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南京保卫战
王洪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本已经占据了东北，成立了“满洲国”；还占据了华北北部，与国民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这里作为全面侵华的进攻前进基地，以武汉为目标，形成主要战略进攻方向，沿三条线南下：中线平汉路（北平—汉口铁路），西线平绥、同蒲路（张家口—大同—太原），东线津浦路（天津—南京）。
尽管战前日军大部在华北北部和东北，但这一方向并不是蒋介石所希望的主要防御方向。一是中原腹地，除有几条东西向河流和大中型城市，大都是平原地，难以构成有效防御。二是这些地方大都由地方军阀驻守，不可靠，也不完全听指挥。必须改变日军主攻方向，才有利于中国战略防御。
蒋介石及其高级幕僚蒋百里等，在1934年、1935年间，与德国顾问冯·塞克特、法根豪森等，有过长时间研讨。法根豪森判断日军的战略进攻将兵分三路：第一路攻击河北至郑州方向（即平汉路）；第二路攻击山东与徐州方向（即津浦路）；第三路进击长江，攻击首都（即南京），沿江溯攻武汉，并认为该路为日军兵力最多之路（即主要进攻方向）。法根豪森的建议和分析为蒋接受，即以京（南京）沪（上海）作为主要前哨阵地，以长江作为战略中心（其中以武汉作为战略枢纽），以四川作为抗战总根据地，沿长江节节抵抗。这一防御设想体现了蒋“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思想，在战略退却阶段与毛泽东“持久战”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日军在华北的战略进攻遭到中国军队的阻击，在西线和东线打了太原、徐州会战，而在中线主要战役方向平汉路受阻于豫北漳河一线迟滞不进，后又受到黄河泛滥区的阻碍，逐步把主攻方向转到沿长江流域溯攻武汉上来，也就是由北向南改为由东向西。8月20日，由上海视察回南京的陈诚向蒋介石汇报：“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扑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之战事，以牵制之”，建议向上海增兵。这更坚定了蒋在淞沪地区组织一场对日大会战的决心。
日军淞沪会战的决心是把中国军队精锐消灭殆尽，占领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瓦解中国政府的抵抗意志，迫其和谈。所以日本志在必得，逐次把主力部队转移到这个方向上来并不断增兵，最终达近30万人。中国军队更是调集了约70万人，其中包括了蒋介石大部分中央军德械部队，力图在上海与日军决一死战。中国的这一决心，与“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指导并不相符。日军兵力和作战物资从海上源源不绝而来，后勤供应线短，可一鼓作气，并后劲十足，淞沪会战的失败是可以想见的。按照蒋介石“沿长江节节防御，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指导，应在淞沪城区和城郊水网地带给敌以重大杀伤后，以机动防御为主，有序撤离，保持军队有生力量和建制。但是，中国军队淞沪会战后期打得不好，一是受“九国公约”签字国影响，失去重大战机；二是没有防范日军从侧翼金山卫方向登陆，使预有准备的撤退变成了无序溃退，给南京保卫战的有序展开造成了严重冲击。仗还未打，自家阵脚已被动摇。
南京历来易攻难守
南京的攻防，离不开所处的军事地理环境。长江从安庆、芜湖开始，由向东流转向北—北东流，古时这一段称“横江”，江右为江东，江左为江西。长江北东流至南京城北，在这里一个大转弯成120°钝角，向东南流去。在这好似臂弯的钝角中，坐落着南京城。所以南京城——大面背水（西北、北、东北背长江），三小面开放（东、西各一部，南面全部）。北方军队要进攻南京，往往从离南京不足100千米的上游当涂（古姑孰）和下游的镇江（古京口）南渡过江，然后对进，在南京城南包抄钳击南京，如同瓮中捉鳖。南方军队进攻南京，就更方便了，主力从南京的长江上游芜湖、当涂方向向南京进击，一部兵力绕过太湖，在太湖南北走廊向南京包抄，南京背水还击，没有机动余地，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
历史上南京攻防作战，防守成功的极少，进攻成功的极多。除元末明初朱元璋设伏空城计打败陈友谅，清军用缓兵之计打败攻城的郑成功，其余近百战都属于攻方获胜。军委会高层也看到了这点。李宗仁战前说：“在战术上，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三面包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大本营作战组长刘斐认为：“南京在长江弯曲部内，地形上背水，敌可用海军封锁南京，从陆上可由芜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线，然后海陆空军协同攻击，则南京处于立体包围下，守是守不住的。”
虽说南京非易守难攻之地，却是兵家必争之地。南京城除了背水长江，它还坐落在一个地势平坦的盆地里，被“四山一水”所包围，并与其他相邻地区所隔离。各个山脉之间都有不大的缺口可供军队通过。中国军队在这一线构设外围阵地（即战役防线），是极具眼光的。虽然起步早，但进度慢，待到日军攻到眼前，大部分防御阵地都未完成。而且漏隙极多，便于日军迂回侧击，守军往往还未稳住态势，就被日军抄了后路，防御随即崩溃。后来在南京周边双方激战之地，如句容、汤水、阳山碑材、淳化、秣陵、牛首山等处，都是中国军队规划的外围阵地所在。如果这些阵地战前已建完，并由后方调上来的完整新锐之师进驻，严阵以待，以逸待劳，日军要攻破外围阵地，恐怕十天半月打不下来。
军事准备动手早，但未完成
日本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取得淞沪战场胜利后，发现中国军队无序溃退，中国首都南京就在眼前，于是立即进军南京。日军这一行动，使其侵华主攻方向开始按蒋介石的战前谋划由北向南转至由东向西，即上海—南京—沿长江溯攻上来。那么战前沿此线的各道防御地带应该建设好，并能充分发挥作用了吧？可实际情况是，有一定准备，但很不充分，战时基本没有发挥关键作用。分析其原因是，上层决心不大，基层不抓落实。
从表面上看，蒋介石在全面抗战前把沿长江一线作为主要防御方向后，即在国防部下成立了首都防御建设委员会，委派中央军校教育长兼京沪战区司令张治中负责，下设设计、工程建设等机构，查勘了从上海到南京和南京郊区地形，制定了建设规划。参谋本部于1932年12月成立城塞组，由参谋次长贺耀祖兼任主任，在德国顾问指导下，在南京以东、东南和江阴、镇江、江宁等要塞建筑和整修“国防工事”。战前首都卫戍军司令唐生智又亲自视察了其中一些主要阵地。在上海、南京之间构建了吴（县）福（山）线和（无）锡澄（山，即江阴）线两条“战略防线”，构成南京接近地战役防御地带，把太湖北走廊（即太湖北岸到长江南岸相对狭长的一片，苏州、无锡、常州和京沪铁路都在太湖北走廊内）拦腰截断，加之这一带是水网稻田地，两条防线筑垒利用居民地和水网形成防御地带，必定能给日军以重大杀伤，并迟滞其行动。在太湖南走廊（即太湖南岸到皖南山区北沿，湖州、长兴、宜兴、溧阳和宁杭公路在太湖南走廊内）前端平望、嘉兴、湖州构建了若干防御据点（支撑点），也能有效阻滞日军行动。太湖南北走廊后端即进入南京“四山”，即外围防御阵地。南京城防主要依靠明城墙和外廓，以及之间的有利地形，称“复廓阵地”。
复廓阵地、外围阵地和吴福线、锡澄线，规划虽然很好，但没有很好落实。有的只落实在纸上，实际上没有动工；有的正在修筑中，甚至枪炮声临近了，民工还在干活；有的建完了，具体位置和质量不符合战术要求，等于白建；有的把工事钥匙交给当地的保长保管，战事临近保长带着钥匙跑了。部队不是找不到应进驻的阵地，就是进驻不了工事，还有工事要重新改造。所有这些战前设施，除了明城墙阵地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外，其余有等于无。
在兵力部署上，蒋介石也没有把淞沪战场和南京战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没有及早向京沪沿线调集足够兵力形成有一定纵深的战略战役防御部署。淞沪会战已经开打，南京城防只有6万余人，而且大部分是地方部队和杂牌部队，只有桂永清的3万教导总队（其一部也参加了淞沪会战）相对完整，又是全副德械部队，且长期驻守南京城东紫金山两翼，这正好是日军主要战役进攻方向之一。桂部后来在保卫战中打得比较好，损失相对较小，与始终驻守原地、严阵以待、以逸待劳有很大关系。淞沪会战后期，防卫南京的有15个师，11万余人，但从淞沪战场换防下来的部队损失很大，本应经休整补充才有足够战斗力重战，但已经没有这样的时间了。日军衔尾而至，残缺不全的淞沪败军要在南京停下来回头咬日军一口，已是勉为其难。
要知道蒋介石早把上海—南京—武汉长江沿线作为主要防御方向，而今日军正按照蒋的设想在行动。这在战略上是多大的成功，多大的主动！可以说是一个大手笔。至今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反而在战役战术上行动晚，动作慢，处处被动，受制于人。真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日本战略决心统一难，定力差
日本军部势力是军国主义生存和发展的主体，军队统帅权在天皇，军部一般指政府中的陆军省、海军省，陆军最高指挥部参谋本部、海军最高指挥部军令部。宪法赋予军令长官（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帷幄上奏权”，即凡有关军令事项，可以不经过内阁直接上奏天皇，由天皇裁决。于是，军部成为独立于政府、议会之外，操纵国家政权的政治势力；同时陆军和海军也经常不一致，在进攻中国的主要方向上，陆军力主华北，海军力主华东（上海），很难形成统一决心。日本政府、陆军、海军的不同意见都需要天皇“裁决”，而天皇本人并没有决策辅助机构。这是日本战略经常出错的深层原因。
