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映像记忆篇

岁月长河里，有很多点点滴滴的美好记忆，常常会在不经意间想起，感谢那些陪我们度过美好瞬间的人和事。旧时光宛如一张张老照片，虽然有些泛黄，却记录着曾经，每一张影像在我们的成长中都记录着快乐、天真，它让我们在回忆中一遍遍重温幸福的滋味，那些年，那些事，那些幸福的味道，让人铭记在心。其实，这些与物质没有关系，它来自内心深处的满足。或许，我们走遍世界最美的景观，却依然眷恋家乡的角角落落。

我把儿时记忆丢在了林甸

刘宝元刘宝元，1968年生人，出生于林甸县渔场。2000年后离开林甸县工商局，下海经商，现定居大连。

在我的童年，经常听母亲说的话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人活着，千万要走正道啊！”母亲没有文化，做了一辈子家务，但她一直用那淳朴和善良的心影响着我，很多不成文的规矩像一粒粒种子，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并同我一起成长，结出了一串串母亲所希望的果实。如今，我的女儿二十几岁了，我依然对母亲的话感触颇深。每每与母亲闲聊的时候，总会把我带到那并不遥远的过去。

借米

我出生在农村，六七岁的时候，邻居们都夸我懂事儿，所以，母亲特别喜欢领着我走亲串邻，时常睡在母亲的背上回到家。一次，城里的一位亲属来我家，当时，家里只有玉米面了，母亲非常着急，在锅台上拿起一个盆就朝外面走，不一会儿，就借回不满一盆的小米。没过几天，母亲装上满满的一盆小米让我给邻居送去，我不解地看着，母亲说：“不要让人家看不起，再说下次也好借！”

自那以后，每当家中缺少米面的时候，我都会按照母亲的嘱咐去借，还人家的时候，我也会像母亲那样，装上满满上尖儿的一盆。

两元钱

记得有一次，哥哥在外面玩的时候，捡到了两元钱。当时，算得上是不小的面额了。回家吃饭的时候，哥哥把钱放到了窗台上，母亲发现后问哥哥钱是哪儿来的，哥哥说是捡来的，母亲不信，不由分说，狠狠打了哥哥一顿，硬说是偷来的。于是，母亲没有吃饭，领着哥哥从东家问到西家，边走边问哥哥到底是在哪家偷的。这时候，前院的一位大婶儿跑来说，自己不小心丢了两元钱，并详细描述了那两元钱的样子。这回母亲才相信。

那时候，农村的柴草垛几乎是一家挨着一家，我们每次抱柴火的时候，母亲都嘱咐一遍我们，千万要把柴草垛前的柴弄干净，不要与人家的柴草垛连上，避免人家说偷他家的柴烧。母亲常对我们说：“人穷，志可不能短啊！”

摘豆角

农村的“秧根儿地”里的庄稼长得好与坏是收成的标志，经过苦夏之后的农民终于尝到了秋天果实的甜美。母亲每次上地里抠土豆或摘豆角的时候，都领着我，要不然，我也得跟着去。记得一次去摘豆角，我拿着筐，母亲摘，在豆角还没有盖上筐底的时候，母亲发现进错了地。因为邻居家的豆角地和我家的紧挨着，母亲在地边愣了好一会儿，带我到邻居家把摘错豆角的事情解释了好几遍。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母亲没有吃饭。

当时，我认为母亲实在没有那个必要，很长时间都无法理解母亲的行为，只觉得是她胆子太小。慢慢地，我才懂得。

别人借我家东西用坏了，修好了下次还借，我们有时候就劝母亲别太实在了，可母亲说：“用用怕什么，再说人家知道咱家有，不借多不好。”事情虽小，但对我的影响确实很大。

过年

小时候，我记得农村的家境大都差不多。我家孩子多，尽管如此，逢年过节的时候，母亲仍给了我们很多满足。每到腊月二十八快过年的时候，母亲都把我们叫到一起，从房梁上吊着的大圆篓里拿出黑趟绒厚底的棉鞋，一人一双，别提多高兴了。这是农闲的时候，母亲用她那布满老茧的双手，一针针、一线线纳出的千层底儿。

除夕当天，母亲给我们炒上几锅瓜子，再给我们衣服兜儿里装得满满的，母亲告诉我们：“各家串门的时候，兜里空空的让人笑话。”年三十儿晚上，我提着母亲用罐头瓶儿给我做的灯笼，和小伙伴们东家跑西家地玩着。累了，回到家中，吃上几个母亲为我们缓好的冻梨，然后，全家人围坐在土炕上，听母亲讲述她过去的事情。

待我一觉醒来的时候，新的一年又开始了……

故居是一本书

陈清伟陈清伟，男，1972年出生于林甸县隆山乡，退役军人，曾任部队卫生员。进修于长春中医学院，就职在宏德中医诊所，除本职工作外，喜欢书法，酷爱文学。

小时读过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作者的心情和所体现的深刻含义，肤浅地认为不过是几间破房子。长大以后，渐渐明白，那是一段藏在心底的乡愁，是童年的记忆，是按下去又涌上来难以抑制的心潮……

每当途经老村落，不免看上几眼故居。它已经陈旧不堪，土坯砌成的墙壁饱经风雨之后苍起爆皮，如脱发的老者变得斑驳。但它依然矗立在那里，吸引着我的眼球，勾起我诸多的回忆。

应该是烙印，也是一种情结，我就出生在这里。时常记起兄弟俩的吵闹嬉笑，大黄狗看着我吃东西，围着我追赶着，摇着尾巴，伸着舌头，在身边转来转去。小土鸡也歪着头东张西望地在院子里找食吃，老人不作声，坐在小凳上，慈祥地微笑着。父母就在这里过了一辈子，没有住过高楼，没有欣赏过城里的市井繁华，更没有过上几天舒适的日子。深夜，洋油灯下，母亲仔细地纳着鞋底。昏暗的光线，锥子扎手是常有的事，总是把手指放在嘴里吮上一下，我想一定很疼。父亲干完活，卷着呛人的蛤蟆头烟叶，喝上几口老红茶，和乡邻们谈谈地里的庄稼，算是一种小憩。直到现在，我还依稀记得父亲的那个烟盒子，那件穿了又穿、补了又补露着乱絮的棉袄。还有那双苍老满是老茧的手，那张下地回来晒得黝黑的脸，那双在寒风里略微发抖瘦弱的肩……

屋前是用泥土堆砌或用向日葵茎捆扎围起的小园儿，是嫂子细心经营的土地。父母过世后，嫂子完成了对我的爱的接力。那些不忍扔弃的坛坛罐罐，装着全家人过冬接济的小菜。小园黄瓜下来的时候，摘几个扔在井里，吃上去凉凉的，很解馋。嫂子人很善良，手又很巧，家里的衣服几乎不用去买，都是她在休息的时候抽空裁剪的。自己舍不得换几件新衣服，结婚时的一套衣服穿了五六年。每次我在学校获奖回来，她总是眯着眼睛憨笑着，嘴角流露着成就感。随着侄女侄子小生命的降生，家里添了新的内容。记得有一次我让侄女骑在自己的脖子上，自己稀罕得不得了，一边嘴里哼哼，一边屁颠屁颠地跑，逗得侄女前仰后合地笑，一不小心，便尿了我一身。虽然觉得有些埋汰，但仍十分开心。侄子比侄女胖，抱在怀里沉甸甸的。出生时，接生婆给他枕了一本书，希望他是个读书人。果然，长大以后，侄子考上了大学，满足了家人的愿望。

在故居前站立久了，会不自主地落泪，想想父母的艰辛，想想自己的青苹果时代。尽管都迷失在时间的长河里，可是却像尘封的老酒，不时地翻出来品了又品、看了又看。我想绝不是一阵风雨、几片浮云那么简单，历经数年，我们进城有了工作，有了新居，可这几间土房子，成了历史博物馆，成了心灵深处的一本书，一本满是血泪，满是立本正人、一团和气、勤俭奋斗的家史，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在精神境界里百读不厌。

那些年，睡在通铺的兄弟

马腾水马腾水，林甸一中八三届二班毕业生。1986年7月毕业于克山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分配到林甸一中任教。曾是林甸县第一中学语文教师、语文教研组组长，是语文学科带头人。现为齐齐哈尔中学高三语文备课组组长，齐齐哈尔市高中教师专家组成员。

1977年恢复高考，林甸一中前三年没有招住宿生，只招少数几名农村同学，食宿自理。1980年正式面向农村招生，可能是考虑解决食宿困难的缘故，这一年，采用两个分数段，农村段比城里段高出四十分。而且，当时农村学校没有开设外语课（中考外语占三十分）。尽管这样，录取的一百八十四名同学中，农村同学还是多于城里的，接近百名的农村青年怀着一种朦胧的希望踏进了本县最高学府——林甸一中的大门，而我便是其中之一。

艰难困苦磨炼坚强毅力

这一届四个班级，最开始班主任都姓李，一班李维学，二班李柏枫，三班李崇和，四班李忠民。后来，一班在高二时换成李维馨，高三时又换成王连奎；二班在高二时换成赵殿胜；三班高一开学不久就换成夏秉信，高二时换成耿林平；只有四班班主任没有换人。当时学校只有三栋平房，最北的是高二教室，中间为办公室，南栋是高一教室。当时没有高三，1982年开始高中才变为三年制。校舍很紧张，老师办公室一屋子十多个人。当时校门朝北开。

学校没有食堂和宿舍，凡是离家较近的，比如宏伟乡、东风乡、红旗乡东部的，或者在城里有亲属的同学都暂时不来食宿，只有离家远、城里又没有亲属的，实在没有办法，就得依靠学校，由县教育局小食堂来解决吃的问题。住的问题是个大困难，开始在学校会议室（办公室最西头两间），有几张桌椅，最早的宿舍就安排在那里。第一天有大约五名同学，后来逐渐有十名左右。晚上睡办公桌和椅子，早晨把被褥捆好放到一边，会议室照常使用。用桌凳搭成的临时“床”，由于凳子和桌子高低不平，铺上去的被褥过于单薄，躺下许久都难以入睡。不但如此，而且很不稳固，有打把式习惯的学生半夜从上边摔到地上的事也是有的。

这种情况有一周多，后来学校把在四中院内的一中蜡厂的仓库腾出一个三间大屋作为学生宿舍。设南北两趟通长的大板铺，住宿的同学由十几名增加到三十几名。主要是高一同学，只有张喜、李山等很少数的高二同学住了进来。负责宿舍的是辛凤桐老师，当时他已经七十来岁，每天早晨去叫我们起床，习惯性的喊法是：“起床，起床，晚上懒着睡，早晨懒着起。”就这样，日复一日，渐渐地，大家对辛凤桐老师产生了感情，也愿意与之接近了。整个一个秋天，我们在这里度过，晴天还算可以，雨天就惨了。四中院里泥泞不堪，难走极了。随着冬天的来临，我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由于隔壁就是蜡厂的仓库，以前失过火，现在需要特别注意防火，生火炉是绝对不可以的了，逐渐地，我们在晚上学习就得披棉被了。当1980年第一场雪在夜里下过之后，早晨我们发现被子上都落了一层雪，这个土仓库的窗户和门实在是不够严实，这里不能再住了。当天学校就腾出了值班室（办公室最东头）的三间房，钉制了一圈板铺，把我们转移过来。这个临时宿舍一直住到第二年9月正式宿舍建成。

这个宿舍冬天很冷。虽然有一个火炉，但是没有专人给烧。我们这些农村同学当时不会烧煤炉子，再加上都只顾埋头学习，没有谁对炉子上心。每天晚上炉子只是烧一会儿就灭了，有时是没有人管灭了，有时是有人管却管不好灭了。总之，当我们每天晚上十一二点钟回到宿舍睡觉的时候，炉子和屋子都没有热气了。那个被窝实在是很难钻的，有时，我们趁着炉子没有灭的时候，放上一块砖头，烘热后，用纸包上焐热被窝。

盼到了开春，天不那么冷了，但这个宿舍的又一个缺陷显露出来了，那就是潮湿。三十多人在一个屋的大通铺上居住，经过一冬洗脸水、洗脚水的溅洒，春天蒸发出来，整个屋子潮湿不堪。一些同学就是在那时得了关节炎、痔疮等顽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感谢这个临时宿舍，因为它毕竟比那用桌凳搭成的“床”要强得多，比透风透雪的蜡厂仓库也要强得多。

当时，林甸县农村正处于由生产队制度向联产承包责任制过渡时期，全县农民普遍很贫穷。这批住宿生吃、穿、住都极其简朴，多数同学无论冬夏就一身衣服，有的还带有补丁，至于内衣更不用说了，在宿舍公开抓虱子不是稀罕事，这些往事实在不堪回首。

到1981年9月，学校的食堂、宿舍（在学校院里靠南侧，一栋砖平房。东半栋是食堂，西半栋为宿舍）建成，我们搬进新宿舍的同时，下一届同学也进入了一中。由于当年一中招生没有城乡分数段的差别，所以，这一届的住宿生更多了，超过百人。新建成的宿舍还是不够使用，只好把食堂的吃饭大厅也利用来住宿。四间房的吃饭大厅没有一张饭桌，却摆了几十张双层铁床，只留下一条打饭排队用的过道。水泥地面上没有干爽的时候，总是一层水。这屋住的都是高一新生，和他们相比，我们高二老生一间房的宿舍住十个人，真是幸福多了。

为了能节省一点儿现钱，我们常常从家里带一些干粮，基本都是窝窝头一类的，可以就着咸菜吃，不用上食堂。有时带得多了，放坏了，甚至还舍不得扔掉。高一上学期的秋天，有一次，我带的窝窝头都长毛了。实际带的不算太多，因为想多吃几天，所以没有敞开吃，结果放坏了。当时，来自东方红公社（东兴乡）的王刚同学，由于买了一本小说看，把钱花冒了，没法再向家里要。他看好了我的坏窝头，不让我扔。用袋子装着放到宿舍（蜡厂）房顶上晒，他把这些坏窝窝头又吃了四五天。多年之后，我们见面，他说：“当年是你那些长毛的窝窝头帮我渡过了难关。”我们当时非常羡慕山东（祖籍）同学，他们可以从家里带大煎饼，既好吃，又能放很长时间。

无法忘却的关照

整个高一学年，大家都特别困难，普遍有吃不饱、挨饿的感觉。这一年学校安排我们在教育局食堂就餐。当时，食堂的管理员是孙振兴老师，大师傅是李玉莲，还有一个姓冯的师傅。几名工作人员对我们都很亲切，非常照顾我们这些农村同学。食堂开得很不错，早晨挂面条、中午小米饭或高粱米饭、晚上苞米（左米右查）子，都非常好吃。饭食都是一分五一两，菜主要是土豆炖茄子一类的，一毛钱一碗，物美价廉。可是，我们兜里的钱实在是太少了，多数同学都定量，每顿四两饭。十七八岁的男孩子正长身体的时期，四两饭怎么能够吃呢？况且又缺少油水。我们每天都感觉空空落落，肚里没底。只要每顿多花三分钱，就能多吃二两饭，就差不多饱了，这是我们当时的愿望。我们时刻都在注意节省每一分钱。举一个例子，教育局食堂晚饭都是吃苞米（左米右查）子粥，一碗二两，买第一碗时交一分的咸菜钱，再买只需要交粥钱。有的同学发现了这里有空子可钻，他比别人晚一会儿去食堂，等有同学吃完饭，用他没刷的粥碗去打饭，就省下了一分的咸菜钱。其实，食堂的大师傅也都深明此理，但出于同情，也就假装没看见，不给揭穿了。有时，饭菜有剩余的时候，师傅们还能为我们多添上点儿，那就别提有多感激了。

本校食堂建成后，由于就餐学生太多，条件远远不如教育局食堂。饭食以大窝头和高粱米饭为主。进入高二以来，我们各家的经济条件有所好转，能吃饱饭了。甚至偶尔可以到饭店改善一次伙食，也就是吃馒头蘸酱油。现在回想，那时的站前饭店对我们真不错。我们一去，每个人只买一斤馒头，围着饭桌白吃他们的酱油。工作人员从来没有歧视我们，而且，有时还让我们到厨房去舀饺子汤或面条汤喝。往事一幕幕，心存感激。

记得高一时，老师与林甸县糖厂联系，领着我们去掏甜菜垛。甜菜垛几十米长、十几米宽、六七米高，呈梯形。初冬季节，内部不透风，甜菜容易发霉，需要用人工从里面掏出几道沟，完成一垛，每个学生能挣五元钱。第一个星期天，我们全班同学都去了。虽然累，但能挣到五块钱是非常高兴的事，对于我们农村孩子来说，那可是半个月的伙食费。第二个星期天，仅有我们住宿生和极少数街里同学去了，因为需要起大早，贪大黑，这样的苦对县城里的同学来说是很难承受的。第三个星期，我们却再也没有盼来这样的好事，以至于至今回想起来还有些惋惜。

还有班级的煤炉子，每天起早负责引着，白天还得看着烧，一个冬天报酬是五元钱。这个活当然各班只有住宿生来干了，而且还得是家庭特别困难的。

周末放假是最难熬的，县里的同学和离家较近的农村同学都能回家与家人团聚，改善一下伙食。而我们路远的，只能几个星期才回家一趟。冬天还好说，路不平，风大点，还都能克服。最糟的，是夏天遇上雨，自行车骑不了，有时只能步行。我家在花园乡永远村，离县城七十多里土路，骑自行车需要四个多小时，在泥泞的道路上步行会累成什么样，可想而知，有时，还得扛着自行车走。第二天，还要走着回校上学，难啊。因此，从进入高二以后，我们就不经常回家了，既避免旅途之苦，又能有更多的时间用来学习。

记得有一次周末，我们二班的五名没有回家的远道住宿生突发奇想，到学校西南的菜社地里偷西红柿。每人拿一个书包，在漆黑的地里摸熟柿子，装得差不多满包后往回走，路过一片辣椒地。大家一商量，把西红柿都倒在了地垄沟里，开始偷辣椒。因为辣椒是可以当菜吃的，而西红柿只能解馋。我们偷了满满的五书包辣椒回来。再由其中一名同学到亲属家要了一小坛子大酱，整整一周的时间，我们把这些辣椒和大酱全部消灭掉。这一周，我们在食堂只买窝窝头，没有买菜。我们有两个同学在这之前从来不敢吃辣椒，其中有我一个。

艰苦的吃住条件，使少数意志薄弱者没有坚持下来，高一、高二时都有同学辍学，多年后，再见到我们时，他们都说很后悔。

进入高三以后，我们兜里的钱比高二又充裕一些，但是普遍感觉饭量下降了。每天起早贪黑，着急上火，心理压力非常大。偶尔可以到饭店要点水饺，但也吃不了多少。

刻苦攻读成就有用之才

艰苦的生活条件造就了这一代学子坚忍不拔的学习品质。整个高中三年，用寒窗苦读、孜孜不倦、夜以继日等词语来形容这批同学都是非常恰当的。我们本来基础就不如城里的同学，再加上因生活压力所带来的心理压力，自高一入学开始，同学们就都较着劲地学习。

我们从农村考来的学生，英语成绩几乎都是零分。面对这种情况，学校在分出的四个班中，有意识地分出了英语快慢班。当时一班是英语快班，90％的学生是县里的走读生。他们从高中英语第一册学起。而二班是英语慢班，90％的学生是农村的，英语从初中第一册学起。三、四班是俄语班，也从零开始。这样，从英语这科就明显看出了差距。所以，我们把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到了学习英语上。和现在的小学生一样，从基本字母和音标学起，六册原本三年的英语课程，我们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学完了，与一班的高中第一册英语一同结束的。如此的英语基础，其成绩和效果可想而知了。由于让英语占去了相当多的时间，影响了其他学科的学习，致使一些同学严重偏科，才导致高考及第者没有几人。在后来的同学聚会中，有些当年教过我们的老师无不慨叹地说，英语误了一代人才。

住在校内，总体上生活就是宿舍、教室、食堂三点一线，同学们的目标就是一个：学习，考学。学习时间自不必说，在教室里多次出现贪黑的和起早的同学碰头的情况。

同学们珍惜时间达到见缝插针的程度，在食堂打饭排队时，拿着卡片或笔记本背题的现象非常多见；由教室到厕所的路上，很多同学都习惯于跑步去回，我们几个喜欢玩单杠的同学，在跑回的路上，还得匆忙地做几个引体向上；有时，也利用课间的十分钟睡一小觉，以提高学习效率。那时，学校只有正课，没有统一的自习，下午的后两堂课以及晚上时间全靠自己支配。教室里，虽然没有人维持秩序，但秩序井然。每天晚上，各班教室更是住宿生的天下，大家都自觉地学习。当时，学校每个周末都正常放假，但住宿生轻易不回家，利用这个时间来学习。冬天各班级的煤炉子都是由住宿生来负责起早引着，基本没有什么报酬，但我们都毫无怨言、恪尽职守地去做好，因为这个活儿可以制约着你必须早起，能比别人早起，多学习一会儿。

刻苦的学习精神不仅使这些同学在高中三年的学习成绩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也为后来的工作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时的高考升学率非常低，1983年全校专科以上共考取三十二人，其中住宿生十五人，有何少波（北京师范大学）、赵波（武汉测绘学院）、刘吉昌（哈师大）、王洪全、王占富、何衍春（黑大），侯贺军、王臣林（东北林学院），侯玉江（东北电力学院）、吴志刚（沈阳华工学院）等高分段的院校。全校考取中专十六人，其中住宿生九人，王涛、李学斌、张超等考的学校都不错。后经过补习，又有十几名住宿生考取了大中专院校。其中姜国生、姜维军（哈师大）、宫旭东（武汉地质学院）等都是当时很出色的学生。

高考落榜的住宿生，少数几个家长吃供应粮的同学能参加一些单位的招干考试，考进银行、公安等部门，比如刘佩军、冯建军、张中海、葛敬平等，刘佩军是林甸县农业银行的副行长。其他的落榜同学基本上都在乡下从事教育工作，是各个学校的中流砥柱，很多都已做了校长、副校长。一班的杜喜财是花园乡的一个小学校长，二班的赵建秀、邢占军、王小东、张志彬、徐庆龙分别在东风、四合、黎明、东兴乡的中小学担负着领导职务，三班的邢志强现在是四合乡中心校副校长，张文学是四合乡的一个小学校长，四班的马全忠在做黎明一中校长。

至今想来，除了要感谢林甸一中给了我们农村学生求学的机会外，还要感谢我们的父母。如果没有他们咬紧牙关对我们的全力支持，我们一定不会有这样的工作岗位，也就与那些当初没有考上林甸一中、在家务农的同学没有什么两样了。

住宿生考取学校的发展好一些的，比如王臣林、谢山川、李喜贵、林江、李学斌等都在政府部门担负着比较重要的职务；宫旭东、张超、张继广等在大庆石油系统的企业部门担负着重要职务；张喜、田永辉、张久臣、陈录、王涛、侯玉江等在金融、土地、保险、公安、电力等部门施展才华；刘吉昌、胡广海、王兴文等在大学发展；姜国生现任大庆油田水务局经理；姜维军任大庆六十九中校长；何衍春在黑龙江省省委组织部任处长。

林甸一中这片沃土，使我们这些很单薄的小苗茁壮成长，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感谢母校，祝我的母校长足发展，继续人才辈出。

我的父老乡亲

王淑萍王淑萍，1962年2月出生，小学文化，爱好文学、写作。自由职业，现居住林甸县花园镇。

今天打车回了曾经住过的老屯发展村，即便是步行十几里，也会毅然前往，不管天寒地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走！任性，对，明知如此，也还是由着性子，以为到了这把岁数，后半生就更要好好地活着，为自己。

阳光明媚的天儿，心里面也不由得哼起了歌。坐在车里，欣赏着大自然的风景，蓝天白云，空气清新，白皑皑的雪铺满了大地。老天爷又起了个大早，把树装扮得银装素裹，微风一吹，小雪花轻轻地飘落在车玻璃上，就像剪出来的洁白窗花，这就是东北特色。虽然没有《北国风光》里描写得大气磅礴，却别有一番秀丽和韵致。路上，送粮的大车排出好几里地。我坐的小轿车从它们身边经过，就像个蛤蟆从脚底下爬过。看着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我想，今年又是个丰收年，我的乡亲更富了。

今天是6日，每逢6日是村里赶集的日子。到了村子，赶集的、摆摊的，几乎是人挤人，好不热闹。虽然是冰天雪地，但在他们的脸上没有看出一丝寒意，不停地在讨价还价。路上的人们，你来我往，络绎不绝，个个都是满载而归。我看到这些熟悉的面孔，是那样的亲切和高兴！

不一会儿，到了老二家，人亲炕更暖。我在这儿住了两宿，就为了找找从前的感觉。这一晃儿，搬走也有六七年了。我家老二两口子人缘好，为人正直，热心肠。他是木匠，屯子里有盖房的，虽然正值农忙，他也会挤时间，起早贪黑地去给人家干木匠活，而且还不要钱。到了农闲的时候，亲戚朋友、东西两院的，都来他家串门，坐在热炕头上，唠唠今年的收成，奶牛出多少奶，肥猪多少钱一斤，过年杀几只鸡、宰几个鹅，来年还种什么苞米种子，你家闺女该找婆家，我家小子该娶媳妇了，净唠扯过日子的碎碎叨叨的家常嗑儿。

这次回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见到了大成子——我们家亲戚。在我回去的第二天上午，大成子就来了。他个子不高，黝黑的皮肤，四方大脸，说话憨声憨气的，少言寡语。人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踏实，能干活，肯吃苦，会过日子。我们的年龄差不多，我说：“大成子，你家种多少地呀？”我就这么一问，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一点儿没种，两个孩子也供完了。我一年到头在外面打工也不少挣，她婶也该享点福了，这辈子和我也没少遭罪。她在家养点鸡鸭狗就得了，想吃鸡鸭就杀两个。这不，我干完活才出来，把炕烧热乎了，背了一大堆柴火，水缸拎满了水。”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夹着一个脏字。从他的语气里，我能感到这个脏字表达了他对生活的满足和自豪。他侧坐在炕沿上，抽着烟，说得津津有味，我听得也很投入。瞬间，好一幅温馨幸福的画面，呈现在我的面前。我不想插话，甚至想咳嗽都忍着，怕打断他的话茬儿。看着他眉飞色舞地描述，我不由自主地仔细打量起这个人来，他身穿蓝棉袄，敞怀儿，里面还套着马甲和绒衣，烟色的裤子，脚穿一双林甸产的老头棉鞋，身上还带着柴火叶和灰尘，多么朴实的庄稼人形象。他的话是那样真诚、感人、发自肺腑，是这些年风风雨雨中打磨出的最真挚语言。

这几年，乡亲们的变化可大了，泥泞不堪的路少了，都是砖和柏油路，村村通、屯屯通。低矮的土坯房越来越少了，都变成了宽敞明亮的大砖房，家家都装了太阳能热水器，一天二十四小时热水。食物储备更是充足，想吃冻的，冰柜里塞得满满的鸡鸭鱼肉；想吃鲜的，鸡鸭鹅逮住就杀；想吃猪肉，几家合伙就杀一个。

尤其是夏天，院子里有小鸡咯嗒咯嗒下蛋，鸭子和大鹅听了很不服气，心想，你太能显摆了，有什么了不起！然后，拽嗒拽嗒地走到窝里，一使劲儿，一耷拉翅膀，和你比比看谁下的蛋大。菜园里的菜品样样俱全，那可都是纯绿色食品呀！房后的树根儿底下，三个一堆、五个一伙，有唠嗑的，有打麻将的，还有玩扑克的，挺好的农闲季节。

从我不务农以来，这几年，年头可好了，雨水调和，温度适宜。现如今，种地不用人撅着屁股播种，铲地的锄头都搁置了，喷上农药，犁两遍，就等着一个好收成了。到了秋收，人们也无须贪黑起早地一穗一穗去收了，都引进了玉米收割机。好一派丰收的景象！再看看交通工具，摩托车都快淘汰了，家家都买了小轿车。现在，我的家乡真是田野芳香，猪肥牛壮人健康。

之所以对这块土地感悟这么深，是因为这里是我人生的开始。虽然在这里曾经历过繁重的体力劳动，前二三十年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也强健了我的体魄，磨炼了我的毅力……这一切，令我更加难忘在田间地头品尝的苦乐滋味。我收获、我成熟，我在慢慢体验人生中，慢慢变老。

在小村的田间地头，留下了我捕蚂蚱、抓蝈蝈的身影。在老榆树下，仍然回荡着我和小伙伴们荡秋千喧闹的笑声，嘴里还反复地吟唱“拉大锯，扯大锯，姥家门口唱大戏。接闺女，唤女婿，小外甥也要去”的童谣……在小乡村曾体味的童年幸福，就像一张影碟，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在回忆旧岁月纯真美好的同时，更爱现在的小乡村，欣慰于这里点点滴滴的新变化，欣慰于父老乡亲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

故乡的记忆

王锐王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生于林甸，林甸一中毕业后去大庆求学，现在大庆从事教育工作。多年来，唯一放不下的，就是书籍与文字。愿文字在愉己的同时，也能感染读者。

提起林甸县胜利村一定有好多人没听说过，可是一说起“鹤鸣湖湿地温泉风景区”，那绝对是大名鼎鼎，而鹤鸣湖就位于胜利村。

这个小村庄是我的故乡，父亲就出生在这里，如今，我的叔伯姑姑兄弟姐妹依然居住在这儿。

儿时每到春节都要跟着父母回家过年。村子的每条道路我都熟悉，村子里的孩子们是我的玩伴儿，奶奶家的左邻右舍也都跟自己的家人似的，所以，当年的故乡已深深印在脑海中，终生不忘。

胜利人被我们称为“此地人”，当年属于“镶黄旗”，爸爸说清朝时候村里的男人一出生就是有俸禄的。而我印象最深的，则是胜利那与众不同的风俗习惯。

胜利人当年住的是带屋脊的那种大草房，那种房子现在应该只能在旅游风情园里见到。奶奶家是三间房，中间是厨房，厨房南北四个灶台，每个灶台上两口大锅。那时候的烧柴是芦苇（村子边有条著名的乌裕尔河，这是嫩江的一个支流，河面芦苇茂盛，家家院子里都堆着一大垛苇子，一年的烧柴都够了）。东西两侧是正屋，有南北和东（或西）三铺炕连着。最早东（或西）面的炕与南北炕是同样大小的，都能睡人，后来改良成窄窄的一条，只是坐人用。东西山墙上也都有窗户，屋子里特别亮堂。虽说是土炕，不过炕沿往下全都用木板围着，特别干净。寒冷的冬天围坐在热乎乎的炕上，或玩“嘎拉哈”（东北地区的一种用动物关节做的玩具），或听长辈们给我们讲故事，这是我们兄弟姐妹的一大乐事。由于是草房，所以，烟囱不能砌在屋顶，就在房子东西两侧垒出个烟囱桥子，然后接一个高出房顶的大烟囱，特别的气势威武。桥洞旁边是鸡窝，院里再拴条狗，一个标准的农家院就是这样，充满了生活气息。

或许是“旗人”的缘故，此地人特别注重礼节。听父亲说小辈路遇长辈，哪怕一天见八次，也要点头行礼，如果是三天没见，那就要行大礼了，就是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那样下蹲行拜礼。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四叔五叔正在炕沿坐着说话，小姑进屋了，两个叔叔马上站起来，一起点头行礼：“小姐来啦！”他们习惯称我的大姑叫二姐（家族排行），小姑叫小姐。当时才几岁的我睁大眼睛看着，觉得很新鲜，因为我居住的县城里面的邻居包括外婆家这边的亲戚们没有这样做的。过年的礼节那就更烦琐了，三十晚上和初一早上都要给长辈拜年，那些来拜年的人不管多大个儿，一进屋，就跪地给爷爷奶奶磕头，我们这些孩子都在旁边偷着捂嘴笑，当然不敢笑出声，否则会挨训。那时候，爷爷一家照顾一个我们叫韩爷爷的五保户，每到过年，我也要跟着去给韩爷爷磕头拜年，有时候，不小心磕重了，真的很疼的。

那个年代，过年的食物只有黏豆包和冻饺子。“此地人”的这两种食物也是极具特色，与众不同——豆包跟馒头一样大，而饺子却只有正常饺子的一半大小。听父亲说他们的豆包在做豆馅的环节上就跟别人不一样，豆子煮好以后，连汤带豆一起用豆杵子捣碎，稀稀的，用黏米面包上，吃的时候豆馅黏黏的，一点儿也不干，尤其是化一碗荤油蘸着吃，那叫一个香！这大豆包一两个就饱饱的了。包饺子的时候，则是左邻右舍都来帮忙，好多人围着大大的圆桌，一群擀皮的，一群包馅的，说说笑笑，热热闹闹，一会儿，一缸饺子就包出来了。放到仓房里面，够吃整个正月了。现在，再也见不到那种大豆包和小饺子了，生活条件好了，家家都在用着现代化的厨具做着同样味道的大众菜肴。

