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
与总参平行的训练总监部，由元帅刘伯承任部长、叶剑英任代理部长，上将李达、萧克、张宗逊等任副部长
话得从1956年说起。
这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暴露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问题。毛泽东、党中央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6月，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强调对苏联经验要采取学习和批判的态度，既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又要反对教条主义和机械照搬。
同全国各方面的工作一样，我军也开始了对学习苏联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偏向的检查纠正。
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军便进入了一个建军的新的历史时期。战争年代我军建设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装备简单、低劣，编制、制度不正规，缺乏严格的军事纪律，作战指挥也不集中、不统一且带有游击性，这在过去是不可避免的，是那个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而有客观必然性。建国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所以我军的建设也由低级、中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第一届政协开幕式上，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海军和强大的空军。从小米加步枪到飞机加大炮，不只是装备的更替，更是我军向正规化、现代化方向的前进。1951年，中央军委提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的口号，第二年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又提出“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1953年提出建设“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这些提法虽然有些不同，但基本意思都一样，即要求人民解放军这支革命军队正规化、现代化。
正规化、现代化首先是人的正规化、现代化，因此培养大批具有丰富现代军事科学知识、军政素质很高的领导人才，展开严格的正规化的军事训练，尤为重要。为此，1951年成立了以刘伯承为院长兼政委的军事学院（设在南京），到1957年全军陆续建立了125所军事院校。1955年成立了与总参谋部平行的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统管全军的军事训练。训练总监部以刘伯承为部长，因为刘伯承在南京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便由叶剑英代理部长，李达、萧克、张宗逊、彭绍辉、周士第、郭天民任副部长，并分别兼任下属各二级部部长。一个部门任用这么多高级将领，足见中央和军委对军训工作的重视程度。1957年末，由于叶剑英忙于军事科学院的筹备工作，由我接替他担任训练部部长兼党委书记。
从1952年到1956年，我军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完成由过去单一兵种到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制定和颁布了共同条令及一系列规范，实行了正规化建设所必需的“三大制度”，即义务兵役制、军衔制和军官薪金制。
当然，我军在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如同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一开始就学习苏联一样，我军建设一开始也只能向苏联学习。20世纪50年代前期我军正规化训练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是从苏军学来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同样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在学习过程中，既学了许多有益经验，也机械地照搬了某些不适合我国国情的东西，同我军优良传统结合不够。例如，有的人对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的传统一度有些忽视，提出“要实行单一首长制”、“政治机关要大大压缩”、“政治干部要大批改行”等错误意见。
经过一段时间，这些缺点和偏差逐渐被察觉，并开始得到纠正。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召开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并批评了以单一首长制来抵消和削弱政治工作的偏向，提出要纠正军训中指标过高、过急及某些形式主义的缺点。1955年7月，刘伯承在给彭德怀呈毛泽东的报告中，也提出学习苏联军事科学，亟需学习我军战史，使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发扬光荣的战斗传统。刘伯承还建议，对苏军野战条令要批判地使用，要编写我军自己的条令。这些意见也很快贯彻到了实际工作中，比如到1956年，大部分教材（除兵器部分外）都已重编。
我给彭总写的这封信，也成了我向彭总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挑刺挑到了国防部了”
在学习五个文件、检查教条主义偏向的过程中，军内在对建国以来的军事训练的估计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训练总监部在回顾学习苏军经验情况、总结全军训练工作时，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在向苏军学习过程中，确实存在某些不切实际、机械搬用和形式主义的毛病。但同时认为，我们是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学习苏联的，因为抗美援朝急于用，不抄不搬一部分也不大可能，那时我军的武器装备大部分从苏联引进，技术教材和战术教材自己一时写不出来，只能用他们的，这就必然带来一些副作用。但总体来看，建国6年来，军训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只是支流。
但也有少数同志认为，教条主义在军队训练和教育系统已成为一种主要倾向，从训练方针、训练内容到训练方法都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已是方针、路线问题。
南京军事学院也存在不同意见。一部分学员对当时实行的“六个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和近似“三堂会审”的考试形式反应强烈，认为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太紧张、太严格，受不了。有的学员还给上级写信，反映学院“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都有教条主义倾向。
当时训总一个工作组在南京军事学院调查。工作组有的人把训练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都同教条主义联系起来，形成了军事学院教条主义严重的结论。有的人甚至说“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这段时间还传出“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的说法。
