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参政会的会所是借用汉口两仪街的“上海大戏院”，在开会的那几天里面，门口固然有一队卫士，就是门口那一段街道，也是警备森严，除了汽车可以通过外，寻常的行人和黄包车是不许通过，要转到别条路上去的。这种戒严状况之所以必要，大概还是因为每天除了一般的参政员外，还有各部会长官到会出席的缘故。像我们这大部分乘惯“十一路电车”（步行的代名词）或至多乘苦力牛马走的黄包车的参政员，看见这种情形，倒觉得有些新颖。
在最初几天，只有黄包车乘的参政员，虽然身上同样地挂有徽章，乘到将近会所那段路的转角上就被警士拦住，要走下黄包车改乘“十一路电车”，这在炎日当空或大雨倾盆的时候当然是有些尴尬的。但是不久靠着四川老前辈胡景伊先生的出奇制胜，居然有了好转。有一天上午他老先生坐在黄包车上到了转角被警士拦阻时，太阳正晒得发滚似的，他赖在车上不肯下来，拖长着四川音说：“我老了，下来不得！为什么汽车可以过而黄包车就不可以过？”警士望望他的徽章，让他过去。他下午又到会，又遇着同样的“事件”，他还是赖在车上，又拖长着四川音提出严正的抗议：“为什么今天上午通得过，今天下午就通不过？”大概警士们认为他的话大有理由，从此只须戴有徽章，都得赖在牛马走的车上。我们不得不佩服胡老先生的老当益壮的斗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