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欢迎会上讲词我非常感谢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及台北市、基隆市、台北县、桃园县、新竹县、宜兰县等文献委员会的各位先生给我参加这样一个盛大的聚会。不过说到欢迎，我实在不敢当。刚才黄（纯青）先生要我对修志问题表示意见，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等七个机构却是做征文考献工作的，他们在台湾省各地保留资料，搜集资料，整理资料，以编修台湾省通志及各县市的方志，这是一件大工作，要我表示意见实在不敢当。况且在座的有台湾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师范学院的许多位文史先生，他们对于黄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无论在知识，学术见解，以及这几年来他们参加襄助各地搜集材料的工作，都比我知道得多，在这许多文史界权威学者面前，更不敢说话了。
不过黄先生说我是台湾人，的确台湾是我的第二故乡，幼年时我曾在台湾住过一年又十个月。这次我到台南、台东等地，曾种了一株榕树，两株樟树，据说这两种树都有很长的寿命，将来长大了，也许有一个小小掌故的地位，也可以说替将来的台湾文献捏造一些掌故。
我还要特别感谢文献会的黄先生，将先君在台湾留下的一点纪录，一个是私人日记，一个是向他长官所作的报告，予以刊行。
关于黄先生所提的修志大问题，我刚才已经说过，我是不配提出有价值的意见的，不过大家知道我从前作过一部《章实斋（学诚）的年谱》，因为编这一部书，对于方志问题略曾注意，章实斋是一个史学家，是很有历史的眼光的学者，他的书中，一部分有关文史，一部分有关方志，特别对于方志部分还有许多意见。因为我编章实斋的年谱，所以引起我对方志的兴趣。平时我自己也搜集一些材料，但个人所搜集的材料当然有限，而且不免多是与个人有关的。但是我在国外，看到搜集方志最全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它搜集了全中国的方志，这实在是很了不得的，从前朱先生曾编有一个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中国方志的书目，可以作为参考。在国内除了北大图书馆和上海的涵芬楼以外，很少有一个地方像美国国会图书馆搜集得那样完备，而美国除了国会图书馆以外，尚有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敦大学的收藏亦甚丰富。因此，我有一个小小的意见，今天向七个专门考献的团体的先生以及文史专家面前提出。
我觉得文献委员会这几年来所做的搜集史料刊印史料的工作，也许比将来修志的工作还格外重要，这一句话并不是说对诸位修省通志或地方志的工作不领会，我的意思是说搜集资料，保藏原料，发表原料这些工作，比整理编志的工作更重要，有了原料，将它收集保藏起来，随时随地的继续搜集，随时出版，有一种材料就印一种，这个工作比修志编志书重要得多。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志书经过一番制造整理，是一种制造品，台大前校长傅斯年先生曾说过，人家以为二十四史中《宋史》最多最麻烦，其实在二十四史中《宋史》的价值最高，这个见解我是很赞成的。因为《宋史》所保藏的原料最多，经过整理删除的最少，有人以为《宋史》不好，要重新写过一部，我却以为幸而《宋史》替我们保留了许多材料。再说大家都知道唐书有两部，一部《新唐书》，一部《旧唐书》，《新唐书》是宋时人作的，经过了一番整理，以做文章的方法来写历史，将材料改了很多，文章固然很谨严，一般做文章的人也许很恭维《新唐书》，但以历史的眼光看，《新唐书》是远不如《旧唐书》的，金朝学者王若虚就曾经写过《新唐书》不好，我们可以说《新唐书》不但文章不通，而且原始的材料都掉了，《旧唐书》就是因为材料较多，所以篇幅也较多，差不多比《新唐书》多了一倍。这是它的好处。
今天在座的七个团体，都是从事征文考献的工作，给台湾的历史保藏史料，原料越是保藏得多，搜集得多，比起将原料整理删除编整的工作，都远为重要。因为无论以什么方式编志，新方法也好，旧方法也好，都不免经过整理，许多材料不免受编志总纂主观的取舍。甚至毁去一部分材料，或隐藏一部分材料；经过这一阶段，往往将有价值的原料去掉，所以整理出来的东西就成为制造品，我们以现代新的眼光来看，与其编志不如做搜集材料发表材料，继续搜集材料，随时发表材料的工作。譬如说，“二二八”事变是一个很不愉快的事，现在距离的时间很短，在台湾是一件很重要的问题，在这个时候不能不讨论这个问题，但讨论时不免有许多主观的见解，而关于这件事，就有许多材料不能用、不敢用，或者不便用。在这样的情形下，与其写一部志书，在方志中很简单的将二二八事件叙述几遍，远不如不去谈它，不去写书，而注重在保藏史料这一方面。使真实的材料不至毁灭，而可以发表的就把它发表。这是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来说明原料比制造品重要，说明过早提出结论，不如多保留各方面的材料，到可以发表的时候当作原料发表，不加以论断。不要使原料毁灭，我以为这个工作比编志更重要。希望各地文献委员会对于搜集资料保存资料的工作能够继续，而且要特别的看重。不要存一种搜集资料就要编志的观念。
还有今天我在台大参观人类考古学系，看到有关高山族的考据，这是很了不得的，把高山族分成七个大类，这个工作现在刚刚开始，只是在开始搜集材料，还没有到搜集齐全的时期，有关民族、语言、方音等等的调查纪录，就我所知目前还是不够，尚待继续搜集，再以新的方式整理。在开始搜集的时候，很不容易有一个结论。征文考献亦复如此，应多搜集原料，研究原料，不必在几年中将各地通志都写起来。至少在我这个半个台湾人看来是不必如此的，而应扩大搜集材料的范围，请台大、师院及历史语言研究所各位先生就民族学、语言学、人类学各方面以新的方法来搜集新的材料。
这是我这半个台湾人回到第二故乡，向各位负征文考献责任的先生们，以我外行的一点小意见贡献给大家，我想许多文史专家一定有更好的意见，黄先生可以请他们多多发表，我只是以我粗浅的意见供大家的参考，作为一种抛砖引玉的意见。
（本文为1953年1月6日胡适在台湾文献委员会欢迎会上的演讲，收入《胡适言论集》甲编，1953年5月台北华国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