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李觏的生平
李觏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卒于宋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北宋建昌军南城（今江西省资溪县[1]）人。因他曾创办盱江书院讲学，所以后人亦称他“盱江先生”。
由于文集保存较好，李觏的生平比较清楚。本文根据《年谱》以及近人多部研究李觏的专著，对李觏的生平作一简要概括。为方便叙述，将李觏的生平分为以下几个时段。
一、少年求学
据现存的多部李氏族谱记载，李觏家族的远祖可上溯到唐高祖李渊，并与南唐王室有一定的联系[2]。但此事于史无征，李觏本人也不曾提及。他只是在一些文章里隐约暗示祖先曾有过荣耀，如在《上慎殿丞书》里，他说：
窃念觏郡之衣冠家也，数十年来，禄禀中绝。[3]
但即使祖上确实曾有过富贵，到李觏出生时，他的家庭也已经是真正的农民家庭了。如他在给朝廷的授官表》中说：
伏念臣生长荒陬，世家寒士，徙际恢儒之运，谬怀荣古之心。[4]
李觏在《疑仙赋》序言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十多岁时他跟着父亲到农田劳作，有一次在田间睡觉，梦见有人送给他一本《王状元文集》。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的家庭境况。与普通农民家庭稍显不同的是，李觏的家里有一些藏书，使他能够“始数岁，窃习其家书，见晁、董、公孙之对问决科”[5]。须知在那个时代，图书印刷尚未普及，私人藏书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更何况在僻远的山区。他的父亲也有一定的文化，他说过：
先君尝学，不应举，以教其子作诗赋，亦乐施惠。尤直信，生平无所争，不识州县廷。[6]
从这里我们倒也能感受到一点破落世家的气象。在李觏出生之前，他有两个哥哥夭折了[7]。他的父母自然十分渴望他的出生，因此“凡有可祷，无不至”。终于，母亲在做了一个道士授棋子的梦后，生下了李觏。
李觏自幼喜欢读书，并且非常勤奋。在《上苏祠部书》里他称自己自幼好学，在六七岁时，“调声韵，习字书，勉勉不忘”。在《上余监丞书》里又说自己“十岁知声律，十二近文章”。看来李觏读书成绩不错。
李觏十四岁（乾兴二年，1022年）时，父亲不幸去世，这使得李觏的家庭陷入了困境。在《先夫人墓志》里他写道：
是时家破贫甚，屏居山中，去城百里。
从此处的“屏居”一词推测，李觏的家本在南城郊外，但此时孤儿寡母，生活难以为继，于是迁回离南城百里的老家居住[8]。在山区的老家，他们母子生活依然拮据。他们拥有“水田裁二三亩，其余高陆，故常不食者”。幸亏他的母亲很能干，他回忆他母亲：
募僮客烧薙耕耨，与同其利。昼阅农事，夜治女功。斥卖所作，以佐财用。蚕月盖未尝寝，勤苦竭尽，以免冻馁。[9]
这样，靠着母亲的辛勤操劳，李觏得以专心读书，并于17岁时出游访学。李觏出门游学估计走得不是很远，应该就在今天的黎川一带。黎川古有赤溪风月亭，据传是李觏读书处。虽不尽可靠，当非空穴来风。
李觏的游学生涯持续到21岁。天圣八年（1030年），他回老家娶妻陈氏，并开始谋求入仕。
二、坎坷不遇
接下来的13年左右的时间，李觏都在为进入仕途而奔波。今人多感慨李觏之不遇，但细考当时的制度，则可发现李觏之不遇，不能全怪当局，亦与他的个人性格及决策有关。从一开始，他就选择了一条不太顺利的道路。
宋初的取士，主要通过进士和诸科。不仅录取名额多，考试科目也很广泛。考试面向全社会开放，判卷、录取制度较为公正。对于那些屡试不第者，还设有专门的恩科以安抚。宋代科举并未像明清那样流为八股，成为扼杀才智的工具。宋代著名学者，包括李觏所崇敬的范仲淹、富弼、余靖、叶清臣等人，都是通过这个渠道走上仕途的。以李觏的才学，应该不难考取功名的。
但李觏却对进士考试有很深的成见，这或许与他早年读书经历有关。上文已述，他小时候曾经读过汉人“晁、董、公孙之对问决科”，认为他们的文章是“发天人之秘，而弥缝国家之务”，只有通过这样的对问才能选到真正的人才。他看不起进士和诸科，认为那些科场得意者所作的文章“诚皆声病靡靡之文而已”。
在他16岁（天圣三年，1024年）那年，叶清臣参加进士考试，因为策论写得非常好而被擢为第二，一时名动天下，因此李觏对叶清臣很是敬佩（不过叶清臣参加的是通的进科考）。
李觏希望参加所谓的“制举”考试，因此没有参加过进士、诸科考试。制举考试设立于宋太祖时代，考试“无常科”，也不定期举行。太祖设立制举考试的初衷是怕正常的科举考试遗漏了特殊人才，所以皇帝本人经常亲自主持考试。乾德初年，太祖让地方官举荐人才参加制举考试，无人应诏。后来考虑到地方官发现人才不力，特允许士子到朝廷自荐。乾德四年，有司举荐了两个人，但面试时发现其人“词理疏阔，不应所问，赐酒馔宴劳而遣之”[10]。后来还举行过几次这样的考试，看来结果不甚理想，所以就不再举行了。
仁宗即位后，于天圣七年（1029年）重新设立制举考试，设立贤良方正等六科以待京、朝之被举者；设立书判拔萃科以待选人（即参加过进士诸科考试的低级地方官）应考；还设立“高蹈丘园科、沉沦草泽科，茂才异等科以待布衣之被举者”。这种考试取人不多，因此名望很高，提拔也快。曲江（今广东韶关）人余靖便是先登进士第，又于天圣八年（1030年）通过了书判拔萃科制举，并于当年被任命为新建县令。
