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彻底脱离苏联/俄罗斯，选择加入北约和欧盟，这标志着新的欧洲，乃至国际格局的形成。同时，这也可看作是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战略挤压，巩固冷战成果的一个重要手段。毫无疑问，中东欧国家“入约加盟”使其与俄罗斯的关系深受影响，但这也促使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重新审视彼此间的关系。双边关系也由此经历了从相互忽视到相互体认的过程。中东欧国家的地缘政治版图也由最初的“离东亲西”逐渐转向基于现实利益的“倚西向东”。值得注意的是，东南欧国家并未分享到冷战结束后的“和平红利”，反而给欧洲大陆重新带来了血腥，并呈现出了与欧洲一体化相逆向的“碎片化”趋势。这无疑延缓了该地区的欧洲化进程，也进一步凸显出了中东欧国家内部矛盾的复杂化和利益多元化，以及大国在该地区的利益角逐。
第一节 “回归欧洲”的外交定位
中东欧国家历来将欧洲视为是自身的“精神家园”。对中东欧国家而言，“回归欧洲”的政治含义是“向国内外昭示它们意欲摆脱苏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控制及其影响，迅速发展同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这样一种新的地缘政治趋向，并认同西方现行的政治价值取向和经济制度”[25]。而加入北约和欧盟在一定程度上则充分体现了中东欧国家的这种政治经济诉求。同样，俄罗斯也具有浓郁的欧洲情结，并将之称为“精神在欧洲，身体在亚洲”。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对欧洲身份的认同自然会影响到各自的外交政策选择。尤其是中东欧国家，它完全是带着“回归欧洲”的宿愿来对待和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
一、中东欧国家的身份认同和现实考量：加入北约和欧盟
（一）中东欧国家的身份认同
相对于俄罗斯对自身“欧洲身份”及其外交策略存在的困惑和争议，[26]中东欧国家对自身的“欧洲归属”则显得坚定而明确。这主要取决于中东欧国家的文明属性、民众心理，以及相关的媒体评论等。
1.文明属性。中东欧国家虽然并不是处于西方文明的中心（俄罗斯亦然），但其对西方文明的认同从未减弱。冷战结束后，中东国家普遍认为，自身在历史上与西方文明密切相连，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到苏联强权协迫而导致分裂，现再度回归欧洲理所当然。[27]而北约和欧盟作为西方共同体，拥有与西方文明大体相同的价值观（对基督教文明以及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概念的认同）。因此，中东欧国家均将加入北约和欧盟作为其首要的外交目标。根据中东欧国家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认同，可将其划分为三大文明圈：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属于天主教文明圈，其与西欧文明同源；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属于拜占廷东正教文明圈，其与俄罗斯斯拉夫一东正教文明接近；阿尔巴尼亚和波黑则属于伊斯兰教文明圈。基于此，中东欧国家在积极融入西欧社会和发展欧洲化的过程中也就存在着“回归”欧洲和“加入”欧洲之别。而且，愈靠近西欧文明的国家，其欧洲化的发展速度则相对较快。而这也成为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最先申请“入约加盟”及其最先被接纳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见，“从特定的意义上说，‘回归欧洲’是中东欧部分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特性之使然，是这些国家的文明属性决定的”[28]。
2.民众心理。中东欧国家身处大国“夹缝”中的历史境遇，使它们具有十分强烈而敏锐的历史感，尤其是与俄罗斯有关的历史记忆则令其更加难忘，其中以波兰为甚。对此，俄罗斯也不得不把其与波兰的关系作为特殊对待和处理。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选择加入北约和欧盟，这既是出于自身政治、经济和安全（恐俄和防俄）等方面的考虑，同时也是作为独立国家的主权体现。此外，尽管中东欧国家对“入约加盟”的关注点各不相同，但民意调查表明：相对于政治精英们政治上坚定不移和行动上的积极推进，中东欧国家的民众对此问题的看法则经历了从感性支持到理性对待，从不现实预期到现实考量的转变。[29]与此相应，据2007年全俄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在俄罗斯民众中，“欧洲”的概念是一种积极的情感（77%），其情绪等级明显高于“独联体”、“欧盟”、“西方”等概念。而对美国，特别是北约则更多的是负面评价和感受。同时，俄罗斯大多数民众还比较认同这样的观点，即俄罗斯具有特殊的欧亚文明，其地位的提升则会被欧洲国家视为是一种威胁。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民众的意见表达、积极参与及其相应支持对中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3.媒体评论。围绕“入约加盟”问题，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均发表了一些过激的言论，导致双方政治家和媒体间的唇枪舌剑，进而加剧了双方间“人民外交”和官方外交的失衡。尽管中东欧国家对“入约加盟”问题的讨论各有侧重，但整体上看，在对外政策总目标及其“入约加盟”问题上媒体与官方政党、公民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当然，也不排除媒体成为政党斗争的工具，因一方政策失利或立场差异而导致双方相互指责和怀疑，这自然不能为公众提供更多有利的信息。而俄罗斯也将媒体的误导作为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产生反感情绪，并将俄罗斯视为威胁者的一个根源。俄罗斯认为，中东欧国家虽曾是俄罗斯的盟友，双方地理位置也非常接近，但其对俄罗斯的了解却十分肤浅，这主要在于当地媒体对俄罗斯零散且极具偏见的报道。
