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准备做工程师的学校里面——虽则还在中学——并不专心于准备做工程师，却分着大部分的心力看这样的书，翻那样的报，和准备做工程师的工作都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这实在不足为训。就职业指导的原则说，应该赶紧设法掉换学校才是，可是我当时在这方面是个“阿木林”，想都没有想到，还是在暗中摸索着。
但是有一点却在小学的最后一年就在心里决定了的，那就是自己宜于做一个新闻记者。在那个时候，我对于《时报》上的远生的《北京》通讯着了迷。每次到阅报室里去看报，先要注意《时报》上有没有登着远生的特约通讯。我特别喜欢看他的通讯，有两个理由：第一是他的探访新闻的能力实在好，他每遇一件要事，都能直接由那个有关系的机关，尤其是由那个有关系的政治上的重要人物，探得详细正确的内部的情形；第二是他写得实在好！所以好，因为流利，畅达，爽快，诚恳，幽默。他所写的内容，和所用的写的技术，都使当时的我佩服得很，常常羡慕他，希望自己将来也能做成那样一个新闻记者。想诸君也许还记得，远生就是名记者黄远庸先生的笔名。我当时对来也能做成那样一个新闻记者。想诸君也许还记得，远生就是名记者黄远庸先生的笔名。我当时对于他的为人怎样，完全不知道，但是在文字上认识了他，好像他就是我的一个极要好的朋友。后来他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冒险南下，我已在中学里，对于他的安危，简直时刻担心着，甚至有好几夜为着这件事睡不着。他离开上海赴美国，途中还写了好几篇短小精悍，充满着朝气的通讯登在《申报》上，是我生平最倾倒的佳作，我正切盼着他能继续写下去，不料他到旧金山的时候竟被暗杀，真使我悒郁不欢，好像死了我自己的一个好朋友。
我以前曾经谈起在中学初年级的时候，对于先师沈永癯先生所借给我的《新民丛报》，也有一时看入了迷，这也是鼓励我要做新闻记者的一个要素。当然，那里面所建议的事情和所讨论的问题，和当年的时代已不适合，我只是欣赏那里面的锐利明快引人入胜的写的技术，所以在中学二年级的时候就无意再看了，可是增强了我要做个新闻记者的动机，那影响却是很有永久性的。
在中学二年级的时候，同房间的同学有一位彭昕先生，他的国文根底很好，对于秋桐（即现在到华北去做什么委员，使国人为之齿冷的章士钊）所办的《甲寅杂志》看入了迷。他常常在我面前把秋桐的文章捧上了天，赞不绝口。平心而论，章士钊的现在行为虽令人齿冷，但在当时那一段时期的努力，却也有他的劳绩。我厌恶他现在的为人，同时我却要承认当时确曾经受着秋桐文字的相当的影响。我因为彭先生的入迷，也对于《甲寅杂志》加了特殊的注意，每期都从我这位朋友那里借来看。秋桐文字的最大优点是能心平气和地说理，文字的结构细密周详，对政敌或争论的对方有着诚恳的礼貌，一点没有泼妇骂街的恶习气。我很觉得这是现在我们应该注意的态度，——尤其是现在积极推动全国团结御侮的时候——不要心境过于狭隘，太不容人，我当时对于秋桐的文字虽不像我的同学彭先生那样入迷，但却也喜欢看。这对于我要做新闻记者的动机，也有相当的推动力。
其实也只有《甲寅杂志》能使秋桐令人敬重，后来秋桐反对“五四”运动的新文化，又办什么《甲寅周刊》，同样地用秋桐署名的文字，看了便令人作三日呕！关于这一点，我也许可以捏造一个原则，做文章和做人实在有着密切的关系。做了一个要不得的人，原来能写很好文章的，到了那时写出来的也要变成要不得的东西。这也许是因为好的文章不仅是有着好的写的技术，同时也离不开好的写的内容。而且还有一点似乎奇特而却也是事实的：那便是内容的要不得往往也要影响到写的技术，因为只有理直气壮的内容才写得好，否则扭扭捏捏，不能遮掩它的丑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