余靖的成功对李觏应有所影响，至少坚定了他参加制举考试的决心。但普通百姓参加这种考试，首先要得到地方官员的推举。因此余靖到了新建县任上的当年，李觏就奔波四百里，求见余靖。他把自己的文章集为一册，希望得到余靖的赏识和推荐。当时余靖并没有做出特别的反应，但他后来成为了李觏的朋友，并曾向朝廷李觏。
第二年（天圣九年，1031年），李觏又求见本县的孙知县，把自己撰写的《潜书》呈给对方，但孙知县没有做出反应。之后的几年他都在家里读书、写作，等待朝廷的制举考试。可能是信息蔽塞的原因，他没有参加1034年的制举考试（这次录取的是苏绅、吴育、张方平）。苏绅也是先中进士，后通过的制举考试的，以祠部员外被任命为洪州（今江西）通判。
景祐二年（1035年），李觏求见过苏绅，但苏绅也不曾作出反应。景祐三年（1036年），李觏听说那年秋天朝廷会在京城举行一次贡举考试。由于在地方上没有人愿意举荐，他就赶到京城，认为“京师忠贤所萃，策试亡私，奔走西乡，将觊觎其万一”，希望得到京官的举荐。但来到京城，“未及弛担，而贡举已罢矣”[11]，很是失望（其实这年三月朝廷就已经“诏权停贡举”[12]，可能他未能及时得到消息，来到京城才听说）。在京城，他又投书（附自己的著作）给聂冠卿、叶清臣、李淑、宋庠四位官员。叶清臣看了李觏的文章，回复了一首诗以示表彰，另外三位看来没有什么回应。
此外，朝廷在景祐元年（1034年）推出了有关制举考试的新规定，即“进士诸科取解而被黜落者，毋得复应茂才异等三科”[13]。就是说，连乡试（即发解试）都没有通过的人，不允许参加制举考试。或许李觏到了京城后才知道此事，因此回乡后他便参加了一次乡试（具体时间不详）。不过这次乡试他落第了，“彷徨而归，又黜乡举”[14]。
景祐四年（037年），李觏带着他的作品去拜访被贬到饶州（治所在今鄱阳县）的范仲淹。李觏在京城时，范仲淹恰因“景祐党争”被贬到饶州，因此未能拜访。这次李觏去饶州拜访，给他看了《明堂定制图序》、《潜书》、《野记》、《礼论》等作品[15]。
李觏的才华给范仲淹留下了良好印象。宝元元年（1038年）正月，范仲淹到润州任职，兴建州学，邀请李觏去润州执教。但范仲淹旋又改任知越州（今浙江绍兴），此事未果[16]。
宝元二年（1039年）三月，范仲淹到了越州任上。十月份，他又写信邀李觏去越州讲学。是年冬天，李觏应邀到了越州[17]，还写有《登越山》一诗。在越州期间，李觏还留下了改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中“德”为“风”的“一字之卩市”的文坛佳话[18]。
李觏也没在越州任教，因为次年（1040年）三月，范仲淹又接到知永兴郡的任命。李觏回家后，求见过当时以职方员外郎知建昌军的江镐。此时已是宝元三年（1040年）。就在这一年，李觏的儿子参鲁出生了。此前，他已有一个女儿，不过不能确定何时出生。
康定二年（041年，后改元庆历，李觏33岁）春，李觏拜访知郡慎钺，并和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两人曾写诗唱和。夏六月，慎钺建了一个亭子，李觏还为此亭写了一篇记。因此这年冬天，李觏得到郡里的推荐（据谢善元先生推测，此期间李觏应该又参加了一次乡试并通过），到京城去参加次年的制举考试，应茂才异等科。在等待考试期间，李觏带着自己的文章求见过吴育、王尧臣、富弼、刘沆等人。庆历二年（042年）春，祖无择登门拜访李觏，两个人开始了持续多年的友谊。
李觏一直在京城等到庆历二年8月，制举考试才开始。制举考试有三个环节，先是由礼部根据策论判定参加制举的资格，其次祕阁进行考查，最后才是参加殿试。由于李觏的策论文理倶优，被礼部评为所有赴考制举科的士子中最优秀者，顺利进入祕阁考核环节。
但就在祕阁主持的资格考核中，他却失败了。究其原因，在于祕阁考查的是经典中的细节问题。李觏读书一向都从大处着眼，不甚关注细节，因此他不愿参加进士和诸科考试，宁愿等待机会较少的制举考试。但制举考试仍然有考查记诵的环节，这使得李觏对科举考试彻底失望了。他决定不再参加任何考试，而要凭学术上的成就造就自己的名声。
李觏参加考试的时代，正是宋代科举考试酝酿重大改革的前夜。由于历史的沿习，宋初的进士考试兼考诗、赋、论、策、帖经、墨义，而且诗、赋占的分量比较大。李觏看重、擅长的是策论，因此很瞧不起进士考试。他有些盲目地寄希望于制举考试。而以策论定高下的考试要到十几年后才开始，从这个角度说，李觏有些生不逢时。
其实李觏并非不能诗，他的诗写得还不错。他也会作赋。他完全可以先通过进士考试，再参加制举，余靖、苏绅都是这样走的。即使不参加制举，通过普通的进士、诸科考试走上仕途，也不影响他实现抱负，如范仲淹、欧阳修都是通过登进士第走上仕途的。制举失败后，他改考进士、诸科，年龄也不算大，如曾巩就是到了39岁（1052年）才登第的。尽管不能说他改考进士就一定能考中，但李觏就此决定彻底退出科举考试，这个决策总是有些过激了。
由此可见，李觏的性格中存在一些偏执、自傲的成分。以今人的眼光看，对他的坎坷遭际，李觏自己也是要负一些责任的。
三、退居生涯
回到家乡后，李觏整理了自己以前的文章235首，编订为12卷，名曰“退居类稿”，并请祖无择为之作序，算是对自己以前著述生涯的一个总结[19]。
庆历三年（1043年）8月，范仲淹、富弼等改革派官员当政，开始推动改革，史称“庆历新政”。此时朝野气象一新。受这种形势的感染，李觏也写下《庆历民言》来表达对时政的看法。不幸这年冬天李觏全家染上了瘟疫，虽然没有死人，但肯定给李觏的个人生活造成不小的麻烦，所以直到次年（1044年）6月，李觏才得以写信给范仲淹、富弼，向他们陈述自己的见解，并把《庆历民言》寄上。
