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农学的一个逃兵。四十八年前（1910），我进康乃尔（Cornell）大学的纽约（New York）州立农学院，民国元年（1912）二月，第二学年第二学期开始，我就改选康乃尔的文理学院了。
那个时候，正是遗传学（Genetics）刚刚开始的时期，门德尔（Mendel）的两大定律被科学界忽视了三十多年，到1900年才被德佛里（Devries）等人重新发现，重新证明，摩尔根（T H Morgan）已在哥伦比亚（Columbia）大学做实验动物学教授了，他的重要工作还刚刚开始。
所以我现在回头去看看，我可以说：在农业科学里面一种最基本的是遗传学还刚刚开始的时期，我就做了农学的逃兵了！我还没有走进农学的大门，就逃走了！所以我最没有资格在诸位农学界的领袖前辈之前来谈“基本科学与农业”这样一个大题目。
这个题目是中华农学会的理事张宪秋先生给我出的，我请理事长汤惠荪（1900—1966）先生，理事马保之先生、张宪秋先生给我出几个题目，后来张先生送来了四个题目，其中有一个是“西方的科学研究与东方的农业”，我接受了这个题目，把它缩小一点，就叫做：“基本科学研究与农业”。
我的意思不过是要在诸位前面重新提出中国农学界的几位老前辈早已屡次提出过的一个老问题，——就是唤起大家注意基本科学研究在农业上的重要。
我刚才说过，我最没有资格讲这个问题，所以我要引用农学界老前辈的话。
四十六年度贵会的联合大会有蒋梦麟先生的演说，他的最后一段话是：农业本是一种应用科学，利用科学研究所得来解决农业上的实际问题。台湾近年农业发展，得力于农业科学与技术者甚大，然而实用技术的应用有它一定的限度，而提高农业技术的水准，那就要在科学理论方面能有进一步的研究；因为本省农业不断的进步，近年从实际工作感觉，若干基本问题已非本省现有技术所能解决。所以希望诸位先生能够倡导基本科学——如物理、化学、生物、遗传、数学等——的研究。
如果科学的研究不能从基本上做起，我们的科学便永不会追上人家。
梦麟先生不是学农的，但他领导农复会的工作已有十年之久，他现在对诸位先生说：他“近年从实际工作感觉若干基本问题已非本省现有设备所能解决”。所以（他）“希望诸位先生能够多多倡导基本科学的研究”，他指出的“若干基本问题”之中，有一个就是“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协调”的问题。他举出的“基本科学”的例子是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遗传学、数学等。
我再引一位大家敬仰的农学界最渊博的前辈赵连芳先生。赵先生前几年（民国四十三年）著作了一部很好的书叫做《现代农业》。此书的第四章是专讲农业科学化的。在那一章里，他指出影响农业产生最大的现代科学有四种：（1）生物科学（特别是遗传学）。（2）机械工程学。（3）有机化学。（4）生物化学（特别是植物荷尔蒙Hormone的研究）。
在他那三册五八一页的《现代农业》的最后一二页里，赵连芳先生说：“但现在仍只一个世界，人口既愈生愈多，则资源越用越减少。……自由中国的台湾农业亦复如此。……以有限之土地生产，赡养继续增加之人口，吾人必须利用最新与最优之农学原理与技术，始能使土地生产力继续发育，并不断的改良。……
诚然，农学者经过去百余年来之研究，对于日光、雨水、土壤、肥料、植物、动物、病虫、遗传、育种、食物、营养等知识已发现甚多。然对此等因素之相互的关系，未彻底明白者亦多。……现在对于别的事实，吾人已知道不少，惟综合的基本研究（Basic research）仍待继续。盖研究愈达基本，则将来在实用上迟早更显光明。
近来主持研究者，每因急于功利而过分奖励应用的研究（Applied research），实在说，所有的真正研究工作均应务本崇实。合格的研究人员，尤须有高度的自由以选择其工作，俾能继续不断地向农学的边疆推进。”
赵连芳先生的最后一段话是要“重视合作研究的原则。”“……今日农业之广大问题，已非某一学系所能单独解决者，其研究人员已需要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热力学等基本科学之渊博的训练。今后农业问题所需要之科学知识将更无止境。遥望宇宙光、太阳能、及原子能，有一日可能帮助农业生产富于营养之粮食，乃对于土壤生产力之要素不致过分减低。……”
蒋、赵两先生提出来的基本问题是相同的，就是“以有限的土地生产，养继续增加人口”的严重问题。赵先生从他的渊博的农学知识上观察，蒋先生从他主持农复会十年的实际工作上观察，他们得到的结论也是相同的。
蒋先生说：“若干基本问题已非本省现行技术所能解决。”
赵先生说：“今日若干农业之广大问题已非某一学系所能单独解决者。”
所以蒋先生希望诸位先生“能够多倡导基本科学的研究”。
所以赵先生说，农学的一班“研究人员已需要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热力学等基本科学之渊博的训练”。
