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杂志》社为明年元旦号征文，出了一个“过去一年之回顾”的题目。我想这个题目太大了，我只能挑出一个范围比较不大的题来谈谈。
这一年中，有一个问题引起了好几个人的讨论，因此引起了不少的注意。这个问题，钱端升先生在《东方杂志》里称为“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但在别处，我们泛称为“民治与独裁”的问题。
说的具体一点，讨论的中心是“中国将来的政治制度应该是独裁呢？还是民主立宪呢？”这个问题至今还是我们眼前急待解答的问题，所以我借《东方》征文的机会，把这一年来的讨论的要点，收集在一块，做一个提要；遇必要时，我也加上一点批评的意见。
这个问题的发生，当然是因为这三年的国难时期中一般人不能不感觉到国家统一政权的迫切，所以有些人就自然想寻出一条统一的捷径。所以政党中人的言论与活动，时时有拥护领袖独裁政制的倾向。政党以外的舆论机关也有时发表同样主张的言论。去年11月中，福建忽然有独立组织“人民革命政府”的举动，这事件更使一般人畏惧一个已够分裂的国家或者还有更破碎分裂的危险。去年12月初，清华大学历史教授蒋廷黻先生发表了一篇《革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八十号），他的主旨是反对革命的，所以他很沉痛的指出，革命的动机无论如何纯洁，结果往往连累国家失地丧权。他因此推论到为什么我们中国只能有内乱而不能有真正的革命，他的答案是：中国还没有经过一个专制时代，所以还没有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还没有做到“建国”的第一步工作。必须先用专制（如英国顿头朝的百年专制，如法国布彭朝的光明专制，甚至于如俄国罗马罗夫朝的专制）来做到“建国”，然后可以“用国来谋幸福”。
对于蒋廷黻先生的主张，我在同月里先后发表了两篇答辩。第—篇《建国与专制》（《独立》第八十一号）提出了两个问题：
（一）专制是否建国的必要阶段？
（二）中国何以至今不曾造成一个民族国家？
关于（一）项，我的意见是：建国并不一定要靠专制。即如英国的顿头（Tudor）一朝，正是议会政治的抬头时代，又是商业与文艺的发达时代，何尝单靠专制。关于（二）项，我的答案是：中国自从两汉以来，已形成了一个“民族国家”了。“我们今日所有的建国的资本，还是这两千年遗留下来的这个民族国家的自觉心。”
在我的第二篇文字《再论建国与专制》（《独立》第八十二号）里，我提出了蒋先生原文暗示的第三个问题：
中国的旧式专制既然没有做到建国的大业，我们今日的建国事业是不是还得经过一度的新式专制呢？
我在那一篇里，表示我自己是反对中国采用种种专制或独裁的政制的，因为我不承认中国今日有专制或独裁的可能。我提出三项专制不可能的理由：
第一，我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今日梦想开明专制的人，都只是不知专制训政是人世最复杂繁难的事业。
第二，我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
第三，我观察世界各国的政治，不能不承认民主政治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而现代的独裁政治是一种特别英杰的政治，是需要很大多数的专家的政治，在中国今日是做不到的。
我提出的这三项理由，至今不曾得着一个满意的答辩。这三点之中，我自己认为比较最重要的还是那第三点，然而这一点似乎最不能引起政治学者的注意，这大概是因为学政治的人都受了教科书的矇蔽，误信议会式的民主政治需要很高等的公民知识程度，而专制与独裁只需要少数人的操纵，所以他们（例如蒋廷黻先生）总觉得我这个见解是有意开玩笑的，不值得一驳的。