那时候，去奶奶家过年，还有一个娱乐项目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就是看大秧歌。东北的秧歌是特色，而胜利的大秧歌绝对是特色中的特色。无论是扮相还是表演，周围的村屯包括县城里的秧歌队都比不了。秧歌头儿戴着头饰，披着暗红色的金丝绒的斗篷，手里拿着扇子，一回首一抬足那叫一个潇洒。长得比较矮丑的扮丑角，是“下装”，拿个长烟袋，耳朵上挂两个红辣椒，负责逗乐，在队伍里扭得最欢。那些长得比较帅的男人就自然是包衣了，也就是男扮女装，属于“上装”，戴着花冠，穿着绸衣，垂着大辫子，或端庄或娇羞，比女人还有风情。秧歌队一般都是挨家走，那时候，我有两个叔叔在部队，奶奶家是军属，秧歌队尤其要到这样的人家。先是在院子里扭一阵秧歌，然后，停下来，把秧歌头儿围在中间，秧歌头儿即兴演唱，都是拜年的词儿。奶奶家准备两大锅开水，等唱完了，就把队员们请到屋子喝茶水，抽烟唠嗑休息，这叫“打茶尖”。一家休息好了，再接着去另一家，我们这些小屁孩儿就一直跟在队伍后面混。每一次离开村子回到城里，最恋恋不舍的就是这些大秧歌了。

时光流逝，转眼间离开家乡将近三十年了，现在，只能是有婚丧嫁娶的时候回去看看。当年的草房早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一模一样的示范性住宅，马路平坦，路灯闪亮，游客络绎不绝，完全的一个现代化村屯。现在的孩子们自然也有他们的快乐，将来也会有他们记忆中的故乡模样，或许，也会和我一样，在回忆故乡的时候，不自觉地露出笑容。

一筐鲜活的鱼和一些文字

刘凤君刘凤君，曾在林甸县老龄委、县委办公室做秘书工作。现定居上海。练练字，写写诗，做点小生意。

二十多年前，在家乡林甸县城，参加文化馆组织的县文学骨干作品交流研讨会，采取作者朗读、大家点评的形式。

之所以还记得，是因为有一位文学爱好者，他叫顾聚星，是东兴乡农民。

他读完了自己的文字，大家开始点评。

记得是一篇小说，轮到我点评了。当时有些吃不准，就要过来稿子，想细看看再“放炮”。接过他的稿子后，便有一股子鱼腥味扑鼻。细看那些不够规整却很认真的文字上，还有湿的痕迹。便问缘由。他说：我刚卖完一筐鱼。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不仅感动于他对文字和生活的热爱，更佩服他能做到用卖鱼的手同时写着文字。想着自己，曾靠摆弄文字活了几年。之后，便越来越感到不踏实，觉得那抓不到手里的文字很不可靠。并且，在文字“圈套”中，越来越闹心，甚至有时会情绪失控。

而更重要的是，外面卖鱼的声音太大了，一浪高过一浪。你关上门窗，它从缝隙挤进来；你睡着了，它就顺着发丝滑进梦里……那种诱惑怎么也无法抵御。

终于，我选择了放弃那些文字，毅然加入了卖鱼的行列。

没想到，认真地卖了几年的鱼之后，却又十分强烈地想念起那些文字了，总是觉得有许多话想说。究竟想说什么呢？

——唉，人到底想怎样？

——鱼和文字可兼得吗？

如果有人闻出文字里有不同的味道，我会说：我正在卖着一筐鲜活的鱼。

2009年7月

留住老柳，记住乡愁

于府君于府君，林甸人。目前就职于县畜牧兽医局。一个喜欢摄影、热爱生活、记录生活的人。

我现在居住的北方小城是个三级县城，城不是很大，人口也不多，城乡加在一起不过三十万，城里固定人口也就六七万的样子。打开地图，林甸县犹如一只展翼飞舞的蝴蝶。小城里东西长四里四，南北接近两公里，很是方正，东西以路相称，南北按街为向。城里坐落布局似一副偌大的棋盘，八八六十四个方块，板板整整，利利索索，位于“地球村”上的一个不起眼儿的小角落里。小城历史近百年，置于华夏神州的历史长河中并不久远，但小城留下的房、路、树，黄土、沙石、河水，甚至值得记忆和念想儿的物件，是可见的“活化石”，不容丢弃，不可轻易毁掉。这里的人们就是这样，把古老的东西一辈一辈地传下来。

据林甸县志资料记载，小城从1917年设置县府至今有近一百年的历史。留给这座城市不动的老物件、老见证不是很多，除了老居、老屋、破旧的房子，恐怕就是现存的老树了。早期的老旧房子，砖的、土的，东倒西歪的、零零星星的，有的早已被开发的高楼大厦替代，再也找不到从前的影子了。有些破旧老房子在风雨的飘荡中，艰难地戳在那里，依稀还能见到一些。从前，城里栽植的各种树很多很多，多数是沿街巷和道旁栽植的，也有种植在学校的。打我记事起，在城里几条正街和几个背街巷，原来都沿街巷栽植好多成行成趟的杨树、柳树和榆树。够树龄的杨树都是开春杨花的那种，每年入春，春风不停地刮着，杨树的芽苞很快被风吹开了，在杨树枝杈上，密密麻麻，一串一串挂着大红或紫红的树蕾。榆树长得不很直溜的，是入夏飘榆钱的籽榆。柳树喜水，长得比杨（榆）树都快，高大、粗壮。人们都说春季里柳絮纷飞，但小城里的柳树，并没看到这一现象。这些老树在过去的中小学校园里也常看见，树长得高大无比、遮天蔽日，夏天在树荫下写作业，凉爽、风凉。在树间玩跳绳、踢毽子、钉钉子。小城在发展，街巷在改变，道路拓宽了，居民区的平房渐渐被开发楼区吞没了，替代的是崛起的楼房和高层住宅，学校的平房教室也陆续翻建成了楼房。有的古树自然老掉死去，有些老树被扩路或开发楼盘，人为砍掉了。在重新规划的街路或小区栽植新的树种，像乔木类的银中杨、糖槭、榆树等，还有在乔木树间栽植的小灌木，诸如连翘、丁香、榆叶梅、小柏树等。小城绿化、亮化、净化在提档升级，小城渐进变靓、变美。但我还是念念不忘小城里过去的古柳和老树，特别是尚存可数的写着岁月沧桑的老柳树。

老柳实属不多见了，在城区东北街边的北门里，具体说就是在南北正大街的大祁街最北地段的路东（临街靠地税局西侧的位置）还依稀可见尚存的一排。我从南往北仔细数了一下，刚好二十棵。小城大祁街拓宽、临街楼房开发，这二十棵老柳难得地被保留下来。每年环卫工人都精心为老柳树的树干涂白、剪枝、灌水，在老柳树的四周还围起来小篱笆，提防人为损坏这些年近耳顺的老树。现在，这二十棵老柳沿街齐刷刷地排成一排，树干粗大，随着主街道路加宽加高改造，老柳树的主干离地面的高度明显变矮了，打此路过的人，伸手轻松摸到主干发出的侧枝，老柳粗粗壮壮、绿茵茵、齐刷刷地整齐站成一列队形，天天乐此不疲地迎接过往的人们。

华灯初上，家乡老柳夜色里一展英姿，装扮着大美泉乡。

小城的老柳在一年四季里不断变化着、生长着，积蓄着阳光、雨露、大地赐予的营养。秋冬时节，柳叶凋零，树枝直扬向上，像是在给人们打出致敬的礼节。春夏季节，柳枝飘曳，像是拍打手掌欢迎大家光临似的。寒冬时节，似一群沧桑的老者，无声息地临街站在那里。粗大的树干，凸凹沟回棱角分明的树皮，紧贴在树干上，生怕脱落下来，冻坏自己似的。春天来临，老柳脱去冬装，一展英姿，柳芽在枝蔓树节处拱出来，锥子状，小而浅绿色。那时，一个冬季蓄积营养的彰显，随和煦春风的吹拂，渐渐地张开了细小嫩绿的叶子，在风的呵护和阳光的普照下，叶子由细小越来越变得宽大，由开始淡淡的浅绿，渐渐变成了浓浓的墨绿。春夏的老柳更显得高大、茂密，在风的吹拂和阳光照耀下，摇摆着、彰显着伟岸多姿的身影。我和这些老柳树有不可割舍的情结，我是1996年搬家到地税住宅楼的，那时，这二十棵柳树的树径，充其量也就有两大碗口样的粗细，一晃儿，小二十年过去了，这些树木几经风雨，见粗、见高、见大。每天上下班、出行去回，经意或不经意地看着这些老柳。有时，闲暇遛弯时，走近老柳，经常摸摸粗大、苍老的树干，再用手拍打拍打它们，传递着无声的呵护与无声的交流。

树是大自然与人类和谐共融共生的亲密朋友，树木无论生长在何时何地，都无尽无休、无怨无悔地吸收二氧化碳，吐放着人和其他动物需要的清洁氧气，净化渐糟的空气，我称它是我们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氧娘”。大家现在居住的地方，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凡是花团锦簇、绿树成荫、小溪洁净的地方，都是植树造林带来的良好生态环境。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保护做起，在绿化大地园林化的今天，把家乡城里城外的参天大树、老龄古树，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纳入视野，建立科学有益的保护办法，保护起来，既起到美化绿化家乡作用，又给人们带来唯美的视觉享受。爱家乡要不忘记家乡过去的历史，即便这里曾经是满目苍凉不是富裕之地；爱家乡更不丢弃家乡保留下那难得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让我们留住老柳，牢记乡愁，为把家乡尽早建成美丽乡村，实现美丽中国的梦想助力加油！

我深爱您，家乡的这些陈年老柳——您生长在街巷里，您的存在就是历史的见证，您见证了小城发展的点滴变化与进步前行的脚步。

我为您点赞，家乡的这些苍生老树——您迎风而立于道路两旁，您的生长又将是未来的引领，您引领着家乡在筑梦建设美丽乡村阔步前进的征程上，不断绽放出绿色多彩的新诗篇！

2016年4月1日

匆匆那“年”

周贺周贺，林甸县委办公室秘书。

一

年少时，总以为时光漫长，如今，却感到太过短暂而匆匆。过往的经历，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农村的生活，而那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年”，更像一树开在心灵旷野的花儿，美丽芬芳，永不凋谢。每次回想起来，心头都会涌起一股暖流，继而故乡的风土人情便也在头脑中浮现出来了。

小时候，家住在一个较偏远的乡村，村子不大，分东西两头，住着二三百户人家，生活虽多数并不富裕，但日子过得倒也愉悦、和睦。农村人有着淳朴的乡风习俗，从生老病死到婚丧嫁娶，相互往来中，都遵循着一套不成文的礼仪规范，那是在以农耕为主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经历了多少代人才得以传承下来的一种古老的文明，久远而深厚。印象最深的，便是人们在过年时所表现出的思想和方式。别的先不说，只说逢年杀猪，那真叫一个热闹。杀年猪，是农村过年的一个重要习俗。庄户人家粮食总是丰足的，一年到头喂口年猪绰绰有余。每年寒冬腊月，农民会加紧给猪添食加料，为的是让它长得肥大，好准备杀了过年。杀猪要找村里的行家里手，那时，他们帮了东家帮西家，有的一天甚至要杀上两三口猪，忙得不亦乐乎。农民从不讲客套，谁家想杀猪只要提前打声招呼，备上两包香烟就行了。猪在宰杀的前一天要禁食净肠，以免倒肠费事。早饭刚过，“屠夫”便操着磨得锃亮的杀猪刀上门了，先要找上两三个壮汉抓猪。抓猪不单要体力，而且要讲技巧。先由一个手脚麻利的人伺机扯住猪的一条后腿，另外两个人再一拥而上，顺势将猪摁倒在地，然后，用绳索把猪的四腿交叉绑了，中间穿上木杠，两头一抬，直接把猪放到提前备好的案台上。猪歇斯底里地嚎叫，顿时响遍整个村子。这时，杀猪人拿起刀，熟练地照准猪脖子咽喉处就是一刀，接着，就看见鲜红的猪血冒着热气从刀口处喷出来，淌到盆里。猪从开始的挣命反抗，到最后的奄奄一息，直至完全毙命，也不过十几分钟。这边呢，灶台上已搪好木板，大铁锅早把水烧得滚开，然后把猪架到锅台上并反复浇水，接着，在烫好的猪身上用刮刀把猪毛刮下来。半个时辰不到，白白的猪皮便露出来了，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腥臭味，那是杀猪特有的味道。事后，猪被抬到干净的案子上准备开膛了。我那会儿总被大人们唤去帮扯猪腿，看着猪肚被刀一点点儿切开，我满心好奇。这环节必须细致谨慎。先要用一块干净的抹布将残留猪腹中的血水擦干，然后摘下苦胆来，以免弄破胆汁影响口感。猪苦胆是大有用处的，据说晒干服了可以治咳嗽。手艺好的人，给猪开膛很有条理，从摘脂到提取“灯笼挂”再到摘肠儿，样样都能做到完好无损。急不得，否则，弄破了肠子会冒出猪粪来，那可就麻烦了。整个过程，大家分工明确，这边取出肠肚、内脏等什物，那边便开始拾掇。最为费事的，就是清洗猪肠了。而我家的邻居却擅长，他虽是个聋子，手艺却好。摘肠、倒肠、灌肠，样样在行。倒肠最为费事，我总结大体有三个步骤：第一步截肠。用刀将猪肠割断，然后用细线绳把一端扎紧放在容器里，肠由一根变两根了。接着从其中一根截取一部分，同样要把剩下部分端口系好。第二步冲肠。将截取下的肠用手扩开一个端口，并对准装满温水的“大尾巴壶”嘴，然后把水倒进去，水流一路冲下从另一端出来，而里面的粪便残渣也跟着冲出来了。第三步翻肠。找来一两节高粱秆儿并把皮儿去了，将其顶在肠的一端外壁上，同时不断将肠子撸到一处，这样肠壁便由外变内了。之后，再将翻好的肠拿到干净雪地上，让小孩子用脚反反复复地踩，直到雪变脏、肠发白，再用苏打水浸泡冲洗，这样肠就干净可食了。聋子叔干起这活格外麻利，用不多久，全部的肠便弄好了。最后，他把洗净的肠留出几段用作灌血肠，剩余的连同心肝肺一同装进猪肚儿，一个“灯笼挂”就成了，可留到正月里待客用了。别小瞧，它可是上等食材，拌上青椒一炒，你就香去吧！猪开膛破肚之后，便是大卸八块了，猪头、猪蹄、猪腿、猪排骨等都要一一分割好，然后，浇上水封冻起来。

各家的年猪大小不等，重的可达五百斤，小的也不下二三百，这口猪是农民一年的“嚼裹儿”。不论哪家杀猪，按规矩都要烩上一大锅猪肉酸菜，再焖上小米饭，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以及村中德高望重的人都要找来。城里的亲戚临走时，还要送上几斤猪肉。杀猪请客每每要安排两三桌，人手不够时，便要请来东邻西舍的婶子大娘帮忙。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女人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手里干着活，嘴上闲不住，说不上几句，就一阵哈哈大笑，爽朗的笑声从屋里传到屋外，气氛好不热闹。孩子被大人吩咐到左邻右舍借来桌椅板凳、酒杯、碗筷，还要装上一塑料壶的散酒，农民嘛，得意这口儿。饭菜还没端上桌，可那香味儿早已入鼻，嘴里便也泛起口水了。酒桌上，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猪肉的口感品质，那个高兴劲儿！第二天，母亲把猪油脂切成碎块放进锅里，加上水烧开，最后，成油装在罐里慢慢冷却。那时候，“荤油”是农村人普遍的食用油。出来的“油梭子”拌上酸菜包饺子，也是再好吃不过了。

二

“二十三，祭灶神；二十四，写大字；二十五，扫尘土；二十六，烀猪肉；二十七；杀年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贴倒酉（贴春联）；三十夜，守一宿。”这个顺口溜妇孺皆知。杀年猪，还只是过年的一个前奏，而真正能让年的气氛活跃起来的是年前的各种置办筹备。年根儿下，家家户户都要来一次大扫除，这也是重头戏。为图方便，人们常把笤帚绑在一根长木杆上，然后，头上罩个塑料袋，或用旧报纸叠成的简易帽子，在屋子里，四处转着打扫，农村的柴灰大，棚顶、墙角的灰尘往往积得多。有的人家扫后还用白灰粉刷墙壁，顺便再换盏新“灯棍儿”或是瓦数比较高的白炽灯泡，显得更加洁净。扫除一般要花上一两天时间，虽忙活人，但坐在亮堂堂的屋子里，再贴上几幅年画，心里格外舒坦。大扫除也包括拆洗衣物，这时，最累的要数家庭主妇了，除了日常衣服，拆洗被褥是个大活儿。那时，很少有用洗衣机的，而多为搓衣板。母亲常常择个晴朗的冬日，就着早饭的火温上一大锅水，把大小被褥里面全都拆下来。那时，家里七口人，一大家子的衣物，一洗就是一大天，有时，累得胳膊疼，我们为母亲的辛苦深感不安。为此，哥哥和我一起帮着母亲漂洗、晾晒，晾晒前总要挤水，我俩扯住衣物的两端简直使出吃奶的劲儿来，然后，挂到院子里那根不知拴了多少年的铁丝绳上。说是晾晒，可天寒地冻，衣物没多久便成了“冰片儿”，下面边缘处还结着冰溜儿，看上去像张干羊皮。即使阳光足也要晾晒几天几夜，看看八九分干便拿到屋子里，放在火炉旁或炕上烘干。其间，一家老小只好穿着平日的破旧衣裳，睡觉也只能盖棉花瓤了。被子洗干净了，母亲便穿针引线地缝开了，她很是恨活儿，为了尽快缝完，有时，熬到很晚。半夜，当我们睡醒一觉，仍见她在灯下眯着眼劳作，至于何时睡下，我们浑然不知。母亲把多少辛酸、多少希望、多少关爱缝进了岁月，最终把日子连缀成一串串的幸福。

年越来越近了，人们开始购置年货了，孩子们最是欢喜，因为可以尽情挑选好吃好玩的。这时候，拖拉机、摩托车、马车、自行车这些农村特有的交通工具都被派上用场。仨一伙俩一串相跟着去赶集、逛供销社，有条件的还到乡或城里去，没车的只好求人捎脚儿，帮着把年货带回来。为了准备齐整，往往列个货单，鞭炮、年画、挂历以及一些冻货、糖果、酒水之类的写满了纸，碗筷一定要买，老人说叫“添人进口”。祭祖的人家还要准备一些祭祀用的供品。做母亲的不管条件怎样，总要给孩子们扯上几尺布料拿到“成衣匠”那儿做身新衣裳，或花十块二十块买现成的。男孩子会要一顶大盖帽儿，女孩子再买上几条红头绳儿或是彩色的丝绸用来扎头发。鞋一律是千层底，或是毡底趟绒面大棉鞋。纳鞋底儿是慢功夫，而且男人做不来，女人往往会凑到一起解闷儿打发时间。谁都想把年过得像样儿些，天再冷也挡不住买年货的热情。有的明明打算照单买，可一看到琳琅满目的年货便不由自主了，非要把钱花个精光才肯罢休。

整个腊月，女人们一刻不得清闲，洗洗涮涮、缝缝补补，日夜操劳，总是有干不完的活儿。最累的要数淘米发面蒸干粮了，白面的、黄面的，大盆、二盆几乎占了半铺炕，连睡觉的地儿都被面盆挤占了，这时，只好打发孩子到外面找宿儿。面发好前，要烀饭豆，做豆馅是个力气活，饭豆烀烂了放两包糖精，然后，用豆杵子一遍遍地捣，直到豆子发黏才好。孩子们乐意攥豆馅，一半为了玩，一半为了吃。豆馅多得往往要装上几个席篓。包好的豆包，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盖帘儿。最有意思的，是蒸豆包，一口大锅满满登登甚是好看。豆包很好熟，大约两分钟就可以起锅。蒸好了，母亲便拿着小的薄木板（俗称起子），沾着凉水把豆包一个个掇置在盖帘儿上。孩子们早就迫不及待等在一旁了，豆包刚出锅，那边碗就递了来，接着蘸上白糖，就着咸菜条有滋有味地吃起来，简直胜过一切美味佳肴。不光是黏豆包，年糕也好吃。从早到晚蒸上几大锅，一天下来，炕烧得滚烫，已经没法睡觉了，只好把炕席卷起来，找来几块木板放在炕上隔热，这才能勉强睡下。一锅锅又黄又黏的豆包蒸好了，人们习惯东邻西舍送上几盘，得到几句称赞心里很是满足。最后，把蒸好的干粮统统装进大缸，作为正月里家中的主食。孩子们闲着没事儿，习惯啃冻豆包，还有冻梨蛋，虽硬邦邦，却啃得劲头十足。

人们像是要把一年的食物都趁着“年”准备出来，做这儿做那儿，没完没了，这不又开始杀鸡宰鹅、烀猪肉了。猪大都散养并喂粮食，肉质鲜美，香味实足。当母亲把烀好的瘦肉撕下来分给我们，不用说蘸上蒜泥吃了，单是看了就禁不住要流出口水来。不单单是那肉让人回味，母亲炸的豆梗儿更让人百吃不厌。她用鸡蛋豆油和好面，再擀成薄皮儿，比饺子皮稍厚些，然后，切成三角形或长方形的块，下到翻滚的油锅里炸，看看面块渐渐变金黄色时，便从油锅里用笊篱打捞上来，这就成了又酥又脆的豆梗儿了。为防止受潮，常将豆梗儿放到仓房里冻上，待吃时加少量白糖，嚼起来香甜酥脆，大人孩子都爱吃。母亲还会炸油条、烙酥饼及做皮冻等。真是难为她了。

母亲一边忙着做食物，一边还不忘记叮嘱我们去串门，少的给老的拜年，当然，有时候也选在正月里。礼品很简单，少的两盒礼，多的四盒礼，大抵是糕点、瓶装酒、罐头或白糖之类，水果也有但不多。印象最深的，是那糕点，一斤装，往往裹着张纸，用线绳捆住，正中还有个红红的小“福”字，很喜庆的样子。有时候，那礼品送多了拿来拿去，到最后“酥果”都变得发霉了！除夕前一天，家家开始张灯结彩，挂灯笼、贴春联。春联大多是把大红纸裁成条，按照字数折成小格，用毛笔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什么顺耳就写什么，不会写的可请人代写。那时，常有人登门求父亲写春联，他对人很热情，都能满足乡亲的意愿。农民喜欢贴对联，大门小门，鸡架狗窝、水井粮仓，凡能贴的都要贴上，“福”字正的、倒的更是四下贴。贴对联也有闹出笑话的，有人不识字，竟然把“粮食满仓”甚或“肥猪满圈”贴到家房门上，更可笑的是错了竟不知，而往往贴一整年。对联贴上，再挂上一对大红灯笼，有的还制作花树，剪窗花儿。做花树要用彩纸做成卷，并用面制成的糨糊一一粘到树上。院子里有树的自然好，没有的便拣根树枝插到墙头或雪堆上，红红绿绿的，真新鲜！春联、花树把年的气氛烘托得十足。

三

过年祭祖，是最普通平常的事儿。有的到坟茔烧纸钱即可，而有的需要供奉家谱，人们俗称为祖宗。家谱很像年画，不过尺寸要比年画大些，且上下两端卷着木轴，左右各配挂条幅，条幅有的写字，有的画着花草之类，挂在左右作为陪衬。家谱上面画着身着古装的人物，有老有少，空白处打着整齐的格，格内用细小的毛笔按辈分和人物关系，一一写上逝者名字。按规矩，若死者不满三年，不能直接写名字，而要写张红纸条粘贴上，三年期满方可登名，并且女人一般不写名字，往往只用夫姓和自家姓代替，如“张王氏”，前面是夫家姓，后面是自家姓。家谱要供奉在长辈家里，因为爷爷奶奶和我们一同生活，所以，供奉的事全由父母操办。祭祀一般三天（初一至初三），不过年三十就要提前把祖宗请回来。这天吃过早饭，一家人便开始准备了。供品当然由母亲安排。她先是把蒸好的开花大馒头，用筷子蘸上红点（多是红纸染的色），然后三个或五个一摞地摆好，再将鱼用油炸了，而鸡和肉呢，或是蒸或是煮。那鸡往往要弄出造型来，母亲把鸡的内脏掏空并将腿折在鸡腹内，在身上挂上十余条红布带儿，且让鸡昂起首“端坐”在二大碗中，那样子简直像只活公鸡。供品中还有一棵翻心的白菜，此外母亲还把一绺粉条放进油锅里炸好，并用红线把它们捆扎起来放在盘里，样子像朵花儿，可寓意是什么，直到今天我也未曾问及。当然，除了鸡鱼肉等必备的供品外，还可选择性地放些花生、糖果之类。与此同时，父亲早已搭好供桌，在将供品一一摆放整齐后，再摆上香炉、烛台、酒器，并把家谱粘上崭新的挂钱儿，然后挂到墙上去。临近午时，便开始上香、点酒、点蜡，其后，小孩子到外面放挂鞭炮，意在请神回家了。这时，家里从老到少要向祖宗行跪拜礼，未出嫁的女孩子不磕头，只要双手合十在祖宗前拜拜就行了。祭祖期间，一般规定出嫁的女儿不能回家探亲，只是如今，这个规矩大都被打破了。

除夕这天的饭吃得相对紧凑，早午自不必说，只是晚饭刚过不久，便要开始准备年夜饭了，那是一家子的团圆饭。夜晚该上灯了，各家屋里屋外都把灯点亮了。漆黑的夜，灯光从一扇扇明净的窗子里照射出来，仿佛乡亲们那温柔朴实的目光，温暖亲切无比，而村子里高挂的一盏盏大红灯笼映着星光、映着白雪更是格外耀眼，金黄的流苏在风中静静地吹拂着，像是在聆听乡村谱写的一首首婉转动听的歌。那一盏盏灯啊，不知寄予和放飞了农民们多少美好的希望！

当时，家里有盏玻璃制的手提灯笼，灯身大约一尺来高，用木边框固定着四片玻璃，其中有一侧玻璃是活动的，便于放蜡烛。爷爷说这盏灯笼是他年轻时用过的，真不知它目睹经历了多少故事。过年时，爷爷总要提前把它找出来，然后擦得干干净净。夜里用时便提上它，不用时挂在院子里，与大红灯笼映衬着。孩子们早就坐不住了，准备着提上自己的灯笼跑出去耍了。有的是用塑料制成的，里面装着小灯泡，开关就在把柄处，像手电筒，只不过在圆圆灯身里伸出根电线与把手相连着。塑料灯笼发出的光有些朦胧，大都没有自制的“罐头灯”亮。每当过年，我和妹妹都会央求父亲为我们做一盏手提灯笼。说也简单，找来一个柱形的小罐头瓶儿，擦洗干净，然后在底端缠绕几圈细线绳，蘸上汽油点燃线圈，高温下瓶底轻轻一敲便完整落下来了，这一步非常关键，但较难，有的瓶子烧不好便被敲打碎了。接下来，再找一块儿小木板，方的或圆的都行，在四外角和中心钉上玻璃钉，用于系绳、插蜡烛。那时，有种叫作“磕头了”的细小蜡烛，燃的时间短而刚好用于这样的灯。提着“罐头灯”，我和妹妹高兴地约上几个小伙伴到雪地里、冰面上、大路边或是房前屋后游逛，常常比一比谁的灯亮、谁的灯好看。灯笼在手里摇摇晃晃，光闪闪的，像颗颗散落在地上的星星，很是明亮耀眼，惹得大狗小狗朝着我们不停地叫。稍微大点的孩子可不玩这个，干什么呢？掏鸟窝！农家屋檐下，是燕子和麻雀的领地，燕子冬天是没有的，也是不能捉的，但麻雀可以。掏鸟窝必须赶到天黑，几个淘小子约好了，一起拿着手电挨家挨户地走，专找有鸟窝的房檐儿。每到一处，狗都会把主人从屋子里叫出来。若主人家不让，孩子便会好说歹说央求，都是乡邻认识不认识的，谁都不会太过计较，最后嘱咐几句便就应允了。掏鸟窝必备的工具就是手电筒，说也奇怪，那麻雀但凡在夜里被手电一照便一动不动了。这时，只要把手伸进去，一准会捉到一只。房檐高，一个人往往够不到，这时，个头高一点儿的便主动蹲在地上，然后，让稍小的家伙骑到自己身上，这样，掏起来就没问题了。哥哥曾经为我和妹妹捉到过一只，但第二天就被妹妹放掉了。

孩子们看看玩得时间差不多了，便提着灯笼回家了，该和大人们一起准备“发纸”了。白日里，父亲便在院子中央堆了一堆“大豆秆儿”，取谐音“都该（钱）之意”，听老人说豆秆儿从别人家“偷来”的更好。发纸时，父亲便用它笼起火来。哥哥就着那火把一挂长长的鞭炮点燃了，噼里啪啦的，一通好响，这时，整个院子亮起来了。爷爷开始忙活着在猪圈、狗窝、鸡架、水井边以及茅房等各个角落里，分别烧上几张叠好的纸钱儿，大概是“打点”各路神仙吧！一时间，鞭炮声相继在四下里响起，一阵接着一阵，烟花把夜空装扮得五颜六色。这时候，母亲会带着我们到村边的一口老水井边“打滚儿”。那井口很宽并架着手摇的辘轳，因常有人打水，井四周早冻了层厚厚的冰。母亲让我们一一躺在冰上滚几下，她说是滚运气，还能消灾去病，我们几个边滚边忍不住地笑。时隔多年，我再也不曾见过那样的古井，而我们也再没打过那样的滚儿了！发纸过后，大家回到屋子里，每个人在一个装满了土的铁盆子里，都各自栽上一棵大葱，郁郁葱葱！不多时，母亲便将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了桌，尽管都不饿，可还是要象征性地吃上三五个。这时，看看时间，午夜已过，外面的动静也渐渐减弱，人们便带着喜悦安然入睡了。

大年初一的早饭一定要赶在别人家前面，否则一年的运气就会被别人争了去，奶奶活着时常对我们说。这也许是乡下人的习俗吧。果然，天还没大亮，各家便都亮起了灯，开始张罗生火做饭了。孩子们虽极不情愿离开热被窝，可一想到穿新袜、新鞋、新衣，便也就狠狠心，揉揉眼睛，翻身起来了。从初一这天起，人们便开始拜大年了，东家走西家串，无论谁家去了客人，主人都会拿出百般热情，把客人让上热炕头，然后沏壶茶，并端出自家炒的瓜子、花生，还有糖果招待。孩子作个揖、磕个头或是唱个歌儿，长辈就会发给压岁钱，钱是不多的，但心里却很高兴。临走时，往往还要给孩子揣上满满的瓜子或爆米花，不知为啥，一样的东西总觉得别人家的比自家的好吃！

四

忙了一个大年的人们，总想在正月里找点乐，尽情享受一下轻松和欢快。最大的娱乐项目便是扭秧歌了。一过了初三，南屯北屯便开始敲锣打鼓，秧歌队一伙伙挨家挨户开始拜年了。扭秧歌的多半是年轻的大姑娘、小伙子，一个个头戴花冠，身上穿着红红绿绿的服装，手里还拿着彩扇、绸缎，再简单化了妆，好不新鲜。秧歌队到了各家，多数都会给赏的，一年一回都图个吉利乐和，谁还在乎那几十呢。赏钱从十元到五十元不等，有的不给钱，而是准备两条香烟。不论赏什么，领队的人都要拿到众人面前宣布一下以表谢意。得了赏，秧歌扭得更欢了，锣鼓也敲得更响了。尽管多数人喜欢乐子，但也有的人家不愿意接待秧歌，想省下几个钱，早早锁了门躲出去或偷偷混在人群中，秧歌队见门上了锁便知道不愿接待，只好悻悻地走了。当然这样的人家是极少数，十家中仅有一家罢了。无论哪个村，总有几个爱热闹的，一看见秧歌便也下了场随便手里拿起东西扭开了，有的甚至什么也不拿光舞动个手臂，小丑似的逗得众人一阵哄笑。最好看的，就是“编蒜辫”和“卷白菜心”了。前者就是四队变两队，穿插着走，扭出个“麻花劲儿”，而后者则是由一个高个站中间，其他人有顺序地一圈一圈将他围住裹严实，像电视上舞蹈演出后的谢幕，像一朵盛放的艳丽牡丹。秧歌队本村、外村的都有，偶尔两伙甚至几伙碰到一起，那就热闹了，往往要比试一番，看看谁的观众多。秧歌队里一般有两个能说会唱的，歌曲、二人转小帽什么的，听起来有滋有味的，给秧歌添了不少乐趣和色彩。除了看秧歌，一些闲散的人也会凑在一起打打牌，说是赌，但输赢不大，只图个开心。

乐归乐，玩归玩，人们并不只一味沉浸在年的喜庆里，走亲访友时，或偶尔几个人凑到一起总少不了要议论一下各家的收成，并说说自己明年的生产、生活打算。更有一些勤快人，年刚过，就开始重操旧业了，一大早起来，沿着村中的路挎着筐，手拿着铁锹四下里捡粪了。有的为图省力还拉着个爬犁，把粪筐往上面一坐。粪一筐一筐地拾，粪堆一天一天地见长，望着那日渐高大的粪堆，农民脸上绽出了笑容，仿佛那便是他们明年丰收的希望！

