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鲁·次旺多吉
我原是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政府，以下统称噶厦）四大噶伦之一。1959年，西藏反动上层发动罪恶的叛乱时，我是叛乱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成员，担任叛匪司令。现将我在叛乱前后时期的情况，追忆如下。
早在1955年，西藏地方政府派我出任赴内地参观团团长。副团长是扎什伦布寺堪厅的丁杰活佛和昌都的仁青顿珠。团员有前、后藏及昌都三方面的各界人士50余人。我们经过青藏公路，在沿途各地和抵达北京时，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盛情接待。10月1日，我们参加了盛大的国庆典礼。
几天以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首长在中南海的怀仁堂接见了西藏参观团和西藏青年参观团全体成员，并合影留念。然后又召见了参观团的团长、组长等主要成员。接见中，毛主席问：“进藏部队官兵怎么样？”我回答，“很好！”毛主席说：“不可能都是这样的，还有缺点嘛！”当即，我意识到今天应该讲真话。毛主席又问：“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你们怕不怕？”我回答说：“怕！”毛主席说：“不用怕，我们不仅不会杀害贵族，而且会保障你们的生活。我们要让全体西藏人民都能过上好日子。这里有宋庆龄、上海有荣毅仁，你们可以去看看。西藏的民主改革问题，要通过包括有你们在内的贵族官员、寺庙活佛在内的人，从上到下进行商量后来实施。你们的眼睛不要只看山尖，还要看大海，那里也有皇宫宝殿。”后来，我们到内地20多个省、市、自治区参观，历时100多天，于1956年春返回北京。毛主席和周总理又一次接见了我们。毛主席首先问我们参观了哪些地方？当我向他老人家汇报了我们所到之处的地名之后。毛主席说：“你们到过的地方，有很多我还没有去过。”接着问我：“铁路修到西藏你们怕不怕？”我说：“不怕！修铁路很有好处。比如，西藏需要一些重型机器，可以用火车运去。”毛主席说：“铁路修通了，其好处不止这些，西藏的建设会飞快发展的。”又说：“西藏的民主改革即使不能同时搞，也可分期搞。在西藏还要建立大学，科学技术在几十年以后也会发达起来。今后西藏的工作要以藏族同志为骨干。全国面积的五分之一是藏族分布地区，可见搞好西藏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谈到这里，毛主席伸开手指，指着大拇指说：“没有拇指，双手无力，西藏与祖国不可分离。”接着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提出在拉萨八角街铺柏油马路和建立一座西藏急需的面粉厂的要求。副团长丁杰活佛提出，希望在扎什伦布寺安装自来水管；昌都的仁青顿珠要求在昌都寺背后的山上修渠引水。毛主席、周总理回答说：“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
我当时也颇为感动，在聆听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教诲之后，心里也考虑着回去后，要着手逐步实行改革事宜。
不久，我们回到拉萨，在西藏僧俗人民代表会议上（即通常所说的“春都杰错”）宣读了毛主席的指示，并向噶厦政府详细汇报了在内地参观的情况。但是噶厦政府却当作耳边风，未予以任何重视。特别是在同年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进行分组讨论时，三品官以上的高级官员小组讨论的结果是：大部分人认为，目前西藏不但不能加快实施民主改革，而且应当推迟、放慢。我当时也参加了这个小组的讨论，但是，因为我们怕担风险，随声附和，未说出一句积极的话。