庆历四年（1044年）3月，朝廷诏令州县皆立学，南城也奉诏建学[20]，知郡请李觏去主持讲学。看起来李觏的退居生涯有一个不错的开局，但此后李觏的生活境况就开始下落，生活上的不幸接连不断。这年年底，李觏遭受了一次牢狱之灾。事情起因是这样的：当地有一个叫邹子房的人，拿着一份御药院里的文书到处招摇撞骗，地方官员都信以为真。李觏上书知谏院蔡襄，检举了邹。在进行调查期间，部子房反咬李觏一口。地方官一时查不清真相，就把李觏和邹一起关进牢房待审。二十天后李觏被放出来，但这一段牢狱之灾对李觏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或许自觉无颜，他索性辞掉教职，居家不出，彻底改以务农为生。在《寄祖祕丞》诗里他写道：箧书归弊庐，庠门任芜秽。去年仲夏后，盛暑若火炽。郊园有余爽，蔬果聊可嗜。时复观田畴，毕力奉耕耘。[21]
生活的不幸还没结束。庆历七年（1047年），和李觏相伴十七年的妻子陈氏病故（发妻逝后，李觏再娶饶氏，具体时间则不可考）；一年后（1048年），年仅6岁的次女又去世了。皇祐三年（1051）其母郑氏又与世长辞了[22]。
总之，李觏的退居生活很不如意。但经过了一度的消沉后，他在十几年时间里惨淡地经营着自己的影响力，最终引起了朝廷的注意。
与当世名公的交游是他的名气扩大的一个重要途径，其重要性不亚于他的讲学。李觏一直与朋友们保持书信来往，他对时世的关注和意见就是通过他的朋友们传播出去的，这些朋友包括范仲淹、富弼、孙沔、余靖、祖无择等。这一时期他写了许多唱和、应酬之作（写得最好的是《袁州学记》，还被清人选入《古文观止》），也在适当的时候出游访友（1046年游弋阳，1047年他入閩访蔡襄，1050年游杭州访范仲淹，1054年游袁州访祖无择）。
余靖、范仲淹先后三次（范荐了两次）向朝廷推荐他。范仲淹第二次向朝廷推荐李觏是在皇祐二年（1050年），这一次成功了。当时朝廷准备在秋季举行一个仪式，涉及明堂的制作问题。李觏早年对明堂的考证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朝廷赐给李觏一个将仕郎试太学助教的官衔，相当于九品官阶。尽管官衔不高，但改变了李觏的赋税地位，“不离乡井，已脱民编”[23]，“稍殊编户，便可安居”[24]，对他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
李觏获得名声的另一个渠道就是讲学。上文已述，李觏遭牢狱之灾后，一气之下辞去教职。但什么时候他又重执教鞭，并创办盱江书院，则不可考。谢善元先生推测是在被授予太学助教的官衔之后。重要的是，他的教学成绩不错。皇祐五年（1053年），他的门人陈次山、孙立节同登进士第（此前此后还有其他门人登第）。
四、壮志未酬
执教多年，李觏成为当时著名的教师，据说门人累计达千余人。嘉祐二年（1057年），国子监向朝廷推荐他时，对他的评价是：
养道丘壑，聚徒教授。南方士流，皆宗师之。[25]
朝廷接受了国子监的推荐，于当年（057年）诏令李觏出任太学说书，赴太学供职。李觏到任后甚是勤勉，“孜孜渠渠，务恪厥守”，第二年便被授予了一个八品官阶（通州海门县主簿，太学说书如故）。
嘉祐四年（1059年）初，太学的主管胡瑗因病请辞，朝廷“差李觏权同管干太学”[26]。夏天，李觏请假回家为祖母迁坟，不料到家一个半月，竟染病不起，抱恨离世了。临终时，以《明堂定制图》托弟子陈次公，又以《三礼论》未成为恨。
李觏出身贫寒，少年丧父，早年生活凄苦。但他立有大志，潜心向学，令人钦佩。如能像范仲淹、欧阳修那样，通过普通的科举考试走上仕途，施展抱负，那将是宋代文人的另一段佳话。只是由于性格上的偏激、孤傲，和一定程度的生不逢时，他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未能脱离底层社会，无法实现自己的志向，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在退居之后，尽管生活遭际坎柯，他仍胸怀天下，纵议时政，最终以平民学者的身份被最高当局认可，并受命主政太学，这是他的成功之处。笔者认为，李觏最大的遗憾是在他刚有时间和精力潜心撰述时便粹然离世，年仅51岁（周年50岁）。
第二节 李觏的思想发展
前文已叙，要想全面了解一个思想家，我们既要有共时性的视角，也要有历时性的视角。本文总体上是以共时性的视角对李觏思想进行的系统阐发。但同任何一个思想家一样，李觏的思想也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也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在进行系统地阐述前，我们有必要以时间为线索，探寻一下他的思想发展的轨迹，以避免为追求思想的严整而不得不削减其思想的情况，也可以对思想家前后抵牾之处有个合理的解释。
为方便叙述，笔者将李觏的思想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一般来说，思想的形成和演变与思想家本人的生活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生活对思想的影响也不是立竿见影、如影随形的。因此本节对李觏思想发展阶段的划分，与上节生活阶段的划分并不完全一致；不过各阶段之间的思想也不是截然分开的，只是在有些方面体现出不同的特色。
一、政治理论的建构
李觏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是30岁之前。在这一时期，李觏以儒家经典为依据，构建起了自己的政治理论体系，并初步形成了一些社会政治主张，可以说是纯理论建设阶段。主要作品是《潜书》、《礼论》、《平土书》、《广潜书》等。
