到的全是道钉。现在的铁路已用预应力混凝土枕，用螺栓固定，道钉看不着了。2006年，我去朝鲜，铁路大多还用枕木和道钉，让我找回了童年的记忆。后来我去美国，又看到了许多道钉，但这些铁路大多被废弃。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的道钉，提示着它是一条“古老”的铁路。
西伯利亚大铁路于1890年从海参崴开工，由东向西修；1891年从车里雅宾斯克开工，由西向东修。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程，我不知道其总投资额与工程量，但我的感觉是远远超过了巴拿马运河。
1894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战败的清朝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其中一项便是割让辽东半岛。这一条款明显对俄国不利，俄国联合德国与法国进行干涉，日本做出了退让，清朝再付三千万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史称“三国干涉还辽”。
1896年，俄国尼古拉二世加冕，清朝派李鸿章为头等出使大臣前往祝贺。清朝与俄国签订密约，结成共同对付日本的军事同盟，并允许西伯利亚大铁路经过中国东北地区，即从满洲里到绥芬河，长达一千四百多公里的“东清铁路”（后称“中东路”）。东清铁路的建设表明了俄国对中国东北的野心，同时也为其节省了一千多公里的路程，避免了许多技术难关。
1898年，俄国乘德国强占胶州湾（青岛），派舰队驶往旅顺，迫使清朝签订条约，租借旅顺与大连，并允许俄国修建从哈尔滨到旅顺的铁路，即长达九百四十公里的“东清铁路支线”（后称“中东路支线”）。俄国由此获得了远东的不冻港。从商业利益来看，对英国的威胁增大。
1900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俄国同时出兵十万，以护路为名，占领了东北要地，尤其是铁路沿线地方。八国联军退出北京后，俄军却赖在东北不退，清朝多次进行交涉，未获成功。俄国的行径使得四年前的中俄密约变成一张废纸。
西伯利亚大铁路上敲打道钉的声响，也敲打着英国与日本的神经。英国看到是商业利益——从中国大连到俄国圣彼得堡是陆路，虽说长达九千多公里，也跨越七个时区，但地球是圆的，纬度越高，里程越短；从上海到伦敦是海路，到了新加坡已临近赤道，海上行程超过一万海里（一海里为一千八百五十二米）。海路比陆路长一倍，火车比轮船速度快，欧亚之间的客流、货流自然会顺从经济规律，舍远求近。日本看到的是军事威胁——西伯利亚大铁路修通之后，俄国可快速从西伯利亚乃至从欧洲调兵，以加强其在远东的军事存在；此时中国东北地区已落于俄手，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在强弱分明的军力对抗下也不会坚持多久，日本最终将被俄国隔绝于亚洲大陆之外。由此，英国与日本联起手来，1902年1月，两国签订了针对俄国的《英日同盟条约》。
1903年，西伯利亚大铁路除贝加尔湖一段外，已经基本修成，其中在中国东北境内的东清铁路（包括支线）已经通车。日本等不及了，若等到全线完工，将处于军事上的劣势。
1904年2月，日本发动了对俄战争，攻占了旅顺口，并在沈阳会战中获胜。已经大体修通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在战争中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未修成的贝加尔湖段，于1904年7月强行通车，夏天用轮渡，冬天零下五十摄氏度的气温使之可在冰面直接铺设铁轨。大量的俄国陆军调到中国东北，总兵力超过了日本陆军。两军最后在四平一线对峙。
1905年，日俄两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将东清铁路支线的南段——宽城子（长春）至大连、旅顺割让给日本，并将俄国在大连、旅顺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三国干涉还辽”十年之后，日本重返辽东，并将其势力前伸至长春。
1906年，西伯利亚大铁路正式通车。由于《朴茨茅斯条约》规定俄国人掌控的东清铁路及其支线北段不可用于军事目的，1908年，俄国开始修建沿着黑龙江左岸的绕行铁路——从卡雷姆斯科依经石勒喀、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到双城子（乌苏里斯克）。1916年，绕行铁路也通车了（其修建与完工的时间，是同行的李教授后来告诉我的）。这一段绕行铁路，后来也被称为西伯利亚大铁路。
2016年，我从乌兰乌德上车时，恰是这条铁路通车一百一十年，黑龙江左岸绕行铁路通车一百年。漫长的一个多世纪，这条铁路已经过多次改造，还留有当年最初砸下的道钉吗？
后贝加尔的美丽风光
今天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与美国的太平洋铁路不同，应当说是活得还很“健康”——修建了复线，实现了电气化，许多地段已改用预应力混凝土枕和紧固螺栓，而不全是枕木和道钉——其承重强度与运能，已不能与一个多世纪之前相提并论了。
我上了火车后不久，立即被窗外的景色所吸引——这是我过去很少见过的景色，许多地方属于自然的本色，即原生态。我出生在上海，后来到广州求学，在北京、上海和澳门工作，这些地方最重要的特点（或者说是缺点）就是人多，所能见到的一切都是人造的。我小时候上过“自然”课，我却无法感受到自然。
我们一行从乌兰乌德乘汽车去贝加尔湖时，经常听到俄罗斯教授使用一个词“大自然”。同行的梁教授告诉我，贝加尔湖长约七百公里，我本能地表示不信：从北京到郑州铁路长六百九十公里，七百公里或是一百七十公里之误？然我错了。贝加尔湖的长度是六百二十公里，面积是三万一千多平方公里，略小于台湾（三万六千平方公里）；许多地方未开发，处于自然的状态。只有到了这样的地方，才能体会到自然，才能知道自然是“大”的。
正是最好的季节，6月。正是最美的地方，后贝加尔地区。我在火车上看到了平缓起伏的大地，清澈天然的河流和许多尚未开发的植被。大自然有着许多种色彩，交错而和谐。我看到了不同层次的绿、不同层次的蓝、不同层次的黄和不同层次的白。沿途有着许多小小的村庄，零散分布。沿途也有人迹不显的地方——有一次看表，车行三分钟，我没有看见一个人、一匹马、一头牛、一只羊——这才真是“天造地设”的美丽风光。同行的李教授对俄罗斯列车员说道：“你有一份世界上最美好的工作，可以连续看七天七夜的美景！”
从莫斯科到海参崴，铁路长度为九千二百八十九公里（走黑龙江左岸绕行铁路），特快列车“俄罗斯号”按时刻表计，行程约一百四十六小时，平均时速为六十三公里。从莫斯科到北京的火车依旧开行，K19/20次，每周一发车，八千九百八十一公里，行程近一百四十六小时，平均时速为六十公里。我在赤塔火车站看到莫斯科到平壤的国际列车，将由俄罗斯滨海地区继续向南，过图们江，经清津而到达平壤。那是世界上路途最长的国际列车，一万零二百七十二公里，行程据说是骇人听闻的二百一十一小时！
在火车上看七天七夜的美景，如此闲情逸致的浪漫生活实在太难得。虽说火车速度比最初的设计要快出许多，但到了二十一世纪，大多数人还是会另有选择——从莫斯科飞到北京只需七个多小时，飞到海参崴只需八个多小时。根据一般的惯例，国际列车与特快列车会快一些，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速度大约相当于中国铁路大提速之前。
我不是铁路工程的专家，但我知道，火车的特点是不善爬坡。一个多世纪之前的机车动力较小，对坡度的要求比较高。俄国工程师在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时，根据当时的技术、工期与资金，主要采取随着地形找平的方法，有着许多弯道，尤其是赤塔到后贝加尔斯克一段。一些弯道的曲线半径，以我目测来看，很可能小于三百米，通过时只能减速。西伯利亚大铁路若要大提速，需要进行截弯取直的大工程。然而，相对于当地日趋减少的人口、宁静安详的生活、色彩缤纷的大自然，还真的有必要去兴建大工程、进行大提速吗？
赤塔
西伯利亚大铁路作为联结欧亚的大通道，可谓生不逢时。前已说明，1906年全线通车时，俄国已失去大连和旅顺，失去东清铁路支线的南段，欧亚大通道的设想已经大打折扣。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1918年，日本、美国等国出兵西伯利亚；其中日本兵力最高时达七万人，占据了海参崴、伯力和赤塔等地，直到1922年才退出。1924年，苏联政府与北洋政府商定联合经营中东路及支线北段。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苏联军队攻入满洲里、海拉尔等处。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据了中国东北。1935年，苏联将其控制的中东路及支线北段以一亿四千万日元卖给伪“满洲国”。在这样的局势之下，西伯利亚大铁路已经不可能成为欧亚大通道，远东的人员与货物继续经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处向西，由海路往欧洲。以后的历史更是为人所熟悉——苏军进占中国东北、中国国共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朝鲜战争、冷战、中苏对抗，这条铁路最主要的用途凸显为军事。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型民航飞机、巨型集装箱货轮的出现，铁路的重要性开始下降；在许多发达国家，尤其是人口稀少地区，铁路衰败了；高速公路和大型卡车又加剧了这一趋势。西伯利亚大铁路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
然而，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兴建，对当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赤塔就是其中一例。
赤塔，俄文作чнта，英文作Chita，音译，没有“红色之塔”之意。同行梁教授又告诉我，其在布里亚特语，意为“黏土”，其在埃文基即鄂温克语，意为“白桦林”，是当地人的地名。
俄罗斯向东扩张时，哥萨克为其主力。他们是骑马的人群，有着半军事化的组织，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建起一座座木制的营寨，过着农耕兼狩猎的生活。西伯利亚还是政治犯的流放地。赤塔最古老的建筑是一座木制的东正教教堂，现为十二月党人的纪念馆。然而，来往西伯利亚的重物运输主要依靠河流，夏天行船，冬天在冰上驾驭马车，没有河流的地方，依靠土路和马车，效能都很有限。
西伯亚大铁路的建设改变了赤塔的命运。铁路和与铁路相关的工业发展起来，商人也来到此地，做起了各种买卖。帝俄时期的商业建筑依旧存在。俄罗斯导游介绍称，这些帝俄时期的商人发了大财，建起大的房屋，在楼下开店，在楼上居住。我好奇地问这些商人做什么生意，回答竟是“茶叶”。
由于前往尼布楚的计划受阻，我们在赤塔多待了两天，看到了这个城市的许多细部——其建筑与城市规划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帝俄时期的、苏联早期的（斯大林）、苏联中期的（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后期的（八十年代）。我个人认为，赤塔最美丽的建筑还是火车站和对面的教堂（后者据说是依旧样重建的），尤其是清晨没有人的时候。赤塔保留下来的众多帝俄时代的建筑经历了一个多世纪依然风韵流芬。我在后贝加尔边疆区大学法学院门前的草地上，惊奇地发现日本所建的白碑，正面写道：“日本军战病死者忠魂牌。”背面写道：“大正九年七月廿日建之，大日本第五师团司令部。”“大正九年”为1920年，是日本西伯利亚派遣军留下的遗存。我还听说，位于列宁广场西侧、漂亮的后贝加尔铁路管理局大楼是战后日本战俘修建的。苏联时代的诸多建筑，提示着赤塔曾是一个军事重镇，前期主要针对日本，后期主要针对中国。后贝加尔军区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1979-1989）中曾经派兵一万。随着冷战结束、中苏关系缓和，后贝加尔军区撤销了，留下的军区大楼依然十分壮观威凛。我参观了后贝加尔边疆区军事博物馆，深深感受到这一时期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军事功用。我也参观了这个城市的自然与历史博物馆、警察博物馆和博物展览中心，并在正用于艺术展览的博物展览中心小卖部，奇怪地购买到一幅朝鲜工艺师制作的简单的螺钿画，价格是四千五百卢布。我也在这个城市试图品尝俄罗斯的平民美食，没有吃到著名的鱼子酱，据说是时令不合，其他美食的排名是：腌制的生鱼、红菜汤、酸黄瓜……
苏联解体后，以我个人的观察，赤塔的地位在下降。其中最主要的标志是年轻人的离开，去了俄罗斯欧洲部分。不再有苏联时期严格的居住证制度了。计划经济时期，苏联为国家战略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所建的工厂，其产品大多被市场淘汰。位于乌兰乌德的东西伯利亚工程大学已改名为“工程与管理”大学，副校长向我们介绍说，该校最主要的专业是经济管理与法律，不再是各类制造业。我们一行在铁路沿线看不到一家仍在开工的大中型工厂，却看到了许多被遗弃的厂房。经济规律已经发生作用。俄罗斯教授告诉我们，不光是赤塔，俄罗斯联邦整个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都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铁路代表着最先进的科技与工业成就，魔术般地创造出沿线一座座新的城市；一百多年之后，情况发生变化。
当我们离开赤塔，乘坐火车前往中俄边界的后贝加尔斯克一路上看到的是风光绚丽、经济凋零的景象。
“红色通道”
从后贝加尔斯克到满洲里，我们过的是公路口岸，手续极其繁复。当我们一行历经麻烦终于回到满洲里，自我感觉就像回到祖国的怀抱，却发现满洲里正在全力拥抱俄罗斯。