我现在郑重的说明，我近年观察考虑的结果，深信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近十年中出现的新式独裁政治真是一种研究院的政治；前者是可以勉强企及的，而后者是很不容易轻试的。有些幼稚民族，很早就有一种民主政治，毫不足奇怪。民主治政的好处正在于不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余地；在于集思广益，“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在于可以训练多数平凡的人参加政治。民主政治只需要那些有选举权的公民能运用他们的选举权，这种能力是不难训练的。凡知道英美政治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国会与地方议会都不需要特别出色的专家人才；而他们的选民很少是能读伦敦《太晤士报》或《曼哲斯脱高丁报》《曼哲斯脱高丁报》即《曼彻斯特卫报》（Mauchester Guardian）。的。可是近十年中起来的现代独裁政治（如俄，如意，如美国现时）就大不同了。这种政治的特色不仅仅在于政权的集中与弘大，而在于充分集中专家人才，把政府造成一个完全技术的机关，把政治变成一种最复杂纷繁的专门技术事业，用计日程功的方法来经营国家人民的福利。这种政治是人类历史上的新鲜局面；他不但需要一个高等的“智囊团”来做神经中枢，还需要整百万的专门人才来做手足耳目：这种局面不是在短时期中可以赶造得成的。（俄国今日需要的一百五十万的专家，固然一部分是赶造成的，然而我们不要忘了俄国有二百年的大学与科学院，还有整个欧洲做他们的学术外府。）兢兢业业的学民主政治，刻鹄不成也许还像只鸭子；若妄想在一个没有高等学术的国家造成现代式的独裁政治，那就真要做到画虎不成反类狗了。
以上的讨论，都在民国二十二年的年底。二十三年一月中，出来了三篇拥护独裁的文字：
（一）钱端升先生的《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
（二）蒋廷黻先生的《论专制，答胡适之先生》（《独立》第八十三号）
（三）吴景超先生的《革命与建国》（《独立》第八十四号）
钱端升先生的文章分成四节。第一节泛论“民主政治的衰颓”，叙述欧战后民主政治所以衰颓，是因为两个大原因：一是无产阶级的不合作，一是民主政治的不能应付现代国家的经济问题。第二节叙“现代的独裁制度及极权国家之诞生”，分说苏俄，意大利，土耳其，德国的独裁政权的性质。第三节论“何者为适宜于现代的制度？”在这一节里，钱先生指出，经济的民族主义的发达，使各国都不得不采用统制经济；而俄意两国的独裁制都比民主政治更适宜于统制经济。但钱先生也指出英美人也许用“一种智识阶级及资产阶级的联合独裁”来实现统制经济。钱先生说：
我所敢言的只有三点：第一，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第二，紧接民主政治而起的大概会是一种独裁制度。第三，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国家的权力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Totalitarian State）。他又对我们说：
大家对于独裁也不必一味害怕。若以大多数人民的福利而论，独裁也不见得不及民主政治。
……独裁既真能为大多数人（几乎是全体人民）增进福利，则又乌能因少数人的自由之被剥夺，而硬要维持谋福利不及独裁的民治？
钱先生的第四节论“中国将来的政制”，他说：
我以为中国所需要者也是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中国急需于最短时期内成一具有相当实力的国家。……在一二十年内沿海各省务须使有高度的工业化，而内地各省的农业则能与沿海的工业相依辅。……欲达到工业化沿海各省的目的，则国家非具有极权国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而要使国家有这种权力，则又非赖深得民心的独裁制度不为功。
钱先生最后的结论是：
一切制度本是有时代性的。民主政治在五十年前的英国尚为统治阶级所视为不经的，危险的思想；但到了1900以后，即保守党亦视为天经地义了。我们中有些人——我自己即是一个——本是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这些人对于反民主政治的各种制度自然看了极不顺眼。但如果我们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近代国家，我们恐怕也非改变我们的成见不可。