记忆中，农村的年大抵如此。现在的“年”比起那时要丰富得多，好玩得多，但心中却少了几分“年”味儿。那“年”匆匆，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老家，秦时明月汉时关

陈冬梅陈冬梅，现在林甸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喜爱文学，闲来爱动动笔，抒发心情。

谈起老家，就想起小时候，记忆中的那段岁月，已如打磨过的磐石，成为恒久不变的定格，而那些经年的往事，一直在我心里灵动而蓬勃。那些丝丝缕缕的情愫，似是从竹笛中跌宕而出，夹杂着浓厚的烟草味儿，和袅袅炊烟一起，绕着老家的上空盘旋。思绪像马儿脱缰，一路带着滚滚烟尘在脑海里奔腾，又忽而变成一幅幅闪光的画面，我眯起眼睛在光束中游览，手中的笔，亦在踌躇不前，任我天马行空，一时间，突兀地没了主题。于是，我平复跳跃的激情，清空所有零碎的影像，深呼吸，然后将千头万绪，切换在旧时光里的乡村小路，沿着记忆里的昨天一路“找童年”，恍惚间，并不遥远，我仿佛真切地闻到了，黑土地上独有的芬芳气息，混合着花草的香味儿，还有杨树叶子和柳树条子的味道。更有麦田里的蝈蝈叫，草甸子上放牧者的吆喝声，若即若离，响在耳畔。还有雨后的蜘蛛网，虽然残缺但蜘蛛们都在忙碌地补救，在彩虹的映射下，丝线晶莹剔透。燕子站在洗衣绳上，叽叽喳喳地吵扰，说起来都是一种陶醉。

我的老家林甸，属于北大荒的一角，在黑龙江版图上，位于一片广袤的平原地带，而我的出生地——林甸县黎明乡新发七屯，现已改为新民七屯，小得更像是燎原的一点星火。尽管经历沧桑的历史变迁，在历数我的过往中，它一直都是心灵的归属地，每每提及，总让我无限眷恋的心怦然起伏，思念萦绕之际，如果再有音乐相伴，创作欲便似潮水样泛滥，偶尔，我甚至有些紧张，就像在外流浪多年的孩子，突然，听见妈妈在唤我回家吃饭，思之亲切，最终，所有的牵挂，都化成泪水滴落，在春雨蒙蒙的三月。

我提笔欲书，灵光涌动，脑海里浮出一道道篱笆墙，墙上一串串喇叭花，花开五月，朵朵芬芳都带着露珠儿，似一片不落的花雨，星罗棋布，洒在菜园子里，草甸子上，田间地头壕沟旁……

我极力搜索最初的记忆，画面成像，三四岁时，我坐在东邻大娘家的土炕上，两只小手相互插进袖筒里，大娘把一个黑色的泥火盆端到炕上说：“快过来烤烤小手爪。”盆里装满刚从灶膛里扒出来的红通通的火炭，我爬过去，学着大娘的样子，张开两手放在盆沿儿，立刻，手就暖烘烘的。大娘还时不时地用烙铁上的铁板，一层层向一侧剥离上面燃尽的灰，露出下面的红火炭。大娘的烟袋好长，她把烟袋锅填满旱烟末儿，用手按按，然后把烟袋锅对准火盆里的炭火，在烟袋嘴儿上紧吸几口，待烟袋锅里闪起火亮冒起烟儿后，她就一只手托起烟袋杆儿，一只手放在火盆上烤，嘴里叼着烟袋嘴儿，吧嗒吧嗒，有滋有味地抽起了大烟袋，我盯着烟袋杆儿上挂着的烟口袋发呆，大娘呵呵地笑说：“看傻眼了？”

大娘家西屋，透过大镜子，我看见炕上坐满了人，他们在玩牌，不时发出啪啪的声音，清脆悦耳，还乱哄哄地喊：天杠、地杠、王爷、对儿……满屋子弥漫着呛人的旱烟味儿。后来，渐渐知道他们玩的叫“天九”。

母亲来抱我回家的时候，大娘又变戏法一样，从火盆里扒拉出两个烤熟的土豆，用嘴吹到不再烫手，然后，用我围嘴的前大襟儿兜着，我用两只小手捂紧，趴在母亲肩头，兴奋地咯咯笑着，一边念叨着刚刚学会的童谣，天杠、地杠、王爷、对儿。好像要比奶奶教的“悠悠上南沟，南沟有石头，砸你老婆婆脚指头”说起来顺嘴多了。

小时候，分不清四季，只记得一冷一热，冬天和夏天，那时候，门前的土路上，每天早晚，都有牛倌、羊倌，赶着牲畜路过，所到之处，尘土飞扬，空气中还散发着牛马羊的粪骚味儿，胆大的我，总想靠近看看乖乖的羊羔儿和调皮的马驹儿，常有牛犊儿野蛮地撒欢儿尥蹶子。每到此时，母亲总是急切地喊我回家，想到此处，又有一件往事想起——它在我幼小的记忆里胆战心惊了好多年。

上小学前夕，农忙季节。我带着弟弟妹妹，还有几个小伙伴，在门前路边的壕沟里玩“过家家”，突然听到有人喊，“快躲开，马毛了”，我赶紧带着他们爬出壕沟，向家的方向跑，站在安全的地方，向路上看。这时，一匹高大的枣红马拉着马车，从东边的大路上带着一路烟尘，飞一样跑来，在路的拐弯处，马没有顺着大路跑，而是直直地拉着它的马车，跃向壕沟对面的马路，由于马车的障碍，马一个前跄，两条前腿跪在壕沟沿儿上，它奋力支起前腿，用力跃了几次，终于跃出壕沟，依然拉着它的马车顺着大路继续狂奔，不时地有木板掉下来。这时候路上，徐家三大爷拎着鞭子追过来，可想而知，那是他的马车。他可是村里出名的车老板，鞭子甩得特有名，我亲眼见他用鞭子鞘抽落指定的蜻蜓。看着马拉着车跑进生产队院里，三大爷这才放心地放慢脚步，他平时很喜欢我，所以，我也不生分地领着伙伴跟在他身后小跑。

生产队院子里，那匹马带着马车停在马圈旁，在大口地喘着气，背上的汗多得像刚被雨淋过。马车的车铺板几乎没剩下几块，三大爷过去卸下马车，然后把马牵到场院里，把缰绳拴在一根很粗的木桩上，随后，举起鞭子在空中甩出一声嘹亮的鞭哨声儿，马惊恐地绷紧四蹄，扬起脑袋，向后退，缰绳也绷得直直的。仅仅几鞭子抽下去，马的屁股、肚皮上，都是鞭痕，耳朵在滴血。它围着木桩子打转，嘴里发出咴儿咴儿的嘶叫声，看着它那惊恐的可怜样儿，四条腿不停地躲闪踱步，我嘤嘤地哭着喊：都快死了，还打。

三大爷停下来，人和马就这样相互对视着，喘着粗气，我抬头看向他高大的身影，瞪圆的双眼亦是盈满泪光。平息了一会儿，他解开缰绳，牵着惊魂未定的马向绿油油的草场走去，一边抚摸着马脖子上的鬃毛，一边像在低语。后来，我渐渐长大，在听三大爷讲以往的经历后，我才真正理解，他对马的感情。

生产队里，每年的深秋时节，队里的马车都要到离家近百里的草原上，去拉羊草，作为牛、马的过冬饲料。每辆马车都有三匹马拉车。车上除了车老板外，还有一个跟车的社员，近十辆马车排成一条长龙，在龙头和龙尾的车上，还要再多加上一个壮劳力，因为草原上有狼群出没，所以每遇到狼，车老板们和跟车的都跳下马车，在车的两侧，一手牵马，一手紧握镰刀，然后马车一辆紧挨一辆地从狼群身边走过。此时的马，也精神百倍地瞪圆了眼睛，迈着健硕的步伐。马是农民的功臣，也是与他们生死与共、并肩作战的兄弟。

写到这里，思绪仍在小时候的时光里徘徊，为什么？因为没有阻碍，心灵没有瑕疵，明亮得像面镜子。许多年来，提往事、谈乡愁，走过的、做过的、记下的，还数小时候的岁月最为玲珑。

难忘的往事已成为永恒的记忆，在记忆的街头巷口张望，那些洋溢着生命活力的镜头，总是相拥着挤在前列。尤其是儿时的老家，过眼千帆景色，唯对冬天情有独钟，每每想起，我总会有种被皑皑白雪隐没在杨树林里的感觉，调皮地踹一脚筑有老鸹窝的大杨树，顿时，树枝上的雪灌进脖子，我缩着脖子咯咯地傻笑，又踏着没膝的白雪，半匍匐地奔向下一个老鸹窝。那时候，冬天很冷，寒冬腊月，零下三十几度，滴水成冰，早起，太阳还没有出来，我缩在被窝里，欣赏着最有神秘色彩的窗花，那一幅幅素描，都是妙手丹青，在我长着翅膀的幻想里，蓄满一窗的绿意……大榆树、豆角秧、大河、花园、蝴蝶！

那时候，孩子们活得无忧无虑，大人们却经历了一场灰色的历史浩劫。

“文革”十年，让中国的发展脚步滞留，在我懵懂的记忆中，日子很穷，爸爸戴着瓜皮帽，在学校里排样板戏。每家屋内，房梁下的柱子上都挂着广播喇叭，喇叭下垂着一根长电线，电线一头缠着一根长铁钉，钉子插在地上，广播里就会吱吱啦啦地唱《红灯记》。那时候，家庭讲成分，贫农家庭的大人孩子都是一副扬眉吐气的样子，而地富家庭的大人孩子，都低眉顺眼，说话也畏畏缩缩的没底气。村子里经常有“游街”卡车开进来，慢慢地转悠一圈，车后斗上面站着的人，双手被绑在身后，脖子上有挂木牌子的，挂砖头的，挂鞋子的，我不知道牌子上都写的是啥，听大人们说是“富农地主”“走资派”“黑五类坏分子”之类的。我家是中农，不疼不痒地就走过了那个年代，不过在我上小学一年级下学期的时候，“成分”一词从此绝迹。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国上下一片沸腾，北大荒，这一片沃土粮仓，在改革的春风吹拂下遍地生花。1982年冬，对于我们这个生活了几代人的小村庄，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村里响应中央的改革号召，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把队里的马匹车辆按户，土地按人口，以抓阄的形式分配给个人。整整一个冬天，乡亲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讨论，我手拄着腮帮子听他们说话，像在听评书，人们当时对形势的看法不同，有人认为土地是自己的，想种啥种啥，温饱肯定没问题，还有人是在“文革”时期被批斗怕了，害怕好景不长，万一政策变了，万一除去交出的公粮和留下的口粮，真要是把剩余的粮食换成钱，是不是又属于投机倒把？一时间，众说纷纭，但是人们还是满怀希冀地憧憬未来！

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进步就是在不断创新，在改革的大潮中，走在前列的人都是好水手，而袖手旁观者终会被拍在沙滩上。人类用无穷的智慧和勤劳，在开拓脚下的土地，所倾尽心血和汗水铸就出的繁荣富强，不是文人儒士寥寥数语便可撰写成文的。

土地改革成功，对于农民就像打了一个翻身仗，曾经想都不敢想的日子，馒头白米饭，肉馅儿饺子葱油蛋，都成了家常便饭。穿皮鞋换新衣，从家家都有自行车，到摩托车、录音机、电视机、洗衣机，都陆续地搬进千家万户，日子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就像大娘说的那样：“好得没边没沿儿！”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自然会淘汰一些旧的腐朽观念和物质需求，比如农机具替代马匹耕种，马匹逐渐减少，耕牛更不多见；二胺、尿素又替代了农家肥；人们慢慢放弃了村里的老水井，而在自家的院子里，或者屋内打一口水泥管儿井，或压水井，变成自给自足。

说起老井，不免心酸，它淘不尽的，是祖辈人的酸甜苦辣，它幽远得就像一座丰碑，成为小村的历史标杆。

原来村子里，东西各有一口水井，村东的水井离我家不到百米，我就是吃这口井里的水长大的，井口自井底都是用木板围起来的，大约有一米半见方，井口两面有两个结实的木桩，上面横放着辘轳，辘轳上挂着绳子，打水的时候，用力摇动辘轳，绳子一圈圈缠在辘轳上就会把水提上来，水桶用黑橡胶做成。井旁是一个很长的木质的大水槽，用来给队里的牲畜饮水用，水槽一头有一个木塞，用来储水和放水用。马尤其矫情，如果水里刮进去干草末子之类的，它们只闻不饮，硬是等主人放掉脏水换新水。

一次，我对奶奶讲，为什么咱家这口井里的水是甜的？奶奶的回答让我震惊。她说，当年这口井是打在了泉眼上，水不断地冒出来，人们就把泉眼上塞上麻袋，然后又扣了一口锅。有一年大旱，附近村子的人都来这口井上挑水，无论怎么挑水，水位一直都是老样子，从来没有下降，而且井的位置是打在高岗子上。村西头的那口井地处洼地，遇上大旱年景，就会干枯。很清晰地记得一件事，上小学的时候，一天放学后，学生们排着队回家，远远地就看见一群人围着村西那口井，情绪很激动的样子。于是，我们立马忘记了组织纪律，一哄而散地跑过去，有小孩子的哭声，明显是从井里传出来的，惊恐而惨烈。我仗着个子高力气大，在大人的阻止下，仍能靠近井口，只看了一眼，就被一个大人抓住衣领扔了回去，可就这一眼，现在想起来仍心有余悸，一个女人站在齐腰深的井水里，怀中的孩子紧紧地搂着她的脖子，哭到嗓音嘶哑。下一个镜头，在几个劳力的喊号声中，女人被绳子拖出井口，我隔着人墙的缝隙，看到一双淡漠的眼神下，一张沾满鲜血的脸，脸上全是被小孩抓出的血道道。事后，人们都说幸亏不是村东那口井，幸亏是近日干旱，真是后怕。母亲告诉我那女人是间歇性精神病。人们不约而同地放弃了那口井，都来村东这口井上挑水吃。

我上初中的时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村子里有位老风水先生，他大约近八十岁了，经常在水井附近转悠，家家都有自己的水井，几乎没有人来挑水，所以有些淘气的孩子经常向井里扔砖头木块，老先生每次都把小孩子赶跑，嘴里大声地嚷嚷：“忘本啊！败家啊！回家问你爹你妈去，这口井养活了多少人？”他和那些孩子的先人曾是熟人抑或是朋友，所以，骂着骂着就“弹劾”到祖宗八代，我仍能想起老先生浑浊的眼神里，诠释一种眼巴巴的守候，是说：“我在替你们的八辈儿祖宗守护这口井。”所以，即便再护短的家长听到他的“教骂”，也都不再声张。再后来，连年的大涝，雨水漫过路面，那口老井的水位也涨到井口。邻居为扩大菜园子，把它圈进去后，用土填平，从此，老井就像一颗珍珠，藏进我的记忆中。我也曾为它写过一首诗，来寄托我的怀念和无奈。

心中的老家，如飘动的风铃，声声入耳，又似在历数峥嵘过往。

披星戴月北大仓，黑土地红高粱，青纱帐啊，黄水汤。

更似一坛陈年酿，五谷丰登越年香！

诉不尽的乡情

陈海兵陈海兵，1976年生于林甸县宏伟乡，现在龙江网络林甸分公司工作。

小时候的故乡，雪总是很大，虽不能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却也漫过江南，舞过唐宋，画满了城乡大地一片银白。就连那玻璃上的窗花，也是那么美，朴素、亮洁，一片片、一簇簇，像精致的白羽，反射出道道白光，美丽而惊艳。

屋外下起春雪，天地圣洁，万物生辉。站在风雪中，神游梦境，风，吹起飘雪，让我的思绪有些朦胧。

小时便喜欢雪，喜欢雪纷纷而落，飘洒翻飞，喜欢雪漫天飞扬，随遇而安，喜欢雪的快乐，雪的寂寞。雪像是我的一场梦，这梦里有千种流云，万种风情，梦里花开花落，岁月流转，都只记在心里。我喜欢雪，这也源于母亲。

我出生在“十年动乱”结束的那一年，丙辰年四月初八。家里也为陈家有了一条龙而喜气洋洋，父亲是一名军人，在陕西咸阳从军。

我的故乡在林甸宏伟乡全胜村，现在叫郭家店。四岁那年，父亲被分配到宏伟乡水利站做会计，在农村乡土文化中，父亲算是很有知识了，整个村里，没有几人上过中学，而父亲读了高中。

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奶奶是最疼爱我的，到哪儿都领着，连睡觉也是搂着我的。有好吃的，她会偷偷地藏起来，晚上再拿给我吃，但我那时太小，对奶奶的疼爱至今已经淡忘了。我出生就没有看到过爷爷，只见过爷爷的弟弟，我们叫他老爷，老爷一生没有成家，无儿无女，搬进城里之后，老爷一直照看着我和弟弟。

我家住在村里第一排，门前有一条小河，每到春季来水的时候，那里总是有很多小鱼，水放到田里以后，我和姐姐便提着竹篓去捉鱼，多是泥鳅，水干涸的时候，可以直接捡。弟弟还小，只能站在窗台上急急地望着我们。前方就是一望无际的田地，远处十几里外便是林甸县城，晚上可以隐隐地看到小县城里依稀的灯光。我们姐弟三人总会站在窗台上望着远处阑珊的灯火，期盼着父亲下班回来。

母亲十七岁那年，姥爷出了车祸，撞断了一条腿。在姥爷住院期间，姥姥因久病去世了，两位老人临别也未能相见，成为姥爷终身的遗憾。三个舅舅只有大舅刚刚成家，二舅、三舅和老姨都小，母亲便辍学担起了家务，姥爷在县服务公司上班，二舅、三舅相继在城里安置了工作。

母亲三十岁那年得了一种病，结核性脑膜炎，四处投医，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医生告诉父亲，人不行了，让准备后事，那一刻，父亲流着泪跪在了医生面前。二舅给母亲在齐齐哈尔找来了最好的医生，又从外地买回来进口的药物，一直点了几个月，那一年，姐姐六岁，我四岁，弟弟三岁。

爸爸带我们去医院看母亲，都注视着地上堆满的罐头，母亲知道孩子们都在期盼着什么，让父亲给我们打开一瓶吃，父亲却咬着牙说：“别开了，留着换钱买药吧。”母亲后来每次说起这事，总是带着泪花，很自责的样子。而我们也都听得热泪盈眶，母亲说我们虽然都很小，根本不明白母亲的病和那些罐头有什么牵连，可父亲那样说，我们没有一个哭喊着要吃的。

也许是上天可怜我们姐弟，不想让我们失去这样一个好妈妈，也许是母亲心里放心不下我们，不想我们成为没妈的孩子，在治疗了几个月后，母亲奇迹般地康复了。那名医生告诉父亲，这种病即使好了，也会留下后遗症，但母亲一点儿都没有留下，母亲是幸运的，我们是幸福的。

在母亲养病的一年里，我也长了一岁，也淘气了很多。因为缺钙的缘故，我总是骑在园子的墙头上吃着土，小时候的腿几乎成“O”形，严重的“罗圈腿”，现在还不是那么直。

我和弟弟每天都疯耍得不可开交，我大弟弟一岁，他什么都听我的。

最热闹的要数晚上，家里不知是从什么时候留下了一台收音机，很大很老式的，放在屋角边奶奶的那架花边木柜上。晚间吃过饭，屋子里坐着、蹲着挤满了人，听着评书《岳飞传》。而这时也是我和弟弟最能表演的时候，火炕上就像是我俩的擂台，叫着，喊着，翻着筋斗疯耍着。那一次，我一个不小心，从火炕上翻了下去，光着屁股坐在了炕边烧得通红的火炉上。在那一刹那，老姨在旁边已来不及抱起我，一把把我推了下去。但只是那一刹那，已足以使我的屁股到腿弯处留下了一个永久的疤痕。因为疼痛，哭了整整一个月，伤口算是愈合了，可我的嗓子却哭哑了，至今说话还是粗声粗气的“公鸭嗓”。

我六岁那年，母亲的病彻底康复了，也来到了县里食品公司上班，来回上下班的路程要一个多钟头，所以，姥爷和舅舅便托人将我们家迁到城里。

搬家那天，我和弟弟坐在高高的谷草垛上，欣赏着两旁的风景。为给母亲治病，家里欠下了很多的债，农村的房子和物品也都变卖抵债了，只有这一车谷草，跟着我们一家人，住进了县城里。

初春的日子，却也没有很大的风，阳光还暖暖的。两排高大的白杨像巨人般耸立在路的两旁，稀少的田地里随处是孤立的点点墓冢，远远望去，像一座座小小的蒙古包。

新居是两间砖房，院落很大，前面有一个偌大的水坑，冬天滑冰这是我们最好的场所。周围的伙伴是常有的，在这些伙伴中，我和弟弟要算大哥级了，没有上学的日子，是最快乐的时候，无忧无虑。姐姐到了城里便重读了小学，父母都上班，这让两个可以淘上天的兄弟更加肆无忌惮。

我的童年一直是放任自由的，父母都忙，无暇顾及我们，把我和弟弟放在邻居张奶奶家，可张奶奶根本看不到我们的影儿。后来，妈妈把老爷接来了，老爷晚上在计量局打更，白天照看我和弟弟。老爷的套路很高明，在家把门关严，出去把门反锁，我和弟弟成了笼中之鸟，没有展翅的机会。

接下来的事，却吓得老爷几夜没有合眼，在他白天休息的时候，我和弟弟玩起了火，点燃了家里那个装满废纸的箱子，放到了柜子下，老爷被浓烟呛醒，及时地浇灭了火，可他一直都后怕，再也不敢把我俩锁在屋子里了。

那件事以后，父亲狠狠地揍了我和弟弟，确切地说是揍了我，弟弟早已猫到了门后或不知去向了，等回来时，父亲的气也在我这里消得差不多了。母亲说我死犟，跪在那儿一声不吭，也不服软，倒是身上多了一顿拳脚。老爷不久也去世了，每年到老爷的坟前，都会浮现出那慈祥中略显威严的面孔，正注目地望着我，让我无时不提醒自己的行为，为错误敲响警钟。

改革开放以后，父亲做起了服装生意，母亲也养了几头猪。每天下班回来，给我们做好饭，再喂完猪，基本上没有时间吃午饭了，糊弄一口就骑车走了，我们姐弟三个每次都要跟在母亲的自行车后，哭喊着追出老远。

每到冬季下雪，母亲便领着我们出去玩，她爱极了雪，用冰车拽着我们姐弟在雪里奔跑、嬉闹。那时的雪，深切切的，像有千丝万缕的情绪，如海水一般汹涌，能够淹没一切，使天地河山清纯洁净，没有了泥泞尘埃。母亲说，站在风雪中，看那北风吹地，落雪纷纷，好像一切都在过滤，一切都在升华，连心灵也在净化，变得纯洁而又美好。我才知，原来，母亲也有这般诗意。

母亲心灵手巧，她到百货商店去看衣服的样式，买布回来便能给我们做出一模一样的款式。最爱穿的，是妈妈纳的千层底，穿上它暖暖地受用一生。多少次梦中醒来，听到的是缝纫机的嗒嗒声，多少个夜深更漏，母亲还缝补在微弱的灯光下。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曾几何时，光阴流逝，这世界已几多变化，国营供应的年代，已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进步，成为一缕星光，虽然在心里依旧璀璨，却已不被人们记起。当年华流尽，遥想当年，时光如飞火流星，怎能不令人思远怀旧，然而，当过尽千帆，一切都在改变，谁又能总停留在记忆里？

童年的梦总是很天真，妈妈的一个微笑，爸爸的一个眼神，赶墙头的公鸡下河，追逐断线的风筝，和姐姐在雨中飞舞，与弟弟在雪中翻滚……

如今，母亲生活得非常舒适惬意，打着腰鼓，练着太极，休闲游赏，满面春风，与老友们闲庭信步，微信互动，实为老有所乐。

鸟儿飞过天空，留下一道美丽的痕迹，暮色漫过原野，晚风的歌声在轻轻流淌。

随着年岁长大，对雪渐渐地有了不同的认识，母亲原来是用她纯洁、无私的爱一直包容、教育着我们姐弟：人生要用雪一样的纯洁，用高尚的灵魂与勤奋努力来写，用自己所有的芳华诠释人生哲理。

人生如梦，风景无边。在这白昼未去，夜晚将临之即，在这人间的一场风雪中，就让我的心灵与雪融合，洗去尘埃，洗尽铅华，让自己的内心如雪洁白，如雪明亮，在人生的季节里感悟落雪纷飞的人生禅意。

2016年2月19日

找寻那些遗失的记忆

吕冰吕冰，1987年生人，现居上海。

虽然年龄不大，但是我却因离乡甚早，而乡愁颇深。老早就想写写小时候故乡的那些人和事，恍惚的记忆中，一个傻子的身影特别清晰。

林甸县的房屋布局为成排而建，每排房子中间的空间是供大家通行的道路，前面的邻居就叫“前趟房儿”的，后面的邻居是“后趟房儿”的，罗傻子是我家“前趟房儿”的。我对他有记忆的时候他有二十多岁了，据老人讲，罗傻子这种傻是先天的。那时候，我爸妈都是整天上班的，因为我在十八个月大的时候就冒充三岁的孩子去上了幼儿园，所以早早“毕业”在家，每天就一个人在院子里跳皮筋或者是招猫逗狗。罗傻子的形象就是固定的，永远是一身黑色的长袖衣服，背上背一个麻袋。我们住的地方离县中医院特别近，那时候，点滴不像现在用的是塑料的袋子，都是玻璃瓶子，那个瓶子是可以卖钱的，罗傻子的这个麻袋就是用来装他捡到的瓶子。

每天，罗傻子都像上班一样，九十点钟出门，然后下午两三点钟回来，他有一只脚是跛的，所以，那些玻璃瓶子在麻袋里总是会发出清脆的撞击声。老妈总是说：“你看，傻子还知道赚钱呢。”但是，她却不允许我离罗傻子太近，因为大家都说罗傻子发起疯来两三个老爷们儿也拦不住，虽然没有人看见过他发疯。就这样，我每天的午睡都是在罗傻子麻袋里的玻璃瓶子清脆的撞击声中醒过来。爸妈早就去上班了，只有我一个人看着空荡荡的屋子，耳边是渐行渐远的玻璃瓶子撞击声。不睡觉的时候，我会趴在院子栅栏上，等着看罗傻子，因为他后面有时候会跟着一群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孩，他们会嘲笑他，朝他吐口水，罗傻子每次都很懊恼，但是又跑不快，我不能出门，但是看到这样的情景也会跟着大笑。

小时候，总以为日子过得太慢，长大后，才知道那悠闲懒散的日子才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家从县里最东边搬到了最西边，我也转学了，整个县城很小，但是却好像跟以前的生活完全隔离了，罗傻子早就消失在我的记忆中。

直到高中的时候，去奶奶家过年，之前家里因为一些事情与老人不睦，所以，我很多年都没有回去过年。走在小时候无数次疯跑的小路上，很多儿时的记忆慢慢涌现，脚踩在雪地里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心中仍旧忐忑不安。就在拐弯的时候，一个黑色的身影迎面而来，我认出来是罗傻子，下意识地躲闪一旁，没想到，他用含糊不清的口齿对我说：“你回来了！”还用手指了指我曾经的家，那一刻，积攒了多年的隔膜好像都烟消云散了。我没有想到，一个智商有问题的人会在这么多年之后能够认出已经长大了的我，至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份记忆中还有在那些慵懒的午后，一个扎着两条小辫子、孤独地在院子里跳皮筋的小姑娘，这份记忆无比简单美好，连我自己都快忘了……从那以后，我再回到那里，都没有见到过罗傻子，也没有见到过任何老邻居，夏日午后，坐在屋后阴凉处，摇着扇子谈天说地的老人们，每走一步路都会发出玻璃瓶子撞击的清脆响声的罗傻子，一起消失在了时光里……

林甸稻花香

邱化民邱化民，生于1972年。在林甸县中医院工作。毕业于牡丹江医学院儿科医学专业，本科学历，学士学位，儿科副主任医师，兼任医院科教科主任。喜爱文学创作，有自己独特的创作和为人宗旨——传播正能量，分享人生的一米阳光。

说“林甸稻花香”，不只是因为林甸县水域丰富，土地肥沃，盛产水稻，稻米品质好，还因为我对大米有一段特殊的经历和特殊的感情。

第一次吃大米时，我还没上小学，那时候，林甸县因地处寒温带，根本就不种植水稻。土地虽广，但劳动力少，生产力低下，每家子女又都很多，加上粮食产量不高，整天以玉米面大饼子、窝头、高粱米、小米饭为食，偶尔吃顿面饭，不挨饿就已经不错了。大米是南方的产物，北方奇缺，是个稀罕物件。能那么早就吃上大米，不是因为我家富有，而是老爸结交了县里的一位吃公家饭的朋友。

老爸跟这位吃公家饭的城里人结交，还是因为我。我小时候经常得喉炎，一发病就憋得要死，从两岁到十四岁就没有一年不发作。四岁时，又一次急性发作，爸爸和薛叔（邻居薛家忠）借了生产队的一辆马车，一路狂奔，好不容易赶到县医院，医生开完药休息去了。爸爸去交钱，却发现自己带的钱太少了，虽然那是家里的全部家当。取不出药，爸爸急得直转。这时，一个男护士走了过来，问明了情况，又看到我憋得不行，赶紧给我吸上氧，让爸爸别着急，自己到药局借了药，先给垫上。

爸爸是山东人，很实在，说话算数。答应第二天就把钱送来，看我稍好点儿就委托薛叔照看我，自己连夜二十多里路打了个来回，到队长和会计家借钱（生产队的钱），还了医院的药费。从此，两个人交好，这个人就是于叔，于连奎。后来，于叔因为好学上进，医术不错，当了一名老干部疗养所医生。改革开放后，又因为单职工上班，子女负担重，停薪留职，承包了一个村诊所当起了个体医生，生意不错。我说好人就有好报，没错！

认识老爸那会儿，于叔十八岁，父亲三十二岁。他们自称是忘年交，虽然相距二十多里路，但每年他们都会到一起，至少在过年时，于叔会骑着自行车，带着一小袋大米去看望“老大哥”。他们相见无话不谈，相见甚欢。我家姊妹兄弟，连同奶奶都喜欢这位城里的叔叔。

那时候，于叔是我家的恩人，更是贵客。奶奶会拿出她山东的绝活“炸丸子”，招待这位受欢迎的贵客。母亲则会“摊煎饼”“做面片”，招待和赠送这位大恩人。于叔总是夸赞我母亲的面片做得筋道好吃，奶奶做的“炸丸子”别具风味。自然，我们也非常认同，因为我们很少有机会和客人共同分享这份美食。于叔每次让我们先吃，所以，他来时，奶奶和母亲做得也格外多些。

母亲做大米食品不是像现在那样焖米饭，因为米太少了，而是熬米汤，一勺米就能熬够七口人喝的那种。米粒像胀开花的蚕宝宝，一粒是一粒，喝时碗底看得见，汤品在口里香，润滑润滑的，米粒在碗见底的时候，就进到嘴里，好软好香好甜……每顿喝到这样的米汤，我们就会回想起于叔一次，就着吃的是窝头、大饼子或是菜团子，都是在过节的时候，虽然离丰盛差得很远，但此时，全家人是最欢快的，大人和小孩都有嗑儿唠，说米，谈事儿。

当我上初二的时候，壕北双阳河附近首先开展了种植北方水稻，不过，那时的种子是从南方引进的，种植技术也不成熟，加上早霜晚霜的影响，每亩地能产个四五百斤水稻就不错了，水稻的质量更无法保证。

那时候，学习不紧张，有时候抗旱，有时候排涝，我们这些学生也会像士兵一样听话，生产队指哪儿就打哪儿。那时候，水稻是靠人工插秧、人工拔草、人工收割，特别费工夫。学生听话，是最适合的劳力，所以，有幸参加了林甸县首次规模种植水稻的全过程，现在还记得如何踩埂、插秧、割稻呢。那时候稻田是人工平地，栽上秧之后，平畦中的整齐的水稻夹带着水稗草，不像现在的稻田那样平整好看，但蛙鸟蝉鸣一片，到稻田里，你会有别样的稀奇。

1989年，有幸考上高中，来到林甸县最高的重点学府林甸一中上学。不巧，还未开学，刚刚盖好的一排学生宿舍平房着火了。我们这些新生不能住校，有亲戚的投亲，没亲戚的在外边房东家租住，我又投靠到于叔家暂住。三间低矮的土房，两铺炕。为了我能晚间学习，于叔给我单独腾出了个屋。那时，于婶没工作，靠给一个个体老板叫小静的裁缝铺缝制衣服补贴家用，每天缝纫机都工作到晚间十一点多，活多时还要赶时间，会更晚。

过了段时间，于叔有位王姓表亲搬往外地，有两间砖房租不出去闲了下来，我和于叔给他看家，学习才算安静下来。那时候，在于叔家吃饭，根本就吃不到米饭，米汤也不常见。我医学院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问于叔，才知道，他们吃的供应粮很有限，供应的大米更少，绝大多数大米都省下来，到过年时作为礼物，送给我家了，他的那位忘年交——我的父亲。

