彪炳史册的江桥抗战
马志伟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行辕奉行了不抵抗命令，日军趁势急占辽宁、吉林，进逼黑龙江。黑龙江大地，一时群龙无首，人心惶恐。
谁来支撑这个危急局面？
在隆隆的炮声中，马占山出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组织了一场举世瞩目的江桥抗战。
1931年10月10日，马占山收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电令，任命他为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这一集军政大权为一身的重任，于国于民于马占山个人，都是重达千斤的大事。
以修桥为借口挑起事端
江桥，准确的称谓是嫩江哈尔葛木桥，其长度约800米，与后建的铁桥长度相当。在哈尔葛大桥南北两端的江桥镇和大兴站，如同两把大锁，把守着这条铁路通道。
10月25日，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清水携两名日本军官会见马占山，照会黑龙江省政府：“洮昂铁路为满铁借款而修，此刻交通断阻，于满铁有利害关系，满铁将派工人前往修江桥。”
马占山当即答复：“查洮昂铁路江桥，损坏轻微，已商该路局从速修理。我国铁路有自主权，且中国工人亦能修理如初，不须越俎代庖。”
清水的外交辞令遭到拒绝，其后多次施以威逼引诱的手段，想用金钱收买马占山。马占山都是严词拒绝。
10月28日上午，清水再次来会见马占山，送交本庄繁签署的照会，依然老调重弹，文中还使用了种种恐吓的语言。马占山拒而不见，对日本照会置之不理。
10月28日下午，日本关东军驻齐齐哈尔武官林义秀少佐代表本庄繁登门会见马占山。他不再陈述“借贷修路”的老调，直接向中方提出，限令中方于11月3日中午修桥完工，如果届时不竣，“日本将派军队保护南满铁路工程师，执行修桥任务。”
马占山提出放宽时限，林义秀严加拒绝，匆匆而去。
10月28日晚，马占山接到洮昂路局报告：“日本关东军多门师团及满铁守备队数千人，乘军列已开进洮南。师团长多门派人送函至路局，转告黑龙江省政府及张海鹏，将驻在洮昂路线的中国军队，务必速退出铁路线之外。”
11月2日，林义秀少佐代表本庄繁，向省府送达日军最后通牒。通牒称限11月3日正午，中国军队必须撤退距桥梁10公里，声称若不应允，日军即以敌人视之。
打得日军措手不及
11月4日拂晓，先是日军小股部队偷袭中国江桥守军左翼的步兵岗哨，将陈家窝棚一组3人哨兵捕去，日军大部队随即进入桥北开阔地，摆出方阵，撑着日旗，向我压来。
马占山接到告急报告后，用电话命令卫队团长徐宝珍和步兵二旅吴德林团长：“务要保持镇静，要诱敌前进，待敌进入百米有效射程之内，要全力予以打击，务将敌军全部歼灭。没有我的命令，擅自退却，致失一寸土地者，以军法从事。”
马占山强调的这番近距歼敌的战术，被我守军连队坚决执行。伏在阵地里的我军将士早已把枪膛压满子弹，瞄着密集的日军方阵向前逼近。
冲在最前边的日军第16联队第7中队和日军工兵第7中队，向我大兴防军发起冲锋，却不见我军还击，日军更加有恃无恐，直起腰杆端枪挺进。
当日军进入百米限内，只听一声令下，我军机枪、步枪一齐开火，弹如急雨，命中率极高，打得日军措手不及。
战斗进行到早7时，仍不见有丝毫松懈，马占山手握电话，连声叫好。他不停地指挥督战，鼓舞士气。鏖战近午，日军伤亡惨重，纷纷溃退至南岸。
也就在双方刚接火的清晨时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派林义秀和日本书记官早崎会见马占山，建议双方代表商谈两军如何避免冲突的办法。马占山令秘书韩树业为全权代表与林义秀、早崎乘车前往昂昂溪，会同省防守军中段指挥石兰斌到前线视察。
按双方约定，石兰斌和林义秀分别向进入阵地的两国士兵训诫，彼此均得严守纪律，避免冲突。然而，当石兰斌集合部队即要训话之际，林义秀竟逼迫石兰斌签发撤军的命令，并强让他立即执行。
原来，所谓严守“纪律”，就是按日方的最后通牒无条件地撤出大兴站阵地。
石兰斌当即以本人是步兵第三旅参谋长，无权下令，予以拒绝。
此时，江桥左翼防线战斗正在激烈进行，石兰斌负责的江桥正面尚未开战，林义秀见逼我撤军的目的未达到，便愤然要双方代表乘专车返回省城，而马占山则乘车迎面开向大兴站主阵地。
战斗开始血肉之拼
下午3时，林义秀不肯善罢甘休，要求双方代表再赴前线，汽车经过大兴站，正值日军开始向我大兴站阵地发起进攻。日军飞机不明车中乘坐何人，竟向专车投弹，汽车被掀翻，将双方代表震出车外，昏躺在地，半天才苏醒过来，其中日军副官被送进省城医院。
日军下午以几倍于清晨进攻的规模，向我大兴站阵地压来。
日军500名陆战队员在野炮的配合下，高执太阳旗，向距大兴站四五里的我军左翼阵地进攻，牵制我侧面部队，而以主力部队编成密集型方阵向我大兴站主阵地猛攻，企图在中央突破，击溃我军。
在阵前指挥的马占山当即回令：“敌人以密集队形攻我阵地，正暴露他轻敌的弱点，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一鼓作气歼灭！要按照上午所下的命令，等候敌人进入百米内再枪炮齐发。你们的猛烈枪声即是全线攻击的联络信号，枪声即起，猛攻开始，万不能提前行动！”
按照马占山的命令，阵地守军一弹未发，凝视正面向我军突进的日军。
日军的先头部队分作若干组队，交互前进，姿势极低，殿后的炮火十分猛烈，一时压得我军难以抬头。
接着，日军后续的大部队，仍以密集队形蜂拥而上，当进入我军极为有效的射程之内，徐宝珍挥枪高喊：“打！”
霎时，憋足了劲的全线将士扣动枪机，射出千万颗子弹，左翼阵地趁势反攻，形成夹击敌人的铁钳之势。
顿时，日军方寸大乱。但是，遭到重挫的日军尽管锐气顿消，却不回头溃逃。徐宝珍见状令号兵吹起冲锋号，我军勇士跃出战壕，冲入敌军队内，展开白刃战。
大兴阵地外喊杀震天，刀光闪动，血流满地，混战多时。这时，日军纵然有10余架飞机低旋、40多门大炮已装弹，多列铁甲车殿后，都已经成无用之物，两军陷入了真正的血肉之拼。
日军终于向江桥溃退了。
日军开始溃退过江
4日这一天，日军参战部队为多门师团步兵16联队的3个大队，及南满铁路守备部队的几个大队，加上配属的飞机及轻重炮兵，共计6000余人，伤亡1000人以上。
中国守军方面参战的仅有卫队团步兵三营、骑兵一连及黑龙江省防军步兵第二旅两个营，共2700余人，伤亡300余人。
对于这一天的战况，李顿为首的国联调查团的报告载道：“此役，据日本向国联调查团报告称：双方开火后，步兵16联队长滨本大佐见所部所处之地位，极其困难，乃将其所有占用的军队，开往增援，经过一番迅速侦察后，彼即深信在此低湿之地面上，正面攻击实在不可能，日军乃欲脱离所处之困难地位，舍向左翼采取包围形势外，几无他法。于是彼即调集其预备队，向中国左翼进攻，但因人数过少，且无法使大炮进至较近距离之故，直至午后8时半，始将该地占领，而后日无法再向前进。”
为了迎击日军更大规模的进犯，马占山对全线的守军做了调整和部署：调苑崇谷的暂编第一旅（即兴安屯垦军）于6日前抵达大兴站；程志远骑兵第二旅朱凤阳团、涂全胜团火速赶往昂昂溪集结。
命令驻齐齐哈尔的所有部队开往前线，又征调800民工，到前线协助抢修工事。
11月5日拂晓3时，日军出动，总兵力共8000余人，向嫩江北岸中国守军阵地猛攻。出动飞机20余架、火炮百余门，从空中到陆地压向我军，以掩护日军渡江。
由于敌人炮火猛烈，我守岸部队损失严重，不得不暂时退伏到渡口的两翼。
将近中午的时候，日军大部队冒着炮火渡江，在北岸完成集结后，发起大规模冲锋，进入我大兴阵地。
省防军增援的步兵第二旅吴德林团和骑兵第一旅萨力布团赶到，跃入阵地与日军拼杀，打退了日军多次冲锋。
马占山于前线激战正酣的11时左右，偕省防军参谋处长金奎璧及10余名卫士，分乘大小汽车直奔大兴前线。
马占山一行在日军炮火的轰击下，开足马力，左拐右旋，躲过一个个弹坑，溅起阵阵尘土。马占山命令司机以最快的速度接近前沿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这时，日军3架飞机低空下旋，连投数弹，并用机枪尾追扫射。马占山车行周围，弹片横飞，弹落如雨，幸好人无伤亡，车没熄火，一路直奔大兴阵地，情势甚险。
阵地守军见总指挥马将军冒死赶来，顿时欢声大作，士气高昂。
血战到傍晚，日军开始溃退过江，省防军乘胜追击，直至江岸。马占山又令守军将配合日军进攻的张海鹏伪军之一部，包围在江滩泥沼一带，迅速将其击溃。到了入夜时分，江北岸已见不到日军的踪迹。
再次与日军肉搏
5日这一天，日本关东军增调了两个大队和三个中队的炮兵，总集结兵力达8000多人，却依旧被赶回嫩江南岸，留下700多具尸体。省防军卫队团骑兵连中校连长张鼎新、一营桑排长殉国，士兵伤亡200余人。
5日的战况，据后来李顿国联调查团的报告所述：“此役，据日本向国联调查团报告：关东军司令部，接得关于此项情报（即4日战役之情况）之报告后，立派大批军队前往增援。是日（4日）晚间有步兵一营开到，日军得援，乃于11月5日拂晓，重取攻势。经2小时后，到达中国军队第一道阵地。据滨本大佐本人致调查团报告称，中国军队在该地有极坚固之战壕，并有自动机枪70架，日军之攻势，至此完全停顿。中国军队用步兵及骑兵实行包围式之反攻，日军蒙受极大之损失，而不得不向后撤退！”
11月6日凌晨2时，天还未亮，日军开始更加猛烈地炮击。日军铃木旅团数千人前来增援，加上多门师团所余人员，共计1万多人。
4时，在飞机、野炮的配合下，日军第三次冲过江桥，向守军发动全线猛攻。
日机乘着中国守军一无空军二无高射枪炮的劣势，疯狂地进行低空轮番轰炸扫射。日军炮兵阵地也增加了多门大口径火炮，瞄准我大兴主阵地倾泻爆炸力最强的炮弹。
这时，马占山直辖的步兵第三旅二团派两个营前来增援，和固守阵地的将士合力抗击从正面进攻的日军，双方拉锯多次，争夺异常猛烈，一直打到将近中午。中国守军主阵地几乎被日军枪炮摧毁，来不及补修，难成掩体。当日军再度逼近我军时，我守军索性跃出战壕，端枪冲上，与日军肉搏。
接连3天的阵地战，我军总共毙伤日军及伪军近4000人，我军伤亡近2000人。
第3天的激战结束后，大兴阵地的工事已被全部摧毁。
为了保存实力，马占山当机立断，下令我军变换阵地，将主力撤到距大兴站18华里的三间房第二道防线。
恶战三间房
三间房，原是齐齐哈尔通向泰来的一个村落，北距齐齐哈尔70华里。自从洮昂铁路和滨洲铁路通车后，这里成了北满交通的一个重要枢纽。
日军欲夺取黑龙江省城，过了江桥和大兴站，必经之地就是三间房。
黑龙江省防军主动有序地撤离大兴阵地，让日军一时摸不着头脑。
11月6日黑夜，日军用重炮无具体目标地向前伸延轰击，直到7日凌晨1时停止。
7日早5时许，日军骑兵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冲进大兴阵地。大兴车站空无一人，阵地上看不见一具阵亡士兵的尸体，也没有一件失落的武器。
日军没遇到伏击。滨本命令骑兵从大官屯和小新屯出发，顺公路进攻中国军队尚未占稳的三间房、蘑菇溪、红旗营子阵地。他没料到潜伏在树丛和苇塘里的中国守军孙鸿裕团，突然跃起猛击。日军骑兵马失前蹄，人落鞍下。旅长吴松林派骑兵乘势自北向南向大兴站发起反攻，日军处于夹击之中。双方在马上刀刃相见，激战至中午，日军丢下成百具尸体，被迫停止进攻。我三间房阵地如同在门前滚过了一阵惊雷急雨，纹丝未动。
日军北进受挫，变得谨慎起来。日军多门师团长下令出动空军，对我三间房阵地狂轰滥炸。七八架日机飞抵我三间房阵地上空，低旋投弹，阵地上黑烟暴起，沙土飞扬，守军士兵伤亡不断。
多门疯狂地喝令日机轮番不停地轰炸。我军阵地许多官兵倒在敌机轰炸的血泊里。士兵们不惜牺牲，以20人为一组，仰卧地上，用步枪射击，竟击落一架日机，坠落在阵前。
炮手们把平射的山炮坐落在坑内，将炮身崛起，朝日机连开数炮，又击落了一架日机。
日军再度败下阵来
11月12日，沉寂了4天的江桥终于不再沉寂了。
下午1时许，在强大炮火的配合下，日军约500骑兵向中国守军第二道防线左翼最薄弱的乌诺头、张家花园和三间房等处猛攻。我阵地多处告急，据守在左翼前沿的吴松林旅奋起抵抗，激战40分钟，迫使日军退却。战事稍停一个小时，日军以重炮8门、飞机10多架地空联合轰炸守军阵地，由天野、长谷、铃木三旅团长指挥的左右翼，满铁守备队司令森连指挥中路，共计7000多日军分三路呈口袋式的进攻阵势向我三间房推进。
我守军战壕被敌炮火截断，多处失去防御作用。前方总指挥苑崇谷旅长万分着急，恰值马占山赶到三间房阵地，立即下令增派张殿九旅孙鸿裕团进入一线参战。
马占山临阵指挥，三个旅合成一体，士气顿时高涨，抗击越来越猛，一直血战到傍晚6时，日军终于招架不住，在炮兵的掩护下，不得不拖着死伤的日兵撤退。
日军撤出后，双方又炮战多时，直到晚8时多，才停火歇战。
马占山急电驻扎在满洲里和扎赉诺尔的程志远第二骑兵旅的两个团，星夜开到昂昂溪，同时命令三间房总指挥部进驻距三间房30余华里的昂昂溪火车站。
11月13日早5时，日军出动500余名步兵，在飞机和火炮的掩护下，直冲我乌诺头阵地，企图集中力量突破我防线的一环，直插我军腹部。在吴松林旅长的指挥下，将敌人遏制在阵前，双方交战到上午10时，日军再度败下阵来。
到了太阳落山，天色漆黑的时候，日军炮火再起，天边一片血红。日军旅团长天野指挥步兵一个联队、骑兵一个联队，共3000余人，配以野炮30余门，重炮8门，由正面向我阵地进攻。
日军旅团长长谷则指挥步骑混合联队2000余人，自正面绕往景德镇一侧向我军进攻。
