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华：关庙遍京华
旧北京的寺庙很多。20世纪40年代有人统计：北京的街道、胡同共有1500多条，而寺庙就有1300多处。引人注目的是，在众多的寺庙中，又以有关三国时期关羽的寺庙最多。清代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一书中说：“关庙遍天下，而京师尤胜。”在北京最早的地图《乾隆京城全图》上，标有北京内外城寺庙1272处，其中从寺庙名称来看，明确是关庙的就有121处，约占全部寺庙的十分之一。
北京关庙的数目，各种书籍的说法不一。明代沈榜的《宛署杂记》载，宛平县（天安门南北中轴线以西）有关庙51处。曹尔泗《北京胡同丛谈》说，明清时代北京有关庙“百余处以上”。1936年出版的《北平庙宇通检》，对城内庙宇半数未载，但已记有关庙87处，加上其他名称实际上祀关羽的寺庙不下150处。这些记载都从不同侧面说明北京的关庙是很多的。
《北京的关庙》
郎深源：国画名家爱佛门
过去曾有一些历史名人来戒台寺居住或游览。如晚清时的恭亲王奕?就曾在此居住多年。民国初年的袁世凯、徐世昌和黎元洪等也先后到此进香，徐世昌还撰写了“戒台寺碑记”。特别是大画家溥心畲与戒台寺的关系更值得一提。溥儒，字心畲，号西山逸士，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生。他是道光皇帝第六子恭亲王奕?之孙，其父载滢，袭封贝勒，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其儒之名乃光绪皇帝所起，并御批望日后要做君子儒，勿做小人儒。他10岁以前，一直住在前海西街恭王府内。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之后，随其父移居西山戒台寺达15年之久。在此期间，他遍游野岭荒谷、断崖峭壁，以大自然为营养，以奇峰怪石、苍松翠柏及古刹为素材，因而使他才思日进、画艺日深。他的诗文、书法及绘画均有很高造诣，博得了“诗书画三绝”的赞誉。1925年，溥心畲走出西山戒台寺，又回到恭王府，以后又曾在后海北岸的广化寺居住多年。1926年曾举办了他平生第一次画展而名声大噪。他与曾到松江禅定寺出家做过一百天和尚的国画大师张大千齐名，被世人誉为“南张北溥”。说来有趣，两位国画大师皆与佛门有渊源。前来向溥先生学画者很多，他常对弟子们说：“人品第一，画品第二。”溥心畲在寺隐居中发愤读书，并游览调查了西山各地及古寺，先后写下《西山集》《戒台寺志》《上房山志》《云居寺志》等著述。溥先生晚年移居台湾，曾出任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兼以卖画为生。溥先生半生寒素，念旧思乡，于1963年卒于台湾。
《戒台寺·拈花寺》
张必忠：溥心畲与广化寺
七七事变以后，北平民生凋敝，物价上涨，寺中为了生计，将东院空房辟为灵堂，以增加收入。1938年，恭王府奕?之孙溥儒（字心畲）母亲病故，停灵于广化寺东院大斋堂内。溥儒自幼受传统教育很深，立志要为母亲守孝三年，他每日往返于广化寺和恭王府之间，风雨无阻，溥儒之母的寿材极其考究，是棺外带梓的“葫芦材”，共上13道黑漆。为使其母早日“超生”，溥儒用毛笔蘸上金粉在椁上写满经文，均是工整的楷书。在守孝满一年时，溥儒还在一张四尺的日本绢上画了一张着色观音像，画成后集众僧到法堂上，放纸签于笔筒中，摇后让众僧抽签，谁抽到写有“佛”字的签观音像就归谁。可巧隆祥法师抽到“佛”字，这张观音像一直保存至今。
由于溥儒能诗善画，广化寺内许多年轻僧人便借机跟他学习诗画。同时，与溥儒往来的许多诗人墨客也来到寺内参与教授，一时寺内诗、书、画之风，盛极一时。
当时，寺庙多年失修，殿宇残破，住持玉山和尚见溥儒时常到寺内来，加之广化寺与恭王府久有来往，玉山便请溥儒帮助恢复寺庙旧观，溥儒欣然答应，遂向文物部门吁请，使广化寺得以重修。当年，寺内中路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万佛阁石楼，以及东西配殿，都得以重修。最后尾工未完，溥儒便和学生一起在中山公园举办画展三天，将得款全部捐助寺中，使整修工程得以完工。
《京师名刹广化寺》
常锡桢：崇效寺的牡丹
牛街往西，老君地迤南，和白纸坊大街之间有一座御敕“崇效寺”，北京土话叫崇交寺。这座寺是专供外地人停厝灵柩的，地点偏远，交通十分不便，平时山门紧闭，鲜少游人入寺。但是到了每年的三四月，崇效寺就会热闹几天。这是因为寺里的牡丹花开了，远近有不少慕名而来的赏花人到寺里来看难得一见的牡丹花。
崇效寺的牡丹大概有十几丛，种在后院里，由老住持亲自照管。几十年来代代相传一种特别的施肥方法，制造肥料时将黄豆放入大锅里，然后注水慢煮，大约要煮两天，直到黄豆煮化成为汁液为止。这种汁液不必发酵即可施用。施肥时先用长竹签在花丛四周钻地，大约要扎一尺多深，然后把豆汁慢慢注入，再把洞孔填平，每年花季后施肥一次就够了。