满洲里现存的大铁路时期的俄式建筑得到了最高级别的保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行的李教授选择了一家俄式“木刻楞”旅馆，便宜且可了其怀旧情结；城市新区建造的大型仿俄建筑群“套娃广场”，让车上的俄罗斯女孩们都尖声叫了起来，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都没有见到过这样“漂亮”的建筑——仿羊皮都快成了真羊皮——同行的李教授评论道：“主动俄化。”
我在满洲里停留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抓紧时间参观了“国门”，其中的“红色旅游”展厅，印象颇深。这里原来是中苏会谈会晤室，扩建后辟为展览馆，介绍满洲里当年是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红色通道”，许多中共人士由满洲里前往苏联。“红色通道”自然是满洲里历史的一部分，且还是较小的部分，选择这一部分历史作为城市的集体记忆，反映出选择者的主观意志——强调中国革命者与苏联的历史联系。我在靠近铁路的居民区小广场上看到周恩来石像，基座上的文字说明其建造的理由：周恩来曾经由满洲里前往苏联。
满洲里一直是个铁路小城，在奉系（东北军）时期、伪“满洲国”时期，与苏联铁路相通，但有所对立；六七十年代中苏对抗渐至高峰，成为边防禁区。现在已不太能看到当年对立对抗的痕迹，强调的是合作。最近二十多年对俄经贸合作，使得这个原本只有两万多人口的小城发展成三十万人口的中型城市，与人口渐稀的对面，形成极大的反差。新来的人口，新建的道路与建筑，给人以新的期盼。我坐火车离开时，看到新区华厦霓虹灿烂，朦胧中有点“夜上海”的错觉。
从满洲里到哈尔滨，即滨洲铁路，九百三十五公里，1903年通车，是我这次铁路考察的最后一段，也是自乌兰乌德上车之后路况最好的一段。全部建成复线，完成截弯取直，火车速度很快。电气化的工程正在进行，据列车员称，大约还有一年即可完成。这些与一天前的感受大不相同——我从赤塔上车去后贝加尔斯克，四百八十一公里，车行十二个小时。我们坐的是二十一号车厢，也是最后一节车厢。车到博尔贾，停了一个多小时，前面几节车厢开往蒙古国东部的乔巴山，最后几节开往后贝加尔斯克，旅客不多。应当说，从赤塔开行九十五公里后，即从卡雷姆斯科依起，已经离开俄罗斯所认定的绕行黑龙江左岸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路况要差一点，使用内燃机车。而从博尔贾到后贝尔加斯克的一百零九公里，就更差一点，速度慢，尚未修成复线，许多地段可能与“红色交通”时期差不多。我看到了沿线施工状况，严重缺乏劳动力与机械，工期遥遥（赤塔到后贝加尔斯克的各段铁路公里数，是同行的李教授后来专门查找的）。两边铁路的状况是大不相同的，我也隐隐生出杞人之忧——满洲里如此全力拥抱俄罗斯，对方是否有能力来接受这一拥抱。
沙俄帝国主义当年是挟着先进科技闯进来的，改变了这片沉睡土地的面貌。帝国主义有着帝国主义的目标，历史也有着历史的逻辑。1952年，苏联将中东路和中东路支线交还给中国，生活于此的人们善待这笔遗产，并注入了新的生气。火车上旅客甚多，挤得满满当当。沿线人口稠密，农业发达。同车厢一位博学的退休官员——学习国民经济管理出身，却与我谈起晚清外交官胡惟德和首任驻法公使曾纪泽，让我大为吃惊——他告诉我，黑龙江乃至整个东北地区都已开发完毕，没有处女地了。这何尝不是一个多世纪以来铁路带来的变化？中华民族又有了自己的繁衍之地。沿线有着大型厂矿——富拉尔基、大庆等等，有帝俄、苏联留下的，也有自我开发的。沿线还依稀保留着大铁路时期的俄式建筑，保护的情况却不太好。在昂昂溪站，站务员指着车站对我说：“这是老毛子（俄国）盖的。”又指着天桥对我说：“那是小鬼子（日本）修的。”一路上我想得较多的是如何看待帝国主义，正如我是上海人，经常要想上海的历史一样。
到站了。我站在巨无霸式的哈尔滨西站站台上，等着来接我的学生，看到对面的高速火车，瞬间的感受无可名状——从张库大道、西伯利亚大铁路，到已经建成的哈（尔滨）大（连）高铁（与当年东清铁路支线路线相同）——两个星期的时间，三百年的沧海桑田。
大铁路牵来的“新”城市
中央大街原名中国大街，是哈尔滨当年与现在最重要的商业街。当我观看这条街上的景色，很难与相应的历史对照起来。自其开始建设以来，战争与革命不断，掰着手指头算算也没过上几年太平日子，却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落得如此亭亭玉立，被称为“东方小巴黎”，成为上海、天津、汉口之后中国第四位的“十里洋场”。这是那个年代的“深圳速度”，也反映了当年强劲的市场需求和投资者的预期。大街上卖着各种俄式本地土产——列巴、红肠、啤酒，也卖着各种我在俄罗斯都没有见过的俄罗斯商品。我在马迭尔饭店门口，吃着冰糕，奶味很足，不知是否为当年的俄式配方。人们的眼光，似乎都在寻找旧日的倩影。
历史是可以亲近的，不仅在史籍，也在现实之中。历史学家携着史籍中的知识，果敢地重返历史现场，所获得的知识是叠加的，所获得的感受是自然的，会有批判，会有同情，更多的是理解，也能距历史的真实更近。
哈尔滨是大铁路牵来的新城市。当时一些中国人不太喜欢“铁路”这种新科技，于是铁路便绕开黑龙江将军驻地齐齐哈尔，从昂昂溪穿过，避开吉林将军驻地吉林（今吉林市），从宽城子（长春）穿过，就像津浦铁路躲着崇敬的曲阜、强势的清江浦（淮安）和富庶的扬州一样。1897年，俄国人选定松花江畔的这个渔村，举目一望无际，可以看到平原的日出和平原的日落。六年后，东清铁路及支线通车，这个城市已初具规模。到了今天，哈尔滨很可能成为这条旧日大铁路上莫斯科、喀山以东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今天的哈尔滨市区，随处可见当年帝俄、苏联留下的痕迹。道里，道外，东大直，西大直，显示着城市最初设计者的意图。松花江大铁桥建成于1901年，全长一千米，世界一流的工程质量，服役一百一十三年，最近才退役。我站在桥上心想，比照今天的施工条件，此桥算得上是手工巨作；又以我较差的审美情趣，犹觉此桥比旁边的新桥更为楚楚动人。著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最初是中东铁路技术学校，苏联专家曾经来此上课。HIT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英文译名，又让人联想起著名的MIT（麻省理工学院）。当年的男生宿舍（不知是否还有当年的女生宿舍），现为该校的社会科学学院。哈尔滨工程大学是当年苏联专家帮助建设的“哈军工”，以我目测来看，大楼的墙厚超过七十厘米。
走着走着，不尽人意的感受顿出。这个城市旧的保护得不太好，新的也建设得不太好。一个新生的城市，怎么就在不经意之间一下子变成了“老工业基地”？我曾在火车上问过那位博学的退休官员：“东北的老工业基地能不能振兴？”他迟疑了一下，答曰：“有可能。”
哈尔滨最美丽的建筑还是索菲亚教堂，也是我离开前的最后一景。最近一次维修做得很到位，修旧如旧，没有添加新的东西。教堂也没有人为地刻意恢复成东正教教堂的样式，而是辟为博物馆，展示了这个城市的老照片。我看着一张张老照片，内心的感受有如风起云涌——在那个年代就达到了那么高的成就，美丽，摩登，具有国际性。今天的哈尔滨人还敢自称是“东方小巴黎”吗？巴黎这个世界上保护得最好的古老城市最根本的精神是趋新，是时尚之都。这个由上个世纪的先进科技牵来的城市，只能用这个世纪的先进科技去自赎。历史就是这样过去的，就像张库大道上难以察觉的遗痕一样。想着，想着，自觉可笑。我只是历史学家，现在和将来本与我无涉，应交给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索菲亚教堂外的广场上，一群孩子正在玩“捞鱼”的游戏，还有一群摄影师坐在那儿休息，随时捕捉着光线变幻的瞬间。我看见了一个老镜头，皮腔折叠式，带着四根小柱，大约已有七八十岁，十分精美，却配着新款的索尼7全画幅数码机身。
当我结束这次考察，从哈尔滨飞往上海，久久地、呆呆地看着窗下绿色的大地，心情已渐如止水。历史就是这样一页页翻了过去，既然翻了过去，就不必也不太可能再翻回来了……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8月28日
历史学家重返历史现场，历时数日，跨越欧亚，用翔实的史料，为我们还原了一条通道、一段铁路的前世今生，大时代的波澜诡谲也在这里展开。对历史的追溯，不单是为了怀古，作者的感受发乎自然，有批判，有同情，也有对现实的理解。史实与现实的对比，让作者五味杂陈；最终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文本丰富，智慧，清晰，却又让人脑洞大开。
潘家铮的晚年
鲁顺民
半生毁誉因三峡
如果不是三峡工程，潘家铮绝对不会成为一个公众人物，而且越是到晚年，他倒更是“出名”。如果不是因为三峡工程，潘家铮还只是一位在水利、水电行业有巨大影响和成就的权威工程师，在土木工程学科内卓有建树的科学家，他的名字会进入中国科学史的重要叙述段落，但绝对不会如此引人注目地进入公众视野。
如果没有三峡工程，浮世虚名不会惊扰他，这对于一个科学家而言，当是最理想的人生状态。
一个证据是，晚至1990年，潘家铮赴福建解决水口水电站技术问题。潘家铮不顾外国顾问团的反对，力主采用氧化镁温控技术，为水口水电站赢回了宝贵的工期，这是潘家铮诸多技术传奇之一，业内许多工程师都知道。而且，水口水电站是当时福建省地方重点工程，也就是“省长工程”，省领导也特别着急，问题解决之后，省领导当然高兴。
当时的福建省省长问水利厅的同志，是哪一位高人解决的问题？
回答是潘家铮。
省长问：谁是潘家铮？
听过水利厅同志的一番介绍，省长才知道了潘家铮这个专家名字。尽管那时候潘家铮担任着能源部的总工程师。
省长都不知道潘家铮，遑论普通百姓？
全是因为三峡工程。或者说，是三峡工程选择了他。对一个工程师而言，这是大际遇，对当时的潘家铮而言，是大际遇，其实也身不由己。
潘家铮曾坦言，刚开始他是反对上三峡的，作为一个工程师，他考虑的侧重点当然还是在水电站这一复杂系统内的可行性，技术、国力、移民诸般，并不掺杂其他东西，他也不擅长这一套。后来思想转变，转而支持三峡工程，这个说起来容易，然而这种转变，对他这样一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工程师来说，要经过多少缜密思考，这个曲折很容易被人忽略。
从1986年开始主持三峡工程论证开始，潘家铮在不同场合接受过一些报纸、杂志的采访，为三峡工程的上马写过若干文章，但在主上派与反对派双方阵容强大且“势均力敌”的大争论中，潘家铮的声音还不是那么引人注目，尤其是到后来的争论掺杂进了其他东西，潘家铮从技术角度谈的一些话就更显得微弱。
尽管此前，他的名字已经荣幸地出现在反对派过激的诅咒之中，他的跪像将与若干人一起，出现在未来的三峡大坝边上。但是，这些诅咒也还局限于争论圈子之内，他的名字还不是广为人知。
1990年开始，《三峡梦》《我与三峡》……诸篇写三峡的文字开始引人注目，特别是1992年3月，潘家铮代表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向中央领导做汇报发言，之后，第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奉命接受人大代表的质询。这之后，潘家铮被“正式”卷入到三峡论争的漩涡之中，他的名字也渐渐为人所知。当然，与他在三峡工程建设中的重要角色也有关系。
三峡工程正式开工之前，1993年3月，应美国工程界之邀，潘家铮等三人赴美考察，主要是向旅美华人工程师介绍三峡工程。
三峡工程的构想最初由萨凡奇博士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展开，当初，不仅国人兴奋，美国朝野也是掌声一片；今天，三峡工程首先在美国结了很大的疙瘩，直接影响到三峡工程建设的国际环境，反倒需要潘家铮这个中国工程师前来解扣。
当时，曾是上海院的同事、旅美华人工程师顾鹏飞先生得悉潘家铮要来美国，特意为潘家铮一行搜集国外专家关于三峡工程的看法，顾鹏飞搜集到的文章有四十多篇，只有哈扎水电公司副总裁、高坝工程师叶昶华和萨凡奇的学生、高坝专家徐修惠两位先生是赞成三峡工程的，其余也有客观、中肯的意见，大部分文章都持反对意见。当然，反对的理由，除了一些技术上的质疑之外，还有生态、移民、泥沙的担忧，更多的则是政治理由。
潘家铮能不能解开这个扣？就要看他的理论、技术功力与演讲水平了。
当初，是美国人在说服中国人修三峡大坝，今天反过来，需要中国人来说服美国人，我们为什么要修三峡大坝了。
历史常常充满着这样的诡吊。
在诸多回答三峡工程问题的演讲和文章中，在美国旧金山的这篇讲演显得很特别，推心置腹，苦口婆心，有理有据。据顾鹏飞回忆，这一讲演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这篇讲演并不长，谈了四个问题：中国人为什么要修建三峡工程，中国能修建三峡工程吗，修建三峡工程会有严重后果吗，以及几句题外话。前面三个问题，是在论证时候的老问题，不需要多说，需要多说的，倒是那几句题外话。题外话说得甚是恳切而推心置腹。
看到有人在文章中说，建三峡工程不是人民的意志，是少数领导好大喜功、为自己树碑立传，这是不确切的。
中国过去最有权威的人无疑是毛泽东主席，但正是毛泽东，从五十年代到他去世，一直不批准搞三峡工程，他要求的是搞清问题、积极准备，到条件成熟时再建。毛泽东以后，最有权威的是邓小平同志。1984年中国政府已基本上决定要建三峡工程了，但当时有很多人对工程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后，正是邓小平建议暂停施工，组织重新论证。这样才有四百一十二位全国一流专家来重新全面研究，这些专家包括搞泥沙的、通航的、环保的、移民的和财经的，各个领域的都有。经过三年多的反复深入研究，四百零三位专家得出一致意见：三峡应上，而且应早上，只有九位专家有不同意见。这样，中国政府才把它提到人大，并以压倒多数的表决通过，有的重复了多少次。请问，这难道是少数领导的好大喜功吗？
女士们、先生们，我是个工程师，不是政治家、演说家。我无意把自己的见解强加给任何人，而只想把自己亲历的事实真相说一说。希望大家理解，中国和美国情况有很大不同，中国现在有百万人民生活在洪水威胁下，随时有倾家荡产和送命的危险。中国的电力非常不足，人均用电量只有美国的二十分之一。中国人民要不要活下去，要不要活得比现在好一点？如果是要的，那我相信各位对三峡工程的必要性会有个比较客观的了解。