我们可以看到的李觏最早的文字，是写于1030年的《上余监丞书》。据这封信，他当时已经写有一组95首约1万余字的文章。可能这些文章确实不够成熟，余靖没有表现出很大热情，李觏自己也没有将这些文字保存下来。今天我们无从知晓其内容，不过次年（031年）他写的《潜书》很有可能就是由这些文字提炼而来。
《潜书》是由15篇短文组成的一篇文章。在《潜书》中，李觏简洁地表达了他的一些主张，包括：
以井地、均田解决农民贫困的问题。由于农民不占有土地，收获的物品都为土地所有者所得，因此“天下无废田”而农民“耕不免饥”、“蚕不得衣”。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能是井地、均田：
井地立则田均，田均则耕者得食，食足则蚕者得衣。[27]
反对佛教。在《潜书》中有3篇是批评佛教的。他指责佛教的理由包括：不事生产而耗民之粮，虽不杀生却使人民“绝其类”，实是伪仁；佛教让人出家，是不孝、不忠；有罪之人出钱兴建庙宇、供养僧人可得善报，则是与受贿枉法无异。
民本主张。李觏认为，“母以有子而尊，君以有民而贵。无子无民，母出君灭”。君之“贵”源于民，君必须爱民，“倚君之贵而不能爱民，国之丧王也”。由此君主应当修德，以德治国，即“圣人简役而轻赋，喜德而惮刑”。[28]
《潜书》还对恶吏、苛政进行了批判。这些观念，在他以后著作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在《潜书》的末段，李觏感慨：
孔子之言满天地，孔子之道未尝行。[29]
隐然表达了以宣扬孔子之道为己任的抱负。《潜书》还只是零散地表达了他的一些社会政治主张，不成体系。次年（1032年）写下的《礼论》7篇，则系统地表达了他心目中理想社会政治的模式。
李觏的政治思想的总纲领是“一本于礼”。不过李觏所说的“礼”与他以前的儒家传统中的“礼”的概念有所不同。李觏把“礼”作为最高概念，涵摄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饮食，衣服，宫室，器，夫妇，父子，长幼，君臣，上下，师友，宾客，死丧，祭祀，礼之本也。曰乐，曰政，曰刑，礼之支也。而刑者，又政之属矣。曰仁，曰义，曰智，曰信，礼之别名也。是七者，盖皆礼矣。[30]
举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如器物、伦理、制度，都是礼的内容。因此他认为：
夫礼，人道之准，世教之主也。圣人之所以治天下国家，修身正心，无他，一于礼而。[31]
李觏追溯了礼的产生，认为礼产生于人的基本需要：
夫礼之初，顺人之性欲而为之节文者也。[32]
他设想，在人类社会的原初状态中，人们饱受饥渴、寒暑的侵害。“圣王”出现后，先是创造了各种生活必需的器物，免除人们遭受的自然苦难；然后规定了各种人伦关系，使得人们能够和谐相处；最后，为保证这些文明的成果，圣王规定了各种具体的礼仪、制度。这样，李觏以礼对传统儒家（在他以前）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整合：乐、政、刑被认为是礼的三支，“仁、义、智、信”则是礼的别名。
礼是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不过自孔子以降，只有荀子对礼给予了特别关注。但荀子并没有像李觏这样赋予礼以至高无上地位和无所不包的内涵。应该说，对礼的阐发是李觏的一大创造。李觏对此也颇为自负，他在回答假设的有人质问他的解释是否符合先儒之意时说，“以予度之，先儒之意，当若是也”，如果先儒之言与此不同，则“皆不知礼而妄言也”[33]。
《礼论》还对传统儒家的一些重要的命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人性论的问题，李觏支持韩愈的性三品说；在王霸之辩的问题上，李觏站在王道的立场上反对霸道，贬低汉、唐，这和他以后的主张有所不同；在经与权的问题上，李觏认为这是个伪命题，因为礼本身就包含了经和权两个方面；他还否定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看法，认为“无一物不以礼”，只是具体实行的层面上，根据贫富不均对社会上层和庶人分别做出规定而已。
在《礼论》的序言中，李觏说自己写此书的目的是：
崇先圣之遗制，攻后世之乖阙。[34]
就是说，他要发掘先圣的政治理念，作为救治时弊的标准。从解释学的角度看，经典文本的解读其实是解读者的再创造。《礼论》是李觏利用传统儒家的思想材料构建起的一套独具特色的政治哲学，因此谢善元先生认为这组文章是李觏作为思想家写的最有创造性的作品。
1036年，李觏写了《明堂定制图并序》、《平土书》等作品。《明堂定制图并序》是李觏对与礼制有关的建筑“明堂”的考据，与本文所述的思想无多大关系。不过正是此文改变了李觏的生活：李觏平生写了许多被誉为“医国之书”的著作，都没能引起朝廷的重视，反倒是这篇文章在无意间使得朝廷注意到了他。李觏本人也颇为重视此文（不知是否因为这个原因），临死时以之托付给弟子。
《平土书》是李觏研究《周礼》的成果，也是他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对《潜书》中井地、均田主张的进一步阐发。关于《平土书》的写作宗旨，李觏在序中指出：