老和尚解释施肥时为何要用竹签钻地松土，而不用铁条通地时说，这是因为牡丹的根系发展较深较广，并且最忌铁器割伤。若是牡丹的根被铁条刺着，伤口处就会腐烂变成严重病害，渐渐扩散，使整棵牡丹枯萎。
崇效寺的牡丹，色彩缤纷，白、红、粉各色杂陈，花朵直径半尺，可称得上是宝贵之花。寺里引以为傲的是一丛稀有的墨牡丹，仔细欣赏它实际上是墨紫色，在群芳中独树一帜，确是不凡。
《城南忆旧》
傅长青：华住持两救东岳庙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在未进北京以前，北京齐化门（即今朝阳门）、东直门、东便门一带的居民在“保清灭洋”的口号下，纷纷参加了义和团。就在东岳庙的弓房里设坛、练武，有的团勇就住在庙里。义和团失败以后，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它的前站就住在东岳庙的后楼和东西跨院。前站包括德、法、日三国的军队，指挥是一个德国人，名叫萨震德。他们把庙里历代传下来的文玩、书画、经卷、祠堂里的画像以及所存的珍贵物品洗劫一空。只有成亲王写的八扇屏没有劫走，因下面落款写的是“皇十四子”（外国人不知皇十四子是谁）。他们把要掠走的东西都列成表，强迫当时庙里的华明馨住持签字，当作赠品。萨震德还对华住持说：“齐坏（化）门，没有好人，他们杀了我们的人。”恶狠狠地表示要屠杀当地的居民进行报复。华住持对他说：“你们不要冤枉好人，你们做事要留德行。”萨震德听了以后，没有逞凶就走了，齐化门一带的居民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八国联军走了以后，齐化门、东直门、东便门、关厢的绅商百姓对华住持非常感激，就联名给他送了一块长六尺、高二尺、黑底金字、周围绘着龙饰的阳文大木匾。匾上刻了“大德曰生”四字。华表示不敢接受，于是就在“大德曰生”四个字的正上方添了一个“献”字，表示是供献给神灵的。这块匾后来挂在育德殿的正面。
民国军阀混战期间，不管是谁占据了北京城，都要在东岳庙驻兵。壬子年间（1912年），军阀曹锟第三镇在东岳庙里驻军，管带叫刘文明。那年正月十二日朝阳门外兵变，抢劫了广隆当铺，劫后起火，火势向东蔓延，眼看要危及东岳庙。当时庙里钟、鼓两楼里都存放有军队炮弹，如果烧到这里，方圆一里内势必炸成火坑。刘找到庙里住持华明馨商议，叫道士们赶快收拾财物躲到安全地带去。华住持说：“一般道士可以出去躲一躲，主要负责人不能走，应与庙同归于尽。”不料火烧到庙西邻香蜡铺处就熄灭了。大家认为“这是庙里大帝显圣”。那些住在东岳庙里的官兵看到七十二司尽是些因果报应的故事，也觉触目惊心，所以他们在庙里不敢胡作非为。有的一心想升官发财，便在庙里求神许愿。
《忆东岳庙》
郎深源：京城西郊碧云寺
1947年夏，我应碧云寺住持妙原之邀，来寺任知客之职。在这里生活工作近两年。1949年2月我考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因而离寺。笔者在寺期间的一些见闻略述如下。
碧云寺位于京城西郊香山静宜园北侧半山腰处，距城约30华里。该寺始建于元朝至顺年间（1330—1333）。相传此地原为金章宗“玩景楼”旧址，原名碧云庵。明正德年间（1506—1521），宦官于经在此进行扩建后才改名为“碧云寺”，于经在寺后并营建了生圹，以备死后葬身之处。
天启三年（1623）魏忠贤复对此地大加修饰，同样也想作为死后之墓地。
碧云寺占地约4万余平方米，坐西朝东，依山顺势建造，院落层层升高、错落有致，殿堂古朴，严谨壮观。分南北中三路。中路有石狮、石桥、山门、哼哈二将殿、四天王殿，过放生池桥即是大雄宝殿，殿后有乾隆碑亭一座，后为菩萨殿。再往后是孙中山纪念堂（原为普明妙觉殿）。最后是建有金刚宝座塔的塔院，院内宽阔幽静，树木茂盛，郁郁葱葱，另建有石狮、牌楼等。
南路有五百罗汉堂等建筑，北路有含青斋及水泉院等。
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中的右派一些人物在含青斋召开了所谓的“西山会议”。由含青斋往西行为水泉院，水声潺潺，松柏参天，环境清幽，是避暑的好地方。盛夏到此，顿觉凉爽舒适。
中国最大的金刚宝座塔，建于乾隆十三年（1748），塔通高34.7米，塔基两层，皆为汉白玉砌造。塔座东侧正中有券洞，内为孙中山衣冠冢。由券洞拾级而上至第三层，前面两侧各有一座圆形的藏式喇嘛塔。其后有13层密檐式方塔，正中是一座大的塔，四角各为一座小塔，塔尖参差，错落有致。塔体上遍布精致的浮雕，有佛像、天王、龙、狮、象和云纹梵花等。塔后有一棵柏树，树干分为九杈，犹如九龙昂首，人们都叫它为“九龙柏”，树龄已200多年，高约30多米。该塔比寺山门约高出100余米，游人登临远眺，可把玉泉山及颐和园等景观尽收眼底。宋朝诗人程颢咏西山诗云：“清溪流水碧云头，空水澄鲜一色秋。隔断红尘三十里，白云红叶两悠悠。”