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被后汉军击退，但孟昶的对关中之地依旧是贼心不死，一直都在虎视眈眈。
在得到后周军在河东战场失利的消息之后，孟昶意识到这是个落井下石的好机会，于是立即派出大军攻打长安，欲夺关中之地。
可惜，他这一次挑错了对手，也挑错了时间。
柴荣不是刘知远，他可不会只是将敌军赶出国境就算了，他会让敌人一次性连本带利都还回来，契丹如是，后蜀也如是！
而且这个时间段他也挑错了，此时后周精兵云集京师，正准备随时发起一场大战。蜀军恰好在这个时间段来犯，朝廷连集结军队的时间都省了！
既然有敌军来犯，那就只能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将矛头转向后蜀了。哪怕柴荣对契丹人恨得咬牙切齿，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此时的后周并不具备两线作战的能力。
确定好了作战计划，接着就要确定领兵的人选了。
换做是平时，柴荣二话不说就会下令御驾亲征，自己的事还得自己亲自来办才放心！
可是今时不同往日，河东战局的失利让柴荣的威望大损，对四方藩镇的威慑力更是降至了低谷，不管是北边的契丹，还是南边的南唐、吴越都开始蠢蠢欲动了。
作为一位皇帝，尤其是像柴荣这样一个身处乱世的皇帝，战争只是他在这个时间段里相对重要的一项工作而已，他的身边每时每刻都发生着无数的大事。
就在不久前，由宰相李谷负责监筑的河堤，历经三十日终于完工了；而与此同时，忠武节度使王彦超与彰信节度使韩通率领军卒及民夫，疏浚了深州和冀州之间的胡卢河，后周的水患得以缓解。这些都是一件好事。
但不好的事也有很多，右屯卫将军薛训因“监雍兵仓，纵吏卒陪敛”被除名流放沙门岛；供奉官郝光庭在叶县巡检时“挟私断杀平民”被罚以“弃市”处决；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因“监纳厚取耗余”之罪，被勒令自尽......
但与柴荣接下来要做的事相比，这些全都是小事！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汴京，即以后的汴梁，现在是什么样子？
屋宇鳞次栉比，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商店、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一副盛世景象？
可惜那都是以后的景象，至少要到百年之后才能达到那样的繁华。
此时的汴京城，道路逼仄，拥挤不堪，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小县城，甚至连外城墙都没有！这也是为何当初耶律德光、刘知远、郭威能轻易的攻占汴京城这个一国之都。因为汴京城根本就无险可守！
汴京城的地理条件，注定了它不配成为一国之都。它四面旷野，一马平川，没有任何的天然屏障，只要有敌人渡过黄河，它就会直接暴露在敌人的刀枪之下。战国时期，孙膑的围魏救赵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汴京无险可守，攻之必下。更要命的是，后晋时期，北边的燕云十六州还被石敬瑭那个败类丢给了契丹，因此契丹的骑兵几乎可以长驱直入，直捣中原腹地，而汴京城此时唯一剩下的就只有黄河天险了。
黄河天险能挡得住契丹的骑兵部队吗？
答案是很悬！
历史证明，只要契丹人逼近黄河岸边，中原皇帝就必须要动起来，要么御驾亲征，要么仓惶南逃，如果继续待在汴京城里，那就只有死路一条，石重贵就是最好的例子！
汴京城在唐代以前从来没有当过任何朝代的国都，后梁的开国皇帝朱温之所以选择定都于此，那是因为他当时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李唐王朝传承二百余载，正统之名，深入人心，皇权虽衰败不堪，国祚却尚未断绝，当初朱温为了将唐昭宗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并大杀朝廷重臣，强拆长安宫室、房屋，还放火焚烧民宅，甚至不惜动用军队驱赶长安百姓迁往洛阳，途中大批百姓丧命，以至于尽失长安民心，经过此番折腾，长安已经不可能再成为他的国都了。
长安不行了，那就选洛阳吧，洛阳北靠黄河天堑，南有伊水和洛水环绕，西有函谷关，东有虎牢关，皆为天下之险关，当年秦国就是靠着这些关隘，独抗中原六国而安然无恙。
但是洛阳的土地并不肥沃，农作物产量少，难以供给国都庞大的人口和贵族。而且洛阳的四面八方都是朱温的敌人，河东李克用、凤翔李茂贞、西川王建、襄阳赵匡凝都是他的仇敌，没有半点讲和的可能，在洛阳定都，只会让朱温腹背受敌，处处挨打。
洛阳、长安，这两处中国古代的帝都名城都不行，那就只能回他的老巢汴州了，那里他比较熟！
所以朱温在接受唐哀帝禅位后，就升汴州为开封府，建为东都，以洛阳为西都。
汴州周边土地肥沃，富于水利，既有舟楫之便，又具灌溉之利。在当时的南北经济交通体系中，汴州更是起到了“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的枢纽作用，掌握着中原的经济命脉——京杭大运河！
五代乱世，谁掌握了这条经济命脉，谁就能够称霸中原，所以除了后唐以洛阳为都城，其余四朝皆是以汴州为都城，而后唐的之所以会成为特例，一来是因为李存勖自称是李唐皇室的后代，自然就要定都在李唐旧都；二来是此时的沙陀人打遍天下无敌手，李存勖不相信有人能将汴州从自己的手中抢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