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廉：初见张伯苓校长
1926年7月中旬，我刚到达天津不久就去校长办公室拜谒张伯苓校长，他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我立即被他的堂堂仪表所吸引，因为他比一般的中国人都要高大魁梧得多。当时他约为五十岁，神采奕奕，生气勃勃。多年来，我与他的交往发展到十分亲密的程度，对于他的为人，我了解的也比较多了，张伯苓成了鼓舞我工作的动力。他的语言质朴、真诚、恳挚，他是个著名的有感染力的演说家。然而在私人交谈中，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听着，很少开口。该他说话的时候，他就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回答别人的提问，非常认真仔细。他把权力下放给各系教师与行政人员，可是从不推卸自己的责任。尽管他克勤克俭，为了学校花钱，他却决不怕超过预算允许的范围。凡是为扩展学校而进行新的筹划的时候，资金的匮乏决不会妨碍他把规模设想得更宏大一些，对未来他总是乐观的。
《我在南开大学的前十年》
刘兆吉：“私立学校不是私有学校”
张伯苓校长所以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他常说：“学校不是校长的学校，是大家的学校。”又说：“私立学校不是私有学校。”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南开的骨干教师和主要行政人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有些过去曾是他的学生，但他是以“公”“能”为标准择优聘任的。张校长与他们是在热爱教育事业，志同道合的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同事关系。有些有校友或亲友关系的教职员，如果不能认真负责，工作一再失误，屡劝不改，他也会毫不留情地解除聘约。对学生的录取、留级、退学等处分也一视同仁。如在抗战时期，重庆是陪都，国民党军政官员云集，他们都希望把子女送进南开中学读书，考不取便千方百计托人说情，想法挤进来。但张校长和喻副校长，不畏权势，坚持原则，择优录取。只有一个可以通融的办法，就是取一部分旁听无学籍学生。那些没有达到录取标准的学生要求入学，家长要交加倍的学费或更多的捐赠（南开是私立学校，自筹资金，取之于私，用之于公），便准其入学旁听，但无学籍。一学期满，经考试、考查，学业、操行都及格的，才改为正生；如不及格就令其退学或继续旁听，一年后重新参加新生考试。多收点学费，并非敛财肥私，而是为了办好学校；还可抽出一部分作贫寒学生减免学费和奖学金之用。张校长一贯反对贪污浪费，提倡廉洁奉公，这是铁的事实证明了的。
《我心目中的张伯苓校长》
胡适：教育机关应当常常欠债
南开开办之初，基地不过两亩，不到几年，即在附近添购一百亩以上，以供扩充。南开大学系于1919年正式开学，设文、理、商三科，翌年增设矿科。经济研究所则系于1931年设立。下一年又增设化学研究所。南开中学女子部则系于1923年设立。并于1928年设立实验小学。到了1932年，南开已完成了五个部门，即大学部、研究院、男子中学、女子中学及小学。在毁于日军的前几年，学生总数已达三千人。
南开之有此成绩，须归功于张伯苓先生之领导，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他常对友人说：一个教育机关应当常常欠债。任何学校的经费，如在年终，在银行里还有存款，那就是守财奴，失去了用钱做事的机会。他开办学校可说是白手起家，他不怕支出超过预算。他常是不息的筹谋发展新计划，不因缺少经费而阻断他谋发展的美梦。他对前途常是乐观的。他说：“我有方法自骗自。”其实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结果呢，确是常常有人帮助他实行新计划。