同时，我也希望问各位一个简单的问题：各位作为献身事业的土木工程师，有几位在一生中能遇到像建坝三峡这样的跨世纪工程？为什么不来取得这个机会呢？因为你们不可能在美国密西西比河上建这样一个坝，即使你们能找到这样一个工程，也有钱、有技术能建它，我仍怀疑你们能否在生态环境和不同社会组织所提出的无数问题前获得通过。所以，我呼吁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土木工程师来与我们合作，表示出你们的兴趣，并助我们一臂之力。
接着，潘家铮转身全身心投入到三峡工程紧锣密鼓的建设中，一直到2003年，十年间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仅在大坝合龙的1997年接受过一次简短采访，匆匆回答，匆匆离去。他不能多说，工程一期工程才刚刚结束，大战在即，工程需要他这个工程技术总负责人总揽全局，根本无法分身。
2000年，七十三岁的潘家铮还有一篇影响更广的文章《世纪梦圆与终生遗憾》发表。这是他第一次全面总结三峡工程论证过程和开工建设全过程，文章的最后的落脚点并不在三峡工程，而是关注建设西南水电群，使西南地区形成世界上最大的能源中心的构想。只是，他将之说成是“终生遗憾”。这篇文章与其说是针对某些质疑与责难，莫若视作一位为水电事业奋斗了整整五十年的老工程师个人化的表达。
2003年，三峡工程二期工程结束，一百五十六米水水位蓄水成功，潘家铮才能腾出空来为三峡说话。也恰恰在这个时候，三峡工程发生“裂缝风波”，潘家铮站了出来。
业内许多人都将潘家铮此举称为“挺身而出”，包含了许多感慨在里头。如此大的问题，也只有潘家铮这样有说服力的专家站出来说话，才具有说服力，才可以消弭风波。
潘家铮在2003年，发表关于三峡问题的文章和访谈出现一个密集区间。不算电视台、报纸的短新闻、短消息采访，以及在清华大学等高校和学术机构的学术报告，产生很大影响的有如下四次。
2002年7月，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采访。
2003年6月，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采访。
2003年6月，近万字长文《十年回首话三峡》，此为一个报告稿，以此为题在多个场合介绍三峡工程。
2003年8月，答《神州学人》采访录《三峡工程答疑录》。
2006年，三峡工程三期工程大坝浇到顶，2008年，一百七十五米试验性蓄水和国务院一百七十五米蓄水预验收开始。在这个空档期，潘家铮接受媒体的访谈再现一个小密集区间。
潘家铮答疑解惑，有理有据，有些问题不是说一遍两遍，而是十年八年，达到苦口婆心的地步。从职业角度来讲，他这个三峡工程的技术总负责人站出来，依稀可以看到新安江工地上那位现场设计总工程师的影子，他站出来，难道不是为设计人员、建设人员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建设环境吗？而从他个人修养的角度来看，则体现着一个知识分子勇于担当的精神。
这些都是让人感动的。
甚至反对派那一方说起来，都说潘家铮这个人厉害。
他也有不客气的时候。三峡大坝出现裂缝，潘家铮评论说：新闻应该讲事实。三峡大坝的裂缝为什么如此引人注意？一是三峡工程太重要了，工程太大了，不仅全国人民关心，全世界也很关心，出点问题，世人瞩目。二是裂缝出现在上游坝面。将来三峡水库要蓄水的，如果裂缝继续发展，高压下的水进入裂缝，会发展成为有害裂缝，这是很不利的。三是整个泄洪坝段差不多每个坝块都有裂缝，位置、宽度和长度都很有规律，这就特别引人注意。四是有个别同志不太了解情况，道听途说，做了夸张的宣传，还有一些网站进行恶意的传播。一些外行，还有一些不了解内幕的人就以为裂缝是大得不得了了。我对现在一些媒体的做法有意见，一是套话太多，报纸上很多文章千篇一律，充满套话，一篇几千字的文章，有价值的信息只有几行字，像注水猪肉，水分太多；二是追求轰动效应、经济效益，如有一些实际是广告性质的内容，写得像新闻一样。[1]
他也有无奈的时候。一期工程还未结束，一位据说是旅居德国的水利工程师发文章揭露：三峡的水库计算有严重错误，实际水力坡度将达到四十二米，淹没移民的人数至少要二百五十万。按照此公的计算，一百七十五米蓄水之后，假设坝前水位为零米，重庆的水位将达到四十米。也就是说，三峡一蓄水到一百七十五米，重庆人就或为鱼鳖。这样一个来自“旅居德国”的水电专家的计算，造成的恐慌就可想而知了。
潘家铮从专业的角度曾做过详细的解释，简言之，水库在蓄水之后，因为回水的原因，会产生一个回水曲线，这就是所谓的水力坡度，但这个坡度不会太大，从坝前到库尾，水力坡度会有，但不至于像别人说得那样玄，至于淹没重庆，那简直是谣言。
但是这个解释又太过专业，来自科学的从容与优雅，与谣言的凶恶和别有用心比起来，简直就是秀才遇到兵，就是卖刀的杨志遇到了“泼皮牛二”。在三峡工程首期蓄水之后，三峡库区将淹没重庆的谣言甚嚣尘上，一些专家学者不得不站出来，跟网络上只见其影、不见其形的“泼皮牛二”式人物论战。水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写过数篇文章来驳斥这位旅德专家的谬论，但是网络和舆论已呈一边倒态势。
潘家铮打电话给张博庭：这是一个什么专家，怎么连水库的库容计算都不懂？
这样的谣言纠缠着三峡工程将近十年，但潘家铮每一次都要无奈地解释一番，也解释了十年，中间还断不了一些人的刁难与质问。但他还必须做出解释。
直到2010年一百七十五米试验性蓄水成功，实测重庆寸滩水文站的水位为一百七十六米左右，也就是说，水力坡度不过一米左右，与初期论证的结论相差无几。蓄水之后，重庆的水位没有涨四十米，谣言止于事实，自然缩头缩脑不再兴风作浪。
2008年1月2日，潘家铮应香港《财经文摘》记者齐介仑之请，就三峡工程问题做了一次访谈。这是潘家铮生前做的关于三峡工程问题比较全面的一个访谈。
齐介仑所提的问题，与内地记者提的问题相比要相对直接一些，都是关于三峡问题最敏感的一些话题。诸如蓄水之后的滑坡、支流水华污染、珍稀鱼类保护、投入与产出等等，每一个问题，在海外，在网络上，在公众中间都很热，也是三峡工程被污名化、被妖魔化的重要证据。事实到底如何？情况是不是像传说中的那样严重？潘家铮对公众的误解与传言一一解答和澄清。
这个访谈更像是一次促膝谈心。访谈在发表的时候，记者在文章前面有一段采访手记，记录下这位八十一岁的老人接受采访时的情景：
这是一个宽大而明亮的办公室，身材不高且步履略显蹒跚的潘家铮头发业已斑白。他一身便装，操一口江南口音的普通话，一副明亮的方框眼镜，双手似乎有些颤抖。
近两个小时的交流，潘家铮滴水未进。记者几次将茶水送到他手中，都被婉拒。谈媒体，谈得失，谈三峡争议，谈中国水利，潘家铮言辞温婉，字斟句酌，言及利害之处谨慎而机敏。
齐介仑在这一次采访中，抛给潘家铮一个外人看来很难回答的问题：早在三峡大坝上马存争议阶段，便有人指出，长江三峡与黄河三门峡有颇多相似性。对于三峡与三门峡具备类似命运的说法，您怎么看？对于黄万里与李锐的观点，您怎么点评？
其实，这对潘家铮来说，是一个老问题，他也不知道回答了多少次。三门峡工程与新安江工程几乎是同时开工建设的国家大工程，他在院士科普书系《千秋功罪话水坝》里独辟一节，专门来介绍三门峡的得与失，经验与教训。
三峡工程论证过程中，三峡工程会不会变成“第二个三门峡”？一直是争议的聚焦点。之所以将三门峡工程作为三峡工程的一个参照，就是因为泥沙问题。
今天，三峡成库，泥沙问题到底如何呢？
潘家铮回答说，三门峡跟三峡，名字里确实都有一个“三”，也都有一个“峡”，而且都是修在大江大河上的大坝，除了这些相似之外，我认为没有其他相似的地方。
首先，三门峡是修在黄河上，三峡修在长江上。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十六亿吨，而进入三峡库区的泥沙，每年只有五亿吨，现在实际上只有两亿吨；黄河每年的流量是几百亿立方米；而通过三峡的长江水流量，每年是四千五百亿立方米，到河口的有九千五百亿立方米。
另外，三门峡的蓄水能力非常低，最大只能到每秒五六千立方米的流量，而三峡大坝建成以后，蓄水能力非常强，最大流量可达到三万立方米每秒。三门峡水库上游有个地方叫作潼关，好像一个喉咙口，这个喉头变得很宽，有二三十公里，很宽的一个大肚子。三峡上游的河道，是比较窄的河道，六百多公里的水库，平均宽只有两公里，所以我们仍然称为河道，是河道里面的水库，特别是，三门峡修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那个时候科技水平很低，许多问题都没有考虑清楚。
三峡电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建的，科技水平已经不是当年可比的。通过严格的科学论证、风险计算、规划设计，按照科学的原则，三峡水库实现逐步蓄水。每年到了汛期，就把水位降到很低，过汛后再把水位蓄起来。这两个工程可以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关于黄万里先生，潘家铮早在2003年回答《中国青年报》记者提问时就已经表达过。但黄万里先生早在2001年就已作古。潘家铮对黄万里先生的评价不变。
当年国家要修三门峡，他认为不合适，有不同意见。结果对他的意见不但没有采纳，而且对他进行了迫害，政治上的迫害，最后证明他是对的。
周恩来总理讲过：“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我们错了。”所以，对于黄万里先生，第一，我们非常敬佩他；第二，对他的这个命运，很同情，这么正直的知识分子，提了意见，反而受迫害。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黄先生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都是正确的。黄万里先生反对修建三峡工程，主要是怕三峡工程走三门峡的老路，建起来以后很快就淤积了，影响到上游的重庆，这个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黄先生已经作古了，我不在这里多说什么，但是我就想说一句：他的许多看法，许多数据，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他光是看到三峡跟三门峡有相似的这一面，没有仔细了解我们是怎么设计的，没有特别研究三峡跟三门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个他不清楚。
譬如他说三峡水库的泥沙，其中很大一部分要进入水库，水是冲不动的，所以三峡水库很快就会淤积。他的论据、判断，都跟事实完全不相符。我也只能讲到这里为止，因为人已经作古了。
面对具体的技术问题，不管多么敏感多么棘手的问题，潘家铮总能坦然而心平气和地予以回答，让人想起1993年他在旧金山对美国工程界的那一次报告，他说他是一个工程师，不是政治家，不是演说家，这话发自肺腑。
但是三峡问题真是太不单纯了，人们习惯于将黄万里视作敢说真话，体现着一个学者独立思考与独立人格的典型，是水利界马寅初、陈寅恪式的悲剧人物[2]，从而对潘家铮等支持三峡工程的专家学者的“学术品格”和“科学品格”一再提出质疑。只是潘家铮的文字鲜少为自己辩解，因为反对派中，黄万里先生也好，陆钦侃先生也好，甚至包括潘家铮的第一个上级徐洽时先生，他们的反对意见，至少还在科学与技术讨论的范畴之内，潘家铮愿意坐下来一一探讨。而其他，则早已经溢出了这个范畴，他不愿意说。
潘家铮以工程师自许，的确，工程师职责范围之外的事情究竟太不擅长了。
与李锐
一个科学家的痛苦与孤独常常在于他在探索未知世界终极确定性之前，但不可否认，作为肉躯的凡人，也少不了世俗的烦恼。
与李锐之间的关系便是其一。或者说，与李锐之间的关系，是潘家铮诸多世俗烦恼中最具典型的一件。不妨一说。
从内心来讲，潘家铮对李锐的才华与人品甚是服膺。对李锐的钦佩与崇敬之情，到晚年也没有改变。潘家铮在他的回忆录里，专门辟一节叙述他跟李锐之间的关系，即《我所知道的李锐》。
他对李锐的溢美之词多多，且录几条。
李锐是位延安干部，长得仪表堂堂，有一副好口才，做报告不需要讲稿可以发挥半天，说得你口服心服。他笔底功夫更是了得，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起承转合，曲尽其妙。连毛主席也赞其为党内秀才，钦点为“兼职秘书”。他还写得一手好字，喜书识画，能吟诗填词，诗风与朱德、陈毅老帅辈佳作相类：大体合律又不受格律所限，纵横发挥、淋漓尽致。没有他的经历与才气断难写出，我称之为“老干部体”。
李锐思想敏锐、开放，有时“超越时代”，又秉性耿直，披沥直言，也不轻易改变主见……
李锐从延安出来，先随陈云去东北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回湖南省委任职，旋即调任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局长，从此一头栽了进去，毕生为水电事业呕心沥血。他上任后走遍了山山川川，创建了八大设计院、十多所工程局和科研院所。他组织查勘全国水力资源、开展江河开发规划、促进一大批水电站开工建设。他声嘶力竭呼吁电力要“水主火辅”……李锐的名字和中国的水电事业是铸在一起的，不愧是开辟水电前途的头号元勋。
李锐一生著述丰富，除有关水电开发的论著外，更多党内斗争的实录以及诗词散文。不论其内容是否完全正确，在今后研究党史、水电史时，这是不可或缺的史料。
李锐在家庭生活中也饱受折磨。在那政治挂帅的年头，一个人坠入政治深渊从而引起夫妻离异、家庭破碎倒是常事，但像李锐那样备受炼狱之苦的实少其匹。像他那样饱经政治及家庭双重折磨而仍能坚韧不拔、不易其志的，确实是个豪杰。[3]
说起李锐来，潘家铮毫不吝惜自己的溢美之词。
1979年2月，平反之后的李锐被任命为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此时，潘家铮已经正式调京，担任水利电力部规划总院副总工程师，后任总工程师。李锐在1982年离开水电部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李锐复出，不说1959年前后因为跟李锐沾边受到批判，就是作为一个老部下，潘家铮闻听消息之后当然很高兴。应该讲，潘家铮是李锐复出到水电部之后不多的几个故人之一，两个人有了往来。李锐是行政领导，潘家铮是业务骨干，在工作上来往肯定不少。潘家铮当初写小说，在女儿那里受挫，不服气，径直找李锐向杂志社推荐。可见当年的老上级与老部下之间的关系，说不上往来稠密，至少有许多亲切感在里头。