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25分，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城铁狮子胡同（即今张自忠路23号）的行馆中。当天将其遗体移送协和医院进行尸体检查。尸检后又移到协和医院礼堂，在那里举行了基督教式的追悼仪式。由医院又移至中央公园数日，由各界人士公祭瞻仰遗容。公祭毕，用柩车将孙先生遗体运送到香山碧云寺停放。1929年才将孙中山遗体南迁安葬于南京中山陵。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将其衣帽封葬在碧云寺金刚宝塔的塔座中。并将原普明妙觉殿改为孙中山纪念堂。因此碧云寺成了孙先生的衣冠冢和永久性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纪念地。
《碧云寺生活见闻》
朱自清：住潭柘好，还是住戒坛好？
早就知道潭柘寺，戒坛寺。在商务印书馆的《北平指南》上，见过潭柘的铜图，小小的一块，模模糊糊的，看了一点没有想去的意思。后来不断地听人说起这两座庙；有时候说路上不平静；有时候说路上红叶好。说红叶好的劝我秋天去；但也有人劝我夏天去。有一回骑驴上八大处，赶驴的问逛过潭柘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潭柘风景好，那儿满是老道，他去过，离八大处七八十里地，坐轿骑驴都成。我不大喜欢老道的装束，尤其是那满蓄着的长头发，看上去啰里啰唆，龌里龌龊的。更不想骑驴走七八十里地，因为我知道驴子与我都受不了。真打动我的倒是“潭柘寺”这个名字。不懂不是？就是不懂的妙。躲懒的人念成“潭拓寺”，那更莫名其妙了。这怕是中国文法的花样；要是来个欧化，说是“潭和柘的寺”，那就用不着咬嚼或吟味了。还有在一部诗话里看见近人咏戒台松的七古，诗腾挪夭矫，想来松也如此。所以去。但是在夏秋之前的春天，而且是早春；北平的早春是没有花的。
这才认真打听去过的人。有的说住潭柘好，有的说住戒坛好。有人说路太难走，走到了筋疲力尽，再没兴致玩儿；有人说走路有意思。又有人说，去时坐了轿子，半路上前后两个轿夫吵起来，把轿子搁下，直说不抬了。于是心中暗自决定，不坐轿，也不走路；取中道，骑驴子。又按普通说法，总是潭柘寺在前，戒坛寺在后，想着戒坛寺一定远些；于是决定住潭柘，因为一天回不来，必得住。门头沟下车时，想着人多，怕雇不着许多驴，但是并不然——雇驴的时候，才知道戒坛去便宜一半，那就是说近一半。这时候自己忽然逞起能来，要走路。走吧。
这一段路可够瞧的。像是河床，怎么也挑不出没有石子的地方，脚底下老是绊来绊去的，教人心烦。有没有树木，甚至于没有一根草。这一带原是煤窑，拉煤的大车往来不绝，尘土里饱和着煤屑，变成黯淡的深灰色，教人看了透不出气来。走一点钟光景。自己觉得已经有点办不了，怕没有走到便筋疲力尽；幸而山上下来一条驴，如获至宝似地雇下，骑上去。这一天东风特别大。平常骑驴就不稳，风一大真是祸不单行。山上东西都有路，很窄，下面是斜坡；本来从西边走，驴夫看风势太猛，将驴拉上东路。就这么着，有一回还几乎让风将驴吹倒；若走西边，没有准儿会驴我同归哪。想起从前人画风雪骑驴图，极是雅事；大概那不是上潭柘寺去的。驴背上照例该有些诗意，但是我，下有驴子，上有帽子眼镜，都要照管；又有迎风下泪的毛病，常要掏手巾擦干。当其时真恨不得生出第三只手来才好。
东边山峰渐起，风是过不来了；可是驴也骑不得了，说是坎儿多。坎儿可真多。这时候精神倒好起来了：崎岖的路正可以练腰脚，处处要眼到心到脚到，不像平地上。人多更有点竞赛的心理，总想走上最前头去；再则这儿的山势虽然说不上险，可是突兀，丑怪，巉刻的地方有的是。我们说这才有点儿山的意思；老像八大处那样，真教人气闷闷的。于是一直走到潭柘寺后门；这段坎儿路比风里走过的长一半，小驴毫无用处，驴夫说：“咳，这不过给您做个伴儿！”
墙外先看见竹子，且不想进去。又密，又粗，虽然不够绿。北平看竹子，真不易。又想到八大处了，大悲庵殿前那一溜儿，薄得可怜，细得也可怜，比起这儿，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进去过一道角门，门旁突然亭亭地矗立着两竿粗竹子，在墙上紧紧地挨着；要用批文章的成语，这两竿竹子足称得起“天外飞来之笔”。
正殿屋角上两座琉璃瓦的鸱吻，在台阶下看，值得徘徊一下。神话说殿基本是青龙潭，一夕风雨，顿成平地，涌出两鸱吻。只可惜现在的两座太新鲜，与神话的朦胧幽秘的境界不相称。但是还值得看，为的是大得好，在太阳里嫩黄得好，闪亮得好；那拴着的四条黄铜链子也映衬得好。寺里殿很多，层层折折高上去，走起来已经不平凡，每殿大小又不一样，塑像摆设也各出心裁。看完了，还觉得无穷无尽似的。正殿下延清阁是待客的地方，远处群山像屏障似的。屋子结构甚巧，穿来穿去，不知有多少间，好像一所大宅子。可惜尘封不扫，我们住不着。话说回来，这种屋子原也不是预备给我们这么多人挤着住的。寺门前一道深沟，上有石桥；那时没有水，若是现在去，倚在桥上听潺潺的水声，倒也可以忘我忘世。过桥四株马尾松，枝枝覆盖，叶叶交通，另成一个境界。西边小山上有个古观音洞。洞无可看，但上去时在山坡上看潭柘的侧面，宛如仇十洲的《仙山楼阁图》；往下看是陡峭的沟岸，越显得深深无极，潭柘简直有海上蓬莱的意味了。寺以泉水著名，到处有石槽引水长流，倒也涓涓可爱。只是流觞亭雅得那样俗，在石地上楞刻着蚯蚓般的槽；那样流觞，怕只有孩子们愿意干。现在兰亭的“流觞曲水”也和这儿的一鼻孔出气，不过规模大些。晚上因为带的铺盖薄，冻得睁着眼，却听了一夜的泉声；心里想要不冻着，这泉声够多清雅啊！寺里并无一个老道，但那几个和尚，满身铜臭，满眼势利，教人老不能忘记，倒也麻烦的。
