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大苦头的报界名宿 现任上海《时事新报》总经理潘公弼先生是报界名宿，是吃过大苦头的报界名宿。我替本刊用“绑票式”的手段，请他谈谈民国八年阳历七月间在北京入狱的情形，如读有趣小说，如闻暮鼓晨钟。我未开始讲述以前，先要代表本刊以十二分的诚意谢谢他。
原因 当时潘先生担任北京《京报》总编辑，同时任该报主任的是邵飘萍先生。那个时候正是“安福派”当国，炙手可热的时候，《京报》却主持正论，不畏强御，大遭当道之忌，恨之已极，尤集矢于邵先生。
司法警察来了 有一天潘先生与邵偕往友人处吃饭，回到报馆门口的时候，看见后面跟着两个司法警察。当时京报馆是租赁的屋子，前一部分是报馆，后一部分是邵的住宅，中间还隔开一个中门。当局要和邵为难的风声，早有所闻，所以两警进屋之后，由潘先生出来接见。警察一定要寻邵先生，说此来是办公事，如不见告，便要不客气；潘先生说敢担保邵某不在报馆里面。两警说明亲眼看他进来，何能说不在报馆里面。潘说你们只见其入，或许未见其出。两警乃用恫吓的口气说，这来是办公事，倘有虚报之事，查了出来，实有未便之处！潘还是咬定说不在报馆里面。
大索 于是两位警察老爷正式宣告不客气，从事大索。索到报馆与邵宅交界的中门，潘老先生却很严正的宣言说：“我所担保的是限于报馆的范围，报馆以外是不负责的，你可无须进去。”两警连呼上当，赶进邵宅时，那位邵主任却已越墙而逃。两警见墙上靠了一架竹梯还未拿开，心里也就不言而喻，已知此行是徒然的了，对潘先生只得冷笑几声而去。
这样一来，潘主笔的“缓兵之计”已售了！
迁怒 当局捉不到邵主任，乃迁怒于潘主笔。当晚五六点钟的时候，两位法警又来“光顾”，潘主笔一见，就很滑稽的说道：“你们又来办公了！”两警先出示“传票”，请潘老先生到检察厅谈话！传票上写明“传京报总编辑潘某”。潘先生说有事须和主任说话，和总编辑不相干；而且既是传票，何时开庭何时准到就是了，何必就去。法警听潘主笔大讲法律而不肯走，暗露出拘票给他看看。说你老肯走，我们可回去把拘票取消，否则便要不客气而实行其拘了。潘先生见势已如此，也就泰然去走一趟。法警说今天可否回来可说不定，不过并没有什么大事。潘先生将走以前，还把报馆的事布置好，才乘自己的包车出去，两警雇乘两辆洋车同行。
检察厅里 到了检察厅，推事说对不起得很，原来和你无涉，何以有意放纵邵走；有意纵走的事实，且有法警为证。潘先生说当时与法警同行入门，就与法警谈话，未曾有隙相离，有何法放走。推事说不是检厅有意为难，实奉朱总长的命令（当时司法总长是朱深）。潘先生便提出抗议，说依法检察厅不应听司法部的命令，推事倒也无话可驳，只得含糊的说今天不必多辩。于是把潘主笔送到看守所里去。
看守所里 所谓看守所者，是用来押拘尚未判罪的人，该所就在检察厅里面。所长办公处的屋子是平排三间，东边一间是所长住的，中间一间是审问用的，西边一间是该所书记处。书记处又分为两间，里面一间是书记官的卧室，外面一间是他的办公处。这平排三间的左右便是一间一间押人用的看守所了。潘先生到后，由所长依官样文章的的问一遍姓名，把他送入书记官住的卧室，书记官只得让铺，就把外面一间办公室暂时兼做卧室，这当然算是一种优待。
强迫说官话！潘先生到后第一件要求的事就是要打一电话到报馆去，先由所长把这件事请示于检察官，检察官允可，不过说要有人在旁边监听。潘先生是南方人，报馆里同事也是南方人，打电话时候当然用南方话，监听的那位朋友却听了一点不懂，简直监而不能听，强迫潘先生要说官话（即国语）才行。于是潘主笔也只得卷着舌头，大说其官话，把报馆里翌日如何发稿的事支配一番，吩咐大家仍安心照常办事，并叫人送铺盖及一些书籍来。铺盖送到的时候，还经过一番检查手续。
我觉得当时倘若潘先生只晓得说南方话，就是许近电话而亦不能打，岂不是有苦说不出？幸而说了官话，我又想平日同事里都是说南方话，他们忽然在电话里听着潘主笔大说其官话，一定大诧异，或以为报馆主笔一到了官厅里就染着官派了！
第一夜潘先生睡得很早。
花瓶毒水 第二天潘先生起来，听见房门口的一个守卫说：“上面关照潘先生吃东西可以向外面买。”于是从此每日三顿都可差一个童子往外面买来吃，这也是一种优待。第二天早晨还有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书记官的原来卧室里的桌上，有一个寻常玻璃瓶，上面有几朵花置在水里。那时这个卧室虽暂为潘先生所住，这瓶花仍在桌上。书记官在这个卧室外面一间办事，忽然很仓皇的跑到后面卧室里，赶紧把这瓶插花的水拿出去倒掉！潘先生看他那样慌乱的神气，倒弄得没头没脑！后来问书记官何以如此着急，他说养花的水是极毒的，如饮了下去，可以致命；所以近犯人的地方绝对禁止养花，原来他们是防备潘先生寻死路！
看守所的书记官，不过能够抄写抄写，并没有什么特长；但是关于他职务内的这种不可多得的常识，倒也不无可取。
见客 看守所里每星期准许见客一次，潘先生第一次见面是他的丈人，他的介弟邵昂先生（现任《时事新报》北京特约通讯，最近因电讯被北京当局认为泄漏秘密，狱中生活也经过一星期）和同乡吴君。见客在当中一间审问厅，见的时候，所长高坐堂皇，像煞有介事！家人见面，只有力加安慰而已。
何前倨而后恭耶！第三天所长忽请潘先生到审问厅里面去。这个时候并不高坐堂皇，却衣冠整肃，必恭必敬的拱拱手，说阁下现有好消息。总长并不与新闻界为难，不过要警戒警戒，大概可以无事。他说话的时候，不敢仰视，大有窘态，和前次的像煞有介事的气概迥异，大概是“上面”的几句宽容的话的效力。
三块钱寄一次信 话虽宽容，人却仍旧拘在看守所里。那个卫士却拉生意，毛遂自荐代为送信，不过送一封信要一块大洋。亲友得信欢喜得很，即复一信带回，给与两元，所以寄一次信，卫士腰包里便多了三块大洋！以后每天都秘通一信，每日都有亲友报告营救的情形，不过潘主笔天天望出去，天天失望，他心里实在觉得难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