1980年，李锐的诗集《龙胆紫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龙胆紫，就是紫药水，这部诗集里的全部古体诗，是李锐在狱中蘸着紫药水写在书籍的空行里，故名。
《龙胆紫集》出版，李锐赠送潘家铮一册。潘家铮读罢一集龙胆紫，夜不成寐，连写四首绝句寄给作者。
冰雪胸怀铁石肠，寄豪异墨著文章。
平生不揾英雄泪，化作新诗字字香。
雨洗苍松百尺条，残柯脱尽战狂飙。
笑它多少堤边柳，只解临风舞细腰。
誓为苍生献此身，敢探虎穴犯龙鳞。
千磨百劫等闲过，重莅人寰满眼春。
披荆斩棘忆当年，踏遍名山与大川。
恰喜豪情更胜昔，安排河岳换新天。
后来，潘家铮读到李锐的《六十自寿》，此诗凡四首，第一首为：
风云变幻着鞭先，回首沧桑六十年。
东抹西涂饶少壮，南奔北走斩河川。
生涯岂料逢虚席，逆境常因好妄言。
四害一除天下治，余生可望不吟闲。[4]
潘家铮读到“余生可望不吟闲”句，感同身受，非常感慨。遂填《金缕曲》作为读后感寄给李锐。
缚虎擒龙手。是谁教、错金缕玉，神针刺绣？
大别烟波乌苏月，一串骊珠牵就。
浑不惧狂飙卷吼。
最是高天寒不测，恨年华虚掷莫须有。
三复读，泪痕透。
廿年沉狱从头剖。喜归来劫波历尽，壮怀如旧。
整顿河山裁新句，笔底风云驰骤。
仿佛是苏辛前后。
引吭高歌千万阕，看繁花似锦春光秀。
公试酌，是耶否？
李锐很赞赏潘家铮的这阕《金缕曲》，读后推荐到《读书》杂志发表。潘家铮还记得，《金缕曲》发表之后，还收到过四元稿费。
这阕词填得甚工，尤其“最是高天寒不测，恨年华虚掷莫须有”句，既是写李锐廿年沉狱之冤情，也可视作作者的自况。后来，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医学家秦伯益在跟潘家铮交流的时候，非常赞赏这两句，认为写尽了在非正常政治环境下，一个科技人员虚掷年华而又无可奈何的苦况。
秦伯益可谓是潘家铮的知音。据中国工程院前秘书长常平讲，两个人相识于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上，会议间隙，两人寒暄，秦伯益滔滔背出潘家铮写的诗句，潘家铮大惊。两人遂成相契。这是闲话。
李锐比潘家铮整整大出十岁，年龄上相差很多，经历也完全不一样。当年，李锐担任水电总局局长，潘家铮不过是一个刚出校门的小技术员，尽管后来距离拉近，交往也不可能太多，但潘家铮对李锐的钦敬是由衷的，李锐对潘家铮的欣赏也是肯定的。
潘家铮直到1985年才入党，入党之后，还满怀喜悦给老领导写过一封信，李锐复笺：你在事业上头角早露，在政治上大器晚成。其言多所勖勉，充满老上级对老下级的关怀与鼓励。尽管那个时候，潘家铮已经五十七岁，还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水电部总工程师，但在李锐面前，仍然是一个小字辈。
接着就是三峡工程重新论证。从1957年开始的三峡论争开始，潘家铮一直是同意李锐反对三峡工程态度的。李锐在1987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我同意水电部总工程师、三峡工程技术方面负责人潘家铮同志的说法：“当年上马的计划脱离国家现实，而且指导思想也不完全正确，大量技术问题都没搞清，甚至还没有认识到，如果那里兴建三峡，恐怕真将成为一场灾难。”[5]
潘家铮在1986年接受采访时这样说，一直到2008年1月接受采访时仍然这样说，从1950年代开始，他是长期赞同李锐关于三峡的观点的。
李锐后来谈到当年的论争，还说起潘家铮的这番话，说潘家铮说的是“良心话”。
两个人虽然在一开始都反对上三峡工程，但潘家铮显然更多的是从技术层面考虑，所以潘家铮说，在三峡工程问题上，“我也长期赞同他的观点，只是没有他那么坚决”。不管怎么说，用政治运动的术语来表说，他们两个人的立场是一致的，或者说，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的。
接着，是1986年三峡工程的重新论证。两个人观点开始慢慢相左，随着论证工作的深入，作为技术主持人，潘家铮的态度逐渐发生改变，变成三峡工程的支持者，成为“主上派”中很具说服力的人物。用政治运动术语来讲，是完全站在了李锐的对立面。
从此之后，两个人的联系渐稀，除了在业务性质的会议上碰碰面，鲜有往来。两个人心里怎么想？不好猜测，至少在潘家铮这里，他体会不到老上级对他的态度是不可能的，潘家铮这样来描述两个人的关系，“他可能认为我是个叛徒或投机取媚之辈，不予宥谅，那也没有办法”。
从个人感情和对老上级的一贯尊崇上讲，潘家铮不能不感到某种压力。在反对派或者支持反对派的人群中，对潘家铮颇多微词，这一点，潘家铮不是感觉不到，否则也不会说出那番话来。
回到三峡工程上来，老领导坚持三十多年的老看法，实在很难说服潘家铮。这样，李锐对潘家铮就颇有微词，而潘家铮对李锐的某些观点则持批评态度，他在文章里这样说：谈到三峡争论，不能不提到李锐同志，他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反三峡派的骨干和统帅，没有他，三峡之争绝难如此“波澜壮阔”。
反过来讲，三峡之争，“主上派”如果没有潘家铮这样在科学、技术上深有造诣的科学家的坚持，也绝难如此一波三折，最后柳暗花明。
两个人在三峡问题上意见相左，但是关于三峡问题的争论，潘家铮在文章里还体现了相当的君子之风，提到李锐，尊崇归尊崇，批评归批评，就事论事。
2007年3月6日，潘家铮接受《中国水利水电工程报》记者韩磊采访，接受记者采访有八十分钟，后来二十分钟就是“龙门阵”，潘家铮很喜欢跟年轻人摆“龙门阵”。这样就说到两人共同感兴趣的一些人事。说到李锐，潘家铮还是尊崇归尊崇，批评归批评。
韩磊跟李锐也熟悉，常常登门拜访。也常跟李锐聊起一些旧人旧事，说到潘家铮，微词当然是有的，但李锐告诉韩磊：潘家铮在技术上很厉害，确实是个好样的专家。还说：潘家铮文学功底很深，文笔很不错。这在专业技术干部当中是不多见的。
韩磊采访结束后，读到《春梦秋云录》中潘家铮写李锐的那段文字，知道两个人在二十多年间，彼此对对方都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所以他就动念，是不是让两个人在私下里见个面？所谓“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是多么善良的愿望。
于是他征询两位老人的意见。
这还有什么意见？两位老人，李锐已届九十岁，潘家铮年满八十岁，都是有着深厚传统文化训练的老人，即便是有分歧，也是在大问题上的分歧，在对待具体人的时候，还是有相当的君子风度。比如李锐谈起老对手林一山，观点对立是一回事，互相还是很欣赏的。
2007年9月21日，农历的八月初五，快过中秋节了，潘家铮主动前往李锐的寓所拜访。两位见面，如韩磊预想的那样温暖和儒雅，两位中国的“老水电”坐在一起，说了整整两个小时的话。
当时，鲁迅的公子周海婴先生也在座，潘家铮在李宅居然遇到绍兴老乡，当然惊喜，还跟周拉了一些家常。
潘李相会，分歧实际上难以消弭。
其实两个人哪能不明白，意见尽管相左，赞成三峡工程也好，反对三峡工程也好，不论是否带有成见，或有历史恩怨，也不论用词多么尖刻，毕竟还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这是两个人能够重新坐在一起的基础。其实，在三峡工程已经开始建设后，李锐的态度还是有微妙的变化。[6]毕竟是对中国水电发展了如指掌的老部长。
2012年7月13日，潘家铮去世。这一年10月，香港《争鸣》杂志刊登李锐女公子李南央撰写的《我眼中的潘家铮》一文，对潘家铮的“科学品格”提出种种质疑。这篇文章几乎是在第一时间被国内的网友在博客、论坛里转载，不过，题目被冠以“李锐之女李南央谈三峡工程吹鼓手潘家铮院士”。
这些质疑其实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围绕三峡争论的一些极端观点，老调重弹，不必多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来自反对派一方的极端观点要比这个厉害得多。倒是这篇文章里传达的两个细节耐人寻味。
一是，文章里谈到李锐对女儿讲过，1979年李锐复出，曾在党支部提出过潘家铮入党的事情。结果支部里所有的人都投了反对票，只有提议者李锐一人赞成。
关于潘家铮入党的事情，钱正英在《春梦秋云录》序言中曾提到过。
潘家铮在1983年主持处理龙羊峡水电站地质问题，肯定建库的可能性，并制定了相应的技术措施。这让已经担任水电部部长的钱正英认识到潘家铮确实是中国第一流的水电专家，而且有着可贵的政治品质。为什么呢？因为在水电界，“摇头容易点头难”，如果对某一措施提出质疑，一般不会冒多大风险，但如果肯定一项措施并付诸实施，就要准备承担一切后果。钱正英讲：对龙羊峡这样事关成败的问题，敢于主持并做出“点头”的结论，是要冒坐牢判刑的风险啊。这不仅要有高度的技术水平，还要有置个人得失于度外的、高度的为人民负责的精神。
这之后，潘家铮再次要求入党。钱正英在查阅了他的入党申请，用了八个字，“历尽坎坷，百折不回”，可见其曲折。钱正英还提到，“‘文革’后虽经拨乱反正，但他的入党申请仍被搁置”。直到1985年，由史大桢和娄溥礼介绍，潘家铮才得以入党。史大桢、娄溥礼分别是水电部的电力总工程师和水利总工程师，两位总工程师做另外一名总工程师的入党介绍人，阵容倒很可观。
李南央提到的这一细节，倒印证了钱正英的说法。
拨乱反正后的中国政治气候还不像后来宏大叙事描述的那样，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召开便春风迨荡，改革开放畅通无阻，知识分子迎来一个“科学的春天”。事实是，春天到来之后，还要反复经过几次“倒春寒”天气。
李锐从五十年代开始就赏识潘家铮，特别关照当年的上海水电勘测设计院尽快解决潘家铮的入党问题，结果潘家铮屡遭批判，没有被划入“李锐反党集团”已属万幸，哪里还敢再提入党？1979年和1980年，虽然拨乱反正，但“左”的阴魂不散，再加上又是李锐提出，入党问题被搁置起来，一位副部长提名一个业务干部入党，遭遇这样尴尬的局面，实际上正是这种“倒春寒”复杂政治气候的反应，拨乱反正刚开始，这还不是潘家铮一个人的遭遇。
还有一个客观情况是，潘家铮刚刚调入水电部才两年时间，许多人难说对他有什么了解，不投票也属正常。当初的年轻人还记得，这个矮小的老头儿，跟人聊天都没有什么“兴奋点”，又没什么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也不看文艺演出和体育比赛，最大的兴趣就是读书。走在路上总是低着头，若有所思，从不主动跟人搭讪，给人一种生分之感。
第二个细节则让人吃惊。李南央文中提到2007年9月21日潘家铮拜会李锐的事情。
2007年9月，我因公出差北京，去看父亲，他笑着递过两页信纸说：看看潘家铮给我写的信。这个人很聪明，1980年以后就不理我了，前几天突然来看我，知道三峡会有问题了，让我不要再说三道四。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要为潘家铮“立此存照”，立即用相机拍下了那封信。现在不妨录两段与读者共享。
“三、关于三峡问题，您反对上三峡，人所共知。恕我袭用您对毛主席之评价方式：在五十年代反对上三峡有功（且其功至伟）；在八十年代反对三峡，有些过分，但仍起良好作用；在二十一世纪反对三峡，似可不必，因为副作用。……是以在今后三峡争论中您老可否淡出，某些人士通过反水电，任其表现可也，我们当全力应对之，但实不愿牵涉您老。衷心之言，伏求鉴谅。
您对国事之殷忧，其心可见诸月月（原文如此——作者注），所提民主、法治、科学三目标，我完全同意。但在实施方式上，根据国情和当前形势，窃以为保持稳定仍为先决条件，当前局面来之不易，如再有大动荡，恐将丧失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之最后机会。”
潘家铮致信李锐，应该是拜访之后。李文如何引述私人信件不必作过度解释，单是引述的两条，至少证明那一次拜会实在是没有消弭两人之间的分歧。令人称奇的是，两位老人，一位九十岁，一位八十岁，仍然还是那股劲头，一个强项如昨，一个百折不回，一个寸步不让，一个恳切直谏，读来倒不觉得可笑，反而肃然起敬。
李文用一句话总结李锐与潘家铮之间的关系：道不同，不相谋。
不相谋，道难道真的不同？
潘家铮写道：我们虽然在三峡问题上有些歧见，但想开发西南水电宝库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只可惜我们怕是看不到这一天了。
《潘家铮传》，中国电力出版社2016年版
我知道，《潘家铮传》这本书，创作历时三年，有精确的考证。无论是潘家铮成长的历史，还是生活的环境，描述真切，活灵活现。既有步步为营的求证，也有天马行空的想象，通过这部素材丰富的传记，潘家铮精彩的人生历历如在目前。一代科学家的命运沉浮，甚至是他的内心世界，都写得血肉丰满。甚至可以说，中国的水利发展史，甚至是近代以来普通国人在大环境的抗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自强不息的生动实践，都得到了动人呈现。本文截取潘家铮晚年部分，可以想象一代学人是怎样走过属于他的时代。
等待沉陷的村庄
高定存
腰庄乡地处黄河东岸，境内二十个村庄，地下无处不是煤。这年头有煤便难得安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家催着“有水快流”，全乡上下齐动手，一夜之间，老鼠打洞一般挖开三十七个小煤窑，各村大小墙面都写上了“要想富，挖煤养猪栽果树”。然而尚未及富，又一轮新政策过来，资源整合，满地小煤窑被四家国有大矿悉数整去。一番改造之后，四家煤矿便饿虎吃食般遁地而来，挖得一个腰庄乡地动山摇。有五个村房屋倒塌，得整村搬迁；又有五个村山头开裂，土地沉陷；还有四个村与煤矿拖着资源整合纠纷。屈指数来，全乡只剩六个村暂且无恙。最早塌陷的村庄已进入第六个年头，新村依旧还是一张美好的蓝图。煤矿发租金，村民四处租房住，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昔日煤炭之乡成了上访之乡，到县、市、省的自不必说，上北京访过的也有七个村子。乡干部常年为维稳奔走不歇，形同救火。
按照县四套班子成员包乡镇的安排，我包腰庄乡。2015年4月21日，县委办公室又来电话，让即刻赶往信访局，腰庄乡又有人群在上访。