日军发动的夜战比白天凶猛数倍。中国一方的苑崇谷、吴松林和张殿九三个旅长一齐上阵，在各自负责的阵地上挥刀督战，合力顶住日军的冲击压力。从晚8时直打到午夜12时，日军再次败北。日军趁双方激战之机，将江桥修复完毕。
双方调动力量增援
11月14日，天未放亮，日军以小股部队偷袭我军汤池和蘑菇溪之间的第二道防线，试探中国守军的虚实。天亮时，敌人出动飞机掩护700余步骑兵猛扑我军阵地，用重炮轰击我方工事。占据大兴站的日军以10余门大炮作掩护，在坦克的配合下，向我军阵地压来。
日军的进攻目标集中，中国守军一时难以调集支援。为了减少敌人炮火下的损失，守在战壕内的士兵上好刺刀，跃出战壕迎着敌人展开肉搏，压倒了日军的气焰，激战至早8时，日军不得不溃退。
中国守军利用短暂的时机，重整防线，苑崇谷总指挥命徐景德和萨力布两个团扼守蘑菇溪，又调卫队团两个营补充到位。两个小时后，日军长谷旅团长指挥骑步兵2000余人，在6架飞机的掩护下，分两股呈包围攻势，由左右两侧夹攻通向三间房阵地的前沿阵地汤池。
中国守军用迫击炮集中打击日军密集的部位，将日军前后联络截断，至上午11时40分，日军招架不住，再次退却。
日军连攻3日不见起色，损失严重，天野、长谷、铃木和森连几个旅团长所辖的兵力已经精疲力竭，难以再战。多门师团长不想将他在满洲建立头功、足迹遍辽吉两省的心腹之师全部葬送在江桥一战。他不得不下令停火休整，并向日本陆相连发急电，速求调集援军后再全力大战。
11月15日、16日两日，三间房第二道防线再度沉静下来，日本政府调驻朝鲜弘前第81混成旅团和本土广崎混成旅团分别开拔，经两天抵达东北，由专列运送到四洮路抵洮南站，转赴嫩江江桥。
中国守军一方，仅有绥化县李云吉率领的保安大队1000余人前来增援，改编为第一独立团，加入正面阵地。
军用食品储存处被炸
11月17日，又是拂晓时刻，日军开始了向我三间房阵地进攻，战事非常激烈。
江面已结厚冰，泥沼完全冻结，日军的装甲车、坦克可以在江面任何一处开足马力行进，加上日方大批援军已到，此次来势必凶猛异常。
早8时，马占山亲临三间房阵地，命令涂全胜团长率骑兵抄敌后路，让敌后顾有忧。涂全胜率骑兵飞速突出，一度占领被放弃的大兴站，并直抵嫩江大桥，但骑兵只能攻不能守，没有后续步兵跟上，只得拨马退回。
此次进攻，日军增至3万余人，统由多门师团长指挥。
一路日军为长谷旅团长的旅顺炮兵联队4000余人，攻我正面阵地。中国守军为苑崇谷旅全部及步兵第三旅李少峰团，计3000人。日军以骑兵扰守军左右两翼，步兵主力正面进攻，反复冲锋10余次，均被守军击退。从凌晨战到深夜，20多个小时战事始终未停。
二路日军为朝鲜混成旅团骑兵两联队，攻我守军右翼英老爷坟、汤池一带。该地守军为第二骑兵旅程志远部。
三路日军为天野旅团全部，配以4辆坦克，攻我守军左翼韭菜沟、前后官地、新立屯一带。该地中国守军为第一骑兵旅吴松林部刘斌、萨力布两个团。
中国守军步骑兵共计4000余人。日军数倍于我，轮番冲锋10余次，多有喘息之机。而我方阵地全部兵力均在最前沿，不得稍有松懈，甚至没有一隙进食充饥的时间，加上军用食品储存处被炸，后运未到，爱国将士疲饿不堪，全凭一股强烈的民族大义支撑，奋勇杀敌。
就在11月17日这一天，南京中央电台广播：国民党第四届全会议决，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边防军副司令官马占山守土尽职，功在国家，实任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官，以陆军上将待遇。
尽管没有派兵援物之意，决议中将主席去掉“代理”二字，又晋以“上将”待遇。决议传谕到前方，将士无不欢呼雀跃，期望后援成为现实。
同一天，日本首相若规礼次郎直接致电马占山将军，称中日两国事件，应由外交解决，日本政府已令日军遵照外交解决，希望将军停战，勿再扩大等等。
马占山当即复电，表明日军如果撤出黑龙江省疆域之外，一切事项可由外交解决，否则只有我守土有责等语。
向第四道防线转移
11月18日，一夜未停的鏖战，到凌晨2时，日军坦克冲进我军阵地，掩护步兵和轻机枪队，扫射前进。守军战壕外设置的木桩铁丝网被损毁，防御地堡多被砸塌，各团、营阵地被机枪炮火断隔，不能相互策应。日军骑兵从大小新立屯的左后方形成包围，守军腹背受敌，在战壕内占据不住，被逼跳出战壕与敌人肉搏，但是我军人数过少，守军骑兵的多半马匹伤亡，不能整列拒敌。
由于战事时间过长，守军弹药将尽，且炮身连发过多，热度过高，频出故障，实难对垒相持，不得不边打边撤，进驻蘑菇溪新置阵地。
马占山趁势率手枪队反攻，下午3时，中国守军夺回三间房阵地。
正当马占山督师和日军拼杀的时候，涂全胜团长率部迂回大兴站，于中午12时绕到敌人身后，将敌军多门司令部包围，击毙日军官30余名，并虏获多门师团长的汽车，车内有金票10余万元。扼守在战壕内的日军，被守军全部歼灭。
中国守军趁势向大兴站反攻数次，但因激战两天一夜，损失过重，不得不撤回蘑菇溪阵地。
马占山不忍在敌我相差悬殊之际，把忠勇无畏的将士全部拼尽。18日下午，他沉下心，下达了总退却令，守军向第四道防线乌黑马防线转移。
下午5时，马占山乘指挥车由蘑菇溪返回省城，仅带随从10余名。路过大民屯发现百余名日军骑兵向我阵地后方包抄。马占山跳下汽车，占据一座小高地，以猛烈的机枪火力，将敌击溃，脱险返回省城。少校副官魏道五阵亡。
19日，日军一联队追击我转移守军，在杨家屯被全数歼灭。致使多门确认黑龙江守军撤退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不敢再贸然追击。
至此，嫩江江桥抗战，宣告结束。
“八一三”淞沪抗战亲历记
陈德松 刘启尧 安占海 李日基 林映东
“八一三”淞沪抗战是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至同年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西撤，历时3个月。在此期间，日本侵略军先后投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14个半师团的兵力，共约28万人，动用军舰三四十艘，飞机400余架，战车三四百辆，狂妄地宣称一个月内占领上海。
中国军队广大官兵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以劣势装备和血肉之躯，坚守上海达3个月之久，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速战速胜、吞并中国的迷梦。
这里所选用的，是当时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亲历者的回忆，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华民族抗击侵略者的大无畏精神。
八百壮士震中外，中华民族不会亡
“八一三”淞沪会战时，我在陆军第八十八师第二六二旅第五二四团第一营当兵，参加了四行仓库保卫战。
四行仓库全长120米，宽15米，约有6层楼高，紧依苏州河新垃圾桥北堍而立，与公共租界仅一河之隔。谢晋元团长率四位连长、一位排长查看了仓库，指挥将所有门窗用麻袋装土堵上，但留有射击孔。待全楼火力、兵员配备就绪，已是次日黎明。日军还不知道我们在四行仓库“恭候”他们。
早晨5时左右，成队日军由东向西蜂拥而来，当接近四行仓库时，团长一声令下，全楼所有火力一起射击，打倒约200敌兵，顿挫其锋。日军后续部队立即组织几倍于我们的兵力向我们进攻，也被击退。10时左右，日军发动第二次猛攻，大楼东南角被敌火力封锁，西北方向被重兵包围，形势紧迫，但谢团长胸有成竹，当即下令停止射击，等日军攻到大墙脚，用集束手榴弹消灭他们。激战到12时，再次粉碎日军的进攻。下午1时，日军在大楼西北角纵火，将附近房屋烧着，并发动第三次进攻。霎时浓烟滚滚，好像整幢大楼都在燃烧。全团士兵在谢团长指挥下，一面阻击敌人，一面打开仓库内灭火龙头熄火。下午5时许，大火终被扑灭，日军也停止了进攻。晚上8时左右，一位外籍记者通过租界守军，送一张纸条给谢团长，问四行仓库守军有多少人，团长答复有800人，当天阵亡2人，伤4人。
28日上午8时，日军发动第四次进攻，为了节省子弹，我们等敌人接近楼时才掷手榴弹，如此打退了敌人四次进攻。中午谢团长巡视全楼，他拍着士兵的肩膀问：“你们饿不饿？”士兵们说，我们就是打五天也不饿。谢团长说：“你们真是中国的好男儿。”下午5时左右，敌人又发动了第五次进攻，同样遭到失败。但我们奋战两日，粒米未沾，上海救亡团体同万国商团谈判，通过租界守军帮忙，把食品装在布袋里，用绳子抛到大楼墙脚边，我们在大楼底层打个墙洞抢运食品，为此阵亡3人，但全团官兵深受鼓舞。
29日，日军公开宣称苏州河以北地区全部占领。然而就在当天，我们在苏州河北的四行仓库粉碎了日军的第六次进攻。晚上10时左右，有一位名叫杨慧敏的女童子军冒着生命危险过河，把一面国旗送给我们。
翌日黎明4时，团长命令我和段海青等三人，把国旗插在四行仓库六楼顶上。当日军发现这面国旗时，便疯狂地发动第七次进攻，并用机枪向国旗猛烈扫射。这时，谢团长从六楼带两个卫兵下到底层，向大家喊话：“兄弟们！你们要和国旗共存亡，誓死不投降，狠狠消灭敌人！”在苏州河南岸大楼顶上，有成千上万的群众观战，他们挥动着帽子、手巾向我们呼喊、致意，还把日军集结地点、行动情况用黑板写字报告给我们。日军进攻持续到下午2时，遗尸数百，一无所获。战斗结束后，许多中外记者来四行仓库采访，报上登出四行孤军八百壮士坚持抗战的消息，轰动一时。我们虽困守四行仓库，但受到国内、国际的关注和尊敬，当时有人编了一首《八百壮士之歌》，隔河高歌，我们同声合唱，歌词是：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四面都是炮火，四面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我们的国旗在炮火中飘荡！飘荡！八百壮士一条心，十万强敌不敢挡，我们的行动有力，我们的志气豪壮。同胞们起来！同胞们起来！快快赶上那战场，拿八百壮士做榜样，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陈德松）
坚守黄渡之战
“八一三”抗战爆发时，我在第十六师（湘军）第九十二团第三连当司务长，师长彭位仁，于9月上旬随部到沪参战，担任上海外围黄渡一带防守任务。
部队进入防线时，即加强构筑工事，日军乘我师接防之际，凌晨即向我阵地进攻，先以大炮对我阵地发炮千发左右。我连的掩蔽部被炸垮，连长覃振铭和班长曾翔及士兵7人被压在坑内，我即同一班士兵急挖开抢救。正在紧急时，敌坦克又向我阵地冲来，我连第一、二排即利用炸陷的泥坑掩蔽，阻击敌人。一面将连长等人抢救出来，连长随即指挥作战，因第三排长负伤，命我代理排长率第三排战斗。从晨5时到9时，敌军对我阵地猛扑四次，我连沉着应战，将敌击退。
我团初战告捷，守住阵地，但伤亡很多。连长认为我的司务长工作重要，须继续担任，第三排长受伤住院后，排长职务另由班长升充。我虽愿意当排长，但须服从命令，只好仍当司务长。我们在战地的事务工作，困难很多，白天不能烧火，夜间才能煮饭，还要把火遮蔽。日机有时在夜间出动侦察，发现火光就轰炸，敌舰见到火光也炮击，偶一不慎，就会遭到伤亡。
日机在白天不断出动侦察，三架一组，五架一队，发现目标就俯冲扫射投弹。我军无防空武器，空军很少出动。有几次我们见到我机夜袭日军舰，只见日舰的探照灯射上天空，对空炮火齐发，我机速即投弹返航，对此我们都很振奋。
10月下旬，我带五六个炊事兵到上海市内采购食品，走近租界边上，见到街头巷尾都有沙包和铁丝网构筑的工事，外国水兵持枪守卫，外树一木牌，写着“华军禁止入内”，我们见到很气愤。又见附近空地上铺着一丈多宽的英、法国旗，为的是希望日机不要轰炸租界区。市内商店照常营业，茶楼酒馆，生意兴隆，娱乐场所，锣鼓喧天，和市外炮声隆隆，血肉横飞，杀声震天的情况，形成两个天地。
我师在黄渡镇一带防御一个多月，敌军猛攻七次，都被我军击退。我军战壕被炸毁随即修复，兵员由湖南保安队输送补充。特别是郊区民众的爱国热情很高，他们自动组织担架队和运输队，帮助我军运送伤兵和弹药，帮助我们煮饭，真令人感动。
敌军对我军猛烈进攻，但我军齐心协力，坚决抵抗，当时执行连坐法。凡在阵地作战中，如连长后退即枪决连长，营长后退即枪决营长，一直连坐到师长，这对整肃军纪和加强战斗力起了一定的效果，官兵们都抱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有一次，敌人在攻我营阵地时，用15辆坦克开路，步兵在后面跟随前进。当敌坦克迫近时，我军士兵将捆好的集束手榴弹（每捆12个）抱着，滚到坦克下爆炸，敌坦克3辆当场被炸毁，我军8位战士壮烈牺牲。敌被我连击退后，又增援猛攻，双方短兵血战，又被我营增兵将敌击退。这次战斗，我连伤亡30余人。我们的士兵多是经过十多年训练的精壮战士，武器虽差，但都很沉着勇猛，当敌人还在中距离时，我们不轻易射击，待敌到近距离时，才冲出战壕，与敌拼刺刀，进行肉搏战。我们的连长覃振铭是行伍出身，指挥有方，身先士卒，做到官兵团结一致，故在这次战斗中，上下一心，取得了胜利。
这次战斗进行时，我正送弹药上阵地，即行参加战斗。当时我连只有3挺轻机枪，我见第一排两名机枪射手阵亡，即向前拿起机枪对敌扫射，当面的几个敌人立刻倒地。但我们的机枪不能在原地继续射击，必须射击一会儿就灵活移位，以避免损失。这次战斗3个小时，两个排长一伤一亡，编成两个排，连长叫我暂代排长职务。随即打扫战场，掩埋战友尸体，送走伤兵，敌军的几十具遗尸也予以掩埋。