生民之道食为大，……食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义，民不可得而教也。尧舜复起，末如之何矣！故平土之法，圣人先之。……古之行王政必自此始。[35]
1038年，李觏（30岁）写了《广潜书》一文，也是由15篇短文组成，作为《潜书》的续篇。对佛教的抨击仍是这部分的重要内容，也有感慨世风不古、人不从道之作，以及关于礼、教育等内容的讨论。
这一阶段，李觏主要是以一个纯粹的理论家的身份从事著述。他进行政治理论建构的材料主要是儒家经典而非社会现实。尽管其著述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现实问题，但对现实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泛泛而论的水平上，因而其理论中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浓厚。谢善元先生认为，30岁前是李觏的思想发展史中最具光彩的时段。写完《平土书》后，他最富创造性的思考就接近尾声了。
二、关注现实，呼吁改革
31岁（1039年）到36岁（1044年）之间可以算作李觏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李觏对现实的关注超过了对理论思辨的兴趣，对社会的深刻忧虑和对改革的强烈呼吁是这时期作品的基调。这期间他的作品主要有《易论》13篇、《富国》、《强兵》、《安民》三策30篇、《庆历民言》、《周礼致太平论》51篇等，另外有一部分书信也包含了他的一些政治主张。
关于李觏的思想转变，谢善元先生认为，1038年底西夏叛宋以及此后宋朝的一系列失败带给李觏强烈的刺激，使得他开始关注现实，并接受法家的一些政治主张：
作为一个关心国家前途的学者，李觏一定也急切地盼望宋朝能打胜仗。……
他现在比较现实，他对接受法家的“强硬、有力统御论”说法毫不感到犹豫。[36]
笔者认为，除了现实危机的刺激，李觏和范仲淹的交往对他思想转向的促进作用不可忽视，甚至更重要，也更早些（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1037年，西夏叛宋之前）。
范仲淹是一个有着强烈忧患意识的人，素以天下为己任，《宋史·范仲淹传》说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李觏第一次去拜访他，是在饶州任上时。这是范仲淹作为朝廷中倾向于改革的少壮派代表，与保守势力的代表老臣吕夷简第一次交手的结果。此外，范仲淹学识渊博，“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范仲淹的人格魅力折服了李觏。此后的三年间，范仲淹又迁润州、再迁越州，李觏一直都和他保持联系，直到1040年范仲淹被调往西北边疆主持防卫工作。这些对于我们确定李觏另一部重要作品《易论》的写作时间或许有所帮助。
《易论》是李觏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他坚持王弼以义理解《易》的主张，认为《易》是圣人用以教导众人的著作，万事之理都包含其中。他以王弼的注为依据，阐发了为君、为臣、修身、齐家、治国的道理，也探讨了福彳肖、天命等哲学问题。
不过《易论》作品本身和《年谱》都没有留下足够的线索让后人确定其具体的写作时间。我们只能从1036年、1037年他写的几封信中推断，在他见到范仲淹之前此书尚未写成。而写于39岁时（1047年）的《删定易图序论》提到《易论》时，称“尝著《易论》十三篇”，说明早已经写完了。前后跨度达10年，未免过于宽泛。而且以李觏的学识，写这样一部不太长的《易论》，实在不需要十几年时间。谢善元先生分析了李觏这几年的活动，将其写作时间定为1039年，理由是只有这一年李觏才有时间写作。笔者认为，定位这么准确可能有些冒险。但如果说《易论》写成于与范仲淹交往的这几年内，应该是可以的。
对改革的吁求（“救弊之术，莫大乎通变”）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作《易》者既有忧患矣，读《易》者其无忧患乎”）是《易论》的重要内容，这不能不令人联想到范仲淹的影响。而书中有关君臣遇合的探讨也许正是对范仲淹遭际的感喟。从写作时机上看，在写于1035年的《上苏祠部书》中李觏说自己“常撮其爻卦，各有部分”[37]，彼时大概已经做好了基本材料的准备，章节都已经安排好（原计划分十篇），只是没有动手写而已。范仲淹是一个易学专家，和范仲淹的交往过程中，李觏不可能不和他交流易学的研究心得。内有忧患感慨，外有良师督促，李觏一气呵成写完《易论》是很自然的事。而以后的岁月，不论在时间上还是兴趣上，李觏恐怕都没有这样好的时机写成这样一部需要振作的心境和思维敏捷的头脑才能完成的作品（关于范仲淹对李觏思想的影响在后文还要详述）。
《富国》、《强兵》、《安民》三策是李觏为参加1042年的制举考试而作。三策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他的政治主张。据《年谱》，这组文章写于1039年。但谢善元先生认为，李觏应写成于1041年。这些文章受到主持考试的官员们的欣赏，因此李觏被列为参加考试人员之首。
《富国策》探讨经济问题。李觏认为，治国必本于财用，治国必先富国，而富国则须强本与节用并重。由此，他列举了以下诸多方面的政策，如在农业上井地均田以尽地力；限金帛之用；驱工商、佛道、冗吏、方术、声伎等游民从事生产；实行平籴之法；立义仓备荒年；禁盗铸恶钱禁输出钱币以解决钱荒问题；放开榷茶、榷盐，“一切通商”。