日军的早期作战计划，以攻占中国腹心地区武汉为核心，从军事上全面占领中国。计划“以华北军沿京汉线南下，与沿长江西进的华东军相互策应，在汉口附近地区作战”。日军陆军省1937年对华作战计划，华北方向使用5个师团，根据情况发展再投入3个师团；华中（上海方向），使用3个师团，另用2个师团（第10军）从杭州湾登陆；华南方向使用1个师团。可以看出，主要兵力和主要进攻方向是华北。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一开始日军基本上是按此计划执行的，而且把华北方面军兵力增至8个师团4个混成旅团加1个航空兵团，总兵力37万人。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毛泽东总结了日军10个月的作战情况，指出了日军在战略上有五个方面出错。一是逐渐增加兵力，二是没有主攻方向，三是没有战略协同，四是失去战略时机，五是包围多歼灭少。就南京保卫战来说，这五个方面都有体现。为了拿下淞沪继续攻南京，日本大本营于10月初开始把上海方向作为主要作战方向，用“添油”的方式逐步增兵，先是4个师团10万余人；拿不下来又把华北主要方向部队中的3个师团调入上海派遣军，达20万人；还拿不下来又增加第10军3个师团，再从华北抽调1个师团，最后增加到近30万人。不仅把本土的战略预备队调上来，把驻朝鲜、台湾的军队调上来，不得已还把华北部队大批转用过来，终于把次要方向打成了主要方向，华北的主要方向降到了次要方向。完全违背了战前制定的以华北为主要方向，在山东半岛、长江口、广州三点以部分兵力牵制性进攻，配合主要方向上行动的战略布局。
战略协同上，在进行淞沪—南京保卫战时，北线日军不能以有力的进攻行动，在豫北、鲁中一线牵制中国军队，让中国军队统帅部得以集中精力、兵力、物力于华东方向。打完南京保卫战需乘胜进行战略追击、扩大战果时，日军由于提前使用了战略预备队，而没有了“战略追击队（毛泽东语）”。战役协同上也有问题，徐州会战时南线日军向北攻击，北线日军不动；后来北线日军进攻，南线日军又不动。从抗战初期三大会战来看，淞沪、太原、徐州守军都是在日军即将形成合围，可能遭围歼时，及时撤出包围圈，没有出现德军在欧洲和苏联战场上动辄包围消灭十几万、几十万守军的情况。
虽说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上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失误和错误，如战役行动不能很好贯彻战略方针，把一些会战作为战略性决战来打；如实行“内线固守，分兵把口”的专守作战方针，要求部队“固守阵地，坚守不退”，“层层布防，处处据守”，不注重在防御中采取攻势行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又如疏于战前的战场建设和战略区的经营，增大了战时的伤亡等等。但是日本与中国比起来，日本错误犯得更多，也更带根本性。
日军一是轻视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抗日决心，以为如同拿下东北和华北北部一样，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结果越打越需增兵，越打越感吃力，没有达到战略企图。二是定力差，把持不住战略主攻方向，把由北（华北）向南（华中）打的主攻方向打成了由东（华东）向西（华中），在不利的地形上沿长江溯攻武汉，消耗大，效果差。三是战役主攻方向也摇摆不定，北线平分兵力在同蒲线、平汉线、津浦线三个战役方向上，在两翼次要战役方向太原和徐州打了两个战略性战役，而在主要方向、距武汉距离最短、地形最为有利的平汉线，打下石家庄后，居然调走了4个师团分别增援同蒲线和上海方面作战，只剩2个师团，攻到豫北漳河一线就没有了后劲，把主要战役方向打成了次要战役方向。四是东线打下南京后，主力先北上配合打徐州会战，再调头西去打郑州（后遇黄河决口未成）与华北日军配合，而不是拿下安徽省府安庆后一鼓作气直攻武汉。五是在战役布势上，不知为什么在拿下杭州后，不派强有力一部沿浙赣走廊直攻南昌，包抄武汉后路。总之，对武汉这个战略枢纽，日本大本营在战略层面上是认识到了，但在战役行动中则没有体现战略意图。
在抗日战争第一阶段（战略退却阶段），中日两国两军在比谁犯的错误少，犯的错误层次低，犯的错误影响面小。这方面，日本大本营做得比中国统帅部更差。因此，日本在战略上的失败是注定的了，战略相持阶段如期而至。
决断犹豫，弃守两难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军委会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召开33次应急商讨会议。中共代表也参加了部分会议，进一步阐述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方针。会议决定，抗战总方针是“持久消耗战”，中心思想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即“避免与敌决战”，“逐次抵抗，逐次退却”，“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在我则“始终保持我之战斗力”，“以掩护我后方的准备工作，确立长期的抗战基础”。这一战略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如始终坚持不动摇，假以时日，使中日战略力量此消彼长，当国际形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时，胜利终会到来。
按照上述战略总方针，“以长江作为主要战略防御方向”，那么中国军队在淞沪、南京战场的作战，与在华北战场的作战性质都一样，都是换取“时间”的“空间”，只能“逐次抵抗，逐次退却”，而不能严防死守，与敌死拼。在如此清晰的思路和明朗的战局面前，蒋介石和军委会高层，在是否坚守南京的问题上却举棋不定，决断犹豫，严重影响了南京的防守和守军的撤退，造成重大伤亡。
蒋介石在战前研究保卫南京的第三次会议上，力排众议，采取了唐生智的建议，为维护大国形象，做出短暂坚守的决定。这一决策在政治上讲是正确的，关键是坚守的时间，要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来决定。可惜在这一点上，他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要军队坚守1—2个月，这显然是做不到的。
日军打赢淞沪会战，士气旺盛，军力甚锐，不待国内大本营正式命令，不停顿地主动进攻南京。而南京守军大部分是从淞沪战场上先后撤下来的受挫疲惫之师，未经休整补充；少部分是从战略纵深调上来的军队（如川军），立足未稳；防御工事大部分尚未完工，怎么可能坚守1—2个月呢？蒋介石对政治仗和军事仗没有分清，把政治仗当作军事仗来打，严重背离了正确的战略总方针。当得知日军正在包围南京，守军有被围歼的危险时，又从保存力量出发，不问具体情况，立即下令撤退。也不知是因为害怕担责任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又不做明确指示，仅让口头转告。在不得不直接下令时，仍含糊其辞，说“如情势不能持久时，可择机撤退”。电报发出后，次日又有动摇，再以信函形式要求唐生智“仍以持久坚守为要”，希望“能多坚守一天就多守一天”。统帅决断犹豫，徘徊在撤与守之间，对守城指挥官和部队产生了严重消极影响。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是主动请战，临危受命。他在担任闲职（训练总监）几年后，淞沪会战后期南京即将成为下一个战略防御要地时，才以军法执行总监身份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司令。他所指挥的部队，几乎都不是他的旧部，在国民党军内宗派、山头林立的情况下，他能否指挥得动都是问题。当然，唐生智对“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总方针是清楚的，对防守南京的战役企图也是明确的。他明确“阻止敌人迅速向我军进逼，从而赢得时间，调整部队以后再撤出南京”。可是他的战役指导与战略方针严重脱节。如果按照蒋介石打政治仗为主、军事仗为辅的要求“短期固守”，在南京只要坚守几天、十几天，做出大国姿态，就应步步防守、步步后撤，最终有序撤离，放弃南京。但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看，唐没有预先做出撤离南京的完整计划和相关准备，既没有事先预定的撤退方案，也没有组织必需的交通、工程和后勤保障等工作，更没有在战前进一步疏散人口（南京人口约103万，战前还有50余万），坚壁清野，清理通道，准备战场的工作。这也是造成保卫战失败后，大量军民拥堵在江边，遭日军俘获和屠杀的重要原因。
唐采取的是长期坚守、死守的措施，决心破釜沉舟，誓与南京共存亡。他要求交通部部长俞鹏飞将下关至浦口原有的两艘大型渡轮撤往武汉；明令禁止任何部队和军人从下关渡江；通知驻守挹江门（离江边最近的门，交通要道）第36师和驻江对面浦口的第1军，凡从城内经挹江门去江边和渡江去北岸的部队和军人都要制止，如不听从可开枪射击。
日军按套路出牌
日军从上海向南京的进攻，还是因循了历史的老套路，这主要是军事地理环境使然。12月1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大陆命第八号命令》，正式命令华中（即我华东方向）方面军“攻占敌国首都”，方面军司令为松井石根大将。方面军主要由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组成，共8个师团、2个旅团和海军一部，共20余万人，与中国军队形成2:1的优势，这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是不多见的。日军主力上海派遣军5个师团、1个旅团组成北路兵团，沿太湖北走廊顺京沪铁路向南京发起主要攻击；由第10军3个师团、1个旅团组成南路兵团，沿太湖南走廊向南京发起辅助攻击；另以天谷支队（旅级）在镇江附近渡过长江沿江北攻击浦口，国崎支队在当涂附近渡过长江，沿长江北与天谷支队形成对进攻击，在浦口地区会合，阻击南京守军从下关一浦口渡江北撤；再由一部船艇部队从太湖湖面北进，协助上海派遣军在常州、无锡地区阻击回撤守军。这一进攻部署面面俱到，轻重得当，堪称完美；同时又是一个按套路出牌的打法，应该早在中国军队的预料之中。
国民党军的防御计划大致是，以左翼军辖从上海退守的3个集团军，陈诚为司令，防守太湖北走廊；以右翼军辖3个集团军，张发奎为司令，防守太湖南走廊；另从纵深调川军6个师到皖南宁国、广德附近，准备对南路日军实施反击；第七战区一部兵力在安吉、孝丰地区侧击敌翼侧。南京警卫执行部改组为卫戍长官部，唐生智为司令长官，所辖部队大都是由淞沪战场撤退，逐渐增加至11万余人。中国军队的作战方案如果仅从书面上看，也堪称完美：主要防御方向——太湖北走廊，正对日军主要进攻方向；次要防御方向——太湖南走廊，防御部署严密，而且从纵深新调川军6个师，埋伏在皖南山区浅近纵深地带，随时准备给被阻滞日军以强有力反击。
南京城防的两道战役防御地带，外围阵地在“四山”一线；复廓阵地的外廓阵地在幕府山、乌龙山、栖霞山、紫金山、雨花台、牛首山一线。一开始外围阵地部署3个军，复廓阵地部署1个军。由于兵力过少，各部正面太宽，处处设防，处处薄弱，间隙很大，便于日军迂回、穿插、渗透，即使这样，这4个军的兵力都没有很好落实，无法完成既定部署。随着日军临近，从淞沪战场撤退和从第七战区（武汉）抽调的11个师陆续到达，唐生智进一步完善了第一道防线。
