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来电影的日子，通常是在冬季。
这时节，田野里清清爽爽了，目光放远，可以看到山那边人家升起的炊烟，还可以看到山那边的天空上，悠闲地悬浮着的白云。没有了山梁上的庄稼和茂密树丛的遮挡，马嘶驴叫的声音也就传得格外远。如果是下雪天，山中的许多声音恰好被积雪吸尽了，留下一片寂静。山那边一群女人饱满而膨胀的笑声，就会顺着皑皑白雪的山脊滑落过来，引得山这边的男人痴呆半晌，无端地骂一句：日他娘的！
冬日里的男人和女人，把日子过得有些滋味了。粮囤难得的丰盈，生产队里要做的，也都是一些吊儿郎当的农活了，不必再像牛像驴一样，不间歇地在田间劳作，匆忙得透不过气来。有了喘息，力气就生长得过剩，黑夜里夫妻合作，把忙季里荒废的功课，都补齐了。有了喘息，想像力也出奇地好，平日里不及想的浪漫事情，这时节都想起来了，于是也便有了城里人常有的烦恼和伤感，静静地走路或是闲静地坐着，冷不丁地要扯开嗓子唱几句吕剧：
前方上好消息连连不断，
真叫我一阵阵喜在心间。
只盼望把敌人消灭干净，
六兄弟立大功早把家还。
眼看着秋风起天气要变，
做一件新夹袄等他来穿。
…………
当然，最快乐的还是那些半大孩子们了，他们不再被大人们指派着去打猪草，去捡麦穗，去守牛放羊，去上树摘果下河摸鱼……上学之外的大块时光，都用在雪地和冰河上了，给疯长的少年岁月，总算留下了一些甘甜的回忆。
电影就是这个空当，才会来到乡村。
有了电影，乡村的这个冬季才算完整的。
一个冬季，乡村能有三两场电影，村人们已经很满足了。然而这个冬季，我们釜甑村却放了八场电影，让邻村人羡慕得骂娘，说，咋弄的？好像电影是他们村的干儿子！
说起来很简单，按照人民公社的指示，釜甑村西边的三十亩河滩，要在今冬变成良田，公社的牟副书记到村中蹲点，指挥全村男女老少“斗严寒，战河滩”。牟副书记在村干部的动员大会上，慷慨激昂了小半天，歇息下来，向村干部说，他娘的，你们谁还有啥想法、啥困难、啥他娘的稀松一裤裆，都提出来！
村妇女主任大奶子就把手高举过头顶，说：书记，我有哩书记。
牟副书记一看是大奶子，声音就软了，说：你有？你有啥？
下面有个很不严肃的村干部，在妇女主任大奶子身后，轻声说，她有大奶子呗。
妇女主任大奶子听清了身后人的胡言乱语，扭了脖子白一眼，仍旧认真地对牟副书记说，斗严寒，战河滩，俺不怕，妇女姐妹都不怕，只要能给俺村放场电影……
牟副书记一拍大腿，说，电影？这好说，他娘的我让公社电影队来放，每个星期六晚上放一场，你们可都要给我提起精神鼓足干劲让三十亩河滩一个冬天变良田！
妇女主任的名字叫什么什么花，我们爹娘背后都叫她大奶子，因为顺口又好记忆，孩子们也就跟着叫了。大奶子三十四五岁，还留着一根大辫子，前几年在戏台上扮演过李铁梅，高举红灯打豺狼，大辫子一甩大胸脯一挺，台下就是一片叫好声。后来听街头的婆娘们嘀咕，这牟副书记早先就跟大奶子有勾搭，让电影队来，全都是顺应了大奶子。婆娘们嘀咕这些事情的时候，都一脸的痛苦和愤怒，好像牟副书记摸的是她们的奶子。我们这些小孩子不管牟副书记跟大奶子怎么勾搭，只要让我们有电影看，他们爱怎么勾搭就怎么勾搭吧。
大奶子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男孩叫喜子，十一岁，跟我一起上四年级，女孩叫菊，九岁，在二年级。
这个星期六的早晨，喜子走进教室，就朝我们几个清扫卫生的同学嚷嚷，哎哎--知道么？今天夜黑有电影，你们猜啥电影？
我们都丢下了扫把和水桶，要围住他问个究竟，他却兔子似的绕着一排排桌子逃窜，挣脱了我们的前后围堵，嘴里始终说，你们猜，你们猜--