在我连整补后几天，敌军又向我师全线进攻，这是第四次攻击，又被我师击退。后来我师到第二线休整，补充枪弹后，又上第一线迎击敌军第五次至第七次的进攻，又将其击退。
我们师在上海作战达3个月之久，坚决抗敌，寸步不让，奋力拼搏，空前壮烈。敌军以一个师团7000人之多，加上飞机、坦克和敌舰炮火配合攻击，我师坚守阵地，击退强敌，这是敌人意想不到的。
从几次坦克战来看，我们的工兵太少了，我们师虽有一个工兵营编制，实际只有一个工兵连，不能配合各连埋设地雷，所以伤亡很大，我们连就伤亡一半之多。
经过四次补充，我师奉令撤离阵地，原守阵地由川军第二十六师接防。我师由南翔、嘉善，经沪杭铁路到南昌整补。到此，我师赴淞沪作战告终。
（刘启尧）
坚守松树浦阵地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那时我是陆军第二军第九师第二十五旅第四十九团第三营第七连的少尉排长。
到达南翔后，我部在松树浦附近进入阵地。当时正是雨季，战壕内积水深达一尺，官兵们半身浸在水中。这一带先已发生多次战斗，阵地上到处可见激战的痕迹。我排正前方是一条死水沟，沟后二三十米处便是敌军阵地，敌人说话都听得清清楚楚，无论谁暴露了目标，立刻就会招来一阵枪林弹雨。第二天，因我曾参加过东北军，营长何德春让我用东北口音向敌方喊话：“东北和内蒙古同胞不要为日本鬼子卖命，调转枪口共同对敌！”喊话声音未落，敌人就用步机枪齐射，我方当即还击。
我部在松树浦阵地坚持了两个多月，前沿阵地的官兵每三天或一周，换下来休整半天或一天。在这两个月中，基本上每天只能吃一顿饭，伙房距前沿10华里，敌海军的观察气球，天一亮就升在空中，发现烟火便指示炮击。入夜做饭，送至阵地已是晚上10点左右了。但每餐有肉，有上海最好的大米饭，这些都是上海市民送的慰劳品。
有一天夜间，我连换下阵地休息，次日拂晓，友军阵地被敌突破，我连即刻增援。在这次战斗中，连长因病下了火线，第一排排长调第九连，第二排排长负伤送往后方，全连只剩下我一个军官，我腿部虽受伤，仍然坚持战斗。两个多月里，我部与日军激战六次，小仗天天不断，伤亡甚大，第五十二团少将团长窦长清（黄埔二期生）阵亡，两个营长负伤。全军撤退时，我连只剩40来人，全团只有6名连排长。后团长张金廷升任第二十五旅旅长，部队辗转撤退汉口休整。
（安占海）
第七十八师血战蕴藻浜
淞沪抗战开始时，我是第一军第七十八师第四六七团副团长。我们团在黑夜到达南翔，利用夜幕掩护，向吴淞、刘行、顾家屯前进。在陈家行南边占领阵地，准备迎击日本侵略军。这时宝山已经沦陷。第二天，阻止了敌先头部队的进攻。过了两天，乘夜后撤到蕴藻浜北岸一个大村庄，团部位置于老宅，阵地右翼和中央面向东，左翼向北，形成钩形守势。天明后，第三营毕营长被敌机扫射阵亡，该营一部分阵地在团部前面的一个村庄，被敌侵占。团长徐保不采纳意见，坚持要马上反攻夺回失守的村庄，结果，第二营反攻不成，伤亡一半以上。经过一星期左右的战斗，全团伤亡2/3以上。在友军接防后，第七十八师撤到昆山县补充，补充我团的是江西省保安团的两个营。
过了几天，又奉命开到郁公庙附近去接替第八师防地，旋又改变命令，开到罗店附近，对由浏河偷渡之敌作战。由于战斗激烈，第三营已三易营长，新任营长姓易，他也在一次战斗中阵亡，丢了前沿阵地。正好我去该营防地，带着一排人，力战夺回阵地，我也负了轻伤。二营许营长带领全营坚持战斗，伤亡很大，只剩百多人，过了一天敌人进攻，全营牺牲。
又过了几天，部队转移到苏州河南岸八字桥附近防守。这时敌步兵并没有猛攻，伤亡全是敌海陆军炮弹以及飞机炸弹所致。大约守了一个星期，由于日军由金山卫登陆，占领了松江县并向青浦县挺进，我上海郊区守军有被包围全歼的危险，被迫全线撤退。虹桥飞机场附近，由上海到青浦仅有一条公路，但事先已经挖断，只搭一块木板供单人通行，夜里撤退部队因此被阻，部队一拥挤秩序就混乱，一混乱谁也掌握不住队伍。撤退的部队一直到苏州才陆续收容。
这里必须指出，老百姓和士兵没有一个怕死的，记得第八连因伤亡一天就换了三个连长，尽管排连长伤亡殆尽，武器不如敌人，士兵照样坚持战斗，轻伤不下火线的何止千百。据兵站统计，在整个上海战役期间，平均每天要收容伤兵一万名，绝大多数都是被枪弹、炸弹碎片杀伤。原因是地下水位高，挖一二尺深的掩体，很快就变成一个小水井，加之又无钢盔，全身暴露在地面上，而造成这样多的伤亡。另一个原因是，战役布局不当，只盯着正面敌人的进攻，没有注意敌人迂回包围。在战略上的错误是希望九国会议制止日军的进攻，因此把所有能作战的部队全部用到上海第一线，后面没有兵力占领事先构筑的福（山）嘉（兴）线的国防阵地，掩护部队撤退，以致溃不成军，最后连防守南京也没有力量。
（李日基）
十一师同仇敌忾，殊死战斗
1937年春，第十八军第十一师担任粤汉路护路任务。到8月初，华北日军大举南下，妄图侵占我华中，情况非常紧急。8月9日，我师奉令北上增援华北。将至保定时，日军登陆淞沪，猛攻上海，我师又奉命立即东下。于18日傍晚到达上海大场郊区，即向宝山方向挺进，在月浦附近与敌遭遇，展开激战。
其时我军第六十七师、第十四师亦先后到达浏河以南塘口、广福、陈行、顾家宅之线，与敌人进行非常激烈的战斗。敌海军旗舰“出云”号和其他很多舰船已开进我吴淞口，我军在敌陆海空联合进攻下，伤亡很大。月浦之敌以一部牵制我师正面，其主力绕到我军侧背进占罗店。罗店为通宝山、上海、嘉定、松江几条公路的枢纽，极为重要。我师对此改变了部署，以第六十五团和第六十六团进攻罗店，第六十二团协同浏河附近的第六十七师进攻月浦。师长彭善亲临指挥，以劣势装备攻击武器精良的敌人，官兵激于爱国热忱，同仇敌忾，士气极高，勇敢非常，与敌殊死搏斗。我师伤亡很重，全师阵亡营长4人。第六十七师第四〇二团团长李维藩为国捐躯。我是第六十五团第一营营长，亦负轻伤，但我不下火线。我率部抢先占领罗店以南三岔路口和李家集附近的要地，控制了罗店敌军的进出。这一仗虽未夺回罗店、月浦，但敌军遭到严重打击，伤亡累累，不能前进一步，形成了对峙状态。
罗店、月浦、浏河以南的敌人为了打通几条公路，消灭我军，侵占上海，不断对我军发起攻击。其战术大同小异，很少变化。在发动攻势之前，总在天蒙蒙亮的时候，以飞机对我阵地狂轰滥炸一阵，再升起气球，指示海军和陆地炮兵作第二次炮击，然后步兵才在坦克掩护下向我阵地进攻。我军制胜的法宝则是利用夜间挖断公路，埋设地雷和集捆手榴弹，设置多种障碍物，纵深配备，埋伏两侧，不断袭击其哨兵，待其战车上来，使之陷入深坑，然后与其车后跟进的步兵拼刺刀，拼手榴弹，拼肉搏。这种歼敌战法，屡试屡效。白天我军则隐蔽起来，其时棉花梗已长得很高，敌人不易发现目标。散开在棉田里的士兵看到成群的敌机来轰炸，不但不害怕，反而说：“你看，老鸦又在下蛋了。”但对海军炮击有些顾忌，因为只听隆隆炮声，不知炮弹投落在什么地点。有一次，一发炮弹落在我第三连掩蔽部里，死伤一排预备队，连长被炸得只剩一条腿，惨不忍睹。
罗店、月浦、浏河以南的敌人，想达到预定的目的，经常出动相当兵力攻击我阵地，统被击退，形成了拉锯战。有一次，敌人出动很大兵力，攻击我师正面，在海空军掩护下，来势很凶。我则利用不露头的交通壕隐蔽，待敌接近时，与之肉搏。敌步步紧迫，与我军扭打成一团，敌我不分，尸满战壕。顷刻之间，我师八次补充连排长，有的连仅存官兵十余人，但仍坚守，阵地屹然不动。这一战，我团消灭敌人至少有两连，缴获不少枪支弹药，其他各团和友军的收获也大，使敌人不得不承认这一线的中国部队，是中国精锐的部队。
11月5日，敌人迂回进入我杭州湾，在金山卫附近登陆，攻击我军侧背，企图包围上海。我军未能阻止敌军前进，遂逐步撤退。
我师战斗3个多月，4次补充兵员，伤亡营长18人，连排长大部，士兵不计其数。部队撤至徽州补充整训。
（林映东）
敌后战场逞英豪
韩晓霞 靳志坚 史直佑 孙洪业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东北抗日联军在敌后广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依托高山密林、江河湖泊、平原地道和青纱帐，以机动灵活、巧妙独特的破袭战、地雷战、麻雀战、伏击战、地道战、围困战等，到处摆开了杀敌的战场。
这里是几位亲历者的回忆，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当时敌后战场的波澜壮阔。
回忆“丰滦密”思念“小白龙”
“丰滦密”是北平以北的丰宁、滦平、密云县的简称。抗战时期，这个地区一部分属伪满洲国，一部分归伪华北自治政府管辖，长期遭受着日本侵略者的蹂躏。在这块敌人的心脏腹地上，我们建立起了一个抗日根据地。在艰难的日子里，部队采取以分散的方法广泛发动群众，以集中的方法打击敌人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讨伐”和“扫荡”。很快，局面打开了，根据地一天天地巩固扩大。
在“丰滦密”一带，远近的百姓，不论大人或小孩都把晋察冀军区第十团团长白乙化叫为“小白龙”。提起“小白龙”，在民间有这么一段传奇故事：有一回，白乙化带着几个人与敌人遭遇，被敌人团团围住，他机智地钻进了青纱帐。忽然一条白蛇从麦浪上飞驰而过，吓退了敌人。人们传说白乙化是“小白龙下凡”，“小白龙”三个字从此就传开了。
初见“小白龙”
1940年4月初，我由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机要科调到晋察冀军区第十团任译电员。该团于1940年初成立，由北平、东北的流亡学生组成的“抗日先锋队”和冀东人民大暴动组成的“抗日联军”的一部分合编而成。营以上干部，甚至一些连级的干部都是大学生，人称“知识分子团”。团长白乙化就是当年北平中国大学的学生会主席，“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30年入党的老党员。
来到第十团团部驻地平西宛平碣石村，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晋见了白团长（当时没有政委）。白团长高高的个子，满面红光，留着卷曲的大连鬓胡子，上身穿一件吊兜灰军衣，下身穿一条灰色马裤，气宇轩昂，魁伟健壮。他首先问我多大年龄（那年我15岁），哪里人，念过几年书，什么时候入伍。我拘谨地一一做了回答。白团长谈话风趣，态度和蔼，几句话就使我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谈话也活跃起来。第一次见面，白团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0年4月下旬，我团三营首先越过平绥路，并站住了脚。5月下旬，白团长率团直及第一营向平北进发。与我们同时过路的还有去冀东的第十二团的一部分。那天夜晚，天很黑，队伍中不时向后传着“跟上”“不要掉队”“不要说话”的口令。刚到铁路边，我们就碰到了敌人的巡道车，立即就地卧倒。刺耳的隆隆声震得大地颤抖，车前灯巨大的光柱把黑乎乎的铁轨照得闪闪发光。我从未见过巡道车，也是第一次见铁路，觉得很瘆人，心里怦怦直跳。敌车过后，部队成数路纵队跑步前进，我爬起来跟着前边的人影拼命地跑。天渐渐亮了，我仔细一看，前面不是我们的队伍，原来我跑到第十二团的序列里去了。真倒霉！第一次急行军就掉了队。
我和通信员焦急地跑着寻找规定的集合点，但当时迷失了方向，到哪里去找呢？后来，我们碰到了第十二团的一位领导，在他的帮助下我们才找到了部队。
归队后，部队到达昌平后七村的沙塘沟北山上的一片树林里隐蔽。一阵枪声驱散了我们的疲劳。敌人来了，还有1架敌机在低空盘旋。激烈的战斗打响了，激战中，我们将敌机击落，还缴获了1挺飞机上的双筒机枪。
战斗结束后，部队继续向北、向东挺进。一路上，我们夜行晓宿，拔据点、砸局子（伪警察局），斩关夺隘，冲破了一道道封锁线，直插敌人心脏，于5月底到达密云赶河厂、石塘路（今密云水库）一带，并与第三营会合。
“小白龙”殉难
1941年2月4日，敌人分两路来犯，第一营在我们的驻地赶河厂村边整装待命。此时，平北地委书记苏梅带着译电员丁明也来到第十团。丁明给我带来了与分区、地委通报的新密码。我和团首长共住一个三合院，他们住北屋，警卫人员住东屋，我住西屋。我正译着一份挺进军发来的电报，还没有译完，白团长就急着要看，并说：“快译，我死了就看不上了。”我边译他边看，看完，他就急忙带着第一营去参加战斗了。
没想到一语成谶。天快黑时，一个通信员满头大汗，急匆匆地跑进院来，我和丁明顿时觉得他神色不对，便跟随他进了北屋。通信员气喘吁吁地说：“一跂一牺牲了！”说话的声调都变了。政治部吴涛主任猛地一愣，大叫一声：“什么？”便一屁股坐在炕沿上，瞪大眼睛说不出话来，眼泪随即夺眶而出。苏梅忙问：“一跂一是谁？一跂一是谁？”因为他刚来，不知道“一跂一”是白团长的代号。苏梅和吴主任商量了一下，当即决定：立即通知团参谋长才山，部队原地监视敌人，各营留一干部掌握部队，其余营以上干部迅速回来开紧急会议。才山参谋长闻讯后晕倒了，被人抬着回来的。
噩耗一公布，整个屋子哭成一团。有的人主张拂晓继续打，为团长报仇。但考虑到当时的形势，还是决定，部队趁夜暗撤下来，并立即分散转移。买一口好棺材掩埋好白团长的遗体，对白团长的牺牲暂时严格保密，向部队传达时称：“白团长负伤回平西疗养去了。”当晚，吴主任将上述情况起草了电稿向上级报告。
没过几天，挺进军来电：任命第一营营长王亢为团长，吴涛为政治委员。但为了继续封锁白团长牺牲的消息，向部队传达时宣布王亢为代理团长。