总体上看，“入约加盟”强化了中东欧国家的欧洲归属感。因为这“不仅仅是军事硬件和黄油配额的问题，也是一个心理转换过程”，最重要的是“可以获得巨大的心理收益，摒弃长期以来所背负的复杂的民族卑微心理”[30]。而且，“欧洲人”身份也成为中东欧国家争取缩短自身“入约加盟”进程的一个原因。
（二）中东欧国家的现实考量
“入约加盟”给中东欧国家带来的利益主要体现两个方面：
1.获得相对意义上的安全保障。中东欧国家国力弱小，外交与安全资源相对有限，在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定位上，只有通过依附大国或大国集团的方式来获取自身的安全保障。加入北约可为其提供硬保障（军事安全），其加入欧盟则可获得政治、经济和安全上的综合保障。因此，中东欧国家出于防范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跨国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遏制民族分裂主义和领土纠纷，实现政治和经济的平稳过渡等因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向西方主动靠拢。其中，罗马尼亚阐述了这种选择的必要性，它认为“加入北约和欧盟是两个相辅相成的目标……加入北约不仅意味着融进一个安全体系，更意味着融入一个大体与欧盟重合的价值、习俗和知识的共同体。虽然加入北约并不自动导致加入欧盟，但加入北约是在准备加入欧盟的过程中取得重大进展的基础”[31]。可以说，北约与欧盟所提供的安全保障能力，是其他组织不能与之相比的。因此，北约成员国和欧盟成员国的身份就是中东欧国家最好的安全稳定调节器。
2.逐渐迈向经济富裕之路。在把传统安全保障托付给北约的同时，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则主要期望通过加入欧盟来实现。中东欧国家确信实行民主与开放经济能给自身带来好处，所以愿意按照欧盟的规则和标准，来实现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及其国家构建。更确切地说，是把“入约加盟”作为制度转型的指路明灯。首先，根据欧盟入盟标准，中东欧国家调整与完善自身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奠定政治法制基础；其次，可获得用于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巨额财政补贴，这有利于中东欧国家调整经济结构。鉴于中东欧国家的农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较高的现实，欧盟所给予的农业补贴将会有所增长。此外，还可获取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基金，为尽快摆脱经济落后创造了条件；再次，扩大了出口贸易和增加了资本流入。目前，中东欧国家有80%以上的商品是向欧盟其他成员国出口，而且随着中东欧国家完全融入欧盟市场，以及出口限制的消除，这个比重仍会增加。同时，欧盟其他成员国也加大了对中东欧国家的直接投资力度和商业贷款数量。
总之，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可获得有力的安全保障，加入欧盟则有利于其实现经济现代化，保证经济顺利转型，缩小与西欧各国经济水平的差距。基于上述考虑，在1989年政局剧变后，中东欧国家大多提出了加入北约和欧盟的要求（其中，中欧国家相对较早）。
二、北约和欧盟对中东欧国家“入约加盟”的回应
面对中东欧国家提出“入约加盟”的请求，北约和欧盟都明确表示支持中东欧国家的转型，并密切关注中东欧地区的安全问题。但在具体东扩事宜上，北约不能不顾及俄罗斯的反应，因此其力求谨慎和稳妥地推动东扩进程，而欧盟则试图按照自己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实施东扩战略。可以说，俄罗斯因素对北约和欧盟东扩进程具有不同的影响力。
北约的回应。中东欧国家要求加入北约，俄罗斯认为这意味着背叛和忘恩负义。但对北约来说，这无疑为冷战后新形势下北约的继续存在提供了适时的理由，是个难得的历史机遇。而且，北约也曾多次表示要进行内部调整和职能转换，即从原来对抗华约的威胁转向与中东欧国家进行政治和军事合作，并支持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转轨。但在是否接纳中东欧国家进入北约以及何时接纳问题上，北约内部存在争论。其中，有两个基本因素制约着北约的最终决定：北约成员国之间的严重分歧和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对这一问题的反应。[32]显然，中东欧国家能否加人北约，北约的态度（尤其是美国）至关重要。但俄罗斯日渐清晰的反对立场，虽未动摇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的初衷，但是却强烈震动了北约。北约不能不顾及俄罗斯的态度，这也正是北约力求谨慎、稳妥推进东扩进程的主要原因。1994年1月“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出台正是北约权衡各方利益的一个妥协性产物，既可应付中东欧国家，又能安抚俄罗斯。虽然“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在中东欧国家看来意味着北约的退缩，并也未向中东欧国家明确提出加入北约的时间表和候选国名单，而且签署该计划的中东欧国家在遭遇危机时，也得不到北约实质性的安全保障，同时该计划也没有将俄罗斯排除在外，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向中东欧国家提出了加人北约的标准，展示了入约前景，这无疑标志着北约在东扩问题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正如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所强调的那样，“‘和平伙伴关系’是建立能导致完全成为北约成员国真正安全关系的开端”。