再后来唠嗑，我问为什么他们从不相识到相知，成了忘年交，会交往得那么密切，年年不忘去乡下看望我的父亲，唠唠往事，一直到父亲七十多岁。于叔说：“你爸是个有心的人，做事实在，不斤斤计较，是我所交朋友中最诚恳、最谈得来的一个。那时候，你有病，我帮了他。他到我家里看到我家柴火少，就大老远的每年给我送柴火，让我们一家冬天暖暖和和的，邻居们都羡慕我有这么一个好朋友。那时，我虽然挣钱，但供应粮少呀。你爸爸、你妈妈总是会给我送我最需要但不敢张口要的东西，我知道你家的粮食也紧呀！我们相识结交这么多年，不是因为谁给谁多少东西，而是因为谁知道谁最缺什么，而默默地就把事情给办了。就像我那些年，当护士，看着一瓶瓶的生理盐水被浪费地倒掉一半，因为你家没钱，我就让大哥不买盐水，把那些白白扔掉浪费的盐水用在你身上。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你家困难，没有钱给你看病。你爸爸也是自尊心很强的人，这些我们都没有明说过，你爸和我都是知恩图报的人。我们的交往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庆幸的事儿。那年开诊所，我钱不够，去找你爸商量，你爸东挪西借，最后把牛都卖了。八百块钱，那时候是个不小的数字，这都是以后我才知道的事儿。”

听到这儿，我的心里一酸，眼泪涌上眼圈。从没有听爸妈提起过，难怪那些年父母亲把小园子种得那么好，又开荒，又种地的，总嫌园子不够大。又种土豆，又种玉米的。生产队劳动一天了，累得腰酸腿痛，别人中午乘凉休息的时候，还不忘多挑一挑子水，去浇干旱的园子。而那时，于叔也像一个有钱的阔佬一样，死命地给我们压岁钱。从他们身上真正感悟到了“君子之交淡如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们这一代人，能做到么？

现在，乌裕尔河的水流淌在林甸双阳河、百米河的沟壑里，人工修筑的犹如长龙般的堤坝间，一片片稻田经历着春夏秋冬，或满眼平整的油绿，伴着虫鸟蛙鸣，或是满目的金黄。那扑鼻的稻花香，回荡在田间地头，也回荡在人们因稳产富裕的脸上。林甸的大米，不但实现了自给自足，还远销省外。东兴大米、胜利大米、南岗大米伴随着鹤鸣湖、北国温泉的盛名，以它优良的品质，正欲走出国门。

如今，工作忙，整天电饭锅焖大米饭，吃腻了。唯独母亲和奶奶熬制的于叔送的大米汤的味道，回味到口间、心间，香甜得回味无穷。

故乡总是让我怀念

刘艳梅刘艳梅，生于林甸县渔场，现在湖南常德，在外多年心里放不下的还是那份故乡情。

离开林甸很多年，老家，还总是让我怀念。

我出生在乌裕尔河南岸的一个叫渔场的小村庄，当年这里是干部下放的地方，所以，老人们都习惯叫这儿“干校”。

老家的房子是一排排的宿舍房，五六家为一栋，三五栋成一排（我们叫一趟房）。全村有四趟房，我家是和场部一趟房的在最后一排。不足百户的小村，中间一条榆树林子，我们把林子南的人叫前街的，林子北的叫后街的，林子边一条东西走向的主干道通向邻村。

村子很小，却是我和小伙伴们的天堂。

早春的晚上，贪玩的孩子没回家，妈妈们就会站在自家的门前扯着嗓子一喊，前街的孩子会从后街跑出来，后街的孩子从前街跑回去。那时候，没有电视什么的娱乐，晚上的联欢会可是让人不容错过的事，董叔（后来的林甸文化局长）把知青们组织起来表演节目，齐齐哈尔知青胡艳秋的朝鲜舞，那条粉红的裙子惊艳了我的童年。

到了草长莺飞的季节，孩子们更像是脱缰的小马驹。男孩子们爬树撸榆树钱，打鸟，房前屋后的，我们女孩子则提着小筐挖婆婆丁。河边的大草甸子最是我们流连忘返的地方，一簇一簇的马莲花开得正旺，如果站在河堤上往下看，简直就是紫色花的地毯。我们手里捧着一大把，头上戴着马兰花环，嘴里叼着马莲叶子的“叫叫”（把马莲叶子剥开一吸就会发出很大的声音），这时候的丹顶鹤听见声音就会从四面八方飞来，扑棱那双大翅膀翩翩起舞。那时，还没成立扎龙自然保护区，丹顶鹤还没列入保护动物，因我们友善的乡邻从不伤害它，自然就不惧怕我们这些红衣绿裤的小丫头了。群鹤起舞，河边白花花的一片，四十多年前的画面仿佛又回放在眼前。

夏天，不知哪家地里的苞米熟了，男孩子们跑到野外烧苞米，我们就会央求大人们下河时带上我们。小船在青青的芦苇荡中穿行，大人们忙着撒网收花篮（竹编的一种捕鱼工具），我们就采荷花、捞菱角。这儿的荷花是睡莲，白白的花在油亮的叶子衬托下静静地开在水面，荷叶的柄长长地藏在水里，我们管它叫河莛。用它编成两条麻花辫子接到自己的头发上，辫梢上一嘟噜的白色花朵，晚上摘下来泡在洗澡的大水缸里，第二天接着戴。菱角倒是长得别致，根很短，叶子都浮在水面，一把捞起，秧上总有那么三五个菱果，我们喜欢那个甜丝丝的味道，只是妈妈们恐怕那多角的硬壳扎了我们。女孩子还热衷染指甲，把芨芨草的花摘下来放一点白矾捣碎，一点点摊在指甲盖上用苍耳子叶包起来，睡觉前还好好的，一觉醒来，就不知道手指上还剩下几片包好的叶子。我睡觉没有邻居舅姥家的小姨老实，所以，总是染得七扭八歪，看见她十个红红的小指甲盖，会让我眼馋好一阵子。

大雁嘎嘎地排成队从头顶向南飞去，秋天就到了。

村前地里的高粱红了，村后的草黄了，此时，河里的芦絮厚实得像一床大棉被。是因为忙着秋收吧，感觉一眨眼就入冬了。大人们忙着到河套里收苇子，我们拉着小爬犁，一筐筐绒乎乎的蒲棒送到供销社，换来些零用钱。打雪仗、抽冰尜，这都是男孩子的游戏，女孩子冬天最喜欢的还是玩“嘎拉哈”（一种用动物关节做的玩具，可以染上各种颜色）。

如今，林甸早已是著名的泉城了，温泉产业享誉四方，渔场也由当年的小渔村发展成现代化的水稻培育基地。可是，老家一直是我心灵深处的一处柔软，正像王杰的歌中唱的那样：“我在岁月里改变了模样，心中的思念，还是相同的地方——老家，老家……”

记忆中的林甸乡村秋之美

丁艳霞丁艳霞，林甸党校退休教师。

小屯的秋天很美。它的美处于一片漫无边际的金色包围之中，处于五光十色的艳丽斑斓中，处于遍地飘香的瓜果菜蔬中，处于五谷丰登的饱满丰腴中，处于农家院人脸上的明媚中，处于洋溢着挥洒着由内而外的畅快淋漓的欢乐中。

小屯的秋以金黄为主色调。金色的麦浪，金色的大豆，金色的玉米，金色的谷穗，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黄金季节，连庄稼人的眼睛都放着金光，喜悦挂在嘴角，挂在眉梢，挂在喜气洋洋的脸上。

小屯的秋天美得多姿多彩，美得有些香和甜，有些像诗像画像歌，有时，会让你产生莫名其妙的感动、激动和不安。

远远望去，青纱帐一样的高粱此时熟透了，仰着红红的脸上，看天高云淡，看白云飘过，听清风掠过；一旁的秋白菜绿油油，茂盛了整片地，紧挨着的是萝卜地，青皮萝卜，红心萝卜，都长出地面好大一截，看着就感觉到了水灵灵，脆生生；还有大片的土豆地，土豆秧子已经枯萎，该起土豆了。白菜萝卜土豆是我们农家越冬的主要蔬菜。

最招人稀罕的是边上的瓜地。晚熟的大西瓜，深深浅浅的绿色花纹，个大皮薄，东倒西歪躺了一地，漂亮。西瓜地和香瓜地从来不分家，地和地紧挨着，连在一起。

香瓜地里色彩不艳，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但闻起来香味袭人，开始是淡淡的香，接下来是带有丝丝缕缕甜意的香，然后就是扑面而来的沁人心脾的浓香。香瓜熟了，大人们路过瓜地，狠狠地嗅嗅鼻子，真香。

孩子们经过瓜地，那眼神儿，那吸鼻子的刺溜声，那垂涎三尺的馋相，早是一塌糊涂了。于是，长吁短叹，香啊！馋啊！可小屯的人遵循古训，瓜田李下，既不正冠，也不系鞋带。大人孩子没有一个随便摘一个，拿一个，更没有小偷小摸的。大人孩子们都翘首盼着队里最后也是最好的一次分瓜的日子。

晒秋菜，是家家户户必须做的功课。挂在晾衣绳上的角瓜条儿像飘着的带子，盖帘儿上晒着绿色的豆角丝儿，沾了白面的茄子片，还有用来炖小鸡儿不逊蘑菇的土豆片……小屯的人就是能过日子，会过日子……

秋天的饭碗是最丰盛的。那个时候，虽然油水少，可是做菜添上捞小米饭的米汤，一个土豆炖茄子，撑死老爷子；一个大白菜叶子，一碗金黄喷香的小米饭，一棵大葱，一个面面乎乎的大土豆，一碟大酱做铺垫，各类小菜齐全的大饭包足以慰藉你的辘辘饥肠。看那捧着饭包的双手，看那狼吞虎咽的吃相，听那咀嚼的声响，还有那下咽的咕噜噜声音，就知道那个大饭包有多好吃有多香了！

秋收是最忙碌、最辛苦、最劳累的时候，人们忙收割。割大豆，刀要磨得飞快，腰要弯得下来，小步不紧不慢地迈，但听唰唰唰的声音，但见一铺铺的豆秸整整齐齐，在垄台上铺开来。割玉米是带着玉米穗一起放倒，然后，再一堆堆把玉米掰下来，运回场院，扒皮，脱粒。割高粱可是最累最忙乎人的，一个人要同时割三条垄，两腿岔开，等于骑着一条垄，边走边割，高粱长得高，没有三条垄，割下来的高粱没有地儿放。

一边忙收割，一边忙运粮。车老板长鞭一甩啪啪响，运粮路上歌声悠扬……

小屯秋天最美的景致在场院里：一捆捆码起来的小麦形成圆圆的麦垛，一层层收缩起来的尖顶高高耸起，这样，码起来的麦垛既防雨又防霉。那些麦垛要比小屯的房子还要高，像披了一件鎏金的巨大蓑衣，一溜，三五垛，在太阳下闪闪发光。这是全屯的面袋子，包括明年的麦种，还有要按计划上缴县粮库的部分公粮。场院的守夜人每天每夜悉心守护着麦垛，像守护自己的家，像照看一家老小一般。

打场分粮。打场就是现在的脱粒，过去打场是要起早贪黑的一件力气和技术相结合的农活。比如打小麦，先把成捆的小麦打开，铺成一个大圆圈。然后，一匹马拉着一个辘轳磙子，十几匹马一个个连起来，由站在中间的人（这个人一般是会赶马车的车把式）牵着头马长长的缰绳，赶着马队，拉着石头磙子在铺好的麦子上一遍遍地跑圈，一般一天打一场。

一次，家住县城的堂弟来串门，看见打场的情景，小家伙惊呆了：这是什么车啊？这车咋坐啊？这车轱辘轱辘坐上去也不行啊！小家伙的问话，小家伙的一脸懵逼，逗得满场院的人哈哈大笑。打麦场人欢马叫，好不热闹。

打场，送公粮，挨家挨户分粮。丰收的喜悦在小屯人的脸上绽放，人人喜笑颜开，处处欢声笑语，小屯沉浸在快乐和幸福当中。荡漾着满足的小屯用自己的方式迎接雪花飘落的季节到来。

儿时记忆

罗伟民罗伟民，1975年7月生，土生土长的林甸县人，1994年7月留校任林甸县技工学校团委书记，1998年3月至今，在林甸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性格开朗乐观，喜欢旅游、文学等。

小时候的自己，没看见过山，没看见过海，也没看见过高楼林立，也没坐过火车和轮船……自己只是生活在祖国东北黑龙江省的一个小小的县城——林甸。可儿时的自己却生活得十分快乐。

划过岁月长河，我仿佛回到了孩提时代，自己居住在爸爸单位分配的简陋平房里，在木板围成的院子里，有鸡，有鸭，有鹅，还有一只叫“来福”的大黄狗和两只幸福的小猫咪。

儿时的春天，总是阳光明媚，孩子们起得比鸟还早。只要是有一家的孩子起床了，不久，你便会听见，一整条街平房里孩子们的笑声和歌声：“我要上学校，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下午，我们踏着轻快的脚步，伴着夕阳，成群结伴地回家。写完作业，女孩子们都会出来跳皮筋，男孩子们都会去弹琉琉儿……耳边听着录音机，卡带里放着苏红的那首：“又是一年三月三，风筝飞满天，牵着我的思念和梦幻，走回到童年……”

儿时的记忆太多，有欢乐，也有悲伤，但我现在能忆起的多是快乐。那时的老天爷不知道为什么夏天总是会下好多的雨，也许是知道家家都不富裕，女孩子们没有漂亮的凉鞋，几乎每年夏天，我们穿得最多的都会是雨靴。我家旁边就是林甸县木材公司，那里的院子好大，有好多堆积如山的树桩和木板。每年盛夏，这里都会变成我和小伙伴们最好的游乐场。我们趁把门大爷午睡的时候，偷偷地从铁栅栏钻进院子里面，到院子里水最深的地方，几个孩子便把几块长长的木板放进水里划船，两个人一条进行比赛，高兴疯了，快乐死了。“在这个辽阔的大海里，乘风破浪，不分男孩还是女孩都努力争做一名好舵手，奋勇向前”，度过了一个个愉快的夏日周末……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们也慢慢地长大了，懂事了。每到秋天，我们这些生活在县城里的孩子，看到最多的不是一片片的庄稼地，而是金灿灿的一地落叶。学生们也不分大小，都争先恐后地拿着扫帚，拿着袋子忙起来，因为我们要把这一地的金黄都收集起来，交到学校作为冬天里的柴火。这样，我们女生们才能在寒冷的冬季，坐在温暖的教室里，利用课间短暂的十分钟来耍嘎拉哈，男孩们流着鼻涕去户外打出溜滑、滑冰车……

前几日，经过曾经居住过的小院，不禁信步走入，一个比我还富态的老女士问我：“找谁呀？”我急忙说走错了房子。可出来后，我站在屋外好久好久，看着已被别人改建过的小屋，往日的一幕幕又重现眼前……

那时的父母总是很忙，一周总要开一两次会。爸妈上班后，我和姐姐便手拉手去上学，姐只比我大两岁，那时的冬天真冷，雪很大，天也特别黑。在冬季里，陪着我回家的总是姐姐。每次开完会回家很晚的爸妈，看着我们姐妹俩，总会心疼地嘱咐我们写完作业，如果冷就进被窝，等他们回来。已记不清那是哪年的哪一天，反正是一个下雪天，我和姐姐回家写完作业，就想帮爸妈做点什么，于是，我们就自己点火生了炉子。守在炉子旁边，虽然彼此已是满脸黑灰，但心里却比炉火还火热。过了好久，爸妈也没有回来，我和姐姐都很饿。于是，我们就商量了一下，由我学着妈妈的样子，自己开始第一次做饭，我先擓了两碗小米，在生水锅里放了米，可等水开了后，却怎么也捞不出妈妈所做出来的小米饭，看着满满一大锅黏糊糊伴着焦煳味的小米粥，我们哭笑不得，老担心妈妈回家后会骂我俩。晚上六点多了，妈妈回家看见我和姐姐怯生生地站在墙边，一闻满屋子的焦煳味，便跑进厨房，看见了炉子上的一大锅小米粥。妈妈进屋问我们：“这饭是谁做的？”姐没有吱声，我站出来说：“炉子是姐生起来的，我学妈妈做的饭，可却弄成了一锅煳粥。妈妈你可别生气，都是我的错，你可别怪姐姐。”双眼泛泪的妈妈一把搂过我们姐妹俩，说：“好孩子，妈怎么会生气呢？你们长大了，能给妈妈做饭了……可是呀，小米饭要开水下锅才能捞起米饭来……”那是我迄今为止，自认为吃过的最好吃的小米粥，也锻炼了我凡事都要靠自己努力打拼的人生理念，更成就了我现在作为家庭煮妇的精湛厨艺。

儿时的记忆，儿时的家，儿时的林甸……那时的天很蓝，云很白，街道上几乎看不见车。同学老师见面不会问：“你爸爸是谁？”家长们也不会每到周末都奔走于各种补课班……那时，在林甸，我看见过最高的楼是鹤乡宾馆，最好吃的是水果味的玻璃糖球，十七八岁，情窦初开，便天真地以为爱一个人就会到永远……

世事如白云苍狗，我和小伙伴们都不再是懵懂少年，走过了花季雨季。事到如今，四十不惑的我们，却迷惑了：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林甸早已不是从前的小县城。现在放眼望去，高楼耸立，车水马龙，温泉水造福县域经济，绿色温泉之乡的美誉，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可在我的心底，多想家乡不曾改变，白云依旧，蓝天依旧，泉水依旧，我心依旧，依旧追忆着我的童年，依旧眷恋着这份热土，依旧狂爱着我的家乡——林甸。

难忘童年时的一顿饕餮盛宴

王永恒王永恒，1971年生于林甸县四合乡新丰村，中共党员，高中文化，曾任四合乡供电所职工，后走出林甸下海至今。

我童年的小屯坐落在林甸县东北角的一个自然屯，一百多户人家由本地人和山东移民（俗称关里人）组成的，由于离县城远，出入不便，加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国民经济发展缓慢，小屯是落后而贫穷的，而且物质匮乏。那时候的我十三岁，竟然还没有见过大米，一年中吃白面的日子不超过三个月，多数日子以苞米面为主食。但是，小屯民风淳朴，人情味浓，虽然关里关外习性不同，倒也是相处融洽，相安从容。小屯不大，属于那种东头炒菜西头闻香的小屯子。每到农闲的饭后，大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在房前屋后的树下，一个收音机的相伴可以唠上一天，而孩子们成群结队地玩着他们自创的游戏，生活虽然平淡，却也都能自得其乐……

话说1983年4月28日，本应该是春天的季节，是万物复苏、春归大地的时候，农民们已经开始备耕生产了，而这一天却突降大雨，大雨从中午下到深夜，同时气温骤降，深夜由雨转成大雪。我在大人们说着今年倒春寒，担忧今年春涝严重性的诸多话题中进入梦乡，早晨尚未起床的时候，听见母亲大喊：“完了，咱家的门被雪封死了，打不开。”父亲起身帮助母亲开门无果的情况下，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不仅门推不开，连前后窗户都被大雪封堵，隔着玻璃只看到白茫茫一道雪墙，终于，父亲撬开了土房的上扇窗户，费力地爬出了屋外，用铁锨清理了封门的雪墙。半小时后，我和母亲才得以出门，我们拿起铁锨帮助东西两院清雪开门。情况都差不多，所有房门都被那夜的暴风雪堵死，邻里之间相互帮忙才得以出入家门。那天上午，风有所收敛，雪依旧下，人们议论着风，议论着雪，议论着这次的灾情。屯里八十多岁的老爷爷说，活这么大岁数，还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暴风雪。

记忆中，邻居李大爷（我的老师李永奇）十点多来到我家，告诉我因为暴风雪放假两天，说完后，就让我父亲给他剃头，东一句西一句地唠家常，我无聊地躺在炕上。忽然，看见窗外有个牲畜在拱窗户，父亲说了一句谁家的牛犊子跑出来了，就出去想赶走它，几分钟即返回屋里说，不是牛，是头梅花鹿。屋里的人马上来了精神，出去帮忙把梅花鹿抓住，关进羊圈，李老师很明白地说：“可能是屯后富裕鹿场的鹿跑出来了。”我们正在讨论鹿的来历，听见大街上很多人喊抓鹿，我们冲上了大街，才发现东西两头都有三五成群的人跑动，而围堵的对象都是梅花鹿，这一发现，令我兴奋不已，马上也投入到围捕鹿群的队伍中去……

我们男女老少三十多人经过努力，终于把十七头梅花鹿圈进屯西头拖拉机站的大院里，同时封住了大门。参加这次围捕行动的人员繁杂，有老师、供销社经理、营业员、拖拉机手还有部分村民。这里面说话最有权威的姜爷爷是山东开荒过来的（山东肥城人），年轻时当过大队长，当年屯里仅有的一台九英寸电视就是他家的。他开始组织开会，同时清理部分出力不多的老人和妇女，而我因为在这次抓捕过程中表现出色（把一双胶鞋扎漏了），破例把我算成队伍中的一员，以至于其他的孩童对我羡慕不已。

下午三点，富裕鹿场来了几个负责人，通过他们的介绍，我们也了解了这次鹿群进村的原因，这场百年不遇的暴风雪刮倒了鹿场的西山墙，鹿群逃出来顺风往南，正好来到我们屯子，总共跑出来一圈近四百只，其中有三百只困在了屯子北的人工渠里，另有近百只越过渠进了屯子。鹿场负责人说明情况后，通过村委会干部想协商要回梅花鹿，同时说明鹿是公有财产，如果村民拒绝交出将报警，按违法侵占公有财产罪处罚。于是，谈判逐家进行，最终达成协议，给予我们这组七十九元的奖励，鹿被赶走，其他的各家也都接到了三元两元的奖励，相继把鹿交出，但其中有死了的鹿，鹿场决定把鹿皮带走，鹿肉留在农户家中（屯里有经验的老人趁机收藏了鹿心血，据说是偏方治病），以至于小屯在以后的三四天里，家家鹿肉做餐，人人喜笑欢颜，不亦乐乎。

我们这组十三人想到将这七十九元钱的奖励款作为晚上庆祝大餐的费用，兴奋不已。聚餐是在供销社值班室进行的，大家动手拼起来四个大头桌，借了几个长条凳，围坐起来，桌上摆满了花生米、鱼罐头、山楂罐头、青刀豆，当然，还有一大锅香喷喷的鹿肉，喝的是甜菜散白小烧酒。围坐后姜爷爷致辞说：“今天，我们大伙儿齐心协力抓住了十七只鹿，保护了国家财产，换了顿酒喝，请大家放开了吃，管够！”我记得当时是有掌声的。我吃着鹿肉，喝着山楂罐头汤，望一眼扎破了的胶鞋，依旧激动不已，狼吞虎咽地把肚填圆……聚餐从晚七点一直到深夜十一点，结算后剩余了几块钱，大人们还每人分了一盒红象烟，虽然只有两毛八分钱，我却因为年龄太小没有分到而懊恼不已。

那时候，记忆中的我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丰盛的大餐，以至于后来我在社会上行走，每每回忆童年谈及此事都是炫耀的亮点，每每提起那顿饕餮盛宴，至今回味无穷，无法忘怀。

如今，三十多年已经过去了，我现在虽然身在他乡多年，童年的点点滴滴依旧如同昨日，而那顿丰盛的晚餐似乎就在眼前。

忆乡情

田弘明田弘明，2013年考入河北省保定市中国地质大学长城学院就读至今。大三学生。爱好读书、书法、篮球、象棋。

未出家乡，不知世界之大；倘不客居他乡，难知思乡之苦。

不知不觉，离开家乡远赴河北求学已三年。随着年龄增长，对家乡的思念，愈加难以割舍。一年之中，唯寒暑两个假期在家度过，每逢学期将要结束，定然是提前买好火车票，又要在日历上圈圈点点，计算着回乡之期。而在家中日子，却总是过得飞快，假期总是短暂。仿佛前一晚还在车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想着明天就能回到朝思暮想的家乡。家中，白发苍苍的祖父坐在沙发上，等着我回来，父母在厨房，忙忙碌碌，端上一盘又一盘热气腾腾的佳肴。而仅仅过了一夜，又要背上行囊，拖着硕大的拉杆箱离开。家乡小小的长途汽车站，看见的，是父亲徘徊不肯离去的背影——他一定要看着载满一车人的大巴驶出车站，他一定要看到他在车上的儿子渐渐消失在视线里才慢慢走回家，而他在车上的儿子，没等看不到父亲的背影，两行热泪就忍不住流下了。这一走，又是五个月。

当我在保定的学校宿舍里，夜不能寐时，就想一想当初为什么要走出来这么远求学。现在想来，那时候真是一腔热血，想要走出家乡，走出东北，无论是求学，还是工作，不打拼出一番名堂，以后宁肯在外漂着也不回家乡，所有的苦都能自己扛，“不是猛龙不过江”嘛！可是身处他乡，游子的思乡之苦，总是在不经意间涌上心头。可能是看到了河北省内的同学逢节假日就能轻装回家，可能是在如今遍布街头巷尾的“东北烤冷面”摊上，就碰巧遇见了一位操着黑龙江乡音的大叔，也可能是在手机上浏览新闻时那么一则关于家乡的只言片语，就把藏在心里的想家之念释放了出来，眼圈和鼻尖就不争气地酸了。

我一度认为，忙碌的生活能冲淡一个人对家乡的想念。假如一个人每天都把精力投放在他追求的学业和事业上，哪里还有时间去用来惆怅小儿女的矫情的感情呢？所以，我在大学生活里，开始没准备让自己闲下来。我拼命地给自己找事做，也可以说是在玩命地折腾。毫不夸张地说，我在大学的前两年，在学院的学生会里我是学生干部，书法社团里的活动我也是积极参与。作为入籍在册的高校大学生志愿者，我跟随我们的志愿者团队走访过保定的孤儿院。因为自幼迷恋象棋，也颇有一些棋艺，几乎每学期的驻保高校棋类交流赛我都会代表学校参加。至于说做一些小买卖，我推销过健身器材、保定特产、手机卡、生活用品，也在宿舍开过小超市，为此，需要学会与保安斗智斗勇。对于身边的朋友来说，我似乎是个永远有事忙的“小生意人”。现在想来，这和我作为一个闯关东家族的后代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我们的家乡林甸县，还是放眼整个东北三省，大批的居民都是来自十九世纪中叶老热河、山东、河北闯关东人的后代。我们的先祖是这片松嫩平原上的拓荒者，是辽阔的黑土地上的“斯巴达勇士”，所以，我们的身上沸腾着不甘平庸的血液。

然而，来自内心的声音是不能不去倾听的。所有对于人世的认知都是来源于我的故乡，与故乡的共鸣，无处不体现。当我站在讲台给学弟学妹开会时，我首先想到的是远在家乡的父母对我的谆谆教导；当我取得一点点儿成绩得到某一个荣誉时，我忍不住要拍下照片通过微信传给家中，让他们看到儿子在外面给亲人、给家族争气了；当我在河北大学高大气派的体育馆比赛时，我很快就忘掉了第一次用计时器的尴尬与慌张，脑海里浮现的是2002年至2008年间老中医院南第一个路口的象棋摊，那里有着关于我童年的快乐时光，是那些同样热爱着象棋的叔伯，为我打开了这扇大门。尽管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尽管他们有的人早已把我忘记，但是当楚河汉界摆在我的面前，我就能感到夏日里的那轮炎炎烈日，还有头上丝丝杨柳撒下的片片阴凉，那是即便阿凡提到来用尽智慧也买不走的树荫。

往事依依萦绕心头，家乡的变化让我感到既陌生又自豪。每个假期离开之前，我要一个人在林甸大街上走一走，老一辈嘴里的“林甸县，四里四”的光景早就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面貌正在发展的家乡。我怕下个假期再回来时，又有老房子不在了，我怕若干年以后在外漂泊回来，一口南腔北调问路时得到一句：“哎呀妈呀，一瞅你就不是本地的啊。顺这噶简直走，走两道口再往左一拐就是啦！”

未提笔之前，心中有万语千言。待提笔写下，稿纸不过数页，却已泪湿几番。男儿思乡莫凭栏，热泪盈眶，只因天涯孤旅到伤心处。感谢林甸县委宣传部及“林甸往事”公众号能提供这样一个平台，让五湖四海的林甸老乡共诉衷肠。即便未曾谋面，也能在异乡的夜晚多一份温暖。唯愿家乡建设能越来越繁荣，我们年轻一代能走出家乡，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并为之奋斗打拼。不言衣锦还乡，只道不忘初心。更希望我们林甸人不论升斗小民，还是显贵达官，身在异国他乡，抑或静处家乡，都别忘了故乡的天，故乡的水。或许，某时某地，一大碗飘香的小鸡炖蘑菇，瞬间就让你泪流满面，唤起心中那对于家乡妈妈菜的眷恋。毕竟乡情既存在于舌尖，更扎根在心头。

记忆里的家乡四季

运同树运同树，1998年毕业于林甸一中，自此离开家乡。目前在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任设计员。

回到久别的家乡东华村，在那曾经熟悉的小路上，太阳透过路边那片白杨树，洒下点点晃动的金光，勾起了我对儿时往事无尽的思念与怅惘。

早春，乍暖还寒，双阳河水混杂着几片晶莹的冰块，潺潺流去，几只河鸥在水面轻掠而过，远方，一望无际的农田上，几辆马车繁忙地运送着农家肥，几撮农民正在播种着一年的希望。刨坑，抓粪肥，点种，培土，那是儿时落后的家庭式作坊，却在我的心中孕育了一种纯绿色的记忆。

初夏，芳草茵茵，虫鸟唧唧，各类庄稼点缀着那片肥沃的土地，此时，绿色是这个季节唯一的主题。男孩们放学后，拿着各式蝈蝈笼子，跑向村头那片茂密的草地，在草丛中静静地蹲守，突然扑上去……

而后，你看着我的“火红”，我看着你的“草绿”。大声欢笑，彼此无忌。那是一种无忧的生活，更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晚秋，凉风习习，蛙声使得夜晚不再那么孤寂，在这收获的季节里，大人们整天在地里忙碌，而我们那份微薄之力，就是热上一口简单的饭菜，让劳累了一天的父母尽可能多休息。在靠天吃饭的岁月里，从父母的眼神中，我们或许读懂了一些道理，那目光无论是喜悦还是游离，最简单的愿望就是我们能够好好学习。

寒冬，北风呼啸，我们时常踏着没脚的大雪在庭院里编织着自己喜欢的足迹，灵感也许只有点滴，却融入了儿时那天真的创意。记得真正的冰车吗？那可是用水在简易的木框上冰冻而成，再系上绳子，便可拉上人在光亮的冰上自由奔跑，无所顾忌。看似很蠢，然而，那只是一个时代的人选择了那个时代的游戏。

我的家乡四季分明，花鲜草绿，在那里留下了儿时的足迹，我带着梦想离开的那一刻，注定今生有一天必将满怀思念地去寻找那份熟悉的记忆。

我的第二故乡

周秀峰周秀峰，河北昌黎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曾在林甸生活，视林甸为第二故乡，现供职于河北秦皇岛市政法委。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黑龙江省西北部松嫩平原上的林甸县绝对是一个不熟悉的地方，然而，在我的朋友和同事当中，她却有着很高的知名度。究其原因，大概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有幸走进林甸、零距离感受林甸，然后，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讲述林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随着时光流逝，二十四年前的林甸在我记忆中反而越来越清晰。

那是春节刚过，故乡的滦河水闪着波光静静汇入渤海，我却独自一人乘火车离开了老家冀东。“富裕不富，林甸没林……”列车上的东北老乡知道我的去向后对林甸进行了一番描述，我的脑海里便立刻浮现出这样一座小城来——在辽阔的原野深处，几条笔直的街道如画笔般将大地划分成整齐的方块，低矮的楼房和砖砌或土筑的平房填充其间，成群的麻雀从这道街的电杆飞到那条路旁的屋顶上……

出了齐齐哈尔火车站，汽车载着我驶向依然冰封雪覆的原野，过了富裕县龙安桥，便进入林甸境内。透过车窗，见到的是如人工平整过似的大地，据说那是嫩江洪水泛滥的“杰作”，和属于滦河冲积平原的冀东地区比起来，松嫩平原更像一幅平铺的巨大的地毯，更加舒展，更加辽阔。

两小时后，我来到了林甸县城。

街道一如想象中那样笔直，大多数房舍也和想象中没有两样，而城边路旁高大的树木却超乎我的想象。不是说林甸没林吗？怎么到处都能见到一排排的白杨和零星的榆树呢？还有城北带有现代工业气息的林甸县乳品厂和矗立在十字街头四层楼的鹤乡宾馆，均不似想象中林甸的模样……