《强兵策》探讨军事问题。李觏认为：
仁义者，兵之本也；诈力者，兵之末也。[38]
仁义为本，但诈力也不可或缺，都是国家所需。他主张兴屯兵以戍边，建乡军以守备，此外还讨论了择将、用将、为将之道，以及兵器、赏罚等问题。
《安民策》讨论了社会治理的问题。社会治理的根本目标在于安民，安民的根本在于教化。李觏主张，完善学校以教化民众；通过学校选拔人才；尊卑有等，用度有制；君臣协和条理阴阳以消除灾害；明法度，慎置吏；谨赦赎；贡赋有常；重农劝农，不误农时，等等。
制举考试失败后，他决定退居，专事著述。退居自然是他生活的一大转折，但对他的思想、写作影响不是太大，因为退居是李觏抱着开创另一番事业的心态做出的主动选择。
此时范仲淹等改革派官员在朝廷中风云际会，开始推行庆历新政。这种形势也对李觏的精神状态产生积极影响。因此在退居的头两年里，李觏的精神状态并不低落，仍然保持着此前的创作状态和思路。1043年，李觏把自己的文章编订为《退居类稿》，算是对以前的创作的一个总结，还写下《庆历民言》和《周礼致太平论》两组文章。
《庆历民言》由30篇短文组成。这组文章多是站在君主的立场，考虑如何执掌政权，治理社会的问题。每篇文章表达一个主题，篇幅不长而论述严密，可谓短小精悍，故谢善元先生称赞其技巧的成熟。
《周致太平论》由51篇文章组成，分为内治、国用、军卫、刑禁、官人、教道六个主题。从次序上看，李觏把内治，也就是皇帝的“齐家”作为达至太平的首要任务。而从内容上看，国用即经济问题是重点，占了16篇。《周礼致太平论》是李觏对自己多年政治思考的提炼与综合，因此不仅稍早一些时候完成的《庆历民言》的许多主题出现在《周致太平论》中，更早时候的许多主张也都再现[39]。在写作手法上，和《易论》一样，李觏以解释经典的形式，以经典的相关论述作为自己观点的佐证。
三、非孟的典型
从36岁（1044年）直到去世，是李觏思想发展的第三阶段。
1044年是李觏备受打击的一年。先是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从这年的6月份走向没落。李觏对范仲淹领导的这次改革寄予了厚望。1044年6月他还写信鼓励范仲淹改革，并寄去他为新政写的《庆历民言》。殊不知就在他写信的同时，范仲淹因为改革进行不下去而离京外任了。等到年底，保守派对改革派的打击达到顶峰，改革彻底失败。而在此时李觏又为邹子房之事遭受了一场牢狱之灾。李觏一气之下辞去教职回家务农，正体现了他此时的消极和愤世的心境。
这些打击使得李觏在一个时期内精神状态低落，这也影响到了他的创作。1044年以后，李觏基本上停止了主动的大规模的写作。这期间他的文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应酬性的记、书、序、铭等，有的还写得很漂亮，如《袁州学记》。另一类则是论战性的文章，这包括1045年的《与胡先生书》，1047年的《礼论后语》和《删定易图序论》。杂文中的《原文》一篇，未标明写于何年，但根据其思想倾向，应该也是这一时期所写。
《与胡先生书》是他见到胡瑗所做的《原礼篇》后写的。胡文认为“民之于礼也，犹兽之于囿也、禽之于绁也、鱼之于沼也。岂其所乐哉？勉强而制尔”[40]。胡瑗在这里表现出把人性与礼义对立的倾向，这自然与李觏一向主张的“礼顺人情论”大相悖逆，因此他特地写信给胡瑗同他辩论。
《礼论后语》是为批驳章望之而写的。章望之也是当时有名学者，《宋史》说他：
（章望之）喜议论，宗孟轲言性善，排荀卿、扬雄、韩愈、李翱之说，著《救性》七篇。……江南人李觏著《礼论》，谓仁、义、智、信、乐、政、刑皆出于礼，望之订其说，著《礼论》一篇。[41]
从李觏的回应来看，该文主张“为礼应求诸内”，指责李觏“竞逐外”。其实李觏的主张是“有诸内者必出于外，有诸外者必由于内”[42]，礼应内外兼修。有人把这篇《礼论》拿给李觏看，李觏对章望之歪曲他的主张极为愤慨，遂写下了此文，其中对章望之的批评几近谩骂。
《删定易图序论》是为批驳刘牧所做。李觏写《易论》十三篇，其主旨是“急乎天下国家之用”[43]，阐明“夫救弊之术，莫大乎通变”[44]。刘牧作《易图》，则把《周易》的研究引向玄虚一途，这和李觏一向主张的经世致用思路不同。在这一组文章里，李觏再次阐明了他的义理主张，批判了象数派的主张，也阐发了他关于世界生成的理论。刘牧是孙复的弟子，孙复是当时推崇孟子最力者之一。
一般来说，辩论的结果往往是论者对自己立场的捍卫更加坚定，而对对手的批判会向着更加激进、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由于他的竞争对手都有孟子思想的背景，属于“挺孟派”，在经过一系列的辩论后，李觏最终走上了非孟的立场。李觏对孟子的批判体现在他的《常语》中。
在他活着的时候，非孟还不是个大问题。但宋朝以后，孟子逐渐升格为亚圣，非孟就是个严重的问题了。明朝的左赞在重刻《盱江集》时，把《常语》删改为31条。王国轩先生整理《李觏集》时，根据《尊孟辨》补上了16条。不过笔者在《邵氏闻见后录》中还发现还有2条未收。因此李觏的《常语》原来究竟有多少条没法确定，但肯定不会少于49条（关于李觏非孟的问题，后文还要详述）。
值得一提的是，李觏对东南的关注。庆历四年（1044年），他在写信给范仲淹的同时，也给富弼写了一封信，提醒富弼注意东南的安全。因新政失败，他将自己的担忧写入《长江赋》（1046年）中。李觏认为，当时宋廷以“特举”的优秀官员镇守西北，而用来守东南的官员则是“累资”，即靠积累年限的庸官，官以资则庸人并进，敛之竭则民业多隳。为贪为暴，为寒为饥。如是而不为盗贼，臣不知其所归。[45]
