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同时被捕的几个“难兄难弟”，关于他们的生平，我已和诸君谈过了。最后要谈到我们的一个“难妹”。这个名词似乎很生，但是既有“难兄难弟”，为什么不可有“难姊难妹”呢？男女是应该平等的，救国运动也应该是男女都来参加的。现在有了“难妹”，正是中国妇女界进步的象征，所以我用这个名词，很觉得愉快。说“难妹”而不说“难姊”，这是因为和我们同时被捕的那位史良女律师，在我们里面是年龄最小的一个。
在这次同患难的几个朋友里面，我和史律师见面得最迟，虽则她在律师界的声誉，以及她参加救国运动的英勇热烈，都是很早就知道的。她思想敏锐，擅长口才，有胆量，这是略有机会和她接近的人就可以看得出的。我觉得她尤其有一种坚强的特性，那便是反抗的精神——反抗黑暗的势力和压迫。这种精神，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流露了出来。例如她在十三岁的时候（民国六年），在本县的武进女子师范附属小学求学，做高三的正级长，就领导同学驱逐一个才不胜任的算术教员，掀起学潮，罢课三天，结果终于达到掉换教员的目的，虽则因为她是这次学潮的首领，被记了一次大过，作为这个教员下场的条件。又例如她在十七岁的时候（民国十年），在女师本科三年级，因为同学们不满意颟顸的校长，她又领导同学驱逐校长，罢课示威，向南京教育厅请愿，大闹县公署，包围县长三小时，围困教育局长十三小时，结果胜利，达到掉换校长的目的。当时她担任女师学生会会长，同时担任武进学联会评议部主任。
她廿三岁（民国十六年）毕业于上海法科大学。在随后五年里面，她担任过的职务有：南京总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少校指导员，江苏省特种刑事法庭临时地方法院书记官，江苏省区长训练所训育员，江苏省妇女协会常务委员兼总务主任，青岛特别市党部训政科主任。自从民国二十年以来，她开始执行律师职务，在律师界已有五年了，有着很好的声誉，同时对于救国运动，非常努力。
史律师最近的被捕，已是第四次了。她在“五四”和“五卅”的怒潮中，曾经热烈参加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因为演讲和领导的工作，被上海捕房拘捕过两次。她在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任职的时候，有某主任追求她，被她拒绝，竟被诬为“共党”，被拘入南京模范监狱十四天，幸由吴稚晖、蔡孑民两先生查明保释。后来她在特种刑事法庭临时地方法院任职的时候，又有某君追求她，五六年未达到目的，又诬陷她和“反动”有关，经该院停职侦查，结果认为毫无反动嫌疑，宣告无罪，仍得恢复原职。
去年十一月廿二日深夜，她和我们这几个“难兄难弟”同时被捕。第二天由高三分院审问，认为证据不足，准许“责付”律师保出，公安局仍坚向法院请发拘票，她拒绝到案，后以同案六人解送苏州高等法院依法审理，她便于十二月三十日到苏州自行投案。
我曾经征求史律师对于妇女运动的意见，她认为：还在双重压迫下的中国妇女，一方面自应加倍努力，求自身能力的充实，在职业上，经济上，力争男女平等的兑现；另一方面，也只有参加整个的反帝反侵略的民族解放运动，才有前途。她又说，她最反对一种以出风头为目的的妇女，自己跳上了政治舞台，只求自己的虚荣禄位，朝夕和所谓“大人物”也者瞎混着，却把大众妇女的痛苦置诸脑后；这种妇女虽有一千人上了政治舞台，也只有一千人享乐，和大众妇女的福利是不相干的。
史律师还未曾结婚，有些朋友问她对于女子独身的意见，她说：“我始终没有提倡过独身主义。我觉得独身并不是一件高尚的事情；结婚，也不是一件低微的事情。高兴结婚就结，不愿意就不结。不过为着要免除工作事业的阻碍起见（如生育与家事麻烦等），结婚，就算是私人的幸福，也只有牺牲一点，多做些工作与事业。”
有人问她“嫁不嫁”，她反对这个“嫁”字。她说这个“嫁”字明明是重男轻女，把女子嫁给男子；换句话说，还是把女子当作男子的财产；她认为这种因袭陈腐的思想是人们所应当注意纠正的。
史律师的反抗和奋斗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敬重的。我们要提倡妇女解放，“免除工作事业的阻碍”，的确是一件很重要的先决条件。我在苏联视察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对于这一点非常努力进行。可是生育这件事，他们也看作妇女对于社会的贡献，不过要极力造成良好的环境，使结婚不致成为“工作事业的阻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