1995年9月北约发表了《北约扩大研究报告》，该报告详细论述了北约扩大的原因、宗旨以及如何扩大。同时强调了北约扩大不威胁任何国家，北约以外的任何国家也没有否决北约扩大的权利。随后，北约以双边对话形式，敦促并帮助候选国做好入约准备。1997年7月，北约马德里首脑会议根据评估报告，确定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为第一批加入北约的国家名单（1999年3月上述3国正式加入）。
虽然，俄罗斯仍在试图影响北约东扩的进程，如要求与北约建立“特殊关系”，但无奈国力有限，不可能真正阻止北约东扩。而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虽然俄罗斯坚决反对北约东扩的立场未变，但其借此加强了与美国和北约的合作，这种合作形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方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的尖锐对立。2002年11月，北约布拉格首脑会议决定进行第二轮东扩，将接纳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2004年3月29日上述7国正式加入）。
欧盟的回应。面对中东欧国家要求加入欧盟的要求，俄罗斯虽然存在一些担忧，尤其担心欧盟东扩会对欧盟新成员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产生影响，但也表示欧盟东扩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不会太过反感。[33]因此，欧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进行东扩战略。
早在1989年，欧共体就已在酝酿要与中东欧国家签署联系国协定，其旨在创立一种“反映地理接近、共享价值和日益增加的相互依存的特殊类型的关系”[34]。1991年12月，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首先与欧共体签署了《联系国协定》。随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也相继签署了该协定。[35]需要注意的是，该协定是一个附带有政治条件（要求联系国继续政治和经济改革，并遵守法律和尊重人权等）的经济协定。这对联系国实现融入欧洲一体化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1993年6月，欧共体哥本哈根首脑会议在提出加入标准的同时，明确表示只要中东欧联系国满足所要求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就会成为欧共体正式成员。哥本哈根入盟标准向中东欧国家展示了入盟前景，并为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进程指明了方向。1994年12月欧盟在埃森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准备加入战略”，这为中东欧联系国进一步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计划。而波兰、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斯洛文尼亚也在1994-1996年间完成了入盟申请工作。1997年12月，欧盟卢森堡首脑会议启动了入盟谈判进程。经过谈判，2004年5月1日，欧盟实现了对中东欧国家的首次扩展。
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等10国加入欧盟。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于2007年1月1日加入欧盟。至此，原华约所有中东欧国家已全部被纳入到欧盟一体化进程中。同时，西巴尔干国家[36]也并未排除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外，尽管欧盟对其欧洲化进程的启动稍晚。
可见，随着冷战的结束，欧洲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以及欧洲共同价值观的牵引，中东欧国家的“欧洲梦”已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实现条件。面对中东欧国家“入约加盟”的强烈愿望和不懈努力，北约和欧盟虽然都曾顾虑过俄罗斯的态度以及刺激程度，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和“哥本哈根入盟标准”的出台，已为中东欧国家提供了“入约加盟”的入场券，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西方将中东欧国家的“入约加盟”视为是冷战后权力重新分配后的胜利成果，将其视为是欧洲大陆赢得和平与稳定的最佳途径，还将其看作是一件可以彪炳史册、实现统一大欧洲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国家在中东欧国家“回归西方”的进程中无疑起到了重要的稳固作用，而中东欧国家的“入约加盟”也对北约和欧盟这两大组织的内部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且，中东欧国家在加入欧洲大西洋体系，实现在大国利益博弈中争取安全保障和经济发展意愿的同时，其“入约加盟”还具有国际意义：
1.提供和强化了北约继续存在及其承担新使命、新战略的理由与依据。
2.显示了华盛顿和布鲁塞尔低成本保障中东欧国家安全与稳定的能力，并彰显了美国国际领导权的威力和欧盟软实力的强大。
3.—定程度上实现了遏制，甚至是排挤俄罗斯的战略意图。
三、与欧洲一体化相逆向的“碎片化”