也真怪，每次电影队到乡村放电影，放映的片名绝对保密，让人们相互打听胡乱猜测，让姑娘孩子们跟随放映员的屁股后面转悠，打量放映员的那张装模作样的脸，一直等到银幕上打出了片名的时候，幕前眼巴巴瞅着的一群人，才会情不自禁地发出快意的一声喊，哦哦--。这些叫声，正是放映员需要的，放映员听了很受用。喜子提前知道了放映的片名，一定是牟副书记告诉他娘大奶子的。喜子不停地奔跑着，担心被我们围住了，从他怀里把这点儿好消息都抢了去，他还要去向那些刚走来的同学嚷嚷，炫耀他消息的灵通。
捉是捉不住他了，我就说，你胡咧咧，听你娘大奶子说的吧？
喜子终于站住了，眼珠子一鼓一鼓的，说，你娘才大奶子哩！
几个同学就笑，把喜子那点儿精神劲儿笑蔫了。
喜子虽与我同岁，长得却瘦小，矮我一个头，跟我摔跤总摔不赢，所以遭受了我的奚落，就只有落在座位上生闷气。这时候我再靠近他，说你看你，小心眼，以后不想跟我玩了？让我帮你做滑冰车呢，不做了？喜子就一脸的委屈，说道，谁说不一起玩了？我说的吗？我说的吗？
他嚷着，一脸的公理了。
我就小声问，啥电影？我敢说《渡江侦察记》，要不就是《南征北战》，对不对？
喜子仰起头说，就不是，是《闪闪的红星》。
我跳起来对着很多同学喊，哦--《闪闪的红星》！
同学们惊喜的目光，都投到了我身上，喜子闷闷地坐在那里，自言自语地说，是我告诉他的，是我告诉他的。
我是不管喜子的失落了，我痛痛快快地把《闪闪的红星》传遍了小学校的每个班级，结果课余时间，就有很多别的班级的同学，围在我身边，想打探更多的消息，有一个五年级的大同学，还送给我一个多棱镜。
我能告诉他的就是，今天夜黑的电影，肯定是《闪闪的红星》。
喜子看着我手里的多棱镜，翻着白眼说，它应该是我的。
村里放电影的场地，一直是在村西一片空地上，把一块皱巴巴的白帆布的四个角，扯到空地边的两棵杨树间，就停当了。
场地是固定的，架设放映机的位置也是固定的，那里有两块大石板，放映机就搁置在石板上。没有电影的日子里，两块石板就落寞地躺在那里，没有人理睬它。但我从它身边走过的时候，总要过去坐一屁股，因为到了有电影的时候，就很难再接近它了。这个位置，是场地的中心，放映员要在放映机前方，留出银幕那么大的空当，给他的亲朋好友。再向前扩一圈的地方，大都被村书记的一家，还有村里几个蛮横的人所占领。再再向前扩一圈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些孩子去抢占的最好位置了。
村里放电影都选择在星期六的晚上，这样学校星期六的中午放学后，下午和第二天就可以休课了。上午最后一节课，我们的易老师也接到了晚上放电影的通知，她知道我们都盼着早放学，去抢占位置，就在课堂上说，你们的心是不是都跑了？给我竖直了驴耳朵，好好听课，要不就别想让我早放学。
我们一个个都坐直了身子，眼睛盯着黑板，可我们的心已经飞出了教室。我听到一年级放学了，学生们喊叫着朝村西的电影场地上奔跑，说快去占位置了！快去占位置了！接着，我又听到了五年级也放学了，他们像一群小骡驹一样从我们教室门前呼隆隆跑过，可我们班的易老师还在没完没了地讲课。讲什么呀讲？你就是把唾沫星喷光了，把嗓子喊哑了，一个字也塞不进我耳朵里。
结果我们四年级是最后一个放学的，我们挎上书包从教室里出来，撒丫子朝放电影的场地奔跑，可跑断了腿也没用，其他年级的学生已经把最好的位置抢占光了，他们用红色的、蓝色的、白色的粉笔，用树棍棍和瓦片片，画出了一个个的长方形和正方形，里面写上了名字，李二屁、易山崎、王郎当、赵翠香……然后都去远处的河滩上，忙着搬运石头，搭建石凳子，一百多个书包丢在画好的框框里，横七竖八地躺着无人照料了。西边的河滩上，到处红旗招展，我们的爹娘们都在那里奋战河滩，隐约可以听到号子声和拖拉机的轰鸣声。