1957年，西藏少数反动分子利用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去印度参加佛祖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之机，大造谣言，蓄意闹事，进行捣乱。为此，在采底林卡召开的有中共西藏工委主要负责同志、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三大寺堪布参加的座谈会上，张经武代表说：“最近拉萨有少数坏人散布流言蜚语，企图寻衅闹事，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市区的安宁如果能得到保障，西藏的民主改革可以推迟几年再实行。”这时，代理噶伦柳霞·土旦塔巴喜形于色，开口说道：“推迟民主改革，社会骚乱便可火灭烟自消。”张代表随即问道：“‘火灭烟自消’是什么意思？”柳霞答道：“就是说，只要推迟民主改革，骚乱自然会消失。”哲蚌寺夏阔堪布站起来，向张代表敬礼后，说：“推迟改革，这很好，我表示感谢。”仲译钦波（大秘书长）阿旺顿珠则要求张代表就推迟改革问题写下字据。张代表说：“没有必要。”
当时，我是自治区筹委会财政委员、西藏青年联谊会建筑委员会主任，所以，一直负责进行青年联谊会所属房建工作。1957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西藏地方政府的通知，粮库总管索康·旺清格来的任期已满，令我接替该职，并配备了粮库管理人员。其中僧俗四品官4人，六品官3人，赴各宗、收粮的僧俗职员15人。最初我打算推辞，可是，达赖喇嘛召见了我，勉励我们搞好粮食公务。这使我倍受感动。我认为这是达赖喇嘛对我的信任、恩赐，我应该把事情办好。这样，我就接受了这一重任。我与粮库管理人员商量之后，决定建立新的粮食管理体制。即在粮库总管下面设一个办公室，一个文书计算机构，一个粮食收发机构，并进行了具体分工。这些机构的人员如此分配：办公室有僧俗四品官2人，职员秘书2人；文书计算机构同上；粮食收发机构有管理人员六品官2人，职员秘书2人，司秤员若干人。因为进行了分工协作，大家齐心合力，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受到了地方政府的称赞。接着噶厦政府把15辆卡车和驾驶员、管理官员等全部交给我来掌管。我在受到噶厦政府的表扬之后，劲头更足了。于是，又建立了运输机构，组织车辆到日喀则、江孜等地运输粮秣。具体办法是：去时将车出租代人运货，回来时拉粮入库，把大量粮食运到了拉萨。这不仅保证了军粮和僧俗公职人员的口粮，同时，由于粮食增多，市场上出售的粮食也多起来，粮价下降了40%。我当时忠心效力于噶厦政府，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使旧政府重振威望，能继续维持、延续旧日的统治，保留一切特权。
1958年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像往常一样过“驱鬼节”，藏语称“古多”。这天，布达拉宫举行了盛大的跳神活动，西藏工委各位首长也被邀请前往观看。在看跳神和其他节目时，中共西藏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对达赖喇嘛说：“最近军区也要演出节目，请达赖喇嘛前去观赏。”达赖喇嘛表示，在参加了藏历一月的传召大会等活动后，即去观看。当时噶伦们也在场。有人议论说，这个问题还是再考虑一下，最好请达赖喇嘛不要去。这个情况当天就由基巧堪布（即总堪布）格昌告知了噶厦政府。于是，少数坏人趁机阴谋策划了2月1日上午拉萨市及布达拉宫下“雪”（地名）的突然骚乱。僧官旦玛确等人竟敢在“雪”煽动说：“达赖喇嘛受到邀请，将去军区，人民要起来敬劝阻拦才是。”所以，有许多人不明真相，在听了谣言之后，纷纷前往罗布林卡。