第二天清早，20多人满雇了牲口，向戒坛而去，颇有浩浩荡荡之势。我的是一匹骡子，据说稳得多。这是第一回，高高兴兴骑上去。这一路要翻罗喉岭。只是土山，可是道儿窄，又曲折；虽不高，老那么凸凸凹凹的。许多处只容得一匹牲口过去。平心说，是险点儿。想起古来用兵，从间道袭敌人，许也是这种光景吧。
戒坛在半山上，山门是向东的。一进去就觉得平旷；南面只有一道低低的砖栏，下边是一片平原，平原尽处才是山，与众山屏蔽的潭柘气象便不同。进二门，更觉得空阔疏朗，仰看正殿前的平台，仿佛汪洋千顷。这平台东西很长，是戒坛最胜处，眼界最宽，教人想起“振衣千仞冈”的诗句。三株名松都在这里。“卧龙松”与“抱塔松”同是偃仆的姿势，身躯奇伟，鳞甲苍然，有飞动之意。“九龙松”老干槎桠，如张牙舞爪一般。若在月光底下，森森然的松影当更有可看。此地最宜低回流连，不是匆匆一览所可领略。潭柘以层折胜，戒坛以开朗胜；但潭柘似乎更幽静些。戒坛的和尚，春风满面，却远胜于潭柘的；我们之中颇有悔不该住潭柘的。戒坛后山上也有个观音洞。洞宽大而深，大家点了火把嚷嚷闹闹地下去；半里光景的洞满是油烟，满是声音。洞里有石虎、石龟、上天梯、海眼等等，无非是凑凑人的热闹而已。
还是骑骡子。回到长辛店的时候，两条腿几乎不是我的了。
《碧云寺·戒坛寺》
刘殿凯：祭灶神的灶君庙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人既然要活着就必须吃饭，所以也就离不开厨灶。中国在上古时代就有祭灶神的习惯。《淮南子》曰：“炎帝于火而死为灶。”《事物原会》曰：“黄帝作灶，死为灶神。”到了封建社会，上自天子，下及庶民，家家户户都要供奉灶神（又称灶君或灶王），祭灶更成为人民生活中的大事。《敬灶全书》曰：“灶君乃东厨司命，受一家香火，保一家康泰，察一家善恶，奏一家功过，每逢庚申日，上奏玉帝。终月则算，功多者，三年之后，天必降之福寿。过多者，三年之后，天必降之灾殃。”人民世世代代被这种思想束缚着，不但家家祭灶王爷、灶王奶奶，而且还把灶王爷奉为“一家之主”，每年敬送恭迎，虔诚至极。另外，在较繁华的街衢还修建了不少灶君庙。
北京这座有3000多年历史的名城，仅城内就有多座灶君庙，其规模一般都比较小，往往只有一两层殿堂。较大一点的要数崇文门东花市大街路北的灶君庙了，故又称它“都灶君庙”。
《宸垣识略》曰：“都灶君庙在花儿市，明建，无碑可考，有古柏一。本朝康熙间重建，有国子监祭酒孙岳、翰林院编修冯云骕二碑，门外铁狮子二，康熙初年铸，每年八月初一、初二、初三庙市。”
家家都祭灶君，为什么还要建诸多灶君庙呢？原因是一般外出谋生人士，或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为了自己平安无事，都想通过祭灶君以保康泰。再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为厨师祭祖提供方便。过去不管是小饭馆还是大饭庄子里的厨师，到了灶君的生日，都要到灶君庙祭祖。旧社会厨师的社会地位很低，被称为下九流。厨师们之间平时联系很少，只是到了祭祖日，大家才可以在灶君庙里畅叙友情，交流经验，还可以帮助没活的厨师牵线找活。此外，饭馆老板和经理也希冀祭灶使自己的生意兴隆。
《灶君庙》
王守宪：东西花神庙
以生产花卉为生的花农们每年都期望着鲜花产销双丰收，故在明代这一带花农们集资先后建起两座花神庙，以祈求神佛的保佑。
西花神庙位于草桥西夏家胡同，南北长22丈，东西宽10丈，前后殿各3间，东西配房各14间，西院是膳房。先有北殿真武像，后在前殿塑13位花神像，意即闰月时也有花神值勤，掌管鲜花生产造福花农。该庙是草桥到丰台一带的花农集资兴建和修缮的。庙门原有“古迹花神庙”五个大字的石刻横匾，书法很好，现仍存在院内。庙里有六七块石碑，有的已做石阶，有的放在一旁。可看清文字的一块石碑上记载着：“清光绪十九年重修起至二十三年竣工开光献戏。”另一块汉白玉碑额上刻着“万古流芳”四字；下面字迹，在解放初期时还可看清是集资人的姓名和金额。此庙是1952年拆掉神像的，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此建立花神庙中心小学，现在是纪家庙小学，有400名学生。这里是三环路所经之处。庙南面有戏楼一座，1957年倒塌拆除。此庙又是丰台各处花行会馆所在地，庙前曾挂过会馆的牌子。每年阴历二月十二日丰台十八村的花厂经管人员和花农在此聚会，联系业务，并安排在谷雨前请戏班子唱戏，以示庆贺，但清末以后活动就很少了。