我最佩服赵连芳先生的一句话：“研究愈达基本，则将来在实用上迟早更显得光明。”我在1940年到加州理工研究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院长Dr Robert Millikan招待我。他带我去参观摩尔根（Prof T H Morgan）主持的世界知名的Kerckhoff生物科学实验室（Laboratories of Biological Sciences），那时Morgan在休假中，我没有见着他，但我参观了他工作的地方，也看见了他的“果蝇”（Fruitflies，学术名Drosophila melanogaster）。
摩尔根，在哥伦比亚大学从1904到1928。他在加州理工研究院是从1928到他死（1945）。他的一生三十多年的工作，用那些细小平常的“果蝇”做实验的材料，做大规模的育种实验。他和他的许多大弟子证实了染色体是遗传的物质基础。发现了遗传基因（Gene），突变的现象与规律，才把现代的细胞遗传学说建立在最稳固的基础之上。
摩尔根和他的一派的学人做的基本科学研究，在短短几十年之中，就影响到全世界的动物植物的育种事业，影响到全世界的农业。到今天苏俄所谓米邱林（Michurin）学说，所谓李森科（Lysenko）学说，他们攻击的最大对象还是摩尔根一派的学说，今年三月里共产党在北京大学发动大规模的清算，其中一个被清算的生物学者是李汝祺，他的罪名也就是他没有完全洗清摩尔根学说的余毒。
我在十八年前到摩尔根的生物实验室参观，所得到最深印象就是摩尔根一派学者的纯粹科学研究的无止境的绝大影响——那成千成万的“果蝇”实验是没有一毫实际用途的，然而那毫无一点实际用途的基本研究，居然影响到全世界的育种事业，改变了全世界的农业生产。
今天全世界（至少可以说整个自由世界）的育种事业都是根据在细胞遗传学的基石之上，而细胞遗传的两个来源是Mendel到Devries（门德尔到德佛里）的遗传定律，和十九世纪晚年才发达的细胞学。这两种基本研究到了五十年前，到了萨登（Sutton）和摩尔根的手里才合并起来，才发展开去，成为影响全世界的新遗传学。
这短短的几十年的遗传学的历史最可以证明赵连芳先生的话：
研究愈达基本，则将来在实用上迟早更显光明。
我在《中华农学报》新第十三期里（页一六）读了我的老同学钱天鹤先生做的《引种南非三一〇蔗种纪念碑文》，我也读了《台湾农业复兴史》的糖业部分里特别叙述这个真正了不得的新品种NCO：310的一节（页七六），我也读了台糖公司顾问李先闻（1902—1976）先生今年写给我的信里叙述这个南非三一〇甘蔗种的伟大成就。这个新品种的故事是今天在会的诸位先生都熟悉的，用不着我这个农学的逃兵，农业的门外汉来重复申说。
不过，我这个逃兵今天借这个甘蔗新品种的伟大故事，来说明我要说的“基本科学的研究”的问题。所以我不怕诸位农业专家前辈的讨厌，要把这个故事用一个门外汉的白话，简单的重说一遍，好在值得说的好故事是不嫌重说的。
话说民国三十六年（1947）九月十九日，台糖公司的虎尾糖厂的蔗作改良场收到了南非联邦那他尔甘蔗试验场赠送的NCO：310甘蔗种三十六芽。虎尾糖厂的蔗作改良场的夏雨人、宋载炎两位先生把这三十六芽试种在他们的第二蔗苗园里，经过了几年的试验，培植和品种比较，这个南非三一〇新品种的种种优点渐渐得到了育种专家的重视。
这个新品种有许多特别优异的品性，第一，他的分芽多，可以节省育苗的田地面积。第二，他的产蔗量与产糖率都很高，能得到农民的欢迎。第三，他可以连续宿根，既不须换种，又可以把生长的时期从十八个月缩短到十二个月（李先闻先生的信上说，把平常需要十八个月的生长时期的甘蔗，改为只需要十五个月）。第四，这个新品种有适应各种自然环境的能力，台湾的各种地区都可以种植。李先闻先生说——“这个品种可以在较次的土壤种植，因此，水稻与甘蔗这两个大农作物可以分区种植，水稻可以种植在有水的肥沃地区，甘蔗可以种在无水与瘠薄的地带，这样可以间接的促进水稻的增产。”
那个时候（1952—1953）正是世界糖价低落，台湾糖业最危险的时期，因为这个南非三一〇甘蔗种有这许多优异的品性，台糖公司的顾问李先闻先生，就建议要大规模的推广这个新品种的种植面积。台糖公司的经理杨继曾先生是一个有远见的领袖，他大胆的接受了这个大胆的建议。民国四十一年（1952）南非三一〇甘蔗就推广到一千四百十二公顷的种植面积，四十三年就从二千多公顷推广到五万公顷，占全省种甘蔗的面积百分之四十三。
李先闻先生信上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尝试，是古无前例的。”民国四十三年到四十四年（1954—1955）更推广到五万二千公顷，占百分之六十八，民国四十四年到四十五（1955—1956）——中华农学会立碑纪念，是在四十四年十二月——又推广到七万二千公顷，占百分之八十二了。
根据台糖公司最近的统计，南非三一〇的种植面积已达到了八万六千公顷，占全省种甘蔗面积百分之九十二（九一·五四%）。
李先闻先生对我这个逃兵说：“举个例来说，我们初到台湾，那时种了十二万公顷以上的甘蔗，才产生六十余万吨的糖。要十八个月还要好地，现在生产将近一百万吨的糖，只要九万多公顷的地，只要十五个月，还是坏地。这个大胆的‘古无前例的尝试’的成绩，把台糖公司稳定下来了。因为国家的外汇收入百分之七十左右是卖糖换来的。所以国家的财政也得这个南非三一〇甘蔗种的大帮忙。拿去年来做个例，去年一年中台糖换来的外汇就有一亿一千万美金之多！”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南非三一〇甘蔗种的故事是“科学救国”的一个最好的故事，是“科学报国”的一个最好的故事。