这时，罗布林卡里也接二连三地派来信差，要我前去参加西藏全体僧俗“人民代表会议”。当我正要动身时，有人向我报告，桑颇·次旺仁增在罗布林卡正门被人用石头打伤。因此，我令司机提高警惕，不要走公路，改从江当纳卡到罗布林卡北大门，想由此进去，但大门紧闭。我们主仆3人只好下了汽车步行前往正门，当走到墙角拐弯处，遇见了哲蚌寺察康林的强佐（管家）。他告诉我们说：“帕巴拉堪穷（时任噶厦四品官）刚刚在正门被人打死，乱得不得了，不能过去。”听到这话，我匆忙上车，掉头回到家里。当天，伪人民会议一些人员还在拉萨街头上搞了示威游行。晚上，信差又来通知我说：“噶厦政府命令，今天未到会的，明天务必到罗布林卡。”此时，我的思想很矛盾，想起白天帕巴拉堪穷之死，可能要出大事，又想到在罗布林卡门口打死人，对达赖喇嘛影响不好……我认为要搞“独立”，靠武力是不行的。很多高级官员也都认为打死帕巴拉堪穷是危险的行动。而一些康巴人，则认为是英勇之举。怎么办呢？又一想，以前西藏噶厦政府封我庄园土地，高官显职，如今噶厦政府处于“危难时刻”，我如不去能对得起吗？最后，我决心到罗布林卡去。
翌日，我参加了在罗布林卡诵经堂里举行的会议。主持会议的有堪冲觉邓·土登诺桑、群丕土登、土丹旦达、土登强秋、孜本凯墨·索安旺堆、雪格巴等。会上首先谈了2月1日发生的事情。原来帕巴拉堪穷上午穿着袈裟到罗布林卡参加了“仲架”（集体朝见达赖喇嘛）仪式。后来回到拉萨换了一件普通的藏袍、戴了一个口罩，来到了罗布林卡正门的人群中间，当时有个坏分子看到了帕巴拉堪穷，立即连声叫喊：“共产党的特务来了！”在混乱中，匪徒们当场将帕巴拉堪穷打死。在讲了情况后，提出今后如何办。这时我说：“昨天在罗布林卡正门杀死帕巴拉堪穷，这是不对的。在罗布林卡出现这类事情，必然会影响达赖喇嘛的威信。我们开会的地方也不宜在这里，应该迁到别的地方才好。如果继续这样胡闹，引起动乱，军区里有很多大炮，解放军会把冬宫和夏宫全部击毁。还是不惊动母鸡，而取出鸡蛋为好。”刚说到这里，玛朗阿波腾地站起来说：“地方政府诞生300多年，现在面临这样大的灾难！我们应该豁出性命去拼，没有什么犹豫的了。”我答道：“既然进了这个房子，在不得已的时候当然要豁出性命！”这时大秘书长觉邓·土登诺桑站在当中说：“刚才拉鲁说的正是，大家要认真考虑，如果我们胡搞，万一遭到炮轰，会像木棍打豆堆那样。”但是，没有人听他的话。之后，贡普龙·群则和一个安多人又站起来，气势汹汹地说：“在安多有许多活佛被汉人叫去开会，一去不复返。像这样下去，又怎能保证达赖喇嘛的安全？”伪人民会议代表雪巴·大东巴等人也站起来说了西藏要独立的道理，并声言吃大米和吃糌粑的人要分开。至此，擦绒·达桑占堆说：“今天，我们上层人员往下靠，你们群众则要往上靠，共同商量办大事。”当时发言的人很多，最后决定各小组讨论后，做出书面汇报。我们三品官以上的小组在报告上写着西藏独立的理由。明确表示，支持“群众”的要求要实现西藏独立。参加会议的三品以上的官员，均在上面签字画押之后报了上去。其他小组也送去了签有名字的报告。