11月3日，日军从太湖南北走廊同时发起全线进攻。在太湖北走廊，当天晚上，中国军队撤至吴福国防线预设阵地，15日双方激战于常熟、兴隆镇、福山及沿江地区。19日守军不敌，放弃苏州一线，撤至锡澄第二道国防线。27日，日军进占无锡，中国军队大部向皖南山区转移，一部退往常州。不到两个星期，两道战略国防线全线失守。日军分三路继续进攻，一度在江阴遭到顽强阻击。11月29日，日军进占常州。至12月6日，日军攻至南京外围阵地之前。
太湖南走廊。11月13日，日军攻占走廊南端重镇平望，向南走廊内进攻。此方向防守的是才从纵深调上来的川军，装备老旧，地形不熟。11月23日，川军在长兴、夹浦、泗安地区以仓促防御对抗日军进攻，虽打得顽强，但仍节节败退。27日，日军突破川军防御。28日，日军攻占宜兴，12月2日攻占溧阳。其中一部进入皖南山区浅近纵深，相继占领宣城、芜湖、当涂，其一部过江夺占和县、乌江镇，企图沿南京长江上游两岸迂回南京。12月6日，沿太湖南走廊进攻的日军也进抵南京外围防线。此时，南京城区处于东、东南、南、西南大半弧被包围态势，而背后是长江。
12月7日，日军马不停蹄对南京外围阵地发起进攻，12月8日即突破，两天打到复廓阵地。12月8日，日军下达《攻占南京城要领》，部署了在城区内各部作战任务、战斗接合部、协同等事项。9日，日军飞机向城内投下松井石根给唐生智的《投降劝告书》。唐生智置之不理。
复廓阵地是城区防守的最后阵地，也是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其中紫金山东麓老虎洞高地、光华门、通济门、雨花台（后中华门）防御要点争夺趋于白热化。光华门、通济门城门被数次易手，双方敢死队都拼至最后一人。日军争夺中华门时，城防副司令罗卓英亲自指挥反击，将攻入城内的日军全部击毙，暂时稳住了局势。
有序变无序，撤退变溃逃
12日，日军对南京攻击达到最高潮。中午前后中华门首先失守，南京城防全线动摇，唐生智意识到按原计划14日晚撤退已来不及，遂决定提前至当晚撤退。12月12日下午，唐生智召集师以上指挥官开会，宣布了蒋介石11日晚发来的择机撤退的电报，部署撤退计划。其要点是“冲破当面之敌，向浙皖边区转进”。其实质是要求各部队以攻势行动，利用进攻之敌间隙，敌进我进，从正面突围，突围后转进皖南山区。笔者认真研究了命令“附纸”，其为各部队规定的“突围地境（即突围方向、地段）”、“行军地境（即行军路线）”和“到达集结地（即行军目的地）”，应该是可行的，突围部队经过努力，大部是可以完成的。尽管执行这一命令有困难，却是当时唯一的选择。可惜兵败如山倒，计划如同废纸。
当撤退命令下达后，因第36师未及时接到开放通道的命令，仍阻止撤退，造成自相开枪射击，被击杀、踩踏、拥挤伤亡惨重，甚至有装甲兵团坦克从被挤倒、踩死的人身上碾压而过。
本来组织突围、撤退比组织进攻、防御更难。因部队士气低落，建制不全，协同混乱，继而形成溃逃。唐生智“南京卫戍军突围计划”下达后，已指定各部队撤离时间、路线、集结地点等。如各部队严格按计划执行，就不会造成兵败如山倒式的混乱，非战斗伤亡会大大减少。但唐生智在下达撤退命令后，又考虑到第88、87、36师和教导总队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唯恐按指定路线突围损失太大，要受蒋介石责备，于是违背书面命令要求，口头指示他们也可渡江北撤，这自然又增加了撤退的混乱。在江东门、下关、燕子矶沿江一线溃兵与难民挤作一团，在战斗中没有牺牲的近10万官兵，与20多万难民被日军俘虏、惨遭集体杀害，令人痛惜不已。如今这几个地点，都是主要殉难纪念地。
守军中，有相当一部分部队不听指挥，该担任掩护的不掩护，率先撤离，造成其他部队侧翼暴露，被敌迂回包围；也有各级指挥官贪生怕死，抛下部队自己先逃，使部队失去指挥，无法进行有组织的行动；有的因通信不畅，命令没有下达到基层，大批基层官兵成为无指挥无组织的散兵游勇，也是撤退变成溃逃的重要原因。正如战后《南京卫戍军战斗详报》指出：“各级指挥官对上级命令不重视，尤其是不按指定之时间执行任务，是为最大之弊端。”在溃逃的一片混乱中，也有指挥有方、训练有素的部队顺利安全转移。如粤军叶肇第66军和邓龙光第83军，遵照撤退命令指定的方向和路线，出太平门走紫金山北麓、过东西流镇，从句容穿过宁杭公路走溧阳郎溪，其间突破数重日军的阻扰进入皖南山区，得到当地军队接应。他们大胆机智地逆日军主要进攻方向而动，从日军间隙穿越而至敌后，是南京保卫战中不多的亮点。
笔者看来，撤退变溃逃的深层次原因是唐生智权威不够，他长期任闲职、临危而受命，他既不是部队的“老长官”，部队也不是他的“老部下”，在决定生死存亡的时刻，不能上下同命，万众一心，只能各奔前程，自顾逃命。使原本可能的有序撤退，演变成无序溃逃。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录自《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9期
东线战事
江宁要塞区自二十六年十二月九日起至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止作战经过概要
甲、战斗前
（一）敌情：犯我首都之敌于十二月九日接近尧化门、孝陵卫、安德门前附近。城内已被敌炮射击。乌龙山前方，我第十军与敌自七日起即已开始战斗。
（二）我军状况
（1）兵力：该区战时隶属首都卫戍司令长官，所属共计江防守备第二大队（海炮六门），守备步兵二营，野山炮、工兵、通信各一连，及要塞备炮五十一门（内有八点八厘米新炮八门）。
（2）配备：除原有乌龙山、乌龙庙、幕府山、老虎山、狮子山，马家山、雨花台、清凉山各一台外，海炮分装划子口四门、小金庄二门。野山炮连（三一炮八门）于乌龙山占领阵地。
乙、战斗间
九日晨，雨台首向花神庙、安德门方面之敌开始射击。敌机迭飞甘家巷友军上空轰炸，当被甲一台驱逐。
十日上午五时，猛攻乌龙山之敌与我第十军激战，午后四时终被击溃。
敌机竟日向我尧化门、甘家巷间友军阵地轰炸，经我甲一台驱逐，不逞而退。唯友军损失过重，自甘家巷后移至尧化门新阵地。
小金庄附近海炮移划子口。
十一日晨，唐司令长官命人将狮台野炮二门移第一公园放列，向光门外之敌射击，毁敌重炮二门。
晨，尧化门友军后移太平山、银孔山之线。午前十时，敌复向之猛攻，我乌龙山一带备炮向敌密集部队猛射，闻敌受伤极重。至午后门时，友军后撤新阵地，而龙台已成敌包围形式。
午前九时，雨台火炮一门被敌击毁。十时，敌于雨台左侧后袭人，该台被陷，人员多未退出。
本日，甲一台击落敌机一架。
长江要塞守备部队第二大队全部调划子口，备敌登陆。
十二日及十三日本日，敌炮骤增，内有重炮七八门，主向我龙台、甲一台射击。至十二时许，先后毁我龙台火炮四门、甲一台火炮三门。
午前十一时半，敌驱逐舰四支[只]沿江而上，至封锁线前约一千五百公尺处，经我划子口海炮及乌龙山一带备炮射击，结果一只前桅及望台被毁，其余亦均被伤，回驶封锁线外约万公尺处，不时向我射击。
午后五时，唐司令长官召集会议，决定即行撤退，并令要塞射击掩护，必要时毁炮撤退。各台施行掩护射击及撤退情形如下：
（1）乌龙山一带备炮仅余龙台一门、甲一台一门及野山炮连八门，自午后八时开始尽量射击，掩护友军退却。至十三日午前一时，友军撤尽，敌战车十余辆分由北家边、瓜村掩护步兵向我龙台进迫，当即被我炮连击毁三辆，惟以敌迫过紧，乃分别毁炮撤退。
（2）虎台与甲二台自午后八时均向红山、北固山集中射击，掩护友军撤退。至十三日午前三时，毁炮撤退。
（3）狮台于午后九时向水西门、上新河一带之敌射击，掩护友军撤退，惟其十二公分炮二门，限于地形，无法射击。至十三日午前三时，毁炮撤退。
（4）马台于午后八时向上新河一带射击，掩护友军退却。旋因消息断绝，被陷城中，无退出者。
十三日午前七时许，敌机多架轰炸封锁线，当将浮舟炸沉，并炸毁水雷九只（共设二十八只，战前已毁五只）。至九时半，敌舰九只向我封锁线直驶，被我划子口海炮射击，当即伤二只，沉一只，（系被炮击或触水雷，未详。）我海炮三门亦被击毁。
丙、战斗后
（一）撤退及结束情形：撤出残部由该司令率领，经津浦、陇海、平汉路来汉。
（二）敌我损耗情形
（1）敌军损耗情形：被我先后击毁舰一支[只]（伤五支[只]）、飞机一架、战车一辆、重炮二门。
（2）该部损耗情形：关于武器部分，除火炮全部被敌及自动破坏外，其余步兵火器及器材等项，多因伤亡遗失或于途间被友军截缴。现到汉者，共仅步马枪五十支，机枪手枪各二支，及少量之通信器材而已。
关于弹药部分：炮弹消耗约四千发以上。枪弹除退出士兵携行少数外，余多消耗。
至于人员部分：伤亡及踪迹不明者十之六七，无法详查。计约沿途归并者四百余名，来汉者百余名。
——录自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册《南京保卫战》，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集团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229页
南京保卫战史（节选）
（小标题序号经编者调整）
一、紫金山激战
位于东郊的钟山，又称紫金山，是孙中山先生陵墓所在地，又是南京的天然屏障。钟山地势雄伟，具南京城群山之首，享有“钟山龙蟠”之称。山岭东西长7公里，主峰北高峰高约450米，太平天国时，曾在第三峰筑天堡城抵抗清军，迄今遗址仍存。
南京保卫战，唐生智将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教导总队部署于紫金山阵地。教导总队享有“蒋介石的铁卫队”之声誉，总队长桂永清，副总队长周振强、参谋长邱清泉。下辖步兵3个旅6个团，另有3个新兵团在湖南、江西训练，其直属部队有炮兵团、骑兵团、工兵团、辎重团，以及通信营、军士营、特务营等共11个团的兵力。该总队由德国顾问训练，其中步兵1、3、5团的装备和编制，均仿效德国步兵团。此3团，每团辖3个营，每营辖3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1个八二迫击炮排；另有直属团部的榴弹炮连，战车防御炮连、通信连、输送连；每团辖16个连队。第1旅旅长由周振强兼，下辖1、2两团，第1团团长秦世銓，第2团团长谢承瑞。第2旅旅长胡启儒，下辖3、6两团，第3团团长李西开，第6团团长刘子淑。第3旅代理旅长马威龙，下辖4、5两团，第4团团长睢友蔺，第5团团长马威龙（兼）。
教导总队于11月末，遵照唐生智向各部队下达的防御命令，命令本总队：“以协同友军固守南京为目的，决定于工兵学校、西山、紫金山、岔路口、中华门、太平门附近地区，占领阵地、加强防御工事，阻击沿京杭公路来犯之敌。”总队布置于富贵山地下室内。12月最初一周，随着各个方向战况的变化，整个南京外围阵地的部署也几经变化，不过紫金山阵地一直由教导总队固守，并未变化。阵地调整后，教导总队的右翼与第87师相接，左翼与48师为邻。
进攻紫金山及其附近阵地的为日军第16师团中岛今朝吾郎，该部以第33联队野田谦吾部主攻紫金山；第38联队助川静二部为其右翼，从玄武湖北侧及紫金山北侧地区向南京北部进攻；第9联队片桐护郎部为其左翼，进攻紫金山南侧地区；第20联队大野宣明部为最左翼，沿东部主干道向中山门进攻。同时，位于第16师团左翼的第9师团第35联队富士井末吉部，也在最后阶段，派出1个大队参加了攻击紫金山顶峰的战斗。
早从12月8日起，从汤山方向西进的日军，便进抵紫金山地区，在红毛山与老虎洞与守军发生激战。