钱端升先生这篇文章是这一年中讨论这个大问题的一篇最有条理又最恳挚动人的文章。可惜此文发表以来，还不曾得着国中政治学者的批评与讨论。我虽然不是政治学者，却也是“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一个人，很想在这里对他这篇长文的主旨提出一点“门外汉”的意见。
先讨论他的概论世界政治制度趋势的部分。我要向他指出两点。第一，他说“欧战的结局实为民主政治最后一次的凯旋”，他固然可以举俄、意、土、德诸国作例，但历史的大趋势不能完全取证于十几年的短期事实。若把眼光放的远一点，我们也可以说欧战的终局实在是民主政治进入一个伟大的新发展的开始。这个新发展在数量的方面是民主政治差不多征服了全欧洲：从俄、德、奥、土四个最根深蒂固的帝制的颠覆，直到最近西班牙的革命和南斯拉夫专制王亚历山大的被刺，都是这一个大趋势的实例。在质的方面这个新发展的最可注意之点在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的骤增，与民主政治的社会化的大倾向。前者的表现实例，有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有英国劳工党的两度执政权：这都是大战前很少人敢于想像的事。后者的实例更多了。在十九世纪下半以来，各国早已感觉十八世纪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民治主义是不够用的了；一切“社会的立法”，都是民主政治社会化的表现。在大战时，国家权力骤增，民族生存的需要使多数个人不能不牺牲向来视为神圣的自由权利。大战之后，这个趋势继续发展，就使许多民治国家呈现社会主义化的现象。至于苏俄的以纯粹社会主义立国，更不用说了。凡能放大眼光观察世变的人，都可以明白十八九世纪的民主革命，和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不是两个相反的潮流，乃是一个大运动的两个相连贯又相补充的阶段；乃是那个民治运动的两个连续的大阶段。所以我们可以说：欧战以来十几年中，民主政治不但不曾衰颓崩溃，竟是在量的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在质的方面也走上了一条更伟大的新发展的路。读史的人若单指出某种形式上的不合英美范型，就认为民主政治的衰颓，这是我们认为大错误的。钱先生文中曾指出苏俄的共产党有二百万人，意大利的法西斯蒂党有四百万人。试问二十年前，苏俄能有二百万人专政吗？意大利能有四百万人专政吗？
第二，钱先生把“经济的民族主义”认作需要统制经济的主要原因，而统制经济的要求又是独裁“无可幸免”的主要原因。我们对于这段理论颇怀疑作者未免忽略了一些同样重要的事实。（一）“经济的民族主义”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做到的；全世界有此资格的，只有美国，俄国，不列颠帝国，这三国在天然富源上，和经济组织上，都充分够得上“经济的民族主义”的资格。其次是日本，意大利，法国，德国，他们都受天然或历史的限制，原料的供给远不能比上述的三国，他们的高度工业化是很大的努力的结果。然而他们的“经济的民族主义”，正因为不能不用侵略或倾销一类的方法来补救天然的缺陷，都成为国际战争的地雷，将来一触即爆发，现在正不知能支持到若干时日。这七国之外，世界无一国能有“经济的民族主义”的资格，——中国包括在内，因为中国是地大而物不博的，重工业的发展是很少希望的，——所以钱先生的议论的适用的范围是很有限的。（二）在欧洲已有一些小国家试行了各种自由组合的合作制度，如消费合作，生产合作，运输合作等，他们的成绩是很好的，而他们的方法并不是独裁政治之下的经济统制。这些方法当然也可以算是计划的经济，只不需要独裁的政治而已。（三）英美民治国家在近年也有走上计划的经济的倾向，但这几年的事实都能使我们明白英美的计划经济（除战时非常状态外）大概不会走上意俄的方式；也不是钱先生所推测的“智识阶级及资产阶级（即旧日的统治阶级）的联合独裁”；而或者是一种智识阶级，资产阶级，劳工阶级，三方面合作的社会化的民主政治。