2日的会议上，在原有叛匪司令堪穷达热娃·多阿塔青、孜本雪贵巴·江央凯珠两人外，又补充任命了4名司令，他们是功德林札萨·维色江村、堪穷·格桑阿旺、拉恰·拉丁色、四品官夏格巴。3日，会议迁到布达拉宫下“雪”印刷所召开，并投票选出了代表官员40人左右、三大寺代表30人，伪人民会议代表30人。最后，由伪人民会议代表雪巴·大东巴和仲、孜（即仲译钦波和孜本）宣布选举结果，大家表示赞同。随即，选出的代表到楼上开会，其余的人仍坐在原处。秘书长群丕土登说：“今天增选的4位司令不可能身兼二职，既要来开会，又要当罗布林卡的司令，所以各组要投票选出新司令来接替他们。于是，选出了我、堪穷·罗桑丹增、堪穷吞巴·强巴凯珠、薪饷发放官帕拉·多吉旺杰和四品官夏强苏巴·阿旺罗桑5人。4日，5位“新司令”前往罗布林卡接受任务。原任的司令有3位外出开会去了，只有四品官夏格巴在，他接待了我们，并介绍了情况。
最初，有各种各样的人来到指挥部请示事情，但我不很了解他们是属于哪一部分的。于是，命令孜冲·罗桑曲久（又名罗桑班久）、雪仲·扎林二人对自愿前来罗布林卡充当侍卫的康巴军（自称“卫教军”）的人数和头目称谓等进行登记。后来，色拉寺代表又来问及在行动时的具体任务，要求先发几百支枪。我立即去了解了枪支存放地点，回答他们说：“有一部分枪支虽然放在罗布林卡，但是掌管枪支的人是孜恰·坚参，他已去 ‘雪’印刷所开代表会去了。”接着我又令副司令中的堪穷·罗桑丹增到“雪”印刷所商量发枪事宜。但是，罗桑丹增去后好久未返。我便明确告诉色拉寺代表：“发枪一事，等有回话再定，眼下你们要牢牢守住寺庙背后的山峰，但不要与解放军立即交战。一定要多加注意，可先派两名喇嘛去占领山峰。”色拉寺代表接受命令后即去。过了一会儿，侍卫代本达拉·平错扎西又来请示是否要占领日玛岗山峰。我向下属询问了具体情况后，派人给功德林拉章捎去了一封极为重要的短信，令察古豁卡派两个老百姓到日玛岗山佯装拾柴，观察解放军占领山峰没有？如果没有占领，即从渡口守军中抽调百来人占据山峰。
罗布林卡各大门，由各个司令分工负责防守，正司令守卫正大门。午间3时许，我到正门检查，见一部分藏军及“卫教军”在那里把守着。我又到大门顶上进行检查，见那里有一名丁本（相当于排长）和15名藏兵。前面垒起了石头工事，架起了一门高射炮和一挺机关枪。为了防止交战开火时垒起的石头工事崩起石砟，影响战斗，我令他们拆除，重新堆沙袋做掩体，并令他们再领一挺机关枪。
下午5点左右，我到达赖喇嘛的副官长（即仲译钦波·帕拉）家里，副司令兼发薪官柏拉也在场，我们一起吃了晚饭。饭后休息时，忽然有人报告说，有些人在罗布林卡诵经堂里开会，声称不要新来的司令们，要请回旧司令。约一小时后，门口来了两个全副武装的康巴人和藏医阿乃，说要面见我，还有一些人站在稍远处。副司令帕拉见此情景有点惊慌，说：“不要坐在这里，请他们到东间会面。”我也起了疑心，心想：我一向效力于地方政府，可能有人嫉恨我，也可能有人疑神疑鬼，说不定会像帕巴拉堪穷那样遇害，定要谨慎行动才是。于是，将随身携带的两支手枪检查了一下，一支佩在腰间、另一支藏在衣袖里，随后令他们进来会面。3人进来后，我打量了他们一下，其中一个康巴人像是尽量克制着说话，另一个康巴人则是来势凶猛。我心想：看来今天难以脱身了。狗急要咬人，如果他们硬要动手，首先需要收拾那个来势汹汹的人。他们说的话中心意思是：旧司令与他们关系密切，非要请他们回来才行，要求旧司令继续留任，请新司令们回去。我回答：“我们不是自己到罗布林卡来当司令的，而是受会议（即“春都杰错”）委托来的。你们不要新司令，只要能把事情办妥也可以。”这时藏医阿乃从中调解说：“如果请新司令回去，那我们也走”，说完带着两个人出去了。眼前出现的一切，如同闪电一样。当我正在思索这一切时，佣人边巴进来报告说：“外边还有人，刚才的3个人也在那里没有回去。”这时，我稍感恐慌，考虑了一下，觉得如果再不出去就有危险了。于是，我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决定通过罗布林卡的正大门，回到玛尼神殿。但是，没有车辆和乘骑，只好停歇下来。隔了一会儿，札萨凯墨·索安旺堆赶了过来，他已知道我和康巴人发生过争执。便说：“不要坐在这里，要立即出去才是。”又说他准备派车去送女儿，叫我一同去。这样，我坐着他的车子回到家里。