直到4月底，部队才在南石城村召开了白团长的追悼大会。附近群众扶老携幼赶来参加追悼会，几十里以外的群众也闻讯赶来。追悼大会上，全场一片悲痛声，一位老大爷跪倒在地上放声大哭。军民同哭泣，山河共呜咽！王团长、吴政委先后悲痛地发表了讲话，他们号召大家要化悲痛为力量，以多打胜仗、更多地消灭敌人来纪念白团长。当时，为白团长报仇的口号声响彻云霄。这次追悼大会变成了丰滦密军民的誓师大会和动员大会，那种悲恸的情景和气壮山河的场面，至今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韩晓霞，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译电员）
百团大战中的兄弟兵
1937年，家住河北省徐水县北龙山村的靳志坚和哥哥靳濯一起参加了八路军，当时只有16岁的靳志坚，连步枪都扛不动。
“百团大战”开始时，靳志坚正在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进行着紧张的训练。他当时并不知道“百团大战”的名字，只是听说许多部队都在战斗，“好像直到8月底9月初忽然来了命令，要求部队出发。”
“南坡头战斗”直打到“肉搏”
从易县出发，部队行军到了涞源县城。“那天是9月22日，晚上天快黑时，我们得到了战斗的命令，一营三连埋伏在涞源城南门外的山坡上负责主攻。当时我们四连负责攻县城东北部，夜里开战时我们的指导员在两挺重机枪的掩护下，想要占领东边的山头，但是被在城头上的日本鬼子发现了，我们连遭到了重火力猛攻，指导员的小肚子都被打破了。”战斗打得异常艰难，经过一夜激战，部队终于拿下了涞源县城外东部的部分地区，同时城外东、西、南三面也相继被八路军攻占，但因为有敌人的猛烈反击，部队不得不撤了出来。
28日，由张家口增援的日军3000余人进抵涞源城，于是右翼部队被命令转移。“转移的过程中我们直奔山西灵丘县，行军中我们每天的粮食只有土豆和苞米子饭，但是大家都很兴奋，就等着下一场打个漂亮仗。”
到了10月，部队组织了四个团、一个支队外加两个营的兵力，向灵丘、浑源、广灵地区出击，灵丘敌人发现后抽调南坡头、古之河据点的敌军，合击二团的部队。“借着南坡头敌人调出一部的机会，我们一团一营乘机袭入了南坡头据点。”这就是让靳志坚一直难忘的攻击南坡头战斗。
“夜里11点钟左右，部队发出进攻命令，在向前冲的过程，重机枪和炮弹就擦着我的头皮飞过去，‘嗖嗖’的声音跟下雨似的。”靳志坚乐呵呵地说。后来敌人突围失败退入村中几间房屋里。“当时我们往村子里边进攻，日本鬼子从村里向外突围，双方开始拼刺刀。全连人都在肉搏。最后敌人终于支持不住，全部退到了一间屋子里。我们就从墙垛子上往下抛手榴弹，炸得敌人鬼哭狼嚎。连长一声令下‘冲’，就带着我们跑了进去。他在最前边，我跟在他身后，看见他一脚把门踢开，用手枪把屋子里的鬼子挨个击毙了。这一仗我们歼灭了70多个日本鬼子。”
与兄长匆匆别过竟成永诀
到了10月9日，因为又有大同日军1000余人来援，晋察冀军区结束了“涞灵战役”。但是“涞灵战役”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在靳志坚没有参加的战斗中，有着同样的惨痛激战。
靳志坚回忆说，“回到整休地点以后，各团都进行集中训练和表彰，在这里，我参军以后头一次看到了我大哥。据我哥哥讲，就在9月23日我们一团和二团的各一部攻击涞源城东的敌三甲村据点时，他们三团在邱蔚团长的指挥下，开始集中力量攻击东团堡。据说那里的守敌是日军士官生组成的井田部队，抵抗十分顽强，还不断施放毒气。我哥是重机枪手，他掩护战友们冲击，这一仗一直打到第二天夜里，才算把村周围堡垒攻下了。残敌退入村中凭几间房屋死守，并不断施放毒气，我们的战士只能苦战，不少人中毒。到了当天黎明，部队不得不撤到村边。下午，再发起猛攻时也是同鬼子展开了白刃战。”
除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战役，兄弟俩就没再谈些别的。令靳志坚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的匆匆别过竟然是他们的永诀。谈起这个，老人很伤心：“1941年的一次遭遇战中，我哥哥牺牲了，战友们把这个消息送到家里，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哥哥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从日本人侵占中国开始，我们早已经没有家了。’”
（靳志坚，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一团一营四连通信兵；高巍整理）
关家垴歼灭战
1940年秋，“百团大战”进入最后阶段，日寇仍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在部队损失十分惨重的情况下，又纠集数千人，向武乡蟠龙、洪水、关家垴一带实行疯狂扫荡。
敌人首先强占了关家垴，当时，我太岳决一旅三十八团在柳树垴村山下石门村集合，彭德怀副总司令亲自作战前动员，他说：“我军已将日寇几千人包围在关家垴村，天亮前要发起总攻，这批日本鬼子多次乘我太岳部队参加百团大战之机，疯狂向我太岳地区进行‘三光’扫荡，全团指战员们你们要鼓足勇气，勇往直前，奋勇杀敌，把固守关家垴之日寇坚决彻底消灭干净。我百团大战将士曾狠狠地打击了日寇嚣张气焰，这次你们要夺回日寇的掷弹筒，如果你们冲不上关家垴，消灭不了日寇，我就取消你们团的番号。”
团长蔡爱卿、政委刘有光、一营营长肖显旺等首长都分别进行了动员。大家纷纷表示了决心：“绝不辜负各级首长对我们的希望和要求。”
部队向关家垴进发前，每人领了半小碗煮熟的小麦，这是唯一的干粮。
一营四连连长董金刚、政治指导员司马敏率领全连战士，在炮火的掩护下，迅速通过柳村，半夜后顺利插到离日寇阵地只有三层地（山上梯田）的地方——关家垴。进入阵地后，立即修筑工事，待机向日寇所在地的制高点进攻。
第二天上午，二连连长田大帮带领全连战士在我四连阵地左侧向日寇发起了几次冲锋，均未夺占高地，因为敌人火力很猛，天上又有飞机的狂轰滥炸。我连不断地向日寇射击，这时的天气很热，刚开始，身上还出汗，由于一天多滴水未进，嗓子干的直冒烟，中午时连汗也出不来了。每人的半小碗煮小麦，怎么咽也咽不下去，因离敌人阵地很近，封锁很严，炊事员根本送不上来水和饭，战士们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仍精神振奋，坚守阵地，毫无怨言。
这时，班长史先德同志提出：“用自己的尿解渴！”可是一天没喝水了，哪来的尿呢？我费了很大的劲尿了半小碗，全班同志每人喝了一小口，都觉着实在不是味，大家又积极想办法，发现我班阵地上一层梯田里长的是玉米，班长命令我设法砍几棵玉米秆解渴，他们用火力掩护我，我刚爬上地边，就被敌人发现了，日寇用机枪向我扫射，我的左手中指指甲被打伤了，同志们只好艰难地忍受着。
下午约五六点钟时，我军总攻开始了，战友们个个摩拳擦掌，精神振奋，什么口干、肚饿问题一下子忘得干干净净，同志们在炮火的掩护下，都像猛虎一样协同兄弟部队迅速冲上了关家垴制高点上的日寇阵地。日本鬼子顿时乱作一团，除极少数逃窜外，大部分被歼，我军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取得了胜利。
战斗结束后，我团迅速撤回柳树垴，大家才感到口干肚饿，我和一营营长肖显旺同志走进一家农民院内，发现院内有一水缸，用小碗盛起就喝，刚喝时没感觉出味来，后来越喝越不是滋味，警卫员用手电筒一照，是半缸猪食污水。
关家垴战斗结束后，我军认真进行了战斗总结，总结了经验，表扬了先进，找出了教训，同时又在关家垴进行了战斗演习，为我团参加“百团大战”并取得胜利画上了句号。
（史直佑，时任太岳抗日决死第一旅三十八团特等射手训练队卫生员）
亲历鲁西反“扫荡”
1940年的“秋季大扫荡”对我鲁西根据地造成较大损失，也是我参加八路军后记忆尤为深刻的一次战斗。
1940年秋季，1万余名日伪军同时从寿张、阳谷、朝城、濮阳、鄄城等地分兵出动，突然向范县一带实施“铁壁合围”。鲁西抗大分校、筑先学院的师生和我所在的新民主剧团以及行署机关部分干部，还有一部分群众，约数千人在马集与敌人遭遇。由于主力部队都在外线，能够与敌作战的只有军区特务连和行署警卫连。在这危急时刻，军区特务连立即就地构筑阵地，并凭借土围子阻击敌人，行署警卫连掩护机关和群众转移。战斗整整持续了一天，顶住了敌人多次疯狂进攻，特务连的同志伤亡过半，而敌人也没有占到便宜。战后据群众报告，光日军的尸体和伤兵就拉走了5卡车。
恼羞成怒的敌人又连夜形成新的包围圈。我行署机关、地方政府及后方工厂、医院的工作人员，在敌人的追赶下，被迫转移到黄河故道上。四面八方的老百姓也被敌人逼得无家可归、无处藏身，队伍走一步，老百姓跟一步，队伍走到哪里，老百姓就拥向哪里，到处都挤满了人，男女老少，人山人海。在这最危险的时刻，这种生死与共、患难相依、血肉相连的军民关系，更加令人感动，终生难忘！
为了掩护机关和群众突围，直属部队和地方武装趁敌人立足未稳之机，向较为薄弱的东南方向突围，所有的武器一齐喷出愤怒的火焰。地方干部和后勤人员也拿起铁锹、扁担，老乡们紧紧跟在队伍后面，抗日军民同时发出震天的吼声，齐心协力冲向敌人阵地！
猝不及防的日军被这种大义凛然的气概和铺天盖地的气势惊呆了，纷纷跳出阵地逃跑。经过浴血奋战，大部分机关人员和群众最终突围成功。突围中，一颗炮弹在不远处爆炸，我被震昏了过去，醒来时发现腿部受了伤。就在这时，一群老乡发现了我，其中有一位恰巧是我以前的房东，他立即给我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搀着我继续前行。
刚走出不远，一队日军冲了过来，在人群中搜查八路军战士。有个日本兵见我受了伤，一枪托把我顶了个趔趄，大喝一声“什么的干活！”房东大哥赶紧向他打手势，为我作掩护。日本兵打量了我一番，大概看我年龄小，便没再纠缠，拨开人群闯了过去。后来，我在房东一家精心照顾下养好了伤，找到了部队。
这场反“扫荡”战斗，我鲁西根据地虽然付出很大的代价，但在我抗日军民团结一心、英勇无畏、顽强抗击下，日寇妄想一举消灭鲁西根据地的图谋彻底失败了。
（孙洪业，时为八路军战士；张树军、高令涛整理）
血战腾冲
——中国军队第一次从日军手中夺回城池
余戈
1944年的滇西抗日反攻作战，主要战场大致集中在松山、腾冲、龙陵三处。
这是当时日军代号为“龙兵团”的第五十六师团在滇西三角防御体系的三个支撑点。对于这三地之间的关系，一名在龙陵战场幸存下来的日军主计军官（后勤会计人员）石川台一，曾在其回忆录中形象地绘图比喻其为“双头龙”：松山、腾冲是两个“龙头”，龙陵以西沿滇缅公路延伸到芒市、遮放、畹町，为“龙身”。
借这位日军主计军官的比喻，远征军滇西反攻最后的战果，就是斩断了两个“龙头”，砸烂了一段“龙身”，最后，日军拖着血肉模糊的残肢退缩到缅甸去了……
中国远征军欲攻取腾冲，必先征服高黎贡山，其时日军防御前沿已经推进到这座平均海拔3300米的险峻山系。高黎贡山如同一座巨大的屏障，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渡过怒江后，首先要仰攻这道屏障，而后才能进入龙川江、大盈江谷地，以重兵合围腾冲城。
高黎贡山，被当时的美军喻为“二战海拔最高的战场”，攻打高黎贡山被喻为“云层上的战斗”。战时，中国军人在凄风苦雨中饥寒交迫，官兵因冻饿而死者甚至超过了阵亡人数，那是“也许只有中国人才能坚持下来”的战斗。
腾冲城始建于1448年，后明代戍边军民又将其修筑成一座石头城，异常坚固。日军侵腾后，城内居民多数都遁入深山避难，留居城内的当地人不多。
日军从高黎贡山收缩后，转入城内及其外廓负隅顽抗以待援军。攻克高黎贡山后，我军即转入腾冲围城作战。
蜚凤山之战
腾冲城外围的战斗，攻夺蜚凤山是一个典型战例。
蜚凤山是一座孤立的小山，海拔仅1800多米，但却正卡在从北方进入腾冲的公路边，为腾冲外围前哨，既可率先阻敌又可发出预警。于是，日军守备队长——第一四八联队长藏重康美大佐令第三大队第七中队的一个小队配属一个机枪分队（相当于中国军队的班）据守，实际兵力仅有40余人，由副岛秋雄准尉指挥。
蜚凤山状如哑铃，两个山头西高东低、中间略凹，西面的山头在当时的军用地图上被标注为5138高地（以英尺计量——笔者注）。7月2日，从中路向腾冲城推进的第一九八师第五九二团，率先向蜚凤山攻击，当晚与敌发生激战。至3日晨，将该山东部占领，残敌西退，与5138高地之敌会合，据守不退。此后，第三十六师第一〇八团加入攻击。
该师参谋长胡翼烜回忆：
7月4日清晨，师长李志鹏将军偕配属本师之重迫击炮团团长廖活民，同往前方指挥所，指导第一〇八团（团长李丁陆）攻击腾冲外围据点蜚凤山（标高5138）敌军阵地。我重迫击炮、81迫击炮及60迫击炮集中猛烈射击，掩护步兵前进，经数度冲锋，官兵颇有伤亡。右翼攻击队第一连连长沈世昌负伤，攻势陷于停顿。下午1时许，续调预备队部分兵力，继续攻击，近黄昏时仍未奏效，双方彻夜对峙。
防御蜚凤山的日军仅副岛准尉指挥的40余人，居然能与中国军队前后近两个团对峙两天。如按李志鹏战报，4日日军已伤亡约20名，那么阵地上所剩不过20人，如何打不下来？
对此，集团军杨福纳参谋的回忆，似乎能让人管窥日军战斗意志和战术素养之一斑：