我找到了县城西北街远房二爷的家，住进了以前没有见过的土坯房。我见到了思念已久五十年前闯关东的二爷，还有满头华发、乡音无改、始终微笑的二奶，关外出生的大叔向我打听眼下关里老家是否已经开始栽蒜，大婶儿做完饭后，又忙着为我收拾屋子，小胖儿弟弟则拽着我去看他养的鸽子……土坯房是林甸就地取材的产物，看起来笨拙丑陋，却非常实用。若是在冀东，砖石水泥等建材丰富而廉价，建筑物上看不到泥土的影子，而位于嫩江冲积平原上的林甸，却是黏性且碱性的黑土的故乡，泥土是最基本的建筑材料。碱土做成的屋顶能够抵御夏季暴雨的侵袭，土筑的厚厚的墙壁能够将严冬置身室外，无论天气多么寒冷，土坯房内总是温暖如春。与都市里的高楼大厦相比，松嫩平原上的土坯房更能体现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和现代环保理念。

若是在冀东，春节过后便是冰消雪化，万物复苏，农民们开始犁地耕田，而位于松嫩平原北大荒腹地的林甸却依然春寒料峭，广袤的大地还没有从冬眠中醒来，到处都能见到冰雪的影子。可是城外屯子里的乡亲已经耐不住性子，积蓄了一冬的力量和新年的全部打算，急急地要施展，他们等不到冰雪融化，就开始忙着为春耕做准备了。当城里的人们还没有完全从春节的喜庆气氛中走出，城外的乡亲就已经赶着平板马车进城来采购化肥和春小麦、向日葵等农作物的种子，碰到邻屯老友便停下来，高声地交流着上一年的收成、当年的播种计划和农资的价格等农事的信息。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大多是山东或河北的移民，当年关内粮食的匮乏和先人们对于土地的挚爱，使他们出生在林甸，平坦辽阔的北大荒、插根棍子就能发出芽来的黑土地，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一年四季变化的节气，是对他们开展农事活动的动员令。他们和他们所做的一切极其平凡，却取得了极不平凡的业绩。因为正是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勤耕耘和默默劳作，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在林甸，我感受到了中国农民的伟大。

就这样，我在春天里过着“冬天”，转眼到了清明。若是在冀东，清明时节早已是淫雨霏霏，柳绿桃红，可是在离家两千里的林甸，伴着我度过清明的，却是漫天飞雪和寂寥的心情。于是，我开始想家和关里的玩伴；于是，我结识了我的第一个东北朋友。他出生在林甸，祖籍却是山东无棣，虽然身材并不高大，却有着山东大汉的豪爽和仗义。还记得印象颇深的那个夜晚，我独自在没有路灯的大街上走着夜路，寒冷和孤独使我想起了远在关里的父母，我第一次体会到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那种难以言表的心情。也是在那个夜晚，我的这位朋友看到我独自一人夜行，便不顾月黑天寒，推着自行车陪伴我一起步行回家。在当时的情景之下，他这样一个并不十分熟悉的朋友、看似平常的做法，着实让我感动，至今难忘。有时，我常想，世上有两种人，有人喜欢锦上添花，有人愿意雪中送炭，我的这位东北朋友属于后者。他的名字叫周春启，现在林甸县人事部门工作。

清明过后，另一个让人无法忘记的日子就是端午了。在林甸，端午节绝对是盛大的节日，虽然见不到江南龙舟竞渡的场景，但是在人们心中，真正的春天似乎从端午开始。沉睡了一冬的大地，仿佛刚刚苏醒过来，急急脱去灰黄厚重的冬衣，眨眼间，就换上了漂亮的春装。天还没有亮，几乎倾城出动，就连我那爱睡懒觉的小胖儿弟弟也被小伙伴儿们早早地喊起，随着人流，一起涌向城外的草甸子。他们怀揣煮熟的鸡蛋，呼吸着久违了的饱含着春花春草气息的新鲜空气，去采折艾蒿和杨树枝，回来后，连同一种红纸做的叫作“葫儿”的东西插挂在自家的门框或窗户上，用来避邪和祈求一年的好运。端午节期间，人们相互间使用着一句时令问候语，那就是“你家挂葫儿了吗？”。端午节过后，绿色成了黑土地的主宰，松嫩平原仿佛变成一片无边的绿海。城边的白杨和老榆树、屯子外农田里的庄稼和远处甸子上的青草，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都争先恐后地吸收黑土地的营养，比着赛着生长，叶子上散射出乌黑油亮的绿光。如果说冀东老家的绿以其色淡而不乏轻盈和明快，那么，林甸的绿色则显得深沉和厚重，蕴藏着生机与活力。

正当我不由自主地沉醉于诱人的绿色之中时，不经意间见到了在关里就熟悉的“面孔”，那就是当时在冀东地区畅销的林梅牌奶粉，在林甸县第一百货商店第一次进入我的视野，就像遇到了故人。当发现这种奶粉就是林甸县乳品厂生产的，让我很是惊诧和激动了一番，那时，我才真正关注起林甸拥有的广阔草场和湿地。湿地是鸟类的乐园，著名的扎龙丹顶鹤自然保护区近在咫尺，那里也是广为传唱的、为救受伤的丹顶鹤而身陷沼泽的女英雄徐秀娟的家乡，而大面积的草场则是发展畜牧业的必要条件。除了林甸县城和稀疏的村镇周边地区被开垦成农田外，远处全都是水草丰美的大草甸子。那里优质的牧草养育出优良的奶牛，优良的奶牛挤出优质的牛奶，优质的牛奶生产出品质优良的林梅牌奶粉。原来道理就是这样简单，一切都顺理成章，一切都不必大惊小怪。听二爷讲，以前林甸还是出产良马的地方。

在林甸，我生活在二爷家里，和爱养鸽子的小胖儿弟弟住在一起，每天操劳忙碌的二奶和大婶儿又多了一份照顾我的责任。每当看到大婶儿早早起来为我做饭，每当吃饭时大婶儿把我的饭碗盛得很满，每当气温下降时大婶儿为我找出御寒的衣服，每当出门前大婶儿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注意安全，我就想起远在关内的母亲。大婶儿是土生土长的林甸人，有着和母亲一样勤劳朴实的性格，有着和松嫩平原一样广阔的胸怀。由于二爷长年在外奔波，操持维系一个团结和睦大家庭的重担就落在了二奶和大婶儿肩上。大婶儿是二奶的得力助手，每天起早贪黑，任劳任怨，不知疲倦。东北人的一切美好品质都能在大婶儿身上体现，大婶儿以她的美好品德赢得大家庭的尊重。想起林甸，大婶儿那忙碌的身影就在我的脑海中显现。

当松嫩平原上的春小麦开始收割的时候，当大片的向日葵开出金黄色花朵的时候，当成群的丹顶鹤在草甸子上翩翩起舞的时候，当小胖儿弟弟养的鸽子带着哨音从天空中掠过的时候，当我的身心渐渐融入林甸的时候，我却结束了近半年的关外之旅。带着临行前二奶依依不舍的眼泪，带着大叔对关里老家亲人的问候，带着大婶儿慈母般的叮嘱，带着对朋友的深深眷恋，从嫩江之边回到了渤海岸边滦河之畔的冀东。

离开林甸时，我也曾想象着很快就会重返林甸，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虽然总是魂牵梦绕，几次回归的计划却没能实现。从网络和亲友的电话里，知道林甸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有了高速公路，规划中的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工业走廊也涵盖了林甸，高楼大厦取代了土坯房，二爷家也搬进了宽敞的楼房中……

再不去林甸恐怕要相见不相识了，我决定要去看看她了！

我的中学时代

王志华王志华，中共党员，1954年6月出生，齐师院毕业。曾任林甸县二轻局副局长、局长、党委书记，县政府县长助理、副县长，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现已退休。

1967年7月，我小学毕业时，正赶上史无前例的年代，和全国学生一样，留校停课闹“革命”。小学生没被允许参加红卫兵的“大串联、大字报、大辩论”等造反行动，只佩戴“红小兵”袖标自由玩耍了半年，直到1968年1月，按学区进入林甸一中。那时，中小学教育实行十年一贯制，实行军事化管理，年级组为连，班级为排，我分到七连二排。入学时，正赶上复课闹“革命”，在参加批斗会、学工、学农的同时，逐步恢复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哲学、生物、俄语等文化课。当时的教育理念是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大多课程都与工农业生产有关，比如四棱台体积就是以生产队的粪堆为例题。1970年取消了军队建制，并改为九年一贯制。当时在校的四个年级都蹲了一年，1971年12月毕业时终于拿到了“林甸县第一中学高中毕业证”。但是这个毕业证在“文革”后是不承认的，没上大学的，又分批进行了文化课补习，重新颁发了高中毕业证。

特殊年代注定了我们不一样的中学生活。

班主任

当时，我们有两个班主任，正班主任高鹏，语文教师；副班主任王清利，化学教师。高老师讲课诙谐幽默，但办事严肃认真；王老师平时不善言谈，但讲课逻辑严谨。他们都是名牌大学毕业，学识渊博，责任心强，课都讲得非常好。他们热爱我们每一个同学，在那个动乱年代，都希望我们尽量多学一些有用的知识。

高老师生就一双笑眼，生气时，也好像在微笑。他寓教于乐，听他讲课是种享受，他讲古文、诗词、成语等必有一段有趣的典故。他爱生如子。有次“拉练”去胜利，高老师比我们年长二十多岁，还帮体弱学生背行李，亲自挑开包扎学生脚上的水泡。一路上，为我们作诗咏词鼓劲，还记得几句：“困难像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

王老师家庭出身富农，在当时属于“地富反坏右”子弟。有次上化学课，王老师在黑板上写公式时，十几个男生跳窗而逃，王老师两眼含泪讲完这堂课。第二天上课，突然袭击，进行考试，结果大都不及格，还有几人打了零分。王老师拿着考试卷子，语重心长、苦口婆心地讲了许多学习知识对于我们的重要性，有句话至今记忆犹新：“我出身不好，但不能因此忘了我是个教师，我当一天老师，就要为你们负责。”说到最后痛哭流涕。他慈父般的话打动了我们，从此，我们都转变了学习态度，毕业后，我班同学整体素质较高，与这次说教不能说没有关系。

深挖洞

1969年，我国全民备战转入了地下防御。学校也开始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烧战备砖、军事演习、野营拉练等。校内土地挖去三四十厘米就是黄土，那些年干旱水位又低，很适合挖地道。地道总设计图我看过，贯通学校地下，操场、教室以及办公室都有出口，地上还有“之”字形防空壕也与地道相通。大食堂附近底下有个较大的地下教室兼指挥部，地下通道往东可与校外的人防工事连接。地道竖井挖下去三米多深，然后向两面或三面延伸。通道高一米半，两边用自己烧制的红砖砌墙，上面用厚木板搪上，再塞些碎砖等堵实，后期又采取拱顶，不但坚固，还省去了木板。浩大工程基本都是原始作业，一个由三个木杆搭起的支架，一个滑轮，吊一个柳条筐。老师和大个儿男生下去挖，其他同学传递柳条筐和拉绳子。

广播室

我爱好无线电，小学四年级开始装矿石收音机和半导体收音机。1968年下半年，宋广才老师把我抽到了校广播室。

广播室的主要任务是校内宣传。比如及时传达广播最新最高指示，播放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体会等。学校召开大会时由我值机。当时，学校有个不错的上海牌150W扩大器，有时县里和一些大系统开会也借用。有一次，县里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我去值机。县革委会一副主任讲话，当时讲话都用手写稿，把“苦干实干加巧干”念成了“苦干实干加23干”，成为笑谈很多年。后来，组建电工组，除负责全校的强电弱电外，还为物理实验室制作了大量教具，其中手绕高频蜂窝线圈到省里参赛获一等奖。还成立了个收音机修理部，既方便群众，又为学校创收。

我和几个男生晚上就在物理实验室住，有次半夜，大家串联去果园偷沙果。为了灵便只穿背心裤衩，摘下沙果放入背心，逐渐肚子大得像孕妇一样了，正准备逃出果园，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一个个浇得落汤鸡一样，半生不熟的沙果挨着肚子冰凉，有个同学沙果撒了一地。第二天，都重感冒，没上学，这可能就是因果报应吧。

打羊草

一年秋天，我们班去打羊草，我经过争取也参加了。

十几个人坐马车来到长青林场附近的草原，到那儿首先开始搭帐篷，用木杆做人字架，上面苫草，地上铺厚厚的羊草，我们带来的行李放在上面。然后，挖坑用土堆起锅台，上面放一口大锅，和泥垒起烟灶，距锅灶十米远，挖个简易井，井深只有两米，通过几步台阶下去可以取水。不久，水里面就有很多青蛙、蜥蜴、马蹄子等水生动物活跃其中。

我是第一次参加班级集体劳动，为了照顾我，把我留下做帮厨。杨贵是领队兼炊事员，因为拦惊马对杨贵产生的敬意，让我包容了他许多“缺点”。比如贴玉米饼，两手把玉米面颠来颠去七八寸长，一直到胳膊上；再比如擀面条，先向手心做个吐唾沫的动作，两手搓搓，再拿起擀面杖。当然，我什么也没看见。杨贵做的饭菜很好吃，我和同学们吃得都很香。收拾完“厨房”，我们就烧一大锅开水，用木棍抬着白铁水桶给同学们送去，杨贵总是把桶偏向他的一边。天黑了，我们躺在帐篷里，很是惬意，还没干透的羊草散发着浓浓的草香，尽管头上嗡嗡的蚊子不时叮咬，身下草丛里爬来爬去的各种昆虫也偶尔咬上一口，但还是很快地进入了梦乡。

第三天，送给养的马车老板捎信说，学校广播室有事儿让我回去。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和同学们，还有可亲可爱的杨贵。

岁月蹉跎，时光荏苒，中学时代已远离我们四十五个年头了，毕业时四十九人，现在已离世八人。当年风华正茂，如今桑榆暮景。历史不会跨越任何一代人，我们在不同领域也展示了精彩人生，为社会、为家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没有辜负母校、没有辜负老师、没有辜负时代。祝健在的老师们健康长寿！祝我们的母校永远年轻！怀念逝去的高鹏老师！怀念逝去的杨贵队长！怀念逝去的八名同学！怀念逝去的中学时代！

我的小学时代

孟德奎孟德奎，1969年8月出生，本科学历，1994年毕业于克山师范专科学校，2013年毕业于黑龙江省教育学院，林甸县花园镇中心小学教师，喜欢读书，爱好文学。

我是八虚岁入学，一二年级在大山屯上学，一年级是我们的邻居大娘教的，她的名字叫魏秀英，年纪三十岁左右，我们都很怕她，她很少冲我们笑。入学之前，我的知识储备几乎为零。

上学第一天，魏老师检查我们10以内数字的掌握情况。她念了1～10后，我却写了10个1，当时我只会写1，至于2～10这9个数字，我根本不知为何物。就在这个过程中，我根本没有闲着，无聊地用蓝色圆珠笔，把自己的双眼各画了一个圆圈。

当老师检查作业时，我成了全班同学的笑料。一是老师展示我的作业成果时，引起一场哄堂大笑，横数十个格的小方格本，每个格里我都写了一个1。而其他同学都相对写得较好，我是班级最差的一个。当时，老师对我是无语的，或许看在邻居的分儿上，没有批评指责我的愚笨吧。二是看着我眼圈被蓝油笔画的圈圈，老师忍不住笑出了声，同学们更是笑得前仰后合。我羞涩地低下了头，我在班级还是挺老实的，顶多属于蔫淘的那种。

我很是羡慕袁柏阳、高喜龙等学习优秀的同学，他们时常站在黑板前面领读拼音字母，做数学题。这样的待遇，很少有我。一年级读完了，拼音四个声调，我不知道如何区分。数学加减法还有算盘的使用，稍微有点难度的，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好歹，我还是考上了二年级，语文、数学都七十分，属于中下游学生。

我们的大班长又蹲级了，据说那年已经第二次蹲级了，他已经上了三年的一年级了。他长得很高大，那年已经十二岁。看上去很聪明，就是学习不好。班级的零活他全都包了，并且任劳任怨，他有一身好力气。

二年级上学期，我们的班主任换了，是本屯的王玉平老师。他是个精瘦的中年人，懂些音乐，既会唱歌，又会乐器，特别是手风琴拉得非常棒。音乐课上，他陶醉地唱着革命歌曲，耐心地教我们学唱，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主要学唱的歌曲有：《学习雷锋好榜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东方红》《小小竹排》等。

他还在班级成立了少先队组织，有大队长、中队长和小队长等班级干部。并且，都佩戴了袖标，大队长三道杠、中队长二道杠、小队长一道杠。袖标是用一块红布缝成筒子状，上面镶着白杠。其间，我被选为中队长，获取了两道杠袖标，内心喜不自禁。

王老师还要求我们每人制作了红缨枪，用木头砍削成的枪头，像梭镖形状。水曲柳枪杆，挺直坚硬、粗细正好。用大号的螺丝把枪头和枪杆连接起来，螺丝周围是枪缨子，是由自家种的青麻，经过红钢笔水的浸染制作而成。我们从此每天上学的路上，除了背着书包，还要扛着红缨枪，神气十足，一路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仿佛是革命小战士。

王老师只教了我们一学期就调走了。二年级下学期，教我们的是崔桂梅老师，她长得很漂亮，长发披肩，白皙的面容。可是，我对她的印象只有这些，或许她教我时，发生的故事不够精彩吧，我能够记住的几乎为零。

到了三年级，我们学校搬到了三队屯子西侧的马站，以前是个给母马受孕的地方。一个技术员，一个饲养员，几批种马。由于缺乏校舍，经过大队同意，马站迁往大队部所在地。马站设立三四两个年级，三年级上学期是我二婶教我们，当时，她已经和二叔订婚，为了交往方便，二婶被调到此处授课。二婶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由辽宁抚顺分到本村的，由于文化水平高，被安排在村部所在地教书。

后来，知识青年陆续回城了，二婶却没有回去，或许是当时和二叔订婚的缘故吧。二婶教我的过程中，有一次作文课，是我印象最深的。二婶让我们给亲人写封信。我写了一节课，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作文本上一片空白。后来，有的同学的作文被当作范文在班级朗读，听起来内容很丰富，得到了二婶的夸奖。而我憋了一个下午，却交了白卷。我心想：亲人都在附近，根本没有想念的人，实在无话可说。我可不像别的同学，想象力那么丰富，没有亲身体验，却写得酣畅淋漓，跟真事儿一样。临近放学，我没有完成作业，可二婶并没有骂我，我的心情暂时放松了一些，灰溜溜地跑回了家。

别看学习不突出，要说淘气，我是场场落不下。清楚地记得：三、四年级的两个班级中间，有个间壁墙，不知何时，也不知哪个同学，用铁丝钻了个孔，直径也就几厘米。课间时，总有个别同学，其中当然包括我，在小孔旁逗留，一会儿向对方班级喊话，一会儿单眼斜视。由于洞穴太小，根本看不清对方的情况。我们在老师不在的情况下，把教鞭或树枝插进去，来回拉蹭，洞穴在逐渐扩大。后来，通过洞穴已经能平视对方的班级情况了，上课时用纸封上，下课了，两个班级的同学在此通话、嬉笑。渐渐地，洞穴被我们弄得越来越大，到最后，这个洞穴已经大到可以通过一个人了，课间两个班级的同学通过此处能够来回走动。

上到四年级，我们的老师又换了，她的名字叫郭凤荣，个头矮矮的，脸色黝黑，大眼睛，是在克山师范毕业的中师生。当时在全乡，她的文凭应该是最高的吧。郭老师很有经济头脑，在教我们的过程中，让我们捡废品，交到班级当班费，例如：酒瓶子、罐头瓶子、铝丝头、绳头等。

记得有一次，郭老师领着全班同学到野外挖药，一望无际的碧野，令人心旷神怡，草甸上点缀着各种鲜花：茎叶健壮的狼毒花，它的花朵饱满，呈现黄色；随风舞动的黄花菜，有的盛开着，有的含苞欲放，它们点缀在绿草间，不知给我们增添了多少乐趣。当时供销社收的药材主要有陇南草、防风、桔梗、黄芩、柴胡等。挖了多少药已经不记得了，可是挖药时的场景好像还历历在目。现在想来，那是多么好的社会实践活动啊！

五年级是我小学时代重要的转折期，现在想来，也是我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之一。虽然只一年光景，可对于我来说，真的至关重要。五年级时，上学地点转到了总校，教我们的老师叫张桂琴，二十多岁，是一名民办教师。我的学习潜能就是她激发出来的。她教我后，给了我从未有过的自豪感和自尊感。

我变了，上课回答问题非常踊跃，每节课张老师都提问我。在她的指导下，我的朗读抑扬顿挫，很少读错。我的数学题做得又快又准，我的成绩在班级已经数一数二了。这一年，我度过了非常美好的小学时光。前四年被压抑的心灵得到了充分释放，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学习乐趣，在这一年，我才知道，有时，学习就是一种享受。张老师是点燃我人生火把的人，她使懵懂的我得到了开化。

在张老师的督促和引导下，我每天陶醉在学习的快乐中。我的业余时间不再是盲目地玩耍，而是有计划地学习。我在班级的学习成绩明显上升，跟我一起转到总校的，以前学习比我好的同学，当时已经被我远远地落在后面了。那时的我，没有任何的目标，至于将来干什么，或者说学习有什么好处，我一概不知。因为家长从没有说过类似的话，所有教我的老师也没说过类似的话。我之所以开始用功，是因为学习好，老师会表扬，同学会羡慕，仅此而已。

这种努力学习，被人认可的感觉真的不错，小学毕业时，我顺利地考上了初中，可是，我却不想去念了。现在看来，不去念书的理由简直令人啼笑皆非。

那时候，因为我有个好朋友叫高喜龙，我们一直是上学一起走，放学一起回家的，他学习一直也很好。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没考上初中。看着好朋友没有考上，我索性也就不去了，当时只是为了哥们义气，我要陪他一起重读。

现在想想真是可笑，因为当时正是小学五年制向六年制过渡的第一年。当时的永远初中只招录了十名新生，齐心村小学考录五人，总校包括我考上四人，分校考上一人，永远村小学考上五人，富强村小学考上零人。三个村十名新生和原来初一留级的学生组成了新的初一班，共五六十人。而我当时却对这来之不易的升学机会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开学初，我在齐心小学逗留了好几天，不忍心离开好伙伴。而我自作主张陪好朋友留级的事，家长好像根本也没有在意，后来，我之所以放弃陪朋友留级，去永远上初中，全是因为当时的初中班主任捎信过来，问我为何还没报到就学。我三思后，不忍地踏上了初中的旅途……

马背上的快乐时光

赵金玉赵金玉，1976年12月10日出生，家乡林甸县宏伟乡治安四屯。1995年毕业于林甸一中，1999年毕业于哈尔滨建筑大学，现就职于天津滨海新区联发集团天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任总工程师。具备高级工程师、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咨询工程师的资格。

老婆的单位在我家附近，前些天的一个周末，在单位值班的老婆打电话，让我过去接一下孩子，顺便把她放在单位的自行车骑回家。女儿见了我，满脸狐疑，后来，见我娴熟地骑着自行车把她驮回家，才略带崇拜地说：“行啊，爸爸，没想到，你还会骑自行车啊！”听了孩子的话，我心里暗笑，也难怪，孩子从出生到现在，只见过我开车，看我骑自行车还是头一回。她哪里知道，我们小的时候，老家的孩子们很小就会以一种叫作“掏裆”的方式，操控硕大的“二八”自行车了。女儿的话勾起了我对家乡以及儿时时光的回忆。在记忆深处，让我最难忘的，不是小时候骑自行车的经历，而是那些马背上的快乐时光。

我的老家在一个以温泉著称的北方小县——林甸。记得小的时候，村里的许多人家都养马，春天用马送粪，夏天用马犁地，秋天用马收获，马车也是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不忙的时候，村里的大人小孩经常出去放马，我当时非常羡慕，也很想加入其中。爸妈开始不同意，后来在我的一再央求下，加上有邻居家的大哥哥答应带着我，父母才勉强同意。那时，放马最好的去处是离村子十来里远，西北方向一片方圆十几里的草甸子，暂且叫它“故乡的草原”吧。去故乡的草原放马，首先要学会骑马，因为往返的路程不近，大家都是靠骑马解决交通问题。对于我这样一个一米出头的十来岁的孩子，学习骑马是个不小的难题。大人上马，手扳着马的脖颈根部，身子一蹿就可以趴在马背上，然后腿一迈，就稳稳地骑上了。而我由于个子太矮，这样肯定不行，只能另辟蹊径。我的办法很多，有大人在旁边时，可以请求大人帮忙把我抱到马背上；没大人在旁边时，我就找墙头、木桩或壕沟等有高差的地方，让马站在低处，我站在高处，利用高差就比较容易骑到马上了。就这样，每到周末或暑假，家里不用马干活时，我就可以加入到村里放马的队伍了。

那时，骑马和影视剧里的骑法不一样，影视剧里的演员骑马都有马鞍和马镫，人坐在马鞍上，踩着马镫很舒服，而我们则是直接骑在光溜溜的马背上，顶多搭上一条空麻袋，所以，难度要大很多。为了能在马跑动时不会摔下来，除了要伏下身子抓紧马脖颈根部的一缕长鬃，还要学会让身子起伏的频率与马运动的频率相协调。大概经过一个月的练习和摸索，我就可以像武侠电影里的大侠们一样可以纵马驰骋了。去故乡的草原放马，一般都是早上去傍晚回，到了地方，大家把缰绳往马脖子一盘，就任由马儿自由自在地吃草了，而放马的人们则把麻袋往地上一铺，打起家乡特有的“四幺四”扑克。那时的天很蓝，一望无际；那时的草很绿，清香宜人。大家打着扑克，侃大山，生活中的忧愁烦恼似乎都被暂时抛却，原野上，不时回荡着乡下人特有的粗犷豪放的笑声，酣畅淋漓。中午，大家就吃一口自带的干粮和咸菜，偶尔也会到附近的庄稼地里，掰几穗苞米，在附近的树林里，捡一些干树枝，一顿野外烤玉米就准备就绪。干树枝烧起来，火很旺，还噼里啪啦地冒着火星，待到浓烟散去，剩下红红的火炭，就可以把玉米斜着放到小山一样的炭火堆上。只消片刻，浓浓的烤玉米的香味就飘散开来，沁人心脾。大家围坐在一起，吃着香喷喷的烤玉米，听着大人们讲着开心的笑话或怪诞的鬼故事，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太阳快落山时，大家就各自骑上自己的马，组成一条长长的队伍，在夕阳下吹着口哨唱着歌，悠闲地返回自己的村庄。

心血来潮时，我们也会组织一场赛马。赛马的场地一般会选在一片新翻的麦地，因为土质松软，即使有人摔下来，也不容易受伤。大家在麦地的一头一字排开，等有人一声号令，所有的马一跃而出，先到麦地另一头者为胜。我也偶尔参加比赛，名次居中时为多。大家比赛没有奖品，就图一乐儿，人放松一下，马也撒撒欢。后来，没过几年，村里的拖拉机越来越多，马便越来越少，现在几乎没有养马的了。那些与马为伴的快乐时光，只能作为儿时的美好回忆放在心底，历久弥新。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想想，当年骑马在故乡的草原上纵横驰骋的感觉，比开辆好车穿行在现代都市不知美妙多少！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穷”是躲不掉的字眼，不过，一想起那些童年的趣事，心里就平衡了许多，嘿嘿……

我的根永远在故乡

智军智军，1972年3月出生，1990年3月入伍，1993年5月入党，目前上校军衔，正团级，大学文化，现为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县委常委、县人武部政委。

饮水思源、叶落归根，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释怀的恋乡情结。也许到了怀旧的年龄，也许作为游子漂泊多年，许多时候，总愿回首往事，而故乡的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情景，也会在不经意间再现记忆中。在回归原点的温馨回忆中，故乡既清晰，又抽象，可以清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件件具体的事，可以抽象成一种心境、一种朦胧的留恋，那里的天、那里的地，以及自己曾经走过的脚印，盘根错节地组成了心中眷恋的故乡，凝聚成一缕缕如诗人余光中的《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故乡是我生命开始的地方，我的快乐在那里永恒，我的回忆在那里饱满，我的梦想在那里放飞。

不会忘记从南到北四里四的老县城景象：电影院、图书馆、被服厂、糕点厂、南市场；不会忘记小时候母亲带我去宏伟乡外婆家的情景：那条四公里远熟悉的乡间小路、生产队出工时清脆的敲钟声、场院麦垛里捉迷藏的那帮小伙伴、围着小油灯聆听收音机里评书《岳飞传》的那群大人小孩、过年时外婆做的最爱吃的黏豆包、院子里的那条大黄狗、父老乡亲们的淳朴笑容；不会忘记实验小学后面的那片路过嬉戏的榆树林、二中广场上全县体育运动会上的锣鼓声声和彩旗飘飘、高三时的那次记忆犹新的春游、一中三年五班的为了改变命运而发奋苦读的学兄学弟……无数记忆中的画面，虽然饱经岁月的磨砺，却越来越清晰和眷恋，这种感觉就像陈年的酒，越久越香。

当然，更不能忘记的还有很多教过我的老师，他们不仅传授知识、答疑解惑、教书育人，而且还像父母兄长一样，为我们倾注了无私的爱心。我的小学班主任王桂芹老师，严格管理学生在全校都有名，无论谁违反了班级的纪律，都难逃她的法眼和严厉的批评教育，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地读懂了“严管就是厚爱”的人生道理；我的中学体育组赵玉生老师，为了提高我投标枪的成绩，经常在操场上陪练和指导，成就了我在1984年的县运会上获得标枪第一名和在1985年齐齐哈尔市第一届全民运动会上摘得银牌而为校争光和为县争光的辉煌，也历练了我“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我的中学语文组李玉萍老师，为了给我们补课而错过了学校分选秋菜的时机，那种无私品质和为人师表的做法，让我们一生都会牢记“敬业与责任”的真正内涵……回顾过去的点点滴滴，在心生无限感恩的同时，也永远成为我学生时代最美好的记忆和后来追逐梦想的最坚实基石。

伴着罗大佑的一曲《恋曲1990》，带着青春和梦想，我选择了离开家乡而踏上从军报国之路，在走进绿色军营的二十七个年头里，尽管多次经历岗位和职务的变换，但每当听到《想家的时候》这首军营思乡歌曲，总会悄悄向家乡的方向仰望和祝福；每当在军旅生涯中遇到挫折与挑战，都会想起离家时，亲朋好友们的期望和嘱托。细细回想，自己从一名懵懵懂懂的青年成长为铮铮铁骨的共和国军人，每一点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家乡的哺育，每一次军旅征程中的进步，都是故乡厚重的民风帮我挺起了不屈的脊梁，并默默地指引着我用一腔忠诚和热血守卫着祖国与故乡的安宁！

每当吟唱费翔的那首《故乡的云》回乡探亲时，总会思绪纷飞、充满期待……当看到家乡的道路越来越宽阔，昔日的交通闭塞变成了今日的四通八达，从环城路到街角巷道都告别了泥泞，呈现出了一幅蓄势待发的城市建设面貌，总会为家乡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而由衷喜悦；每当看到街面上日新月异的绿化、美化、亮化、净化，总会为家乡在城市治理上的有序、有力、有效而频频点赞；每当看到城区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一片片老旧平房被整体拆迁，居民的住房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昔日贫穷落后的地域，今天正向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方向迈进，总会为家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中阔步前行而欣赏祝愿。尤其看到随着林甸县温泉旅游业的持续开发和乡愁文化建设的日益增强，极大地拉动了县城的餐饮、住宿、土特产、房地产等行业的快速发展，既为富民强县带来了无限的商机，又大幅提升了“北国温泉之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并已成为家乡的一张靓丽城市名片。作为天南地北的林甸人，有一种难以言表的骄傲和自豪，并真诚地祝愿家乡明天会更好！黑土地养育了我，那里有我朝思暮想的亲人、同学、战友，我的根永远在那里。追忆是为了更好地前行。我坚信所有在外的游子都会始终继承故乡所赋予的那种淳朴、勤奋、热情、豪爽的优秀品格，在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伟大征程中为家乡人民添彩争光！

故乡的小镇

辛洪昌辛洪昌，1974年10月出生于林甸县红旗镇，曾就读林甸一中、黑龙江商学院，现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鹤岗市分行工作。

一眨眼，离家二十年了，但每当我读起杜甫“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这首名句时，就想起我的故乡北国温泉之城——林甸县红旗镇，虽然它没有名山大川和历史古迹，但是每当夜幕降临，在整齐路灯的映衬下，一栋栋整齐的高楼和砖瓦房里，万家灯火通明，炊烟萦绕，呈现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

红旗镇在林甸县城西南22公里处，始建于清末，1910年吉林农民霍广财来此开荒立屯，故名霍地房子，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设置霍地区，1959年改称红旗公社，1985年改设红旗镇。全镇现有七个行政村，一个银光牧场，六十个自然屯，面积44.2万亩，其中耕地16.8万亩，草原14.1万亩，林地面积2.6万亩，水面1.1万亩，总人口2.78万人。改革开放后，小镇居民发展农牧业和经商意识空前高涨，经济发展迅速，2015年生产总值达6亿元，尤以畜牧业较为发达，是大庆市五个万头奶牛乡镇之一，个体私营经济也日益繁荣，庆粮贸易、博奥牛初乳已成为当地支柱企业，个体工商户达400余户。