5日，我在家里，没有到罗布林卡去。帕拉·土登维典派来了堪穷吞巴·强巴凯珠捎口信说：“昨天的事情都是下面一些人搞的，上头根本不知道。”我想：既然是下面一些人搞的名堂，而地方政府对自己的看法尚好，那我理应继续努力工作。这样，我又承担了粮库总管的各项任务。
6日，罗布林卡侍卫军里的一个昌都人，名叫甲央索巴的告诉我，“昨晚开了头人会议，要求备好所有的马匹”。我想，可能是达赖一行准备去国外了。
7日，协苏家的一个佣人到我家传达口信说：“请你明天到罗布林卡出席噶厦会议。”我回答说：“准时到会。”
8日，我按时到会。会上索康·旺清格来首先说：“前几天出现了有人驱赶新任司令一事，我们压根儿不知道。你们没有走是好的，要继续担任司令。”我说：“有人对我当司令心怀不满，如果继续出任司令，关系不融洽，恐怕难以完成任务。不如充任眼下无人干的拉萨粮库总管，对工作更有利一些。”索康说：“那也好，出任拉萨粮库总管一事，另行通知你。”这时，柳霞·土登塔巴说是要去布达拉宫，随即乘上一辆褐色小汽车离开了罗布林卡。我想：他大概是要从布达拉宫的仓库里为达赖喇嘛拿取贵重衣物。
关于我是否出任拉萨粮库总管一事，尚未有人明确告诉我，所以，9日上午，我派佣人米玛到协苏处打听此事。但罗布林卡的各个大门均被藏军把守着，禁止任何人出入。米玛便从墙头上叫了一位熟人，说明来意。不一会儿，协苏的一个佣人走到墙根下，伸出头来，打着手势示意回去。米玛回来后谈了这些情况，我思忖着，他们肯定都已走了。
10日上午，粮库职员僧官强佐·罗珠群丕到我家，他说：“达赖喇嘛一行，已于8日晚启程前往印度。罗布林卡卫教军中的精锐人马也走了一半。”接着问我怎么办？看样子，如果我说逃跑的话，他也想一同走。但当时我的妻子正在怀孕，即将临产，我不能走。于是回答他说：“即使达赖喇嘛一行已走，我们的事情也要等几天再说。”这样，她便告辞了。当晚下半夜，已闻咝咝枪弹声。
11日早上，已听到解放军向罗布林卡方向开枪开炮的声音。道路已被堵截，而且可以看到双方枪弹在药王山上穿来穿去的情景。
12日早上，枪炮声越来越密，拉萨大乱。我想：尽管我住在拉萨自己家中，但还是有危险的。因此，留下了两个康巴人和几个普通佣人守家，让妻子和孩子先行离开。我则带着三个佣人从住房背后一楼房间的窗口上跳出去，进入了城郊普布觉寺。当天，拉萨的大昭寺和小昭寺一带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到下午，大部分地方失守，只见各座楼房的屋顶上，挥动哈达表示投降。一些人往北郊逃窜。
晚上，我的管家扎西若旦劝我说：“老爷，你呆在这里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还是带几个佣人逃走吧。”我想：眼下实在不能带走妻子儿女，只好带上两三个佣人逃走。因为我以前没有逃往国外的想法，当然也未做过此种准备，现在，着实慌乱得很。备好简单行装，正要给妻子儿女留几句话时，看见妻子即将临产，肚皮鼓得那么高，孩子又是那么小，我犹豫了。转念一想：我如果抛弃他们只身出逃，他们将会遭到极大灾难。如今，不论有多大危险，也要共同承担。这样，我又改变了主意，对他们说：“不走了。”管家说：“你留下来会有生命危险呀！”为了安慰他，我便说：“以前解放昌都时，被抓的人都没杀，这次也不会被杀吧！”此刻我也确实是这么想的，我知道党的政策是缴枪不杀，就以我这次参加叛乱，最多不过关两年。这样一想，我决定不走了。并且将随身携带的3支枪全部卸下，佣人也跟着这样做了。
13日上午，我向赶到我们住处的解放军缴械投降。解放军把我们带到拉萨的住宅，那里已经到了一部分解放军。然后，把我押送到军区，正式宣布逮捕。