来到信访局大院，但见人群挨挨挤挤形同赶会，楼道里更是挤得要侧身而行。今天是县委书记接访日，来访的人格外多。
信访局长从人群中推开一条缝，把我引入接访室。书记正在接待腰庄乡徐家沟村的三位代表。接待室只十五平方米，书记之外，还有腰庄乡张平书记和信访局两名工作人员，桌椅板凳摆下来，显得有些拥挤。
三个村民你三句我五句轮着说，书记一边听，一边做记录。徐家沟我去过，是藏在黄土高原皱褶里的一个小山村，七十一户，二百一十二口人，距离腰庄乡政府十里地。村庄少半个坐落在泰山煤矿井田上，多半个坐落在望田煤矿井田上。两家煤矿从前年开始，由南北两面向村庄包抄开采，村周围土地全部塌陷，五口水井彻底干枯，山坡上的树木坐滑梯一般出溜到了沟底，上百亩沟坝地变成了高低不平的旱地。村尾十四户人家的窑洞被泰山矿采塌，做了赔偿搬迁，总花费六百来万，每户平均分得四十余万元。余下五十七户人家在望田矿的井田上，望田矿绕着村庄采，把村庄悬成一个孤岛，却又悬而不决。村民说孤岛上无法生存，要求和村尾十四户那样赔偿搬迁。但望田煤矿说村庄底下暂不开采，村庄也未塌陷，不给搬迁。村民与煤矿无法对话，只好找政府解决。去年上访到北京三次，省城四次，市里四次，县里不计其数。
到冬天，县里和望田煤矿协商，决定给孤岛上的57户人家发放租房费。消息传来，一夜之间，村里连十几年不住人的土窑洞也都收拾干净，糊上了崭新的窗纸。不是庆贺，是租房费按照现居住房屋来发放，每孔窑洞每年两千元。全村五十七户人家，点出一百一十眼窑洞，每年租房费二十二万元，平均每户每年三千八百元。
领到租房费后，徐家沟的人趁胜前进，从4月初开始，每天八点半准时到县政府楼前的国旗下聚集，如同一群守旗战士。聚到二十多人后，便进楼寻找领导，已连续坚持半个来月。
听罢村民诉说，书记安排我来处理此事。我没有犹豫，赶紧应承下来。不是事情不复杂，也不是我有金刚钻敢揽这个瓷器活，实在是情势所迫，事不由人了。
接访室在一楼，楼道里排着队，信访局两个年轻人维持着秩序。接访室朝院的窗子开着，窗上探着一溜人头朝里观看，和坐在屋里也差不多。反正信访没秘密，信访局的人也顾不来这些。
徐家沟的人说完，刚拉开门缝要走，比挤地铁还敏捷，外面几个人已经抢了进来。我来到院子里，看见人群从院里散到大街上，泱泱漫漫，大约不下三百，看得让人发愁。
我和张平先到土地局走一遭。等返回政协办公室时，徐家沟的二十多人已经在等着我。我只好说，这事也急不得，容我了解情况以后咱再商量。
4月22日，县委书记带领分管煤炭的副县长和煤管局、土地局、信访局、腰庄乡张平书记、赵乡长和我，分别走访望田和泰山两家煤矿。路上我问信访局长，书记昨天接访到几点？局长说，一共接待十八批，中午两点十分结束。
煤矿都不算小，望田矿年产一百二十万吨，泰山矿年产二百四十万吨。两家都有气势非凡的办公楼、宿舍楼和广场，展示着前些年煤炭兴盛时的辉煌。办公楼结构宏大，内部干净舒适，远远超过了县政府的办公楼，甚至也超过了市政府的办公楼。但眼下，两家煤矿都风雨飘摇，大厦将倾。望田矿吨煤成本一百四十五元，售价一百二十元，第一季度亏损一千万。泰山矿配套有洗煤厂，洗出来吨煤成本一百八十八元，售价一百四十一元，第一季度亏损两千万。两家煤矿工人工资大幅降低，资金越转越紧，随时都有断链子休克的危险。
听过两家煤矿介绍，我想象煤价四百元时他们该何等风光，塌陷村庄那时没有搬迁，现在泥菩萨过河，还能有几分力气来管旧账？现实让人无限悲观。
4月23日，也就是接待上访后的第三天，我和腰庄乡张平书记以及两名乡干部到徐家沟村去。村民有三分之二在县城居住，先发通知让他们往回返，我们十点进村。
进村原是水泥路，采煤山体滑坡掩埋了一段。前一天望田矿派装载机推了一番，但也没有寻到原来的水泥路面，乡政府的破越野车勉强可以通过。路边，一棵粗壮的海红树，估计有六七十年树龄了，头朝下倒挂在滑落的土坡上，根须裸露在阳光下，但却还开着一树白花，浓艳如雪，这生命中的最后绽放，让人触目惊心。
徐家沟村如其名，在一条南北走向的土沟里。人家沿东面山脚一溜排开，前后三里多长，全是依山就势掏出的土窑洞，大多用砖或石头接了口子。上世纪打起的淤地坝将村前的土沟淤成了二百多亩坝地，地里有些油松树苗，生机勃勃，翠色逼人。这个村子我去年来过两次，看过一些塌陷地方，只是没有和村上打招呼，知道的人不多。
十几个村民等在村口，我们就近来到支书家的院子里。三孔土窑洞，几株榆树杏树，却进不了门。支书一家在县城居住，两口子回来时未带钥匙。支书女人说，长期不住人，即便开了门里面也阴得坐不住。几个村民说，那就在院里开会吧，凉凉快快。另几个说，院里坐下没收拦，不像个坛场。几个人又思索一番，叫出一个人的名字，说到他家去吧，大家都说好。支书女人就说，你看看，好大一个村子，现在弄得连一个能坐人开会的家也没有了。
一群人离开支书家往后走，对面阴坡底下有人正从地窖里往外取山药。一个人便朝那面喊，捡些正好大小的烧上，招待客人。对面一个老汉大声回答，行哩，就在这坝地里头烧吧。
来到大伙选定的这一家，也是接口子土窑，也有几株老榆树。刚在院子里站下，走过来一个老太太，有几分惊喜地说，咱是桥头一个村的，你认得我不了？他乡遇见同村人，也算稀罕，但我根本想不起她是谁。老太太热情地说，你在村里当副支书时候，领着我们修地，冬天掏土，你到崖上头去看缝子，就跌下来了，吓人一跳。她说的是我十九岁时的事情，过去快四十年了，其时老太太应该还是一个花朵般的姑娘，而现在已成了一位标准的老奶奶，除非有孙大圣的火眼金睛，实在认不出来。
等一阵，村民陆续走来，一起回屋里坐下。土窑洞靠后墙一盘土炕，地下一个灶台，一顶躺柜，一个吃饭圆桌。张平从去年开始，为维稳常来这个村，村民都已熟悉。他如同回到自己家中，脱鞋上炕，稳派大坐，展开了他的小活页本。本子上写满各种问题，而且多数似乎无解，用他自己的话说，全是一些癌症。另两个乡干部坐在炕沿上，我坐在圆桌旁边。
等人的时候，张平介绍了我，大家就称呼我为主席。支书女人伶伶俐俐地说，主席一看就是个实在人，平易近人，和我们老百姓合得来，我们村的问题就全凭主席来解决了。我笑着说这是先送高帽子，再加压力。一家人都笑起来。又进来一个老汉，一看就是半辈子不出门那一种，他伸过头来看我两眼，然后退开一步说，你是县长？我说不是县长，是政协的。他说那你主事呀不？万一你不主事也不怕，回去反映。其他村民大概觉得老汉说我不主事有失礼貌，七嘴八舌就把老汉数落了几句，老汉不吭声了。我安慰老汉说，你说得对着哩，主不了事能反映。
人到齐，一共十九位，其中六名妇女。张平主持，说今天开座谈会，大家有什么话放开说。
张平说完后，众人短暂沉默，互相看一圈，然后推举说，家有主，村有头，支书主任说吧。支书叫张三占，五十岁，看上去显年轻一些，在县城居住已经多年，穿着打扮干干净净，像一个机关干部。上访他不出现，他的女人是骨干。支书说得简单，说政府已经查看过多次，村子确实无法居住了，村民上访不是无理取闹，等一会主席出去看看就清楚。
村主任是养大车的，身粗体壮，成天拉煤，脸上有一些煤印子。他说得直截了当，地塌了，水没了，路断了，村民的想法是像后村十四户那样，整体搬迁，不搬迁难以安然。接下来六个村民发言，意思相同，村子困在一个无水、周边地陷、道路不通的孤岛上，没法生存，后村十四户人家搬迁，每户领了五六十万，我们也要搬。
正说着，突然院子里有人喊，赶紧到后沟扶拖拉机吧，拖拉机翻了。随即跑进来一个人，说谁谁家新买的小四轮去耕地，轮子压到塌缝里面，侧翻了，人没事。大家一听人没事，就说不着急，开完会再去扶吧。大家由小四轮侧翻说到土地塌陷的危险，说村里谁谁放的一群羊，去年冬天有两只滑落到了塌缝中，只听见羊叫，看不见羊影子，更不敢下去救，两只羊转眼就丢了。
说完羊，支书女人说，我说吧。她说话还是上访时那样快节奏：原来我家也有二十亩地，现在塌得只剩下五亩了。日子过不了，就得找政府。三占不让我去，张书记说我们拆捣得他干不成，我们不是为难你们。我跟上三占没饭吃，跟上张书记进不了财政。去年村里上过北京，走北京我不支持，走县上，我非去不可。再不解决，上北京也是有可能的。“官逼民反”，坐房子也不怕。我们村和张书记关系不错，但为了集体，私说私，公说公，还得对着干。三占不让我们去上访，他这个支书，当得了当，当不了滚蛋。后村人家搬迁我们不眼红，我们只是为我们自己。
最后一个老汉说得慢慢悠悠，扎扎实实。说村前原来一沟坝地，五眼井，都通着电，家家都有潜水泵，要吃水，要浇地，提上水泵管子下去一插电就好，满沟蔬菜绿茵茵。现在四面山梁塌了不说，一沟好地浇不上水，连地也塌得七高八低，没法种了。农民上访是要生活，不是反政府。
说了大约一小时，众人说，意思说清楚了，出去看看吧。他们相信，事实比语言更具力量。我觉得，就眼前来讲，给村民连芝麻大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只能是尽心竭力，听他们的意见，满足他们诉说的要求。走时我已经做好准备，村民说多久我就听多久，村民领到哪里我就看到哪里，直到他们不说了，没地方看了方罢。开会时间没有我预想的长。
出来院里，几个人说，我们去扶拖拉机，你们陪着主席去看地。大家商量说，坐车也能转到山顶上，但走着看得更真切。我赶紧说，咱们走着去，不坐车。
下来沟坝里，烧山药老汉喊道，山药烧熟了，吃了走吧，放过时就不好吃了。大家就说，吃了走吧。走过来，只见老汉拿着一面铁筛，把烧熟的黑焦皮山药放在铁筛里来回筛动，山药互相碰撞摩擦，渐渐就露出了金黄色。我也吃过很多回野地烧山药，用铁筛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拿来一把葱，大家捡起烧山药，就着生葱吃起来。烧山药老汉指着旁边一堆玉米芯对我说，这是用玉茭子芯烧的，蒿柴烧出来更好吃，只是我手脚不利索，掏不下蒿柴来。我说很好了，很好了。
四个烧山药吃过，精神倍增。先沿一条黄土小路往村西面的山梁上爬。走到山脚下，有一户人家在坝里盖房子。房主人好像认识我，先向我打招呼，我说你这是盖房哩？他说是啊，好大一所院子全塌了，塌得没有居存处了，只得在这边边上盖一个吧！上山这些村民只管走路，没有一个人吭声。再往上走一段，我身后一个妇女愤愤地说，得了一百多万，还说塌了；在坝里头盖房，还说是边边上，好处你全得了还装可怜哩！原来这是泰山煤矿安置了那十四户里的一家，传说得款近百万，人们已经很眼热了，他还经常在县乡干部面前装可怜，村里人很不忿。
上山的黄土小路很陡，村主任走前，我走第二，身后跟着一串人。路两边的小草已经探出了头，正是万物萌发的季节。走到半山腰，一群人站住往下看。左右两面山坡早已塌得稀里糊涂，好多海红树、杏树出溜到了山脚下，命大的还活着，命弱的已经干枯。一个妇女走到我跟前，指着一片地说，那是她家的，全部滑到沟里了。
看罢左右两面坡，一行人再低头弯腰往上走。接近山顶时，坡势缓下来，有了梯田。但梯田高低错位，有些落差能高过房檐。有些看似还平整，但也遍地裂缝，碎刀子划过一般。牛和拖拉机根本无法进入，只能人进去小心掏着点种。正走着，突然我一个趔趄，左脚陷进了一个暗缝里面，好在不深，只陷到脚脖子。后面的人就笑起来，说小心点，这闪人坑有很多。一个妇女说，那天她踏空陷到大腿处，拔出腿，好半天掏不上鞋来。
这时候，蓝天上过来两架飞机，一个妇女仰起脸说，看，飞机来了，给咱看地来了。一个后生笑道，想得不赖，你坐下等着吧，飞机还要给咱往下扔饼干牛奶哩！一个乡干部说，五寨飞机场最近又用上了，这是在训练飞行员。
再往前走，我又两次踏空，不得不小心起来。路过一个大滑坡，村里人指着坡上一道深不见底的大裂缝说，两只羊就掉进这里面去了。
又走几步，来到一棵好大的海红树下，满树白花开得正盛，花香扑鼻而来。我站在树下有些舍不得离开。一个村民说，这是老支书的树，他在后面走着，咱等一等。这正合我意，就站在树下吸花香，等老支书。一会儿老支书上来，拄着拐杖，已走得上气不接下气，歇了几分钟才开口说话。说这是他的树，外面坡上还有不少，都已经滑到沟下去了，长这样一棵树很不容易，太可惜了。
整个西山梁仿佛经历了一场地震，不牢靠的山崖、平台、土坡全出现了垮落，没有垮落的，也满身裂缝，宛若碎纹青花瓷。越看，越觉得村民上访有道理，这样的现实，谁也难以接受。
快到山顶处，一大片开裂的梯田里面，有几十间倒塌了的新房子，我一看那黄泥砌的墙，就知道这也是“搬迁房”。村里几个人掩饰说，山下要塌了，原想搬上山来住，刚修开就不能了。一名乡干部笑着说，看看你这是什么墙。另一个后生说，我们村总共就修了这一点，两千来平方米，看看人家某某村，搬迁房修了六万多平方米，比旧房子还多。说话之间，已经走过了那一片倒塌的房子，人们也丢开了这个话题。
所谓“搬迁房”，是村民们造出来的一个词。前些年一些村庄得知煤矿采过来，村庄会搬迁，就在塌陷前抢着盖房。有的盖在街上，有的盖在自家院子里，为的是增加搬迁面积。所盖房子黄泥砌墙，细钢筋次水泥过顶，勉强大风刮不倒，有些甚至连模具也不敢拆。这种房根本不能住人，专为搬迁而建。县上称其为“抢修房”，村民大概嫌“抢”字难听，称其为“搬迁房”。搬迁房建起来后，为真正的搬迁凭空增加了很多麻烦。头疼之余，各煤矿都把采掘计划当作绝对机密，很多地方都是突然塌陷，随后县里赶来收拾残局。徐家沟村民也想抢建，刚一动手，山就塌了。
最后来到山顶，站在这里，对面山脚下的村庄以及四周情形一目了然。各家土窑洞前面，都是榆树、槐树、杏树、枣树，东西两面山坡上是海红树、海棠树。正值花开，似乎能闻到一种轻灵的花香味，大概是不远处那两株海红树飘过来的。一沟坝地展在村前，宛若一个小米粮川。如果没有煤矿采煤，村庄偏僻安静，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争无怨，真有些桃花源的意境。
村主任站到我身边，指点着说，你看看，最后几户人家离那道滑坡也就一百来米吧？最前面人家离塌了的山也就二百米吧？村子四面全采空了，就剩下鞋底子大这一片没有采，一块豆腐用刀子割开，放一阵子豆腐还要变形，这样大的山和沟，采成这样，还说对房屋没影响？这是农民不值钱，换给值钱人，哪里还敢睡觉？换个位置，假若是我们农民掏土龙骨，把煤矿大楼附近一百米处的山挖塌了，给你戴一顶破坏帽子正好大小，坐几年禁闭是买稳的。村主任关于鞋底子的比喻真是绝妙，他们村的地形也真就像一个鞋底子。听过主任一番话，我想一想，真要是农民挖什么东西，挖到离工厂离机关一百米的地方，戴一顶什么帽子还真是买稳的。
我们身旁是一片坟地，几座坟头满是裂缝，如同几个开花大馒头供放在那里。无坟头的地面则满是裂缝，如同湖底淤泥干裂破碎，但要深许多，人难以下脚。坟地的主人也跟来了，他打量一回祖坟上那横七竖八的裂缝，气鼓鼓地说：你们看看，塌成这个样子，这还能埋成个人了？一群人哄然大笑起来。这里乡下人形容某件事办不成，经常说，算了吧，埋不成这个人了。现在真的是埋不成人了。
看完梁上，我们返下来看沟底坝地。原来平展展的坝地，如今宛若黄河奔腾，波浪起伏，高处与低处相差能有一人多。最前面的坝梁也曾经塌下一个缺口，望田煤矿给进行了整修。坝里面有几个窟窿，一眼看见去年有洪水从这窟窿漏下去了，我问这水是穿坝底到坝外了，还是漏到煤矿里去了？两个村民说，是漏到煤矿里了，也不是煤矿，巷道已经全塌了，是漏到下面塌陷的乱山里去了。