英国近三年的“国民政府”与美国近一年多的罗斯福“复兴政策”都不是撇开劳工的：在英国的工党当然已是统治势力的一部分了；就在美国，复兴政策的精神正在用政府的力量使劳工势力抬头，劳工的力量是政府制裁资本家的重要工具的一种。美国的政治向来受十八世纪的分权论的影响过大，行政部太受牵掣，所以去年国会骤然将大权授与总统，就使世界震惊，以为美国也行独裁制了。但这种大权，国会可以随时收回；国会不收回时，每两年人民可以改换国会，每四年人民可以改换总统：罗斯福的背后决没有棒喝团或冲锋队可以维持他的政权不倒的。所以这种政治不能算是独裁的政治，只是一种因社会化的需要而行政权力高度增加的新式民主政治而已。（四）我们不要忘了，英美近年的行政权增高，与计划的经济的运动，都是为了要救济国内的经济恐慌，不是为了“经济的民族主义”的推进，更不是为了“预备民族间的斗争而起”。
总之，钱先生的概论部分，我们初看了都觉得很动人，细看了就不能完全叫人心服。他把“民主政治”的定义下的太狭窄了，所以他不能承认欧战后的民治主义的发展。他又把“经济的民族主义”看的太普遍了，故武断“不论在那一个国家”都不能免统制经济，也就不能幸免独裁的政制了。
最后我要讨论他的中国需要独裁论（引见上文）。他所以主张中国需要独裁制度，为的是要沿海各省的工业化。这个理论是很短见的。第一，沿海各省根本上就很少具有工业区域的基本条件的，如煤铁产地等等。第二，在现时的国际形势之下，一个没有海军的国家是无力保护他的沿海工业的。所以翁文灏、陶希圣诸先生都曾主张要建设内地的经济中心。第三，中国的工业化，不能单靠政府权力无限的增加。无限的权力不能平空添出资本，不能随便印纸作现金，不能从空中生出许多必需的专门人才来，不能在短时期中征服一个放任惯了的无政府态度的民族习惯。钱先生的中国独裁论，我们不能认为有充足理由的。
和钱先生的文章同月发表的，还有蒋廷黻、吴景超两先生的文字。蒋先生的《论专制》一文的大旨是这样的：
我们必须有一个中央政府。……中国的现状是数十人的专制。……我所提倡的是拿一个大专制来取消这一些小专制。……破坏统一的就是二等军阀；统一的问题就成为取消二等军阀的问题。
……惟独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们。中国人的私忠既过于公忠，以个人为中心比较容易产生大武力。
他的专制论，其实只是主张武力统一。
吴景超先生的《革命与建国》是根据他从前研究中国内乱史的结论出发的。他分析中国的内乱（例如楚汉之争）的结果，觉得每次内乱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八个阶段：
第一时期苛政→人民不安→革命→现状推翻。
第二时期群雄争权→统一完成。
第三时期善政→和平恢复。
他指出我们今日还在第二时期的“群雄争权”阶段，在这时期内，“除却武力统一的方式外，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可以完成统一的使命”（《独立》第八十四号）。
因为这两篇都主张武力统一，所以我在《独立》第八十五号发表了一篇《武力统一论》答复他们两位。在这一篇里，我指出这二十年中，统一所以不曾完成，“毛病不在军阀，在中国的意态和物质状况”。这句话本是蒋先生说的，但我说的“意态”是指中国智识思想界的种种冲突矛盾的社会政治潮流，包括“打倒专制”的喊声，共产党的思想和运动，“反对内战”的口号，以及在外患国耻下造成的一种新民族观念。我说的“物质状况”是指中国疆域之大，交通之不便。我说：
简单的说，中国人今日的新意态不容许无名的内战；中国的物质状况也不容许那一点子中央军去做西征南伐的武力统一工作。
在几个月之后，我在《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一篇里（《独立》第一三〇号），重提到这个问题：