东花神庙，在草桥东南的镇国寺村，占地约3亩，有5间大殿和东西配房，大殿中有花神塑像三座，在墙壁上画有花神像。每逢节日，花农来这里祈求花木丰收、销路旺盛。史书上记载着东花神庙毁于火，但无详细记载。经几次向当地老农考察，才得知它是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被入侵北京的八国联军烧毁的。
当时花神庙南面有一座占地约20亩的大寺庙，是座菩萨庙。正殿很雄伟，房柱直径60多厘米。正殿前的室内有三座小塑像，中间塑像是菩萨。再往前是面向西的高大的山门，东西有配殿，庙内有几十名和尚看管。院内宽阔。清代末期草桥一带贫苦农民很多人参加义和团，大寺庙是义和团抗击帝国主义入侵的操练营地。他们勇猛抗敌，敌我死伤不少人，在一场肉搏之后，侵略军就纵火烧了大寺庙和东花神庙，大寺庙全被烧毁，东花神庙被烧掉东西配殿。当时义和团里青年们呼喊着这样的口号：“豇豆大海茄，鬼子要遭劫，豇豆辣青椒，鬼子要挨刀。”这一带义和团抗击侵略者的事迹应记载下来。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改建成镇国寺小学。
《花神庙》
潘惠楼：京西窑神
京西煤业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但何时开始崇拜煤窑神却不得而知，据传自明代就有了供奉窑神的习惯。但煤窑神姓甚名谁，在京西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说京西煤窑神是春秋时期的老子，因老子是道家始祖，长于炼丹之术。炼丹需要火加热，而煤是火之源，所以称老子是煤业祖师，当做煤窑神顶礼膜拜。在全国的许多矿区，将老子作为煤窑神供奉者最多。
还有人说，京西供奉的煤窑神是《封神演义》小说中的火神罗煊。罗煊被封为管火之神，自然就应该掌管煤窑事宜。又有人说掌管火的神是祝融，京西供奉的煤窑神应是祝融。还有的人认为，女娲补天之时，以煤炼石，是最早的用火者，煤窑之神应是女娲。
但京西多数煤窑却认为，京西的煤窑神是土生土长的当地矿工。这名矿工姓魏，身强力壮，急公好义，乐于助人，而且对煤窑的活计样样精通，会根据岩石、山脉、河流的走向，确定煤层的位置，他还多次在井下发生危险的时候帮助矿工。哪座煤窑的窑主请他去做活，哪座煤窑就煤源丰富，兴旺发达。矿工们说，煤窑有了魏姓矿工，可以点石成金。这位魏姓矿工去世以后，无论矿工还是窑主，都很怀念他，尊崇这位魏姓矿工为魏老爷。矿工们祈求他保佑下井工作平安，窑主们祈求他保佑兴旺发财，魏老爷也就成了煤窑之神，尤其是门头沟一带的煤窑，信奉魏老爷的最多。
《京西煤窑神》
刘仲孝：五显财神庙
财神庙庙小又是在荒郊野外，为什么能吸引那么多的人去烧香磕头呢？不外乎是沾了“财”字的光。发财的魅力是大的。那时，不仅是官僚、地主、资本家一心追求的是升官发财，日进斗金，黄金万两，就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也希望能发点小财，使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些。小本生意人也想招财进宝，图个利市。有一副对联说得好：宝马驮来千倍利，钱龙引进四方财。此对联道出了生意人的心理状态。正因为发财心盛，所以争先恐后地去烧香，生怕去晚了发不了大财，甚至不惜挨冷受冻，心甘情愿。财神庙会在旧历大年正月初二仅开放一天，这是北京城各种庙的庙会期限最短的。成千上万的人在大年初一午后就在广安门城门边站着等候。从城里去财神庙要出广安门，那时开城门有一定的时间，不到时候不开，唯独去财神庙那天破例提前开城门。上香逛庙的人多得挤不动，自宣武门外直到菜市口已是摩肩接踵，挥汗如雨了。再从菜市口出广安门达财神庙路途多为堵塞。20世纪30年代时，当局曾为了这个财神庙会开过专车，从东华门到财神庙，票价每位5角，可谓是开车逛庙会的先例。庙门前的空场上达到了高潮，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人们的喧闹声、小贩的叫卖声响成一片，实际上也就形成了一个临时性的贸易市场。层层的摊贩主要卖盖香元宝、蜡烛、带福寿字的红绒花等。卖敬神用品及各种应时小吃的商贩最多，他们是为方便进香的人们而特卖的，由于人多，这日子口儿当然是进项比往常时候大得多。
财神庙确切地说应称五显财神庙，所祀财神也应称五显财神。当地老百姓传说五显财神庙的财神原是五个大侠盗贼，生前杀富济贫，威名远扬，受过皇封，清朝康熙皇帝封为“五显财神”。又说每年正月初二谁能第一个进庙烧“头炷香”，谁在一年内必获大财。可是说也怪，无论你去得多早，无论你何时进庙，总抢不到头炷香，因为你会分明看到头炷香早已插在香炉里青烟袅袅了。于是又传说头炷香是高手盗贼所干的。在进香的队伍中有偷手贼众，他们在这一天进香声称是拜他们的祖师爷的。实际上头炷香高手盗贼是假，庙僧借此说抬高声誉而捣鬼是真，头炷香乃僧人所为，他们住在里边干这种事容易得很。