全部看完，返回开会的地方吃饭。院里停着那台负伤归来的新小四轮，却已经是灰头土脸，烟筒和空气滤清器也不知丢落到了何处。一个正在做饭的妇女说，真是悬了，如果上面坐着两个人就有可能压住一个，真是悬了。
饭是凉河捞，山药蒸熟搓烂，拌上山药淀粉，再蒸熟，用河捞床压成河捞，再蘸着山药臊子来吃，整个全是山药。
吃饭时候，一名乡干部问支书女人，你为何不上山？支书女人说，我忙着给你们做饭哩！乡干部笑说，你是嫌往鞋里灌土了。支书女人笑起来，说有几个上去就行了，看地又不是去修地。
一个做饭的妇女对我说，前天上访，高主席共说了两句话。我惊奇地问，你前天不在现场怎知道？几个女人笑起来。一个乡干部说，人家这村有一个微信群，全村人要搞什么行动，只在群里说两句就都知道了，有时候人们还在群里讨论行动方案哩！前天你和书记接访时的录音，如今也在群里放着，大家都能听得到！我更为吃惊。这就是说，前天我们和村民谈话的时候，村民已经在录音了。县委书记知道不知道，反正我是丝毫没有察觉。早就听一些乡干部说，现在村民上访或者打电话，经常录音，说话可得小心。被人暗中录音，在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我向支书女人说，打开你的微信让我听听录音。她说这沟里没信号，听不成，有几张相片你看看，是放在微信群里的。她把手机送到我眼前，里面有通村路被滑坡埋住的照片，有村里几十个人站在县政府楼门前的照片。
另一名乡干部说，这村一个后生，三年前就把张平书记办公室的摆设拍成照片，放到了贴吧里。书记办公桌上有个“一帆风顺”摆件，照片说明是：“这是一个什么怪物？”书记文件柜里有一些书，照片说明是：“假装有文化。”后来村里人发现张书记是一个能办实事的人，就数落了一顿那后生，再不给张书记出麻烦，也不给张书记录音。
我问支书女人，今天上午开会，你们给我录音没有？支书女人连说，没有，没有，你是来给我们办事的，哪能给你录音。再说了，我们录音不是要给谁找毛病，是要看领导如何给我们解决问题。但我知道，村民录音大概已录顺手，十几个人来开会，不定有谁自觉不自觉就按开了录音键。不过我同情这些村民，觉得他们上访也合情合理，所以无论开会还是出去看地，都没有说什么对不住他们的话，但也没敢许诺什么。然而这件事给我一个提醒，以后说话，要注意不落把柄，不单是和徐家沟的人，和所有来要求解决问题的人都得这样。有些话离开当时的语境，放到网上可以解释出许多歧义，惹来无尽的麻烦。
吃完饭，我问村民还有什么要说的要看的？他们说，没有看的了，我们的事你一定要出大力啊！我笑着说，出大力，流大汗，尽我所能。我们告辞，一个老汉特意充任交通指挥，把我们的破越野车从院里小路送到沟里大路上才挥手告辞。
返回途中，我心中越发沉甸甸的。再次路过那一株倒挂在黄土坡上的海红树，我让停车，特意照了两张相。我觉得，徐家沟村也好似这株开满鲜花的海红树，虽然花还依旧在开着，但倒挂在这干黄土坡上，连这个夏天也过不去了。全县还有不少村庄，都如同这株海红树，倒挂在黄土坡上，根须裸露，正在慢慢枯萎。
腰庄乡乃至整个保德县坐落在河东煤田之上，煤有三层，当前开采的是最上一层，号称八号煤。八号采完以后，还有十号和十三号，还得再采两遍。眼下煤价太低，绕开了村庄房屋，但将来再采十号和十三号，徐家沟势必还得沉陷，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回到乡政府，我和张平坐下来，倒了两杯水，相顾无言。下一步，如何答复群众？现形势下让煤矿出钱搞搬迁，几乎等于要从干石头上榨油。要说服村民继续守在孤岛上过日子，除非能让倒塌了的山梁重新站起来。一头是国企，一头是百姓，县乡政府夹在中间，奈之何？
《山西文学》2016年第4期
文章呈现的是官员接访的一个场景，未必典型，却写出了人们遭遇困境时的心态，底层官员在解决现实问题时的努力。关于乡村的凋敝，有太多乡愁式的书写，过分的抒情，反而遮蔽了真实的问题，堆积成今天泛滥成灾的“回乡体”。这篇《等待沉陷的村庄》看似平实，却呈现了现实中国一角。高定存和那些农民出身类似，他理解他们的挣扎，也知道他们是怎样挣扎着，活下去。
山中读杜
丁伯刚
一
趁着暮色，两辆车子一前一后划着巨大的弧圈，绕开市区，跑到远远的郊外去爬山。山是平常的山，大片的芭茅丛，间杂一两棵松树、杉树及其他叫不出名的杂树，在迷蒙的冬日里尽显枯萎而萧瑟模样。越往上，光线越昏暗，两旁的山景不停地漫漶、溃散，融成黑乎乎一团，终于把上下四周笼罩。那感觉我们不是爬往山顶，而是向某个深不可测的洞穴缓缓沉落，人随之也有些晕晕乎乎，呈现出一种漂浮状。这么不知漂过多久，车身顿过一下，从车底部传来一阵微微钝响，似乎抵着什么结实的东西，着陆了。人们回过神，果然看到在视野上方某一个高处有灯光闪烁。车内的空气也跟着浓稠起来。随着车子前行，接着又看到更多的灯，及灯光照出的一幢幢建筑，还有悬挂在建筑高处用来招揽顾客的巨大霓虹灯牌。灯牌有大有小，字体各种各样，但表达的意思只有一个：宾馆，温泉。一处灯牌就是一家宾馆。道路两旁，山影之下，零零落落散布着不少这样的宾馆。
温汤镇到了。“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近些日子，断续在读杜甫的诗，此刻其中的某个句子自然从耳边冒出。当然眼前场景与诗句意境委实相差太大，也过于荒唐，我不由微微笑过一下，有些被自己逗乐了。“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我又想起杜甫另外一些句子，与温泉、与某种奢华生活相关的。当然同样不对。“溪回松风长，苍鼠窜古瓦。不知何王殿，遗构绝壁下。”这下更不对了。
晚饭桌上遇到不少朋友，有以前熟悉的，更多则是头一次见面。与陌生人坐在一起，永远是我的最怕，自己都能感觉到一举一动如此不自然，手脚和身子都是僵的，口舌之间更笨拙得可怕，每讲一句话比搬动一块巨石还难。可我又不得不装作若无其事，与人言来语往，时不时还主动找出话题与人攀谈。实际上大家都是真诚之人，加上有共同的志趣爱好，不多久相互间已很熟稔，饭后几个人仍没有散开的意思，继续坐着聊了好久。接着又有人提议一起去温泉泡澡。我借口累，坐了太多的车，又有些晕，推托了。回房匆匆洗漱过，从包里拿出带在身边的那本钱谦益《钱注杜诗》，把窗帘拉拢，打开所有的灯，将两只枕头拍整齐，码到床头，半躺着认认真真读起来。如果说这一辈子也有随心所欲的时候，那便是此时，把自己关在房里，独自与书本，与书中的人物相对。越倦，越累，身处的环境越喧哗嘈杂，读书的趣味也越加浓烈。没有距离，没有隔阂，用不着小心，更用不着提防，一个人所能体味的，是亲近，是全身心的投入，尤其像今夜，身处这样一个全然陌生的山中小镇，镇上的一个陌生房间。
杜甫的诗，早年也断断续续有过接触，记得某段时间还集中读完过他的一个选本。当时留下的最大印象，觉得杜诗不好读，不好懂，僻字僻典太多，字与字的组成方式、句法结构都过于特别过于突兀，像一堆乱石随意抛掷，有时简直乱七八糟，即便借助注释及译文，也弄得磕磕绊绊、吭吭哧哧。于是不由有些恼怒，记得早年读过的那些唐以前诗，其实都挺明朗简单的，哪怕是汉朝的那种大赋，也就是不认识的字多一些而已。那么是从谁开始，是不是就从杜甫开始，变得如此艰涩难读？这次可能有了一定的准备，我先读完一本杜甫传，同时对照着地图，把其生平所历及具体的漂泊行踪粗略标示出来。一番功课做完，加上自己年龄已大，理解力也强些，再进入具体作品，真的轻松许多。“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邓公马癖人共知，初得花骢大宛种”、“岑参兄弟皆好奇，携我远来游美陂”，诸如此类，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基本就是些记叙文、顺口溜。仔细想想，杜甫当时可能也并不把笔下文字当什么正经东西，心中所想手中所录，这只是一种习惯性动作，就像我们平日到菜场买了些菜回来记笔账一样。
二
在一个完整的时间段，完整地读一次杜甫，毕竟还是平生头一次，因此感受相对来说也就很强烈。在杜甫的作品中，最能搅动自己兴味的，无疑还是那类带有很强自传色彩、抒写个人生平经历与感受的东西，从早期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投简咸华两县诸子》，直到临终前漂荡在湘江小船上所作的《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如此直呈胸臆、泣血而歌，写尽自己的所有苦难与尴尬与屈辱，自嘲自解、自贬自抑，甚至自虐，当然也有不少自沾自喜、自怜自爱，丝毫不在乎个人的世俗脸面，有时涉及一些隐秘或隐私性的东西，多少带几分暴露癖，读来尤让人震惊不已。当然也有时候，心中会产生诸多疑惑，比如杜甫“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的困居生活：“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权门多噂□，且复寻诸孙”，以及此后在成都、在夔州“逢人多厚颜”、“今如丧家狗”、“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等等，这里作者对自己的认识是多么清醒，剖析是多么无情，其中所包含的痛苦又是多么深。他完全把自己看成一条狗了。每读至此，不由自主会掩卷沉思，想这个杜甫怎么回事，在京城四处奔走逢迎，曲意干谒，向达官权贵投简赠诗，想得到别人的援引。可整整十年过去，竟然连一官半职也没求到，这是不是有点过于可怕？更可怕的是，明明过了十年，杜甫一点也不打算放弃，仍继续孜孜不倦往下求着，这到底又是为了什么？这里应该有一种内在的东西，超出我们现代一般人所能想象的意志在支撑着他。
杜甫自述：“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像所有的信守儒家思想的读书人一样，至君尧舜、心忧黎元、家国天下，是他们整个人生的价值所在，也是唯一的价值所在。这是他们的宗教，是图腾，关乎信仰，关乎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安身立命之本。当然说穿了，他们所追求的不过是读书做官、显亲扬名、光宗耀祖之类，至少混个肚圆饭饱，不至沉落下僚，正如杜甫所说：“伏惟明主哀怜之，无令役役，便至于衰老也。”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生没有任何其他目标，没有其他多样化选择与设计，他们只能步调一致，向着那唯一的路上走，向读书做官、显亲扬名的路上走。有了这个，你才会有其他的一切，才有物质的充实、精神的安逸，荣宠集于一身，才会有起码的人生幸福。这是人生幸福的必须条件，也是唯一条件。如此单一、单调的社会结构与人生结构，无疑是病态的，这样的社会无疑也是残缺的、不正常的。残缺社会里的残缺人生，能有多少幸福可言。尤为可怕的是，这种不正常的社会并不自杜甫的时代始，更不以杜甫的时代结束，绵延几千年，直到今天也无法看到尽头。这中间所有人的人生都被规整划一。杜甫的十年奔走算什么，后来更多的人花在举业的时间更长，直考到六七十，把一生时光都耗费在那上面。如果有谁胆敢不追求这个共同的目标，就只能被整个社会边缘化，实际上是甘心坠落，自绝于世。可能比自杀更可怕，活着只能是一种折磨。“今贾马之徒，得排金门、上玉堂者甚众矣，唯臣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只恐转死沟壑，安敢望仕进呼？”杜甫大发哀音。“翻手为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他这么描述自己所感受到的世态炎凉。“在乡闾则里胥亭长之所叱诃，仕州县则书佐铃下之所蹈藉。声名湮晦，衣食空无，方所向而辄穷，已分甘于永弃。”后世的陆游也曾如此痛心地谈及自己出仕前及做下层吏属时的屈辱生活。
假如你想摆脱如此生活，出路始终只有一条，就是众人都在走的那条路。可是，你若是一心一意遵守那个目标，想接近那个中心，实现人生抱负，往那条唯一的路上走去时，可能同样不容易，甚至更不容易。这时候你会发现，你所面对、你即将进入的，其实是一个更黑暗更丑恶的世界，并且走向这个世界的也根本不是人走的路，而是狗钻的洞。你得放下所有的尊严，牺牲人格，先把身子趴下来，低头，做出一个狗的样子，耸肩缩身，胁肩谄笑。你得像陆游这样向权贵表忠心：“口语心而誓报，死而后已，天实临之。”历史上许许多多著名文人仕进干谒时所留下的文字，那种谄媚的语气，为表达谄媚所操持的无所不用其极的词句，实在不堪入目、不堪入耳。偏偏这个时候，儒家价值观又设计出另外一套东西，什么气、什么节，什么浩然沛然，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之类，严厉禁止你去钻那个洞。否则你便是屈节受辱，不只在别人面前，就是在自己面前，也一辈子抬不起头来。诡异的地方便在这里了，一方面他只给你留了一条出路，一条狗洞，你非钻不可，舍此无任何其他的途径；另一方面他又以更严厉的声音，禁止你钻那个洞。两者距离越拉越大，人的分裂与痛苦也就随之大。两种完全矛盾的东西同胎同体，相互扭曲相互撕扯，永远没有止歇的时候。杜甫同样用许多诗句，表达着内心的这种撕裂与痛苦，表达他想逃脱的心愿：“独耻事干谒”、“忍为尘埃没”、“岂可久在王侯间”、“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自然弃掷与时异，况乃疏顽临事拙”。许多人忍受不了，选择了逃离。另有一些人基本上给弄变态了，恃才悖谬，妄诞不经，以一种狂生的面目出现，如祢衡、嵇康之类。不过你再怎么逃，再怎么变态、狂诞，也只是另一种方式而已。即便一再让杜甫艳羡不已并且自惭形秽的理想人物伯夷、叔齐，以决绝的态度逃离政治中心，可他们并不真正如自诩的那样到荒僻山野中隐居起来，而始终像鬼影一般围绕着那个特定的中心晃来晃去，最后为这个中心自饿而死。趋近与背离，只是同一种人生方式的两个表面而已。离开了这个，整个人都不知如何存在了。“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伯夷、叔齐临死前这么哀叹。
三