放映机前面的位置没有了，我就想跑到后面去画框框，但后面正中的位置也没有了，四下瞅了瞅，看到偏边的地方，还剩下一块不太规则的空当，我就尽快用粉笔圈了下来。
这时候，我发现喜子的妹妹菊，从远处搬着两块砖头，走进我身边的那个框框内，然后朝刚刚跑来的喜子喊，哥，在这里、这里呢。喜子呼哧呼哧跑过来，看了看他妹妹占领的位置，有些不太满意，说，操，你就占了这块地方？
菊委屈地站在那里，小脸儿红扑扑的，说，连这块地方差一点儿都没了，我们二年级也放学晚了……
喜子扭头看到了我，然后又看到我地上画的那个框框，似乎得到了心理平衡，对我说，咱老师成心放学晚，让我们占不到好地方了。
我说，就是，咱老师跟她爹一样，二愣子！
喜子跟着说，真是个二愣子！
我们易老师的爹，是村里的民兵连长，虽然他那杆半自动步枪整天锁在仓库里，可他走起路来，两条胳膊一甩一甩的，横竖占了半条街，看人也总是凶着眼，好像随时都可以“砰”地一枪把你崩了。恨归恨他，可我们见了他还要远远躲着走。
我和喜子都骂了易老师，应该算是一个战壕里的人了，我就趁机跟喜子商量，说喜子，你家用不完那么大的地方，我朝里面挪一挪吧？
喜子忙摇头，说他们家用这块地方都紧巴，他们的舅舅、姨妈都要来。我就跟他数人数，看看谁家的亲戚多。我们村有电影，附近的五六个村子的人，早早地吃罢晚饭，也跑来看，远的有六七里路，等到他们赶来的时候，场地上坐满了黑压压的一片人，电影就要开始了，他们当然没有座位，就站在场地四周，抻了脖子看，常常为了站稳一块好地方，拥来挤去的。在我们村里有亲友的人，自然要投亲靠友了，因为不知道亲友的位置，就对场内黑压压的一片人，大呼小叫了：
喂--毛蛋蛋--我是你大舅！
王小四--四狗子哎--你在哪里？
牛牛--孙解放家的牛牛--我是你干爹！
……
场地内就有一个个回应的声音，喊着他们的大舅、干爹，高举了某种标识，导引场外的人进入他们预先留好的位置上。
我们家的亲戚要比喜子家多一倍，我一个一个数给喜子听了。我爹是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叔叔和四个姑姑，三个姑姑已经出嫁了，都在附近的村庄，只剩下21岁小姑姑，还没找到婆家。这个小姑姑长得好看，她找婆家就很挑剔，找一个丢一个，到后来那些媒婆都不敢登门给她提亲了。我娘当然希望小姑姑早些嫁出去，对于小姑姑的挑剔，就很不满意，常常在小姑姑的背后，对我爹说，你这个妹，以为自己是仙女，要找天上的牛郎了！爹就“哼”一声，似乎也觉得小姑姑太心高了。我娘那边，还有两个舅舅和一个姨妈，也都在附近的村庄。有时候，这些亲戚都来看电影，有二十多人，我们家的长凳子短凳子都搬出来，还不够用，经常要把那个木猪槽也扛到场地来。这么多人，我画出的框框肯定框不赢他们。
喜子却说，我不管，谁叫你家那么多亲戚？
我装出很气愤的样子说，好、好，喜子，你以后别再搭理我。
喜子说，不搭理就不搭理，你那个多棱镜应该是我的呢。
我终于明白了，他还惦着别人送我的多棱镜。滚他奶奶一边去吧，我才不会把多棱镜送给他哩！
尽管大家都在自己抢占的地盘上，写下了名字，但谁都不敢不吭不哈地离开。用粉笔画出的分界线和写在地上的名字，很容易就被擦掉了，尤其你周边的人，总想趁机蹭你个一尺半尺的，所以到了午饭时间，回去吃饭的孩子，就要对自己相好的伙伴说，你先帮我看守着，等我回来！回去的这个，就兔子一样去了，放了个屁的工夫，必定赶回来，手里捏着半块玉米面饼子，或者一手抓住两块红薯，走着吃着，对留守的这个说，你回吧，我来看。