红毛山位于孝陵卫营房东南，是南京中山门外京杭国道上的前哨阵地，同时也是紫金山的外围防地。教导总队的第1团第3营在这里防守。8日晨，日军在以空、炮向紫金山主阵地实施轰击的同时，派遣一支装甲部队向红毛山之线发起进攻。守军当即给予有力还击，狙击手炸毁装甲车1辆。由于日军不断增援，战况愈趋激烈，守军伤亡严重。该营营长周石泉，在紧急情况下，将预备队第11连调上前线，加入战斗。教导总队又派吴曙青营长带战车防御炮前来增援。守军经过激烈搏斗和顽强抵抗，使敌伤亡惨重，迫其只留少数兵力在正面阵地牵制，而以主力猛扑光华门外的工兵学校。
老虎洞为一凸起小高地，是从东面屏障紫金山第二峰、第一峰的重要据点。12月8日一早，日军便升起了侦察气球，指挥炮兵向老虎洞阵地猛击。当天午后，日军炮火延伸射击后，步兵随即发起冲锋。据当时在前沿指挥作战的教导总队作战参谋刘庸诚叙述：“当敌人接近我阵地时，防守该地之罗雨丰营利用构筑好的阵地，以密集的火力向敌猛烈射击。居高临下，目标明显，敌人这天伤亡惨重”。9日拂晓，敌飞机再度对老虎山阵地滥施轰炸，炮兵同时猛烈射击，阵地上满是炸弹的爆炸声与烧夷弹、烟幕弹腾起的烟雾。日军凭借浓重的烟幕，再度发起冲锋。守军罗雨丰营长沉着指挥，率全营官兵拼死抵抗，终于在友军的配合下，又一次保护了老虎洞阵地。下午，风向对守军不利，日军施放更多的炮弹和燃烧弹，并趁势发起猛攻。守军1营官兵，大半牺牲，营长罗雨丰壮烈殉国，遂放弃老虎洞阵地，退守紫金山第二峰主阵地。
日军各进攻紫金山部队于9日进入攻击出发地，其主攻紫金山主阵地之步兵第33联队遂进入干道北侧地区，“和右翼支队的作战区域为五旗、蒋王庙、玄武湖东500米至南京城东北角一线”。其他各联队也同时进入了准备发起攻击的阵地。中日双方部队在这里剑拔弩张。据参加左翼攻击的第9联队第3中队中队长赤尾纯藏记述：“我发现隔着山谷距离我们所在位置约300米远的对面山脊上，有数十个机枪火力点（用泥土和砖瓦构筑的碉堡），各碉堡之间有战壕相连，敌人兵力不明。只要我们稍微一探脑袋，子弹就从几个碉堡毫不留情地飞过来。而且敌人在阵地前面的深谷中设置好了几道铁丝网。这些铁丝网都在敌人机枪的射程之内，当穿越这些铁丝网的时候就会被敌人全部消灭。”
10日拂晓，日军炮兵即在空中观测气球的指导下，逐段猛烈轰击西山、陵园新村和第二峰主阵地，日机也不断前来轰炸扫射。炮击后，日军坦克分两路引导步兵团向前猛冲。左路由孝陵卫街公路向守卫西山的第1团进攻；右路则由灵谷寺向守卫中山陵、陵园新村的第3团进攻。守军第1、3两团的战车防御炮连奋勇迎击，一连击毁日军坦克2辆，使之不敢再进；而守军第1团战防炮连连长王峻和全连战士也都在这一天的战斗中，全部壮烈牺牲。第3团团长李西开曾这样形容当时教导总队主阵地的战况：“战斗猛烈，硝烟弥漫，枪炮声震撼山谷，双方伤亡甚众，战斗已达全线最高潮。”战斗虽然残酷激烈，硝烟弥漫，但由于教导总队已驻守孝陵卫一带4年之久，对这里的地形熟悉，构筑的工事比较坚固，官兵作战又很勇敢，以此杀伤敌人很多，阵地始终在守军的手中。担任正面进攻第二峰的日军步兵第33联队，在这一天的进攻中，“一直受到382.5高地敌军的抵抗”，遂决定由第6中队实施夜袭，该联队战史记载：“第6中队勇猛地实施了攻击，但是，敌军用手榴弹进行顽强的抵抗，并且在左后方受到200余名敌军的反击，中队出现了多人伤亡，进攻暂时受挫，但至凌晨时，终于夺取了敌阵一角。”
与此同时，位于第16师团左翼的第19师团步兵第35联队也在这一天派出1个大队，参加攻击紫金山第二峰的战斗。该联队战史记载了在这一天战斗中，指挥进攻的第3大队长阵亡的惨烈场面。战史写道：“大队长让第9中队远远地迂回到黄马方向，从侧面进攻紫金山382.5高地，让各种重器兵及大队主力进入马群北方高地以协助他们。大队长进入前线。上午10时30分，大队长在高地上正要命令第12中队从第9中队的左边展开时，被敌军的机枪子弹击穿头部，壮烈牺牲。第9中队不断击退敌军的反击，然后从其阵地的侧面继续进攻。”进过激烈的白刃格斗，该部方于上午11时占领了该高地。在步兵第35联队的右翼，是第16师团攻击紫金山的最左翼步兵第20联队。该联队在四方城阵地前，也经历了十分激烈的搏击。该联队士兵长古川信吉回忆这一段战斗经历时称：“紧邻四方城前不高的山丘顶上，实力不可小视的敌后卫部队的残敌开始了抵抗和反击。”“敌军拼命地猛烈射击，企图阻止森中队突击……中国军队掩护后卫部队的炮弹断断续续地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射击。”
11、12两日，在紫金山第二峰与西山主阵地，中日两军日夜鏖战。日军为夺取紫金山阵地，派出大量部队增援，并以加农炮用穿甲弹直射守军阵地。教导总队的一些机枪掩体被击毁，陵园新村的房屋也有数处起火，烟火朝天。总队指挥部也不断增派预备队，参加第一线作战。主阵地的激战，愈趋激烈。
11日凌晨，中山门外主干道附近的中国守军，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顽强抗击，迫使进攻的日军不得不在山坡上暂时停止前进。日军步兵第20联队士兵牧原信夫在其阵中日记中感叹：“敌人受到如此强大的炮击还仍然顽强抵抗到最后，实在令人佩服。第10中队或被这些残兵反击，或在冲上去后还受到了相当损失。”这一天，守军在失去西山阵地后，又于当晚组织了反击，尽管牺牲惨烈，仍顽强抵抗，坚持后方阵地。日军步兵第20联队士兵田中实男记述：“夺取了西山之后，敌军又利用夜色逼近到我们附近，并用机关枪向我们扫射。山上、山下敌我双方的炮弹如雨点般落下，发出‘轰、轰’的爆炸声。弹片击中右边的树木，折断了树枝，战斗十分惨烈。我看到了一个敌人，把他击毙了。我们度过了一个令人不快的夜晚。敌人猛烈的射击与前天一样。山上有许多敌人的尸体，土地都被染红了。”根据担任左翼作战的步兵第9联队第1个大队的统计，在11日的攻击作战中，共阵亡50名，负伤100余名，在战死中包括2名中队长，大队长以下14名军官负伤，“部队的骨干受到近乎毁灭性的损失”。
12日，紫金山阵地的战斗进入最后阶段，该处日军的目标为夺取南京城的制高点紫金山顶峰及南京城的东门中山门。中日双方部队在这一天进行了更加惨烈的拼杀。
是日中午时，据在廖仲恺墓附近指挥战斗的教导总队第二团榴炮连代理连长严开运见闻：“枪炮声越来越密，经明孝陵、廖墓这条路上后送的伤员越来越多，我连阵地附近的树木和地面枯草已被敌机投掷的烧夷弹引火燃烧。”严运开为避免连队的损失，向总队参谋长邱清泉报告，准备把阵地向后转移。邱清泉指着地图上的明孝陵、四方城、卫岗地段说：“这里我们第一线的部队仍继续在坚持战斗，你们连的阵地不能转移，你们转移，第一线的部队会受影响，为了避免火烧，班排阵地范围内做调整，但决不许后撤。”于是，该榴炮连进行了某些局部调整后，据需冒着敌人的炮火和熊熊燃烧的山火，在原阵地坚持奋战。
日军担任主攻紫金山顶峰的步兵第33联队“战斗详报”称：该部经上午数小时激战，方冲入顶峰东南麓阵地，“这期间，敌军也利用步枪、机枪猛烈射击及投掷手榴弹等进行顽强抵抗。占领着顶峰东北方地区数道阵地的敌兵从顶峰北侧方向参加战斗，同时，从顶峰南侧地区后方陆续增加了敌军援兵，战斗逐渐激烈起来”。该联队士兵高岛市良在其12日的阵中日记中见证：“昨夜第6支队夜袭过的山顶的碉堡和阵地很顽固，经过艰苦奋战，有70人死伤。山顶上的道上有敌人的子弹飞来，就沿着斜坡上险峻的岩石之间，运送死者和伤员。这些牺牲者真可怜，好不容易期待着进入南京奋战到了今日。”其担负突击最高峰的第6中队，在夺取371高地后，随即向第一峰488.5高地仰攻，并前进至守军阵地前300米处。该联队战史记录了发生在这里的激烈战况。“战史”记称：“敌军不愧是精锐教导总队的士兵，其抵抗无比激烈，从山顶的碉堡和下方的水泥机枪掩体到处不断有迫击炮和机关枪的近距离反击，进行最后的挣扎……一场激烈的战斗随即展开，紫金山上已成为双方肉搏的战场。”此时，配合第16师团，从左翼干道向中山门进击的第9师团步兵第35联队，也遭遇到守军的顽强抵抗，攻击受阻。该联队的战斗报告中记述：“12日，虽然继续猛攻近在咫尺的南京城，但由于受到来自右侧山地方向的侧射和城门前敌军的顽强抵抗，部队无法冲向中山门。”
至12日下午6时，第二峰与西山阵地被日军突破。虽然此时卫戍军总部已经下达了总撤退令，但教导总队的官兵，仍在紫金山一号高地，居高临下，与敌血战。13日凌晨，据已经撤退到明孝陵的教导总队排长李慕超所见：“中山门外的阵地上，一片沉寂，唯独紫金山上的守军，与敌鏖战正酣，火光冲天，呼声震地。”
总队第2战车防御炮连连长颜希孺，在战斗到最后，最紧张的时候，坚决表示：“不管怎样撤退，我都不走了！”他在腰里藏着两颗用绳拴着的卵形手榴弹，决心与敌人同归于尽。后来，该连果然收到了上级的撤退命令，他在组织部队撤退后，自己随身带了两名战士留下来检查阵地。然而，从此他再也没有归队。
各路日军于13日从不同的地点攻入南京城。但是紫金山战斗并未停止。教导总队官兵在被四面包围的情况下，勇敢突围。日方资料中清楚地记载着紫金山阵地最后的战斗场景。日军第16师团第30旅团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在13日的日记中写道：“敌军还在不断地从紫金山上往下冲，一群又一群，铺天盖地，满眼是敌军。他们都是驻守在紫金山顶的教导总队的士兵，他们试图从我支队的缝隙中杀开一条血路，进行反攻，突围出去。”在这场突围与反突围的血战中，日军第16师团动用了司令部的预备队、通信兵、运输兵，甚至传令兵都参加了战斗。佐佐木日记称：“野战炮大队一直苦于道路而进行困难，那天夜里又遭到了袭击，进行掩护的一个步兵中队和一个工兵小队，大家不分彼此共同奋起迎战，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战斗，其后方，原来部署了两个步兵中队作为后卫的，半夜后，也来自两个方向突围反攻过来的敌军大部队进行了战斗，并将该股敌军歼灭。另外，驻守在后方卫生所附近的混成骑兵团，黑暗中遭到敌军的袭击。敌军冲进院内，使他们损失人员200余名，马60余匹，他们当时是慌作一团。”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部松井石根在事后，也不得不承认：“南京教导总队曾发挥相当勇猛的抵抗。”
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唐生智与罗卓英、刘兴，对于教导总队官兵在紫金山的顽强抵抗，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们在事后给蒋介石的报告者说：“守紫金山之部队，亦能沉着应战，迨我军退出南京之翌日，犹有一部官兵死守阵地，作壮烈牺牲。”
二、血战杨坊山、银孔山
位于紫金山阵地左侧的杨坊山，地扼京沪铁路和尧化门通向南京公路的要冲，地形十分险要，是南京东北方向的重要屏障。
南京卫戍军总部将第2军团徐源泉部部署在乌龙山—杨坊山一线，第2军团原驻防武汉，下辖41师丁治磐部和第48师徐继武部，沪淞会战爆发后，为补充东战场的大量伤亡，该军团抽调出班长的半数以上、连排长的1/3和士兵的全部，共1万余人，由营级军官率领，前往补充。经抽调以后的第2军团，只保留了一部分班、排连长等战斗骨干，士兵绝大部分为刚征集的新兵。有的新兵，在部队上船开服前线时刚被接收，“他们在船上换上军装，领取枪支弹药，学习怎样装退子弹，怎样瞄准射击，怎样投掷手榴弹”。