一觉醒来，已是早上七点多。翻了会儿书洗漱出门，四处张望，左右走廊没一个人。我有点无法判定，眼前这时间到底是早是晚。大家是否仍缩在各自的房里睡懒觉？或都早早参加什么集体活动去了，只把自己一人丢了下来？很想到隔壁哪个房间敲敲，邀个伴什么，又觉毕竟不是很熟，怕过于唐突。我迟疑着走到楼下，左右走廊同样没一个人。心下不由有些慌，急急来到大堂，询问到哪用早餐。一位男服务员侧着身子，用拿在手中的一个文件夹式的东西用力给我指点，餐厅在什么什么楼，应该如何如何走。服务员一定说得极具体，但我初来乍到，没有基本的方位之感，听了等于白听。他只得把我带到大门外的车道边，让我略作等候，马上会有车过来。“来了来了”，服务员道，又用劲挥动手中的文件夹。我朝他所指方向看，对面山脚下，果然有一顶红色布篷样的东西在房屋与围篱丛中出现。是一辆景区常见的那种电动观光车，不，有两辆车、三辆车，前后相跟着，像人工操作的小船，顺着河道样的柏油路来来往往，缓缓穿插漂移，从一家宾馆流到另一家宾馆。每到一家宾馆前都要停上一停，让旅客上下。
用早餐的地方分明不是昨夜的那个地方，我们坐在电动车上，拉紧半透明的厚塑料车帘，遮挡冬日山间的冷风。在几分钟前远远看到的那道山脚下行走过一会，上岭，转弯，再上岭，高处出现一座有尖顶的半玻璃房子。我跟着同行的人一道从车上下来，爬上一道很高的台阶，从玻璃大门走进。行过一会然后侧转，再回环着下台阶。等一脚踏住地面，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处巨大的地下自助餐厅之中。四处是人。都是些不同地方的游客，操着不同的话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往上往下、往左往右，蚂蚁般密集着，病菌般粘连着。却并不粘紧，撕扯过一会，随着又相互交错脱离，围绕不同的餐桌重新排列组合。我一直有些惊异，想这大厅里的人数，没几千，至少也有几百吧，都是从哪里聚过来的？地面上怎么根本看不到几个人影，非得顺着梯级往下盘旋好久，钻到一定的深度，才看到如此之多的人，就似哪里突然降下一只手，掘开了一个巨型蚁穴那般。琢磨来琢磨去，终于想到，这家自助餐厅应该是为小镇所共同拥有，同时独此一家吧，于是散布在不同宾馆的客人在早餐这一刻，呼啦啦集中到一起了。别看是深冬季节，别看眼前的街面安安静静，实际上每家宾馆可能都已爆满。
同桌的人可能跟我的感觉差不多，对眼前的场面明显都有些迷惑，有些不很适应。一位朋友讲起，今天他醒得很早，独自一人到小镇四周转了一圈，想看一下这地方的具体环境。走到哪里的一处山旮旯，他发现许多堆集在一起没来得及运走的废弃装饰材料。他猜测这个小镇以前肯定是另外一种情形，或者有另外一种中心产业，当时围绕着那个中心很可能也做了不少房子，并且建有不少配置设施。后来那个产业无法发展下去，只得重打锣鼓另开张，选定以温泉以旅游为主业，把以前的所有东西全部拆去，在重新清理出的地基上再次规划布局，建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不过这种重建实在过于仓促了，拆下的材料根本来不及很好地处理，只得堆集到某个无人的角落，以待日后慢慢消化。我没有听懂朋友说的都是些什么，他在哪里看到些建筑材料，又都是些什么样的材料。但他的话仍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某种程度上也激起我的好奇心，饭后趁着空闲，也独自四处走动起来。宾馆一侧，有一处不小的水面，水那边有堤，堤上有树，落叶的或没落叶的。如果说眼前的小镇真如朋友描述的那样，类似于舞台样的东西，前一幕的布景已然撤去，后一幕的布景前不久刚刚搭建起来，那么脚下的这个湖泊也一定是人工挖成的了。或者先有一口水塘，后来加以扩大，变成一处风景。仔细看看，所猜可能真的不错，在湖后我还看到一处石砌的小码头，当然也是人工的，码头旁泊着一只橡皮艇。湖的另一侧有河，不深的河水哗啦啦流着，但我看过好久，竟也没能分辨出那水是流向这边，还是流向那边，分不出哪是上游，哪是下游。再往前，我看到一伙当地农民，正搬运石头在那里砌河坝。我很想上前同他们攀谈一点什么，弄清这到底是一条怎样的河，这个镇子又是怎样的镇子，最初是什么个样子。不过想想又算了，人家忙得很呢，装腔作势不只让对方难受，自己可能更难受。这么行过一阵，只能回房，重新拿起桌上那本《钱注杜诗》，闲闲散散往下翻着，我分明感到有一颗心，扑突扑突在书页上跳动起来。这才是真实的跳动，与任何舞台任何布景无关。
四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先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小臣鲁钝无所能，周宣中兴望我皇”，不管如何矛盾如何痛苦，杜甫仍反反复复表达着对皇帝、对朝廷，对心目中那个念兹在兹的中心的向往。杜甫把自己的一家老小丢在一边，一心一意跟着那个政治中心走，皇帝到哪，他也想尽办法跟到哪。“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这样的句子读得多了，自然而然产生一种印象，感觉杜甫就像哪里寻来的一根搅屎棍，一心要往粪缸中心插。可他毕竟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根本没资格接近那个中心，每次无论使出多大力气，也只能落到离缸沿不知多远的地方。可他一点也不死心，粪缸移到哪里，他就顽强地跟到哪里。“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这时出现在皇帝面前的，几乎就是个十足的叫花子。皇帝很可能被他的狼狈样子打动了，心中不忍，这才授了个左拾遗的官职。当然杜甫也不止一次有过其他打算，“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那次他甚至想依靠朋友赞上人，在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卜居。但紧接着便退缩了：“惆怅老大藤，沉吟屈蟠树。”这么一条大粗藤委委屈屈地缠在一棵小树上，怎么也是不甘心的。有时我甚至怀疑，杜甫后来举家入蜀，选择四川作为目的地，名义上是投亲靠友，内心深处很可能是在做一次大胆预设。他想下一盘棋，下一个大赌注。他想来个守株待兔，占着先机。照杜甫的判断，很可能以为肃宗什么时候会再次迁都四川。玄宗不是已经入川过吗，肃宗上台未久，不也迫不及待置蜀郡为南京？谁能肯定最后不会再次迁都到四川去呢。因此后来当肃宗改置南都于荆州的时候，杜甫会那么着急失望，特写《建都十二韵》加以质疑：“下诏辟荆门，恐失东人望，其如西极存。”
念想里的中心接近不了，后来干脆连那口缸本身也彻底破了。狗洞塌了，整个墙都倒了。天下剧变，“至尊尚蒙尘”，像杜甫这种“穷老多惨戚”的小人物，只能带着他那一大家子四处流落，用杜甫自己的话说，是奔窜。从长安到凤翔、华州，再到秦州、同谷，一直到成都、梓州。接着乘船东下，经嘉州、戎州到夔州，最后流寓到湖湘一带。即便这个时候，狗洞钻不成，但钻洞的本领仍在，或者说是钻洞的本能仍在。“路难悠悠常傍人”，这是杜甫的自叙状，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和总结。傍人，求人，这可能也是他身上的一项特长，是长期的操练慢慢培养出来，为一般人所无法企及。傍与求，说是他出于无奈时的交际手段也好，是出于善良心地的至情至性也好，无非是希望在困境中多一些照顾，在生活上多一些依靠和帮助。对温暖与爱，对施予与帮助，杜甫当真有着太多天生的敏感，在他的诗中，时时能读到这方面的句子：“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且复恋良友，握手步道周”、“微才谢所钦”、“感激在知音”、“感子故意长”。还在很早的时候，他便常常写诗歌颂族中长辈杜鸿渐、族侄杜位、族弟唐十八使君，还有无关的刘十弟判官等。当然更常歌颂皇帝及朝中一应权贵，如李林甫、杨国忠，给他们献诗献赋。至于其他的亲族朋友，同僚、同乡、同年，甚至全不相干的陌生人，杜甫一见之下都很快能熟悉起来，亲热起来。困居长安时候如此，乱离生活中同样如此，走到哪里，哪里便有亲戚朋友可以依靠。入蜀后，他靠的主要是早年的一些旧友，高适、房琯、刘秩、严武，还有王十五司马、萧八明府、韦二明府、何十一少府、徐卿诸人。“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他这么记载。有时接济不及，他会毫不客气直接催问：“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这首写给朋友高适的诗，口气中已多少带着些痞气无赖气，似乎给他提供生活保障是对方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了。当然对朋友们，他也从来不吝惜赞美甚至阿谀之词。当他越过重重关山阻隔，一脚踏进川中平原，连山西南断，俯见千里豁，他做的头一件事便是将自己未来的寄居主人，冀国公、拜成都尹的裴冕来了一番大吹捧：“冀公柱石姿，论道邦国活，斯人亦何幸，公镇逾岁月。”他吹捧严武：“明公独妙年、蛟龙得云雨。”直接吹捧仍不够，在《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中，他还真真假假地借一位老农民之口来表达对严武的颂扬：“酒酣夸新尹”、“语多虽杂乱，说尹终在口。”一个叫窦侍御的人奉命到西川检察，杜甫也不分青红皂白，马上写诗歌颂：“窦侍御，骥之子，凤之雏，年未三十忠义俱，骨鲠绝代无。炯如一段清冰出万壑，置在迎风露寒之玉壶。”后来到夔州，他依靠柏茂林，同样写了一大堆颂诗。出峡后，他指望的寄生主是荆南节度使卫伯玉，见面前又写诗来一番吹捧，同时极力贬抑自己。
五
我们坐着车子，到高山深处一个叫兰若的古村寻访。村子也许真的过于古老，这从兰若这个名字便可以看出，从村头高处那两棵千年以上的银杏树可以看出，还有，可从村中石道上那深深的车辙印、人脚的踩踏印中看出，从一两座横在小溪之上或干脆废弃搁置在村外的斑驳古桥看出。除此之外，便是几幢普通农房，及房左房右随意散布的一些巨石，其他无更多的东西值得观赏。因此可以说，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古村落，只是一处古村的遗址。起初我们并不清楚这个，只一味跟着导游往前走，一心盼望着风景在前方。行过一阵，我同前后伙伴讲起早年的某次经历。也是到风景区游玩，把景区整个走完了，自己还全不知道，一直以为风景在前面。我的意思很明显，想为大家，更为自己做一点心理铺垫，免得到时过于失望，这时我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今天我们很可能会失望。果真是失望。一切如我预想的那样，除了最初看到的两棵银杏树，那布满车辙印、人脚踩踏印的路面，其他真的一无所见。同伴们不在意，失望就失望，白跑就白跑，至多付之一笑。但我不同。我晕车，近几天坐了太多的车，人早已晕得不行，今天又坐车跑这么远，并且一直在山道上盘旋，更把所有的元气都已耗尽。等第二天早上，导游安排我们要去爬明月山的主峰时，我发现自己都没有足够勇气踏进车门了。不过既然来了这里，还是听从安排，把能看的地方看一遍，能走的地方都走一走吧。有朋友劝我用几粒晕车药，我摇头婉谢。听说晕车药有一定的副作用，对身体的伤害可能比晕车的伤害更大。我只能暗暗深呼吸，把身体状态尽量调整到最佳，随大家坐汽车、乘缆车，到了山顶又坐观光电动车，还有同样用来观光的那种小火车。坐来坐去，人真的不行了，什么车都晕。汽车晕，坐缆车也晕，尤其是某一次在空中停顿的时候，缆车的底部摩擦着钢缆，发出割肉般的嘎啦嘎啦声，那一刻我晕得快要呕出来。还有电动车、小火车，都晕得厉害。小火车坐半天，我以为能到达新地方。谁知不是，坐过去后又重新坐回来。原来车子并不像一般车子那样是一种运载工具，不是要把你送到哪里去。坐车本身，是一项游览项目。可对我来说，就是白受了一番罪。我不止一次向导游请示，能不能不坐车了，我愿意顺着公路往前走，再到指定的地点与大家汇合。只要不坐车，让我怎么着都行，能跑能走能攀能爬，体力上速度上不比任何人差，就是不能坐什么车。从小如此，我只能用自己的双脚踩在地面上。任何与地面脱离的东西，车子等运输工具，都会让我产生失衡之感，让我晕眩。导游当然不愿意。在这样的时代，特别是这样的集体活动，不可能允许大家各行其是，不能有任何特殊，你只能从众。再怎么晕眩，也只能独自承受，慢慢消化，并且不能多说，否则不只娇气，更显出几分怪气和妖气了。
好不容易把该坐车的车坐完，该晕的车也晕完，到一处山顶餐厅吃过中饭，接下来便是此次旅行最重要的项目，走栈道。此前在景区放映的风光短片中，我们已欣赏到相关的镜头，绝壁之上，一条栈道如一根细线，在那里飘荡。“凌虚荡高壁”，这是杜甫写栈道的句子。“仰凌栈道细，俯映江木疏”，这也是杜甫的句子。“细泉兼轻冰，沮洳栈道湿”，还是杜甫的句子。看着片中出现的镜头，再把杜甫写过的诗句一一加以印证，我不由得又一次头晕起来。不只晕，同时还有另外一种毛病冒出，就是恐高。“目眩陨杂花”、“百年不敢料，一坠那得取”、“终身历艰险，恐惧从此数”，杜甫又这么写。他这里所述，可能也就是恐高的感受吧。不过我真不好意思明白说出了，又是晕车又是恐高，到底有完没有。一个大男人，所有的毛病都集中到身上，娇弱得比一个娘们都不如，旁边的人简直会怀疑，你是真的虚弱如此，还是故作矫情，执意要装萌扮嫩什么。何况，就我个人来说，什么栈道，我平生还从未见过一次呢，更没有到上面走一走了。明明没走过，如何就能断定自己不能走。试都没试过，就说不行，就害怕，不说别人，只怕自己都受不了。再怎么恐高，我也必须真实地面对一次。至少一次，一定得经历。更重要的，杜甫在诗中也写了太多的栈道。我一定得去看看，略略体验一下多少年前的某天某时，杜甫的具体感受。
