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节在我们身边悄悄地变化着，我们无暇顾及，每一天都显得非常紧张，忙忙碌碌的我们，终于开始了独立生活的第一步。虽然平时有老师在约束我们，可多数时候还要靠我们自己管理自己。
我们渐渐习惯了这种“四边形”的生活，每一天都是往返在教室、琴房、食堂和宿舍这四个点上，周而复始，分不清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
这种生活带给我们的最大的变化便是心理上的成熟，我们自己都分明地感觉到了这种变化，所有的事情都需要自己来开动脑筋，即使再好的朋友也不可能代替。
晚上躺在床上，我们常常为彻底告别了以前那种无忧无虑的学习生活而感叹不已。
早知道这样，我干吗来报考什么艺术学校？程珊忽地坐了起来，说得很动情绪：现在想一想，真是觉得咱们的脑袋都是进了水。
学大提琴的葛梅接过话头说，可不是，咱们在考前辅导时，我就听到北京的人都说咱们是傻帽儿，上这种学校，就是自己找罪受。
范玲说，算了吧，就因为你住在我们屋，我们几个人的罪比别的屋的人可是大多了，我可告诉你，将来你可要给我们健康补偿费呢。
葛梅顿时声音变成了蚊子，小声小气地说，我自己也不愿意长出这样一双臭脚，可有什么办法呢，从小到这么大也不知用了多少办法，就是治不好。
那你怎么刚住进这屋时不告诉大伙呢？这是程珊的声音。
我、我怕大家不让我住进来。葛梅的声音小得几乎让人听不见了。
算了算了，我息事宁人地劝解着大家，不管怎么说能住在一个宿舍里这也是缘分，再说了，这种味道闻的时间长了也就适应了，老师不是常教导我们，走这条求学之路要经过千辛万苦吗？咱们在这千辛万苦之外，再加上一个臭脚又有什么关系呢。
葛梅的双脚奇臭无比的事情是在第二天被发现的，因为当天晚上谁也无法确定那种臭气来自哪个地方。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我们全宿舍的人发动起来寻找那种恶臭的来源。范玲大呼小叫地喊着大家，赶快看一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咱们的屋子里作怪，一定要找出来，扔到垃圾堆去。
我们几个人立刻行动起来，都猫下腰，这里摸摸，那里闻闻，就像武警部队在破案时牵着的警犬。
其实这时谁也没有注意，只有葛梅依然坐在床上没有动窝。
找到了，长臂猿从床下掏出一双鞋来，一边用手扇着风，一边紧皱着眉头在喊着，就是这双鞋，所有的臭味，都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
我们这几条“警犬”纷纷向那双鞋嗅去，其实那双鞋离我们的鼻子还有好几尺的距离，便已经熏得我们受不了了。
赶快扔到外边去，范玲大喊着，这是谁的臭鞋？
是我的。葛梅红着脸坐在床上说，我、我从小就有这种毛病。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范玲眼睛瞪着她说。
早说又能有什么用呢，总不能让她睡到走廊上去吧。我站出来解围。
程珊上来就推了我一把，我说“四眼儿”，你别不是也有这个毛病吧，要不然怎么说得这般宽容呢，再就是你的鼻子不好使。
去去去，我的鼻子好使着呢。我也使劲地推了程珊一把，接着说，我早就听说过这种毛病是不好治的。
我从小到这么大，家里不知道给我买过多少药，就是不管用，其实我也怕大家受不了，这几天你们没看见我洗脚的时候都要洗上好几遍吗，可没办法，还是臭。
这样吧，范玲终于摆出了当班长的派头，现在我宣布对葛梅臭脚问题的处理，她的那双鞋不能再放在屋里，对了，就摆咱们的门外，一边一只，就像大户庄园门口的那两个石狮子一样，给咱们守着门。还有，从今天晚上开始，葛梅的两只脚洗完之后，最好包上塑料袋，或者是用被子盖好，不能再露出来。
葛梅怯生生地说，如果用塑料袋捂起来，我怕受不了，因为以前我也试过。
那就用被子盖吧，半夜里不要手刨脚蹬的，自己的毛病自己就应该管严一点儿。范玲把话说得斩钉截铁。
就这样，葛梅的两只鞋从这天晚上开始就成了我们201寝室的门神，前些日子每天晚上都有人来敲门，自从那双鞋放在了门口，我们的寝室再也没有客人了，这还不算，别人在走廊过的时候都纷纷捂着鼻子，喊着太臭了，便跑回自己的屋里。
马悦第二天曾问过我，你们门口放的那两只鞋是谁的，搞得我们想过去办点儿事儿都过不去了。