我其实也可以找别人看守一会儿，自己跑回家吃饭，可我心里有算盘，想朝喜子那边挪一挪。我就一直等着喜子离开。喜子似乎看透了我的主意，先打发他妹妹菊回去吃饭了，自己留下看守着。等到菊回来，他见我仍不走，就叮嘱菊说，哪儿也别跑，就坐在这儿，别叫人侵占了咱们的地方，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喜子说着，看了我一眼，那意思很明显了，就是要防范我混水摸鱼。
菊很听话，喜子走了后，她就一声不吭地坐在自己的场地里，随手捡了几个石子，在那里抛来抛去。再后来，她站起来四下张望，我以为她要走开了，她却从兜里掏出了一个毽子，扑棱扑棱地踢着，两根小辫子也就跟着舞来荡去，活泼得像刚出水的鱼。我是没办法了，就只好坐在石块上熬着，要慢慢地把菊的力气耗完才行。菊终于有些累了，停下来，可这时候喜子从远处回来了，一个肩膀上扛了一条长木凳子，老远就对菊喊，快来接我一下，一点儿眼色没有！
菊就慌慌迎上去，从喜子肩上摘下一条长木凳，却并没有抓住凳子的中心，身子就失去了平衡，歪歪扭扭地走路。我跑上去，帮菊抬了长凳子的一个角，菊就说，谢谢小东哥。我赶忙很正经地说，不用谢，菊，你都放给我。
我把长凳子给菊扛了过去，喜子看了看我，脸上的警惕还在，对菊说，凳子不够，我还回去扛，你看好地方。
喜子又跑回家了，他来来往往四次，大大小小扛了八个凳子，才歇息下来。
到了后半下午，放映员在村里一个电工的帮助下，把放映机驮到了场地中央。场地上就欢呼雀跃，孩子们都围拢上去打量放映员，看他的嘴如何吹出了美妙的口哨，看他的眉毛如何一眨一眨的，看他的手和脚如何动作，一切在别人身上看来都极平常的耳鼻嘴眼，安放在了放映员身上就那么值得观望了。放映员有些烦躁，大声喊叫，一边去一边去，有啥好看的？看到眼里抠不出来了！
围拢上去的孩子，就退潮般地向后闪开，但不多久又拥上去，把放映员围得水泄不通。放映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带着一顶有耳朵的方形棉帽，棉帽的两个耳朵既不放下来，也不挽上去，就那么向两边支棱着，身子动的时候，两个支棱着的棉耳朵，也就忽悠忽悠地波动，很派头、很神气、很有力、很飘洒，总之让我看了满心羡慕，引发了我对未来的想像，把做一个放映员当作自己将来最美好的理想了。
架设好了放映机，放映员拿出了白帆布银幕，对一群孩子说，谁能爬树？挂幕去。
立即就有十几个孩子，争先恐后要去效力，动作利索的，已经跑向了前面的两棵杨树，猴子样蹿上了上去，低头对下面的孩子嚷，绳子--把绳子抛给我！下面的孩子就抓了银幕上角的绳子，用力甩上去。也有因为自己动作慢了，没能上树显摆的孩子，嫉妒地抓起地上的小石子，朝树上的那个掷去，击中了屁股蛋子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招引来一片嘻笑。
银幕很快就扯在两棵树间了，放映员接下来就开始拉扯电线。村里没有电，要靠一台12马力的小发电机发电。发电机放在场地远处的一间破仓库内，从放映机那儿把电线扯到仓库，有一百多米远。这时候，我听到小姑姑喊我，她叫，小东子--回家吃饭，啥时候了还不回去吃饭？
我就说，抢占地方呢，你来，咋空手？不扛条凳子来？
小姑姑朝我站立的地方走过来，说，我看看你占了块啥宝贝地方，忙得不吃饭？哦哦，就这地方呀？偏到西伯利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