《五显财神庙琐谈》
常锡桢：过街楼的传说
北京南城有一个地方值得一提，就是南下洼子往陶然亭路上，必须经过的“过街楼”。这座两层的古式楼横跨在街中央，好像是小城门楼子，坐南朝北，后边有两道台阶可登楼。记得楼上悬挂了几块匾额，其中最惹人瞩目的是当代京戏名伶徐霞云姐妹俩捐的“有求必应”。
过街楼原来是个不起眼的地方。在日军占领北京时，突然传说狐仙在过街楼显灵，闹得满城风雨，远近皆知。整天价有成伙的善男信女前来膜拜，焚香祷告，祈求平安福祉。据说非常灵验，所以故事越传越多，越传越神。还愿的携来布匾挂满了楼前空地两边的高墙上，布匾没地方挂了，就一层又一层往上钉，总数大概不止千件。
经过风吹日晒，有些布匾褪了色，新挂的有红有黄，写的字有楷有篆，蔚为壮观，也是难得一见的奇景。
有一个严冬的夜晚，墙上的布匾被偷一空，只剩些破破烂烂的。这次不是狐仙作法，据说是被盗去的，盗者把布染成黑色，缝作衣服去救济贫寒了。经过布匾被偷以及当时治安机关的干涉，闹狐仙的事渐渐冷却下来，而过街楼为此着实风光了一阵子。
《城南忆旧》
成善卿：广济寺“七绝”
广济寺藏有七件稀世珍宝，号称“七绝”，即宝鼎、指画、宝铜罗汉、方缸、戒台、古化石、七叶槐。
大雄殿前的青铜宝鼎，高3.3米，重约2吨。其结构分三层。底层为三足两耳。足之上端造型为饕餮（又称大力神），下端近似马蹄状，颇显威武雄壮。其周围所铸图案除风纹、回纹、云头、海水、江牙、九品莲花外，尚有法轮、盘长、海螺、双鱼、宝瓶、宝幢、祥云伞等诸般法器。各种图案的布局匀称而极有章法。中层为6扇窗户，每扇窗之两侧，皆纵向铸造“二龙戏珠”图案，其龙角、龙目、龙须、龙爪、龙鳞等细微之处，无不清晰可辨。上层为重檐圆顶，每根檐头皆为“团寿字”。檐下斗拱井然不紊。其瓦当图案为象征吉祥的蝙蝠。宝鼎之正面，铸有“大清乾隆伍拾捌年岁次癸丑肆月吉日立”字样；背面铸有“法华寺第二十四代住持僧如元敬献”字样。由此可知，此宝鼎铸于1793年，迄今已有206年历史。
大雄殿三世佛背后的《胜果妙音图》，是一幅巨型壁画，高5米，宽10米，系清代著名画家傅雯于乾隆九年（1744）奉圣旨所作的“指画”。指画是中国特有的以手指代笔作画的传统艺术。多用一小指或无名指或指甲、指背、掌心和指侧并用作画，历史悠久。据清张彦远的《画史外传》记载，指画始于元代大画家金蓬头，其于绢上作画，谓之“手摸绢素”。其后历代，指画画家不断涌现，著名的有明代的傅光，清代的傅雯、高其佩，现代的潘天寿，当代的滕白也等人。这幅作品的画面中心为释迦牟尼佛，其左胁侍为大智文殊，右胁侍为大行普贤。莲台下站立着善财童子和大鹏、迦陵频伽鸟。百余名弟子团团围聚，其相貌或堂堂，或不扬，或肥胖，或清瘦，或寻常，或古怪；其神态或端庄，或潇洒，或慈祥，或威严。人物位置各异，无不凝视谛听，突出了听佛“说法”这一鲜明的主题。
大雄殿东西两壁的明铸十八罗汉坐像，大小与真人相近。东西各九尊，依次是宾头卢尊者、迦诺迦伐蹉尊者、迦诺迦跋厘惰阇尊者、苏频陀尊者、诺距罗尊者、跋陀罗尊者、迦里迦尊者、伐阇罗弗多罗尊者、戌博迦尊者、半托迦尊者、罗怙罗尊者、那迦犀那尊者、因揭陀尊者、伐那婆斯尊者、阿氏多尊者、注荼半托迦尊者、降龙罗汉（迦叶尊者）、伏虎罗汉（弥勒尊者）。其神态或喜兴，或忧郁，或惊异，或幽思，惟妙惟肖，栩栩欲活。其铸造艺术之高超，每令后世瞻礼者赞不绝口。
舍利阁院内的“方缸”，亦属绝无仅有之佛教文物。此缸乃元代遗物，其色黄中带绿，俗称“鳝鱼青”。上口边长87厘米，底部边长85厘米，高63厘米，为陶质器皿。其尺寸比例符合黄金分割，故造型美观，而风格尤显古朴。其用途是贮存被放生的鱼、鳖等水中动物。
京城市内的诸多寺院，唯有广济寺有戒台，故堪称一绝。该寺戒坛殿内之汉白玉戒坛，呈正方形，高三层，每层皆雕有鸟兽花纹及各种法器图案，造型极为优美。每层皆有石龛，内供各位戒神，历经劫难，如今大都散失不存。戒坛上方原悬挂康熙御笔“戒律”二字匾，今亦不存。
广济寺多宝殿内，珍藏着一块60万年前的古化石，高约70厘米，宽约20厘米，厚约15厘米。其颜色近似黄麻。
多宝殿前西侧石阶上，有“七叶槐”一株，乃该寺一老僧于“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种，属朝鲜树种。此落叶乔木为掌状复叶，小叶7个，形似蝴蝶，故又名“蝴蝶槐”。因其实属稀有，故亦堪称一绝。
《京华名刹广济寺》
徐双春、王彬：妙应寺白塔
民国二十四年（1935），妙应寺住持既望在《妙应寺白塔历略》中指出：释迦舍利造塔八万四千，灵异特殊隐显者，在中国有四座，妙应寺白塔就是其一。文中还介绍，佛经载：世界八万四千塔之中，大者有八，北京妙应寺白塔为世界八大塔之一。
为什么要在大都西部建造这座体量巨大的佛塔呢？