被捕后，我的思绪很乱，首先恨的是噶厦政府，没想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组织起来的叛乱部队，在两天半之内就被平息了。我又恨达赖喇嘛一伙太不讲义气，在危难之时，扔下我悄悄逃了。原来我认为反正是参叛，投降后关两年就算了，没想到审讯人员一直在追查我的问题，报纸上也登了我的许多罪行，我开始感到形势严重。心想：新账老账一起算，我是罪大恶极的，可能要杀头。思想斗争得非常激烈。当时，政府干部对我们进行教育、宣传解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但是，我认为“坦白从宽”指的是罪恶轻的人，像我这样的大要犯是不可能从宽的，坦白交代的问题越多，罪恶也就越多，新旧罪恶加到一起算总账，我承担得了吗？干脆等着一死算完事。如此抗拒了很长时间。偶尔让我们出去照相，我也恐惧地认为要拉出去枪毙。尽管如此，我还是在政府干部长期耐心教育下，不得已交代了一些次要问题。交代之后，当我回到牢房时，又怀疑这样交代会不会对我管束得更严。一天看守所的干部把我叫了去，我想这下糟了，是不是因我上次交代了一些罪行，今天要论罪处置呢？不料，这位干部很客气地说：“从今天起，你不必整天关在房间里了，白天可以在室外自由活动。”他又接着说：“我们不勉强你，希望你主动交代。”这番话使我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触动。我感到，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都取决于自己的坦白交代了。我的思想开始有了变化，而促使我思想有了更大飞跃的，则是一次斗争大会。一天，看守所所长通知我，要我准备接受群众的批判斗争。并告诉我：“不要害怕，政府会保护你的。”届时，我提心吊胆地被带进了会场。
会场设在现在文化宫的地方，到会的足有一万多人。大会一开始，农奴们纷纷跳上台去揭发我、批判我。我觉得这些话讲得都很在理，心服口服。大会越开越激烈，群众越来越气愤。突然，台下愤怒的人群吼叫着，高举拳头，潮水般地向我拥来！我想：糟了！今天非活活给揍死不可！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不料，汹涌而来的群众，被我身边的两位解放军干部拦住，其中的一位排长张开双臂，把人群和我隔开，嘴里不住地喊着：“不许这样，要讲党的政策！”另一位解放军干部用身体护住了我，始终没让我挨到一拳。
回到看守所，我躺在铺上，心情异常激动。我想：如果没有部队干部的保护，今天非被打成肉泥不可。过了一会儿，我听到窗外所长对排长的问话声，“今天没出事吧？”听到这里，我流下了眼泪。我深深感到共产党的伟大，共产党对我这个罪大恶极的人还这样关怀，这样通情达理，我服了！
看守所里的生活是比较苦的，有节制的。每天三顿米饭，偶尔可以吃到糌粑，7天喝一次酥油茶。15天亲属可以前来探望一次，每次谈话10至15分钟。每星期可以看一次电影。根据每人的体质，要参加一定量的劳动。我被分配到洗衣组，逐渐学会了洗衣、洗床单、洗被子了，而且洗得又快又干净。后来，竟当上了洗衣组的组长。当夜深人静，躺在木板床上，我常常是浮想联翩。我回忆着自己的青年时代，回忆着解放初期与共产党干部们合作共事的情景，回忆着毛主席当年的亲切会见、谈话，我感到非常懊悔！我想，如果不参加这次叛乱，我就不会落到这般地步！那些上层爱国人士不都很受人家的尊重，生活得自由自在吗？如果我当初听了毛主席的话，拥护共产党的政策，我不就像荣毅仁一样成为一个“红色贵族”了吗？现在呢？现在只有好好劳动、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狱，也许在晚年的时候，还有个光明的归宿。
我在看守所里过了6年零7个月，1965年8月31日被特赦释放出来。和我同时特赦的还有原地方政府的司曹·罗桑扎喜以及布达拉宫的侍卫长松多·噶参云典等。