各位先生，“引种南非三一〇甘蔗种”好像只是一件“应用的研究”（An Applied Research），好像够不上“基本科学研究”。
从我这个农学逃兵的外行看上去，这个了不得的甘蔗新品种是的的确确的基本科学研究的结果；因为他是五十年来的遗传学的结果，因为他是七十年来细胞学和五十年来的新门德尔学说结合共同发展的结果。
这个南非三一〇蔗种是从印度输入的杂交品种，又经过南非那他尔的育种专家加以培育改良的，又经过自由中国的遗传学家、育种专家几年的试验培植的结果。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个品种在印度以前遗传世系，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印度、南非联邦及自由中国三个国家遗传学家，继续研究的总成绩。我们不能不承认，如果没有这五十年的遗传学这一门基本科学，如果李先闻、夏雨人、宋载炎以及台糖公司的其他育种专家没有受过这一门的基本科学的严格训练——如果他们没有在台糖公司的蔗作改良场里做了各种大规模的杂交育种，并自每年引进国外有名的甘蔗品种来试种——这个了不得的甘蔗品种是决不会偶然被发现的。
各位先生，南非三一〇甘蔗种不是偶然得来的，是道地基本科学研究的结果。但是现在台糖公司的领袖们已经开始忧虑将来的困难了。我们听他们说：“台湾自营农场的面积有限，地多硗薄……若年复一年，永为一种甘蔗，殊非善策。”甘蔗新种的生产力，普通只有十年寿命。
“南非三一〇推广了五年，病虫害日重，最近虎尾区产量，已有显著的退减趋势”，若确属“品种本身退化，殊为危险”。
台湾蔗区分布甚广，各地环境差异很大，欲求一种而无往不宜，似属希望过奢。今后台湾甘蔗选种，似应以地理小种（Ecological Variety）为准。（《台湾工业复兴史》，页一〇七）我们读了这种近忧远虑的话，作何感想？我这个农学逃兵的感想是这样的：解铃还须系铃人。那建立了莫大功劳的南非三一〇甘蔗种是一门叫作遗传学的基本科学研究的结果，将来要寻这位大功臣的继承人，也还得请教基本科学研究。
对于那位为台湾立了大功劳，为国家换得了几亿美金的外汇的大功臣，也有了我的老同学钱天鹤的大手笔给他大书特书立了纪功碑了。不过给这一种了不得的新品种立纪功碑还是不够的。
要真正报答这一位大功臣，只是一条大路，就是提倡农业科学的基本科学。要希望给这位大功臣寻一个或许多个更好更了不得的继承人，也只有一条大路，也就是提倡并且赶紧建设农业科学的基本科学。
农业科学的基本科学是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遗传学、化学、生物化学、物理学、数学。
而在今天的自由中国，这几门基本科学，都没有做基本研究的研究所和实验室，——都缺乏做基本研究的学人，也都缺乏设立基本研究机构的钱。
我现在要引农业界、生物学界最了解基本科学研究的李先闻先生今年在美国写给我的一封长信里的几句话。李先闻是中央研究院的植物研究所的所长，我们听听他的话：
植物研究所因为我是一个人来到台湾，这十年来一直是帮忙台湾糖业公司。……植物所自从民国四十三年筹办开始，到现在只有从台大、台中农学院找到几个兼任的研究员，其余还有几个年青的大学毕业生，因为在台湾从事生物学的比较的少，从事生物学的研究的学人更少。因为没有人的原故，较远的与崇高的计划无法谈到。目前只能就在台湾的学人，给他们一点设备的补助，使他们一面教学，培植下一代，一面做点研究，提高他们教学的兴趣。……植物研究所到今天还没有自己的研究所与研究室。
各位农学界的领袖先生：我引李先闻先生的话，只是要大家知道自由中国到今天还没有一个植物研究所，没有一个动物学研究所，没有一个生物学的基本研究机构。台大农学院有三个研究所（土壤、农业化学、植物病理与昆虫学），只有很少的经费。中央研究院的化学研究所是和本省的烟酒公卖局合作的，去年又得到了中英文教会二十万元美金的补助，才开始积极筹备。二十万美金是不够设备一个做基本研究的化学研究所的。
植物学、动物学、化学……这都是农业科学的基本科学。现在这些基本科学还没有完全的研究所。这是很可以忧虑的。蒋梦麟先生、赵连芳先生都已指出：今日农业的一些基本问题都不是我们现有的技术所能解决的了。所以我们在今日已不能不强调基本科学的研究的迫切重要了。空谈是没有用的。我这个农学的逃兵今天站在这里说了许多空话，也不免是白日做梦。我既然开始白日做梦了，我想告诉大家我昨夜做的三个很甜很美的梦来做这篇演说的结束……
我的第一个甜梦是梦见蒋梦麟先生、沈宗瀚先生、钱天鹤先生三位主持的农复会毅然决然的把台大农学院的三个研究所包办了去，用农复会的大力量在五年之内把这三个研究所造成三个第一流的科学研究机构。
我的第二个甜梦，是梦见主持台糖公司的雷宝华先生，毅然决然的把李先闻先生多年梦想的植物研究所包办了去，用台糖的大力量在五年之内把这个植物研究所造成一个第一流的植物学基本研究机构。
我的第三个甜梦，是梦见台湾省主席周至柔先生毅然决然的请本省烟酒公卖局把中央研究院的化学研究所包办了去，用公卖局的力量和台湾省的大力量，在五年之内把这个化学研究所造成一个第一流的化学基本研究机构。