我第三十六师在7月中旬（应为上旬——笔者注），派一个团的兵力仅四五百人（因当时兵员伤亡，未获补充——原注），由东、北、西三方进行包围攻击，并以师之山炮营（应为集团军配属的重迫击炮团——笔者注）直接支援。第一次之拂晓攻击并未奏功，因日军之射击纪律极佳，非待我攻击部队进至其阵地前方百公尺之内，决不开枪射击。因之，当第一次攻击时，我部队虽轻易破坏敌之障碍物，进至阵地前缘准备发起冲锋时，敌军以猛烈火力行急袭射击，使我军伤亡惨重，攻击顿挫。
一营官兵仅剩170余员
4日早上，敌人向中国军队兵力很少的高良山阵地展开了进攻。阵地上，守备士兵只有20余人。他们顽强作战一整天，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终因寡不敌众，尽了全力的勇士们一个个负伤倒了下去。
勇士们顽强奋战20小时，但最后还是无济于事，高良山阵地落入敌人手中。
对此，三十六师参谋长胡翼烜的回忆是：
5日晨，李师长偕廖团长再赴前方指挥所督导攻击，经激烈战斗，上午11时终于占领蜚凤山敌军阵地。此役第一〇八团第一营伤亡颇重，仅剩官兵170余员。
集团军杨福纳参谋的叙述，则部分印证了日军战史的记载：“经一日之整补，加派兵力，于次日再兴攻击，不到一小时即攻占全部阵地，大概敌人已于先一日乘夜撤退至城内。”
杨福纳其后还记述了一个细节：
此时（攻克阵地后——笔者注）我部队欣喜若狂，数百人猬集该阵地内。本人以联络参谋之名义随同该师副师长进至该高地上，正以望远镜瞭望城墙上敌之活动情形时，城墙上敌人忽以小钢炮（即步兵炮）对此高地行密集火力之轰击，又使我官兵伤亡不少。此乃日军所惯用之诡计，乘我胜利疏忽之际，出其不意之火力逆袭射击也。后经我山炮火力之反制，敌炮火始归于沉寂。
此战，后经全面清扫阵地，并未发现敌人之尸体。可见日军对受伤或阵亡之战友处理，向有严格的纪律；同时也常使我官兵虽获胜利而却有信心之丧失与挫折感，并在心理上常对我士气有所打击，怀疑难道敌人一个都没有被我打死或击伤吗？难道我军的射击技术就这么差劲吗？这或许也是日军的心理战术之一吧。
夺取来凤山
在腾冲外围战中，最具决定性的胜利是夺取来凤山。
腾冲城西、北、东三面为开阔地，有大片稻田及大盈江、饮马水河阻隔，我军接近城垣不易。城南横亘着一座来凤山，海拔约1914米，成为拱卫腾城的天然屏障。日军在来凤山的营盘坡、文笔塔（为制高点，也称5300高地，以英尺计量）、来凤寺、文笔坡（也称二台坡）及象鼻子等高地预先构筑了环形堡垒工事，分别命名为樱阵地、白塔高地、松阵地、来凤山及梅阵地，其间以交通壕连接，遍布散兵坑。来凤山日军兵力共300余名，由联队炮中队主力、步兵第6中队及第2机枪中队一个小队组成，指挥官为联队炮中队长成合盛大尉。
记者潘世征记载：“从军事的价值上来讲，此山距城太近，当山顶被占领，像紫金山之于南京一样，全城一目了然，甚至于每一条街道上的行人都看得清楚。所以守住来凤山，可以保卫腾冲城；来凤山不守，即使城内有再坚强的部队，也没有办法可以固守的。再则，固守来凤山，即使城垣不守，山左有腾（冲）龙（陵）公路，右有腾（冲）八（莫）公路，皆可易地而守。”因此，欲攻克腾冲城，必先攻取来凤山，而后以此制高点为依托，俯攻城池。
去腾冲旅游者，必然会去城南的古村落和顺乡，也必然会站在著名的和顺图书馆门口向北眺望来凤山。1944年7月，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正是以这个视角指挥部队攻击来凤山，而和顺图书馆正是其集团军总部驻地。
第二十集团军翻越高黎贡山后，大致分三路南下向腾冲推进。其中，第一三〇师沿龙川江南下，在腾龙公路渡口（腾龙桥）一线构筑防御阵地，警戒龙陵日军增援腾冲；其余各部分路逐次追击逃敌、扫荡腾冲外围各据点。打开来凤山门户后，第一九八师继续沿中路向城垣压迫。
值得插叙一笔的是：作为迂回进击至城南最远的部队，预备第二师对和顺古村有“拯救”之功。7月2日，预二师越过大盈江，推进至和顺南2公里的芭蕉关。
男女老幼无不欢欣鼓舞
沦陷两载、饱经蹂躏的和顺百姓终于迎来了远征军，整个古村一片欢腾热闹景象。
最先进驻的是预备二师，师部驻张家宗祠。接着，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部驻和顺图书馆，五十四军军部驻上庄杨宅，五十三军军部驻小西娘娘庙，三十六师师部驻上庄钏宅，一九八师师部驻上村寸宅。各军各师之团、营、连部，散驻和顺各村巷、各姓宗祠、民居、学校，几乎家家都住有军队。
和顺少年尹文和在日后的回忆中说，村里的孩子们像过节一样在街巷乱跑，即便出入设有层层岗哨的集团军总部和顺图书馆，也不大受阻止；从家里跑到楼上正在开军事会议的将领身边，也不受干涉；有时到邻居家，常听见一台台收发报机发出“嘀嘀嘀”的响声，也不知搞啥名堂；一听见美国飞机来，就跟着美军顾问跑到后山，看他们用无线电与机上联系，请求轰炸来凤山和腾冲城墙。
7月11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对来凤山实施了大规模空袭。据时任中央通讯社记者彭河清的战地报道：
7月11日，苍碧空中白云朵朵，在雨季里难得的大好晴天。我们在城西北炮兵观测所俯视腾冲，觉得“山河风景原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街市阒然，房屋大都颓毁，腾冲简直是一座死城。一会儿，盟机大编队风驰电掣而降，在来凤山及城厢敌阵更番轰炸八次，真痛快！七年来敌机肆虐的血债，也有报复的今天。重返家园的乡民目击我铁鸟扬威，男女老幼无不欢欣鼓舞。同时运输机在我草原上投送弹药，降落伞冉冉而下。老百姓都在附近悠闲地围观；等到完了，大家又争先替军队运送，人人都带着一副笑容。
7月16日，霍揆彰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在城北三十六师师部驻地护珠寺举行会议，拟定攻击部署。又协调美军第14航空队加强空中轰炸，配合步兵作战。这时节，美军配发的部分火焰喷射器空投到位，据美军顾问介绍此新式兵器对坚固堡垒工事之近距离攻击最为有效。霍揆彰令优先配发预二师5具，率军、师长们在该师部队组织试射观摩，勉励部队发挥新武器的特殊威力。
营盘坡日军战斗意志崩溃了
7月26日，对来凤山总攻开始。空军以轻型轰炸机18架，分批临空轰炸来凤山敌据点，该山之营盘坡、文笔塔之一部堡垒，中弹炸毁。作为腾冲地标的文笔塔，也在此次轰炸中轰然倒地。午后2时许，预二师第四团步兵以火焰喷射器猛烈喷火压制日军，向最西端的营盘坡外围堡垒发起攻击。
在整个中国战场上，中国军队在腾冲首次使用了火焰喷射器，比攻击松山的部队使用还早几天。据载，该兵器以主副射手两人为一组，在我机枪火力掩护下，以跃进方式接近日军堡垒，在二三十米外对准敌堡垒机枪射孔喷射。这一堡垒攻坚的利器，完全出乎日军预料，摄氏1000度的烈焰钻入堡垒，沾满油液焚烧着的日军蹿出堡垒嚎叫，其心理上的震撼效果，不亚于实际杀伤力。据第四团特务排长王希孔回忆：
……最具威力的就是用火焰喷射器向敌人喷烧，从十多米外喷向敌掩蔽部内，都会把敌人烧死。那天我眼看着有四个日本兵，身上燃火，满身黑烟，连滚带爬地边跳边跑。士兵连续投去五六个手榴弹，把敌人炸得血肉乱飞，真解恨。
终于，营盘坡日军战斗意志崩溃了，开始向东面的文笔塔阵地逃窜。
此后，预二师第六团对文笔塔发起攻击。来凤山制高点被我攻占，日军极不甘心。26日夜，各阵地的残存日军屡次向文笔塔发起反扑，第六团官兵在夜暗中疲于应对，但仍有20余名日军窜入被攻克的堡垒内。据五十四军战报：
（27日）凌晨2时许，敌由城内及文笔坡等方面增援百余，向我文笔塔反攻。迄5时30分，敌30余冒死冲入我文笔塔东南阵地内，发生混战，状甚惨烈。顾师至此乃以预备队向文笔塔方面增加，予以猛烈之反攻。27日6时30分，预二师各部将侵入之敌全部消灭，并击溃增援之敌。当敌回窜来凤寺时，遭我预伏北侧凹地部队截击，伤亡累累，生还者不足10人……13时30分，文笔塔亦复为我攻占。自是，敌恃为要塞之来凤山已全入我军之手。
在文笔塔一处残壁上，该团团长方诚发现日军留下的几行诗句：“腾冲要塞算来凤，象鼻营盘左右拱。文笔形成钢铁垒，何妨诸葛显神通。”方诚看后淡然一笑。
夺占来凤山后，五十四军的前进指挥所搬到了山上，居高临下指挥攻城。7月28日清晨，和顺乡等地的士绅乡民幼童人等，纷纷爬上山来，簇拥着部队指挥官、美军顾问和记者来观战，成为一道独特景观。城内日军沮丧地发射数炮报复，炮弹零星地落在山洼里，在记者潘世征笔下被描写成了致敬的礼炮。
给炸弹安上“刺刀”
腾冲城内的日军已成困兽。但中国军队官兵预料更残酷的战事才刚开篇，因为抗战七年以来，中国军队还从未从日军手中夺取过一座城池。
由于腾冲城北为地势开阔、水网密布的稻田，难以接近城垣，中国军队除留下少量警戒部队外，主力均转向城墙西、南、东三面，以南城墙为主攻方向，按南城门至北城门的中轴线分界，以五十四军攻击西城区，五十三军攻击东城区。
自8月2日开始，第十四航空队战机频频出动，以500磅炸弹轰炸腾冲城垣。
此时，预二师部队在来凤山上休整，担任预备队。四团九连机枪手陆朝茂站在山上，看着空军向城墙投弹之后，步兵在一片喊杀声中，潮水般冲向城墙和城外的工事，但是每次都被日军密集的火网挡回来。“我们的装备不算好，没有什么重武器，要么靠近城墙安放炸药，要么等着飞机炸才能打开城墙。”
但以坚硬巨石被覆的城墙，令巨型炸弹也遇到了难题。据美军飞行员克利福德·隆回忆：
8月3日，在得知我们扔下的炸弹被坚硬的城墙巨石反弹到离城墙几十米外爆炸而无法炸塌城墙时，地面的勤务人员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在炸弹上绑上磨尖的钢条，犹如给炸弹安上了“刺刀”。这样，当我们在飞机上扔下炸弹时，“刺刀”就能牢牢“钉”在巨石上，准确地炸毁城墙。后来，我清楚地看到我扔下的炸弹把南城墙炸开了一个缺口……
至8月5日，西、南、东三面城墙先后被炸开13处豁口（后腾冲城垣共被炸开豁口19处）。但日军据守残破城墙拼死不退，我军攻城部队前仆后继猛攻，战况至为惨烈。
据日军战史载：
8月6日19时（日本时间，当地时间为17时），美军飞机32架来袭，地面之中国军队同时开始猛烈炮击，向南门及西南角攻来。凄惨的近战在狭窄的地区执拗地反复着。中国军队可以反复攻击，而守兵则无力更换。随着伤亡的增加，反击力量急剧下降。
8月13日，腾冲战局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却不为中国军队及时掌握。当日，美军出动18架战机对城中心大堡垒群俯冲投弹，在东城门洞中指挥作战的日军守备队长藏重康美大佐及其手下共32名官兵，均被炸塌的城门掩埋毙命。被日军士兵背地里戏称为“坐洞联队长”的藏重，与他的绰号一起永远埋在了洞里。藏重死后，第九中队长太田正人大尉担任守备队长，指挥后续作战。
每日战斗进程仅以米计
8月18日，第三十六师一〇六团乘势迫近围墙向敌攻击，激战两日后彻底肃清残敌。19日，第一一六师三四六团亦攻占东门外的东方医院。
20日16时，预二师第四、五团各一部率先下城，开始进入巷战。日军两年来在腾冲城内修筑了无数明碉暗堡，在很多房屋墙根挖掘了暗道彼此沟通，设置了火力点，构成交叉火网。我攻击部队沿街巷推进，处处遭敌狙杀。不得已放弃街道，转入残破的民居，与日军隔墙对峙，伺机以美式火箭筒、手榴弹等破墙推进，每日战斗进程仅以米计。21日，腾冲日军兵力已减至640人，其中含伤员100余人。
8月25日，霍揆彰电令此前在龙川江之线担任警戒的第一三〇师，以两个营仍担负原任务，其余均开赴腾冲东门外，加入攻城作战。此后，第五十四军与第五十三军以南门亘北门中轴线为界，在西城、东城展开竞赛式巷战。其间战斗之错综复杂，难以详述，仅举一例：
30日，一一六师从城东进入。三四八团攻打到文昌宫以北时，在一座大钟前再也无法前进。这是一口铸造于1450年的铜钟，高1.9米，口径1.4米，钟身厚达2厘米。在大钟的腰身部位，一挺机枪从一个奇怪的孔洞里探了出来，原来有一名日军躲藏在倒扣的大钟里。至今人们也不清楚，日本人是怎样凿穿了厚如坦克装甲般的铜壁。三四八团团长毛芝荃命令以重机枪、手榴弹集中瞄准大钟，但一顿狂轰滥炸后，却不见大钟被炸开。直到4天以后，大钟里的枪声停止了，几十名士兵冲上去掀翻大钟，才发现里面的日本兵弹尽粮绝，而人则是被震得耳鼻流血而毙命的。
9月7日，中路第一九八师率先扫清西城残敌抵达北城墙下，又奉命折向东部，与推进较缓的第五十三军合力围歼最后的日军。
9月9日，预备第二师第六团在城北财神庙的一处民居内，俘虏了十余名日军慰安妇和汉奸，其中包括腾冲日军行政班本部长田岛寿嗣的老婆蔡兰惠，及田岛的台湾籍翻译官白炳璜。被俘后的白炳璜向我军表示要立功赎罪，供述次日上午将有日军飞机前来空投助战。据此，我军立即与第14航空队协调，准备迎击。
10日，日军13架飞机（战斗机8架，轰炸机3架，运输机2架）果然飞临腾冲上空，事先预伏的美军P-38战机8架忽然自高处钻出云端，向日军飞机猛烈攻击。激战十余分钟后，即将6架日机击落，我军大获全胜。
11日，中国军队继续缩小包围圈，将残余的70余名日军压迫在城东北李家巷附近的几处民宅内。在距火线仅80米的后方，太田大尉下令烧毁军旗。12日清晨，又向师团发出最后的战报，表示要在藏重联队长阵亡一个月忌日——13日，实施最后的攻击，“一扫怒江作战以来的郁愤”，并请师团长谅察“官兵无法忍受敌在炮火绝对压制下旁若无人之心情”。随后，烧毁密码本，破坏无线电机。
13日，中国军队预二师第五团团长李颐爬上一段竹梯，侦察墙内院落内的敌情，被日军狙击手开枪击中头部牺牲。李颐团长年仅而立，死后被追晋少将，为攻城作战中我军阵亡的最高指挥官。几天后，和顺少年尹文和家堂屋右首房间住进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子，不时地哭喊着：“还我的人来！”后来他才知道，她就是李团长的新婚夫人。五团副官吴堪捧着两罐咸姜和辣酱，站在一边默默流泪，这些东西是几天前夫人在漕涧托他带给团长的，只差一天团长却未能吃到。