后来，由于朝廷及地方官员招抚失当，少数民族头领侬智高于皇祐四年（1052年）月在广西造反，沿郁江东进。由于“岭南州县无备，一旦兵起仓促，不知所为，守将多弃城遁”[46]，朝廷多次发兵不克，侬智高遂横行岭南地区，一度围攻广州。直到年底，朝廷命余靖、孙沔为安抚使，并以宿将狄青统兵，才于次年2月将侬智高击溃。
孙沔是李觏的旧识。李觏听说他被任命为安抚使后，就写信给他，陈述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侬智高不足为虑，关键是平定以后，如何使南方社会稳定，不再有动乱。为此他提出了十策，包括培训乡兵以守乡土；利用豪强的势力守土；改革捕贼之法；开放茶盐之禁；允许粮食自由流通；改革赋税制度；严格免征差役范围；抚恤士卒；不拘一格招揽人才，等等。
到太学后，李觏开始酝酿写作《三礼论》。可惜天不假其便，未成而逝。
第三节 李觏著作的刊刻情况
李觏很早就开始有意识地撰写一些见解新颖的文章。但他未能像同时代的许多知名学者一样在年轻时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因此他不得不耗费许多宝贵时光为进入上流社会而奔波。由于一直未能“释褐”即脱离缴纳赋税的农民的身份（直到被授太学助教一职），他的生活比较窘迫，退居后的生活遭际亦甚坎坷，这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他的创作。调往太学任职后，他既有时间也有条件专注于学术研究了，却不幸因突发疾病而抱恨离世。即使是这样，李觏仍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并不算小的精神财富。
及时整理、出版自己的文集，对于古代文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南宋的尤袤，他生前是与杨万里、范成大、陆游齐名的诗人。不幸的是，他的大量诗稿和其他著作，以及3万多卷藏书，在一次火灾中全被焚毁。现在仅存的59首诗还是他的后裔尤侗从一些方志、类书中搜集到的，因此尤袤诗名不彰。
相形之下，李觏就比较注意自己著作的结集、刊刻，因此他的著作保存较为完好。李觏早年为取得政府官员的推荐以参加制举考试，多次整理自己的文章呈给他们看。
尽管这些整理的文稿没有刊刻，也没有流传下来，但这对他后来整理文集非常有利。退居以后，他决心以文章求得不朽名声，就更加注意对自己文集的整理、刊刻。
1043年，即他退居后的第一年，李觏整理、编辑了自己的文稿12卷，并请友人祖无择作序，以《退居类稿》为名正式刊行。1052年，他又将此间9年的文稿编订为《皇祐续稿》8卷，并付梓行世。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等记载，《周礼致太平论》、《易论》、《删定易图序论》、《常语》这几种重要著作还发行过单行本。
他的文章很受欢迎，因此还出现过文稿被盗印的事情。据《皇祐续稿序》称，在刊行《退居类稿》后，三年间他又写了百余篇，但不知被谁盗走了，以“外集”为名刊印，印刷质量还很差。这个《外集》没有流传下来。
根据陈次公的说法，可能还有过一个《李泰伯策论》的集子。他在李觏的墓志铭中说李觏有“《富国》、《强兵》、《安民》三策，《易》、《礼》二论，合五十首，天下传诵”[47]，但不见史籍记载。
李觏去世后，门人傅野又编订《后集》6卷，并由邓润甫进于朝廷。
大约宋末就有了李觏的全集刻本，即《直讲李先生文集》。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全集本是明代成化刻本的《直讲李先生文集》（又称《盱江集》），为南城左赞编，有《文集》37卷，《外集》3卷，《年谱》1卷，《门人录》1卷。后来明、清两代还有多种刻本，但规模基本不出此本，不再详引。
1981年，王国轩先生以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的明成化左赞刻本为底本，校以他本标点成《李觏集》，由中华书局出版。《李觏集》除在前言里介绍李觏的创作情况外，还增加了佚文和《宋史·李觏传》以及各版序跋和书目提要作为附录附于书后，这是目前收录最全的版本，其收录李觏作品分类如下：
（一）赋：3篇，载《李觏集》第1卷。
（二）策论文：239篇，这些是李觏学术、政治思想主要载体，载《李觏集》第2-22卷，32-34卷。篇目包括：《潜书》15篇；《礼论》（及《后语》）8篇；《明堂定芾^图序》1篇；《平土书》20篇；《广潜书》15篇；《富国策》《强兵策》《安民策》30篇；《庆历民言》0篇；《周致太平论》51篇；《删定易图序论》6篇；《常语》49篇（左赞本《盱江集》收《常语》31条，王国轩本《李觏集》据《尊孟辨》补上了16条，《邵氏闻见后录》还有2条未收）；《易论》13篇；《五宗图序》1篇；
（三）记：2篇，载《李觏集》23、24卷。
（四）序（含文集自序、赠序）：篇，载第25卷，及书首的《退居类稿自序》。
（五）表、启、书：1篇，载《李觏集》第26、27、28卷。
（六）杂文22篇：第20卷（《野记》）、第29卷。
（七）墓碑文及伤辞：7篇，载《李觏集》第30、31卷。
（八）诗歌：334首，载《李觏集》第35-37卷。
注释
