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1911—1942），原名张廼莹，笔名萧红，悄吟，玲玲，田娣。民国女作家，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
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幼年丧母，童年时代的萧红就懂得自立。她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社会，在民族危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的经历以及一次次与命运的搏击。她的一生从不向命运低头，在与苦难挣扎、抗争的一生中，直接影响其命运并引导她开始文学创作的是萧军，他走进了她的生活，两人共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1934年到上海，与鲁迅相识，同年完成长篇小说《生死场》，次年在鲁迅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萧红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生死场》是最早反映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生活和斗争的作品之一，引起当时文坛极大重视。鲁迅为之作序，并给予热情鼓励。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后应李公朴之邀到山西临汾，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1940年去香港，1942年去世。
在她短暂的31年人生中，先后与萧军、端木蕻良产生过感情，然而这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却有着极高写作天赋的作家，在去世时仍旧孑然一身。
萧红带有左翼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还有一部长篇小说《马伯乐》，但质量不高。她更有成就的作品是写于香港的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及一系列回忆故乡的中短篇小说，如《牛车上》、《小城三月》。其中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被香港“亚洲文坛”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第九位。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中篇小说：《麦场》（现名为《生死场》）、《马伯乐》。短篇小说：《三个无聊人》、《王阿嫂的死》、《后花园、祖父和我》。散文：《天空的点缀》、《失眠之夜》、《在东京》、《火线外二章：窗边、小生命和战士》、《饿》、《回忆鲁迅先生》、《桥》。
萧红幼年丧母，父亲冷酷暴戾，再婚后基本上对她不闻不问。
萧红自小就缺乏父母的关爱。在寂寞的童年里，只有年迈的祖父给她疼爱和温暖，令萧红忘却了父亲的冷漠和母亲的刁难，让她感到一些人间的温情。她和祖父之间的感情是十分深厚的，她依恋祖父，跟他学习《千家诗》，以慰藉祖父失去祖母的悲苦。他们互相依恋，互相安慰，度过了很美好的一段时光。萧红能进学校读书，也得力祖父的支持。所以萧红对祖父身怀思念。
萧红的祖父是一个慈祥的老人，他慈爱、宽容、仁厚，由于有了祖父的关爱，萧红童年虽然寂寞，却依然有温情有快乐，以至于萧红“觉得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所以她与祖父一天到晚寸步不离。祖父一天到晚都在后花园里边劳作，于是萧红也总跟着祖父在后花园里玩乐。家里的后花园给萧红的童年增添了无数欢乐，锄草，吃黄瓜，捉蜻蜓，采花，捉蚱蚂，浇菜，玩累了用草帽遮一遮，睡上一觉，一切对她来说都是非常美好的。这些在她自己的文章中就能体现出来。
1927年秋，萧红考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现为哈尔滨市萧红中学）。在这里，萧红除喜欢绘画外，还广泛阅读中外文学作品，校刊上发表过她署名悄吟的抒情诗。1927年冬，哈尔滨学生联合会组织反对日本在东北修筑铁路的游行，学生们情绪高昂，纷纷请愿。萧红在这一抗日爱国运动中表现得坚定勇敢，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面。
1930年的春天，萧红唯一可以依赖的祖父去世。接着她的父亲听信了她继母的话，为她寻定了一门亲事。这人家姓汪，是当地的大地主兼富商。儿子是个浪荡公子，萧红对此很不满意，于1931年逃到北京，入女师大附属中学读书。她的未婚夫汪某竟也追至北京，汪也在北京入学，使尽手段讨好萧红，同时汪还答应供给萧红上学的学费，在汪百般纠缠和欺骗下，萧红同汪某回到哈尔滨，并在旅馆中同居。在欠下了600余元债务后，汪某托辞回家取钱，把萧红作为人质留在旅馆，结果他一去而不返。
1932年的夏季，流浪在哈尔滨的萧军正在为一家私人经营的报纸——《国际协报》撰写一些零星小稿，一天报社的副刊主编老斐收到了萧红的来信，当然这是一封凄切动人的求助信。老斐立刻与萧军商量怎样去探看一下。于是，在一天的傍晚，萧军来到了萧红被困的旅馆。因为萧军是以报馆编辑的名义来的，旅馆方还不能不让萧军见萧红。