在中欧等国加紧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同时，东南欧（亦称之巴尔干）的南斯拉夫联邦因国家解体而引发了多年战乱（民族纷争、宗教冲突，甚至是局部战争）。其中，属波黑内战（1992年4月至1995年12月，因波黑前途问题其内部三个主要民族塞族、克族和穆斯林矛盾激化所致）最为严重，虽然各方在美国的干预下签署了《代顿协议》，但仍未能平息这一地区的动荡。尤其是波黑内战的阴影尚未消散，科索沃危机则再次受世人瞩目。借口“人道主义干预”，1999年3月24日至6月10日北约轰炸了南斯拉夫联盟。科索沃危机的激化无疑导致了俄罗斯与美国、北约间的对立。俄罗斯当时的看法是：巴尔干地区是俄罗斯同西方国家竞争的舞台；南斯拉夫解体后的诸多冲突是“全球危机”，并将后南斯拉夫国家划分为“亲西方”或“亲俄罗斯”。这一事实再次证明*巴尔干地区依然是大国实现自身地缘政治利益和施加影响的角逐场，而当事国也有利用大国间的矛盾，甚至是对抗来解决自身问题的企图。但当时无论是北约、俄罗斯、欧盟，还是危机当事国，对最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都不是很清楚。虽然地区热战已转向寻求政治解决，但由此引发的对欧洲大陆政治经济格局的深远影响远未结束，因战争创伤而造成的民族敌视依然可见，经济至今也未能恢复，这一地区仍是欧洲和平与稳定以及欧洲安全体系的主要“痛点”。
如果说，中东欧国家所建立的欧洲模式具有“在最小的生活空间存在着最大的多样化”的特点，那么巴尔干国家则可以说是多样化的升级版。冷战结束后，政治经济制度转型在所有中东欧国家普遍展开时，巴尔干国家虽也把加入欧洲大西洋一体化作为国家发展的目标，但却是以“颂扬民主、自决权和恢复19世纪的绝对民族主权的理念为特点，致力于在民族独立和民族主义中寻求回归或加入欧洲的捷径”，因此“当时巴尔干所面临的一方面是民主、现代化、地区和全欧一体化，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分裂和冲突的‘巴尔干化’”[37]。可以说，这种“巴尔干化”所呈现的是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相逆向的“非一体化”。更确切地说，这种“非一体化”趋势的最终结果就是直接导致这一地区呈现“碎片化”。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并一分为六（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波黑、塞尔维亚和黑山）便是明证。同时，这种“碎片化”还体现在巴尔干国家的“欧洲化”进程中。由于巴尔干国家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条件的不同以及外部因素的影响，其在实现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具有很大差异性中欧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进程[38]。
由此可以看出，巴尔干地区的欧洲化进程缓慢。目前仅有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斯洛文尼亚是北约和欧盟正式成员国。这一方面是由于该地区经常爆发战争所致，另一方面也源于欧盟的政策导向。可以说，“在巴尔干发生危机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欧共体/欧盟没有明确和连续的巴尔干政策”，又由于该地区自身的国家构建能力较弱，这导致该地区的冲突得不到及时的遏制和管理，不仅损害了东南欧及其周边国家的安全，而且也威胁到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虽然《代顿协议》后，欧盟开始考虑针对东南欧的地区政策，但欧盟的地区政策往往具有滞后性（侧重后冲突管理），手段不灵活（强调对话和合作等常规政治手段），且缺乏长远设想（脱离欧洲一体化整体框架）。直至1999年6月10日，欧盟《东南欧稳定公约》[39]的出台，才明确地将欧洲一体化与巴尔干的欧洲化联系起来。而欧盟成员国的前景无疑对巴尔干国家具有一定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与此同时，巴尔干国家还面临着不同的“入约加盟”的挑战：科索沃问题成为塞尔维亚入盟的一大阻碍，同时也关乎着其与传统盟友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进而涉及是否加入北约的议题；马其顿的问题则来自与希腊的国名之争；波黑牵涉修宪、联邦制和警察部队改革等问题；阿尔巴尼亚在许多方面也尚未能达到入盟标准；黑山也在为达标而进行法治及其他方面的改革。即使已入盟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也是属于“带病入盟”（未能全部达到入盟标准），因此要做到真正地融入到欧盟还需做很多努力。当然，这一地区因战争而造成的经济落后也是其一体化进程艰难发展的主要原因。对此，俄罗斯学者认为，巴尔干地区的民族和种族冲突虽然相互依存，但仍具有不同的性质、发展速度和解决方式，因此不可能完全地识别它们，只能非常谨慎地对待和处理。同时，这一地区还存在着一个悻论，即民族自决与不可改变的稳定的边界之间的冲突。
需注意的是，尽管巴尔干国家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蹒跚前行，其内部也仍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但仍要肯定巴尔干国家的积极努力。其中，部分巴尔干国家参加了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各种区域性合作组织：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是中欧自由贸易协议（CEFTA）成员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是黑海经济合作区成员国；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和波黑是中欧倡议组织（CEI）的成员国，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巴尔干国家不甘于被隔离或脱离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进程。正如塞尔维亚外交部长所说，俄罗斯的“两个家园说”，同样适用于我们，塞尔维亚人也有两个家园：即塞尔维亚和欧洲。这种蕴含巨大潜力的思维方式，将有利于我们加快发展。