第2军团奉命于12月2日由武汉登船，开赴南京，列入南京卫戍部队的战斗序列。其先头部队第41师师部及所属第121旅，于4日上午10时抵达南京煤炭港，登陆后开赴尧化门甘家巷。第123旅则于6日凌晨3时许抵煤炭港登陆，并跟进甘家巷。其第48师及所属第142旅、144旅、因沿途空袭，迟至8日方登陆完毕。
8日下午4时，卫戍长官司令部下达“卫参第28号”命令：
第二军团第四八师（欠一团）占领杨坊山122.5高地北麓薛氏坟、曹村、和尚庄、杨家边、下西风头、曹庄之线，左与乌龙山守备队，右与教导总队联络，务速构筑工事。
第48师遂令第144旅附第283团共3个团，展开于北自曹庄，南达杨坊山之20公里防线。该线虽极具防御价值，但沿线极少既筑工事，多需在日军炮火下临时构筑。第48师遂全力以赴，勉强构成粗具野战规模的工事。该防线南端之杨坊山，为第2军团与教导总队防区结合部，按卫戍司令部命令，第2军团只需布防至杨坊山北薛氏坟为止，但教导总队未及时派队占领该山，第2军团遂主动派第288团第3营延伸占领，给本部防线右翼支持。
主攻杨坊山阵地的日军部队，为第16师团第30旅团之步兵第38联队助川静二所部。该部系日军攻击紫金山阵地之右翼，沿紫金山玄武湖北侧向和平门、下关攻击前进。为达此目标，杨坊山、银孔山为必须夺取之重要通道。
10日下午2时许，日军向第48师防线中的和尚庄发动猛攻，经守军痛予回击，未能得逞。
11日晨，日军以大炮30余门、飞机10余架，连续不断向杨坊山发起攻击，先将山上工事毁平，续以坦克16辆掩护2000余名步兵、将该山包围，频频实施冲击。守卫杨坊山阵地之第288团第3营官兵，在营长陈庆勋指挥下，顽强抗击，与日军反复混战。后终因其炮火猛烈，第3营官兵几乎全壮烈牺牲，陈庆勋营长亦身负重伤，被救下火线，该营阵地遂为日军占领。与此同时，沿杨坊山之曹庄一带，是日均发生猛烈战斗。第228团中校团附何继厚，第1营营长苑师温，第287团第3营营长秦慎符等，先后负伤，连排长以下官兵之伤亡，更难计数。
防守杨坊山一线的主力第144旅，多为未经训练的新兵，在开始参加战斗时，“有的人把头埋在地下盲目射击；有的投掷手榴弹不知道拉引线，有的把手榴弹扔出去，不但没有炸死敌人，反而炸死炸伤了自己。”但是，新兵在老战士的带领下，“越打越顽强，越打越勇敢，战斗情绪很高。”第288团团长曹毅，曾指挥1个连队，集中一部分轻重机枪和集束手榴弹，隐蔽在一棵小树林中对进攻的日军进行伏击。据该旅旅长郭浚叙述：“当敌人走进伏击圈后，指挥员一声令下，各种武器一齐发动，敌人的坦克有的被炸毁了，有的被打翻了，有的向后逃窜，把自己的前进部队冲得七零八落，一时间尸横遍野，战斗结束后，我们缴获了几辆坦克，可是无法开动，只好把它们炸毁。”
据日军文献记载，日军第38联队于10日上午7时，从何家边穿越普陀寺一带，经仙鹤门逼近尧化门；与此相配合，其野炮兵大队与迫击炮队亦经麒麟门进抵仙鹤门北侧高地。战斗打响后，“杨坊山的敌人用机关枪和迫击炮发动猛烈进攻，敌军在该阵地上约有两个中队的兵力，乌龙山和岔路口的炮台也猛烈的炮击。敌人从银孔山也开始猛烈炮击。”在攻占杨坊山后，“在陷落的山顶战壕里，敌兵的尸体重叠在一起。”由此可见杨坊山战斗之激烈与守军牺牲之惨重。
日军占领杨坊山之后，紧接着又向其西侧的银孔山发起攻击。第2军团军团长徐源泉，早于杨坊山激战之际，即令第142旅之第283团进入银孔山抢筑工事，预为防守。杨坊山既失，银孔山随即发生激战。据第2军团战斗详报记载：
敌占杨坊山后，随以全力继向银孔山猛攻，轰炸惨烈，尤倍于前。我守该山283团第一营营长单诰渊，连长孙卉考，身先士卒，血战半日，饮弹殉国，而全营官兵亦伤亡殆尽。当单营激战时，该团之第二、三营前往增援，受敌炮击与飞机轰炸，未及时赶到，又伤亡过半，银孔山遂为敌占。
日军第30旅团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在日记中，记述了该部攻击银孔山过程中守军之顽强抵抗。日记称：在夺取银孔山东西两侧阵地的战斗中，“敌军的抵抗实在是太顽强了。因此命令炮兵集中火力对他们进行轰击。战壕里堆满了敌军士兵的尸体。尽管如此，当我步兵沿斜坡向上冲锋时，甚至还有士兵宁死不退，死守阵地，宁死不屈”。佐佐木承认，在守军退出银孔山阵地后，仍在太平山阵地与其他友军部队，共同造成对该部的严重威胁，使其苦不堪言。他写道：“银孔山的敌军向太平山撤退，那里有构筑好的阵地和新的抵抗部队。此外，还有来自乌龙山炮台的重炮从右侧背后炮击，岔路口敌军野炮从左前方向我轰击。”“我支队一直暴露于敌军的交叉火力和迫击炮的射击下，且白天一直竭力进攻据守在高地工事中顽抗的敌军，加上我右翼方向的强大敌军不断阻挠我军，右侧背后还有敌军出没，威胁着后方部队，并一直企图切断我与师团主力的联系。”
第2军团的杨坊山、银孔山战斗，系在明显劣势的条件下进行的，除了上述新兵居多、缺乏训练的情况外，其军团长徐源泉认为：工事与武器不配套，“纵有少数国防工事，或因重兵器不足，或因无是项兵器，大都不能利用”；兵力不足，“以全师兵力完全展布，犹觉不敷分配，而敌之攻我，专注一点，我则处处薄弱，坐以受攻”；无炮火支援，“敌炮每以数十门向我连续发射，弹如雨注，而我无一炮还击，于士卒精神上颇受打击”，“统计我军伤亡被炮击者，占十分之七”。尽管如此，守卫杨坊山、银孔山的将士，仍能不畏强敌，浴血奋战，与阵地共存亡，将日军大量杀伤，迟滞其进攻速度，其爱国奋斗之志，令人钦佩。
三、乌龙山撤守
乌龙山位于南京东北方向长江边，因唐代在此建有乌龙庙而得名。山峰虽不算高，最高峰仅72米，但山势险要，沿江横亘，扼八卦洲东端之三叉江口，是阻止日军溯江而上的战略要塞部位。
乌龙山要塞建有两座炮台。一为古老的“龙台”，自清末至今，设有老式备炮，台长卓超寰；一为新建现代化设施“甲一台”，设有八八式高炮4门，台长李诚中。在此防守的部队，除有限的江宁要塞部队外，还有防守东郊阵地的第2军团部队。第2军团初以第41师之第1团进驻乌龙山，担任要塞守备，后因第48师部队抵达，遂以第48师之第142旅（欠283团）任乌龙山要塞守备，至要塞失守前，因正面阵地不支，大部守军均撤入要塞阵地。
乌龙山守军对日本陆海军的进攻，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予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而自身亦有重大伤亡。12月10日下午，日舰进入乌龙山炮台7000米远的位置，守军甲一台当即予以猛烈炮击。交战结果，迫使日舰退至炮台最大射程之外，不敢贸然前进。是夜起，“敌将攻城兵力全部移攻乌龙山，志在必得，幸我将士用命，虽血肉横飞，死亡枕藉，而气不少馁，且愈兴奋”。
11日，乌龙山附近之杨坊山、银孔山战斗激烈，为支援守军第48师坚守银孔山阵地，乌龙山各备炮向日军施行密集猛轰，致日军遭受重大损失。乌龙山甲一台并击落日机一架。守军第41师于丢失杨坊山、银孔山阵地后，即退守乌龙山要塞内，与要塞部队共守阵地。第2军团军团长徐源泉称：“斯时，职军损失已达三分之一以上，而预备队亦使用无余。至晚6时许，只得整理残部，缩小阵线，退入乌龙山炮台坚守，誓共存亡，以作南京城外廓之支点。”“真（11日）夜以后续占弹丸之地，受敌海陆空三面环攻，竟至炮台炮位完全被炸毁，我兵扔屹然不动。
经11日整日战斗，日军步步紧逼，守军遂退入要塞阵地。据军史档案记载，是日日军“约一旅团突破我四十一、四十八两师在和尚庄附近之阵地，已占领杨坊山、银孔山附近一带，继续向退入乌龙山要塞之四十一、四十八两师攻击中，并有一部向西搜索前进”。
12日，乌龙山要塞局势进一步严重。该处守军炮兵在极其严峻的形势下，仍奋勇还击日军步兵的攻击与飞机的轰炸。日军第30旅团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在是日日记中称：“又有炮弹从乌龙山炮台射来，虽然站在山坡背后，也能看到炮台射来的炮弹，该炮台的高射炮一直到战斗的最后一刻都在向我们飞机射击。经常看到三炮齐射的炮弹正好在我们头顶上空爆炸。”守军军事档案记载：“（12日）午前十一时半，敌驱逐舰四支[艘]沿江而上，至封锁线前约一千五百公尺处，经我划子口海炮及乌龙山一带备炮射击，结果一只前桅及望台被毁，其余亦均被伤，回驶封锁线外约万公尺处。”
日机配合其步兵、炮兵不断加强对要塞阵地的攻击，下游日舰亦炮击要塞炮台，致使要塞重炮及配属高射炮遭到严重破坏，区内房屋亦多被焚烧。傍晚，龙台台长卓超寰向第2军团军团长徐源泉报告：
报告一
本台龙一台二三公分及一五公分炮，均被敌机炸毁或自损，均不能射击，仅留龙台十六公分炮可射击，士兵炸死伤三十余人。
报告二
本日下午二时余，敌舰冲过封锁线下，当本炮台备炮发射将敌击退，刻未见敌舰踪迹。又于四时五十分发现敌扫雷舰数艘，亦将其击退，仅十二公分炮二门可射矣。
旋又有守备队队长丁绾符与高射炮李队长报告各炮损毁情况，计为：甲一台88高射炮第一炮、第二炮炮内损坏，第四炮管道机损坏，均不能射击；龙台损毁23公分炮2门、15公分炮2门。
这一天，由日军第13师团第103旅团旅团长山田梅二率领的一个支队以步兵3个大队、山炮兵1个大队为基干，从镇江出发，沿京沪线与长江边，进袭乌龙山。
下午2时许，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和江宁要塞司令邵百昌，先后来电话查询乌龙山战况，并令第2军团出击。但第1师师长丁治磐告以，因全线敌人攻击甚烈，该部已无力出击。接着，第2军团军团长徐源泉以无线电报，致电唐生智报告战况，并请支援，内称：
职军昨（真）日与步炮联合万余之敌，并附战车二十余辆激战入夜，以各师连日逐次消耗兵力达三分之二，不能再于要塞外作战，拟缩小战线，以一部撤入乌龙山要塞内，大部占领要塞外之戴家边、贾家边、汪家边，白家边之线，为求巩固，以备要塞共存亡。惟龙台台长业已失踪，并将龙台平时通信设备，如无线电电话、军鸽破坏无余，使职无法指挥，迄欲与钧座通话亦不可能。尤可虑者，要塞炮射击指挥无人，野（山）炮各连长官亦多不见，而要塞工程原未完工，查今（文）日自拂晓起，至发电时，敌炮仍向炮台连续发炮，飞机轰炸五次，拟要塞本身已不可恃，职惟有尽力督率官兵在重围之中，与敌奋斗。惟给养、弹药及伤兵后送诸问题，仍祈设法解决为祷。
随着要塞附近第2军团部队战况恶化，日军野战炮前进至乌龙山背面向要塞炮台攻击。此时，龙台已失去战力，剩下甲一台，仍由李诚中台长率领，在坚持战斗。据甲一台台附瀛云萍描述：“在李台长的指挥下，台官兵密切配合，当敌人试射时，我们猛烈还击，当敌炮有效力射击时，我们及时隐蔽，双方激战数个回合，敌炮终于撤走。”
当日下午5时，唐生智已召集会议，下达撤退令，“令要塞射击掩护，必要时毁炮撤退”。乌龙山要塞遂一面掩护射击，一面毁炮撤退。据军事档案记载：
乌龙山一带备炮仅余龙台一门，甲一台一门及野山炮八门，自午后8时开始尽量射击，掩护友军退却。至十三日午前一时，友军撤尽，敌战车十八辆，分由北家边、瓜村掩护步兵，向我龙台进迫，当即被我炮连击毁三辆，惟以敌迫过紧，乃分别毁炮撤退。
据乌龙山甲一台台附瀛云萍回忆：是日傍晚，龙虎总台台附赵勋来到甲一台，“告知总台长（黄永诚）已过江侦察阵地，同长官部也失去联系……要我们以保存人力为主，相机撤退到武汉要塞科报到”。于是，甲一台“将炮闩拆下后投入江中后，剩夜下山渡江而去”。