有两种说法：一是《日下旧闻考》引述明孙国教《燕都游览志》：“相传西方属金，故建白塔以镇之”，所谓民间流传的压胜之意。二是如意祥迈长老奉敕撰写的《圣旨敕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所说：“新都即建，宜卜永采，以福为基，莫若起塔。”释迦舍利灵通之塔，就是白塔寺白塔。
如意祥迈长老是元初之人，在白塔建成之后，奉旨撰写了这篇碑文，建塔的立意，他自然是知晓的，故而他的所说也就可信。简括地说，元人建白塔是为社稷祈福。
那么，在大都建塔，为什么不用中原习见的密檐式佛塔，而采取藏式佛塔的样式呢？
这与元人的国策有关。
当时，元朝的国土十分辽阔，民族众多，西藏便是这时归属中央政府的。元人的国策是“以儒治国，以佛治心”，把藏传佛教——喇嘛教奉为国教，并向蒙汉地区广为传播。因此，在新建的大都城修造一座藏式佛塔，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既符合统治者的宗教信仰，又密切了西藏与中原地区的关系，是一举两得之事。也可以说，高大雄伟的白塔是汉藏民族融合的象征。
《珍贵的元代遗存妙应寺白塔》
陈寿泉：重建西红门清真寺
光绪二十六年（1900）农历八月，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窜入西红门清真寺，一把大火，200多年历史的古寺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连同康熙所赐半副銮驾也荡然无存。
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国联军退出北京。西红门穆斯林们决定在废墟上重建清真寺。大家同心协力，不辞辛苦筹集资金，披星戴月购运砖瓦木石。当时寺内阿訇李瑞山（山东人，大家尊称为李四阿訇）亲自设计新寺图纸，伊玛目王成祥召集众乡老献计献策，又外出求援争取各地穆斯林支持赞助。西红门乡老陈德龙在北京天桥开清美楼饭庄，他认识琉璃局（厂）掌柜，向他说明重建清真寺需要赞助，掌柜当即答应赠送一个琉璃质殿顶，顶高6尺，粗有二人合围。当时运输不便，琉璃局派十几名青壮工人，搭好木架徒步肩抬20余里，运到西红门寺内。
由于本村穆斯林的努力和外界人士的大力支援，重建工作很快完成。新寺共建有前、中、后三个院落。前院男女水房（浴室）各八间，中院大殿矗立，南北讲堂各三间，耳房各两间，后院是寺园。全寺布局合理，甚为壮观。建筑后期资金不足，本村乡老陈富兴（人称陈五把，现今寺管会主任陈学文的曾祖父，为人急公好义）挺身而出，承担全部油漆彩绘工程费用。两年后全部工程告捷，一座庄严肃穆、气势宏伟的新清真寺屹立在街中心地带。
《西红门清真寺》
刘季人：义和团包围北堂
樊国梁（1837—1905），字栋臣。法国人。1856年入圣味增爵会。同治元年（1862）以天主教遣使会神父来华传教。光绪十二年（1886）樊国梁以副主教身份被清朝赏赐三品顶戴。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朝又赏二品衔。光绪二十五年（1899）樊国梁升任天主教北京教区总主教。
樊国梁以清朝二品大员身份，可以对地方官吏任意发号施令。又和法国驻华公使毕盛一同压迫清政府公布《地方官员接待教士章程》五条，从而确立了外国传教士、主教在同中国地方官吏交涉纠纷时有权对地方官吏指手画脚。樊国梁成为法国驻华公使、天主教遣使会和清朝政府共同支持的总主教。主教座堂即是西什库天主堂（北堂）。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拳兴起，端郡王和庄亲王力主起用义和拳。慈禧太后下诏褒义和拳为义民，赏银十万两。命庄亲王载勋为统领天下义和团大元帅，义和拳改为义和团。
义和团打击目标是整个帝国主义列强。那些横行乡里的教会势力也是打击对象。西什库天主堂是北京最大最新的教堂，也是北京地区天主教活动的中心，是有多位主教的座堂。同时也是帝国主义分子利用宗教进行侵略活动的最大据点。教堂和教士依仗不平等条约，胡作非为，欺凌中国民众，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支特殊队伍，自然成为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对象和目标。
樊国梁当然也成为义和团打击的对象，因此，樊国梁对义和团又仇恨又惧怕。义和团进入北京后，樊国梁一面准备武器、物资和人员，做好抵抗义和团的准备，一面致函荣禄，声称清廷若不镇压义和团，列强将出兵“护教弭乱”。又让京师九门提督崇礼派兵保护北堂。因当时清廷正利用义和团，清廷不理樊国梁的要求。樊国梁多次致书法国驻华公使毕盛，要求派四五十名水兵保护北堂。到1900年5月北堂除樊国梁外，还有副主教林懋德等外国人71名，教民3350人。樊国梁将教士、教民和水兵组织起来，组成一支拥有步枪40支、快枪7支和扎枪500余支的武装。