儿时在小镇上留下了太多美好回忆。每到春暖花开、候鸟北归的时节，我最爱捕鸟这项活动，到大地里找有虫眼的苞米栅子，从中扒出白胖胖的虫子，放入夹中作诱饵，在家附近的水坑旁用土填埋，然后，躲藏起来，偷偷观察，一旦鸟儿因到池塘喝水，嘴馋吃了诱饵，夹子就啪的一下将鸟的膀子夹住，然后，我就将鸟带回家中放入笼中圈养，本人比较喜欢黄下颌、三道杠等鸟。每到炎炎的夏季，就和邻里的小伙伴一同去附近的河塘洗澡，由于水流不急且不深，我们一群孩子像鱼一样，在水中尽情欢快地游玩，拍打着水花竞相追逐。到了秋季，又跟着大人到自家的菜地里采摘甜瓜、柿子、黄瓜等蔬果，品尝自己播种的果实，别有一番滋味。到了冬季，每当下雪时，又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起划冰车、堆雪人和打雪仗。每逢县里评剧团下乡演出，或影剧院来播放电影，我们就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成群结队地去观看，看了一场不过瘾，还会撵着剧团看下一场，总也看不够，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在小镇上度过了快乐的童年。

故乡小镇的美食也是我的至爱，最爱吃黏豆包、酸菜馅水饺、猪肉血肠、野生鱼、大豆腐和小笨鸡。每次得知我要回家，老妈都会到市场买菜，有时，还会杀鸡宰鹅，专门做这些美食给我，每当我吃上端来的热气腾腾的饭菜，我都会造得沟满壕平，别提多香了，而且百吃不厌，回味无穷。家乡小镇的饭店也十分朴实，不但菜码大，而且经济实惠，小镇饭店比较有名的是好口福烤乳鸽、王家猪头焖子和酸菜血肠，生意很红火，吸引县城的不少客人过来就餐。

我是在小镇上读完小学和初中的，高中在县一中就读，在省城一所高校毕业后分配到鹤岗工作。因二老双亲还在老家的缘故，每年我都能回家一两次，目睹家乡的发展变化，日新月异。小镇交通十分便利，有一条201省道穿城而过，路面早已由过去破旧的砂石路，改铺为笔直的柏油路，从小镇到县城林甸和邻县杜蒙车程都不超过二十分钟，而杜蒙县去年开通高铁，通往全国各地；路两边房屋也由过去低矮的泥草房，变成了一栋栋崭新的高楼和砖瓦房，各村也全部建成通村公路，镇上的学校、银行、邮政、医院、酒店和商超等服务设施一应俱全，家家都用上了自来水，楼房供热和洗澡也用上地热温泉水，不少人还购买了小轿车。每逢月初赶集时，集市上各种商品琳琅满目，人来车往，热闹非凡。尤其可喜的，是我们鹤岗本地大型商超标杆企业比优特已入驻家乡，极大丰富了当地的商贸流通，满足了人们对生活日用品的消费需求。

儿时的伙伴及亲戚也通过辛勤劳动过上幸福生活，光腚娃娃张三买了一台小客车，在县城和小镇之间跑运输，李四则通过承包建筑工程成为当地有名的老板；老邻居霍五养了几百头奶牛，成为远近闻名的养牛大户；二姨弟陈江承包近千亩耕地，成立农业合作社种植青稞，探索出一条改变过去单一依靠种植玉米的转型之路；同学王立才开砖厂，解决了不少农民工就业；父亲开农机修理部，生意也十分红火；通过几次初、高中同学聚会，得知一些同学已在当地政府、警局、电信、医院、学校、银行担任骨干，为家乡发展默默奉献着；还有不少的邻里乡亲办理社保和新农合医保，解除了老无所依的后顾之忧；现在小镇晚上文体活动也十分活跃，有扭大秧歌的，有跳广场舞的，有打篮球的，有走圈的，大家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小镇还有浓浓的乡土亲情，谁家要是有婚丧嫁娶、建房、升学等大事，街坊邻居都会过来帮忙。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3月，我表弟李山不幸发生车祸，身受重伤，昏迷不醒，他在医院重症室抢救，急需数十万手术费，而前几天他妈妈刚做完手术，并且他本人在小学任教，积蓄不多，让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雪上加霜。就在这紧要关头，镇党委孟书记号召全镇公职人员募捐，朋友还通过轻松筹网站在小镇和林甸籍亲友圈中发动募捐，短短的三天，就募得善款十余万元，及时送至患者手中，通过三次手术，硬是将他的生命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谱写了一场人间真实版的爱心接力。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无论今后我身在何方，故乡小镇永远是我的牵挂，那城，那街，那人，那事，都将会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童年记忆

韩晓东韩晓东，1980年7月13日生于林甸县四合乡公社（四合乡乡直）。中专学历。1998年5月参加工作，在林甸县排水管理站任团支部书记，2005年任林甸县建设环境保护局团委副书记，现任林甸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

有一种说法，人伤感的时候就喜欢回头看、回头想。我觉得，一个人若是时常回忆起童年，又有什么不好呢？

童年总是美好的，每当我回头望它的时候，那段天真无邪、幼稚可爱的光阴，格外珍贵。那时，我的小脑袋还不用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有的只是混沌的快乐和简单的悲伤。

我出生在林甸县四合乡公社，一个既普通但又很荣耀的百姓家庭里。父亲在乡政府上班，母亲在家务农兼养一些家畜。那时，父亲一个月工资才31.5元，却要养活我们一家三口，显然如果单靠父亲工资会很紧巴，而母亲既种着我们的口粮地，还养一些家畜卖点钱贴补家用，他们相得益彰，让我们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爷爷奶奶在四合乡合胜村八屯，祖籍都在山东郓城，年轻时，闯关东过来的，已扎根多年，父亲兄弟姐妹多，他又是排行老大，要承担起许多责任。我爷爷和奶奶生活非常拮据，在我很小的时候，还有一个老姑和一个老叔都没有成家立业，生活也不富裕。所以，爷爷奶奶也没有在生活上对我们给予太大的帮助。那时，刚刚成家立业的年轻人都是靠自己打拼的，当长辈的偶尔坐着免费的大胶轮车从老家拿点自家养的家禽以及一些鸡蛋、鸭蛋、鹅蛋之类，算是当父母的一点儿心意。那个年代，家家都那样。

儿时的我是无忧无虑的，有许多事至今让我无法忘怀，听父母说，我刚出生的时候，家里穷，买不起房子，暂住在别人家的仓房。仓房不大，当然是土坯结构的，位置在四合公社供销社路南稍偏西一点儿的地方，房东挺好，男主人是车老板子，但要把他当时从事的职业放现在来讲的话，应该比开宝马、奔驰车还要威风吧。女主人也和我母亲一样在家务农，后来，听我父母说也没要什么报酬，父母告诉我人要学会感恩，要知恩图报。我懂事以后，父母常常回忆年轻时过的苦日子，在向我讲述的同时，告诫我做人的道理。我也就是在那家仓房出生的，后来家里条件稍有改善，买了两间靠路边的门市房，当然也是土坯结构的。有时，思绪飘飞，仿佛灵魂又回到了那幢老房子，隐约朦胧之间，北边那个窗户却依稀可见，妈妈怀里还抱着我，东边靠墙的地方摆了一张圆桌子，看样子家里来客人了，父亲和那位客人在我家喝酒呢。我妈怀抱着我，在屋里踱来踱去，边走边用她的手拍着哄我，然后，坐在靠西北角的土炕上，靠北边窗户外，突然出现一个熟人，和我妈寒暄几句之后，顺便又逗逗我。当时还不觉什么，现在想起来，却是幸福感油然而生！那时的我还不大，不过这样的印象是极少的，因为当时我实在太小了，也就两三岁，现在能想起来，我还很庆幸！

时间流向1984年，我五岁，由于父亲工作上的调动，我和母亲跟随父亲搬到了东兴公社。在搬家的那天早上，用来给我们搬家的汽车和胶轮早早地停在了家门口，早已闻讯赶来的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们都在我们即将搬离的房子里帮着忙活，同时也是在为我们送行。我那时还小，只记得大人们帮我们搬到差不多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不知道是谁跟我说了几句话，大概是：“东子，你家搬走了，再看看周围吧，这里曾是你出生和生活过的地方，别忘了我们，以后再见面就不易了！”其实和我说话的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到现在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当时我就哭了，父母也舍不得平日里朝夕相处的兄弟姐妹们，毕竟老邻旧居这些年了，大家都相处得特别好。说了些感谢的话，话音未落，汽车就突然启动了，大人们先把我安排在汽车的驾驶室内，在我父母和众乡亲挥手的一瞬间，所有人都不禁潸然泪下，大家都恋恋不舍地分别了。我虽然小，但是跟生活多年的人和事物却是极有感情的，由于当时没有太多的家具和生活用品，不一会儿的工夫，就搬到了车上，写到此处，心里有些伤感！

搬到东兴公社的我们一家三口很幸运地遇到了好邻居，那时的日子，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可以说是最快乐的，也是最难忘的。在那里，结识了许多的小伙伴，特别是紧挨着我们家西院雷大大家的两个姐姐对我非常好，经常带我出去玩，雷大大和大娘特别喜欢我，那个年龄段成群结队地能和一群孩子玩到一起去，互相追逐、嬉戏、打闹，一直玩到天黑，直到汗流浃背也不感到疲惫。那时的父母比现在的父母少了一份担心，社会治安稳定，人贩子一词在当时来讲好像很陌生，根本不用像现在的家长们必定要眼盯着孩子玩耍才能放心。

父亲调到了东兴乡政府上班，我母亲除了种些地，养了一些家禽之外，还在园子里种了些瓜果蔬菜，用于自给，那时候的人早就有了经济意识，在我家东边的地方有一个菜市场，在我母亲空闲的时候，我们吃不了的瓜果蔬菜就被她拿去卖掉，能换点我的零嘴开销。当然，我父母还是非常会过日子的，给点零花钱也是有数的，只不过父亲对我要比母亲宽松得多，大人们能给上小孩子块儿八角的就不少了，那时的冰棍五分钱，最好的一角钱一根，现在想起来，真是便宜得很啊。偶尔县城的人骑着自行车驮来两箱冰棍来东兴乡公社卖，他们卖的是奶油冰棍，卖两角钱一根，谁要是能吃上街里人卖的奶油冰棍，用现在的话来形容，那就是土豪了，而且，谁要是吃上街里人卖的奶油冰棍，也许他平常三下五除二吃完的，可到了众多小伙伴儿面前，却恨不得吃上个好一会儿。我兜里有钱，却舍不得买，因为当时两角钱对于我来说有点奢侈，我从小就很懂事，深知父母挣钱不容易，很是节省，这一点可能是受父母的影响。直至现在，我已成家十五年，甚至我的妻子和孩子在我父母的思想灌输下，也保持着过去的勤俭节约作风。

那时，家刚刚搬到东兴公社，附近的小伙伴们从最开始的陌生到熟悉，却只用了短短几天时间，那时，比我大的孩子家家都两个三个的，而我是独苗，1980年出生的，那年刚好赶上计划生育，父亲是党员干部，响应国家政策号召，以身作则。家里就我一个孩子，而且是男孩，当然是令人羡慕的，父母无限关怀和疼爱，使我受不了半点委屈，所以，一般比我大的孩子都知道让着我，而我呢？只有他们让着我，我才能和他们继续保持着玩伴的关系。否则，呵呵！

现在想来，那时真是太任性了。

新家往东数隔一家是一条通往南边几趟民房的过道，紧挨着过道是一排全部用红砖砌成的砖房，紧接着西边两大间就是当时最引人关注的冰棍厂，路北是供销社。当时在那里上班的这些人可是正式工作，吃皇粮的，旱涝保收，工人们很有优越感，神气得很！我们这些小孩在和他们接触或打交道的时候，经常看他们的脸色，但却又不敢顶撞，因为我们知道得罪他们是没有好果子吃的。现在想起来，如果换成现在的话经常去哪家买冰棍都算是照顾他们的生意！当时，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家家都没有冰箱，也对“冰箱”这一电器商品没有概念，家家都用冰棍箱子储存冰棍，好给家人们在酷暑难耐的夏天降降温。那时，也不讲究个排队，什么先来后到的，谁能抢到就是谁的，像我们小孩子和一些柔弱女子始终占不到上风，往往是受排挤的对象。不像现在的男人那般绅士，一般都有着女士优先或尊老爱幼的理性思维。那时，在递给在外抢着大量批发冰棍的顾客时，里边的工作人员看谁顺眼就先给谁，看谁不顺眼就往后排，因为这个，大家在外面发生摩擦是经常的事，有时出言不逊，打在了一起，因此而住了院的事也时有发生。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是不敢靠前的，只是大家都忙完了，我们才敢去门口买冰棍。我小时特别爱吃冰棍，里边的叔叔高兴的时候我会免费获得一根或两根冰棍。因此，我也曾在小伙伴们面前炫耀过，毕竟像这样的情况是极少的。由于年龄小，再加之小时淘气，我们几个小伙伴还曾研究用什么样的办法达到不花钱还能吃到冰棍的目的，大家可能觉得我们当时的想法有点荒唐，可是那个时候真能做到！现在想起来，我还感觉很没面子，下面我就和大家叙述一下当时的场景。

冰棍厂他们那里应该有一套严格制度，也就是说，工作人员在生产制造冰棍的过程当中是不能与外人接触的，特别是上下班走过的门，必须反锁，可能是防备工作人员搞特殊化的缘故吧。我们一个年龄稍大的小男孩把我们纠集在一起，研究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就是趁他们不备，把窗户上的方块玻璃别开，由最小的孩子钻进去，把已经成型的冰棍拿出来，然后，在事先撬开玻璃的口递给我们，紧接着，再从钻入口钻出来。就这样，我们每人分到了两根，沾沾自喜，吃得有滋有味。现在想起来，真是够明目张胆的了，还是大孩子心眼儿多，出鬼点子，让小孩子实施计划。不过，这样的情况就只发生一次，当晚，就被工作人员发现了。随即，找到了我们几个孩子的家长，我们几个虽然吃了几根免费的冰棍，却换来了家长们的一顿揍，第二天，再见面时的场面，一个个鼻青脸肿的模样，我就不一一详细描述了！可是吃不到冰棍，我们几个还有点不甘心，由于先前的经历，家长教育我们那是可耻的行为，看来可耻的想法是不能有了。后来，我们发现冰棍厂的前身有一个从室内通往南窗台外的直径大约为400毫米的铁管，是用来制造冰棍时排废水用的，在我的印象里这排废水的铁管每天都在排出一股飘香的废水。我们就在铁管出水的地方看，流出来有一些像白色的废水带着一股奶香味，可是光闻吃不到，怎么办啊？我们其中一个小伙伴顺着铁管向室内看去，不一会儿，他惊叫了起来，快看，那水池里边漂浮着冰棍。我们当时就有那种思维，冰棍随着废水能顺着铁管排出来。说是废水，其实，那时，生产冰棍工艺流程很简单，根本不脏，只是不能饮用而已，直到后来，有很多家庭都用那种水洗衣服，说是用来洗衣服有一股奶香味，事后证明的确如此！小伙伴一说，我们几个就在管口处等啊等，等了好半天才出来，可是由于天热的原因，拿到小伙伴的手里，基本就剩下小半截了。即便如此，我们小孩子还是抢不到嘴边的，大孩子如获珍宝地边吃边说好吃，也许是不花钱的缘故吧！我们呢？当然是大眼瞪小眼地，瞅着人家吃！没办法，谁叫人家是孩子王呢？

那时的商店没有像现在这样放开，供销社是国营的，在公社就一家，所有的父老乡亲都在这里购买油、盐、酱、醋、茶和一些生活的必需品，所售的商品单一，不像现在的商品琳琅满目，人们的想法也很单纯，那时串门就时兴四盒礼，在我印象里最常见的有槽子糕、罐头、麦乳精、白糖等礼品。去谁家串门，特别是过年时，我们一家三口应哪家的邀约，参加哪家的宴席，他们也都是拿出一年当中最好的食材来款待我们，绝不怠慢，一家如此，家家如此。参加完宴请之后，我还得接受对方递给我的压岁钱，每次都是父母简单地推让之后最后还是进入了我的口袋里。不过，当时在我内心深处也习惯性地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回到家也得乖乖拿出来进入我妈的腰包，那时候的十元有个雅号叫大白边，十元算是多的了，现在的孩子是很少有见过大白边的。

记得有一次，不知道是父亲还是母亲主张的，在东兴公社大东边路北有个照相馆，我们三口去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不过，按当时照相技术是没有一气呵成彩色的，拍完后，可以进行后续加工上色工序，至于怎么个上色法，我就弄不懂了。那张相片我们保留至今，后加的颜色虽然不太真实，现在看着却很顺眼。那一年，我好像是五六岁的样子吧！

那时候的交通工具以自行车为主，我也就在六七岁的时候，自己学会骑自行车，先是掏裆，后是大梁，在我学会骑自行车的日子里，是很卖力的，很辛苦。学骑车需要付出胆量和勇气，因为我从小娇惯，受不了半点皮肉之苦，中途曾打过退堂鼓。在年龄相仿的小伙伴里不会骑自行车，是会受到同伴耻笑的，一般都是做鬼脸，学动物叫，还有很神气的样子。几岁的孩子也有自尊心，从我的内心深处，也能感受到不会骑车子被认为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仔细一想也是，年龄相仿，人家能做到的事，我为什么做不到呢？当我看到别的小伙伴骑着自行车运用自如的场景，我便鼓起了勇气。说实话，我是没少挨摔的，擦破点皮儿，就哇哇大哭，伙伴们哄都哄不好，只好把我送回家。见到母亲，在小伙伴们说明原因后，母亲心疼孩子的表现程度明显是要高于父亲的，这就是孩子跟妈更近的原因，就像春节联欢晚会相声演员曹云金说过的一段话，孩子回家都找妈，跟爸说得最多的一句话还是：“爸，我妈呢？”其实，父亲内心疼爱我的程度不亚于我母亲，只是父亲表面并不表露而已，给我的内心造成错觉，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他深深明白这个道理，男孩子应该比女孩子更坚强些，磕磕碰碰才能结实。至于我什么时候能坐在车座上，双脚完全能够着脚蹬子，那是好几年以后，当然是我长大一些的时候，具体时间我也记不起来了，不过，那时我们家已经搬到县城了。

和我年龄相仿的朋友，特别是经历过在乡下生活的人应该都知道，不管是逢年过节，还是平常谁家炖排骨或者炖鸡肉反正就是一些好吃的吧，都得用事先准备好的盘子或者碗之类的器具盛上一些，送给左邻右舍尝尝，特别有讲究的人家，因为碍于面子总是盛得满满的，还得摆上漂亮的造型，还得用干净的抹布把盘子边儿弄得干干净净的，以免让人家笑话，这样才倍儿有面儿。当然，接受方简单的答谢之后，有机会还要还礼。用完的盘子还得洗干净再还回去，有时，还回去的盘子拿错了也是常有的事，不过，大家也没有那么多的计较。我小时候经常遇到，包括邻居家包的饺子，我都经常吃，从来不嫌弃谁家啥样啥样，那时的场景应该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吧，以后留下的，只是回忆。

那时候，我家有台黑白电视机，特别大的那种，一到晚上，基本上家里能坐的地方都没有空地儿，大家都在专心致志看一些我现在都想不起来名的电视剧。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那间壁墙外有一根杆子是干吗用的，后来才知道那是天线，是用来调节电视信号的。那台黑白电视机陪伴了我们几年光景，后来，父亲在和母亲商量决定换台彩色电视机是1986年的秋天，对于我们家来说是个大件儿。早上我爸坐大客车去的街里，出门前，我母亲特意叮嘱我父亲揣好兜里的现金。那时，金融体系没有像现在这样完善，什么银行卡、转账一词通通没有听说过，那时的钞票都是十元、五元、一元、几角面额为主。我听说后高兴得连蹦带跳一整天，一会儿跑出去望望，不一会儿又跑出去望望。到了傍晚时分，终于看到了大客车，我早早地向大客车驶来的方向奔去，看到父亲抱着“宝贝”，下车只顾着自己小心翼翼地往家走，并没有像往日一样顾及我，他走路的样子更是认真，加了十二分小心。当时，那台彩色电视机是我父亲通过朋友的关系在林甸县城供销社（现在是鸿博商贸）那里买的。我家换彩电的消息当天不胫而走，晚上来我家看电视的人更多了，那时有彩电的人家也是有数的，加上我们家待人热情，天天爆满。特别是夏天，推不开、搡不开的情况下，热得都喘不上气来，却丝毫没有影响他们来我家看彩电的热情与心情。早来的能坐着看，来晚的只能站着看。过去电视的质量非常好，以至于那台彩电后来陪伴了我们二十多年，直到我成家立业，孩子都有几岁了，电视才坏到实在看不了了，我嫌碍事，并没有和父母打招呼，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我处理掉了。父母知道后很是心疼，虽然没有过多地责怪我，但我现在想起来，备感遗憾的同时，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儿！

当年的小伙伴儿们现如今早已成家立业、各奔东西了，能联系到的，也不是很多，能联系到的，偶尔小聚一下，也时常打探他们的消息，近况如何。从林甸县农广校袁海军（小伙伴儿们其中之一）的口中得知，他们也询问过我的消息，我是个极易动感情的人，听着听着，泪水在眼眶中闪烁！后来得知，我们从事着不同的职业，都在天南海北的各个角落里为了生活奔波忙碌着，而当年养尊处优的冰棍厂工人们，现在少了些往日的威风，他们早已下岗多年，优越感早已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是岁月的痕迹带给他们的满脸皱纹。

儿时的我还为驾驭不好一辆自行车而发愁，现如今的我早已能熟练地驾驶轿车，并且，运用自如的程度远远超过当年骑自行车的水平。现在的我也不用再为吃几根冰棍排队而发愁了，也不用再看冰棍厂工人在递给我们冰棍时的脸色了。现在想吃什么厂家的，什么品牌的，什么价位的，食杂店、超市到处应有尽有。甚至有时想吃冰棍了，给居住小区的超市打个电话，店主就能用热情的笑脸为我们上门服务（只是说明一下如今的服务体系，本人吃冰棍都是亲自上门购买的）。当年居住的土坯房早已卖掉，现如今家搬到县城已有二十八个年头了，从当年的三口之家，变成了五口之家，如今的房子早已换成带电梯的大楼房。不用担心一下雨就漏水，还得用各种大小盆子接从房顶上漏下的雨水，严重的时候，父亲还得用破旧的塑料布顶着雨，爬上自家的梯子登上房顶铺严。同时，也不用因房屋维护而四处张罗工具求人，现在随时给物业打个电话，工人们上门就能解决。上个月应亲戚邀请，我驱车前往东兴乡长发村路过东兴乡乡址，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我把车停放在当年供销社旧址门前，我徜徉在当年和小伙伴儿们一起玩耍的地方，回忆起当年快乐的场景，心情十分复杂，说不清的感受，现在水泥路更宽了、更平了，有楼房了，给予我童年最多快乐的地方就是这里，当年很受人关注的冰棍厂已经不复存在，如今的这里今非昔比，城乡面貌上来了，只不过没有往日人来人往的繁华景象。

童年，给予了我太多的遐想，回忆中的童年仿佛就在昨天，其实，人生很短暂，美好的童年只是弹指一挥间。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三十七个年头已经悄然流逝，曾经经历过挫折，但是我很快乐，只因有此，人生亦是完美。虽然以后的路还很长，但永不改变的是自行车轱辘往前转，人要往前看，不求大富大贵，只求拼搏方显无悔人生！

“童年的梦，七彩的梦；童年的歌，欢乐的歌；童年的脚印一串串；童年的故事一摞摞。”这首歌是否能让你回想起美好的童年生活？在那五彩缤纷的岁月中，发生过许多事情，虽然不像星星一样明亮。但我的童年是美好的，有许多事值得回忆……回忆起童年，慈祥的妈妈，宽容的爸爸，这些都令我感觉到无比幸福。童年生活像一个五彩斑斓的梦，使人留恋，让人向往，童年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件有趣的事常常把我带入美好的回忆中。

童年的回忆会让家乡更美丽，人更质朴，一望无际的黑土地养育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公路两旁炊烟袅袅的上百户人家，勤劳而善良的人们一年四季重复着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体力劳作。那纯洁的蓝天白云是我们欢乐的过去，那村外的几条河水是我们蓄满的真情，那空气中激荡着的，是我们阳光下露珠般闪烁的笑声。童年的梦是那驰骋在草原的骏马，是我们崇拜的骏马，力量化身的骏马，它一直是我们的追求，我多希望骑一骑我那崇拜的马啊！可惜没能实现，但我始终都在追求着！尽管世界很大，时光很快，但在我心灵的一角，始终有着不变的梦——故乡梦。童年的苦，童年的乐，童年的脚步离我而去，如今已步入中年，童年的回忆始终在我心头萦绕。还有那红日朝气蓬勃露出的笑脸，还有那不为人知的童年秘密，在飞沙走石、成败荣辱的人生里程中，童年的游戏是一道永驻心田的风景。

童年经历过的事

张丽华张丽华，1969年5月出生，小学就读于林甸县花园乡爱国小学，中学就读于林甸县花园中学，后随父母迁居哈尔滨。爱好文学、历史。现在就职于哈尔滨格瑞特电梯有限公司。

每个人都有一个童年，而童年有趣的事，就像满天繁星，闪闪发光，数也数不清。那些记忆里的美好时光一直点缀着我的生活，让我回味无穷，乐在其中。

记忆一：大雪之后

我的老家是林甸县花园乡爱国三队，我就出生在那里。儿时的记忆，老家的冬天特别冷，风也特别硬，吹在脸上就像小刀子刮一样，吹得头皮都疼。每天去上学都要把脸包得严严实实，就是这样，稍有大意，还是会被冻伤。记得有一年冬天，我们那里下了一场很大的雪，雪刚下时，还似粉似沙，潇潇洒洒，没过一会儿，就变成了一片一片的，变得密集起来，风也随之刮起来，就像一张白色的大网，把大地覆盖。到了傍晚时，风雪愈来愈猛，刺骨的寒风搅动大片的雪花，满天飞舞，寒风摇曳着远处的树枝，发疯似的把刚刚落到地上的雪花再次卷到天空。寒风不住地呼啸，方向变化不定，大树被风刮得无奈地摇动着身子，风雪拍打着窗棂，发出沙啦沙啦的声音，路上的行人都把头埋在衣领下，脚步艰难地前行。家家都早早吃完晚饭，关门闭户。我们趴在窗前，静观这暴戾的天气，天地间白茫茫一片，雪落在房屋上、树木上、地面上，所有的一切都笼罩在白色之中。一夜风狂雪急，早晨醒来时，却发现自己家的大门被雪封住。我们正在焦急时，父亲从学校值班回来，把堵在门口的雪清理走，我们推门走出去时，真是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到处都披着洁白的面纱，真是银装素裹。由于风力的作用，有的地方雪高达两米多，我们与邻居家的路就被高高的雪堆阻隔，邻居家只有大娘一个人居住，这么大的雪，她很难出来。于是，我们全家把路中间的雪堆打开一个洞，两米宽，高一米五左右，一个多小时的努力，才打好通道。只见张家大娘正在屋里焦急地往外张望，我们的到来，让她欣喜若狂，更是感谢我们的及时相帮。我们前院邻居还有一个年迈的奶奶带着孙子在家，当一觉醒来，发现竟然推不开门，吓得祖孙二人抱头痛哭。后来才知道，这一场大雪把很多人家的大门都封死了，都是左邻右舍，谁家离得近，就彼此帮助，真是一场大雪见证了互助友爱，乡情浓浓。现在想起来，还是那样美好。

记忆二：狡猾的狼

小时候，林甸生态环境好，雪后，经常可以看见野兔出来觅食，屯中还可以看见野鸡的身影，就是狼也经常出没于村子四周。每当我们出去玩时，妈妈都会嘱咐我们，如果遇见不会翘尾巴的狗时，就要小心了，那就是狼，要把身上穿的红衣服脱下来，用力挥舞，狼就不敢靠近了。有时晚上，狼饿急了，也会进村子来偷鸡吃。那时，听老人讲，晚上如果谁家的鸡窝里有动静，没准就是狼来了，这时，你就可以拿着扎枪，从鸡窝的入口把扎枪狠狠地往里扎，如果扎到肉乎乎的东西，它还不叫唤，那就有可能是狼光顾鸡窝了，因为如果是狗，你一扎它，他就会汪汪地呼救，但是狼却不叫唤，无论你怎么扎，它就是不出声，狼很有韧性，有智谋。我的邻居就在鸡窝里抓到过一只狼。那时，如果村里谁家抓到狼的话，就会扒皮把肉烀上吃，肉烀好了，还会给左邻右舍的孩子送去一碗。据说，吃了狼肉就不会出天花了，我有幸小时吃过狼肉。记忆中狼的肉，肉丝很粗，味道很鲜美。狼有时也会来村里偷猪，狼特别聪明，它不会在猪圈里猎杀猪，它会把猪从村里赶走，慢慢享用。它用嘴叼住猪的耳朵，用尾巴鞭打猪的身体，猪忍受不了疼痛，就会乖乖地和狼走。现在，回老家很少能听见有狼进村的事了。

记忆三：复活的小鸡

小时候，我和哥哥常去姥姥家玩，那是我们最快乐时光。记忆中，姥姥家总会有很多好吃的。那时，我的五舅还没有上大学，五舅和老舅经常去要武五队那里下夹子打鸟。那时的鸟不知道怎么就那么多，不一会儿，就可以打几十只，回来用炉子里的火一烤，味道那个香，那真是人间最美的美味，现在想想，真是罪过。有一次，我一个人去姥姥家，姥姥家离我们家就十几里路，一路上，我走走玩玩，很快就走到要武五队。突然，看见一只大鸟从天空俯冲下来，我很是好奇，就跑过去看看那只大鸟在干什么。没想到，我这么一跑，那只大鸟被我吓跑了，这时，我才看清楚，原来是一只老鹰，而地上一只小鸡躺在那里瑟瑟发抖。我忙俯身抱起这只可怜的小鸡，看见它的脖子那里在流血，还少了很多的羽毛。我不敢看伤在哪里，就急急忙忙地抱着小鸡，往姥姥家跑。我的姥姥和我四舅一家生活在一起，四舅妈为人善良，有爱心，家里如果有受伤或者有病的鸡鸭，舅妈就会给做手术。舅妈看见我抱只小鸡回来，接过去一看，说是食嗉破了，我说：“这是我在五队村口捡到的，被老鹰捉的小鸡。”舅妈一看说：“好像别的地方都没有伤口，就是鸡嗉这里破了，把鸡嗉缝上看看吧！”也许是小鸡伤得不重，也许是舅妈的手艺太好，手术成功了。这只幸运的小鸡由于我的好奇，逃脱了老鹰的魔爪，又幸运地遇见舅妈这样的好医生，把它的伤医好。过了不久，再来姥姥家，听说这只幸运的小鸡不但浴火重生，还下了蛋，繁衍了后代。

记忆四：四眼狗失踪

小时候，爱去父亲的发小孙德翔叔叔家玩，我和孙叔叔家的艳华既是发小，又是同学。有一天，我去她家玩回来，在路上遇见一条小狗，看起来它只有一个月大小，全身黑黑的皮毛，眼睛上面有两处白色的毛，小小的，瘦瘦的，站在那里，一双伶俐黑溜溜的眼睛望着我，很是可爱。我在前面走，它就在后面紧跟着，从二队到我家有一里多地，路上还遇见一头老牛拦住小狗的道路，但是聪明的它很快就从老牛的身边绕开了，紧紧地追赶着我的脚步。我感觉这条小狗与我有缘，它就像老朋友一样跟着我回家了，围着我跑前跑后。晚上，我在外屋地给它放点草，再给它放点吃的，它竟然一声没有叫，心安理得地住下了。随着小狗一天天地长大，和我们也越来越亲，只要我在家，不管走到哪里，它都会不离我左右。有时，白天它趴在院里，尖尖的耳朵紧紧地贴在地上，眼睛闭着，似睡非睡，注意着四周的动静。当我走近它时，它迅速地睁开眼睛，看到是我，它开心地摇摇尾巴，又放心地闭上眼睛。那时，村里有放映队，晚上经常放露天电影。我家住在村子里最后面临街路边，每当我们全家去看电影时，我家的小四眼儿都会趴在我家院里的柴垛上，竖起耳朵听着四周的动静，听我们回来的脚步声，它会很高兴地跑来迎接我们回来，摇头摆尾，和我们亲热，舔舔我的手，用头蹭蹭我的身体，有时还会围着我跑两圈，很是可爱。到了秋天秋收时，玉米堆在院里时，四眼就会守在玉米堆旁，如果有猪、鸡、鸭来偷吃粮食，它就会把它们赶跑，四眼儿就像一名忠诚的卫士一样，坚守自己的职责。每天，妈妈喂家里养的小猪时，四眼儿都会绅士地在旁边坐着，等到小猪吃完，它才去吃，可爱的四眼儿就是这样有风度。有一天，父亲的朋友雷元文带来大庆的一些人，说要吃狗肉，想买我家的四眼儿，父亲一口回绝。但是，转过天四眼儿从外面回来，趴在那里不动，一看它口吐白沫，好像是中毒了，我和妈妈忙着给它熬绿豆水，幸亏救助及时，可爱的四眼儿逃过一劫。又过了几天，突然在某个夜晚，我的“四眼儿”不知所终，一家人很是伤心，找遍所有的地方都不见它的踪影，它一下子在我们的世界里消失了，再也看不见黑夜里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六年，两千多个日夜的陪伴，每天推开家门第一个看到的眼睛，每个夜晚归来深夜门口的等候，每个惬意的午后，一起的玩耍，如今，都成为回忆，一家人很是伤心。于是，发誓再也不养小狗了。这是一场漫长的告别，三十多年以后想起，心还会很痛很痛，愿它一路安好。