种种分歧，种种说法，引起了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的重视。1957年2月，彭德怀亲率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调查。回到北京后，彭德怀向中央和军委写了一份书面报告。报告肯定了军事学院工作的成绩，又特别指出：“……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
分歧没有弥合，反倒因为这份报告加重了。军事学院党委扩大会经过讨论，作出了《关于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肯定学院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对缺点错误只是写有“教条主义倾向”，而没有同意彭德怀“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提法。
我当时在北京参加了军委秘书长黄克诚组织的对这个报告的讨论。我明确表示不同意“教条主义是训练和教学中主要倾向”的估计，对把军事学院冠以“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说法更不满意。我认为，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可以纠正，但不能夸大事态；军事学院在教学方面有生搬硬套的东西，但不能说在整个教学内容上都“与我军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黄克诚不赞同我的意见，认为报告的评价是适当的，我坚持认为，应当肯定学院的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黄克诚认为，报告没有否定学院的成绩。我认为，说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实际情况不相适应，逻辑上就是全部否定，这样就近似全盘否定，至少容易产生全盘否定的错觉。黄克诚说，那就把这句话改成“有些不适应”。这样一讲，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尽管不说了，但认识没有统一。我感到当时的分歧并不是要不要学苏联和有没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对建国以来中央和军委制定的建军方针以及依据建军方针制定的训练方针怎样看的问题。军队的训练方针都是经军委审定批准的，这些方针又是根据中央和军委关于向现代化、正规化战略转变的建军方针拟定的。不能一反教条主义，就连训练方针甚至建军方针都否定了。
1958年2月，彭德怀送来一篇庆祝苏军建军30周年的讲话稿初稿，征求我的意见。其中说道：“把正规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看，当作全面的建军方针，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错误的，因为正规化现代化这两个口号没有联系政治内容，所以在军队中曾经引起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
我对彭总批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口号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感到有必要同他交换一下意见，就写了一封信。
我在信中写道：“我们过去提出这个口号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因为正规化是对游击性说的。当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胜利的时候，我们处于农村，生产力低和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各个地区产生起来的军队，除了党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的战略战术思想外，其他如编制、装备、供给、作风、制度等等，都不统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全国范围胜利后，我军有全国经济基础（其中有百分之几十的现代工业，而且比重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而逐渐增大）的支援，又有苏联等国家对我的援助，前述情况就基本结束，因而提出正规化和现代化口号，理由也是如此。”
我还引证了政协《共同纲领》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彭德怀本人过去对两个口号的论述，认为“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是党中央、军委及许多负责同志提出的，他们提出这个口号，不仅是从要具有和掌握现代军事和学术来提的，而且同时是包括和联系政治内容说的……在执行这一口号中，有若干同志产生错误认识和产生一些偏差，这是必须批判和坚决纠正的。因此建议将批评的火力集中在这些倾向方面，而不要批评口号的本身。”
那时，党内军内的风气还比较好，可以提不同意见，我也没有什么顾虑。事情到这时，也只是认识上的分歧。谁知，这些分歧竟引发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政治斗争，这封信也成了我向彭总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眼前的一切，真是我入党以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而且竟发生在一千几百位我军高级将领参加的会上
我给彭总写信后不久，训练总监部召开机关四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贯彻中央关于反右倾、反贪污浪费，同时反教条主义的指示。会议由我主持。反贪污浪费，大家认识都一致。讨论到反右倾和反教条主义时，又发生争论。大家对前段传说“训总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等不满，认为应当肯定全军的训练工作。对原在训总工作、批评军训工作“教条主义严重”的一位负责人，大家意见很大，一时言辞比较激烈，说了一些过头话。
就在会议快要结束时，事情起了变化。总政治部派来工作组，工作组负责人一来就说，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还宣布：“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某某某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会议风向急转，基调变成了反教条主义。
这时，一场政治斗争的风暴突然降临。
我接到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通知，训总机关四级干部会暂时休会。
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是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议的。当时，“大跃进”势头已起，毛泽东想借此促一促军队工作，以整风的方式讨论军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统一认识，会议开始并没有把反对教条主义变成主题。
我起初对这个变化感到纳闷，但一年后，1959年8月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透了底，原来从中作祟的是林彪。林彪在那次讲话中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训总四级干部会议开了个把月……我刚回京时，某某某同志找到我那里去，无意中谈到萧克……萧克有教条主义倾向。我才开始接触到这个问题，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得到这个材料以后，认为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这个思想内容。把情况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会议是毛主席决定的，材料是× × ×提供的，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议……”