全歼日军腾越守备队
13日夜，大雨如注。日军在李家巷、东城墙下杀害了部分慰安妇后，太田大尉下令分散突围。14日凌晨，太田率日军一部发起“自杀式攻击”，以参与追歼残敌的一一六师、预二师战报统计，最后突围的日军居然多达百余人，但能逃出活下来的为数寥寥。
原本隶属五十六师团卫生队的吉野孝公，在逃亡途中被我军捕获，并意外地被带到了中国军队一位少将面前。这位将军的一番话，让吉野铭记了一辈子：
在腾冲的战斗中，我失去了200多名少尉以上军官，为此还受到了蒋总统严厉的斥责。战争对人类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和不幸的事。这场战争，估计不久就要结束。你们和我们同是亚细亚同胞，然而，彼此之间却进行了这么长时间的不幸战争。这场战争必须尽早结束……你来到这儿以后，绝不允许自杀。从现在起，在你们的肩上已承担着重大的使命和责任。战争一结束，你们就要成为重建日本的支柱。眼下的日本更需要你们这样的年轻人。中日两国也须尽早结束战争状态，为东亚、为全世界的和平，为了各民族的文化建设，有着聪明才智的两国人民携手合作的必要时刻已经到来。
这位少将是谁？笔者一直未能考证确认，但相信吉野所言不虚。
腾冲之役，中国远征军全歼日军腾越守备队2100余人，俘虏53名（含慰安妇）。据日军遗骨分布资料记载，腾冲城内及来凤山、蜚凤山、宝峰山共弃尸1800具。我军伤亡官兵18000余人，其中阵亡约9000人。战后，在腾冲来凤山北麓小团坡修建了大型阵亡将士公墓，谓之“国殇墓园”。
1996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布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战斗在没有硝烟的战场
方茂初 王真 张方庚 吴仁勋
情报和策反等隐蔽战线的工作，一点也不逊色于硝烟弥漫的战场。抗战期间，国共两党针对日军和伪政权开展的隐蔽战场工作，都有力地配合了正面和敌后战场的武装斗争，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争取日军川井小队起义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日军士气低落，军心动荡，厌战反战情绪与日俱增。
当时，我在巢湖二区任区委书记、副区长，但经常以私塾先生和地方士绅的身份与日伪顽周旋，进行抗日活动，相机争取日伪军起义投诚。
驻守炯炀河以西六铺山头据点的日军，是川井一太郎小队，共20多人。从上级发来的宣传材料中得悉，这个日军小队长厌战情绪严重，思想动摇，于是就把他定为争取对象。
接触
5月里的一天，伪乡长许庭珍以给儿子说媳妇为名，宴请宾客，特邀川井赴宴。虽然许庭珍对我以表弟相称，但酒席桌上，川井仍对我不冷不热，交谈不多。后来他听伪乡长介绍我是“先生的干活”，又见我言谈举止有些书生气，便同我交谈起来，渐渐越谈越投机。
此后，我经常寻找机会接近川井，并约他到许庭珍家吃饭、闲聊。开始时，每次交谈，只叙友情，不谈国事。通过几次接触，我发现川井不仅健谈，而且文化程度较高，对中国古典文学有一定了解，中国话说得也还可以。因此我便有意识地和他谈文论诗，吟诵李白、杜甫的一些名句，有时川井还能接上一两句。这样，话题也就多了。终于，他向我发出了邀请，要我有空时常去他的住处（六铺山据点）玩玩，我真是喜出望外！这说明川井对我已不怀戒心，我可以进一步接近川井开展工作了。
仲夏时节的一天晚上，他从怀中取出全家合影的照片给我看。我端详着照片，称赞川井妻贤子慧，全家美满幸福，并随口问道：“您太太和孩子们都好吧？”
川井半晌不语，最后低声说：“已经几个月没有信了。”
“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啊！川井队长，您得赶快去信问问呀！”
我顺水推舟地感慨一番，“战争、动乱，亲人离散，确实令人担心哪！”接着，我又说了一些关于抛妻别子的痛苦和家庭团聚的幸福等家常话，进一步打动川井的心。川井久久地凝望着照片，神色黯然：“我本来也是先生，有安定的生活，温暖的家庭。可是，战争爆发了……”听他说也曾当过教师，又见他流露出厌战思想情绪，我立刻抓住这个有利契机，一面为他曾是同行而高兴，一面陪着他长吁短叹一番。
试探
随着天气渐渐炎热，我常以老朋友的身份带着瓜果与伪乡长等一道上山看望川井。一次，我们一面吃瓜，一面漫谈，不知怎么谈到中日两国书法的历史渊源。川井兴致勃勃，他从案头抽出一张旧的日军小报，要我用毛笔写字给他看。写什么呢？我一面琢磨，一面浏览着报纸。忽然，看见报上印着“旭日东升”几个汉字，于是，便用毛笔端端正正地写下了“旭日东升”。川井只略略扫了一眼，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什么旭日东升？已经夕阳西下了！写这个干什么？不写这个，不写这个。”
通过这次试探，基本摸清了川井的思想动态，我立即向新四军七师参谋长和联络部做了汇报。
不久，新四军七师敌工部又送来一份向日军宣传的中日文对照宣传品，要我让伪乡长秘密交给川井。川井看了传单后，要伪乡长约我去面谈。
当天，在川井办公室里，我与川井见面了，川井兴奋异常，他招呼我就座后，又支开他人，然后打开桌锁，从抽屉里取出传单给我看。我一见传单，故意显出一脸惊异。谁知川井却微笑着，把声音压得很低：“方先生，不必瞒我了。我猜出你是新四军……”我一听这话，不禁暗暗一惊，但立刻提醒自己，保持镇定。可是川井似乎并不注意我的表情，仍然很平静地说：“方先生，此事关系重大，我，要考虑考虑。”我望着川井为难的表情，便坦然地说：“川井先生，既然你已看出我是新四军，我也不多说了。此事非同小可，当然不可草率。不过，川井先生，既然你已看到日本侵华实属不义之战，而且已知形势夕阳西下，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皖中抗日形势发展很快，剩下的时间和可供选择的余地已经不多了，传单上讲的都是事实。川井先生，实不相瞒，根据我军的情报，日军中有许多有识之士早已率先行动，起义到我方来了。无为、铜陵等地都有这样的例子。”
川井虽然十分认真地听着，但默默不语，神情很严肃。
起义
没过几天，中共巢二区和巢三区游击队便派兵袭击了离六铺山头不远的两个日伪小据点，打死打伤日伪军10余人。果然不出所料，这次袭击行动使川井十分震惊，非常恐惧。他担心自己也会受到同样的攻击，因此急不可待地想见到我。
初秋的一天晚上，川井再次通过伪乡长许庭珍秘密约见了我。略作寒暄之后，川井一把握住我的手，急切地说：“方先生，你的良心的，好，我，感谢，感谢！光明的路，我走定了！”川井久久地握着我的手，嘴唇动了动，似乎还想说什么，但终于没开口。
为了彻底消除他心中的疑虑，我向他进一步说明了新四军的有关政策。川井听着我的解释，紧锁的眉头松开了。他兴奋地说：“方先生，我完全相信你们的政策，我相信你！”“川井先生，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看何时行动为好？”
川井当即与我商定了起义的时间、方法、行军路线。我又告诉他有关的注意事项。
9月的一天早上，川井按预定计划，以“扫荡”为名，率领全小队20余人，携带所有武器弹药起义了。
起义后，这支日军小队全部参加了我们的抗日队伍，为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英勇战斗。
（方茂初，时任中共安徽巢湖二区区委书记、副区长）
四进济南城
张洪涛同志（我爱人）和我于1942年5月从延安来到山东。为了开展济南城里的地下工作，我记得曾四次化装巧进济南城。
一进济南城
第一次是1943年10月。目的是找到洪涛同志原来在新城兵工厂时的同事，以及他的亲戚、朋友，动员他们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为了便于工作，组织上通过地方上的关系，给我借了一个年龄、长相接近的农村妇女的“良民证”。我就照着“良民证”照片上的模样化装，但我是山西人，口音和山东人不一样，如果遇到卡子盘查，一说话就会露出破绽，这是一个大难题。送我进城的王广义同志出了个主意，让我骑着小毛驴，提着山货，装出新媳妇走亲戚的样子，每逢到卡子，都是王广义拿着“良民证”指着我，说：“她是个哑巴，不会说话。”并主动拿出山货送给他们吃，岗哨见到苹果、山楂，抢着拿，也就放松了检查，我们也就顺利地混过了盘查。
我进城后的落脚点选在洪涛同志的干妈家。到了洪家，我向干妈和妹妹洪振英诉说了与洪涛在西安如何相识、结婚，这次是专程来看望干妈的。但从她们的表情来看，将信将疑，又惊奇又紧张。洪振英的丈夫回到家，更是以异常的目光打量我，露出一副警惕的神情。
晚上我和干妈睡在一起。干妈说：“你别糊弄我们了，洪涛本是共产党，你还能不是八路军？”我只得把我们在南山做抗日工作的情况告诉她，也乘机向她介绍了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情况，做些宣传工作。同时也向她讲明利害关系，对我的来意要保守秘密。
第二天，干妈把我送到了北园边庄，找到了洪涛的表哥赵洪生。赵是一个贫民，靠贩卖青菜为生。他帮我从黄河北接来了洪涛的妈妈。我们婆媳俩，住在边庄，就开始做地下群众工作。这次，我在边庄待了一个多月，交了好多朋友，打开了在济南北关、北郊开展工作的路子。
二进济南城
第二次进城是1944年4月。目的：一是为准备打入济南的干部选择落脚点；二是了解北关、北郊群众工作开展情况。我因为有了边庄的“良民证”，便扮成一个近郊贫穷妇女，穿一件普通旗袍，一个小篮，带了点核桃、鸡蛋，而且把大的、好的放在上面，以吸引伪军的馋嘴，减少盘查的麻烦。
走到卡子跟前，伪军看我“良民证”是边庄的，问我到这里来干什么？我说：“到姐姐家侍候月子”，并主动拿出吃的给他们，伪军看到了吃的，顺手就拿，也就放我进了城。我顺利地找到了表哥赵洪生，也顺利地找到了上次进城时交上的朋友。
听他们介绍，半年来的工作进展很快，很活跃。刘家桥、新城、苇闸、赵庄等几个村已有较好的群众工作基础，赵洪滨还在水上警务段发展了一个伪警分队长、一个掩护过我方运输枪支弹药和干部过境的伪警察。我向上级如实汇报了北郊的工作活动情况，为工委派郑修范同志打入刘家桥，进一步开展抗日工作，创造了条件。
三进济南城
第三次进城是1944年秋。任务是争取干妈的女儿洪振英，做她那个伪警长丈夫的工作，为我军驱逐日寇做些内应工作。
我化装混进城后，到了干妈家。干妈和振英一见我，立时精神紧张起来。我也预感到情况的不妙。干妈神情紧张声音颤抖地说：“上次，振英的男人就怀疑你了，他盘问了振英很长时间，这次可能要出麻烦！”
正说话间，听到振英的男人和几个伪警进家的声音，干妈赶紧把我藏进里屋，振英装出笑脸迎到门口，并撒娇，要丈夫陪她去看戏。伪警长经不起她的软磨，只好领她去了戏院。
我看到这种情景，觉得绝不能给干妈她们带来麻烦，赶紧离开了干妈家。
四进济南城
最后一次进城是1945年6月，任务是传达鲁中区党委城工部的指示，通知济南工委副书记蒋方宇同志立即从济南市内撤出。
当时，蒋方宇同志住在五里牌坊汤秦的家里，因为种种原因，他的工作无法开展起来，他的安全影响到整个组织的安全，因此组织上决定由我去完成这项任务，而且要当天返回。可见这项任务的紧张与严肃。
当时我刚生过小孩不久，身体尚未恢复，虽已是初夏，我还不能脱掉棉衣。这次任务紧急，我身为共产党员，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像前几次一样，化好了装，天不亮，骑上毛驴就上路了，凭着老经验顺利通过了大涧沟、八里洼等卡子，到了五里牌坊汤秦的家，向蒋方宇同志转达了上级指示，连碗水也没有喝，急忙离开了汤秦家。
我回到西营时，已是过半夜了。
（王真，时任山东章历县西营区区长，邓连熙整理）
“山东大鸡烟厂”的创办
汉奸打架的启发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山东军区保卫部侦察队工作，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调查了解临沂城内的敌情。
一次，有位同志讲了听到的一个故事：“今年春天，有位同志到临沂城里去侦察，刚进南门，就看到聚拢着一伙人嚷嚷，近看一看，原来是两个汉奸正在打架，一个汉奸的衣裳已被撕成布条，另一个汉奸的鼻子被打破了，鲜血淋淋。据围观的群众说，这两个人都是烟鬼，为争买一盒烟打得头破血流。”
听到这里，我不由心中一动，随即脱口而出：“敌占区缺烟，我们根据地里有的是烟，我们何不在烟上做做文章呢？”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大家就异口同声地说：“好主意！”
为了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建立个联络点，我们通过内线关系，派遣敌工人员张玉卓，携带妻室子女在临沂城定居，以开炭场、出烟摊为职业掩护，搜集情报。
记得有一次，张玉卓到日本宪兵队去，从敌人的交谈中了解到日军驻临沂司令官川本，正在集结日伪军到汤头一线“扫荡”。得到这一重要情报，滨海地区武装部门迅速做好了反“扫荡”的准备。