（题外话：几年前，妈妈去金上京会宁府那里游玩，在古董店里偶遇一只瓷狗，和当年我家失踪的“四眼儿”像极了，妈妈非常惊喜。一别几十年，妈妈不忍再次分别，难得今日再相逢，无论多少钱，妈妈都要把“它”带回家，摆放在妈妈的床边，终日为伴，以慰相思之苦！）

记忆五：那些点滴往事

想想小时候，真的有很多有意思的事。那时候，幸福简单得就如煮玉米一样香甜，平凡得就如烤地瓜一样美味，清风徐徐，我心悠然，当往事一幕幕掠过心头，留下的，不是模糊的痕迹，记得最清晰或者念念不忘的，往往会是一些不值得一提的小事。

我在闲暇时，常常会想起小时候，那时我们的童年是那么惬意，没有成堆的作业，没有各种补课班，没有电脑，没有手机，但是，每天都过得非常快乐。那时，都是以原生态的方式过着每一天。尤其喜欢放学后的时光，回家后，做完作业，挎上小筐，与小伙伴们相约去挖野菜，回来后，洗一洗，蘸着妈妈做的大酱吃，味道是苦苦的带着清香。有时，放学后，也会去我的同学陈玲家玩，陈玲的父亲陈伯伯会把我当作客人一样招待，会热情地亲自下厨给我们做上两个菜。那时，也没有什么好吃的，炒鸡蛋和土豆丝，就是最好的菜了，再买两瓶小香槟，我们吃得特别香，这样的记忆丰富了童年的时光。

儿时还有那些关于电影的记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的文化生活单调乏味，一年也只有唱几台大戏，放放电影。那时，我们大队有自己的放映队，说是放映队，实际上也就只有一个放映员，几台机器而已。我们大队有四个自然村，一部电影轮流放，一般是一个礼拜一次，有时三四天一次，这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天气来决定。每到村里要放电影时，妈妈都早早地做好晚饭，吃过晚饭后，如果家里有瓜子，还会炒点瓜子揣在兜里，然后，搬着凳子抢占正中位置。放映场地多是在村里场院，常常是来得早的，就能抢占最佳位置，场子里摆满各式小凳子，看热闹的大人孩子往来穿梭，一个个春风满面，幸福溢于言表，嬉笑声不绝于耳。树杈上、房顶上爬满了人，妇女怀里抱着孩子，男人肩上骑着孩子，老人拄着拐杖也来观看。站在最后面的看不见，便站在凳子上看，里三层外三层，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小孩子在场地内钻进钻出，整个电影场洋溢着喜庆欢乐的气氛，直到电影开演了，整个场面才会安静下来。这时，就可以一边嗑着瓜子，一边看着电影。那时，电影没有多少是孩子们喜爱看的，放映的电影有喜剧、枪战还有戏曲，放电影时，还会有加演片，如果偶尔有动画片，那就是孩子们最期待的，每一个孩子都会安静下来，静静地、非常入迷地观看。但是，放电影时最怕是换片，换片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当场地灯光一亮，场内就开始有点混乱，有趁此出去方便的，有乘着夜色去摸青的，也有人早就看好谁家园子里的瓜果梨桃了，趁此去摸瓜摘果的。有时候，本村没有电影，听说邻村有，我也会和妈妈一起，摸着夜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去看，那就没有在自己村的优越感，更多是在远处的土堆上、草垛旁。若是连这样的地方都没有了，那就只好坐在屏幕的后面去看，这样的图像是颠倒的，但即使这样，也是心里最美好的记忆。

三十多年前的农村，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就是谁家的园子里有新下来的黄瓜、柿子、沙果等，调皮的孩子们就溜进去尝个鲜。那时，我的小弟才十岁左右，很是淘气。记得有一年六月中旬，村里又来放电影，天刚刚要黑下来，我的小弟和他的小伙伴们，早就看到马老太太家的园子里，有刚刚长成的几根小黄瓜，淘气的他们就悄悄溜进去了，还没有得手，竟被时刻警惕、护宝一样的马家老太太发现了。老太太一看自家园子溜进来几个小孩子，这还了得，进屋取了一把菜刀，跳进园子里就来追赶，吓得这几个孩子屁滚尿流，撒丫子就跑，老太太虚张声势一阵，吓吓他们，也没有再去追上他们几个。此招非常有效果，从此以后，再没有谁敢溜进马家园子摘瓜摘果了。

终生难忘的地方

李庆国李庆国，1955年4月出生。历任知青，供销部经理，财贸团委书记，县委组织部干事、组长，四合乡乡长、党委书记，党校常务校长，水库主任，粮食局党委副书记。

我的祖籍在山东省沂蒙山区，但我生活和成长的地方是黑龙江省林甸县，那座历经历史风雨洗礼的垦荒新村，是我终生难忘的地方。

父亲李光兴，十五岁参加八路军，先在谭震林警卫排当战士，后给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做卫士。1954年，谭启龙调到山东任省委书记。父亲随往，任警卫排长，母亲则在山东省委招待所工作。

1955年春，我在济南省立医院出生。因新中国成立不久，按规定给高级干部当卫士，结婚就应调离。恰在此时，山东开始安排垦荒工作。因东北条件较差，动员颇有难度。怀着拳拳报国之心的父亲在母亲的支持下，请求转业去东北垦荒并被批准。于是，带着历城县四十多位热血青年北上。当爸爸的第一封信寄到妈妈手中，她看到封口是用面粉糊粘贴时，就知道那里的条件不太好。

1956年，山东开始第二批垦荒动员。在父亲的鼓动下，母亲毅然放弃舒适的工作，在单位报了名。当时不允许带家属北上，因父母身份特殊，我成了当年一千多名垦荒队员中唯一的儿童。

听母亲讲，那年我才十一个月，刚蹒跚学步。绝大多数队员唱着“告别了母亲背起行装，踏上征途远离故乡，高举起垦荒的旗帜，奔向辽远的边疆”的《垦荒队员之歌》，穿着配给的服装，拿着三个大锅饼，怀着不同的心情登上了列车。因我是车上唯一的小孩儿，历城县还派了一名医生随行。行进途中，我的尿布湿了，为让它早点干，母亲将红色的尿布举在车窗外。司机发现后，以为出了什么问题，紧急刹车。当车长和乘务员来到母亲身边时，她还在观赏随风舞动的尿布。

当年，林甸按各乡的位置，每隔6.6里设一个新村，以乡为单位排序号。我们的驻地是霍地十四号新村（现红旗镇），父亲是该村党支部书记。据妈妈讲，当时我家住在有窗户的帆布帐篷里。用土坯垒个框，底层铺玉米秸秆，中间铺麦秸，上面直接放行李，吃饭则是在集体食堂。入夜，看着成群飞舞的蚊虫，听着远处的狼嚎，母亲的心中有说不出的失望，她将真实情况写信向所长说明。所长回信：实在住不下去，再回所里工作。但母亲还是坚持。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双重压力下，许多垦荒队员产生了返籍思想，加之个别地方干部工作方法不当，导致有几个新村垦荒队员和当地干部发生激烈冲突。东兴乡一个马姓干部在冲突过后，跑回乡里汇报时，因在水井旁喝了一通凉水，而“喝炸了肺”，死了。这导致林甸掀起了返籍风，有些队员举着旗，排着队要求返回山东。为配合父亲工作，母亲留了下来。她先做本村女队员的思想工作，并号召她们做男队员的工作，这个方法很有效。与此同时，母亲还向当地老农请教越冬的经验，学会了冬天要糊窗缝，挂门帘，用火盆来保暖。这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稳定垦荒队员情绪的作用。在母亲的影响下，十四号新村没有一人提出返籍。

为加快新村建设，父亲殚精竭虑。上级很快给垦荒新村调拨来了新农具，还有拖拉机，建起了卫生所。在1957年之后，来了许多家属，十四号新村在霍地建起了第一个托儿所。托儿所的阿姨姓崔，她不知在哪里弄了一只白色的家兔。因久居草原，我对这些小动物一点儿也不陌生。但奇怪的是，它的眼珠是红色的。当它坐在那一眨一眨地看着你时，美丽极了。

当年，林甸境内共设了108个新村。在一次全县新村干部大会后，父辈中的一位才子，按照水泊梁山排座次的方式，对108位与会的村支书按乡排序。这三十六员天罡，七十二位地煞，在林甸谱写了不朽的乐章。三十年后，十四号新村划归大庆管局牧工商集团管理，从此，真正过上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

垦荒，是黑龙江农业发展史上一段极其重要的历史。垦荒队员，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解决国家粮食的困难，为黑龙江农村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特殊群体。他们中的大多数，现已长眠于这片沃土之中。但父辈们不畏艰难、艰苦创业的奉献精神，仍激励着我们及后人。尽管有些已离开林甸或黑龙江，但黑土地的情怀，永驻心间，垦荒新村是我终生难忘的地方。

祝我的家乡林甸更加美丽，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

难忘初中求学路

艾教春艾教春，1974年出生在林甸宏伟乡。1995年毕业于林甸一中，1999年毕业于黑龙江省工程学院，2013年毕业于大连理工软件研究院（在职研究生）。现从事信息系统监理与咨询服务工作。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自己已步入不惑之年。最近，看到五湖四海的林甸老乡在“林甸往事”公众微信平台上纷纷发表关于家乡的记忆文章，也勾起了我对自己成长的回忆。特别是对自己奋斗拼搏的艰难四年初中学习生活中那些难忘的小事，被时间分割成一幕幕碎片式情景，这些日子，不断地浮现我的脑海，促使我提笔将这份记忆记录下来，慰藉我的少年光阴。

我家住在林甸东兴乡旭日四屯，我1988年7月毕业于旭日小学。从1988年9月开始，进入东兴乡第二中学学习，开始了我的中学时代。当时，考上初中是很荣幸荣耀的事情，因为当年农村小学生源很多，考中学竞争压力还是蛮大的，甚至那时还有人小学六年级读了两三年才考上初中。当接到初中录取通知的那一刻，自己很开心，更高兴的，是和因种种原因晚一年入学的四哥一起考入的初中。考上初中还是有点小骄傲的，毕竟四屯上一届还有几个没有考上初中的小伙伴，还要继续在小学读一年再考初中。从接到通知书开始，也就是自己四年中学时代拼搏与抗争的开始。大家觉得我说得有点吓人。当年，家里孩子多，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吃饭都成问题，而且，我和四哥是一起考上初中的，为了凑齐我们两个上初中的学费，母亲把自己还没有养大的小猪提前卖了，来交我们开学的学费。再后来，因为实在无法供我们两个人同时上初中，四哥初一下半年就不上学，回家务农了。至今每每想起，我还是内疚不断。

接到通知书后，也是学校召集学生们安排劳动的开始，每年秋季开学之前都是至少半个月的劳动任务，主要是拔亚麻和帮大户人家收拾庄稼。那时，大家普遍营养不良，十四五的孩子都不如现在十岁孩子长得大，对那么大的劳动强度都吃不消。我记得初中还没有开学，学校就通知各个年级学生集体劳动，为学校创收的同时，也是间接地教育学生以后如不好好学习就得在农村干一辈子农活。开始几天，大家还有干劲，后来，活越来越多，大家都干不动了，并且，还有人监督大家是否偷懒和活干得是否干净，现在想想，当年的学校有点像“周扒皮”。中午是大家自己带饭在地里吃，家庭生活条件好点的同学带的午饭相对好些，像我们这样家庭的，多数带窝窝头和大饼子，还有一块咸菜疙瘩。中午就这样简单充饥一下，短暂休息后继续干。因为每个人的任务都是一样的，大同学相对来说一天可以干完，像我们这样刚上初中一年级的，一天很少能干完的。因为初中几个班级都是在一块地里干活，有的时候，看见几位同学的哥哥姐姐干完后帮助他们来干，真是羡慕。现在如果再有这样的劳动，就很难看到这样温馨的场面了。随着劳动的深入，自己越来越疲惫，有时候，拔完一趟亚麻后，坐在地上差点睡着了。干完一天活，回到学校还得集合开会，校领导总结一天劳动情况，时常批评一些高年级的同学劳动纪律不好等，然后才放学。此时，我又开始羡慕那些有自行车的同学，他们骑着车子可以很快到家，我只好走路回家，每天放学都要走上六七里地，回到家里基本上黑天了。因为还没有正式开学，大家在劳动中开始认识和彼此熟悉，初中都是好几个大队的学生考上的，通过开学季的“劳动改造”，同学们渐渐树立了坚定的学习信念，一定要通过努力学习走出农村的想法开始萌芽。当然，也有些年龄稍大的学生开始动摇了，记得旭日小学考上的几个同学一起打赌决定不上初中了，还果真“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他们没等正式开学上课就退学了。想想他们当中有的人在小学时候学习成绩还是很优秀的，退学真的很可惜。

经过漫长劳动后，新学期才真正开始。正式交学费、领新书，新书散发的墨香很让我着迷。课程一下子比小学多了好多，书包也比以前沉了好多，开始了漫长的求学路。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几何老师，他课讲得好，并且很风趣，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句话就是“你们不好好学习以后就顺垄沟找豆包”。时间就像流淌的水，不经意间，就到了初二夏天，学校劳动任务依旧不少，学生也没有初一开学的时候那么多了，因为有些同学陆续转学退学。那年春夏之交，大雨特别频繁，导致林甸东兴二中教舍成为危房，大雨把土坯房泡倒几座，学校为了安全，暂停上课一段时间，大家开始东奔西跑地投奔附近中学上课。这期间，我通过亲戚介绍，去林甸宏伟乡中学借读，并且，结识后来几个考上高中的同学。在宏伟中学上了一个月后，又到东兴二中与平安小学交替各上半天，直到二中修复教舍后，才重新回来上课。经过这样几个来回折腾，很多同学失去求学的信心和继续上学的勇气，回来上课的，只剩下一半的同学。这个夏天，就这样在泥泞和奔波中度过。为了能考上高中，自己申请重读初二，俗话说，打好基础才能盖高楼。还别说，重读初二还真起到很大作用，相当于提前学习了一遍课程，再温习一下。并且，也赶上一波好老师，特别是遇到学校优秀的英语老师，加上自己的努力，我的英语和其他科目基本上是年级组前几名了，英语中考的时候，还考了全校第二。

母校的仁慈，在初三毕业季体现了出来，毕竟初三面临考高中的压力是人生扳道岔的开始，学校很少再安排劳动任务。初三学生一下多了起来，有点儿让人不适应。因为有很多学生想考中专，有的要考好几年才能考上，所以，每个班级学生人数都很多，结构比较复杂，年龄、个子都有差距。当时在农村，读书是鲤鱼跃龙门的捷径之一，通过苦读可以改变命运。看到这么多同学努力学习，自己也不甘落后。由于当时信息闭塞和交通不便，弄到好资料和辅导教程成了奢望，只能从一些家庭条件好的同学那里“借读”好资料。每次借来的书，都给人家包好皮，生怕弄破、弄脏，下次不借。在当时，考高中竞争压力很大，各个中学的前几名才能考上高中，我给自己定目标就是上高中考大学。有目标，就有动力。偶尔学习累了，就常常顺口吟诵几句名言警句或者诗词，例如：“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激励自己早起学习，“一息尚存犹苦斗，不留点憾在人间”，激励自己学习要持续，不能半途而废。经过初中四年的努力学习和拼搏，自己幸运地考上了林甸最好的高中“林甸一中”。

由于教育改革和生源的减少，目前，东兴二中已经撤并，回到家乡，再也找不到母校的大泥墙和土坯房了，有些老师已离去，学生已奔赴祖国各地。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在此，向当年老师们学友们表示真诚的问候！祝你们幸福安康！祝福我深爱着的家乡，繁荣富强。

上学时的艰苦岁月

王永福王永福，1947年生，1970年参加工作，中共党员，曾任花园乡农业站助理农艺师、党委组织委员、乡政府副乡长。2007年退休。

1963年，我在林甸第一中学读初中三年级。3月初，学校就要开学了。那几天，我爹唉声叹气，为我没学费的事儿发愁。当时，我家八口人，就我爹一人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儿；由于农业连年遭受春旱、夏涝、秋早霜等自然灾害，每个劳动日才分五角钱，扣掉全家口粮款等费用，年年超支，根本没钱交学费了。

当天晚上，我就劝我爹，学费这事儿你就别犯愁了，咱们全家都犯愁也不能当钱花，让我自个儿掂对吧！咱们家到街里五十多里地，天冷雪大，我寻思找个上街里的车捎脚去是最好了。可今个儿，我上跟前儿这几个屯子都打听了，明个儿没上街里的车，咱们只好走着去了，你赶紧早点睡觉吧。

都后半夜十二点多，我也没睡着，翻来覆去地想，这书不能念了，我要再念，家里饥荒就更多了……想着，想着，不知啥时候睡着了，当我睡得正香的时候，我爹边扒拉我，边小声召唤：“学生啊，快起来吧，都后半夜三点多了，咱们得早点走啊！”我翻一下身，没醒过来，可嘴里还在断断续续地说：“我……不念……了。”

我爹把我轻轻叫起来，让我快点吃饭，我看见在炕桌上放着一盏昏暗的油灯，在油灯旁，有我妈给我做好的苞米面大饼子，还有一盆苞米（左米右查）粥和一盘咸萝卜条儿。

我转脸往北墙一看，我爹把柜开开了，拿出一个旧布包递给我，说：“这是你妈编炕席攒下的，三十六元五角二分钱，你先花着。”

我拿着这个旧布包，觉得沉甸甸的，心里很难过，说：“爹，这是家里买油盐的钱，我不能拿。”

我爹说：“这不是哪儿急顾哪儿吗？”

我说：“爹，我都想好了，我念书的年头也不少了，我不念了，上生产队跟你俩挣钱还饥荒，好让弟弟妹妹们上学……”

我爹严肃地说：“就剩半学期就毕业了，怎么也得考个毕业证啊，要不这三年不白念了吗？你赶紧吃饭，咱俩趁早走！”我爹边说话边把我塞给他的小布包，又塞到我的手里。我爹说：“赶紧拿着，你哪儿那么多废话！我不是说了嘛，哪儿急顾哪儿！”

家乡这地方3月初的天气还是很冷，又是后半夜，就显得格外阴冷，我爹让我跟在他身后走，说是能给我挡点风。我们向前倾斜着身子，顶着北风，在一尺多深的雪道上，艰难地向北面街里方向跋涉着，寂静雪野中，只有我和我爹咔哧咔哧踩雪声，和附近屯子里断断续续的狗叫声，别的什么声音都听不见。

当我们走过五家屯时，天就放亮了，这才是一天中最冷的时候，俗称“鬼龇牙”。我和我爹浑身挂满了白霜，我觉得就剩心口窝还有点热乎气儿，手脚发麻、浑身发板，要走不动了，我爹说：“咱们要坚持往前走，要停下来就会冻坏的。”

都晌午了，我们才到街里，我爹把我领到南街道西，通过一个面向东的铁大门，我爹和看大门的老赵头打过招呼，就进了大院。大院北面坐北朝南十多间土平房，当腰开门，大院南半部有好多排南北向放的马槽，在马槽边上，整齐排列着两米来高的木桩，在木桩上拴着一排排马，头朝东在马槽里吃草，在多排拴马木桩东侧，整齐排列着几十台马车。

看大门的老赵头，边指挥马车出入边喊：“加小心点儿，别把铁大门刮坏了！”这就是南街大车店。

我进屋一看，屋里中间是东西向两米多宽的过道，在过道两侧，是南北炕的大筒屋（没有间壁墙），在大筒屋南北墙中间，各贴着一张报纸大的红纸，在红纸上用毛笔写着“衣帽自照，丢失不赔”。在大炕脚底下墙面上，每隔七十厘米宽，有竖下画的约三十厘米长的黑道，这是每人住宿的边界线，每隔一间房远，在大炕的炕沿前都有一根柱脚，在柱脚四周立着赶车老板儿使的大鞭，这些大鞭是用“大肚扣子”（套辕马用的皮条子）绑在柱子上的。

我看每把大鞭都有三米多长，底部是一米长，直径五厘米的好木材做的，叫“大鞭座子”。在大鞭座子上方，用皮条子缠着，根部有小手指粗，两米多长三根竹子拧在一起，叫“鞭鞘”。在“鞭鞘”顶端系着三根两米多长皮条拧成的，比筷子粗的鞭头，在鞭头顶端，离鞭鞘十厘米处，系着一撮长十厘米的红布条，叫“红缨”。在鞭头下端，系着一根四十多厘米长、鞋带粗的皮条，叫“鞭哨”。

能有这样一把大鞭的车老板儿，就跟现在有一部高档手机的人一样，“牛”！所以说，谁要敢乱动柱脚上的大鞭，试试，车老板儿指定和你急眼。

像这样的大鞭不是谁都能做的，把鞭鞘那三根竹子拧成麻花劲儿，是用炭火烤的……做大鞭也是一门手艺。当年在林甸街里，有好几家做大鞭的手工作坊，叫鞭子铺。

我听大车店老板儿说：“最有名的是北街道西那家，大鞭卖得快，光一根四十多厘米长，鞋带粗的狗皮鞭哨，你最低得给一个鸡蛋钱。”那车老板儿说，他往大马车前里瞥车耳板儿一坐，抡起大鞭，喊着驾！驾……那大鞭上的红缨，在空中闪着道道红光；那鞭哨，咔！咔……跟鞭炮一样响；那“走马”（大步竞走冠军马）有节奏地大步竞走，头上戴着一圈核桃大，有红布条的铜铃，也随着节奏丁零丁零地响着！

那车老板儿，就跟现在开高级轿车的人一样，别提有多神气了！

大车店住着很多人，车掌包的（就是跟车的）切豆饼泡马料，有几伙人坐在大炕上抽着旱烟，唠家常嗑：“你们那嘎达年头咋样……”

我爹站在炕沿前地下说：“我送你去学校吧？”

我坐在炕沿上和我爹商量：“爹，今天报到不上课，再歇一会儿再去……”就这样，一直靠到天黑了，我非要跟我爹在大车店住一宿，我爹只好答应了。

我爹急忙领我去账房登记，账房紧靠房子当腰大门过道东侧，独立的一小间，门朝北，门东侧是六十厘米见方的窗口，窗口上有“登记处”三个字，窗口南边有一张办公桌，桌上有一部黑色的手摇电话机，桌南面坐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中等身材，挺瘦，形象气质跟电影里演的民国时期的账房先生很相似，他动作很缓慢地办完了我爹住店的手续。

我爹急忙把我拽到窗口前，用商量的口气跟账房先生说：“他是我儿子，我送他来上学，今晚得在这住一宿。”

账房先生认真地问：“他带证明了吗？”

我爹胆怯地说：“没带。”

账房先生板着脸很严肃地说：“没证明不能住！”

我爹央求说：“他来时没打算住，没开证明，老先生您就行个方便吧。”

账房先生不耐烦地说：“不是我不让他住，是上级有规定！”

我爹又央求账房先生说：“老先生，您高抬贵手我们就过去了。”

账房先生迟疑一下，说：“要不这么的，我往你大队打个长途电话，核实他没啥问题，也能住，可电话费得你掏！”

我爹看账房先生伸左手要拿电话机，就更着急了，急忙央求账房先生：“老先生，您可千万别打电话，不怕您笑话我呀！我儿子学费还不够呢，长途话费又贵，我掏不起呀！这事儿，您就帮帮忙吧！我们忘不了您的好啊！”我爹边说话，边给账房先生行拱手礼。

我也央求地说：“大爷，您就让我住一宿吧，就一宿。”

账房先生用缓和的口气跟我爹说：“我看你也是本分人，那他真是你儿子啊？”

我爹理直气壮地说：“这还能有假吗？您要不信，我现在就麻烦您，看看他像不像我？”

账房先生从座位站起来，走近窗口前，低下头，从他老花镜和额头缝隙间，左右反复几遍，认真地看了看我和我爹，自言自语地说：“你还别说，是挺像。”

我也理直气壮地说：“大爷，我真是他儿子，是真的！”

我爹看这事儿有缓，又急忙央求账房先生：“老大哥，您就行行好吧，天都这么晚了你叫他上哪儿住去。”

账房先生用右手挠着脑袋，连咝呵带吧嗒嘴，很为难地跟我爹说：“我要打电话，你说你儿子学费不够，没钱给，他又没证明，还要在这住！你这事儿难度可老大了，你说我要让他住，上级来检查，我指定粘包（犯错误）！别管你咋央求，也别怪我不讲情面，你也得为我着想着想啊！我这也是秉公办事啊！”

我爹一听这话，刚放下来的心，又唰的一下提到嗓子眼了。我爹看账房跟前没外人，就把脑袋伸到窗口里面，小声斩钉截铁地说：“老大哥，这事儿这么的，过三天，我给生产队往南街草苇站卖洋草，我把大公鸡给您抓来一只，表示感谢！我证明在您手里，说话算数！”

我爹话音刚落，账房先生一脸难为情，马上露出了别人不细看，看不出来的那种笑容。他把右手放下来，拿起笔，唰唰唰把票开好，就听咔嚓一声，一枚鲜红公章就盖在票面上了，又听嘶啦一声，撕下票就递给我爹了。

我真没想到，这么大岁数的老头，嘿喽气喘的，动作比年轻人还快。

账房先生就跟我爹说了一句话：“你是个会办事的人，又是个说话算数的人！”

我爹也只说了一句话：“老大哥，您就一百个放心，我说话指定算数！”

我拿着票，高兴地说：“谢谢大爷！”我站在账房外，面向窗口恭恭敬敬地给账房先生行了个学生礼。

为了节省学费钱，我们没要行李，睡觉时没脱衣服，我爹和相邻的车老板儿，借来两个马鞍子，我们一人枕一个，我和我爹靠得很近，一宿没觉得冷，早晨起来时，我才发现，我爹把他的棉大衣盖在我身上了。

我爹临回家前，在大车店大门外嘱咐我：“你每月三十斤粮票，要计划着吃，实在不够，提前往家捎信，我和你妈喝苞米（左米右查）粥，给你攒苞米面大饼子，再用罐头瓶子装一些熟辣椒酱来，还能省点学费钱……”

当时，我们班住的宿舍是全校条件最差的三间土平房，又是面向西东厢房，采光不好，单层玻璃窗上的霜一冬不化，屋中间是南北向两米多宽的过道，在过道中间的地上有个小铁炉子。在过道两侧，是用木板搭成的两趟通铺，在通铺上铺一层麦秸，我在麦秸上铺一张小马皮，在马皮上铺上褥子，棉被很单薄。

当天晚上，我听同学们都睡着了，我还在翻来覆去地想怎么省学费的事儿，从开学初我一场电影也不看了（每张票二角五分）。但是，每当同学们看电影回来，争先恐后谈论《地下兵站》和《秘密图纸》中那些紧张动人的情节时，我只能在一边用心地听着，一句话都插不上，我真羡慕他们。有没听够的情节，就央求同学再讲一遍，我心里明镜似的，听电影和看电影那能一样吗？就后悔自己没去，也渴望能有一天，去北街道西电影院，在电影院大门前，花一角钱买一小杯熟毛嗑嗑，和同学们一起看一场打仗片，那该有多好啊！

另外，从开学起我只买饭和咸菜，就不买菜了（每碗白菜炖土豆一角五分）。可天天老吃咸萝卜块也不行。

有一天，我去西街道北，新华书店买书，发现有个副食品店，卖酱油腌蒜梗，我站在柜台前，怎么算也比买菜便宜，还能省点学费钱，就花七角钱买了二斤，那年月没有食品袋，我又买了一块盘子。我端着二斤咸蒜梗，高高兴兴地往学校走，凡是从我身旁路过的人，都看我几眼，当我走到西街（现在县宾馆位置）。看我的人还越来越多了，我感到很尴尬，就把这盘咸蒜梗倒进我衣兜里了，当我拎着空盘子走时，再也没人看我了，可我低头一看，衣兜全湿了，还边走边滴酱油，但我心里很高兴，咸菜能换样吃了！

看看钱包里就剩三元多钱了，眼看就没学费了，这可怎么整啊？正好是星期天，我和同学去学校南面溜达，我俩合伙擗了两大捆死树杈子，卖给学校食堂当引柴，我分一元九角钱。我爹知道这事儿后，乐够呛。

屯里赶车老板儿杨老三，上街里给生产队拉木头，我爹让杨老三给我捎来二十元钱和一把斧子。杨老三说：“你爹说你用手擗树杈子太费劲，也慢。让你有工夫就用斧子去砍死树杈子，砍得越多越好。”我看那把磨得锋快锃亮的斧子，心里想，哪有那么多死树啊？看样子，我爹是让我把这片树林砍光啊！

我就问杨老三：“三叔啊，我爹怎么很长时间没上街里来了呢？”

“你爹送你上学，回去第二天就去大庆让胡路，长期给生产队拉脚去了，第三天我给生产队往南街草苇站卖洋草，你爹让我给南大车店算账老头捎来一只公鸡，你爹说那个老头是你家亲戚，是亲戚吗？我怎么没听说过呢？”

我随意地说了一句：“啊，是亲戚，是我爹闯关东时认识的，多少年都没走动了，你上哪知道去。”

我又问杨老三：“三叔啊，我爹给生产队拉脚，干啥活呀？”

“是装卸石头。”

“那活太累呀！”

“你爹说不怕累，能多挣伙食补助费。”

我爹就是从每天补助的一元钱伙食费里，省出钱来给我当学费，好歹坚持到1963年7月，我可算把初中念完了。

毕业考试时，唯独体育出了大问题了，投三次手榴弹都没及格，体育老师原来是农村人，他说：“农村孩子上学太不易了，就差体育不及格，得不到毕业证太可惜了！”过午老师单考我自己，投两次铅球还没及格，老师就耐心地给我示范投铅球的动作，最后一次，我连吃奶的劲都使上了，铅球刚好落在标准线里边，老师说：“就算及格吧。”但在毕业鉴定上写着“身体不太健康”，什么原因呢？为了省学费钱，长时间不吃菜营养不良呗！

五十多年过去了，我的家乡林甸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的四个孩子如今都有自己的事儿做，大儿子于2006年定居昆明，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

我大孙子和孙女，在医科大学读研究生，他们都不愁学费了，可比我上学时强太多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林甸街里那些铁匠炉、煎饼铺、鞭子铺、西门外发电厂、南街道西评剧院、说书馆儿、东街道北酱菜厂和烧锅作坊都永远地消失了，像1958年冬全县民工，在林泰公路上用木方铺火车道，那些数不清的动人故事，早已被淹没在大量历史事件洪流之中了。

当年我从家上街里中学走过的五十多里土路，现在已是301国道了；我住过南街道西大车店已是全县最大的封闭市场了；我念中学时的土平房学校，都已变成楼房了；当年只有一个电影院、两个百货商店的土平房县城，已是高楼林立、驰名全国的绿色温泉城了。

现在生活可太好了！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上学时那些艰苦往事。

鹤鸣湖畔我的家

王超王超，80后，出生于三合乡胜利村，历任乡政府秘书、计生办主任、宣传干事、团委书记、文化站长等职，2013年9月，经组织下派至鹤鸣湖镇三合村任村党支部书记。

《红芦苇》是2012年1月1日定下来在林甸拍摄的。剧本是林甸的著名作家董谦老师创作的，《红芦苇》又是写的林甸的故事，背景又涉及林甸境内西苇塘里的亚渤海、九道沟、鹤鸣湖等。因此，北京的海晏和清影视公司和台湾的祥龙影视公司一行六人就奔赴林甸县委县政府来了。他们是来和林甸县委县政府研究签订联合拍摄协议来的。时任政府主管副县长王大伟同志负责接待和协调这些事情。

导演齐为民和台湾影商看准了剧本，看准了商机，想过了元旦就开机，意思是在旧历年前就把电影拍完。由于电影故事背景是在冬天的苇塘里，他们来到林甸的第二天就开始进入西苇塘选择外景地。因我时任乡文化站长，且外景地多数都坐落在我的家乡（传说中的二十棵榆树），协助剧组选择外景地，安排拍摄的工作任务就责无旁贷落在我的身上了。