我便悄悄地把事情的大致经过和她说了一下，她顿时大笑起来，笑得连眼泪都流了出来，笑完之后还开玩笑说，这办法太好了，今天晚上我也去拿一只放在我们门口，保证小偷都不敢进。
就这样过了不到三天，那天早晨起床后葛梅到门口去穿鞋时便大叫起来，我的鞋没了，是谁给拿走了？
就你那双臭鞋，谁还会拿，你就是倒给我点儿钱我也不要，程珊一边用毛巾擦着脸一边说，你到203门口看一看，别不是马悦她们拿去当门卫了吧。
没有，她们房间的门口也没有，葛梅满脸沮丧地说。
真是邪了门儿了，这样的鞋也居然有人偷？范玲对葛梅说，别不是扫楼的清洁工当垃圾扫走了吧。
一句话提醒了大家，便纷纷地对葛梅说，对，完全可能，你快去问问清洁工。
葛梅穿着一双拖鞋，跑到楼下去，等她回来的时候依然是满脸的冰霜，我们一看那种难过的表情就知道她的鞋没有找到。
葛梅说，我找到了清洁工，她说是把那双鞋当垃圾扫走了，可收垃圾的汽车是今天一大早开来的，现在已经拉到二十公里以外的垃圾场去了。
你看看这事儿闹的，范玲有些懊悔地说，谁想得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呢，也怨我，如果提前和清洁工说一声就好了，说那双鞋是我们宿舍的门神，她就不会扫走了。
葛梅又把床下的箱子拉出来，从里面拿出一双新鞋，嘴里还一边说着，丢的那双鞋是这次上学时我爸特意给我买的，还是品牌鞋呢。
丢鞋的事情发生后，谁也不好意思再把葛梅的鞋拿到门口当门神了，葛梅也挺自觉，每一天晚上都把那双鞋装在塑料袋里，系得严严实实，说来也怪，那种臭味居然还是不可阻挡地散发出来。
来自南方北方的学生聚在一起，各种生活习惯都在相互影响着，即使是对方身上的一些缺点，也被有一些人当成优点学习着模仿着，尤其是那些低年级的学器乐的，他才不管你是好是坏呢，包括说话的声调也在模仿。
学校管理得非常严格，从生活到学习，尤其是在生活方面，不用说别的，每天晚上十点钟准时拉电闸，谁想在屋子里看看书都是不可能的。
对电的管理我们是最有意见的，除了照明的电灯，墙上所有的插座都是不通电的，我们从家里带来的充电器、吹风机和电熨斗到这里都无法派上用场。大家的意见都很大，曾经找到校长和主任交涉了好几次，但校方一点儿活动的余地都不给，没办法，我们只好先忍着。
别的还好说，因为天气渐渐凉了，在屋里洗完头之后不用吹风机吹一下，是很容易感冒的，而我们这些学声乐的损失可就大了，一感冒嗓子就哑，嗓子哑了便不能上专业课，等着盼着一周才一次的专业课就这样被荒废了被错过了。
主管我们的教务主任边胜开长得瘦瘦的，在我们面前也是很少有笑的时候，可我们又不敢得罪他，因为我们每个月只能外出两次，每一次都必须经过他的批准。
他有事无事时都常到我们的宿舍进行检查，和那个“狼外婆”在一起对我们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我们大家对这个边主任早就恨得不行了，可又没有办法，当着他的面还要毕恭毕敬地喊着主任，他一转身的时候，我们常常用拳头向他脑袋的方向使劲地挥动一下。后来不知是谁给这个主任也起了一个挺形象的外号，因为他长得瘦，就叫“干煸主任”，饭店里常把干煸的做法演练得登峰造极，我们不是厨师，也不太懂，觉得既然是煸那就是把动物肉类的脂肪除掉。因为这位边主任姓边，和那个“煸”正好是同音，我们常常在远处喊他时就变成了干主任或者是煸主任，因为字的音相同或者相近，他根本听不出来，每一次都非常爽快地答应着，我们心里偷偷地笑，虽然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可心里总算平衡了不少。
黄玉玉说我们这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
管他呢，胜利就好。
生活的困难总是一个接着一个，这一点又让我们时常地想起在家的日子，没有想到出门在外的人生活如此艰难，难怪大人们常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呢。