我相信这三个很甜美的梦都是不难实现的。无论如何，很甜很美的梦总是值得做的。
（本文为1958年12月7日胡适在中华农学会暨各专门农业学会年会上的演讲，原载1958年12月8、9日台北《中央日报》和《新生报》）
中国传统与将来
我代表出席会议的中国人说一句话：华盛顿大学主动积极地负责召集筹备这个中美学术会议，我们都要表示很热诚的感谢。最早有开这个会议的想法的人是泰勒先生（George Taylor），然而如果没有华盛顿大学的奥德伽校长（President Odegaard）、台湾大学的钱思亮校长热心赞助，会议是开不成的。这个国际学术合作的大胆尝试的几位发起人，几位合力支持的人，都抱着很高的期待，我们盼望这五天会议的收获不致于辜负他们的期待。
我被指定在会议开幕仪式里担任一篇演讲，是我很大的荣幸，我非常感激。但我必须说，指定给我的题目，“中国传统与将来”，是一个很难的题目。中国传统是什么？这个传统的将来又怎样？这两个问题，随便一个对我们的思想都是绝大的考验。可是现在要我在一篇简短的开幕仪式演讲里回答这两个问题，我知道我一定要失败的，我只盼望我的失败可以刺激会议里最能思想的诸位先生，让他们更进一步，更深刻地想想这个大题目。
一、中国传统
我今天提议，不要把中国传统当作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看，要把这个传统当作一长串重大的历史变动进化的最高结果看。这个历史的看法也许可以证明是一种很有用的方法，可以使人更能了解中国传统，——了解这个传统的性质，了解这个传统的种种长处和短处——这一切都要从造成这个传统的现状的那些历史变动来看。
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我的看法，是历史进化的几个大阶段的最后产物：
一、上古的“中国教时代”。译者注：上古的中国教时代，原文是The Sinitic Age of Antiquity。胡适在民国二十年的论文Religion and Philosophy in Chinese History（收在陈衡哲编的A Symposium onChinese Culture，上海版）里提议称中国古代的宗教为Siniticism,现译作“中国教”。很丰富的考古资料证明，在商朝已经发展出来一个高度进步的文明，有很发达的石雕骨雕，有精美的铜器手工，有千万件甲骨卜辞上所见的够进步的象形会意文字，有十分浪费的祀祖先的国教，显然包括相当大规模的人殉人祭。后来，到了伟大的周朝，文明的种种方面又都再向前发展。好多个封建诸侯长成了大国，而几个有力量的独立国家并存竞争，自然会使战时与平时用的种种知识技术都提高。政治的方策术略愈来愈要讲求了，有才智的人得到鼓励了。《诗三百篇》渐渐成了通用的语文课本。诗的时代又渐渐引出来哲学的时代。
二、中国固有哲学思想的“经典时代”，也就是老子、孔子、墨子和他们的弟子们的时代。这个时代留给后世的伟大遗产有老子的自然主义的宇宙观，他的无为主义的政治哲学；有孔子的人本主义，他的看重人的尊严，看重人的价值的观念，他的爱知识，看重知识上的诚实的教训，他的“有教无类”的教育哲学；还有大宗教领袖墨子的思想，那就是反对一切战争，鼓吹和平，表扬一个他心目中的重“兼爱”的“天志”，想凭表扬这个“天志”来维护并且抬高民间宗教的地位。
中国的古文明在这个思想的“经典时代”的几百年（公元前600至220）里经过了一个基本的变化，这是无可疑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特色，多少都是这个“经典时代”的几大派哲学塑造磨琢出来的。到了后来的各个时代，每逢中国陷入非理性、迷信、出世思想，——这在中国很长的历史上确有过好几次——总是靠孔子的人本主义，靠老子和道家的自然主义，或者靠自然主义、人本主义两样合起来，努力把这个民族从昏睡里救醒。
三、第三段历史的大进化是公元前221年军国主义的秦国统一了战国，接着有公元前206年第二个帝国，汉帝国的建立，以后就是两千多年里中国人在一个大统一帝国之下的生活、经验，——这两千多年里没有一个邻国的文明可以与中国文明比。这样一个孤立的帝国生活里的很长很特殊的政治经验，完全失去了列国之间那种有生气的对抗竞争，也就是造成中国思想的“经典时代”的那种列国的对抗竞争，——是构成中国传统的特性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可以举出这两千多年的帝国生活的几个特别色彩。（一）中国对于一个大一统帝国里君主专制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二）一个有补救作用的特点是汉朝（公元前200至公元220）在头几十年里有意采用无为的政治哲学，使一个极广大的帝国在政治规模上有了一个尽量放任、尊重自由、容许地方自治的传统，使这样一个大帝国没有庞大的常备军，也没有庞大的警察势力。（三）再一个有补救作用的特点是逐渐发展出来一个挑选文官人才的公开竞争的考试制度，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官考试制度。（四）汉朝定出来一套统一的法律，这套法律在以后各朝代里又经过一次次的修改。不过中国的法制有一个缺点，就是不曾容许公开辩护，不能养成律师这种职业。（五）帝国生活的又一个特点是长期继续使用已成了死文字的古文作为文官考试用的文字，作为极广大的统一帝国里通行的书写交通媒介。两千多年里，这种古文始终是公认的教育工具，是做诗做文用的高尚工具。