今日统一的障碍也不完全是二等军阀的武力，某些“意态”也是很有力量的。共产党的中心意态，不用说了。“反对独裁”也是今日不能统一的一个重要原因。蒋廷黻先生也说过：“每逢统一有成功可能的时候，二等军阀就连合起来，假打倒专制的名，来破坏统一。”“打倒专制”的口号可以使统一不能成功，这就是一个新时代的新意态的力量，不是刘邦、朱元璋的老把戏所能应付的了。吴景超先生曾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内乱，建立他的内乱八阶段说（《独立》第八四号），也以为只有武力统一可以完成统一的使命。但他忘了他那八阶段里没有“打倒独裁”一类的阶段。这一类的新意态不是武力能够永久压伏的。在今日这些新意态已成不可无视的力量的时代，独裁决不是统一政权的方法。所以从统一政权的观点看，我们也不信独裁制度是必要的。
我在《独立》第八十六号又发表了一篇《政治统一的途径》，我说：我们要认清，几十年来割据的局势的造成是因为旧日维系统一的种种制度完全崩坏了，而我们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什么可以替代他们的新制度。
所以我主张今日必须建立起一个中央与各省互相联贯的中央政府制度，方才有个统一国家的起点。我在那篇文字里举出“国会”的制度做一个例子。我说：
国会的功用是要建立一个中央与各省交通联贯的中枢。它是统一国家的一个最明显的象征，是全国向心力的起点，旧日的统一全靠中央任命官吏去统治各省。如今此事既然做不到了，统一的方式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之，要各省选出人来统治中央，要各省的人来参加中央的政治，帮助中央统一全国。这是国会的意义。
我至今还相信这种民主政治的方式是国家统一的最有效方法。
常燕生先生在太原读了《独立》上的讨论，写了一篇《建国问题平议》（《独立》第八十八号）。他不赞成武力统一，也不赞成专制与独裁。他那篇文章里有几段很精采的议论，例如他论民治思想的势力：
我们诚然知道在中国今日谈民治，是很幼稚，很可怜的。然而就这一点幼稚可怜的思想，也不可以完全忽视。三百年的满清政府是被这个思想打倒的，袁世凯的中华帝国也是被这思想打倒的。民治主义在今日中国，正所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又如他论独裁政治在中国所以不能成功：
中国传统地是一个无治主义的国家，中国民族传统地是一个无治主义的民族，服从领袖的心是有限的，崇拜英雄的心是有限的，遵守严格纪律的心是有限的。在俄国，斯达林可以开除托洛斯几；在中国，手创共产党的陈独秀不免落伍。这就是两个民族根本的异点。特别是在现在轻薄成风的社会，以骂人为时髦，以挖苦人为幽默，以成人之美为有作用，学生可以随便驱逐师长，军队可以随便反对长官的时候，而希望任何形式的专制可以成功，这是梦想。
所以他虽然主张“中国要谈建设，要谈统一，必须先从创造中心势力入手”，他却相信那个中心势力“应该使人民爱之如慈母，奉之如严师，至少也要使大家觉得彼善于此”。他相信中央政府并不是没有控制地方割据势力的工具。他说：
这工具就是民意。古代的霸主得力的秘诀是“尊王室”，现在王室没有了，但四万万国民就都是天子。天子是无实力的，但霸主偏要把他尊重起来，因为这样才可能制诸侯的跋扈。现在的国民实力并不比古之天子更弱，中心实力派应该抓住这个有力的工具。
他的结论是：
国家的真正统一，只有在这样民权伸张之后才能实现。武力统一和专制的结果，只有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地方实力派反得挟持民意以与所谓中央者抵抗，国家统一是永远无办法的。
常燕生先生的见解，我很赞同。他劝中央实力派学古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秘诀，把人民当作天子，善用民心民意来做统一的工具，这话好像是迂腐，其实是很近情理的议论。我说的国会制度，也就是实行这个意思的一个方法。有位署名“寿生”的青年人发表了一篇《试谈专制问题》（《独立》第八十六号），他指出现代的独裁政治其实都是他所谓“旨趣专制”，而不是古代的“权力专制”。