也可能是把这种不痛快的情绪带进了课堂，上课时面对老师的提问，常常会出现同老师争辩的场面。有时候，对与错早已经明摆在那里，真正的道理我们从心里也早就接受了，可就是想站在那里同老师理论一番。渐渐地，很多人都模仿起来，后来我们也在这种辩论中感到了一种小小的成就感，尤其是那种无理辩三分的时候，也能把老师的脸气得通红，我们的心里便异常高兴，回到宿舍又常常是一片欢呼。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由于各自的性格和口才的不同，我们几个人在这方面开始崭露头角，上海来的黄玉玉，不愧叫她“钢牙妹”，说出的话一点儿也不让人，有时还说得极快，老师在讲台上说一句，她在下边保证能说出三句五句。班长范玲也不甘示弱，常常同老师辩论得不可开交，又因为她是班长，身边的同学常常帮着起哄，给她助威，搞得几个老师上课时轻易不敢提问她。而我的特点是平时默不作声，专门细听老师在讲课时出现的毛病，比如语文老师在读课文时某一个字发音不标准，历史老师在讲历史事件时把某一个历史年代搞出了偏差，或者把某个历史人物讲出漏洞，这时候不管老师是不是提问我，我都会很主动很认真地举手向老师请求发言，然后毫不客气地给老师指出来。因为我是有备而来，所以百发百中，大获全胜，而我在心里只是悄悄地喜悦着，表面上还要装出满脸的认真劲儿，让所有的人都明白我不是故意在为难老师，这些只是因为我学习太认真。
为了这些事，班主任冯老师把我们几个人叫到办公室谈了好几次话，我们心里清楚，可他拿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学习上的事情大家都是平等的，教育学上还提倡教学相长呢。
那天刚下课，林小雨走到我跟前悄悄地说，“四眼儿”呀，我劝你可要注意了，冯老师都恨死你了。
怎么会呢？我可是好学生呀。我装出一脸的委屈状，冯老师凭什么恨我呀？我可是上课最认真的学生。
你还说呢，那天冯老师说你是咱们班最让他头痛的暗箭，他这些日子上课总是提心吊胆，真怕你不知什么时候就对他发难。
没这么严重吧，我听了林小雨的话，心里也想，这样下去肯定不行，谁的身上没有毛病呢，将来让老师抓了我的小辫子那可就麻烦了，看来这种事情也只能见好就收，不要把人逼得太厉害，因为老师毕竟是老师。
因为这一段时间我们几个人在课堂上的表现，同学们都喊我们是班里的三剑客，我们几个人自然也美得不行，好像自己真正成了那种可以仗剑打遍天下、铲除不平的英雄豪杰。
虽然自己觉得这段时间不仅自己的口才大有长进，思路也更加开阔了，但还是应该调整一下自己，免得以后出现什么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于是，我在课堂上开始沉默起来。我当然能够感受到周围向我射来的那些目光，那目光有疑问有等待，最后慢慢地变成了失望。
果然，我的沉默收到了意料之中的效果，班主任冯老师在课堂上表扬我好几次，他这么一搞，使我更不好意思重操旧业了。
这位冯老师可能是刚刚毕业的关系，也可能是还有什么别的原因，讲课时总爱使用那种对小学生的问答方式，而且把那种不是提问的提问穿插在他整个讲述的过程之中。提问的方式常常是在“是”字的后面拉长音，而这个长音便是等待大家能够一齐回答。
比如，他问《荷塘月色》的作者是——
鲁迅的出生地是——
那天课堂上的情景，使大家乐翻了天，其实我完全是无意的，因为他在课堂里老用这种方式，我便渐渐地精神开始溜号，也不知道他讲到了哪个问题，我又听见他在“是”的后面拉出一个长音，后来我才知道，那个问题不是在等大家回答，而我当时也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以为大家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我混在里面说句什么都行，于是在他的长音后面，我说了四个字——没有蛀牙。这是电视广告上的一个阿姨发问后一个小朋友回答的话，坐在我同桌的方琳当时就乐得趴在了桌子上。因为大家都不回答，整个教室里回答这四个字的只有我一个人，想逃都逃不掉了，冯老师顿时虎起眼睛，我知道这下子我死定了。
这几天我还表扬你，原来你居然有这样的表现，你是从哪里学的这一套？
我——我以为大家都能一起回答，因为我没有听清你讲的问题，我还要张嘴说点儿什么，其实我也想对你的问题做出热烈的反应，没有想到是这种结果，对不起，冯老师，我一定做深刻的检查。
我满脸真诚地说着，旁边的同学都努力地忍住笑，可终于还是有个别人没有忍住，因为是捂着嘴，所以发出的声音是吱的一下，和耗子的叫声差不多，于是教室里又乱了套。
这回连冯老师也忍不住了，和大家一起笑出声来。
