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遇到一件不寻常的事。
新年开工的第一日，于写字台上停工数日来积下来的信堆里，发见一封由本埠不甚知名的某小旅馆发来的挂号信。信里说，自己是与我不相识的青年，因为读了我的文章，很钦佩我，愿跟我做事，一壁做工，一壁学习；特远远地冒险从四川冲到上海来，现住在某小旅馆里，一心等候我的回音。我看了通信，既惶悚，又惊异。自从服务杂志以来，时常接到青年读者诸君的信，像这样突兀这样迫切的函件却是第一次见到。我因为不知怎样写回信才好，正在踌躇，次晨又接到他的催信了。这次的信是双挂号的，信里说，他在上海举目无亲，完全要惟我是赖。又说离家时，父母亲友都不以他为然，可是他终于信赖着我，不顾一切地冲到上海来了，叫我快快给他回音。
我想写回信，可是无从写起，结果携了原信跑到旅馆里去访他，和他面谈。他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印象并不坏，据说曾在四川某中学读过几年书，中途又改入商店，因川中商业不景气，仍想再求学。此次远来找我，目的有二：一是要我指导他的学问，二是要我给他一个职业的位置，不论什么都愿做，但求能半工半读就是。我的答复是：我自惭没有真实学问可以作他的指导，半工半读的职业更无法立刻代谋。惟一的忠告是劝他且回故乡去，不要徒然飘泊在上海。他对于回故乡去似有难色，说恐见不得父母亲友。我苦劝了一番，且答应与他时常通信（即他的所谓学问指导），他才表示愿即日离开上海。据他说有一位同乡在无锡某工厂里服务，上海既得不到位置，只好到无锡去改托同乡设法。我问他事前曾否与在无锡的那位同乡有所接洽，他说毫无接洽，只好撞去看。我不禁又为之黯然起来，可是也无法叫他不到无锡去。“在无锡如果找不到事，还是赶快回故乡去吧。”这是临别时我最后劝他的话。傍晚他又送了一封信来，还赠我一瓶辣酱与一罐榨菜。信中说，决依从我的劝告，离去上海，明晨赴无锡去。
我凝视着放在写字台上的辣酱瓶与榨菜罐，不禁感慨多端：想起一二年前上海曾有好几批青年抛了职业与家庭远赴峨嵋山学道，现在这位青年却从峨嵋山附近的家乡，毫无把握地冲到上海来。两相对照，为之苦笑起来。我和这位青年未曾素识，对于他个人无所谓爱憎，只是对于他的行动却认为缺乏常识，可以说是对于现社会认识不足。
这位青年的投奔到上海来，据他自说一则为了想“从师”，二则为了想“得职”。我的足为“师”与否且不管，即使果足为“师”，也是不能“从”的。古代生活简单，为师者安住在家里，远方仰慕他的负笈相从，就住在师的门下，一方面执弟子之役，一方面随时求教。师弟之间自然成立着经济的关系，可以不作其他别种的打算与计较。现在怎样？普通所谓“师”者就是学校教员，完全为雇用性质，师弟之间的经济关系并没有从前的自然，并且教员生活甚不稳定，这学期在这儿，下学期在那儿，地位更动得比戏院里的优伶还厉害，叫青年怎能“从”呢？我是书店的职员，说得明白点，是被书店雇用，靠书店的薪水生活着的。住的房子只是每月出钱租来的狭小的一室，安顿妻孥已嫌不够，哪里还容得“门下生”与“入室弟子”呢？“从师”的话，现今还有人沿用，其实现社会中早已根本不能有这么一回事，应该与“郊”“褅”“告朔”之类同列入废语之中的了。
至于得职，在现代工商社会中，可分为两种方式：一是聘任，一是雇用。聘任是厂店方面要求你去担任职务的，且提开不谈；至于雇用，最初大概要有介绍人或保证人。雇用之权普通操在经理，一个陌生的青年突然对于厂店中的某个人说，要立刻在厂店中替他安插一个职位，当然难以办到。用自荐书来介绍自己，他国原有此种求职的方式，国内新式的厂店中也似乎正在仿行。可是不经对方同意，就突兀地奔投前往是决不行的。这位青年投奔到我这里来，碰壁，投奔到无锡去找同乡，据我推断起来也一定会碰壁吧。理想社会实现以后不知道，在现社会的机构里决不会让我们有这样的自由。
现社会的机构如此。这机构是好是坏，姑且不谈，我们应该大家先把它明了，凡事认清，不为陈套的文字所拘缚，不为传统的惯例所蒙蔽。学问在现社会中是什么？“师”在现社会中是什么？今日职业界的情形怎样？工厂商店内部的构造怎样？……诸如此类的事项，在中学校的教科书里也许是不列入的，学校的教员们的口里也许是不提及的，可是却都是很重要的知识。
这位青年不顾一切远道投奔到上海来，其勇气足以令人赞赏，可惜，他对于现社会尚未认识得明白，其追求的落空，无异于上海青年的赴峨嵋山求道！
上海青年赴峨嵋山求道，大家都把责任归诸荒唐的武侠小说，峨嵋山的道士倒是没有责任的。这位青年的从四川到上海来碰壁，责任者是谁呢？这是一个值得大家考察的问题了。
刊《中学生》第四十三号
（1934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