总之，巴尔干的欧洲化虽然进展相对迟缓，但现已全面启动。欧盟也意识到了必须要把巴尔干地区纳入到欧洲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中。也就是说，巴尔干的欧洲化应成为欧盟长期战略的组成部分。否则，巴尔干地区的“碎片化”将阻碍欧洲的和平与稳定，加重欧盟内部的利益分歧。同时，俄罗斯也在反思自己的巴尔干政策，以及如何重新返回巴尔干地区。俄罗斯力图向巴尔干地区上的潜在竞争伙伴表明：需要转换竞争思维，尽可能地发展建设性的合作，应比地缘政治竞争更有助于和平解决巴尔干地区危机，并受益自身。
第二节 北约和欧盟东扩对俄罗斯的影响
俄罗斯尽管被称为欧洲的“另类”，但是它的欧洲发展方向和欧洲情结，是基于数世纪的联系而奠定的，其存在不容忽视，也是忽略不了的。如果没有俄罗斯，中东欧国家的“入约加盟”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失去了上述意义。反过来说，北约和欧盟东扩对俄罗斯的影响也是前所未有，甚至是灾难性的。
面对北约东扩，俄罗斯的立场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叶利钦总统时期，叶利钦对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的态度由表示理解到警告反对，这表明俄罗斯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经历了战略模糊到立场清晰的转变。二是普京及“梅普组合”时期，这一时期反对北约东扩的立场从未改变，但在外交策略上加入了理性因素和务实原则，即在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同时，强调合作，并兼顾其他领域的发展。但对中东欧国家而言，俄罗斯的任何反对、指责及其行为表现，都让中东欧国家有一种似乎回复到苏联时期的感觉，这反而更坚定了其加入北约的外交选择，但同时也逐渐意识到不能过度地刺激俄罗斯或忽略俄罗斯，这于己无益。
目前，北约已是一个拥有28个成员国，囊括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军事政治组织，并对欧洲安全发挥着主导性的稳定作用。北约的东扩无疑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尽管俄罗斯面对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的入约要求，最初持理解之态。[40]这只能说明俄罗斯在北约东扩问题上尚未有清醒的认识，也并未形成一个清晰的有关中东欧国家的政策。但俄罗斯经过后期的外交调整，很快确定了反对北约东扩的战略立场。这从俄罗斯的官方言论中可以看出，“警告”、“不满”、“底线”等反对性言辞充斥于耳。但不可否认，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实力已不如前，其除了虚张声势的外交表态外，不可能真正阻止北约东扩的进程。而且，俄罗斯不明智的是，其没有通过与有关各方进行谈判进而最大限度地保护本国的安全和政治利益，而是一味地试图‘否决’北约东扩，或威胁恫吓中东欧国家。[41]俄罗斯认为，北约应该解散，而不是扩大。而当中东欧国家拒绝俄罗斯所提供的安全保障后，俄罗斯反而不顾中东欧国家的利益，单独与美国、北约的欧洲大国谈判，甚至还威胁申请加入北约的中东欧国家。最终，俄罗斯无力扭转已呈必然之势的北约东扩，其与北约、中东欧国家的关系也陷于敌对态势。直至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俄罗斯采取了更加务实的政策，强调对话与合作，并以“经济外交”推动政治合作。2002年俄罗斯与北约建立了北约一俄罗斯理事会制度（由“19+1”机制变为“20机制”），同时与中东欧国家积极恢复和发展双边关系，双边政治关系有所改善，经济活动空前活跃。但俄罗斯并未放松反对北约东扩的立场，而且随着俄罗斯实力的逐渐恢复，这一立场渐趋强硬。
整体上看，北约东扩显然是把俄罗斯排除在外，并将俄罗斯作为假想敌的一个军事战略举措，这对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和国家安全利益无疑会造成威胁。直观地看，北约经过两轮东扩（1999年3月和2004年3月），已从西部、西北、西南三个方向对俄罗斯实施了紧密包围的态势。而且，南部的外高加索地区和中亚也出现了与北约合作，而与俄罗斯分离的趋势。[42]但最令俄罗斯感到不满的是，乌克兰曾欲意加如入北约。在俄罗斯看来，乌克兰与俄罗斯具有特殊渊源和利益，其加入北约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破坏力最大。而北约内部对此也存在争议，致使乌克兰加入北约成员国计划搁置至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北约大多数欧洲成员国不愿因乌克兰加入北约而导致与俄罗斯关系紧张。同时，这也不能不促使北约重新考虑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43]
北约东扩也对俄罗斯与欧盟安全合作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俄罗斯一直希望通过与欧盟开展安全合作与对话，以扩大俄罗斯在欧洲安全领域的影响，并借此激发自身或欧盟同北约在欧洲安全领域相制衡的潜能。但是，欧盟长期依靠北约保障欧洲安全与稳定的传统，并没有改变。特别是，欧盟成员国多具有北约成员国的身份，这会使欧盟（尤其是中东欧国家）首先与美国合作。虽然中东欧国家内部“亲美”程度有所不同，但中东欧国家普遍认为美国在欧洲的存在是基于中东欧国家自身安全的需要，不希望降低它的地位，同时也不希望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与大西洋主义政策相冲突。北约成功东扩无疑使俄罗斯倍感被削弱和被边缘化，进而对欧盟和北约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产生了极深的不信任感。而部分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历史积怨也使俄罗斯与欧盟的安全合作与对话陷入僵局。其中，波兰和捷克同意美国在其领土上部置导弹防御系统，就对欧俄安全互信产生了负面影响。此外，欧盟国家在解决欧洲地区冲突方面也亦步亦趋追随美国，如支持并参与北约对科索沃的军事行动。俄罗斯为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倡议签署《欧洲新安全条约》[44]，试图借此摆脱北约对欧洲安全主导权的垄断，以增加自身在欧洲安全领域的话语权。但这一倡议与草案文本都受到了欧洲国家的冷落，美国更是明确地表示不支持。可以看出，俄罗斯试图重新安排欧洲安全制度框架的努力，短期内不会有实质性进展。