《教育家张伯苓》
胡适：以教育救国为己任
张氏（张伯苓）为一热心爱国的人，他以教育救国为终身事业，他的教育学说归纳为“公能”两字，他就以此为南开校训。张氏既以教育救国为职志，对于日本在东北的野心，常常觉得忧惧。1927年，他亲自到东北去调查，回来后即在南开大学组织东北问题研究会，并且还派遣教授数人赴东北考察。
“九一八事变”果然爆发，“七七事变”后，平津相随沦陷，南开大学、中学也就因为平常爱国抗日的缘故，于1937年7月29、30两日给日军以轰炸机炸毁。其时张校长在南京，蒋委员长闻讯，即安慰他说：“南开为国家牺牲了，有中国即有南开。”
南开被毁不久，他的爱子锡祜即在空军中驾驶轰炸机赴前线作战，不幸在江西山中失事殒命。锡祜系于三年前毕业于航空学校，在行毕业礼的时候，张氏曾代表空军毕业生家长发表激励的演说，当他听到爱子噩耗，静默一分钟后，说：“我把这个儿子为国牺牲，他已经尽了他的责任了。”
《教育家张伯苓》
胡适：有效的教育改革
张氏在他的《自传》里说：“南开学校诞生于国难，所以当以改革旧习惯，教导青年救国为宗旨。”他还说中国的弱点有五：一、体弱多病；二、迷信，缺乏科学知识；三、贫弱；四、不能团结；五、自私自利。
张氏为改良中国的弱点，因而提出五项教育改革方针。他主张新教育：第一，必须改善个人的体格，使宜于做事；第二，必须以现代科学的结果和方法训练青年；第三，必须使学生能组织起来，积极参加各种团体生活，共同合作；第四，必须有活泼的道德修养；第五，必须感化每一个人都有为国宣劳的精神。
由今日视之，这些不免是老生常谈，然而张氏使这些精神贯注于其学校的生活，成为不可分离的部分，实在是张氏办教育的极大成就。
此外，除教会学校之外，南开在中国人自办的学校中间，以体育最出名、最有成绩，无论在全国运动会或远东运动会，南开的运动选手成绩都很好。自1920年来，张氏在迭次全国运动会中被聘为裁判长。这些都得力于他终身提倡体育及在各种运动比赛中注重运动道德的缘故。南开还以训练团体生活共同合作著称。南开最有名的学生活动，就是他的新剧社。早在1909年，张氏即已鼓励学生演剧了。他还亲自为他们写作剧本，指导他们表演。他还以校长身份不惜担任剧中主要角色，使外界观之惊骇不置，认为有失体统。后来，他的胞弟张彭春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文学和戏剧归国，接受他的衣钵，导演几本新剧，公演成绩非常可观。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和《人民的公敌》，由张氏导演，极得一般好评。
《教育家张伯苓》
梁吉生：天津新式教育的先驱
张伯苓是天津新式教育的先驱者，被胡适称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他办学伊始，即以凌厉的锐气和喷薄的活力，变革封建传统教育，倡导新式教育。1904年，在严修、王益孙等人强力支持下，创办南开中学，这是南开教育的滥觞。张伯苓以先进的教育理念，确立了一种德育为本、三育并进而不偏废的教学模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办法，建设了一支敬业奉献、教书育人的师资队伍，培育了一种团结向上、开拓创新的文明校风，不仅在天津中等教育中成为佼佼者，而且很快步入全国名校行列，被誉为“南有扬州中学，北有南开中学”。就连梁启超都说：“假若全国学校悉如南开之负盛名，则诚中国之大幸。”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张伯苓等从天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相继成立南开大学（1919年）、南开女中（1923年）和南开小学（1928年），初步形成了从小学到科学研究机构的系列教育体系。南开大学的建立是天津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它是适应天津民族工商业兴盛发展建立起来的天津第一所包括文、理、商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填补了天津高等教育类型的一个空白。美国著名大学高度评价张伯苓的教育行为，称其“以坚定的信仰和毫不动摇的意志献身教育，振兴中华，是全国自信的象征”。