如意大利和苏俄的独裁政治，其实是许多人因旨趣的赞同而愿望其实现的行动。“寿生”先生这个观察是不错的。他又指出民主国家的议会制度也是一种“旨趣专制”，也是“以理论来征服人民，是取获人民的信心，是以他们的意见酿成全国的意见”；“不过英美的旨趣专制是多元的，互换的，而意俄是一尊的，欲无限的延长其旨趣罢了”。我也曾说过，今日的中国实在没有一种有魔力的“旨趣”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感情与理智；所以独裁政治的无法成功，只是因为今日大家口头背诵宣传的和强迫小孩子记诵的一些主义都没有成为全国人民的信仰的魔力了。只有那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民治思想，在今日还有不少的潜势力。不但满清帝制是这个思想打倒的；不但袁世凯、张勋是这个思想打倒的；不但曹锟、张作霖是这个思想打倒的，——就是十六年的清共，南京政权的成立，根本上都还是因为这个民权民治的思想在人心目中，所以不能长久忍受那个暴民专制的局面。这个思想所以能有如许大的潜势力，是因为他究竟有过比较长时期的宣传，究竟有比较容易叫人悦服的理论上的根据，究竟有英、美、法等国的历史成绩叫人信得过，所以“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的副产物”一类的幼稚见解终久不能动摇中国成年一辈人（就是受过二三十年的民治思想宣传的一辈人）对于民权民治思想的信念。这里面也许还有更深刻的民族历史的原因：中国的社会构造是经过二千年的平民化了的，加上二千年的“天高皇帝远”的放任政治养成的“无治主义的民族性”，这都是近于民主政治，而甚远于铁纪律的独裁政治的。以此种种原因，我绝对相信常燕生先生的从民权伸张做到国家统一的议论。在一个长时期民治训练之后，国家统一了，政治能力提高了，组织也健全了，物质状况也进步了，那时候，在非常状态之下，在非常得全国人心的伟大领袖之下，也许万一有一种现代的“旨趣独裁”的可能。但在今日的一切状况之下，一切歌颂独裁的理论都是不切事实的梦想。
一年中“民治与独裁”的问题的讨论，要点不过如此。在这一年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矛盾现象：
一方面是党部人员公然鼓吹“领袖独裁政治”，而一方面又是政府郑重的进行制定宪法的工作，正式准备开始所谓“宪政时期”。已公布的宪法草案，是经过一年的讨论与修正的结果，这几天就要提交五中全会去议决了。然而“领袖独裁”的喊声并不因此而降低。最近（10月20日）北平出版的《人民评论》第五十七期上有《斥胡适之自由思想》一文，有这样的议论：
吾人主张党政一体由党产生党魁以宣布独裁，乃救时之良剂。
时至今日，已届非常之变局，急起救亡惟在领袖独裁制之实现。
同一期里，又有《为五全大会代表进一言》一文，其中有这样的建议：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行将举行，我人对此早有一根本之建议：即由党产生党魁以宣布独裁，既不必再循训政之故辙，亦不必急于召开空洞无物，徒供军阀政客贪污土劣利用之国民大会。而党务之推动及政治之设施，则于党魁兼摄行政领袖之后，以少壮干部及统制人才为之辅，大刀阔斧，斩除党内之腐恶份子及行政机关之贪污官吏，为党国造一新局面。
然而在11月27日，汪精卫、蒋介石两先生联名通电全国，其中却有这样一句重要的宣言：
盖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也。
同日蒋介石先生发表他答复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的谈话，其中也有这样一句重要的宣言：
中国与意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国情不同，故无独裁之必要。
我个人当然是欢迎汪蒋两先生这种宣言的。他们承认中国今日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这种见解，很可以对一般求治过急的人们下一种忠告。在这个国家和平统一最有希望的时机，在中央政府将要正式实行民主宪政的时期，这种郑重宣言是最需要的。
二十三，十二，九
（原载1935年1月1日《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