但不容忽视的是，今日的俄罗斯已不是十年前的俄罗斯，已不是第一轮、第二轮北约东扩时还比较孱弱的俄罗斯。随着俄罗斯经济实力和大国地位的逐渐恢复，俄罗斯的反击能力不容低估。现今，俄罗斯虽已意识到在安全方面中东欧国家倚靠北约保障的立场，但也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存在的有利之机。俄罗斯认为，北约内部存在冲突复发的可能，而中东欧国家应对冲突的反应主要取决于它们融入北约的程度。这也就为俄罗斯增加自身优势提供了可供利用的因素，并使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打交道时具有回旋余地。同时，俄罗斯也指出，俄罗斯的《欧洲新安全条约》之所以存在不和谐之音就在于缺少真正能够替代北约的组织。可见，面对俄罗斯的逐渐复苏，北约或美国需要考虑的应是如何给予中东欧国家更多的支持。
与此同时，欧盟经过两轮东扩，现已拥有27个成员国，并是当今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联合体。
欧盟东扩对俄罗斯来说可谓是喜忧参半。相对于北约的军事职能，欧盟明显侧重于经济。俄罗斯也更多的是把欧盟看作是一个经济组织，并将其视为是可能的合作伙伴。因此，俄罗斯对欧盟东扩采取了宽容和接受的态度，认为合作多于对抗。这与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强烈反对形成鲜明对比。欧盟东扩对俄罗斯的积极影响首先在于，有利于深化俄罗斯与欧盟长期形成的基础性经贸合作。东扩前的欧盟已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俄罗斯对欧盟的贸易占俄罗斯进口总额的40%和出口总额的39%。尤其是在能源领域，俄罗斯出口欧盟的石油占欧盟进口总量的53%，总需求量的16%，天然气则占62%，总需求量的20%。[45]可以说，对欧盟的出口已成为俄罗斯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而中东欧国家原本就是俄罗斯的传统贸易伙伴，并严重依赖俄罗斯能源。加入欧盟后，中东欧国家将在欧盟框架内继续与俄罗斯发展密切的经贸联系。其次，欧盟东扩有利于实现欧俄建立“四个统一空间”的目标。[46]俄罗斯拥有丰富资源，欧盟具有大量资金和技术，中东欧国家也富有与俄罗斯长期交往的经验，这种经济上的互补，以及长期的政治和文化交流，有助于推动“四个统一空间”的建立。进一步说，欧盟、中东欧国家，以及俄罗斯需要激活各自的政策，在保持友好睦邻关系的基础上全面发展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合作，这是实现欧洲一体化以及统一经济空间的必然要求。
欧盟东扩也对俄罗斯产生一些不利影响。第一，欧盟东扩使俄罗斯出口中东欧国家的商品面临欧盟的贸易保护措施。由于中东欧国家实行欧盟统一的关税、统一的技术标准与合格证等手段，无疑会抬高俄罗斯家电、汽车、钢铁、农产品、化工产品，以及传统产品核燃料和电能的出口门槛。第二，欧盟东扩使俄欧将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如能源安全、边界管理、有组织犯罪等。这导致双方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摩擦与矛盾也会增多，给欧俄安全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第三，对欧俄来说最难处理的是，俄罗斯的近邻也成为了欧盟的新邻居，双方的共同邻居将成为欧俄之间相互争夺的“新中间地带”。从欧盟已经出台的“东方伙伴关系”计划即可看出，欧盟加大了对俄罗斯近邻的民主输出力度。而俄罗斯也在力求维持在近邻国家的安全主导权和影响力。因此，欧俄之间在“新中间地带”的角力将长期存在。
综上所述，俄罗斯将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视为是反俄或正在促成形成一个以防范和打压俄罗斯为目的的机构或集团。显然，北约东扩威胁到了俄罗斯国家核心安全利益，对此，俄罗斯的反对立场不会改变。对于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俄罗斯持宽容态度，不像反对北约东扩时那么强烈。虽然，欧盟东扩加大了欧盟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俄罗斯也仍会用手中的“能源牌”来牵制欧盟国家，欧俄关系也时常会受制于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负面历史情感，但欧俄间仍存在较大的经济合作空间。重要的是，俄罗斯应正视中东欧国家作出“入约加盟”的自主选择，不能一味地将中东欧国家“回归西方”的过程理解成是被动接受或机械地适应西方的规则。毫无疑问，中东欧国家的“入约加盟”提升了中东欧国家的国际地位，也势必会对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产生影响。因此，如何快速适应“双东扩”对自身以及彼此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是中东欧国家和俄罗斯面临的首要任务。
第三节 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从相互忽视到相互体认
