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孟真先生的遗著共分三编。上编是他做学生时代的文字，其中绝大部分是他在《新潮》杂志上发表的文字；其中最后一部分是他在欧洲留学时期写给顾颉刚先生讨论古史的通信。中编是他的学术论著，共分七组：从甲到戊，是他在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的讲义残稿；己组是他的专著《性命古训辩证》；庚组是他的学术论文集。下编是他最后十几年（民国二十一年到三十九年）发表的时事评论。
孟真曾说：
每一书保存的原料越多越好，修理的越整齐越糟。（中编丁，页40。）
这一部遗集的编辑，特别注重原料的保存，从他做学生时期的文字，到他在台湾大学校长任内讨论教育问题的文字，凡此时能搜集到的，都保存在这里。这里最缺乏的是孟真一生同亲属朋友往来的通信。这一部遗著，加上将来必须搜集保存的通信，——他给亲属朋友的，亲属朋友给他的，——就是这个天才最高、最可敬爱的人的全部传记材料了。
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孟真离开我们已两年了，但我们在这部遗集里还可以深深的感觉到他的才气纵横，感觉到他的心思细密；感觉到他骂人的火气，也感觉到他爱朋友，了解朋友，鼓励朋友的真挚亲切。民国十五年，孟真同我在巴黎相聚了几天。有一天，他大骂丁在君，他说：“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他！”后来我在北京介绍他认识在君，我笑着对他说：“这就是你当年要杀的丁文江！”不久他们成了互相爱敬的好朋友。我现在重读孟真的《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同《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彩》，我回想到那年在君在长沙病危，孟真从北平赶去看护他的情状。我想念这两位最可爱，最有光彩的亡友，真忍不住热泪落在这纸上了。
孟真这部遗集里，最有永久价值的学术论著是在中编的庚组。这二十多篇里，有许多继往开来的大文章。孟真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编庚，页169—182）里，给他一生精力专注的研究机构定下了三条宗旨：
（1）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的系统，而不能丰富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
（2）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
（3）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
但他在《史学方法导论》（中编丁，页1—53）里，曾指出：
直接材料每每残缺，每每偏于小事。（若）不靠较为普遍、略具系统的间接材料先作说明，何从了解这一件直接材料？（页5）若是我们不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则无从使用（页5）。
我们要能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可以超越前人。我们要能使用新得材料于遗传材料之上，然后可以超越同见这材料的同时人（页6）。
孟真的庚组里许多大文章都是真能做到他自己标举出来的理想境界的。试看他的《〈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中编庚，页192—235），他看了董彦堂先生新得的两块卜辞，两片一共只有五个字，他就能推想到两个古史大问题——楚之先世，殷周之关系——都可以从这两片五个残字上得到重要的证实。这种大文章，真是“能使用新的材料于遗传材料之上”；真是能“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然后能确切了解新得的直接材料的“意义和位置”。所以我们承认这一类的文字是继往开来的大文章。
我们重读孟真这些最有光彩的学术论著，更不能不为国家，为学术，怀念痛惜这一位能继往开来的伟大学人！
胡适1952年12月10日晨四时
（原载1952年12月20日《国立台湾大学校刊》第194期。又收入《傅孟真先生集》，1952年12月台湾大学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