[1]关于李觏之籍贯，李觏本人文章及史传载之甚明，以北宋的行政区划看，原本不成问题。但到了南宋初年（1138年），新城（即今之黎川县，在南城县东南）从南城析出；明朝万历年间（1578年），泸溪（即今之资溪县，在南城县东北）又从南城析出。南城、资溪、黎川三县今皆属江西省抚州市。李觏在三县皆有行迹，故今人对李觏故里归属产生了一些争议。笔者认为，李觏的籍贯当属资溪县。李觏在《李子高墓表》中说：南城县东北远百里，吾高祖之父家焉。”宋朝的里比今天的里大，南城东北百里正在资溪县境内。李觏的父亲则迁居住到南城（建昌军治）东郊，故李觏在《疑仙赋》序言中说：觏家盱江，其西十里则麻姑山”盱江即是南城，至于何时迁居则不可考。李觏父亲去世后，其家可能因生活窘迫，又回到祖宅居住，因此李觏在《先夫人墓0》中说：是时家破贫甚，屏居山中，去城百里。”其后裔则迁居到今黎川县境内居住。可参见刘敦龙、黄志中：《李觏身世及其家谱简析》；宋秀珍：《李觏与黎川考》罗伽禄、河山：《李觏家世考》李隆昌：《赤溪源远风月千秋》；周世泉、若梦：《李觏遗存及祭祀略述》；罗伽禄：《北宋名儒李觏》之第一章《李觏的生平与影响》。
[2]罗伽禄、河山：《李觏家世考》，《抚州师专学报》2002年第21卷第4期，页179-184。
[3]李觏：《上慎殿丞书》，《李觏集》，第283页。
[4]李觏：《谢授官表》，《李觏集》，第274页。
[5]李觏：《上叶学士书》，《李觏集》第287页。
[6]李觏：《先夫人墓志》，《李觏集》，第360页。
[7]李觏：《先夫人墓志》，夫人相有二男，为无服殇”，《李觏集》第359页。
[8]有人据黎川县有李觏后裔，认为他们迁到了今天的黎川的山区，见宋秀珍：《李觏与黎川考》。笔者认为，迁回资溪境内故里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在老家有宗族可以照料生活；若迁到没有亲族的黎川另行开辟家园，显然不是孤儿寡母所能做的。
[9]李觏：《先夫人墓志》，《李觏集》，第359页。
[10]《宋史·选举志》。
[11]李觏：《上叶学士书》，《李觏集》第288页。
[12]《续资治通鉴.卷四十》。
[13]《续资治通鉴.卷三十九》。
[14]李觏：《上范待制书》，李觏集》，第23页。
[15]方健先生认为，这次拜访很有可能未见到范，只留下了一些信和文章。见方著《范仲淹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2页。
[16]据《嘉定镇江志》载，“设教于润，当自李（觏）始”则是说李觏已赴范仲淹之招。但方健先生认为，李觏未能赴润州。笔者认为，从范仲淹在润州时间甚短以及接着又邀李觏去越州来看，可能李觏未能去润州。参见方著《范仲淹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2页。
[17]此据方健先生考据,应是在冬天抵达越州的。参见方著《范仲淹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2页。
[18]洪迈：《容斋随笔》，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页。
[19]《江西通志》卷10（见《全书》514册P334）载：“龙马山房,府志在龙马崖，宋李舰聚徒讲《易》处,今隶泸溪（今资溪）。据此，李觏曾在故乡的龙马山房有过一段聚徒讲学的时间。罗伽禄在《北宋名儒李觏》中，引《泸溪县志》的辩误资料,指出龙马山房系南宋时得名，“进士李涮却元聘，结庐讲《易》于此，题曰龙马山房”《北宋名儒李觏》，第37页）。李觏讲学龙马山房当属误记。
[20]《年谱》将南城奉诏立学系于1043年,但据《续资治通鉴》，诏令州县立学在1044年。
[21]李觏：《寄祖祕丞》，《李觏集》，第386页。
[22]笔者由此猜测，也许李觏的家族有某种遗传病，致其家人多早逝。李觏的父亲去世时年仅43岁，李觏出生之前已有两子夭折。李觏本人逝于51岁，次女夭折，长女逝于26岁，子参鲁去世时亦甚年轻。据《雾农李氏族谱》载，参鲁亦未有子，其子乃是过继。参见罗伽禄、河山：《李觏家世考》。
[23]李觏：《谢授官表》，《李觏集》，第274页。
[24]李觏：《谢范咨政启》，《李觏集》第275页。
[25]《劄子四首之一》，《李觏集》，第467页。
[26]《劄子四首之三》，《李觏集》，第468页。
[27]李觏：《潜书·一》，《李觏集》，第214页。
[28]李觏：《潜书·五》，《李觏集》，第216页。
[29]李觏：《潜书·十五》，《李觏集》，第20页。
[30]李觏：《礼论第一》，李觏集》，第5页。
[31]李觏：《礼论第一》，李觏集》，第5页。
[32]李觏：《礼论第一》，李觏集》，第6页。
[33]李觏：《礼论第五》，《李觏集》，第16页。
[34]李觏：《礼论第一》，李觏集》，第5页。
[35]李觏：《平土书》，《李觏集》第83页。
[36]谢善元：《李觏之生平及思想》，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3页。
[37]李觏：《上苏祠部书》，李觏集》，第29页。
[38]李觏：《强兵策第一》，《李觏集》，第151页。
[39]关于这点，谢善元在《李觏之生平及思想》中有翔实分析，见该书第73、74页。
[40]转引自李觏：《与胡先生书》，《李觏集》，第317页。
[41]《宋史.列传第二百二·文苑五》。
[42]李觏：《礼论后语》，《李觏集》，第2页。
[43]李觏：《删定易图序论》，《李觏集》，第52页。
[44]李觏：《易论》，《李觏集》，第2页。
[45]李觏：《长江赋》，《李觏集》第2页。
[46]《宋史.卷四百九十五.蛮夷三》。
[47]陈次公：《先生墓志铭》，《李觏集》，第4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