四、第四段历史的大进化，实在等于一场革命，就是中国人大量改信了外来的佛教。中国古代的固有宗教不知道有乐园似的天堂，也不知道有执行最后审判的地狱。佛教的大力量，佛教的一切丰富的想象，美丽的仪式，大胆的宇宙论和形而上学，很轻易地压倒征服了那个固有宗教。佛教送给中国的不是一层天，而是几十层天，不是一层地狱，而是好多层地狱，一层层的森严恐怖各各不同。轮回观念、三生宿业的铁律，很快地替代了旧的简单的福善祸淫的观念。世界是不实在的，人生是痛苦而空虚的，性是不清洁的，家庭是净修的障碍，独身斋化是佛家生活不可少的条件，布施是最高美德，爱要推及于一切有情生物，应当吃素，应当严厉禁欲，说话念咒可以有神奇的力量，——这一切，还有其他种种由海陆两面从印度传进来的非中国的信仰风尚，都很快地被接受了，都变成中国人的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了。
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试举一个例说，儒家的《孝经》告诉人，身体是受自父母，不可毁伤的。古代中国的思想家说过，生是最可宝贵的。然而佛教说，人生是一场梦，生就是苦。这种教条又引出来种种绝对违反中国传统的风气。用火烧自己的拇指，烧一根或几根手指，甚至于烧整条臂，作为对佛教一位神的舍身奉献：成了佛门弟子的一种“功德”！有时候，一个和尚预先宣布他遗身的日子，到了那一天，他自己手拿一把火点着那用来烧死他自己的一堆柴，不断念着佛号，直念到他自己被火烧得整个身体倒下去。译者注：胡适在民国十二年的论文《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胡适文存》二）里引胡寅《崇正辨》记的释宝崖在火焰中礼拜到“身踣炭上”的故事，指出那种行为不是梁漱溟所谓的“向后”，而是“极端的奔赴向前”。
中国已经印度化了，在一段奇怪的宗教狂热里着了魔了。
五、再下一段历史的大进化可以叫做中国对佛教的一串反抗。反抗的一种形式就是中古道教的开创和推广。本土的种种信仰和制度统一起来，加上一点新的民族愿望的刺激，想模仿那个外来的佛教的每一个特点而把佛教压倒、消灭，这就是道教。道教徒采取了佛教的天和地狱，给它们起了中国式的名字，还造了一些中国的神去作主宰，整部《道藏》是用佛教经典作范本编造成的。好些佛教的观念，例如轮回、前生来世的因缘，都被整个儿借过来当作自己的。男女道士的清规是仿照佛教僧尼的戒律定的。总而言之，道教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排佛运动，用的方法只是造出一种仿制品来夺取市场。运动的真正目的只是消灭那个外来的宗教，所以几次政府对佛教的迫害，最著名的是公元446年（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和845年（唐武宗会昌五年）两次，都有道教势力的操纵。
中国的佛教内部也起了对佛教的种种反抗。这种种反抗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要把佛教里中国人不能接受不能消化的东西都丢掉。早在四世纪，中国的佛教徒已渐渐看出佛教的精华只是“渐修”与“顿悟”，这两样合起来就是禅法（dhyana或ch’an，日语读作zen），禅的意思是潜修，但也靠哲学上的觉悟，从公元400年到700年，中国佛教的各派（如菩提达摩开创的楞伽宗，如天台宗）大半都是禅宗。
禅宗的所谓“南宗”——在八世纪以后禅宗成了南宗专用的名字——更进一步宣告，只要顿悟就够了，渐修都可以不要。说这句话的是神会和尚（公元670至762，据我的研究，是南宗的真正开创人）。译者注：看胡适民国十八年的《荷泽大师神会传》（《胡适文存》四）。
整个儿所谓“南宗”的运动全靠一串很成功的说谎造假。他们说的菩提达摩故事是一篇谎，译者注：菩提达摩是大概五世纪末到中国南方的一位来踪不清楚的外国和尚，后世的禅宗尊他为初祖。依胡适考证，达摩见梁武帝及折苇渡江故事皆是后起的传说。看他民国十六年的《菩提达摩考》（《胡适文存》三）。他们的西天二十八祖故事是捏造的，他们的袈裟传法故事是骗人的，他们的“六祖”传也大部分完全是假的。译者注：二十八祖故事，看胡适《荷泽大师神会传》第三节；袈裟传法故事，看胡适民国二十四年的《楞伽宗考》（《胡适文存》四）；“六祖慧能传”的问题，看《楞伽宗考》第六节。但是他们最伟大的编造还是那个禅法起源的故事：如来佛在灵山会上说法。他只在会众面前拈了一朵花，没有说一句话。没有人懂得他的意思。只有一个聪明的伽叶尊者懂得了，他只对着佛祖微微一笑。译者注：拈花微笑的故事，见《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两种，《大日本续藏经》第一辑第八十七套第四册），出处不明。据说这就是禅法的源头，禅法的开始。