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文明离婚”导致各自外交政策以及彼此关系发生了改变。政局剧变后，重获独立与主权的中东欧国家开始构筑自己的外交政策。虽然大多数分析家和政治家认为，中东欧国家不是“同质”的单一实体。从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对外政策的价值偏好，及其与俄罗斯关系等特征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但即便如此，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普遍将“回归欧洲”视为是其首要的外交目标，并采取“亲美不脱欧”的外交选择。中东欧国家的这种外交定位，既是由欧洲价值观和文明属性所决定，也是出于国内政治经济和安全发展的需要。正如时任匈牙利外交部长盖佐·耶森斯基在谈及匈牙利外交政策重点时所指出的：第一优先是促进和加速匈牙利的一体化进程，即融入欧洲一大西洋体系，首先是欧盟、西欧联盟和北约；第二是改善与邻国的关系，使其正常化；第三是监察邻国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地位。可见，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不是匈牙利外交的优先发展方向。此外，波兰学者对1990-1993年间波苏/俄关系的评价是：双方处于一种“冷和平”的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东欧国家外交的共同取向。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明显下降，国家对外政策也不再具有往昔的强劲之音。[47]独立后初期，俄罗斯并未将中东欧国家作为对外政策的优先发展方向，而是期待与美国及西欧大国发展友好关系。俄罗斯奉行亲美的“浪漫主义”外交，对中东欧国家则缺乏明确、积极和长远的政策目标，基本上属于放任自流。可以说，俄罗斯完全忽视了这一地区的重要战略意义，中东欧国家一度从俄罗斯的外交日程上消失。
也就是说，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由于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外交转向，双方间形成了相互忽视的局面。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都没有认识到发展彼此关系的重要性，俄罗斯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去招呼昔日的“卫星国”。但中东欧国家要求加入北约的问题使俄罗斯逐渐意识到：斯摩梭斯克和莫斯科将要从大后方转变为前线，自身也将要面临一种新的薄弱的战略性防御格局（尤其是俄罗斯军队已从中东欧国家撤离）。对此，俄罗斯采取了政治对抗性的“实用民族主义”政策，以阻止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这导致双方间的矛盾与分歧倍增，相互谴责，进行外交攻击。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随着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进程的逐步推进，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由冷淡逐渐升级至紧张，甚至恶化。
2000年普京任俄罗斯总统后，对俄罗斯的外交战略进行了全面调整，实行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务实外交，并对中东欧地区的国家地位进行了重新评估。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由此发生明显转折，中东欧国家开始重新被俄罗斯重视。俄罗斯认为，中东欧地区并不是遥远的外围利益，而是重新具有战略优先的重要意义。
对俄罗斯而言，中东欧国家的地缘政治地位极为重要（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这一地区可以扮演两个角色：或成为俄罗斯与西方联系的桥梁，或成为使俄罗斯隔离于西方的“防疫线”。鉴于中东欧国家的新身份（多数已成为北约和欧盟成员国），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战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因此，为了避免出现新的“警戒线”，为了保证俄罗斯不孤立于欧洲之外，俄罗斯需要制定相对有序、理性和经过深思熟虑的中东欧国家的政策。目前，针对中东欧国家所具有的不同的地缘政治特性及其内部发展进程，普京采取了差异化政策：对中欧（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尽可能使其中立，力图将其塑造成俄罗斯连接西方的桥梁，并避免中欧的欧洲化进程对独联体国家产生“蝴蝶效应”；对亚得里亚海巴尔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黑、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利用地区危机，并凭借经济杠杆（主要是油气资源）以保持和扩大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对黑海巴尔干国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同样藉能源供应输出影响，以参与欧洲事务及其发展。显然，这种“市场细分”式的政策改变了以往将中东欧国家视为“铁板一块”的整体政策。俄罗斯也由此找到了在中东欧国家恢复自身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立足点，其政策更趋务实和灵活，并已见成效。