在我们这个年龄上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可能是一种生命过程中的必然吧。
我们开始懂事之后便由老师和家长管着，稍有越轨行为，在学校里，老师的粉笔头和教鞭常常落在头上，或者是把耳朵拧得通红；而到了家里，比如老师告状，考试不及格，都有可能使家长愤怒的手掌和我们的屁股撞在一起。现在不同了，我们已经长大了，再也不用害怕老师的教鞭和拧耳朵了，至于家长的训斥和巴掌更是和我们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甚至想，终于熬出来了，终于可以站起来理论理论了，因为这时候已经读了近十年书的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储量。
可能由于这种原因，这个年龄里的我们的逆反心理表现非常明显，你越不让干的事情，我越想试一试。
在这种单调的学习生活中，我们逐渐地走向了另一种成熟，那便是在学习和生活中的自立。
这种自己的事情自己想，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再也不是单单写在作文本里，而要靠我们一件一件地去身体力行。比如到食堂买饭，决不会像在家里那样，把手一伸接过妈妈盛在碗里的饭，这回要在食堂里排着长队一个一个地往前走。回到宿舍里事情就更多了，衣服脏了只能靠自己一件一件地去洗，床铺乱了也不会有人帮你收拾。
早就听父母多次讲过，他们年轻时吃了多少苦，当时总是听过之后放在心里的没有多少，总觉得那个年代离今天已经非常遥远，而我们这一代理所当然地应该尽情地享受灿烂的阳光和温暖的春风。
现在终于到了我们必须锻炼自己的时候了。
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马上进入角色的。
宿舍里的人都说我的进步非常快，不管什么事情都搞得井井有条，箱子里的东西摆放得整整齐齐，里面的每一件东西都放在该放的位置上。有时别人向我借东西时，我可以让她自己去拿，并明确地告诉她，在我床下的箱子里右边的角上放着。
在这方面林小雨可就惨了，不管什么东西只要到她那里保证全都是杂乱无章的，于是每一个星期她都要甜言蜜语地求我，姐呀，帮我整理整理呗，整理完了我请你吃汉堡。
我俩虽然是同岁，论起来她还比我大三个月呢，可她现在求到我了，也只能喊我姐。我便常常在无法推却的情况下帮她整理箱子，一件一件地放好，告诉她，什么东西和什么东西该放在一起，什么东西和什么东西不该放在一起。
我认认真真地帮她做着，苦口婆心地对她讲着，可再到周末的时候我所做的一切又成了零。一拉出她床下的箱子，又是翻江倒海，茶杯和袜子滚在了一起，跳绳和内裤缠在了一起……
于是，林小雨还是笑盈盈地站在我的身边看着我帮她整理，听着我对她的教导。
我说小雨呀，你能不能长一点儿记性，不说别的，你把东西好好地放一下，不为了你自己，就为了你能心疼一下比你还小三个月的我这当姐姐的吧。
现在轮到我无可奈何地开始求她了。
那天晚上突然有一个特大的喜讯降临到了我们头上，在此之前我们已经从盼望期待变成了失望和绝望，觉得不可能在宿舍里有能用上各种电器的机会了。
张杨和彭程居然躲过了“狼外婆”的监视，悄悄地跑到我们房间，手里还拿着一支电笔，神神秘秘地走进来。
看着他们俩进屋之后就东张西望的，程珊便冲过来很威严地问，你们两个居然敢夜闯女生宿舍，不想活了，我们要是告诉边主任，他都敢把你们的眼珠抠出来干煸了当下酒菜。
张杨满脸委屈地说，真是好人难做呀，我们想学一次雷锋，给你们送温暖送光明，你们不但不领情，还如此这般地对待阶级弟兄。
别卖关子了，快说吧，你们还能有什么好事。范玲站起身来对他们两个说。
彭程也没有再说话，拿着电笔走到床边，把电笔插到墙上的插座里试了一下，电笔中间的位置居然亮了起来。只见他站起来慢吞吞地说，行了，你们的电器可以使用，不过要悄悄地使用，声张的不要，千万不能让“狼外婆”发现。
我们顿时欢呼起来，范玲居然兴奋得一下子抱住了彭程，吓得彭程满脸通红，但还是没忘了贫嘴，你这是干啥，对我有好感也不能这么公开呀！
美得你。我只是有些那个一点儿，你就是一根木头桩子也要抱一下。范玲推了一把彭程，自我解嘲地说。
为了感谢张杨和彭程，第二天吃午饭时，林小雨给他俩每人买了一只鸡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