最足以表示禅宗运动的历史意义的一句作战口号是：“不著语言，不立文字，直指本心。”篇幅多得数不尽的经卷，算到八世纪的中文翻译保存下来已有五千万字之多（不算几千万字中国人写的注疏讲说），全没有一点用处！这是何等惊人的革命！那些惊人的编谎家、捏造家，真正值得赞颂，因为他们只靠巧妙的大谎竟做到了一个革命，打倒了五千万字的神圣经典。
六、中国传统的再下一段大进化可以叫做“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或“中国的几种文艺复兴时代”。因为不只有一种复兴。译者注：民国二十二年七月，胡适在芝加哥大学比较宗教系担任一组Haskell演讲，题目是“Cultural Trends in Present day China”（今日中国的文化趋向），共六讲，第二年由芝大出版，题作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国的文艺复兴）。书的第三章论中国现代的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称作一个Renaissance，但指出自唐朝起有几段文艺复兴，与本篇此处的意思相同。
第一是中国的文学复兴，在八、九世纪已经蓬蓬勃勃地开始，一直继续发展到我们当代。唐朝的几个大诗人——八世纪的李白、杜甫，九世纪的白居易——开创了一个中国诗歌的新时代。韩愈（死在824）做到了复兴古文，使古文成了以后八百年里散文作品的一个可用而且很有力量的利器。
八、九世纪的禅门和尚最先用活的白话记录他们的谈话和讨论。十一世纪的禅宗大师继续使用活的文字。十二世纪的理学家也用这种活文字，他们的谈话都是用语录体记下来的。
普通男女唱歌讲故事用的都只是他们懂得的话，也就是他们自己说的话。有了九世纪的木版印刷，又有了十一世纪的活字版印刷，于是民间的，“俗”的故事、小说、戏曲、歌词，都可以印给多数人看了。十六、十七世纪有些民间故事和伟大的小说成了几百年销行很广的作品。这些小说就把白话写定了。这些小说就是白话的教师，就是推广白话的力量。假如没有这些伟大的故事和小说，现代的文学革命决不会在短短几年里就得到胜利。
第二是中国哲学的复兴，到十一、二世纪已经入了成熟期，产生了理学的几个派别，几个运动。理学是一个有意使佛教进来以前的中国固有文化复兴起来，代替中古的佛教与道教的运动。这个运动的主要目的只是恢复孔子、孟子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并且重新解释，用来替代那个为己的、反社会的、出世的佛教哲学。有一个禅门和尚提到，儒家的学说太简单太没有趣味，不能吸引国中第一等的人译者注：《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记王安石与张方平谈论儒家自孔孟以后何以没有大师，方平说，“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焉”。因此，理学的任务只是使先佛教期的中国的非宗教性的思想，变得像佛教像禅法一样有趣味有吸引力。这些中国哲学家居然能够弄出来一套非宗教性的、合理的理学思想，居然有了一套宇宙论，一套或几套关于知识的性质和方法的理论，一套道德与政治哲学。
理学也有好几个派别，大半是因为对于知识的性质和方法的观点不同而发生的。经过一段时间，理学的各派也居然能够吸引最能思想的人了，居然使他们不再成群追随佛门的禅师了。而最能思想的人一旦对佛教不再感兴趣，那个伟大过来的宗教就渐渐衰落到无人理会的地步了，几乎到了死的时候听不见一声哀悼。
第三，中国文艺复兴的第三方面可以叫做学术复兴，是在一种科学方法——考据方法——刺激之下发生的学术复兴。
“无征则不信”，是孔子以后一部很早的名著里的一句话译者注：《中庸》。孔子也曾郑重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然而淹没了中古中国的宗教狂热与轻信是很有力量的大潮，很容易卷走那些求真求证的告诫。只有最好的讯案的法官还能够保持靠证据思想的方法和习惯，但是有些第一流的经学大师居然也能够有这种方法和习惯，这是最可庆幸的。要等到有了刻印书的流行，中国学者才容易有比较参考的资料，容易校正古书的文字，容易搜求证据，评判证据。有书籍印刷以来的头二三百年里，金石学的开创，一部根据仔细比较审定的资料写成的大历史著作的出现译者注：《资治通鉴》。都可以看得出有考证或考据的精神和方法。又有一派新的经学起来，也是大胆应用这种精神和方法去审查几部儒家的神圣经典。朱子（1130—1200）就是这一派新经学的一个创始人。
考证或考据的方法到了十七世纪更走上有意的发展。有一位学者肯举出一百六十条证据来论定一个单字的古音译者注：顾炎武考“服”字古音“逼”，举一百六十二条证据。又有一位学者花了几十年工夫找证据来证明儒家一部大经书几乎一半是很晚的伪作译者注：阎若璩费三十几年写成《古文尚书疏证》。这种方法渐渐证明是有用处的，有收获的，所以到了十八九世纪竟成了学问上的时髦。整三百年的一个时代（1600—1900）往往被称做考据的时代。
二、大对照与将来