第二天拂晓，敌人果然按照预定的计划出发了，从过了沂河大桥，就不断遭受我小股武装的袭击，几乎是“庄庄枪声响，村村地雷鸣”。敌人行进到白塔时，遭到我地方武装的强烈抗击，走在前面的汉奸队被我全部消灭，队长被我击毙，敌军且战且走，一直到下午4点才到达汤头。川本传令休息之后，敌人就成群结伙地到汤头温泉里去洗澡，谁知一进汤池，我们布在水中的地雷就接二连三地爆炸了……
雄鸡高歌天破晓
为了让卷烟打入敌人上层，使其在敌人核心中发挥作用，1943年，山东军区保卫部研究确定，自力更生，建立烟厂。
要生产香烟，就得有个商号，创个牌子，到底叫什么牌好呢？大伙进行了热烈的议论，不多会，就想出来十几个商标。在场的同志都发了言，唯独孙鲁泉同志未出声，他静静地坐在一旁，默默地用笔勾画着什么。当我们问起他有什么想法时，他笑了笑，把手中的纸一举，一只英武的大公鸡展现在面前。大家同声高喊：“好！”没容我们继续称赞，他又高兴地吟诗一首：
阴云漫天雾重重，东风横扫露寒星。
雄鸡高歌天破晓，红日冉冉正东升。
在一阵热烈的赞扬声中，我们确定了香烟的牌子叫“大鸡”，烟厂的名字也自然随之叫“大鸡烟厂”了。
印象最深的两件事
通过大鸡香烟作媒介，我们的敌工人员逐步靠近了日伪的上层人物，活跃在他们的中心，从而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紧密地配合了对敌斗争。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有这样两件事：
一是，我们的敌情人员白步春，从外地回到根据地后，了解到他的侄儿在临沂当伪军中队长，主动提出去做他侄儿的工作。经我们研究后，答应了他的要求，让他改名王成，以出售大鸡牌香烟为名，打入临沂城内，迅速靠近他的侄儿。开始他在侄儿身旁活动，后来就住在侄儿的家中，经过长时间的说服教育，终于把侄儿争取过来，还在汉奸队内部建立了一个小情报站。
二是，驻临沂汉奸支队长孙永俊部装备优良，既是汉奸中的骨干力量，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鹰犬，日伪军的情况，他知道得比较多，了解得也比较早。我们选定了孙永俊的本家孙连举打入敌营。孙连举是个不满18岁的青年，为人精明能干，办事稳重老练。他接受任务进临沂后，先和我们摆烟摊的地下工作人员接上头，又以卖香烟为名来到孙永俊家。当时，孙永俊正需要心腹之人，看到本家孙连举自动投上门来，自然非常高兴，就把他留在家中当杂务。由于孙连举聪明能干，进一步取得了孙永俊的信任，慢慢地变成了他的贴身警卫。从此，孙连举就经常跟随孙永俊接触日伪中的重要人物，出入在日伪军、警、宪核心机关，并通过合法身份，促使孙永俊和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结拜了把兄弟。这样，敌营的许多重要情报，就是通过人情往来，在吃喝玩乐中落到了我们手里。
（张方庚，时为山东军区保卫部侦察队侦察员）
策反汪伪空军驾机起义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曾在上海建立“地下总部”，并成功策反了汪伪空军驾机起义。
1944年春，“地总”侦悉汪伪筹建“新空军”，计划于南京成立伪空军署。同年10月10日，日本赠送汪伪98式战斗机12架，在上海跑马厅上空作“庆祝”示威表演。
当日，我和部分主干（主要干部的简称）在光明咖啡馆碰头，讨论策反汪伪和平军投诚事，因见汪伪飞机耀武扬威，十分气愤，我临时提议要侦察敌方机场所在地设法破坏。在座的组织主干陈志宏说，他有一表弟在汪伪空军任机械师，住在南京，可以进行试探。我即派陈去南京活动，嘱其同时打听汪伪秘密机场所在地及其戒备情况。
几天后，陈志宏返沪向我汇报，已侦知敌机场设在常州郊外，有战斗机12架，驻有日军保护，常州城内有汪伪空军大队和日本宪兵队。其表弟愿意弃暗投明，已与汪伪空军教练员傅某（名字已记不起）作过初次接触，傅某有爱国心，希望能与总主干直接秘密谈判。
1944年10月下旬某日，由傅某带领飞行员2人来沪，在南市老城隍庙得意楼与我首次会晤，双方同意成此义举。
此后，在11、12月的60天中，又有过3次接触，在第二三次接触中，他们证实陈志宏所说的汪伪空军力量和戒备情况，并提出条件：（一）起义后，到后方能见到蒋介石；（二）要求继续深造；（三）所有起义人员的家属要负责迁至后方安全处所。我表示全部接受，要求对方在绝对机密情况下，尽可能有较多的人、机起义。
最后一次会面是1945年元旦前，在南国酒家，决定在1945年1月14日驾机起义。
1945年1月4日，汪伪空军地面人员10余人突然来沪，急告起义消息有泄露，要求提前一星期，在1月7日起义。12架飞机同时起飞。情况紧急，我立刻派金永良带领行动小组去常州，进行破坏电线、汽车等工作。事后获知，金等于6日晚完成破坏任务，7日晨乘车返沪，没有遇险。
我自己于1月5日率领交通员唐锦文等和汪伪地勤10余人去杭州，于7日抵达浙江战区前线“场口”，赶作准备。
我带领一行人于1月9日凌晨2时到达屯溪，候至次日清晨6时，仍未见飞机凌空，担忧出事。后来三战区在前线的副司令长官陶广告知，由上海地下总部策反之汪伪敌机3架已于7日降落前沿，1架因大雪迷雾撞在天目山上，机毁人亡，内有“地总”组织主干陈志宏及飞行员刘炳球两人尸体，已由长官部以陆军仪式安葬于天目山麓，其余降落人员均已妥善接待，并要我即去前线带回全部起义人员。
我于当日到了前线，傅某汇报说，他们事先密约好的飞行员以教练员身份去常州演习，“地总”派去的陈志宏穿着汪伪空军制服，身带伪造证明，同赴常州空军大队，这天恰逢星期六，汪伪空军大部人员照例去上海欢度周末。第二天星期日早晨，起义人员凭伪造证明进入机场，因大雪严寒（这年降少有的大雪），汽油冻结，必须液化汽油注入飞机油箱才能起飞。不料，汽油加到第三架飞机时，被日军觉察，无法继续，所有起义人员急忙进入3架飞机，匆促起飞，因雪雾迷茫，飞屯溪有危险，只好在前沿降落，结果还是毁了一架飞机，多人牺牲。
敌机起义后，常州封锁3天，汪伪空军人员被逮捕枪毙者不少，汪伪建立空军的计划受到打击，就此烟消云散了。
（吴仁勋，时任国民党上海地下总部总主干）
抗战时期救护美军飞行员
叶成林
在很多反映抗日战争的影视作品中，都有中国军民英勇机智地营救美军跳伞飞行员的情节。这些情节在抗战中曾大量发生。根据统计，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部队营救的美国飞行员达120多名。
援救克尔
1944年2月11日，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飞行员克尔中尉，在驾机袭击香港启德机场时被日军炮火击中，油箱起火，被迫跳伞逃生。当即被日军严密包围和追捕。
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抗日武装——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的小交通员李石与女民运队员李兆华将克尔救护到九龙山区的一个山洞里。避过了日军持续半个月的搜捕，克尔终于脱险被送到东江纵队司令部所在地深圳坪山。曾生司令员在司令部会见了克尔。
等克尔的创伤治好后，东江纵队派人将他安全送回到第十四航空队桂林队部。《胜利大营救》一书引用了3月8日克尔给东江纵队的感谢信，其中说：
我是美国飞行员克尔中尉，我从2月11日到3月9日，给你们勇敢的人安全地和舒适地藏匿起来，然后又用船给送到敌人占领以外的地方去。如果不是你们的战斗员在强大武装的日军非常严密的搜索下拯救了我，我便不能够回到桂林去，继续我在中国的微小的工作。在我的飞机给敌人击中着火，而我跳伞降落地上以后，我看到我的情况几乎是绝望的。但是自从在你们的照料之下，时间慢慢地过去，我感到极安全了。我带着日益增加的奇异来看你们这庞大组织的力量、机巧、认真、精明和勇敢。当然，每个美国人都知道你们和你们的工作，但因为这些大部分都必须保守秘密，所以我们不能完全了解它伟大的规模和能力。
援救格雷格和柏纳达
1944年5月6日，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对位于汉口的一座日军空军基地进行轰炸。在距离目标约5英里处，他们遭到了日军零式战机从上空发起的袭击。
在和敌机周旋的过程中，格雷格的战机和柏纳达驾驶的P-51战机被击中，战机坠落在湖北监利县境内。这天，中共监利县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兼第三区区长的戴月和秘书魏泽铭，正在离格雷格战机坠落不远处的房屋内商谈工作。随着一声巨响，格雷格的战机坠落在赤射烷湖中。戴月、魏泽铭随即赶往出事地点。
格雷格跳伞后，正在忙活的农民，拿着锄头、扁担从四面八方涌来将他团团围住。格雷格着陆后急忙将手中的匕首丢在地上，又从口袋中取出两本袖珍地图册，先翻开世界地图册，扉页上印有美国国旗，再翻开中国地图册，扉页上印有中国国旗，交给戴月、魏泽铭观看，并说明着什么。当时，虽然相互之间语言不通，但从他的表情来看，他说的意思是：他和中国之间是友好的。
确认不是日本兵后，戴月、魏泽铭临时将这个飞行员带至周老嘴，找商会会长夏家璋安排地方休息。当飞行员知道自己降落的地点是新四军的所辖范围后，转忧为喜地笑了，并伸出大拇指，说他自己有救了。过了两天，监利县第三区派6名武工队员绕双鸣寺、走白露湖边缘，将这位飞行员护送到潜江市孙家桥襄南军分区司令部。这里是新四军第五师所辖范围。
柏纳达的战机坠落在监利县的另一地点，柏纳达跳伞中右腿撞到了机尾受伤，被正在田里和父亲一起干农活儿的农民罗必书发现。罗必书的父亲和另外几个赶过来的乡民把右腿受伤的柏纳达架到了村里。村长确认这是一名来自美国的飞行员后，迅速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在附近活动的新四军游击队。
在村里停留了几个小时后，赶来的几个游击队员和村民用竹子和木棍做了副简易的担架，并让柏纳达换上中国农民的衣服，抬着他前往监利县县城。
当时在该县工作的田农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过了几天，监利县委书记李秉范要我和聂医生护送他去襄南指挥部。”数天后，格雷格和柏纳达在新四军第五师襄南指挥部即襄南军分区司令部会合。襄南指挥部秘书夏夔“因为之前在学校学过一点英语”，被上级指定担任翻译，负责安排他们的生活以及把他转送到新四军第五师师部所在地——湖北大悟的方案。
经过几天的休整，襄南指挥部派50个人的队伍护送柏纳达和格雷格，向位于湖北大悟的新四军第五师司令部前进。因为柏纳达的腿伤还没有痊愈，新四军战士和当地民兵就用滑竿和马匹替换着，帮助柏纳达行进。为了躲开日军，他们经常是夜里行进，白天休息。格雷格和柏纳达一路上都穿着中式衣服，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中国农民。
一个非常黑暗的夜里，他们曾听到远处传来枪声。幸运的是，由于得力的情报工作，他们一路上并没有和日军正面交火，顺利到达新四军第五师师部，师长李先念会见了格雷格和柏纳达。
陈纳德致信感谢
5月17日，李先念、任质斌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并新四军军部：“职部本月上旬于监利营救一美籍飞行师，名白来德……现该机师返回心甚切，可否请转告重庆办事处，说明此事，由职部派部护送或重庆派人来接，如何，请赐示。”为接待好被救的美军飞行员，李先念指示拨出两间房子，建立“国际招待所”。
5月30日，李先念、郑位三等致电毛泽东、朱德，请示关于美国飞行师护送问题：“（一）我襄河部队近营救出5月6日监沔空战失事美国飞机师两名，现已先后抵师部，我们拟稍加招待后，即送五战区。（二）我们提议由延安电重庆大使馆，由美大使请蒋令五战区派队至我师来接，以扩大影响及保障安全，如何，请即示。”毛泽东阅后指示：“［叶］剑英即办”。
随后，新四军第五师又同国民党应山县自卫队接洽安排将美军飞行员送往老河口基地。6月29日，李先念、任质斌向毛泽东、朱德报告说：“在监沔降落之第十四航空队中尉飞行员柏纳达、格雷格已于卯号经我二军分区护送去国民党应山县政府转五战区第一纵队，经该县自卫队王楚卿接收。”
送别之时，李先念还向美军飞行员赠送了“洋布两匹，拾成新色日本手枪两支，子弹80发，战刀两把，战利品日本旗子、衣服、铜像照片神符两担”及路费，还托他们向陈纳德将军转交了一封亲笔信。
1944年7月3日，陈纳德将军亲笔致信朱德，对新四军的帮助表示感谢：“美机飞行员被迫降落，并随即救护，不胜感激。飞行员格雷格中尉与柏纳达中尉，此次蒙得中国游击队诸战士营救，纳德对彼等之光荣工作，尤深感奋。彼等见义勇为敝军全体官兵均钦敬之至。为此，恳将此感奋钦敬之情代为转达，不胜感荷。”并请求派人到鄂豫边区处理此类事宜和搜集日、伪军事情报，以便更有效地开展对日作战。
8月，中共中央批准，并经延安有关方面派人与驻华美军总部协商，陈纳德将军派遣总部参谋、炮兵少校欧高士作为他的代表，赴鄂豫边区面商对日军事情报的事宜。8月中旬，欧高士偕同美军通讯人员包德胜到达大悟山后，首先面交陈纳德将军致李先念的亲笔信，感谢新四军第五师多次营救美军飞行员，然后和新四军第五师就建立对日军事情报交换关系的协作内容进行协商。
通过协商，于9月2日双方达成了协作协议。协议确定在第五师范围内建立无线电网，为美军收集提供驻武汉及周围日军部署及活动等情报。