1900年6月15日义和团包围北堂，手持大刀火把，火攻西什库天主堂。樊国梁指使教士和教民在大门西侧置枪眼六处，在墙根挖壕沟，在教堂内筑矮墙。院墙内用木板搭成长架，让青壮年教徒守护教堂，水兵守卫四周要地。在义和团进攻时，法国侵略军军官命令士兵开枪，义和团当场死亡47人，多人受伤。义和团为攻下北堂，在教堂四周架大炮，又在东边的旃坛寺内安装一门名为“无敌大将军”的大炮。南面在惜薪司胡同口，西安门城楼上，东边的北海南门，北边的北皇城根，西边的西皇城根等处都架上大炮，一齐向西什库天主堂开炮，掀掉大堂的尖顶，轰塌了钟楼，炸断了十字架。义和团的目标是樊国梁，向教堂射去的传单上写着“只将樊国梁交出，余皆无罪”。义和团采取挖地道的办法，7月18日在地道中引爆地雷，炸死炸伤40多人，炸毁房屋10余间。8月12日把仁慈堂东部炸平。义和团还打死指挥侵略军的法国军官恩利保录。义和团攻打北堂63天。8月14日八国联军侵占东交民巷后，日本和法国侵略军2000多人赶来北堂。8月16日义和团撤离北堂。
樊国梁在北堂解围之后，会见法国驻华公使毕盛，要求教民去“拿”生活必需品，公使准“拿”。哪里是拿，是公开的抢劫。8月16日，樊国梁在给教徒的公告中说：“我颁布以下命令：一、每户为全家使用，在解围8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五十两银子，可不视为无义务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因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二、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五十两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三、如所抢之物，不论为食物或银钱，价值超过五百两银子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之赦罪。”樊国梁规定要归公的，就是交给教堂，教堂成了窝藏赃物的地方。其实抢劫是樊国梁指挥的，抢劫了礼王府、庆王府等处，仅据樊国梁的统计，抢劫到的银两达20万两，抢来的东西堆积如山。樊国梁还做起收购侵略军抢到的古玩文物生意，然后倒卖，从中渔利，连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都说樊国梁“老练聪明”。樊国梁据守北堂并为八国联军提供情报、翻译及情报人员，1900年底回欧洲时，被罗马教廷授以“宗座卫士”的称号。法国政府授予十字荣誉勋章。1901年樊国梁再次来华。1905年病死于北京。
《北京最大的天主教教堂缸瓦市教堂》
关续文：“靖国神社”里的供奉
在石景山区，还有一所日本人的“靖国神社”，坐落在红光山脚下的铸造新村东北隅。该社落成于1943年秋。落成典礼非常隆重。有日本僧人13名，身挎腰鼓，诵经庆典。参加者有日伪军政界要员、各界名流及日人居留民团等，其中有多田骏、金壁辉（川岛芳子）等600多人参加。该社殿堂三楹，坐北朝南，蓝色琉璃瓦的歇山屋顶，赭色门窗。殿前为一祭池，围以石柱，气氛肃穆而阴森。每逢重大祭日，或宣布天皇诏书，石景山区日人居留民团人等便集会于此。这所靖国神社是比照其本土东京都的靖国神社而设的。明治二年（1869年）日本天皇命建“招魂社”，祭祀在明治维新前后阵亡的人士。明治十二年改名“靖国神社”，并作为官营“神社”之一。以后，东京都“靖国神社”还祭祀在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死亡的日本官兵。所谓“靖国”，即“谋其治国”之意。如此“神社”以及“忠灵塔”建在被其侵略的异国，不禁使中国人嗤之以鼻。
1944年初，担任靖国神社执勤保卫工作的警卫班长杜文敏（中共的地下关系）与警士金廷琳于夜间执勤巡逻，至神社门前，出于愤慨，曾破门而入，攀上供桌，从木龛里取下供奉之物——一只长方形木匣子，想看看里面究竟装着何物。打开了匣子，见内仍是一匣，再打开，还有一匣……共打开四套木匣方见一张四寸长、二寸宽的纸条子，上书“徐福御座”。
徐福何许人也？原来是秦始皇的一个方士，字君房。始皇闻东海中祖洲有不死之药，乃遣徐福及童男女各三千人乘楼船入海，寻祖洲不返。祖洲就是今日的日本国。由于徐福带去的童男女皆为从事耕、织、冶、陶等诸业的能工巧匠，对开拓落后的土著民族地区起到了重大作用，所以日本人也就把徐福作为日本民族的开山鼻祖以奉之。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石景山“靖国神社”被当地居民愤而拆除，“忠灵塔”改作张自忠等我国抗日爱国将领的忠烈祠，塔额上的太阳旗遂改为青天白日旗。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按照人民群众的意见将塔拆除，原有院落房屋改作老山骨灰堂。
《日军侵华期间在北平西郊建立的忠灵塔与靖国神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