第2军团自白天向卫戍总部发出求援无线电报后，一直期待能得到新的指令和支援，但直至夜1时，仍得不到总部复电，对于唐生智在下午5时颁发的撤退令，亦不复知晓。还是一批批从上游沿江抵达乌龙山的散兵，告诉了他们南京失守，大军拥挤江边无法渡过的消息。正巧此时上游驶来20余只民船，船夫称：“南京于下午即失，我等原在浦口被扣，下午无人过问，见情况不好，又上新河、白河口一带均有敌，不能上驶，只得向下游逃生。”第2军团遂将这批民船扣留于乌龙山下。据该军团战斗详报载：“于13日午前零时，先令一部奋向东面打开退路，严密警戒，仍由周家沙、黄泥荡（即黄天荡）两码头乘夜陆续渡江，分向长江北岸之望江亭、通江集等处，收容集结。当一时许开始渡江，正遇东风，达旦不息，往来顺风，驰渡甚速，至十三日早七时许渡毕。”该部渡江完毕后仅1小时，日舰即上驰，日机亦至长江两岸侦炸，乌龙山被炸成了一片灰白色的秃山。与此同时日军山田支队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乌龙山。幸江北地带柳林丛密，得以隐蔽，第2军团遂于望江亭、高家片子、沙洲桥、通江集一带，分别收容，于下午三时许，两师分路转进来安。
第2军团在乌龙山至杨坊山一线，经1周左右时间的战斗，据撤抵安徽寿县的清点，第41师共伤亡官兵2402名，第48师伤亡为2617名，连同军团部损失，全军团在乌龙山至杨坊山一线的战斗中，计伤亡5079名；又经撤退沿途收容，全军团计存官兵11851名。
该军团于12月22日在寿县接蒋介石电令，命至黄山、麻城整理；27日到达六安，稍作休整；1938年1月5日出发，14日抵达黄安、麻城一带。
应该说，第2军团在乌龙山至杨坊山一线的战斗中，广大官兵士气高昂，与日军浴血奋战，确为保卫首都，抗击日军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但是，唐生智等最高指挥官，对于主要负责守卫乌龙山阵地之第48师指挥官，并不满意。在其事后写给军事委员会的报告中称：“第48师守乌龙山至杨坊山本阵地，因通信联络不确，陷于指挥不灵之境。指挥官保存实力之观念未除，应负战斗不力之责。”
乌龙山的守撤过程，也暴露出守军在江防、要塞防守战斗中的诸多弱点，为日后的持久抗战留下了宝贵的教训。第2军团军团长在总结这一战斗的经验时指出：“乌龙山为首都复廓要点，又为江防重地，设置要塞诚为必要。惟以现代空军发达，我海军又极贫弱，不能阻敌舰深入，则该要塞之构筑，非力求强固不可。乃乌龙山炮台炮位露天，无异于野战炮兵之阵地，经敌舰半日之炮击，全台炮位即毁坏无遗，失去要塞之效用，实为憾事。”
四、广东军突出重围
在整个南京守军大撤退中，能够按照命令规定，从正面突围，而没有拥堵江边，坐以待毙的部队，便是由军长叶肇指挥的第66军，以及随同第66军突围的第83军邓龙光所部。
12月12日下午6时，两支广东部队第66军与第83军，接奉撤退命令，其要旨为“按一六○、一五九、一五六、一五四师之顺序，由太平门突围，经汤山、句容向安徽、宁国集中”。
叶肇随即根据卫戍军总部的撤退命令，下达第66军之行动命令：
1.敌约五六联队向雨花台、紫金山我友军阵地猛烈攻击中，紫金山以北有敌一联队。我守军全部于本夜突围，向安徽转进。
2.军以突围之目的，于本夜九时由太平门出发，经紫金山北麓东西流镇、句容、溧阳、郎溪等地向宁国集中。
3.第一六零师（欠四八零旅）应于黄昏后到太平门集合，撤除城门沙包，依九五六团、九五五团秩序、经紫金山麓向句容方向至敌攻击，掩护主力前进至高骊山后，即向南转进。
4.军属炮兵营、工兵营应于黄昏后，依次到太平门集合，在一六零师之后跟进。
5.第一五九师（欠四七七旅）应于黄昏后，将守城部队逐次撤退，到太平门附近集合，在工兵营后跟进。
6.笨重行李及机密图书文件，不得已时自行焚毁，勿入敌手。
7.行进时，予在九五五团先头。
由叶肇兼任师长的第160师，为第66军之主力部队，担负着先导、突击的重要责任。该师早在11日，即于燕子矶整理待命期间，将全师编并为第955、956两团，擢升956团团长喻英奇为第478旅代旅长，以师参谋处长蔡如柏调充第956团团长，参谋处长遗缺以中校参谋钟汉柏充任，并委司徒非为少将参谋长。12日晚7时，全师于太平门内集合完毕，即召集连长以上指挥官开会，下达口头撤退：师以突破重围，集中宁国之目的，拟即由太平门经紫金山麓东西流镇、汤山、句容、溧水、郎溪向宁国集中；13日至句容东南地区，14日至溧水东南地区，15日至郎溪东端地区，16日至宁国附近；第956团为第一线，循师行进路线向当面之敌攻击前进；第955团为预备队，随师部行进。该师于7时30分开始移动，费1小时余，始将堆塞城门之沙包除去，又逢教导总队自紫金山退入城中，加之道途中自埋之地雷及各种障碍物，需予清除，一时间队伍混乱，直到岔路口附近，经略事整理，方才理顺。
与第66军相比，同为广东部队的第83军，由于两师部队正在前线城垣作战，其撤退情况较为混乱。当12日下午撤退令下达时，第154师正在水西门至中华门间城垣一线作战，该两师师长均未随部队一起撤退。据第156师师部副官处处长梁岱回忆，12日下午5时许，师长李江给他打来一个紧急电话，称师部已奉令向太平门突围，着他急率领后方官兵集合在驻地中山北路的路旁，等候队伍经过会合。梁连一句话也来不及问，电话便中断了。可是，中山路上尽失狂奔杂乱的队伍，根本找不到第156师部队。梁岱判断，已无法与本部队取得联系，便率领后方官兵迳奔太平门。
就在第38军的两师部队艰难集合，准备突围时，他们的两位师长，却没有能够找到自己的部队。遂各自渡江北去。第154师师长巫剑锋与师参谋长，从乌龙山搭船过江；第156师师长李江，从距离挹江门几百公尺的地方用脚缚吊出城外，经过种种周折，自下关搭得某部轮船过江。
第83军军长邓龙光、参谋长陈文与军参谋处处长刘绍武等人，在湖南路中央党部与第66军军长叶肇、第159师副师长罗策群等商定，两支广东部队统由叶肇指挥，由第66军作先锋，第83军作后卫。可是两军人马被堵于太平门内。拆除城门沙包等障碍物，需要时间，城门疏通后，拥挤的部队争相出城，又造成新的混乱。第156师梁岱处长带领的后方官兵，便是在城门已挤满了人，出城无望的情况下，用绳子绑腿从城墙上一个个吊下去的。
这支在混乱撤退中突围的队伍，在出了太平门外岔路口附近，与日军警戒部队相遇，其第956团发动冲锋、肉搏，将日军击退；其另一部则向日军施行掩护射击，使主力迅速向东前进。第159师副师长罗策群，几次督促部队发起冲击，均不得手，最后他举起马鞭，高呼：“跟我来，几大就几大，唔好做哀仔呀？”（广东话，指不要丢脸的意思）在罗策群的带动下，终于将当面敌军击溃，但罗也在这一战斗中，光荣捐躯。据第66军上校参谋处长郭永镳报告：
是（12日）夜12时许，始抵岔路口附近，即遇敌阻拦。除以一部驱逐敌人警戒部队外，余分作数纵队，乘敌罅隙，由小道透过。敌虽数度迂回，均被我军击退。
13日凌晨，这支突围的守军自岔路口经尧化门，又折向南，抵仙鹤门附近。在这里，他们与日军的后续部队发生了一次规模较大的遭遇战。其第160师官兵奋不顾身，向敌人炮兵阵地攻击，“毙敌三四百名，敌骑五六十匹，毁敌炮二门，沿途电话线均被我军剪断，敌狼狈向东南逃窜”。第159师亦在东流镇附近与日军接触，“肉搏数小时，卒将敌击退，毁敌炮四门”。
在仙鹤门战斗中，守军虽处败退劣势，牺牲惨重，但官兵奋勇杀敌，打得日军惊慌失措，造成日军大量伤亡。在日本军方文件和官兵日记中，大量记载了这一战斗的实况。
日本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少将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凌晨1时左右，骑兵部队和大约3000名敌残兵败卒发生交战，天亮时将之击退。据报，我方伤亡70人，损失战马204匹，敌遗弃尸体不下700具，我缴获大量战利品。”在南京东北郊一带指挥战斗的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于深夜被部属的求助电话惊醒，他记称：“（12日）深夜3时被惊醒求助的有10厘米加农炮大队（原注：独立攻城重炮兵第二大队15厘米加农炮误记）本部及第一中队、混成骑兵队，他们遭到了要从南京城里城外撤退逃跑的残兵败卒的袭击。”日军第30旅团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则记录了该部步兵、工兵、骑兵等不同兵种慌乱中迎战，遭到重大损失的惨状他写道：“那天夜里又遭到袭击，进行掩护的一个步兵中队和一个工兵小队，大家不分彼此共同奋起应战，进行长达3小时的战斗。其后方，原来部署两个步兵中队作为后卫的，半夜后，也与来自两个方向突围反攻过来的敌军大部队进行了战斗，并将敌军歼灭。另外，驻守后方卫生所附近的混合骑兵团，黑暗中遭到敌军袭击。敌军冲进院内，使他们损失人员二百余人，马六十余匹，他们当时是慌作一团。”
由日军第3师团之骑兵第3联队组成的上海派遣军混成骑兵队，奉命于12日起，自岔路口折向仙鹤门，在这里堵住第9师团与第114师团之间的空隙，以防守军从这里突围。13日凌晨，该部正好在这里与突围的守军第66军部队交战。在“异常激烈”的恶战中，双方的死伤都很严重，该联队的伤亡创造了登陆以来的最高纪录。据其联队战史记载：战斗中，“伤员接连不断地从前线送到联队本部附近，这表明战斗异常激烈……这场战斗给予敌军以沉重打击，但我部队的伤亡也是登陆以来最多的一次”；“躲过第二小队攻击的敌人大纵队，又洪水般涌入部署在道路岔口附近堤坝上我中队主力的阻击阵地，双方很快又混杂在一起进行殊死搏斗。中队长木村大尉阵亡，继而宫胁军曹身中数弹，像是要保护中队长似地倒伏在中队长的身上。太田第一小队长也被手榴弹炸死，下士官兵多人负伤，其情形十分惨烈。敌军的损失虽数倍于我，但我中队的损失也给中队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日军骑兵第3联队中尉福井亲身经历了发生在13日凌晨的惨烈的遭遇战，对于战斗中的中国军队一次次勇猛的冲锋，双方伤亡的惨重，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手记中这样描述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战场情况：“敌人像云霞一般东一团西一团地正从道路上朝这边逼近，大家马上严阵以待，准备决一死战。50米，30米，10米，5米，大家一齐开火，眼前的敌人一片片倒下，可是敌人这次来得太多，部队吹起冲锋号，全体官兵一齐杀向敌人，敌人有的进入我右面阵地，有的进入我左面阵地，有的进入我中央阵地，战场很快一片混乱，木村部队完全陷入了孤立的境地……部队主力此时尚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大家继续奋战。不久敌人第三次来袭，或西，或东，或北，在冲锋号声中大吼着向我阵地冲来。迫击炮弹也跟着朝我射来，到处都在爆炸。”到战斗结束时，“放眼望去，漫山遍野黑压压的全是尸体，如此惨烈的战场我从来没有见过”。
13日晨5时，守军突围部队兴抵空山、狮子山，与日军再次发生大规模的战斗。日军以50余辆战车截住守军的退路，并以飞机30余架，猛烈轰炸，据该部战斗详报记载：“敌兵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我攻击，经我军屡次冲锋，均未能突出，且被截成数段。”“到达空山、狮子山后，与步炮空联合约四五千之敌遭遇，发生激战，屡围屡攻，再三肉搏，牺牲壮烈，得未曾有。毙敌千余，毁敌炮数门、战车三辆、铁甲汽车一辆、汽车二辆。”