在特赦大会上，军区首长向每个特赦人员颁发了释放证，上面记载着特赦者原来的罪行，并注明：如有不服，可在10日内上诉。我领到释放证，立即表示：不用10天，我现在就申明，我完全服罪，我永不翻案！当场，看守所又把6年前逮捕我时，从我身上搜的“嘎乌”（护身符）、金耳环、金手表、钢笔、衣服等物如数归还给我。我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离开了终生难忘的军区看守所。当我踏上拉萨市区时，觉得一切是那么新鲜，变化是那么大。政府还分配给我一处安有玻璃窗户的楼房，坐落在城北。
当时，我的妻子索朗德吉从事农业生产。我想和妻子共同劳动，于是也提出了务农的要求，这样，政府分给了我约5亩土地，我们从事农业生产有4年。过去，我从未干过农活，开始时困难很多。但是，群众确实是善良的，看到我们不会干农活，就耐心地教给我们，这对我们的教育很大。没有耕畜，又雇请城北一大队的耕畜，解决了春秧耕播的困难。在播种、灌溉时，白天用水紧张，我就在晚上浇水。秋天打场时，我又想了一个办法，把青稞、小麦晒好，放在公路上，让来往的汽车碾。我逐渐学会了种地、灌水、锄草、收割、打场等一整套农活，而且获得了好收成，感到格外高兴，也深深体会到“劳动创造世界”这个伟大的真理。
后来，我被城北一大队吸收为社员，历时6年。当时，家里有3个农业人口，但是，妻子患病、孩子又小，只有我一个人是全劳动力。不过，仍能挣得3个人的口粮及少许工分粮和200多元的现金，基本上做到了自食其力、养家糊口。
1977年，我被分配到自治区政协工作。在党的“爱国不分先后”的英明政策下，我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和西藏自治区政协常委。1984年4月，在西藏自治区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上，又被选为西藏政协副主席。如今除了最小的儿子外，全家人都有了工作。
1981年底，全国政协召开五届五次全体会议，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我提出想看看当年和平解放西藏谈判中，中央人民政府的首席代表李维汉同志。我的愿望实现了。一天，在中央统战部会议室，李维汉同志亲切地接见了我。阔别20多年，我们都很激动。我紧紧地握着李维汉同志的手，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我说：“李部长，见到您我非常高兴。但我也非常惭愧，我没有听从您的教诲，参加了罪恶的叛乱……”李维汉同志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过去的事不用讲了，过去的事让它过去吧！咱们都要向前看。”李部长又说，“20多年了，你拉鲁的变化很大啊。过去你见到我们时，是拘谨的、戒备的，现在呢？你多么爽朗、多么亲热。这说明你真正认识了我们党，跟我们共产党走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要听共产党的话，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这不仅是我拉鲁个人的光明前途，也是我们西藏的光明前途！
我一生算是饱经沧桑。回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教诲，再想想自己在旧社会，特别是我在叛乱期间的活动，我是深感内疚的。我决心在有生之年努力为人民工作，为祖国的统一，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而奋斗，以赎自己历史上的罪过。
（1983年10月，次巴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