在杜甫眼里，每一个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人都是依靠，是温度。是火，是热，是独一无二的救星。生活上及心灵上一无所托，一无依靠，便会把所有的人都当作自己的依靠，把所有的东西都当作依靠。可杜甫实在是一个过于苦命的人，靠水水干，靠山山崩，无论他施展多少手段，费尽多少努力，他始终无法让自己的家庭安妥下来，维持起码的温饱。他更无法安妥自己的心灵。“乌几重重缚，鹑衣寸寸针”、“饥卧动即向一旬，弊衣何啻联百结”、“妻子衣百结”、“垢腻脚不袜”、“补绽才过膝”，这里所写，是乱世中他一家七口各自的尊容。“一旬半雷雨，泥泞相牵攀。既无御雨备，径滑衣又寒”、“熊罴咆我东，虎豹号我西，我后鬼长啸，我前狨又啼”、“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常恐死道路”、“山寒夜中泣”“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这些写的是路途的艰险。“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滴泪一身遥”、“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这些写的是兄弟骨肉相阻隔。“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永夜月同孤”、“孤舟一系故园心”、“远在剑南思洛阳”，这些写的是对故乡的萦怀与惦念。在杜甫的诗句里，就像在此前和此后所有的中国人心目中一样，故乡已经不是那种单纯意义上的故乡，不是简单的地理概念，而是一种非常抽象的心灵概念。是皈依，是彼岸，是终其一生的托命之地。当所有的依靠都失去之后，唯一留下的，便是对依靠的强烈向往与祈求，是对那种托命之地的祈求。这时的杜甫当然也不是真实的杜甫，而是一个游荡在乱世、四处泣血哭号的孤魂野鬼。我们看看他笔下的那些句子：“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老魂招不得，归路恐长迷”、“吾衰将焉托，存殁再呜呼”、“狂走终奚适”、“漂梗无安地”。直到最后，杜甫躺在湘江中的那条小船上，临终前给湖南亲友的留别：“葛洪尸定解，许靖力难任。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我马上就要死去了，再没能力像早先那样，带着妻子儿女继续漂流，以找到一个更好的安身立命之处；家庭的计划、家人的归宿一筹莫展，永远只停留在口头上，无一项能落到实处，惶恐之余，怎不叫人摧肝断肠，泪流满面。作者言下显然留着这样的意思，希望亲友们能像早先一样，再次出面帮助料理他身后的一切，给这个多难的家庭以必要的安置，否则叫人如此能够瞑目。在杜甫诗中，像这样以一首诗题赠多人的，应该并不多见，可这时却连写了几首，另外如《舟中苦热遣怀奉呈杨中丞通简台省诸公》等。单靠哪一个人根本是不可能的，无论是亲友还是诸公。杜甫只能抱一种极侥幸的心理，尽量把乞求的这张网撒大些，撒开些，保不定其中总有一人两人有能力，也愿意站出来，为他的后事做点安排。
最敏感的心灵，最有痛感的人，却遭受最凄惨的流离生活，所有的倒霉事都让他摊上，所有的战争、苦难都集中到他头上，让他承受。似乎他与某种阴晦之气，与某种消极人生早就结下什么不解之缘，他的脚步走到哪里，兵火丧乱便如影随形跟到哪里，或者反过来说，是他把灾祸带到哪里。他在长安，长安乱了，到秦州，秦州陷落了，后来到成都、到绵州、梓州、阆州，直至后来到潭州、郴州、衡州，哪里都是乱糟糟一片。一个人的运气差到如此程度，如此富有偶然性戏剧性，时间一长不由不令人产生某种怪异之感，出现某种错觉或幻觉。以为眼前的一切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是谁在冥冥中事先安排好的。他的肩上一定会承担一些什么，他身上也一定会发生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这似乎是一个被选定的人。他并不代表自己一个人，而代表着一个族群、一片土地，代表着冥冥中那个不可动摇的意志。很显然，那个意志绝对非同一般，他选定谁，那么必定就是谁了，他的安排不可能有任何差错。杜甫没有辜负自己的使命，这是一位天生的诗者、天生的歌者，是眼前这片土地及土地上所有苦难的表达者。他走到哪里便写到哪里、唱到哪里，那诗句，那声音，根本不像来自杜甫本人，不是来自哪一处单一的个体，而是直接来自上苍，来自冥冥中的意志本身。这是一个超时空、超自然的存在。他已经不是简单地写诗。那是滔滔之水或汩汩之泉，从高天倾泻而下，从地底喷溅而出。叙所历、思朝廷、忧天下、悲祸乱、怀亲朋、念故乡，见到什么写什么，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口中所吟、笔下所写，始终诗作不断，实在让人不可思议。许多时候我这么读着，不止一次把书本推开，沉吟良久。我深深知道，人，肉体凡胎，本身是根本做不到那一点的。随便举个例子吧，杜甫“一岁四行役”，自秦州经同谷县入蜀，每天翻山越岭，在路途上颠簸不停。有时泥巴把整个人满身糊满，晒干后几乎成了一层铠甲，“白马为铁骊，小儿成老翁”，人形都几乎找不到了。若是我们一般人，身和神各方面早该累崩溃了，命且难保，哪还有心思提什么笔、作什么诗？可杜甫不这样，我们只看看这些诗的标题：发秦州、赤谷、铁堂峡、盐井、寒硖、法镜寺、青阳峡、龙门镇、石龛、积草岭、泥功山、凤凰台；到同谷喘一口气，然后再发同谷县，经木皮岭、白沙渡、水会渡、飞仙阁、五盘、龙门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到成都府，一路写过来。实在无法理解，他这些诗都是什么时候作出的，又写在哪里？读到后来，面前的这副病弱之躯早已从眼前消失，唯有诗句唯有歌声，脱离有形生命独自飞出，飘荡袅绕在天际，直到今天，仍响在我的耳畔。
六
傍晚时分，我们从明月山的栈道下来，由导游领着，直接来到这个叫温汤的集镇。接连几天，我们一直以为自己住的地方就是温汤镇，此时才知错了。我们所在只是角落里的一个宾馆区，或说叫度假村，与真正的镇子还隔了不远的距离。镇子明显不小，旅游车穿过一条街道又一条街道，拐过来拐过去，还从不同的方位接近过一条并不很窄的河流。深冬的河面水位很低，人工砌成的河床及河床上的所有淤积多半裸露在外。有时车子会从桥上驶过去，有时到了河边，转个弯又退回，如此反复几次。我不能断定那是不是同一条河。如果是，为什么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如果不是，那么这小镇到底又有多少条河多少座桥。停车场到了，导游又把我们带到一条河边。当然眼前的河绝不是刚才车子反复驶过的那条，这条河更窄，蓄满了水，两岸更挤满了人。我们从河面蓄水坝上的水泥跳石走过，来到人丛当中。不能肯定这挤的都是些什么人，应该同我们一样，都是些游客吧。人们多半坐在什么木椅或水泥椅上，每人面前放一只木桶，将裤脚高高挽起，伸了两腿到桶里去洗。也有人站在一旁，看他们洗。当然还有不少的小摊小贩们，手揽着各种零物，在人群里兜售。我们随着人流，哪里热闹便往哪里流过去。这么流过一会，流不动了。原来遇到阻力，我们已挤到了温泉的泉眼跟前。
对所谓温泉，我一点也不陌生。自小生活在深山中的温泉之乡，基本就泡着温泉水长大，因此对眼前所见，不只没什么稀奇，且不由露出几分不屑。水面不到我老家村子上那口泉池的五分之一，一丈来长，五六尺宽，陷在河边的一处低地上，四周用条石一层比一层大地码好。码了几层之后，接着出现一个较宽的平台。平台之上，再用条石圈着往上码，整个呈现出一个漏斗形，我们站在高处，就像站在城市体育馆的看台之上了。沿着泉眼，蹲伏着不少人，手持木勺或塑料勺不停地往外舀水，倒进身后的木桶里，然后提起，嘀嘀嗒嗒顺台阶往上走。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些提水之人了，正给外面的洗脚木桶添水吧。有同伴递了一只熟鸭蛋给我，说是当地特产，用温泉的水泡制而成，又用温泉水煮熟的。我以为是咸蛋，剥开看看，原来是皮蛋，颜色与味道的确与一般的皮蛋大异。我找到垃圾箱把蛋壳扔了，同伴那边又有新动静，原来已有人忍不住，提议洗脚。话语一出众人响应，纷纷捋起裤管，加入到洗脚的行列。只我独自无聊地呆站，过一会，犹疑着四处看看。没等我把内心的意思表达出来，早有人上前热情邀请，拉扯着到一处坐下。叭，随着一只木桶摆到面前。叭叭，特制的塑料面袋抖开，将木桶铺好。然后倒水，递毛巾，添水。
我紧低着头，将脚深深浸入水深处，渐渐看到皮肤颜色变深、变红，身子随着舒坦起来，关节什么地方发出窸窸窣窣松弛之声。身边的同伴身子伏得更低，分明也同样在享受着。就这时，我发现自己身上什么地方，哪块肌肉，或心脏哪里，突然用力拉扯了一下，扯得我整个胸腔发虚、发痛，不由直吸冷气。应该说，我看到了什么极其可怕的东西。再次抬头来回张望，没有呀，什么特别的东西也没看到。左右两边都是挤挤挨挨一心一意洗脚的人。可我刚才分明看到了什么。为准确起见，我干脆手扶桶柄，慢慢让自己的身子站了起来。我先把目光放远，然后缓缓收回来，直收到眼前，到身边。然后再从身边往远推，一个人一个人地分辨。仍没有觉察有何不同之处，一排又一排的露天木椅木凳上，坐满如我这样的游客，每人守着面前的一只木桶，脚泡得通红，面呈陶醉、安宁之色。“孤魂野鬼”，突然一个词冒了出来，是从内心冒出的词。我迟疑着，想仔细琢磨出这个词所表达的具体意思。这是我近些天读杜甫诗时，常常萦绕在口边的一个词，它所表达的，是我对杜甫诗的一个大概印象，或者说，是我对杜甫心境及心灵的一种总结，现在怎么莫名其妙冒出来了？我的意思莫非是说，眼前这些人，这些坐在一起洗脚的人，我，我们，与杜甫有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我们跟杜甫一样，都是些“孤魂野鬼”？怎么可能？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幅多么安宁平和的生活场景，与杜甫所经历的那种颠沛流离哪能扯得上半点？近些日子，我想我是不是读杜甫读得太多，进也杜甫出也杜甫，神经大概都弄出些问题了吧。
坐在回程的车上，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想“孤魂野鬼”这个词。直到夜里，独自一人坐在床头，对着这本《钱注杜诗》，面前仍一遍遍呈现下午见过的那场面，那坐在一起洗脚的一排排木椅，椅上所坐的一个个人。我知道没错的，第一感觉非常准确，这都是一些“孤魂野鬼”。别看表面安宁、平静，可我正是从这片安宁之中，看出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看出深处的紧张、惶恐、无依靠。不妨想想吧，大家不远千里万里，跑到山角落这个叫温汤的地方来干什么，真相信这一桶水能对身体起什么作用吗？那不可能。除非是傻瓜，除非心理不正常。可是毋庸讳言，那一刻当我们把裤管挽得高高，两脚浸在桶中，我们真的相信了。我们信桶里的那点水。我们什么都信。作为一个人，本性决定，本能决定，我们必须信点什么。可我们真的没有任何可信的东西。我们找不到任何抓扯的东西。于是便见什么信什么。见一桶水都深信如此。不只当时这些洗脚的人，还有早上在地下餐厅聚集的人，在栈道上看到的人，在山顶坐电动车的人，以及挤满所有风景区的游人。我们都是“孤魂野鬼”，我们身形漂浮，神态恍惚，在各自的视线所及之处寻寻觅觅，企图能找到一点可以比较结实的东西，可以抓扯、可以依靠的东西。我们尽情享受着自己的生命，陶醉于所有能够陶醉的每一瞬间。我们的惶恐之感其实比杜甫更深、更大、更无边际。在杜甫的时代，还有具体的生活目标，每天都得考虑如何活下去，都得为温饱奔走。可现在这些都不用考虑，于是便得考虑到这些东西背后的东西，必须直接面对生存背后的东西，面对本质的东西。惶恐当然会更大、更深，无依感更强、更内在，也就更无法摆脱。我们到哪里也搁不下属于自己的那副身心。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没意识到这些，我们只能被动地为内心中的东西所催逼，盲目出走，四处漫游。我们在泉水边的木椅上整整齐齐坐着，把裤管挽得高高，两脚浸在温水中。我们在栈道上踽踽独行，在地下餐厅中相互缠绕，以麋集的方式，以蚁聚的方式，或者说，像什么行为艺术那样的方式，尽情表达着各自内心的无靠、无告与仓皇。具体说，杜甫只用面对自己每天的生活，那所谓的故乡、所谓的家国天下，可我们，面对的却是生命后面那层令人头晕的黑暗与神秘、颤抖与战栗。
七
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曾将杜甫与黄庭坚加以比较，认为前者的许多诗后者也能写出来，但像《壮游》《北征》等，黄庭坚怎么也写不出。“莫自使眼枯，收汝纵横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样的句子黄庭坚写不出来。我个人认为，张戒这里只说对了一半，其实许多诗句，并不是哪个人写出来的，而是冥冥中有一个谁，让你写出来的。天意如此，许多句子已经摆在那里，只用你上前捡拾而已。像张戒上面讲到的那些篇章，不只黄庭坚写不出来，即使杜甫自己，假如没有经历如许心灵痛苦，那种大悲伤、大苦难，也肯定写不出来。我始终相信，人类历史上肯定有一种使命性的诗人存在。像杜甫，许多时候说他处于一种半神半人状态，应该是不错的。
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半神半人，应该也是不错的。杜甫诗云：“仰看云中雁，禽鸟亦有行。”鸟兽都有各自的秩序、各自的归宿，各自的支撑与依靠，人类当然更有，每个人都有。只是我们一时不知道而已。我们不知各自归向哪里。我们不知，但我们满身都是知的冲动。我们有作诗，有歌吟的欲望。吟出没有时的焦虑与企望。即便不能唱，只能麻木地倚在那里，挽高裤管对着一只木桶无声呆坐。但无声也是一种方式，呆坐也是一种方式。或者是更形象更直接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方式，如同某种行为艺术那样的方式，有力地诉说着自己的凄怆与绝望，与祈求。
《钟山》2016年第2期
对杜甫的评价太多了，小说家丁伯刚在山中翻阅杜诗，既没有想着对杜甫作全面的考察，更没有想过要对他的诗艺来一番头头是道的甄别。丁伯刚的读，更多是一个小说家，隔着几百年的历史，感同身受着一代诗圣的生活境遇，于是，杜甫在他的心中有了多重形象：“孤魂野鬼”、“半神半人”、“他是一位天生的诗者、天生的歌者，是眼前这片土地及土地上所有苦难的表达者。”我更喜欢的也不是这些思考和判断，而是作为小说家的他，在阅读的过程中，旁枝斜逸，精幽细微地描画了一段安静的山野生活。
注释
[1]《石壁立西江——中国三峡工程决策建设实录》，张立先著，长江出版社2010年版，第373页。
[2]《追寻黄万里·代序》，赵诚编著，书海出版社2004年版。
[3]《春梦秋云录——浮生散记》，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0年版，第386页。《春梦秋云录》2000年再版时，经作者修订收入《世纪梦圆与终生遗憾》一文，后附录谈到与李锐之间的交往。
[4]《龙胆紫集续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98页。
[5]《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田方、林发棠等主编，湖南科技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6]《石壁立西江——中国三峡工程决策建设实录》，张立先著，长江出版社2010年版，第27章，“三峡走来了李锐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