日军第16师团第38联队士兵东武夫，经历了13日早晨在南京东北部一代的战斗。激烈的战斗，迫使小队长“悲壮”训示士兵，要誓死守住阵地，绝不能后退。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早晨6时左右，在回中队的途中，在××高地与大约500名敌败残兵进行了交战，双方展开了一场大激战。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小队长似乎下定了决心，向全小队人员作了如下训示，以鼓舞全体人员的斗志。‘如果敌人突然冲进来，也绝不能丢掉这个阵地，全体人员应该并肩而死。’”
13日晨在空山、狮子山一带发生遭遇战，一直进行到中午。其间，日军不断派来增援部队，战斗甚为激烈。该守军散占各高山据点，作顽强抵抗，方杀出一条血路，撤往汤山附近。根据上述郭永镳报告称：
至午，复与步炮联合之敌遭遇。当时以寡众悬殊，乃避实就虚，向敌侧面冲击，连占各高山据点。敌又以汽车载运其步炮兵拦阻进路，并以炮兵向我侧面猛烈轰击，势甚危殆。乃以一部直向敌炮兵阵地冲进，将敌步兵击退后，毁敌山炮两门，我军乃继续前进。
是日下午4时后，这支突围部队在方冲附近，又与一支拥有十余辆坦克，数十名骑兵的日军部队遭遇，再次发生血战，经5次冲杀，部队遭截击、分割，伤亡惨重，至半夜方分抵汤山炮兵营房与转经台，该部档案记载：“至（13日）下午4时许，抵汤山龙潭公路附近，复遇敌唐克车（原文如此）十余辆，骑兵数十名，不断截击，诚恐损害过大，乃不顾一切，以横队超越马路。比抵路侧时，又遇敌战车阻拦。幸我军已进入死角内，敌战车无法射击。我候至天黑，乃得通过。但是时因月暗天黑，摸索前进，官兵各自奋力作战，迨超越马路时，各部竟失却联络。于是一部直向汤水镇前进，受敌栏袭，经5次冲击，至夜半，始抵炮兵营房。一部则向拜经台大山前进。”
方冲一仗，守军突围部队损失惨重。据事后当地居民茆庆福说：“这一仗，中央军只有一小部分从山口往北冲的跑出来了，跑出来的又有许多被鬼子打死了。张家岗、陈家边后头的小山坡上有不少人被打死，梅花墩上也死了不少了。日本兵的机枪火力很猛，方冲山上竹林里的竹子都打秃了。这一仗，被打死的中央军有好几百人。”
经过13日空山、狮子山的激烈战斗，第66军军长叶肇和军参谋长黄植南，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他们在汤山附近的山地里，换上便衣，潜伏一天，后混入京沪公路上的难民群中。叶、黄二人曾被日军选为挑夫，但均因不胜任而得到解脱。后叶肇远离交通要道，经由上海，搭论返粤。
自13日夜起，担负突击任务的第160师始分作两股，一股官兵600余人，突出重围后，20日到南陵；24日到徽州，交由480旅副旅长莫福如负责收容。另一股由师参谋长钟汉柏，经沿途收容，共得人枪400余，于1938年1月日到达徽州。此外，尚有百十成群的小部队，陆续归建。
在第160师被打散后分散突围过程中，钟汉柏所率领的一支，经历尤为惊险曲折。钟汉柏在13日部队被冲散后，身边只有传令兵9人到达土桥附近村庄；14日，集合的官兵百余人，由于受到日军沿京杭国道和京句支路各点面的包围，只得不断化整为零，复化零为整，“处处向敌逆袭”，将敌后方交通通信切断；15日过岔路镇到谢村，在乌山镇附近公路击毁敌装甲汽车4辆，毙敌10余人。到谢村后，又收容官兵百余人，合计200余人，编为2连，分由第159师机枪连连长邓华才和第956团炮兵连连附徐祥率领。此时，钟得知本部有六七百人已过谢村，正向小丹阳转进，遂率队赶至小丹阳，又收得残兵数百人，并向转进中之部队发出通报：
（一）根据当涂有敌骑二百余，并有兵力未详之大部队沿河拦阻，石臼湖有敌汽艇十余只出没，我渡河困难。
（二）余已率兵两连到达小丹阳，决本晚向溧水、洪蓝埠方向转进。
（三）贵部今后行止如何？即请示知，以便联络。
当晚，由第955团营长陈剑光及959团军需主任辜国华等率领的700余人，来到小丹阳与钟部会合。钟汉柏遂将此1000余人，临时以“江南游击支队”名义，编为一、二支队由辜国华率领，当晚回谢村，此后沿谢家铺、十四牌、蕙封山一线，转向南进，至宁国集中，第1支队由钟汉柏亲率，号称3个大队，分由邓华才、徐祥、黄德才率领，共有官兵700余人，轻机枪12挺，步枪221支、驳壳枪50余支。
钟汉柏支队于15日夜通过洪蓝埠以北，复经芝山，坎又溪港到邓埠镇。侦知固城湖、三塔荡间横断南北交通之胥河，所有上坝、下坝、邓埠河口等各处桥梁，均有日军扼守。乃令第1大队邓华才部，夜袭邓埠当面之敌，掩护支队主力通过。经激战1小时，迫敌且战且退，使支队得完全通过邓埠，经梅渚镇、出东桥、独山界牌，而至广德以东20余里之甘溪沟，复经卢村、谢村、刘村、张村、而至新布桥，进入第13师游击队之警戒线。再经石口、胡乐寺、绩溪，到达徽州，只有官兵420余名、轻机枪8挺、步枪172支、驳壳枪50支。
紧随第160师突围的第159师，在13日晚被日军分割后，除少数为前述钟汉柏收容外，大部分为军参谋处上校处长郭永镳所收容。郭于14日，始在句容九华山的墓东村设立收容站。当晚，郭即将收容的部队开进山村，分散居住，而由第159师营附林诗学率一个建制较为完整的连队留在墓东，派便衣扼守山坳。旋第159师、第475旅少将旅长林伟俦及其所属第952团上校团长何全标，经墓东，也进入山村与郭会合。几天后军部的少尉军需携万元现款，前来报到，致使收容站的军需、食品及化妆便衣均获解决。
郭永镳在九华山、高骊山间地区，前后收容17天，至12月底，共收容官兵1300多人，有枪支三四百支，下分三个营，第一营长林诗学，原第159师上尉营附；营附李植生，原第159师上尉军械员。第二营营长崔直行，原第160师上尉连长。第3营营长谭廷光，原第156师少校团附；营附文耀华，原第156师上尉营政训员。该部于驻地“组织民众担任游击，屡挫敌人”，至12月31日，有郭永镳率领南返，经茅山、溧阳、郎溪、广德，于1938年10日抵宁国集中。
第66军的第160师、159师两个师部队，经南京一役，再经突围辗转散失，损失惨重。在集中江西、湖南后方整训时，分由林伟俦、莫福如、郭永镳等率领安抵者，加上沿途散失后又陆续归队者，据该师档案记载，第160师共有官兵3400人，第159师共有官兵4891人，合计为8291人。
作为突围部队后卫的第83军，比66军散失得更早。他们在12日夜间经过岔路口战斗后，便四分五散，当时紧随军长邓龙光、军参谋长陈文、军参谋处长刘绍武身边的军官直属队，已经不到百人。邓龙光为赶在敌人增援部队来到之前，冲过封锁线，便令特务连用急袭的火力掩护，利用附近碉堡逐次跃进，艰难地通过日军火力网，但特务连经此交锋，也已死伤过半。接下来，便由刘绍武处长在前担任搜索，侦察一段，回头领邓龙光等跃进一段。行进中，又与军参谋长陈文失去联系。到达淳化附近时邓身边也只剩下参谋处长刘绍武、随从副官王志，以及卫士、特务连士兵各二三人。他们在这里与第160师第480旅副旅长莫福如所率三四十名官兵相遇。后经秣陵关、龙都进入安徽省境。12月21日，邓龙光一行到达南陵上官云相防地，得到蒋介石、余汉谋复电慰勉，并奉命到屯溪收容。第84军陆续收容到归队官兵一二千人，于1938年1月中旬，由王德全率领，赴湖南安仁集中训练。
——录自孙宅巍著《南京保卫战战史》南京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171页
仙鹤门之战
12月12日午后酉时，66军下达了如下命令：160师应于黄昏后到太平门集合，撤除城门沙包，经紫金山北麓、东流，向句容方面攻击。军属炮兵营、工兵营和159师依次跟进。160师掩护主力前进至句容高骊山后，即向南转进，经溧阳、郎溪等地向宁国集中。
66军此后20余天的行动大体上是按照该命令进行的。
广东部队的突围仓促而混乱。12月12日晚8时许，叶肇和159师副师长罗策群（师长谭邃因患肺病已搭船过江了）亲自指挥部队拆除堵塞城门的沙包。
据叶禄群回忆，12月12日黄昏时分，160师956团第一营在营长陈植带领下率先冲出南京太平门向东突围。该营刚出城门，教导总队从紫金山败下。他们不知城内情况，急着要入城，66军要出城，双方在城门口相互开枪，尸积如山。66军的后续部队不能出城，前后失去联络。陈植率第一营到达东流，遭敌袭击，连长陈芳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另有三五十个士兵也在突围中阵亡。陈植不见后续部队前来，便率领队伍向下关行进。结果，该营只有陈植、叶禄群等少数人渡过了长江。
夜里9点左右，66军大部队争先恐后挤出城门。部队冲出城门后，又被自埋的地雷所阻，队伍非常混乱。到了紫金山东北的岔路口，经过整理才恢复队形。岔路口之日军发觉后即向突围部队射击，于是叶肇指挥部队向当面之敌冲击，22时突破岔路口敌阵地，24时夺取仙鹤门以南阵地，击毙敌兵三四百名，敌骑五六十匹，毁敌炮两门。突围部队也伤亡惨重，罗策群在岔路口几次督队扑敌，均不得手，便举起马鞭高呼：“跟我来，几大就几大，唔好做哀仔呀？”（广东话，跟我来，死就死，不要做懦夫啊。）后来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日军方面对仙鹤门以南地区的战斗也有记录。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在12月13日的日记里写道：“今天凌晨1时左右，骑兵部队和大约3000名敌残兵败卒交战，天亮时将之击退。据报，我方伤亡70人，损失战马204匹。敌遗弃尸体不下700具。我缴获大量战利品。”16师团后勤参谋木佐木久的日记写得更坦率：“胜利了！占领首都之日，怎么没到拂晓就闹腾起来了？原来是接到仙鹤门附近重炮兵及骑兵遭敌袭击的报告，使得司令部发生了骚动。敌人充其量是为数不多的残兵败卒，而装备着步枪的重炮兵、骑兵表现得如此惊慌失措，听起来简直太荒唐了。可司令部不加分析地完全相信并如此骚乱也够荒唐的。”可见，在突围部队的攻击下，日军是何等慌张、何等狼狈。
13日凌晨5时，突围部队经灵山、东流到达复兴桥附近，一部向孔山前进。此时，66军的参谋处长郭永镳率领一部向火龙山（现称棒棰山）前进，叶肇率主力向狮子山（在射乌山西南角，现称庙山）前进。到达孔山、狮子山后，突围部队与步炮联合之敌遭遇，发生激战。
12月13日的突围战打得昏天黑地。突围部队有的向南，有的向北，有的向东。83军军长邓龙光带着几十人突围到淳化，66军军长叶肇和他的参谋长黄植南在汤山附近失踪，160师参谋长司徒非（少将）阵亡。大批士兵在战斗中壮烈牺牲，长眠在青山绿水间。尽管如此，突围部队主力仍一路向东，猛勇冲杀。
——录自费仲兴著《城东生死劫》，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版，第147-149页
记最后退出南京的叶肇将军
这是意外，我得知了一个紧张，危险，悲壮，同时又令人感觉得无限兴奋的故事。这样有意思的故事，在中国民族抗战史上诚然是不可多得的。“还是一个奇迹啊！”归途上，我不禁再反复地这么想。
