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香港办报，因为当地的新闻检查有他们的特点，我们还不感觉得怎样大的妨碍，至少和“半殖民地”的情形比较起来，我们还可以多说几句话，多得到一点言论自由，多登出一点真确的消息。我们毫无意思要歌颂殖民地的新闻检查制度，尤其看到他们对于西文的报纸不检查，专对中文的报纸为难，更显出不公平；至于我们立于报人的立场，根本反对新闻检查制度，那是不消说的。不过我们看到“半殖民地”比殖民地更不如，却不胜其慨叹！
我们在香港尤其感到困难的却是印刷业的落后。我们虽未曾普遍调查，但是想到承印我们日报的那家印刷所的工作情形，至今还忘记不了那种麻烦！那里是用包工制的，我们很郑重地和工头约法三章，什么时候交稿，什么时候看校，什么时候拼版，……他都一一答应；但是每次都不按照所规定的时间；报纸应该可以在早晨六点钟出版的，他们往往替你延展到八点钟，九点钟！屡次交涉，屡次无效。编辑先生惨淡经营地把新闻这样排，那样排，排得自己认为可以了，第二天早晨翻开报来一看，他排在那里的，现在却发现在这里，大搬其场！有的时候在当夜就被编辑先生发觉，叫他们照规定的样子排过，他们愤然很不客气地说：“你就拿出一万块钱来，我们还是不改！”我们和他们讲理，他们说：“我们香港的工人就是这样的，上海的工人顶括括，我们是比不上他们的。”
校样上的错字，校对先生改正之后拿去，他们随意替你改排几处，随意替你留下几处不改，马马虎虎打一张清样交还你。校对先生在二校上又一一改正，他们又这样“随意”之后，再马马虎虎打一张清样交还你。所以校对先生“埋头苦干”了三校四校，还是东一个错，西一个错。真是所谓焦头烂额！有一天《前进》一栏里有一篇文章，校样上缺了许多字，在空字地位填着许多黑而且粗的双杠，第二天早晨原样印出，使人硬着头皮读下去还不懂。该栏编者柳湜先生在《留别南中国朋友》那篇短文里，所谓“错字，缺字，更弄得编者掉泪，作家痛心！”并不是无病呻吟，确能反映我们当时的愤慨心理。《生活日报星期增刊》有一期上登一个启事，劈头是“《生活日报》自二十五年八月一日起，迁移下海”，我们要搬回上海，他们却一定要请你“下海”！
你在香港出版的各日报上，往往可在大标题里面忽然看到镶着一个小小的字体！尤其可笑的是缺少“懂”字，就印上“董”字，下面也加个括弧注道：“加心旁”；或一时找不着“铲”字，就随便印上“产”字，下面也加个括弧注道：“加金旁”，好像什么十三经注疏似的！这种独出心裁的新奇花样，确是我们在上海的时候所梦想不到的。你要方头字的地方，他们替你夹入一个两个普通铅字；你要用普通铅字的地方，他们却替你夹着一两个方头字进去！
种种尴尬，我们和工头交涉，他总是很慷慨地给我们以空头支票，于是我们不得不和那个公司的经理先生麻烦。我往往在半夜三更，或天刚刚亮的时候，打电话去和他噜囌。虽承他很客气地样样答应，但是结果还是一样糟！
我们真弄得没有办法！自己没有印机，要掉换一家印，根本没有！我们起初也不知道印刷工友们为什么那样不讲理，后来仔细打听，才知道工友们在那样严酷榨取之下，失却他们的理性，却也是可以原谅的。他们每天要做十六七小时的工！每夜要干到深夜四五点钟，第二天早晨十点钟起来，十一点即开工，一两小时后吃午饭，饭后继续干着，下午五点钟晚饭，晚饭后就一直又要干到四点钟。睡的时候就随便七横八竖地躺在铅字架子下面睡，吃的时候也在那里。（每月工资最多的是二十四元。）这样一天到晚，昏天黑地做着苦工，怎怪他们一看见稿件来就要开口骂你几句？你还要讲究这样，改良那样，当然要被他们痛骂一顿。听说那个工头不但擅长于榨取，而且惯于剋扣工资，有好几个姘头，还吸上鸦片烟瘾。我们屡次要求工头改善那些工人的生活，他的坚决的回答是：“香港的工人都是这样的！”陶行知先生的《一个地方的印刷工人生活》那首诗，就是听我们谈起这些工人的情形才写的，什么“做了八点钟，再做八点钟。还有八点钟，吃饭，睡觉，撒尿，出恭。”他在这首诗里又说：“机器冬冬冬。耳朵嗡嗡嗡。脑壳轰轰轰。‘再拿稿子来，操他的祖宗！’”确是纪实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