会议不仅变了主题，而且把反教条主义上升为“路线斗争”，认为反教条主义斗争是“在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并给我们扣上了“军事教条主义”、“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帽子。有人说，8年来“军队的建设实际上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军委的正确路线”，“另一条，是和中央军委的路线相违背的、教条主义的、军阀主义的、违背人民战争、人民军队建设原则的建军路线”。并且说这个斗争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军队和无产阶级军队建军原则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会议期间，6月23日、29日，毛泽东作了讲话。他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他还不适当地批评了刘伯承。
毛泽东讲话以后，批判的温度又上升了。会议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教条主义和所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先后点了我、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带病赴京，一下火车就要直接到会场上作检讨，结果因身体不好，特别是因眼病加重，眼压升高，住进了医院。住院之后，刘伯承冒着眼睛失明的危险仍继续写检讨。7月10日，他在别人搀扶下，迈着蹒跚的步子走上讲台作检讨。在检讨中。他既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也违心地作了自我批判。除了迫于压力，刘伯承更多地是想尽快平息事情，保护一批同志。言者话音沉重，听者为之动容。看着这位年近古稀而又疾病缠身的老帅，许多人潸然泪下，以致听完他的检讨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苍天有眼，也会为之垂泪。然而，斗争的火力却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来愈猛。会上竟编造出一个“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说我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会议还批判我给彭德怀的上书，是只要正规化、现代化，不要革命化。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们已经没有申辩的权利，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斗。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长蔡铁根在会上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即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连轰带扭，赶出会场，关押起来。
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真是触目惊心！这是我入党以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情，而且竟发生在一千几百位我军高级将领参加的会议上！我真是痛心极了。更让我无法接受的是逼着我承认“反党”，我无论如何不接受这个“罪名”。那些日子里，我常常彻夜不眠，眼望着天花板，一直到天明。
然而，在那种气氛下，不容你接受不接受。军委扩大会议开了两个多月，最后作了决议，给我的定性是：“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
运动中开了建国以后军内以大批判开路、无限上纲、无情打击的坏头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对我们的批判仍未停止。总政治部派了工作组到训练总监部，领导批判斗争，指定训总组成新的临时党委，进行揭发批判。他们把预先圈定的所谓“反党宗派成员”，分别采取隔离、禁闭、监视的手段，威逼利诱，以使我们认罪。
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始终没有承认“反党”。这时他们就用高压政策，大会批，小会斗，有时连晚上也不能休息，以逼迫我就范。从5月到8月，我连续挨了4个多月的批判，身体精神疲惫不堪，心中窝火，加上时值夏季，正当酷暑，在一次批斗会后从礼堂回办公室时，忽觉胸口难受，就蹲在路边大口大口吐起血来，回到家里又吐了不少。医生见状，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他们不但没有表示同情，反而指责医生“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
我心中的痛苦难以名状。入党30多年，历经艰辛，我在长期工作中有不少缺点错误，但绝不会“反党”，我还想为党做工作，还想继续干革命事业，如果就这样死了，岂不冤枉？我想，只要有人在，“戴帽子”又有什么关系？我已经是被打倒的人了，再承认一个“罪名”也不过是打倒。“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将以我毕生的言行，证明我对党的忠诚。我决定作违心的检讨。
我按照他们的需要写了检讨，这才算过了关。
1959年5月14日，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到军队团一级党委和地方的地委，这场反教条主义的斗争才算结束。
在运动中，除了我、李达、郭天民外，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李为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十几人都被打成“反党分子”。这些在训练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辛勤工作的同志，有的被撤职，有的被降职降级，有的被调出军队到地方安置。对陈绪英处理最重，因为他拒绝揭发被点名批判的高级领导人的所谓“反党”活动，被赶出军队，送边疆劳动改造。
同军队的磨难比起来，个人的不幸算什么？由于反教条主义斗争开了恶劣的先例，全军各级主管训练工作的干部和院校工作的干部，大部分受到错误批判；院校教员特别是教研室主任一级的干部，都被指责为“传播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媒介”而调离院校，改行或转业。从此以后，部队不敢抓军事训练，不敢抓院校工作，不敢学习外国经验，不敢开展军事学术研究，建国以后刚刚起步的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遭受严重挫折。这是1958年反教条主义斗争造成的更为严重的后果。
那场斗争也开了建国以后军内以大批判开路、无限上纲、无情打击的坏头。不到一年，彭德怀上书毛泽东，犯了批评“大跃进”的错误，也被打成“反党集团”。又过了一年多，林彪又用同样的手段整谭政等同志。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冤狱遍地。
“文革”结束以后，1958年反教条主义斗争被党中央否定，受这场错误批评牵连的同志逐步得到了平反，这桩公案得以澄清。有一件事令我十分感动：还在“文革”前，彭总被“罢官”后，曾嘱托他的侄子彭起超代他向我道歉。“文革”结束后，彭起超找到我家对我说，他伯伯要他向我转达几句话：“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我听了非常激动。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他的话，既是自责，也是一个老革命家对党内斗争这个问题的深刻思考。
1958年的那场风波过去多年了，回想起来总不免感到痛心。但回首沉痛的历史能从中总结出深刻的教训，以为今天和未来的借鉴。还是那句老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善于从历史错误中学习许多东西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