南京失陷那一天，城里还留着不少守军，四面全被日军包围了，于是他们不能不拼着性命，杀出重围，结果据说被守军达到目的，安全地渡过长江，退往江北。当时，各地方的报纸都这么说，我们自然也深信不疑。谁知我在香港见到了那位亲身经历这场恶战，历尽许多艰苦才从日军包围之下逃出来的军长——叶肇将军，知道最后一批人退出南京，并不那么简单，也不那么“安全”，大多数的士兵与长官，都在人的炮火下悲壮地牺牲了，能够“安全”生还的不到十分之一。当时报纸上所载的新闻，恐怕并非真是最后撤退的那一批人，那一批为国家民族争最后一息生存的几千个壮士！
在一间布置得相当精致的房间里，我同几个朋友会见了这位最后退出南京的唯一高级将领——叶肇将军。他是桂（原文如此，应为“粤”——编者）军方面的一员勇将，这次到香港又到广州，他自己也有点不相信。
“在不多天前，我哪里想得到今天还能好好地活在世上，准备再和敌人拼命啊！”他不禁又惊又喜地对着访问他的人说。
叶将军是个年纪不老，但是头发已经斑白了的人，从他言谈的朴质和举止的文雅上看过去，真不相信他是一个调兵遣将，身经百战的“赳赳武夫”。我们集居在一间屋里，一边抽烟，一边就听他讲述退出南京的曲折故事，一边又提心吊胆地不时为他出冷汗。
据叶将军说，在南京未被日军包围之前，他就带三千个弟兄，驻守汤山防线，这条防线足足有四十多里长，三千个兵士，实在不够分配，再加上日军的炮火非常猛烈，飞机又轰炸得日夜不停，这样单薄的实力，实在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不论白天或晚上，常常有下级军官跑来对他说：“军长，我们的兵力太单薄了，实在守不住战壕了啊！”
其实叶将军何尝不晓得自己力量单薄呢！但是他知道力量单薄也得拼，敌人要占领南京，总得向他们讨回一笔相当的代价，庄严的首都，难道可以白白给人占领吗？何况上级的命令又是那么严厉，要他们对于哪一个据点，必须死守到某日某时，哪一个山峰，死守到某日某时，在这样重要的命令下，叶将军明知力量太单薄，也是无可奈何，所以只能这样回答他的部下：“你们率领着弟兄们拼命去好了，弟兄们牺牲完了，我姓叶的不死，就算没有人格！”
这样，他的部下都很兴奋很勇敢地乐于就死，往往一两团人从壕里退下来，只剩一两个连排长，七八个弟兄。
十二月十日（1937年），叶肇将军率领他的部下，退到城里去休息，但到十二日的下午两点钟，雨花台被日军占领了。这时对南京城不啻是个致命的打击，纵然想死守也无从守起了。就在这时候，唐生智将军接到命令，要死守南京的队伍完全撤退，叶将军接到唐的命令，已经是当天下午五点钟，他便立即召集他的部下开会，最后决定：以团为单位，不管如何困难，也要突破重围，各走各的路，到安徽某地集合。
会议散了，天空已经黑暗得可怕，猛烈的北风在空中怒吼，刮到身上来像刀割一样疼痛。整个的南京，已沉没在黑暗的深渊里。因为叶将军是军长，是他们的最高将领，所以他不能不亲自率领一团人先打头阵。他们撤除了城门口的障碍物，在黑暗里冲出太平门，走不多远，就和敌人猛烈地接触了。叶将军一边指挥战争，一边率领一批人马继续前进，想不到前面路上横满了炮车，是日军用来堵塞他们去路的。叶将军在转瞬间，就第一个翻上炮车，爬了过去，于是跟在后面的士兵，也一个一个爬过车去。但是，受了这么一个阻碍，一团人死的死，伤的伤，被打散的打散，叶将军自己，也跌伤了左足。跟在他背后的弟兄，数数不满二十个人，而且一半还是受伤的。然而，在这时候除了忍着一切创痛拼命向前还有什么办法呢？所以他们依旧曲曲折折朝前跑，走了好一阵，才到汤山附近的空山。这时候，天上已经发白，凛冽的北风，刮得更紧。
不消说，他们的周围已经全是日军的世界，天一亮，就难免被日军发现，那时候才无法对付了。于是叶将军便带领十多个弟兄，在山下找一个有茅屋的小土坑躲下，看看空山顶上已有日军，他便叫弟兄们伏在坑底，自己冒险爬出来走到对面那座山上，看看有没有可以掩藏的地方。
不料一离开空山，他就给几个便衣队发见〔现—编者〕了，他只好飞快地奔跑，哪知道对面一条大路上又有十多个日军经过，幸而他们不曾看见，所以叶将军能跑进一个松林。
在松林里，叶将军以为这个地方总不会再遇见敌人了。哪知正这么想，远远地出来了两个人，提高着嗓子对他喊道：“老乡，哪里去？”他知道这一定是“伪满”军，便不理睬他们，只顾向前跑，那几个伪军也并不追赶。
走了一阵，快要穿出松林，看见对面有着战壕，战壕边还有三四匹敌马。于是他换一个方向跑到荒田里，又走好一程，发觉左右都有敌人，并且还有几个敌军官在那里指手画脚。他想这两边都不好走，只有往前冲，可是天啊，前面横着一条河，哪里有可走的道路呢！
想了一想，叶将军咬紧牙齿，拼死渡过河去。河是给他渡过了，但是身上的衣服，湿得快要结冰。他忍着忍着，但终于受不住刺骨的寒风，瑟瑟发抖了。
前面没有出路，也没有可以躲藏的地方，他便打算回空山，因为那里还伏着十多个弟兄。走了许久，空山已在眼前了，但看见空山顶上有两个举枪将射的人，他才不得不回头就跑，将十多个生死与共的弟兄，丢下在那个小坑里了。
跑了半天，又饿又冷，加上一夜不曾合眼，精神疲乏得再也不能支持，叶将军便来到一个松林，躲了进去，在那里脱开衣服，晒一晒太阳。可是，太阳不曾晒暖衣服和身子，又有二十多个敌人赶来了，他便爬起身来就逃，转过方向，到了东流镇。
时候已近黄昏，受过炮火的洗礼的东流镇，自然满地瓦砾，满目凄凉。居民早已逃完了，好不容易在镇外一间破屋里碰到一个人，那个人很慌张地对他说：“你不要在这里，快些逃命，快些逃命！”
叶将军自然只好答应，但口渴得要命，便向那个人讨开水喝，那人答应了，给他在灶里烧开水，他也烧燃一堆柴火，烤烤自己身上的湿衣服。但是随即又来了一个人要他赶快逃走，他才等不到衣服烘干，喝了两碗开水离开了东流镇。
可怕的黑夜，又笼罩了大地，叶将军一个人在无边的黑暗里摸索着，脚下高低不平，一步一跌地怪难走，身上又包满冷风，全身的肌肉都冻得麻木了。他实在想不出到底走到哪里，只有再回到空山，在一间茅屋里躺下了。
第二天，他知四面都是敌人，很不容易逃出去，只好暂躲在这间茅屋里。但又怕敌人到来搜索，便将屋子里的破家具搬动了一下，爬在床主的床底下。躲到下午，这间茅屋的主人忽然回来了，他们是一夫一妻，似乎早晓得昨天晚上家里来了一个避难的人，所以男的跑进屋子里就对女的说：“走了！”“还没走吧，你看床底下的东西都搬开了！”到底女人比男人细心。但是他们依然很镇静，管自又走了。这样，叶将军就在那个床底下过了一夜。
第三天早晨，他想再不能躲在这里了，便不声不响到外边去看看动静，恰巧碰到几个受了伤的中国兵士问路，他指示了方向，还是回进茅屋。这是十二月十五日的上午，离南京陷落已有两天了。
在茅屋里躲了一回，忽然来了几个凶狠狠的壮年人，他们似乎做了什么工回来。叶将军恐怕他们不是善类，不等他们进门就闯出去跑了。哪晓得这一闯反把这几个人吓得四散飞奔，于是他断定这些人身上不会有凶器，也不一定会害他，便赶紧上去招呼他们回来，给他们一点钱，告诉他们：“我是从南京逃出来的，现在没处走了，希望你们能够容我在这里住一下。”
但是他们不答应，拿出一碗锅巴泡饭来给他吃，并且告诉他：“你还是快些逃的好，逃到东流那面去！”叶将军喝了一点锅巴汤，才无可奈何地离开了这问茅屋，再向东流去。
一路上，他冒着冷风，踏着人畜的尸体和瓦砾，看着被火烧毁的农家，心酸得不住满泪。虽然太阳照着大地，但是叶将军并不觉得有丝毫暖意。
还不到东流镇，他实在饿得不能动弹，便走进一个老太婆的家里，给她一些钱，要点水喝。那老太婆答应去烧开水，叶将军看见地上堆着一些冻坏了的山芋，便拿几个到灶肚里去煨一煨，啃吃一点。
休息一回〔会一编者〕，他又离开那个老太婆，哪知走不上半里路，就给一小队日军抓着了。他们先搜查他的身子，把他所有的钱都搜下了去，然后把子弹袋一个一个卸下来套在他的身上，要他背着走。他想这一下是不好了，便指着脚上的伤痕对日军表示走不动，那几个日军就狠狠地用枪柄敲了他几下，还是逼他走，并且要他快，当然，他怎么能够快步走呢，于是一步一步向前挨，背上的枪柄像雨点一般下来。
走不上多少路，前面来了一对男子，带着三个小孩，当然他们都是逃难的人。日军看见了那个男人，并上前去把他捉来代替了叶将军，那男人不肯，女人和孩子哭叫得十分伤心。然而到底有什么办法呢，那男人终于被代替了叶将军，叶将军就上前去安慰那个女人，并且要三个孩子叫他父亲，一同向前逃。但是，走了一阵，又遇见敌人，叶将军没法，只好丢下她们一个人跑开了。
独自一人走在漫无边际的荒途上，四野里没有人声，也没有鸡啼与犬吠，叶将军真像一匹迷途在荒漠里的羔羊。他走着走着，忽然遇见一个和尚，于是便问那和尚前面有什么路好走。和尚告诉他再过去有条公路，从那公路上便可走到拜经台。叶将军依照和尚的指示，跑到拜经台的山腰上。
在一个疏疏落落的树林里，他实在没有力气可以挣扎了，于是躺在地上，闭着眼睛等待死亡的来临，足足睡了一天两晚，到第三天早晨（十二月十七日）醒来，肚子饿得使他两眼发昏，脚痛得不能移动，他想死是免不了的！但是，他立刻又想：“我为什么就是这样白白地死去呢，我要活，我要活下去还有我的任务呢！”想到这里，精神振足了不少，便勉强爬了起来，想想上山去不行，还是下山去讨点饭来吃吃吧。
山脚下，叶将军遇到一个姓夏的农人，他要求那农人留他住几天，但是那农人不答应，给他吃了一碗半稀饭，便劝他赶快离开，还是向宝华山那方向去，叶将军才又向他讨了两把蚕豆，预备在路上充饥，那农夫就很慷慨地送了他两大把，并且又给他许多生的和熟的山芋。
夜色朦朦，北风刮得更加厉害，天上又下起大雪了。叶将军一个人在荒野里匆匆奔走，忽然有一群乡人拿了标枪一类的武器，向他走来，他想这一下总是不能活命了，索性站定脚跟，大胆地向他们说明了自己的来历。这么着，那群乡人就放过了他，管自走了。他也恐怕走漏风声，便冒着漫天大雪，踏着寒冷泥泞的道路，胡乱地向前奔。
“现在总不会有什么希望了！”叶将军一边走，一边这么想，但是他还是要死中求生，所以不停留地翻过三个山岭，天已亮了，宝华山也给他走到了。
路上，又碰到一队日军。但是叶将军这次已经不再奔逃，横竖免不掉一个死，自然也不问日军不日军了。幸而日军在不远的地方转了弯，他才走进宝华山下的一个小林。在那里，碰到他的部属——一个姓梁的团长，和团部的一个军需，于是他们三个人渡过长江到镇江，再想从镇江渡江到瓜洲。
可是到瓜洲已经没有渡船，幸亏那个渡他们到镇江的船夫，替他们设法在镇江住了几天，才冒险坐船到丹阳，从丹阳渡江到南通，再趁〔乘一编者〕船到上海，叶将军才算逃出了虎口。当他到达上海的那一天，已经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的一月十四日，离南京失陷已有一个月零两天了。
叶将军到了上海，原想在上海休息几天，可是他闹了两次笑话，便决心立即离沪南下了。原来他从通州的船上下来，就雇人力车一直拉到先施公司，进先施买一点日用品。不料先施公司里的人看他衣衫这么褴褛，神色又极难看，挤在“都市人物”的堆里，东张张，西看看，也许不是好东西，竟有一个人跟在他背后实行监视，生怕他偷东西。他发觉自己已被人疑为坏蛋，不觉又气又好笑地走了出来，跑到东亚去开房间。谁知东亚的茶房，看他这副模样，不准他乘电梯，他碰了这么两个钉子，便反身就跑，决定离开上海了。
到香港，叶将军原想住几天，可是广州和桂林都已得知叶将军脱险归来的消息，广州就派人来欢迎他回去，所以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到广州去了。
（原载于《我们的战士》1939年）——录自郭沫若、田汉著《血肉长城——抗战前线将领访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1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