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
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老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转了弯的、不甚素朴的人生观。辨味而不是充饥，变成了我们吃饭的目的。舌头代替了肠胃，作为最后或最高的裁判。不过，我们仍然把享受掩饰为需要，不说吃菜，只说吃饭，好比我们研究哲学或艺术，总说为了真和美可以利用一样。有用的东西只能给人利用，所以存在；偏是无用的东西会利用人，替它遮盖和辩护，也能免于抛弃。柏拉图《理想国》里把国家分成三等人，相当于灵魂的三个成分；饥渴吃喝等嗜欲是灵魂里最低贱的成分，等于政治组织里的平民或民众。最巧妙的政治家知道怎样来敷衍民众，把自己的野心装点成民众的意志和福利；请客上馆子去吃茶，还顶着吃饭的名义，这正是舌头对肚子的借口，仿佛说：“你别抱怨，这有你的分！你享着名，我替你出力去干，还亏了你什么？”其实呢，天知道--更有饿瘪的肚子知道--若专为充肠填腹起见，树皮草根跟鸡鸭鱼肉差不了多少！真想不到，在区区消化排泄的生理过程里还需要那么多的政治作用。
古罗马诗人波西蔼斯曾慨叹说，肚子发展了人的天才，传授人以技术。这个意思经拉柏莱发挥得淋漓尽致，《巨人世家》卷三有赞美肚子的一章，尊为人类的真主宰、各种学问和职业的创始和提倡者，鸟飞，兽走，鱼游，虫爬，以及一切有生之类的一切活动，也都是为了肠胃。人类所有的创造和活动（包括写文章在内），不仅表示头脑的充实，并且证明肠胃的空虚。饱满的肚子最没用，那时候的头脑，迷迷糊糊，只配做痴梦；咱们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吃了午饭睡中觉，就是有力的证据。我们通常把饥饿看得太低了，只说它产生了乞丐、盗贼、娼妓一类的东西，忘记了它也启发过思想、技巧，还有“有饭大家吃”的政治和经济理论。德国古诗人白洛柯斯（B．H．Brockes）做赞美诗，把上帝比作“一个伟大的厨师父”（dergrossSpeisemeister），做饭给全人类吃，还不免带些宗教的稚气。
弄饭给我们吃的人，决不是我们真正的主人翁。这样的上帝，不做也罢。只有为他弄了饭来给他吃的人，才支配着我们的行动。譬如一家之主，并不是赚钱养家的父亲，倒是那些乳臭未干、安坐着吃饭的孩子；这一点当然做孩子时不会悟到，而父亲们也决不甘承认的。拉柏莱的话较有道理。试想，肚子一天到晚要我们把茶饭来向它祭献，它还不是上帝是什么？但是它毕竟是个下流不上台面的东西，一味容纳吸收，不懂得享受和欣赏。人生就因此复杂起来。一方面是有了肠胃而要饭去充实的人，另一方面是有饭而要胃口来吃的人。第一种人生观可以说是吃饭的；第二种不妨唤作吃菜的。第一种人工作、生产、创造，来换饭吃。第二种人利用第一种人活动的结果，来健脾开胃，帮助吃饭而增进食量。所以吃饭时要有音乐，还不够，就有“佳人”、“丽人”之类来劝酒；文雅点就开什么销寒会、销夏会，在席上传观法书名画；甚至赏花游山，把自然名胜来下饭。吃的菜不用说尽量讲究。有这样优裕的物质环境，舌头像身体一般，本来是极随便的，此时也会有贞操和气节了；许多从前惯吃的东西，现在吃了仿佛玷污清白，决不肯再进口。精细到这种田地，似乎应当少吃，实则反而多吃。假使让肚子作主，吃饭就完事，还不失分寸。舌头拣精拣肥，贪嘴不顾性命，结果是肚子倒楣受累，只好忌嘴，舌头也像李逵所说“淡出鸟来”。这诚然是它馋得忘了本的报应！如此看来，吃菜的人生观似乎欠妥。
不过，可口好吃的莱还是值得赞美的。这个世界给人弄得混乱颠倒，到处是磨擦冲突，只有两件最和谐的事物总算是人造的：
音乐和烹调。一碗好菜仿佛一支乐曲，也是一种一贯的多元，调合滋味，使相反的分子相成相济，变作可分而不可离的综合。最粗浅的例像白煮蟹和醋、烤鸭和甜酱，或如西菜里烤猪肉和苹果泥、渗鳘鱼和柠檬片，原来是天涯地角、全不相干的东西，而偏偏有注定的缘分，像佳人和才子、母猪和癞象，结成了天造地设的配偶、相得益彰的眷属。到现在，他们亲热得拆也拆不开。在调味里，也有来伯尼支（Leibniz）的哲学所谓“前定的调和”，同时也有前定的不可妥协，譬如胡椒和煮虾蟹、糖醋和炒牛羊肉，正如古音乐里，商角不相协，徵羽不相配。音乐的道理可通于烹饪，孔子早已明白，《论语》记他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可惜他老先生虽然在《乡党》一章里颇讲究烧菜，还未得吃道三昧，在两种和谐里，偏向音乐。
譬如《中庸》讲身心修养，只说“发而中节谓之和”，养成音乐化的人格，真是听乐而不知肉味人的话。照我们的意见，完美的人格，“一以贯之”的“吾道”，统治尽善的国家，不仅要和谐得像音乐，也该把烹饪的调和悬为理想。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追随孔子，而愿意推崇被人忘掉的伊尹。伊尹是中国第一个哲学家厨师，在他眼里，整个人世间好比是做菜的厨房。《吕氏春秋·本味篇》记伊尹以至味说汤，把最伟大的统治哲学讲成惹人垂涎的食谱。这个观念渗透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意识，所以自从《尚书·顾命》起，做宰相总比为“和羹调鼎”，老子也说“治国如烹小鲜”。孟子曾赞伊尹为“圣之任者”，柳下惠为“圣之和者”；这里的文字也许有些错简。其实呢，允许人赤条条相对的柳下惠该算是个放“任”主义者；而伊尹倒当得起“和”字--这个“和”字，当然还带些下厨上灶、调和五味的涵意。