援救阿密特·刘易斯
1944年10月27日，阿密特·刘易斯在执行任务时被日军炮火击中，迫降湖北大悟山地区。刘易斯回忆说：“在汉口西北地区从座机P-40战斗机跳伞。新四军战士们救了我，帮助我回到了‘友军’防区。花了6周时间回到老河口。”
参与接待刘易斯的余群回忆说：
受伤的飞机，向我们招待所方向——大悟山飞行，边飞边紧急呼叫美方设在我所情报联络站的电台，电台也不断地呼叫这架受伤的飞机。我们看着这架飞机冒着浓烟在招待所上空盘旋，在我们所的领导和翻译的协助以及美方电台的共同指挥下，在我所5里外的西山区，中队长跳伞，飞机坠毁了。
那天12点左右刮着西北风，（降落伞）一直往东南方向飘。地下电台指挥他加快降落速度，因为再往东南方向飘，过了大悟山南边有条小溪就是日本占领区了。尽管如此，日本鬼子还是发现了这名飞行员。为了营救这名飞行员，我们师部派了一个团的兵力与日军打了起来，战斗持续到傍晚，飞行员被我军救走，我军有一名战士受伤。受伤战士被当地母女俩救起后，连夜送回我部队。
美方飞行中队长在我所停留了十几天后，要返回老河口飞行大队。领导十分重视他的安全，派了联络官和护送部队，还带上马匹和一些食物。因我们招待所当时抽不出来做西餐的师傅，领导就派我负责中队长一路上的食宿。
临行前，我又向所里做西餐的师傅请教了一些西餐的简单方法。出发时，本来安排我们送到应北岩子河后返回，由于当时老河口至随州的公路被破坏，老河口派来的汽车只能到枣阳，这位中队长要求我们继续护送他。再往前走就到国民党占领区了，国民党方面也派了一支部队来接应，领导当时决定，除我和饲养员带上两匹马和物资随国民党的部队一起护送中队长到枣阳，其他护送人员全部撤回。
……应这位中队长的要求，友军派地方部队的一个排，护送我们到了岩子河，我们和前来接应的部队一起回到师部，圆满地完成了这次护送任务。
援救5名飞行员
1944年8月20日夜，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的一架B-29重型轰炸机，在完成轰炸日本本土重要军火、钢铁工业设施任务后返航，于苏北盐城东北方约100公里的黄海上空发生机器故障。机内的12名美国飞行人员，1人当场死亡、6人跳海，另5人跳伞降落于江苏盐阜区建阳县境内，飞机亦坠毁于建阳县境。
失事的飞机当即被建阳县执行巡逻任务的民兵发现。民兵们一面组织群众扑火，一面派人四处警戒。驻湖垛镇的日军也发现了坠机。日军近藤中队长率部70余人和伪军40余人连夜出动，企图抢夺美机。
与此同时，驻于离飞机失事地点约10公里的盐阜独立团领导也看到美机坠毁时发出的火光，预料为美机失事，湖垛日、伪军必将出动抢夺，便星夜赶往阻击。8月21日上午9时，湖垛出动之敌与盐阜独立团的一个连在美机坠毁处发生激战，独立团指战员英勇作战，击退了敌人，以牺牲3名战士、1名班长的代价保住了美机残骸。
飞机残骸被解体后，很快运送到安全地带。跳伞着陆的5名美国飞行人员一着陆，即得到当地抗日群众的保护，并被护送到建阳县总队部。8月24日，5名飞行员在盐阜独立团部集中，又被护送往驻阜宁县的新四军第三师师部。8月27日，新四军苏北军区和第三师为飞行员举行了有3000人参加的欢迎大会，祝贺飞行员安全脱险。
苏北军区副司令员、副师长张爱萍，师参谋长洪学智等分别讲话，高度赞扬美国飞行员的反法西斯精神。美国飞行员们十分激动，说：“我们有生以来还没有受到过如此热烈的欢迎！”张爱萍将盐阜抗日军民营救美国飞行员的事向新四军军部做了报告，新四军军部又将此事通报到延安。
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极为重视。8月29日，他们联名致电中共驻重庆代表团负责人董必武，将飞行员获救情况迅速转告驻华美军司令部及有关方面。根据新四军军部的指示，第三师派出一支武装小分队护送5名美国飞行员经苏中根据地前去新四军军部驻地淮南抗日根据地盱眙县黄花塘。
他们在新四军军部受到了盛情款待。当时六安县立中学外语老师洪莘农回忆说：他们5人在解放区休整数日后，由新四军派人护送到国民党控制区。由皖东北途经合肥，抵合肥后由陈敬礼任翻译，护送到六安。抵六安后由洪莘农任翻译。六安专署接到任务后，立即将他们安顿到六安社会服务处下榻。
当晚由六安地区专员林中奇设宴招待，邀请桂系将领国民党政府军第八十八师副师长李人翘等作陪。其后，由六安方面派人护送到安徽省政府所在地立煌县（今金寨县），然后再由安徽省政府派人护送到成都基地。
再次援救5名飞行员
1944年10月2日，一架援华抗战的美军B-29重型轰炸机，在安徽滁州一带执行轰炸任务时，被日军地面炮火击中，拖着浓烟，飞行至嘉山县（今明光市）管店上空坠毁，飞行员相继跳伞。
是时，中共横山区区长兼游击队队长谢璞山正带领一支游击队活动在津浦铁路西，见有4名飞行员降落在其活动区，立即率队赶往飞行员着陆地点营救。与此同时，驻管店日军一个小队及几名伪警察也闻讯赶到这里捕捉美军飞行员。
日军见4名美军飞行员降落在不远的地方，便欲生俘。谢璞山带领游击队占领有利地形，冒死相救，打退日军数次进攻，终于将4名飞行员救出危险区域。为摆脱日军的抢夺，游击队当夜将4名飞行员护送过津浦铁路，在横山区署所在地尤岗住了一夜，于次日护送到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自来桥。
同时，中共交通员管德华，也在管店东洼陈庄的家门口营救了1名美军飞行员，交游击队负责人植品三护送到自来桥。此外，有1名飞行员死在机舱里，1名飞行员跳伞时着地身亡。其遗体亦同时由游击队护送到自来桥。
被横山游击队和管德华营救的5名美军飞行员送到自来桥后，受到嘉山县民主政府的热情接待，随后被护送到江苏盱眙县黄花塘新四军驻地，10月14日移送给桂军第一七一师，由第一七一师护送他们归队。
这5名美军飞行员是：美军中校萨伏爱、上尉奥勃郎、中尉鲁茨、斯太尔美克、军曹勃伦台治。对两名美军飞行员遗体，嘉山县民主政府当时便举行了安葬仪式，修了墓，立了墓碑，墓碑上写着：“抗日盟军烈士之墓”。此次空难中，在管店一带降落的美军飞行员，还有2名，1名被日军生俘，1名着陆后身负重伤，被日军枪杀。被生俘的1名美军飞行员，日军将其上衣脱光，在三界一带裸体游街，以后不知去向。
被日军杀死的那名美军飞行员，当时由管店地区农民将其埋葬在管店东南陈村的一个山坡上。1946年5月，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军要将其遗体运回本国。美军代表找到中共驻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周恩来，要求中共协助。
周恩来当即写信给嘉山县民主政府。嘉山县民主政府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派专人协助美方，将安葬在自来桥和管店的美军飞行员遗体启运护送到南京。
援救不知名飞行员
1944年12月15日，一架执行任务的美军飞机坠落于武汉横店南王家湾冲五斗丘，飞行员则跳伞在属于沦陷区的王家淌村正南200米处着陆。村民王昌贵、李大福、李方来、李杏元、张花敬等年轻人迅速前来营救。
李大福脱下身穿的旧棉袄，李方来脱下旧棉裤，张花敬摘下头上的“狗钻洞”帽子，霎时间，美国飞行员就被装扮成了一个中国庄稼汉。接着，王昌贵挺身而出，带领飞行员沿着田间小道朝西北方向的根据地飞奔而去。
到了艾家集下罗湾，王昌贵找到从汉口回乡躲避轰炸的罗益太酱园铺的内老板李三娘，向她说明原委并请她设法将飞行员送走，尽快脱离险境。李三娘立即找来族侄罗文焱、罗昆山等商议，并拿出8块银圆作路费，由两个侄子带着飞行员星夜兼程，越过重重敌伪哨卡，巧妙地应付敌伪的多次盘查，于第二天凌晨3时许，抵达新四军辖区——白庙集，找到抗日民主政府的区长。
区长听了他俩的汇报，高度赞扬沦陷区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行动。飞行员知道逃脱了虎口，更是高兴万分，感激不已。抗日民主政府又与国民党政府军队有关方面联系将飞行员护送归队。
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后，这位美国飞行员重返武汉，约见王昌贵等人，回顾当年脱险的情景，感慨万分。当时，国民党政府军第六战区司令部根据《救护我国及盟国空军迫降人员奖惩办法》，授予王昌贵等奖状表彰他们。
援救托勒特
1945年1月20日，驾驶B-29型飞机的托勒特与同伴从江西赣州基地出发轰炸上海日军的军事设施地“江南造船厂”。托勒特的座机被日军高射炮击中，坠毁在浦东南汇县境内，飞行员托勒特跳伞降落在周浦镇附近农村，被中共党员薛雨亭营救，秘密安置在一位老大娘家里，躲过了日军的搜捕。
日军走后，薛雨亭又找到另一位抗日同志吴进根，两人商量后，等到天黑，又将飞行员转移到10华里外的小圩村，住进吴进根岳母家中。当晚，两人又摸黑跑了60多里地，找到了新四军淞沪支队。
支队长朱亚民听了他俩的报告，立即派出短枪队，用小舟通过河道把飞行员接到部队驻地。朱亚民派了懂英语的中共淞沪地委宣传部部长金子明和飞行员对话，解除疑虑。托勒特的面部、左手和右脚都被烧伤。支队门诊部医务员陈也男和余叔平等，对他的伤口做了消毒和包扎。
经过几天的悉心治疗，托勒特的烧伤逐渐痊愈，体能也得到恢复。为了保证他安全归队，支队部决定护送他去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所在的浙东抗日根据地余姚县。
1月28日，奉支队部命令，由金子明部长带队，还有沈桂昌等共十七八名指战员护送，乘海防大队的哨船渡过杭州湾，安抵浙东解放区。2月1日，到达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驻地——浙江省余姚县梁弄镇。在梁弄镇根据地经过一个多月的医疗和休养，托勒特完全恢复了健康。经请示，新四军军部同意将托勒特移送给国民党方面转送美国驻华机构。
3月18日晚，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委谭启龙设宴为托勒特饯行。4月10日，护送部队将托勒特送到目的地，并与美国陆军陆空辅助勤务战地总部临海办事处，正式办理了交接手续。办事处主任柯克斯上尉出具一张“今领到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所救护之美国第拾肆航空队机师托勒特中尉一名”的收据。同时还给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何克希司令员写了一封致谢信。信中说：“我借此机会谨向你和你的部属们道谢，因为你们营救了我们勇敢的飞行员——托勒特中尉，并且殷勤招待，治好了他的创伤。你和你的人民所表现的这种令人惊奇的合作精神，将会大大缩短战胜我们共同敌人的时间。”还说：“你们用在托勒特中尉身上的钱一定很可观，你们所加于这个飞行员的恩惠，我们是永远不能完全偿清的。”
4月11日，托勒特写信给何克希司令员告别。当时参与护送工作的龚定中回忆说：美国飞行员在南汇获救后，被送到浙东。又让“飞行员坐在藤椅做的担架上，请了5位民兵同志，轮流抬着”，“走了2个昼夜的路程到达天台县，交给国民党军队一‘突击营’接待站，打了一张收据，带回浦东新四军淞沪支队南汇驻地，交给朱亚民，完成任务。”
援救3名美军机组人员
1945年6月12日凌晨，美军一架B-24型轰炸机飞往长江口执行任务。飞机在江苏海门宋季港附近上空向下俯冲时，因机身倾斜一翼击水，失去平衡而坠毁于宋季港东侧江滩上。
11名机组人员，8名在飞机坠地时牺牲，3名幸存，但都在跳机时受伤，其中一人还受了重伤。这3名美军机组人员是：中尉领航员、机长丹尼尔·雷特蒙，少尉机械师伽罗道，少尉报务员纳思达。他们隐蔽在宋季港与灰扒港的江滩芦苇中。
当时宋季港一带虽属敌伪统治区，但常有抗日民主政府人员和新四军游击队活动。民兵钮梦林闻讯赶来，与当地群众护送两个美军飞行员连夜向西北方向迅速转移，其中受重伤的一位由群众用担架抬着走，走到上三和镇北两里许，天已大亮，不能再前进。钮梦林便把飞行员送进群众家里，暂时隐蔽起来。
另一位跑到牛洪港西边的美军飞行员，在第二天也由当地民兵护送，与先期到达三和镇北的两位会合。美军飞行员在群众家经当地医生包扎伤口，换上中国服装，夜间由钮梦林等用小车推送他们到达移风乡乡长曹永华家。曹永华又把他们安排在河东季长朗家隐蔽，并派民兵在宅院前后警戒。
6月14日下午，曹永华请来一位粗通英语的高中毕业生俞建新充任翻译。当天晚上，3位飞行员又被转移到河西俞建新家。曹永华及时向汇通区政府汇报情况。区政府指示，速将飞行员送到汇通镇北边联络点，并命令区队前来接应。
夜间，护送队伍快速行军，穿过通海镇，沿通海两县界河直插朝北，绕过川港镇据点，于6月16日天亮前到达汇通区政府。一天后，区队继续护送，到达海门中学，休息两天后再度出发，到达金沙西北陈家庄，找到了南通县政府及南通警卫团团部。后由南通警卫团侦察排短枪队护送他们绕过敌人封锁线，在吕港附近的海边，雇了一条出海木船，到达东台。
苏中第四分区党政军领导梁灵、姬鹏飞等前来会见美军飞行员并设宴招待他们。后来又通过层层封锁线，终于在6月下旬到达皖北新四军军部。新四军军部与皖南国民党政府军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取得联系，将美军飞行员移交第三战区后转送驻华美空军司令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