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李景裕年纪轻轻就久居高位，看起来风光无限，却也产生了许多的隐患。
首先，就是他的身份，一个南唐降将居然也可以身居高位，这让后周的文武百官如何服气？
于是朝堂上的明枪暗箭，皇城里的阴谋诡计，全都针对着李景裕。这些年来，参奏李景裕的奏折，几乎堆满了皇帝的御书房，少说也有上万份，里面言辞之激烈，语气之恶毒，足够开一次骂人大会了！
只不过是因为李景裕一直待在徐州，专注发展；郭威又忙于布局收拾掉桀骜不驯的王峻和王殷，没时间理会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所以双方的矛盾才一直没有爆发！
但是这一次不同了，李景裕随大军回朝，身边只有百余名亲兵，一万定北军全都驻扎在汴京城外，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怎可错过？
于是乎，一夜之间，柴荣就收到了一大箩筐的奏折，全是参奏李景裕的！
柴荣心中自然清楚朝中文武百官的那些小心思，看起来是为朝廷着想，防患于未然，实际上就是盯上了李景裕的位置，“归德军节度使”、“武宁军节度使”，那可都是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呀，李景裕一人独占两，谁不眼红啊！
但是他们也不想想，两镇节度使这样的封疆大吏是说杀就能杀，说囚就能囚的吗？小心偷鸡不成反蚀米！
李景裕可不只是一个人，在他的身后，林仁肇、郭守节、孟坚等军中将领可是唯他马首是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杀一个李景裕很容易，可是想要将他的余党都斩杀干净可就千难万难了！更何况，现在杀了李景裕，只会让其他的藩镇节度使产生兔死狐悲之感，寒了功臣之心，到时候，谁还肯为柴荣卖命？
不过柴荣也有自己的小心思，李景裕一人独占两节度，权柄确实是太重了，而且宋州离京师太近，对京师的威胁极大，柴荣可不想以后自己出征在外，还要时刻担心着自己老巢的安全。
所以“归德军节度使”是一定要削掉的，可是政治讲究的就是一个平衡，削掉了一个官职，就必须要给回另一个官职，这样才能达到平衡，免生祸患！
封疆大吏的职位是绝对不能再给了，只能在朝中任职，而且这个官职必须比“归德军节度使”高，否则就会寒了功臣之心，权力又不能太重，否则朝中的群臣不服，到时候闹起来可就永无宁日了。
既要显耀无比，又不能招人嫉妒，那就只能在两府之中挑选了。
而提到两府，就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一时期的行政制度了。
唐代以三省六部制而闻名，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指尚书省下属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每部各辖四司，共为二十四司。
三省的最高长官就是唐代的宰相，而他们商议军国大事的地方就叫做政事堂！
唐初，设政事堂于门下省，能参加政事堂会议的仅有三省的最高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
唐贞观八年，右仆射李靖因病辞去宰相职务，唐太宗不同意，要求他“疾小瘳，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
“平章事”之名自此诞生！
唐贞观十七年，因为太子李承乾谋反一事搞得朝野上下动荡不安，唐太宗为了便于掌控朝政，授命亲信大臣萧瑀、李勣以“同中书门下三品”衔参与政事堂议事，实际上就是在行使宰相的权力。
“同中书门下三品”属于差遣性质，本身并无品秩，任此职者必另兼职事官街。凡五品以上职事官经过皇帝授权即可充任，不受资历限制，这便于皇帝从中层官吏当中选拔亲信以分相权。
唐高宗永淳元年，始以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为宰相。自此以后，为相者必须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衔，否则即使担任中书令也不能称为宰相。武则天时期曾改称为“同凤阁鸾台三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其后，唐朝皇帝以“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为由，常以他官参加政事堂会议，渐渐地，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以及左右仆射这些宰相头衔变成了一个崇高的虚衔。尚书仆射的相权自贞观末年即已开始削弱，到唐玄宗时，已完全被排除于宰相行列之外。中书令、侍中等官衔在安史之乱以后，经常用来加授给功勋、大将，也逐渐变成虚衔。
唐中宗在位时期，移政事堂于中书省，由此，确立了中书省的中心地位。
唐玄宗开元十一年，改政事堂名为“中书门下”，且于其后分列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从此，“中书门下”正式成为宰相的办事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