两次敲门后，打开的两扇门中间萧红怯生生地出现了，她整身只穿了一件褪了色的蓝长衫，“开气”有一边已裂开到膝盖上了，小腿和脚是光赤着的，最让萧军惊讶的是萧红的散发中间已经有了明显的白发，接着就是萧红那怀有身孕的体形，好像不久就可能临产了……
经过一番坦率的谈话，他们开始放松了起初的拘谨，在萧军起身要走时，萧红要求萧军再坐下谈谈，迟疑中的萧军又坐了下来，萧红坦率、流畅而快速地向萧军述说了自己过去的人生历程及目前的处境，萧军静静地听着，在萧红述说的过程中，无意间萧军发现散落在床上的几张信纸，便顺手拿过来看了一下，这一眼却是成就他们爱情的关键一眼。那几张纸上面画有一些图案式的花纹和一些字迹，还有仿照魏碑体的几个较大的字，萧军问她画与字出自于什么人的手，萧红回答他是自己无聊时干的，并且从床上寻到一段约有一寸长短的紫色铅笔头举给萧军看。接着萧军又指着那些诗句询问，萧红被问得不好意思起来，局促中承认也是自己写的。
那些美丽的图画、美丽的魏碑字体、美丽的诗句深深地打动了萧军年轻的心，萧军似乎感到世界都变了，他认为出现在他面前的萧红是他此前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她最开始给他的印象全都消泯了，这是一个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
萧军决定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去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这就是萧军与萧红由于偶然相遇，偶然相知，偶然结合的一段“偶然姻缘”。
萧军设法救出了萧红，并与她同居在哈尔滨。年终，萧红写出了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这是她正式从事文学写作的开始。
1934年萧红与萧军赴青岛，萧军在青岛的一家报社任副刊主编以维持生活，萧红此间写完了《生死场》，萧军继续写他的《八月的乡村》，同年两人同去上海，见到鲁迅先生。并在鲁迅先生的指导下进行创作。在鲁迅的帮助下，两人的小说《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得以先后出版。
1937年8月上海抗战爆发后，萧红与萧军去了武汉，和胡风、聂绀弩等共办《七月》文艺月刊。11月，萧红与萧军被国民党特务拘捕至当地公安分局。后经董必武营救被释。之后萧红、萧军、聂绀弩、艾青等一些热血青年应邀去山西临汾萧红与萧军“民族革命大学”任教。
1938年2月间，由于日军准备进攻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准备撤退。这时候的萧红和萧军开始在前进的道路上公开发生了分歧，萧军决心留下和学校一同撤退，必要时准备和学生一道去打游击战；而萧红则主张继续从事写作。结果萧军留在了临汾，萧红随同当时丁玲所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乘火车去了西安。这一别致使两个人的婚姻生活从此结束。
萧红与萧军在临汾分手时，表面上都当做一种暂别。当时大家都想去运城玩玩，只有萧军的兴趣不高，独自留下来。在分别的当晚，萧军送萧红、聂绀弩、丁玲、塞克、端木蕻良到车站，快开车的时候，萧军对聂绀弩说要到五台去打仗，但是让聂不要告诉萧红，他嘱咐聂绀弩说：“萧红和你最好，你要照顾她，她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的。
”还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如果她不先和我分手，我们永远是夫妇，我决不先抛弃她！”然而，这时，一个人的出现最终还是让萧军与萧红彻底分手了！这个人就是端木蕻良。
一天晚上，萧红与聂绀弩走在西安的小路上，萧红一边走一边用手里的小竹棍儿敲着路边的电线杆子和街树，心神不宁地对聂绀弩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在谈了很多很多之后，萧红说有一件事要拜托聂绀弩，她举起了那个小竹棍，这个小竹棍是萧红在杭州买的，带着已经一年了，她对聂绀弩说：“今天，端木要我送给他，我答应明天再讲。明天我打算放在箱子里，却对他说是送给你了，如果他问你就承认有这回事行吗？”聂绀弩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她。在聂绀弩看来萧红是讨厌端木蕻良的，她常说端木蕻良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的。不过聂绀弩也发现了这几天，端木蕻良没有放过每一个接近萧红的机会，聂绀弩想起了萧军的嘱托，就说了一些暗示萧红的话。
此后，聂绀弩与丁玲忙于办理去延安的事宜，没有时间接触萧红，临别时在路上遇到萧红，萧红坚决要请聂绀弩吃饭。在吃饭的时候，聂绀弩又一次邀请萧红去延安，他告诉萧红在延安或许可以见到萧军，萧红肯定地说：“不会的，他的性格不会去，我猜他到别的什么地方打游击去了。”出了饭馆之后，萧红突然对聂绀弩说：“要是我有事情对不住你，你肯原谅我吗？”“那个小竹棍，刚才我已经送给端木了。”聂绀弩感到这是一个不好的预兆，就说：“你没有说已先送给我了吗？”“说过，他坏，他晓得我说谎。