以上的历史叙述已把中国传统文化带到了历史变动最后阶段的前夕，——这个最后阶段就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对照、冲突的时代。西方与中国和中国文明的第一次接触是十六世纪的事。但是真正对照和冲突的时代到十九世纪才开始。这一个半世纪来，中国传统才真正经过了一次力量的测验，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次最严重的力量的测验，生存能力的测验。
在我们谈过的历史纲要里，我们已看到古代中国的固有文明，因为有了经典时代丰富的滋养和适当的防疫，足可以应付佛教传入引起来的文化危机。不过因为本土的宗教过于单纯，中国人在一段时间里是被那个高度复杂又有吸引力的佛教压倒了、征服了。差不多整一千年，中国几乎接受了印度输入的每一样东西，中国的文化生活大体上是“印度化”了。但是中国很快地又觉醒过来，开始反抗佛教。于是佛教受了迫害、抵制，同时又有人认真努力把佛教本国化。有了禅宗的起来，佛教内部也做到了一种革命，公开抛弃了不止五千万字的全部佛教经典。因此，到了最后，中国已能做到一串文学的、哲学的、学术的复兴，使自己的文化继续存在，有了新生命。尽管中国不能完全脱掉两千年信佛教与印度化的影响，中国总算能解决自己的文化问题，能继续建设一个在世的文化，一个基本上是“中国的”文化。
早在十六世纪的末尾几年和十七世纪的头几十年，有一个新奇的但又是高度进步的文化来敲中华帝国的大门。最初到中国来的那些耶稣会士都是仔细挑选出来的，都是有准备的。他们的使命是把欧洲文明和基督教开始介绍给当时欧洲以外最文明的民族。最初的接触是很友善又很成功的。经过一段时间，那些伟大的教士已不止能把欧洲数学、天文学上最好最新的成就介绍给中国头脑最好的人，而且凭他们的圣人似的生活榜样介绍了基督教。
中国与西方的强烈对照和冲突是大约一百五十年前开始的。对着诸位这样有学问的人，这样特别懂得近代历史的人，我用不着重说中国因为无知、自大、自满，遭了怎样可悲的屈辱。我也用不着提中国在民族生活各方面的改革工作因为不得其法，又总是做得太晚，遭了怎样数不清的失败。我更用不着说中国在晚近，尤其是民国以来，怎样认真努力对自己的文明重新估价，又在文化传统的几个更基本的方面，如文字方面、文学方面、思想方面、教育方面，怎样认真努力发动改革。诸位和我都是亲眼看见了这种种努力和变化的，我们中国代表团里年长些的人有大半都是亲身参与过这些活动的。
我今天的任务是请诸位注意与“中国传统的将来”这个题目直接或间接有关系的几件事。我想我们要推论中国传统的将来，应当先给这个传统在与西方有了一百五十年的对照之后的状况开一份清单。我们应当先大致估量一下：中国传统在与西方有了这样的接触之后，有多少成分确是被破坏或被丢弃了？西方文化又有多少成分确是被中国接受了？最后，中国传统还有多少成分保存下来？中国传统有多少成分可算禁得住这个对照还能存在？
我在好些年前说过，中国已经确实热心努力打掉自己的文化传统里种种最坏的东西：“短短几十年里，中国已经废除了几千年的酷刑，一千年以上的小脚，五百年的八股。”译者注：胡适在民国二十三年的一篇《再论信心与反省》（《胡适文存》四）里，极力称赞中国近代废除八股、酷刑等等的事业。我们还要记得，中国是欧洲以外第一个废除君主世袭的民族。中国的帝制存在了不止五千年之久，单单“皇帝也要走开”这一件事对广大国民心理的影响就够大了。
这些以及其他几百件迅速的崩溃或慢慢的消蚀，都只是这个文化冲突激荡时期的自然牺牲。
这些文化的牺牲都不值得惋惜哀悼。这种种革除或崩溃都应当看作中国从孤立的旧文明枷锁之下得到解放的一部分现象。几千年来中国的政治思想家从没有解决如何限制一个大一统帝国里君主专制的问题，然而几十年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接触就够提出解决的方法了：“赶掉皇帝，废除帝制”。其他许多自动的改革也是一样。八百年的理学不能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的行为，然而几个传教士带来了一个新观点就够唤起中国人的道德意识，够把小脚永远废了。
中国从西方文明自动采取吸收的又有多少成分呢？这个清单是开不完的。中国自动采取的东西，——无论是因为从来没有那些东西，或者没有相当的东西，还是因为虽然有相当的东西但要差一等——确实总有几千件。中国人采取了奎宁、玉蜀黍、花生、烟草、眼镜，还有论千种别的东西，都是因为以前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愿意要这些东西。用钟表是很早的事，不要多久滴漏就被淘汰了。这是一个高一等的机械代替一个次一等的东西的最明显的例。从钟表到飞机和无线电，论千件的西方科学工艺文明的产物都可以列在我们的清单上。就智识与艺术的范围而论，这份清单可以从欧几里德起一直开到当代的许多科学家、音乐家、电影明星，这个单子真是开不完的。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从旧文明里丢掉冲刷掉这一切，又从近代西方文明自动采取了这上千个项目，然后中国传统保存下来的成分又还有多少呢？
不止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在1933年，我有一回演讲，专论中国与日本文化反应的不同型态。译者注：前引The Chinese Renaissance，第一章，“文化反应的不同型态”。我指出日本的现代化可以叫做“中央统制型”，而中国，因为没有一个统治阶级，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是文化反应的另一个型态，可以叫做“长期曝露与慢慢渗透造成的文化变动”。我接着说：