南开大学以开放办学的理念，坚定地推动这所高等学府“能与英国之牛津、剑桥，美国之哈佛、耶鲁并驾齐驱，东西称盛”。这不独是南开的愿望，同时也显示了天津建设国际一流大学的决心和气魄。南开大学建校初期，就从美国约聘了一批留学有成的中国青年学者，由他们秉承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精神进行文、理、商各学科建设。这些学者中包括了后来成名的学术大师，如姜立夫、饶毓泰、邱宗岳、杨石先、张克忠、李济、竺可桢、蒋廷黻、萧遽、张忠绂、汤用彤、萧公权、何廉、方显廷、陈序经等。这些学者雄姿英发，挥斥方遒，学术思想活跃，不仅成就了南开大学早期学科的先进水平，而且也给天津带来了科学文化的繁荣，提升了天津新文化的水准，塑造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的文化精神。
《教育家张伯苓》
梁吉生：重视培养人才
培养人才的问题，是教育的根本问题。张伯苓很早就明确提出，造就之人才要合乎国家之需要，合乎社会之需要，将来有转移风俗、刷新思潮、改良社会之能力，“去改造旧中国，创造新中国”。他从这一教育目的出发，提出了新的人才观，要求学生德智体三育并进，不可厚此薄彼，强调学校教育“熏陶人格是根本”，首先要求学生从举止言行开始养成文明习惯。针对当时天津赌博、早婚、吸毒、冶游（嫖妓）等社会陋习，南开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制度，同时要求学生树立良好的社会公德，带头作良好风气的表率。实践证明，张伯苓这种德育为先的人才观，收到了明显的教育效果，不但为学生个人奠定了良好的做人基础，而且带动了天津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那时，每当南开学生走在天津街头，清新文明的个体形象，便引起普通民众的啧啧称道。
《教育家张伯苓》
梁吉生：移风易俗的实践者
张伯苓是社会新文化的倡导者，也是移风易俗的实践者。当清朝末年，天津的士大夫、读书人、学生还是宽袍博带，留着长指甲，迈着方步的时候，他已觉悟到身体锻炼的重要，冒着当时的大不韪，把近代西方体育引进古老的塾馆教育，带领他的学生，跳高、跳远、踢球、赛跑。后来他还组织了天津市体育协会，举办天津市运动会，率领天津市运动员参加华北地区、全国运动会及远东运动会，成为天津体育运动的开创者。当天津城乡刚刚出现新型教育曙光的时候，张伯苓和南开的教师就带领学生拿着理化仪器到市内民众教育馆去表演“科学把戏”，进行科学普及宣传，对民众进行科学启蒙。在天津乃至中国还是对“性”严重封闭和禁忌的时候，他不怕落个“买春先生”的骂名，毅然对青少年学生开展青春期教育，以公开传授生理知识，引导学生打破“性神秘”感，克服“手淫”等“纵欲伤身之害”。早在清末民初，张伯苓就主张新式婚姻。他积极支持胞妹张祝春与马千里的自由恋爱和文明结婚，成为当时轰动天津的一大移风易俗新闻。张伯苓还是天津废娼运动的积极推进者，是天津废娼期成会理事，反对嫖娼，主张娼妓还俗。“大烟馆”曾经是旧天津的一个城市毒瘤，外国租界地内烟馆林立，毒害中国民众，天津市政当局视而不见，不敢问责。张伯苓作为天津禁烟会的会长，敢于到天津各国租界里去搜缴鸦片烟，把烟土、烟具拉到南开大操场当众焚毁，大快人心，大长中国人志气。
《教育家张伯苓》
梁吉生：话剧第一人