”聂绀弩听出了她那声音在发颤，分手时聂绀弩提醒她：“萧红姐，你是《生死场》的作者，你要想到自己在文学上的地位，你要向上飞，飞得越高越远越好……”半个月后，萧军在去五台山的中途折到延安，碰到聂绀弩、丁玲，他们一同回到西安，一到住处，萧红和端木蕻良一同从丁玲的房里出来，一看见萧军，两个人都愣住了一下。接着端木蕻良就过来和萧军拥抱，但神色一望而知，含着畏惧与惭愧。接着又好像掩饰什么似的拿起刷子给聂绀弩刷衣服上的尘土，不敢抬头地说着“辛苦了！”聂绀弩好像感觉到他是在向自己求救。聂绀弩在他回忆萧红的文章里写道：“我知道，比看见一切还要清楚地知道：那大鹏金翅鸟，被她的自我牺牲精神所累，从天空，一个筋斗，栽到‘奴隶的死所’上了！”正当萧军洗除着头脸上沾满的尘土时，萧红在一边微笑着对萧军说：“三郎——我们永远分开吧！”“好。”萧军一面擦洗着头和脸，一面平静地回答着她，接着萧红很快地就走了出去……屋子里还有另外几个人，气氛很宁静，谁也不说一句话。萧红与萧军的爱情就在这样没有任何废话和纠纷的情况下永远“诀别”了。
与萧军分手后，萧红随端木蕻良去了武汉，在武汉只住了几个月便又只身去重庆，那时她已怀了身孕。当时她曾经十分感伤地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1940年的春天，萧红与端木蕻良从重庆到香港。她想寻求一个安静的环境写长篇作品，于是开始写《马伯乐》和《呼兰河传》。两部作品都反映出她内心的苦闷和情绪的灰颓，前者看不到希望，后者充满了怀旧的情调，失去了她早期创作的光彩。
1941年春天，萧红与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在香港重逢。当年她们是在上海经鲁迅介绍认识的。用美国人的标准来衡量，萧红、端木蕻良那只有一间屋子的居室当然很狭小，加之看到被疾病折磨得瘦弱的萧红，史沫特莱感到很不安，她劝萧红赶快去玛丽医院疗养。史沫特莱回到美国后，把萧红的一篇散文译成英语，介绍给当时美国《亚细亚》月刊的主编，得以发表，之后她又及时将稿酬200元港币寄至香港大通银行，交萧红领取，可是收到通知单的萧红已经卧病在床。领取外汇需要办理一系列手续，此事只能由端木蕻良代为奔走。不巧第二天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手续尚未办完就中止了，萧红永远也没有拿到这笔救命的款子。
1933年3月，萧红在哈尔滨参加了中共党员金剑啸组织的赈灾画展，展出她的两幅粉笔画。同时，在萧军的影响下，萧红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1933年4月，她以悄吟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作品《弃儿》。
1933年5月21日，她写出第一部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作品通过描写王阿嫂一家的悲惨遭遇，愤怒地控诉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这篇小说发表以后，她便以悄吟作笔名陆续发表了《看风筝》、《腿上的绷带》、《太太与西瓜》、《小黑狗》、《中秋节》等小说和散文，从此踏上文学征程。
“牵牛坊”是画家冯咏秋的宅院，因院内种植牵牛花而得名，是位于道里水道街（今道里兆麟街）的一处平房。萧红、萧军经常到这里参加左翼文化人士的聚会，常来的还有罗峰、白朗、金剑啸、舒群等人。通过与他们接触，萧红开阔了眼界，增加了文学知识，而且还受到了一些共产党员爱国进步思想的影响。
萧红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与萧军、白朗、舒群等人在抗日演出团体“星星剧团”中担任演员，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由于引起敌伪特务机关注意，剧团于公演前解散。
1933年8月，长春《大同报》文艺周刊《夜哨》创刊，萧红作为主要撰稿人，在《夜哨》上发表了《两个青蛙》、《哑老人》、《夜风》、《清晨的马路上》、《八月天》等许多作品。
10月，萧红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在舒群等人的帮助下，自费在哈尔滨出版。萧红署名悄吟，萧军署名三郎。《跋涉》的出版，在东北引起了很大轰动，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也为萧红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跋涉》集中大部分作品揭露了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歌颂了人民的觉醒、抗争，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进步色彩，引起特务机关怀疑。为躲避迫害，萧红、萧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934年6月逃离哈尔滨，经大连乘船到达青岛。
两人到达青岛后，靠了舒群等朋友的帮助，在观象一路1号一所石块垒成的二层小楼里租了一间房子居住。这里地处海边，环境优美，左右两边都可以看到大海。那碧蓝的海水，起伏的群山，翠绿的树林，飘荡的船帆……都强烈地吸引着这两位渴望自由的青年，使他们常常暂时地忘却生活的贫困和烦恼，陶醉在美好的想象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