这样，我们实在是让一切观念、信仰、制度很自由地与西方文明慢慢接触，慢慢接受感染，接受影响，于是有时起了一步步渐进的改革，也有时起了相当迅速或激烈的变动。……我们没有把哪一件东西封闭起来，我们也不武断禁止哪一样东西有这种接触和变化。译者注：同上，页二六。
过了几年，我又抱着差不多同样的看法说：
中国的西方化只是种种观念渐渐传播渗透的结果，往往是先有少数几个人的提倡，渐渐得着些人赞成，最后才有够多的人相信这些观念是很合用或很有效验的，于是引起来一些影响深远的变化。从穿皮鞋到文学革命，从用口红到推翻帝制，一切都是自动的，都是经过广义的“理智判断”的。中国没有一件东西神圣到不容有这样的曝露和接触，也没有一个人，或一个阶级，有力量防止那一种制度受外来文化感染浸蚀的影响。译者注：见胡适的The Westernization of China and Japan,Amerasia，Vol 2，No 5，July，1938p 244。
我从前说过的话的要点只是：我认为那许多慢慢的、但是自动的变化，正好构成一个可以算是民主而又可取的文化变动的型态，——一个长期曝露，自动吸收的型态。我的意思也是要说，那种种自动的革除淘汰，那种种数不清的采纳吸收，都不会破坏这个站在受方的文明的性格与价值。正好相反，革除淘汰掉那些要不得的成分，倒有一个大解放的作用；采纳吸收进来新文化成分，只会使那个老文化格外发辉光大。我决不担忧站在受方的中国文明因为抛弃了许多东西，又采纳了许多东西，而蚀坏、毁灭。我正是说：
慢慢地、悄悄地，可又是非常明显地，中国的文艺复兴已经渐渐成了一件事实了。这个再生的结晶品看起来似乎使人觉得是带着西方的色彩，但是试把表面剥掉，你就可以看出做成这个结晶品的材料在本质上正是那个饱经风雨侵蚀而更可以看得明白透彻的中国根底，——正是那个因为接触新世界的科学民主文明而复活起来的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译者注：前引The Chinese Renaissance，胡适自序，页九、十。此段里的“中国根底”一词，原文是The Chinese bedrock。胡适在民国二十四年的“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胡适文存》四）里说：“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有无价之宝，……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汰而格外光大的。”
这是我在1933年说的话。我在当时可是过分乐观了吗？随后这几十年来的事变可曾把我的话推翻了吗？
然而将来又怎样呢？“中国根底”，“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现在成了什么样子呢？在整个中国大陆经过十一年来的共产统治之后，这个中国根底又将要变得怎样呢？铁幕统治决不容许接触自由世界的毒素影响，决不容许受这种影响的感染，当然更决不容许“长期曝露”，试问那个“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长期受了这样的统治，是不是还能够继续存在呢？
预料将来总是一件冒险的事。但是，我近几年来看了不止四百万字的“清算”文献。每一篇清算文献都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他们的政府所怕的是什么，他们费尽了心机想要连根消灭的是什么。看了这种大量的清算文献，我深信我有根据可以说：今日控制大陆的那些人还是怕自由精神，怕独立思想的精神，怕怀疑的精神或方法，怕考据的工夫：作家胡风被判了罪，因为他和追随他的人表示了自由精神，表示了独立的思考，而且竟敢反抗党对文学艺术的控制。梁漱溟，我的朋友，也是老同事，逃不掉整肃，只因为他表示了可怕的怀疑精神。“胡适的幽灵”也值得用三百万字讨伐，因为胡适对于传统经学大师的考据精神和方法的传布负的责任最大，更因为胡适有不可饶恕的胆量说那种精神和方法就是科学方法的精华。
看了这许多整肃文献，我才敢相信我所推崇的那个“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在中国大陆上还存在着，才敢相信那个曾尽大力量反抗中古中国那些大宗教，而且把那些宗教终于推倒的大胆怀疑、独立思想、独立表示异议的精神，即使在最不可忍的极权控制压迫之下，也会永久存在，继续传布。总而言之，我深信，那个“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的传统没有毁灭，而且无论如何没有人能毁灭。
（本文为1960年7月10日胡适在西雅图中美学术会议的英文演讲，徐高阮中译文载1960年7月21日至23日台北《中央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