吃饭还有许多社交的功用，譬如联络感情、谈生意经等等，那就是“请吃饭”了。社交的吃饭种类虽然复杂，性质极为简单。把饭给有饭吃的人吃，那是请饭；自己有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那是赏面子。交际的微妙不外乎此。反过来说，把饭给与没饭吃的人吃，那是施食；自己无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赏面子就一变而为丢脸。这便是慈善救济，算不上交际了。至于请饭时客人数目的多少、男女性别的配比，我们改天再谈。但是趣味洋溢的《老饕年鉴》（AlmanachdesGourmands）里有一节妙文，不可不在此处一提。这八小本名贵希罕的奇书在研究吃饭之外，也曾讨论到请饭的问题。大意说：我们吃了人家的饭该有多少天不在背后说主人的坏话，时间的长短按照饭菜的质量而定；所以做人应当多多请客吃饭，并且吃好饭，以增进朋友的感情，减少仇敌的毁谤。这一番议论，我诚恳地介绍给一切不愿彼此成为冤家的朋友，以及愿意彼此变为朋友的冤家。至于我本人呢，恭候诸君的邀请，努力奉行猪八戒对南山大王手下小妖说的话：“不要拉扯，待我一家家吃将来。”
钱钟书的散文不多，但几乎每篇都可成为传世的经典之作。钱文的字里行间有一种独到的老辣，在不动声色的语句背后每每透出幽默诙谐，而在幽默诙谐背后常常又闪烁出智慧的寒光。《吃饭》就是这样一篇随笔式的散文，作者似乎是娓娓道来，侃侃而谈，语气是调侃而随意的，但目光却是冷峻而深邃的。
吃在中国历来是件值得津津乐道的好事，从凡夫俗子见面时关切的问候，到文人墨客笔下不厌其烦的描述，都可以得到证明。那么，以“吃饭”为题，文章到底怎么写呢？大略有三种情况：第一情况就吃论吃，题为“吃”其意趣亦在于吃，如李渔《闲情偶寄·饮馔部》分别对蔬食、谷食、肉食作了详尽的记述，还升华出一套吃的理论：“吾谓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近自然也。草衣木食，上古之风，人能疏远肥腻，食蔬蕨而甘之，腹中菜园，不使羊来踏破，是犹作羲皇之风，鼓唐虞之腹，与崇尚古玩同一致也。”第二情况是论吃而意趣不限于吃，如林语堂《中国人》有“饮食”篇，专论中西饮食观的不同，以见出民族性格的差异：“我们有‘东坡肉’，又有‘江公豆腐’，而在英国‘华兹华斯牛排’或‘高尔斯华绥炸肉片’则是不可思议的”，“中国的诗人们具有较多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它们曾经坦率地歌咏本乡的‘鲈脍莼菜’。
这种思想被视为富有诗情画意，所以在官吏上表告老还乡之时常说他们‘思吴中莼羹’，这是最为优雅的辞令。”第三种情况是论吃而意趣不在于吃，《吃饭）便是这样“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文章。全文神侃吃饭，居然在闲聊之中，将那些本来装点得美好、甚至有点神圣的东西，诸如政治家的主张、婚姻择偶的动机、人际交往的准则、风流雅士的宴集等等尽情揶揄了一通。文章一开头便说：“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老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读来真令人喷饭。接下去作者又继续生发开去，说我们通常总是“把享受掩饰为需要，不说吃菜，只说吃饭”，正如“最巧妙的政治家知道怎样来敷衍民众，把自己的野心装点成民众的意志和福利。”“我们通常把饥饿看得太低了，只说它产生了乞丐、盗贼、娼妓一类的东西，忘记了它也启发过思想、技巧，还有‘有饭大家吃’的政治和经济理论。”与政治家不同的是，吃饭对于文人雅士虽然产生不了安邦治国的理论，却可以孕育出很多的“情趣”，有音乐助兴、佳人劝酒，还要赋诗作画，赏花游山，把自然名胜来下饭。甚至，人的等级也可以根据吃饭来衡量，“一方面是有了肠胃而要饭去充实的人，另一方面是有饭而要胃口来吃的人。第一种人生观可以说是吃饭的，第二种不妨唤作吃菜的。第一种人工作、生产、创造，来换饭吃，第二种人利用第一种人活动的结果，来健脾开胃，帮助吃饭而增进食量。”“把饭给有饭吃的人吃，那是请饭；自己有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那是赏面子。交际的微妙不外乎此。反过来说，把饭给予没饭吃的人吃，那是施食；自己无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赏面子就一变而为丢脸。这便是慈善救济，算不上交际了。”吃饭在中国文化中是如此被看重，以至在古人的心目中简直成了理想的象征，直至“把最伟大的统治哲学讲成令人垂涎的食谱。这个观念渗透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意识，所以自从《尚书·顾命》起，做宰相总比为‘和羹调鼎’，老子也说‘治国如烹小鲜’。”如此，作者信笔写来，擒纵自如，心之所想，随意拈来，颇有行云流水之妙，使得日常生活最普遍、最寻常的“吃饭”成了一个三棱镜折射出光怪陆离的人生百态。钱文构思新颖，不落俗套，出于灵窍，吐于慧舌，任性而发，洒脱自然，涉笔成趣，倍觉隽永。（陈菡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