随着俄罗斯对中东欧国家政策的调整（减少政治对抗，实行经济外交，尤其是能源外交，力求与中东欧国家关系恢复正常化），以及中东欧国家“西向”外交战略逐见成效，中东欧国家也开始“倚西向东”，致力于恢复和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关系的这种变化主要源于：中东欧国家发现，若要顺利地实现自身的“人约加盟”，不能完全回避或忽视俄罗斯因素。即使在“入约加盟”后，也不能简单地背向俄罗斯，因为地理、历史、经济等因素使其无法与俄罗斯隔绝起来。而且，中东欧国家也充分意识到了与俄罗斯进行经济合作（尤其在能源领域）的长期性和必要性。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在处理彼此关系时，均有意将双方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核心利益矛盾（如地区安全）暂时搁置，而通过其他领域的合作（主要是经济领域）来激发双边关系的活力，促使其正常化。如在中欧国家加入北约问题上，俄罗斯虽对北约东扩仍坚决持反对立场，但调整和改变了叶利钦时期的政治对抗行为，放弃了强势对抗，降低敌意，并着眼于现实，采取默认或暂时搁置的政策。而中欧国家基于历史记忆，其恐俄心理并未减弱，并仍将俄罗斯视为是本国安全的潜在威胁者，但已逐渐剔除情绪化的宣泄，开始理性、务实地对待和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这在一向紧张的波俄关系上体现最为明显。波俄努力淡化政治分歧，正视历史，并通过高层互访积极推动经贸合作，波俄关系因此取得了重大突破。同样，巴尔干国家与俄罗斯在北约东扩问题上也基本做到了兼顾历史情谊和现实利益。俄罗斯基于与保加利亚具有天然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联系，虽不能接受保加利亚加入北约，并表示强烈反对，但俄罗斯视保加利亚是东南欧地区“俄罗斯影响的传播地”和“重要能源辐射地”，其对俄罗斯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而且，“‘天然气外交’已成为俄罗斯对保加利亚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重要成分”[48]。而保加利亚基于对俄罗斯能源的严重依赖，也需要俄罗斯的帮助和支持。可以说，俄保间的能源合作无疑会给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收益。
总之，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关切点逐渐从政治领域转移至经贸领域，或者说是，淡化政治分歧，重视经贸合作。而且，面对俄罗斯的日渐复苏，“入约加盟”后的中东欧国家应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在大国利益博弈中不损害自身的安全和利益。
当然也应当指出，中东欧国家虽然开始倚西向东（俄罗斯）看，但其内部并不存在对俄罗斯的共同政策。在对俄关系上，每个国家具有不同的政策与做法，这不仅因为中东欧国家各自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不同，还取决于它们会依据不同的情境作出不同的务实选择。特别是，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现已处于俄罗斯与欧盟，俄罗斯与北约，俄罗斯与美国关系的发展框架内（其在欧俄关系框架内的互动性和影响力可能会更大）。也就是说，中东欧国家由于具有了欧盟和北约成员国的新身份，其自身借重力量逐渐增强（以欧盟、北约和美国作为后盾），这无疑会增加中东欧国家在与俄罗斯打交道时的底气。但毫无疑问，在现今相互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时代，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若要达到真正、持久的合作，保持睦邻友好关系，还需做到在多极利益抗争中对彼此核心利益的相互体认。
综上所述，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彻底脱离苏联/俄罗斯，选择加入北约和欧盟，这标志着形成了新的欧洲，乃至国际格局。换句话说，北约和欧盟的成功东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冷战结束后西方所获得的“战利品”。这无疑会损害俄罗斯的自尊及其国家利益。但从这一事态的发展来看，俄罗斯既然可以承受苏联解体，重建国体这样灾难性的打击，当然也能够在对北约东扩进行无效抵抗后，客观地接受原来的盟友“众叛亲离”投向西方的事实。至2009年，中东欧国家中已有9个国家加入北约，10个国家加入欧盟。北约和欧盟东扩的进程实质上就是中东欧国家“回归西方”的过程。对于北约东扩，尽管俄罗斯也曾激烈地反对过，认为这是针对俄罗斯的带有威胁性的、对抗性的军事战略举措。但因其外交手段不够灵活，导致策略失误，反倒加速了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的进程。相对于欧盟东扩，俄罗斯的反对程度则稍弱，因为在俄罗斯眼中，欧盟更多地是一个经济和政治组织。
北约和欧盟东扩显示了西方国际权力核心的超强吸附能力及其覆盖性强的体系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俄罗斯倍感被孤立与被边缘化。而北约武力干涉科索沃危机，以及美国在中东欧国家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进一步强化了俄罗斯的这种感受。但近年来，随着俄罗斯实力的逐渐复苏，其作为多极世界格局中独立一极的作用已经显现。
与此同时，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的进程，在一定意义上也凸显了欧盟是欧洲发展史上最成功的和平工程。但巴尔干国家因战争，以及欧盟的政策导向等问题，巴尔干的欧洲化进程相对迟缓，并伴随有与一体化相逆向的“碎片化”现象。可见，巴尔干地区的冲突延续了以往欧洲历史上所具有的穷兵黩武的特征，其以武力来解决现代问题，这必会加剧巴尔干地区的落后和不稳定，从而威胁到欧洲化一体化进程。为此，巴尔干地区上的竞争者，应致力于制定长期、有效、并具有建设性的巴尔干政策，不要让巴尔干国家成为转型过程中可资鉴戒的教训。
“一个国家若具有俄罗斯这样的地缘政治地位，国家利益无处不在。但为什么俄罗斯会长久地放弃了地缘政治地位极为重要的中东欧地区？”这是俄罗斯学者在肯定普京对外政策时所发出的疑问，或者说是一种反思。俄罗斯重新重视中东欧国家的战略地位，使中东欧国家在改善俄罗斯与美国，俄罗斯与北约，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中起到了某种链接作用。在新的起点以及经济相互依存的背景下，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在经贸、科技、能源和安全等领域里的合作即将全面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