一行十几人四五台车，在时任副县长王大伟的陪同下，第一站是老家的九道沟，往苇塘深处走了大约二百米，看到的苇塘里成片的苇子已经不多了，因为此时正是芦苇生产作业旺季，成片的大苇塘基本都被承包人用割苇机割倒了，只剩下一些不太连片的苇塘。此剧负责剧组拍摄的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美术师冯工程师和他的研究生徒弟小王。冯工认为九道沟子的苇塘拍摄局部戏块可以用，但大面积大场景的苍茫壮美的场面不理想。于是，我们就向第二站地亚渤海出发。亚渤海木桥是西部引嫩运河桥，木桥上下两侧原来一望无际的大苇塘也已经被割倒了，一些捆苇包的机器正在冰面上紧张地忙碌着。一些捆好的苇子一堆一堆地摆放在苇塘深处。美术师们和导演们首先相中的是这座不算古老的跨河木桥，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风景桥，是座对拍摄电影有用的桥。接下来，车队继续北行到亚渤海度假村的小西湖，人们沿着小西湖东边的土坝顶着寒风往北走，终于在土坝北头的西湖坝外东北角看见了一处五千多亩的大苇塘。这个苇塘地处亚渤海北部人们口中所说的“龙坑”一带，这个所谓的“龙坑”是个很神秘的地方，有过神秘的传说。人们走进这个五千多亩的大苇塘里，发现苇塘深处河道弯弯，左转右旋，曲径通幽，芦苇连片，冰雪覆盖，原始苍茫。这个苇塘完好倒是很完好，只是拍摄的车辆进出困难。于是，冯工和执行导演把此地作为备份留存下来。再看看其他地方，因为他们听说林甸真正的西苇塘是在育苇场。时任文体局长的张鹏大哥通过电话联系育苇场里的干部打听到，育苇场果然还有一片三万多亩的苇塘还没收割。第二天上午，原班人马又向育苇场进发，一路上越过小黑山，穿过狐狸芯，来到老马场，在狐狸芯一带相中了几片大苇塘，规模和剧中提供的场景基本吻合，真是一个拍摄《红芦苇》电影的理想苇塘外景地。当时，导演一眼就相中了这个外景，基本就敲定了这个地方，万事俱备，只等大雪来临马上开机。

可是2012年的冬天的第一场雪就是迟迟不来，正是芦苇生产旺季，承包人谁来关心你拍不拍电影，一片几千亩的大苇塘，三四台机器几天工夫就把它们吃没了，打包机跟在割苇机后边捆包。尽管跟人家苇塘的负责人打过招呼，人家也未必给你留存。于是，剧组就在盼雪等雪的期盼中煎熬着。北京的电话几乎是天天追问：“下没下雪啊？”“没下。”几乎天天沟通的就是这么几句话。

奇怪的是整个冬季林甸真的无雪。眼看着大片的芦苇被割倒，执行导演李震宏十分着急。我的心里也很着急，中午回县城吃饭，李导演一脸沮丧，手都气哆嗦了，给他倒一杯酒他也没喝，说心里话，我比他还着急，当时心里除了着急还有着担心，生怕因为等“雪”把好不容易展现家乡风貌的绝好机会给丧失了。于是，我每天都安慰李导演，“再找找”“再找找”，下午再上亚渤海小西湖东北角坝外看看，那里不还有一片大苇塘嘛。李导演说，我现在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前些天看见的那片苇塘多好，这两天说没就没了，《红芦苇》没有芦苇还拍什么电影呢？万一中途停机，那可是天大的麻烦事啊，真是无法形容他的表情。不管怎么着，总导演也来了，还是得去看一看。当天下午，一行十几人又第三次去了亚渤海小西湖东北角坝外，还好，那片大苇塘还保持得非常完好，曲径通幽，河道弯弯，苍茫无边，十分壮观。总导演齐为民被这片大苇塘感动了，一个人漫无边际地往苇塘深处走去，忘记了寒冷，忘记了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行人在芦苇塘的冰面上转了四个多小时，整部影片的大背景，西苇塘芦苇荡就这样终于敲定了。虽然北风料峭，但大家的心里和我一样都是暖洋洋的。

《红芦苇》在焦灼（怕苇塘被割）、期待（盼雪）中终于开机了。十几辆剧组工作车插着“《红芦苇》摄制组”标牌载着五十多人，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亚渤海小西湖东北角坝外的大苇塘里。香烟缭绕，鞭炮齐鸣，《红芦苇》电影拍摄工作终于拉开了序幕。五千亩大苇塘给参加拍摄电影的演员和明星们提供了许多艺术拍摄空间。在这片大苇塘里，导演、摄影师、美术师，想怎么拍就怎么拍，想取什么景致就取什么景致，浩浩荡荡的大苇塘给《红芦苇》提供了外景的可靠保证。拍摄期间，导演每天都害怕芦苇被割而导致影片中途停机，恰巧这片苇塘是我老家的一个老大哥承包的，俺老家人也确实有着荒野汉子的那股粗犷劲儿，仗义劲儿，直接在电话里跟我说：超，这五千亩苇塘交给你了，早收晚收无所谓。你们就拍吧，你让我什么时候割我就什么时候割，你说了算！（结果天未遂人愿，当年因塌冰，收割时间不够用，这哥们儿的芦苇未能抢收出来，借此向老大哥致以歉意，意存心知，不再言表。）谢天谢地，美丽壮观的大苇塘一直陪伴着摄制组将《红芦苇》这部电影圆满拍摄完毕！

很多人不明白《红芦苇》的很多剧中场景为什么在三合乡（现鹤鸣湖镇）那个叫东南山的小屯子拍摄。东南山是三合乡庆丰村五屯的老屯子名，离县城只有十五分钟的路程。《红芦苇》剧中有三个主人公的家：小主人公黄花花家，村主任杨九弯家，经纪人金柱家。故事发生在他们三个人的家里，首先需要落实的是黄花花家，黄花花家是个不太富裕的家，但必须是不带瓦盖的那种砖平房，室内的布局必须是老式的外屋锅台隔着玻璃亮子与里屋能够看得见的那种格局；金柱家因为是经纪人，他家的房子必须是很富裕很现代很款式，但也不是那种一进屋就是老少间的那种；村主任杨九弯家也是个里外比较透明的人家。该屯子又不是那种非常富裕的屯，土房不能太多，砖房又不能太少，而且带蓝瓦盖的房不能太多，太多容易穿帮，会影响拍戏效果。还要有层次，还要有荒凉，现代与荒凉交错的那种屯子。其实，按照初期想法，我的本意是极力推荐我的老家三合乡胜利村担当内景拍摄主场的，但实实在在地说，老家这些年发展确实较快，用今非昔比这个词来形容绝不为过，太破旧的房子已经找不到几间，和剧组要求的确有不符之处，在小的“私心”和更大的方向面前必须给大的利益让道，况且在哪儿都是在咱林甸县，在咱三合乡，想想这些，心里也就舒服多了。

通过后来与《红芦苇》的原创作者董谦老师沟通时了解到，原来选外景这些活计都是由剧组负责搞美术的大师们来设计选择。还有执行导演的意见也很重要，负责这项工作的冯工，曾经是电视剧《怪王外传》里的美术设计，很有选择外景地的经验。他从长春开着车，拉着在东北师范大学正在读研究生的徒弟为剧组寻找外景。当时到的第一站地是在县城东北的宏伟乡宏建村（老名叫太平山），该村在林甸二温泉道北，剧组原打算在北温泉疗养院常住，疗养院的负责人很热心很主动，还做出了热烈欢迎《红芦苇》剧组来林甸拍摄电影的横幅，准备迎接《红芦苇》剧组。结果一个导演相中了阳光洗浴中心，原因就是黄花花家选在城西的东南山了。在宏建村走了许多家，也没有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屯貌和人家，不是太豪华就是不透明。相中了屯貌，相不中人家，就得再找。于是，就拐到四合乡境内，四合乡找到中午，吃了一顿饭下午接着找，从四合乡奔永和村、合胜村再继续找。也一直未有理想的外景地，第二天上午，又要奔三合乡继续找（我就是这个时间段出现并融入剧组之中来的），第二天由我带路，出城西沿路寻找：五星村、建设村，走走停停，停停看看，总是没有他们相中的屯貌和人家。该屯不能离公路太近，蓝瓦盖住户的人家不能多，砖房的人家也不能太多。我们沿着建设村村路继续往西走，走到庆丰村养牛场附近，开车的徐师傅往南一指，说那个小屯子怎么样？离村路大约一里地远有个毛毛烘烘的小屯子，隐隐约约能看见几间蓝瓦盖的住房，人家不多，挺有层次，于是，就拐了进去。这个小屯子就是庆丰村有名的东南山老屯子！多年前，破破烂烂的东南山，如今规划得比较规整了，一打听，现在叫庆丰五屯。我们挨家挨户地找，终于，在该屯后趟街最东侧相中了一户人家，室内格局正是他们找了三四天才找着的理想人家。接着，再找金柱家，也找到了。再找村主任家，终于，在庆丰四屯找到了他们心中理想的村主任家。

经过美术师们几天的精心设计和装饰，三个剧中人的家就这么定下来了。

为了布置黄花花家的苇雕场景，我连夜在我的老家胜利村特意雇车拉了几大车芦苇，把花花家布置得满院都是芦苇，房上堆着芦苇堆，墙上挂着芦苇画，一个典型的苇雕世家就这样诞生了。至此，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红芦苇》电影的两大外景地就这样在亚渤海的神秘的“龙坑”和老屯“东南山”一带走进了神秘的艺术殿堂！

在拍摄《红芦苇》期间，我有幸结识了东南山的刘大爷一家，他们家也是东南山这个老屯的老户，老爷子性格爽朗，刘大娘干净利索，他们的儿子媳妇更是热情。通过接触磨合，彼此有了了解，一家人看到剧组拍摄的辛苦，也被我的真诚所打动，几天的时间里，刘大爷家竟然成了剧组的临时驻地和伙食点了。数九隆冬死冷寒天的，紧张的拍摄过程总有一些工作人员想找个歇脚的地方和喝水的地方，刘大爷家就成了临时驻地了。在庆丰五屯拍摄的半个月中，剧组里的外联、制片、主演、编导等，在刘大爷家吃了能有几十顿饭，每顿饭都是七八个菜，每顿饭都有鸡鱼肉蛋。虽然这些伙食材料能给点费用，但是，这老两口，根本不计较费用，有时我不在拍摄现场，剧组的任何人跟大爷大娘说一声，老两口就不辞劳苦地做菜烙饼烫酒。大正月的，刘家人从儿子媳妇到婆婆公公，没有一点儿嫌麻烦的意思。炕烧得滚热，茶沏得滚烫，花生瓜子摆在炕沿上，旱烟和烟卷摆在炕上，有些演职人员冷了就跑到炕里躺在热炕上烙一烙脚，暖一暖腿，嗑点瓜子，喝点茶水，真是如同到家了一样。剧组里的人拍起片来都是半军事化，起早贪晚，风餐露宿，难得有这么个老乡家暖和暖和，真就跟八路军到了老乡家的感觉一样。刘大娘姓冷，心肠却是滚烫滚烫的，她的周围邻居看他们这么操劳，以为剧组或乡里能给他们多少多少钱，她却很朴实地说：“我在林甸县东南山住这么多年没遇见过拍电影的事情，这一回拍电影的来到家门口了，是宣传咱家乡呢，麻烦点就麻烦点，这是正事，我挨点累做点饭都是应该的。”时间长了，剧组的人更实在，有人要吃烙饼，有人要吃土豆丝儿，有人要吃蘸酱菜，刘大娘屋里屋外，烟熏火燎，保证叫剧组里的人吃好喝好，心满意足。那些天，道具组的也找刘大爷，美术组的也找刘大爷，外联组的还找刘大爷，找群众演员，找苞米吊子，找辣椒串子，找挑水扁担，找水果，找鸡蛋，折腾得刘大爷前后街、东西院，不管需要啥你就说，看见谁家有，进院就拿。现在回忆一下，这种甘于奉献，这种大力支持，真正体现了家乡人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使命感。如果每个林甸人都有这种意识，家乡的事情能办不好吗？自电影拍完至今，每逢节假日，我都要拎些礼物去看看老两口，和一家人坐一坐，聊聊天，聊起电影拍摄的一幕一幕，自有朗朗笑声自农家小院传向云霄。由刘大爷一家人的奉献精神，我还想起了其他老乡的故事，其他拙作中再予以文表。

《红芦苇》这部电影现已封机上映四年有余，每每想起与剧组的朋友及老乡们相处的日子，总会有激动及诸多感受涌上心头，久难平静。看到镜头里我们的家乡也能够那么美，那么漂亮，作为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孩子心中也有着无比的骄傲和感动，更时刻激励着我在自己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奋勇拼搏，为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为把这片土地建设得更为富饶而努力前行。

附：为顺应市场及迎合观众品位，电影《红芦苇》在台湾首映后更名为《一江明烛》，可在百度搜索观看。

难忘家乡大草原

李云峰李云峰，历任林甸镇党委秘书、文化站长、县财政局秘书、办公室副主任，现任县财政局法规税政财源股股长。自幼喜爱文学、书法。2011年曾在全省财政系统庆祝建党九十周年征文和书画摄影活动中荣获征文作品三等奖、书法作品优秀奖。

隆山乡原是林甸县十个乡镇之一，合乡并镇后并入原黎明乡，现在更名为四季青镇。在原隆山乡的东北方向有一片草场，那时，大人们都称之为草库伦。四周都用铁丝网围了起来，目的是禁止放牧、涵养草场、保护生态，可见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有这种意识是很难得的。由于这片草原管理得当，加上那时民风淳朴，人们的自律意识都很强，草库伦内水草丰美、野花争艳，一派生机勃勃。

那时，隆山乡由于建乡较晚，发展较慢，经济发展比另外几个乡镇要落后一些，和县城更是没法比，没有什么可以游玩的地方，于是，草库伦成了我们这群孩子的乐园。小的时候，由于父母都上班，平时对我们管束较严，只有到星期天才允许我们出去疯一疯，于是，我就掐着指头一天一天地算日子，有时，周末晚上甚至兴奋得睡不着觉，幻想着明天怎么开心。

后来，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我们一家又搬到原东风乡。以至于几年的时间，我都没有缓过劲来，幻想的、梦中的还是在隆山乡度过的那段童年时光。

终于盼到了星期天，父母还要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嘱咐我们要注意安全，是否有年龄大的邻家哥姐带着我们、不要乱食野菜、防备毒虫叮咬、玩累了早点回家……听着父母不厌其烦的叮嘱，我的心早已飞到了草库伦。每年六七月份的草库伦，草绿得冒油，花开得惊艳，星星点点的蒲公英、香气扑鼻的“烟火头”、娇艳欲滴的野百合、紫如锦缎的马兰花、漫山遍野的黄花菜，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野花点缀在绿草丛中，争奇斗艳，竞相开放。各种鸟儿在天空欢快地啾鸣，有时，稍一留神，还能看见野兔、松鼠等小动物一闪而过，迅疾没入草丛中，好像很不高兴我们这群孩子打扰了它们平静的生活。我们这群小伙伴尽情地蹦呀、跳呀、翻着跟头、撒着欢，累了就仰面躺在柔软的草地上，嗅着身边的草香，静静地看着天上的白云飘过。现在回想起当时的画面，才深切感触到明代洪应明收入《菜根谭》中的一副对联“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虽是表达另一种境界，但就描写景物而言是多么贴切，尤其“云卷云舒”是多么细致逼真。

在草库伦的各种野花中，我最喜爱的莫过于黄花菜了，黄花菜属百合科，它还有一个很浪漫的名字——忘忧草。黄花菜不仅好看，还可以食用，凉拌、热炒均可。但由于鲜黄花菜中含有一种名为秋水仙碱的物质，具有较大毒性，因此，食用时，先将黄花菜用开水焯过，再用清水浸泡两个小时以上，这样再食用就安全了。黄花菜不仅美味，还可入药，对养血平肝、利尿消肿，具有一定功效。所以，在黄花菜盛开季节，大人们通常也同我们一起带些干粮到草库伦采黄花（类似现在的野游野餐）。我们一群孩子则欢呼雀跃地“打头阵”，想想那时的情景，不由得我们不怀念，不由得不感慨，童年的时光同我们这些步入中年的人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童年的快乐时光，既有让我怀念的，也有让我感到愧疚的，用父母的话说，干了“伤天害理”的事，那就是端鸟窝掏鸟蛋。在疯玩的过程中，发现了鸟蛋，惊喜之余，开始发疯似的四处寻找，最后，终于找到了规律，在鸟儿惊恐起飞，或是在天空盘旋不走的地方，一定有鸟窝。现在想想，我们这些孩子该有多么可恶，夺走即将出生的孩子，对母亲来说意味着什么。一顿胖揍是避免不了了，那时，我还没见过父亲发这么大的火。当时，父亲在乡政府上班，平时对我们挺慈祥的，从不打骂我们，但当得知我和其他小伙伴端鸟窝后，像个愤怒的狮子，鸡毛掸子雨点般落在我的身上，不知道为什么，一向护着我的母亲看到这一切，竟破天荒地没有阻拦。我彻底绝望了，连连告饶，保证再不端鸟窝了，最后，以我以后不准再踏进草库伦为代价，逃过了这一劫。长大后才体会到父母是对的。

今年6月中旬，我和爱人到育苇场采黄花时，爱人无意间发现了一窝野鸭蛋，窝中一共七枚蛋，摆放得整整齐齐，蛋壳温度较高，看样子再有半月左右时间，小野鸭就要出壳了。由于爱人不懂野鸭蛋，想要拿走，被我制止了，我告诉她这些小野鸭即将出壳，是野生保护物种，与我们人类依存相守，并把我小时候的经历告诉了她。爱人很受震撼，表示今后要做一名爱鸟护鸟、保护野生动物的志愿者。有时，我在想这件事是否在冥冥中为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做了一些补偿呢。

“端鸟窝”事件后，父亲为了制止我再去草库伦，又上了一道“保险”，告诉我，“草库伦最近有狼出现了，并且专门吃小孩”，这下我彻底吓坏了，也彻底打消了再去草库伦的念头。

两年之后，我们举家搬到东风乡，从此，我再也没有去过草库伦，后来，听说由于缺乏保护、过度开垦、人为破坏等，草库伦已名不副实了。弹指一挥间，三十余年过去了，我无时不在怀念童年的时光、逝去的亲人、儿时的玩伴，还有那让我魂牵梦绕的大草原。

爱与光阴二题

马丽马丽，1971年8月出生于林甸县，先后就读于林甸县第一小学、第三中学。1991年7月毕业于华北石油学校，曾从事教师、宣传、文秘等工作。现就职于大庆石油管理局所属钻井公司。从小爱好写作，有数十篇散文、诗歌、小说在国内报纸杂志发表。

树之爱

爱树的情结缘于五六岁间。一个春日，爸爸在院子旁栽下两株柳树苗。它们真的很柔弱，但我依然盼着它们成活、长大。后来，它们都活了，而且，活得很顽强，很漂亮，说婀娜一点儿不为过。一个又一个的春与夏，它们带给我无限欣喜和欢愉，它们成了我的挚友。每到春日，我是绝不许其他孩子折它们的枝条做柳笛的，我说它们会疼。春天，爸爸会为它们刷上石灰、撒上药杀虫；冬天，为它们绑上草绳御寒。六七年间，已有碗口粗。由于一些变故，当我要离开它们的时候，已经恋恋不舍。一去三十年，一直想回去看看，却终未能如愿。当年的老屋已夷为平地，一切也已物是人非。但心中却打下了爱树的情结。之后，到过很多城市、很多地方，最先打动我的，一定是各地各色的树。

在外地求学时，我认识了很多以前从没见过的树，梧桐、榕树、槐树、桑树、丁香……有的高贵、有的优雅、有的苍劲、有的妩媚，都很动人、都很惹人喜爱，但这种喜爱，总是有一点儿距离感，最爱的，依然是柳，看见了柳，就想到了家。记得当年林甸县城的路两旁是成行的柳，每到放暑假，我都会带着两个妹妹，到家乡街上的柳树旁照张相。

四年，看遍了校园内外各色各样的树，最漂亮也是最难忘的景致当属槐花开时。每到五月，奶白色的槐花像是在一夜之间突然绽放，一串串挤得满枝间，开得美丽而不刺目、娇柔却不造作、热烈但绝不招摇，所有的空气中，都弥散着醉人的香甜气息。漫步在校园外连绵几里的槐荫道上，总是让人遐想无限。离开校园二十五年了，那时的景象已有些模糊，但却总是想起。

要去工作的地方，除了知道她是一座闻名的油城之外，其余一无所知。她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甚至是有些抵触的，因为远离了家。走出车站的那一刻，第一眼竟看见了成行的柳，一下子就吸引了我，初次见面，就有了好感。我工作的地方，在二十五年前真的与繁华无关，甚至说有些荒凉、有些土气、有些生硬。但因为有了树，有了柳，我喜欢上了这儿。走在并不繁华的街道上，走在绿色中，我有了一种归属感。

一直感觉树是有灵性的。幼时喜欢树，是因为喜欢绿色，喜欢生机。那时的眼中只有春与夏的树，感觉它们使着劲地向上蹿，招展着娇嫩的颜色，毫无顾忌，让孩童的心痒痒的，涌动着快些长大的巨大冲动；少年时是羡慕着树的，感觉树总是能在不同的时候展示着自己的心情、自己的风姿，繁茂也好，凋零也罢，总是那么悠然，感觉树真的有种率真的可爱，可自己却需要成熟；再大一些时，喜欢一个人漫步于林中，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想，任由情感恣意流淌，在慢慢体味中，感受一种情绪的涌动。那时感觉自己似乎也成了树，和周围的树一样，成了那么单纯的生命，不用言说，不求理解，于簌簌风中，保持着自己的生机与活力、宁静与淡然……

孩提时，还不懂得丰收的喜悦，只是因为没了无边的绿，就感觉秋冬的树是灰色的。于是，不喜欢秋冬的树，那只是一个小女孩单纯的喜好；少年时，感觉秋冬的树是凄凉的，那是源于年少的心情。因为年少，便有几许困惑、几多迷茫，因此，忧郁的青春思绪便寄于落叶、寄于飞花。当然，其中更多的，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滋味。

现在的我，爱着四季的树——春的娇俏，夏的繁郁，秋的凋零，冬的萧索，都一样让我关注，一样打动我。虽说秋冬的树过于感伤，但正是这种感伤的凄美撞击着心房。那种飘落与萧索，会让人感到天道无情、人生易逝的苍凉与无奈。但树却总是那么淡然，任由西风吹落满枝的叶，伤感中有一种顽强、一种积蓄、一种挑战、一种等待，等待又一个生机盎然的春。

那些光阴的故事

当《光阴的故事》那忧伤的旋律在我耳边响起时，我一下子喜欢上了这首歌。那时是没有原因的，只是因为年少。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个懵懂少年已迈过了不惑的门槛。当再一次听到这首歌时，不再为旋律和歌词而感动，实在是因为生活。虽然我们曾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困顿，但却一直坚强地向前走。

我的小学时光是在“尖子班”度过的。能成为其中的一员，不过是依赖于入学前比其他人能多数几个数、多认几个字罢了。当时，把父母欢喜得不得了。现在想来，这对于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是不幸的，但那也许是激发我努力学习的原动力。

当年的我们是没有如今繁重的学习负担的。在我的记忆里，童年的游戏是丰富多彩的，那些都是我们发自内心所喜欢的。更有许多课外活动，诸如鼓乐队、舞蹈队、夏令营等，这些活动的成员当时是需要选拔的，但绝对轮不到我们这些普通家庭的孩子。五年的小学生活，我是压抑的、不平的。直到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学，我的心情似乎才得以放飞。上了中学以后，学习的氛围一下子浓厚起来，我的注意力也完全转移到了学习上。不过，那时的学习环境和条件真的是太差了，由于学校离家太远，中午回不了家，夏天的中午带点饭凉着吃，冬天的时候，当时任年级副主任的孙慧卿老师看见我吃凉饭，就帮我把饭盒拿到学校的锅炉房热一下，对于孙老师，我一直心怀感激。那时，学习虽然艰苦，却有了实实在在的动力，那就是要走出这个贫穷的小城。外界的干扰也很多，但我却生活得很自如，初中三年也是到现在为止最充实、最快乐的时光。优异的学习成绩，使我在心里暗暗藏下了一个美好的愿望，那就是要上大学。但由于家境的原因，初中毕业后，我上了中专。录取学校不是很理想，但毕业后会有个稳定的工作，父母、老师们也都特别高兴。

学校离家两千余里，录取通知书收到以后，母亲的眼圈总是红红的，却始终没有掉泪。我终日陷在自己的心事里，一遍遍地埋葬着上大学的理想，甚至比离家的悲哀浓了很多。

从针线到行李，母亲都准备得很周全，可还像不放心似的，问了再问。那时，我真想快些离开家，复杂的心绪鼓胀在心头。那时的自己，有些兴奋、有些惶惑，觉得自己很伟大似的，十六岁就要闯世界去了。车启动了，我突然发现，母亲忍了又忍的泪水终于流下，伴她十六载的女儿就要远行了，她放心不下啊。望着灰蒙蒙的小城，望着母亲远去的身影，我突然意识到：我永远也走不出母亲的目光。

四年，那么深切地体味了孤独的滋味；四年，发觉自己竟有很强的适应能力，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都应付得很自如，不管一切怎样变幻，我总能沉着应对，也许这是母亲的力量。四年当中，每每孤寂、烦躁或不顺心时，想想母亲，自然会平静。母亲像一剂治愈伤痛的药，时时抚慰女儿这颗孤寂、善感的心。

四年的往返旅途中，每当提起家乡，竟然有很多外地人知道。有人竟然是脱口而出地说，那不是国家级贫困县吗？说者无意，我这个林甸人心中的确不是滋味。渐渐地，有意无意间，竟然对自己的家乡提得少了，甚至是有些疏离了。

毕业了，由于是定向培养生，要回到大庆工作。但是我却没有向往，其间还动过不服从分配的念头，竟然想留在“大城市”。直到有一天，有人慕大庆之威名，想与我交换到大庆工作之时，我才像幡然醒悟，坚决不同意。那时，竟有一种心爱之物要被别人夺去的感觉。是的，大庆离家近了很多。对于二十岁的我来说，此时心中竟然打下了“爱”故乡的情结，即使她是贫穷的，但那是家。之后，告诫自己一定要好好珍惜。于是，对毕业后的生活多了期盼与向往——期盼一种全新的生活，向往一种别样人生。

二十五年前的林甸是贫穷的、闭塞的。虽然大庆离林甸不远，但想回趟家也是不容易的，当时只有两趟长途车，即使想家也只能在五一、十一和过年时回家，不过我已很满足。只遗憾这样的美好没有维持多久，在我参加工作不久，父亲病逝。父亲对于我曾寄予了很多的希望，只遗憾年少的我不懂父亲深深的爱。即使现在每每想起，思念和愧疚的情绪依然时时缠绕着我，挥之不去，我也总是禁不住潸然泪下。我为自己醒悟得太晚而深深地自责，更为对父亲尽孝太少而深深地愧疚。父亲的突然离世，更让我有梁倒屋塌的感觉，我一下子长大了。因为我要担负起做长女、做长姐的责任。之后不久，两个妹妹相继出嫁。母亲所在的工厂倒闭，下岗在家，没了生活来源，身体也每况愈下。我和爱人多次劝说母亲搬来与我们同住。但执拗的母亲总是说住不惯城里的楼，过不惯城里的生活，而不肯离开她的老屋。我们只能为母亲多寄些钱。但在亲情面前，这又是多么苍白。面对生活的困顿，我总是生出很多感慨和无奈。对亲人的惦念和担心，总是不能让我释怀，不能生活得安心和宁静。

不知不觉间，故乡变了，变得我有些不认识了，这次却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美丽，因为富饶。故乡突然间就多出了很多高楼，恍惚间像走错了地方。母亲有了退休工资，也住上了楼，身体也渐渐地好了起来，每天到城南的生态园遛弯成了她的主要工作。看着母亲和妹妹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我对亲人的担心也少了很多。故乡越来越美了，也越来越有名了，尤其是和同事、朋友们提起林甸、提起温泉之后，大家满是羡慕。

离开故乡三十年，其实，三十年一刻也未曾分离。

三十个年头，不短，但也似转瞬。我的心还似当年那般充满着激情。三十年，我真实地感受到了故乡天翻地覆的变化；三十年，我亲历了故乡的日新月异；三十年，我愈加爱我的故乡，爱她的绿水，爱她的树木，爱她的多情，爱她的变化……

我知道，我已与故乡不能分开。

祝福你，美丽的故乡我的家。

朝花夕拾说乡愁

沈宇航沈宇航，1980年出生于林甸，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毕业，2003年，就职于国家控股合营IT公司企业，现任副经理。

从哪一片土地钻出来的小苗，百转千回，经风历雨，无论身处何地，终将会怀念那片初看人世的土地。

虽然小学一年级未读完我就离开了这个古老的小城林甸，但走过大庆，走过哈尔滨，如今，定居上海，虽每天穿行于八街九陌，摩天大厦之间，却都不及记忆中小城的盛世繁华。乡愁是故乡洁白的云，乡愁是故乡含碱的水，乡愁是邻里灶台上的烟火，乡愁是儿时童话般的梦。

我对故乡的记忆是明快的，她是我儿时的繁华市井，是熙攘人群里奶奶紧握着的温暖的手，是放学路边和小伙伴们心心念念的美丽的喇叭花，也是东门、西门之间的电线杆。她没有摩天大厦，更没有宽大的马路，有的只是小巧而精致的生态圈——那里有走几步路就可到达的学校、医院、商店，有着开开门就可以聊天的和谐邻里，有着路边生长着红呦呦的鱼食的小溪，而于我而言，更有着幸福的童年和满满的爱。

我记忆中的林甸，城有东门，有西门，那时的我还不懂公里数，丈量路程的标准，是电线杆。回忆至此，不仅看到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她的眼睛正看着路旁一个一个的水泥裸色的电线杆，她的心里愉快而单纯地倒着数杆子和目的地的距离，她的小手被爷爷奶奶紧紧牵着，三个人的背影渐行渐远。

我记忆中的林甸，有着很别致的浴室，对我来说，那是姑姑经常带我去的游乐场。长大后，走过很多城市，从未见过类似的地方。一个浴缸一个房间，进来后，关上大大的绿门，把插销上锁。然后，二姑会往浴池里面放一颗神奇的药粒（后来她说是高锰酸钾，消毒用的），洗澡水很快就变成紫红色，现在想来，真有种“墨已入水，渡一池青花”的韵味，那时的我会立即兴奋地蹦进去，迟迟不愿意出来。

我记忆中的林甸，正如迪士尼一样有很多独立主题的城堡，都是我喜爱去的地方。其中有幢房子迎街而立，门前有四个红字：新华书店（雏形即是我爷爷文章中写的银行一角放些书），那时的书都是放在玻璃柜台里面的，就类似现在卖金银首饰的柜台，有专门的服务员站在里面负责给顾客拿书。她们谈不上热情，但有时会和买书的人攀谈对话，聊出点远亲也说不定，甚至拿书人的情绪会掺杂着很多她个人的感情，却也和现在书海林立、无人过问、门口付款的书店有着强烈的反差。那就是小镇特有的浓浓的人情味，而我最开心的是管我爷爷要书，要啥买啥，一套一套买，若是不太懂，就一定会挑包含书的数目最多的一套，记忆最深的是《魔方大厦》。那时，我觉得林甸的商店都很“高大上”，分有国营、个体等，错落有致。买东西的时候，会发现个体经营者的笑容要比国营服务员的多。作为小孩子的我，经常会被个体的经营者夸奖之类的，也不由得心生欢喜，所以，别说小孩子不懂事，她的记忆也很神奇，思维也是很丰富的。

我记忆中的林甸，犹如我的童年色彩缤纷。那时的白天，天若是浅蓝的，随时开门就是新鲜的空气，是一个可以和小伙伴玩耍的标志。天若是灰黄的，家人就说不能出去了，要么有风，要么有雨。傍晚是深蓝的，也让人期待的，因为可以和爷爷在院子里面的墙上吟诗作画。小城的四季是分明的：春天是灰色的，像我家院子里面那棵挺拔的白杨树干，万物复苏，人们忙忙碌碌，温馨又不失一种认真和庄严；夏天是绿色的，每到夏天在鲜花还没有盛放之前，爷奶家的小花园就格外绿，像作茧之前的青虫和我经常穿的绿裙子；秋天是花色的，像奶奶家做工精致的、带网带棚的鸡窝里那些萌萌的小鸡身上的羽毛（小时候觉得那些鸡特别听话，不怎么乱叫，可能有些低调，下了蛋也不怎么炫耀）；冬天是透明和红色的，夏天的小花园变成了透明的冰场，一天比一天坚硬，和我们一起迎接新年的红灯，我穿上新衣吃着冻梨，随着大人前屋后屋地忙碌、奔跑，甚至捣乱……过完了谜一样的除夕，冰场一天比一天柔软，又是一个宁静小镇的四季轮回。

乡愁，似乎并不是小孩子们能体会到的，但作为林甸的孩子，爷爷奶奶的孩子，故乡的往事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历久弥新，鲜活而愉快，又怎会结着“愁怨”呢？随着城市的发展建设，今非昔比。儿时的林甸小城，已然是记忆深处再也遥不可及的地方。如今，我虽已近不惑之年，唯一没有改变的，是还能肆意地在爷爷奶奶的爱中徜徉。

林甸这片土地，是我生长的土地，纵使人生经历着风风雨雨，但百转千回后，仍会在记忆深处寻觅到这片心灵的栖息地，怀念这里的一草一石，一花一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