在旧社会，天津虽然戏院林立，京剧爱好者很多，但演员社会地位很低。唱戏的属于下九流，排在娼妓后面，有所谓“娼优”之说，士大夫阶级有谁肯与艺人为伍？如果有所接触也只是玩弄而已。但是，张伯苓却和艺人们交朋友，梅兰芳、程砚秋、郝寿辰都是张伯苓敬重的朋友。他把梅兰芳请到南开，陪他参观校园，与他合影，照片还挂在照相馆里。正如黄钰生先生所说：“一个大学的校长真格的和戏子们做分庭抗礼的朋友，在当时，士林谁不讥笑？但是张校长却作了士林的反叛，以身作则地和封建意识作不妥协的斗争。”张伯苓还是天津话剧的开山者，早在清末（1909年）他就自编自导自演了话剧《用非所学》，组织师生演出，他还饰演剧中的主角。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冒犯师道正统的大事。曹禺后来说过：“张伯苓主张搞新剧很不容易。那时有人认为搞新剧是下流的，可张伯苓却认为新剧与教育有关。”《用非所学》共分3幕，写了一个从外国学工程学归国的留学生，抱着“工程救国”的梦想，想在国内实现自己的报国之志，但在封建势力的诱惑下，最终与官场同流合污，由此说明在封建统治下，科学技术得不到重视，知识人才不能用其所学。这出话剧，在清王朝行将寿终正寝时演出，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张伯苓被称为“话剧第一人”。由此发端，张伯苓以南开为实验场，组织“南开新剧团”，编演话剧，在京津地区产生了强烈反响，受到当时文化界名流学者，如陈独秀、胡适、鲁迅、高一涵、梅兰芳等好评。同时，话剧的演出也在南开校园形成了良好的文化艺术氛围，培育了学生的人文素养，引导许多学生走上文艺之路，如曹禺、靳以、金焰、周汝昌、端木蕻良、韦君宜、黄宗江、沈湘、楼乾贵、资华筠等，都成了从天津走向全国的著名文学艺术家。
《教育家张伯苓》
梁吉生：名义上的“借助费”
南开不巧立名目乱收费。南开的学宿费比一般学校高，但这是公开的，明确通知家长的，而且公开地设有免费名额，家庭经济困难的都可以获得免收学费或学宿费待遇。另外学校还规定：“凡品学兼优之学生，家境实不裕者，托认真负责之保证人二，经学校认可，学杂费项可以借助，卒业后六年还清。”名义上“借助费”要还，实际上学校并没有向毕业的借费生讨还过这笔借款。有一位借费生工作后曾为此事请示张伯苓，几时归还。张伯苓爽朗地答道，免费和借费基本上是相同的。借费比免费起更好的作用。借费生有压力，必须加倍努力，认真读书，以取得好的成绩。他还说，学校从未要求借费生毕业后偿还过借费。用借费的办法鼓舞和奖励一些学生，这是张伯苓的一个发明。对于一所私立学校，能下决心采取这一措施，是难能可贵的。
《教育家张伯苓》
肖荻：从不欠薪的校长
当时，许多“官立”学校常因捉襟见肘，发生教员索薪纠纷。南开各校是私立，却从不欠薪。不仅如此，当南开大学有名的一些教授，如当代数学家陈省身、吴大任的老师姜立夫及杨石先、邱宗岳等，北大、清华等校用高出一倍的薪金，都请不去。张伯苓向司徒雷登说：“我要跟你们燕京比赛！”
还有，张伯苓为集资办学到处募捐，但他并不是伸手乞求。卢木斋是黄钰生的舅舅，常慨叹自己早年清贫未能多读书。张伯苓听说后请严范孙传话给卢：“我总想给卢先生留下一个纪念他的东西。”一拍即合，卢木斋很快向南开捐款10万元，建了木斋图书馆。
黄钰生说：“我任南开秘书长，月薪220元，张伯苓兼五校之长，只拿月薪200元。他理财公私分明，自奉甚俭，一切讲‘苦干、硬干、实干’，为办学耗尽心血，这是很有感召力的。”
《张伯苓功在人间——南开大学原秘书长黄钰生忆南开老校长》
肖荻：张伯苓的办学之道
黄钰生认为，张伯苓有许多教育思想值得今人借鉴。
重体育。张伯苓说过“中国人之身体软弱以读书人为甚”，竭力提倡体育。最初甚至用两个椅子放上竹竿让学生跳高。中国人在国际体育比赛中第一个获奖者是南开中学学生郭毓彬，他在四百米赛跑中得过冠军。这以前中国搞体育竞赛，主事者多是外国人，自张伯苓任体协会长和总裁判后，所有裁判都是中国人。在南开中学的住校生，当时每天都要早早起来跑步，谁恋被窝，会被同学掀掉被子。
重道德教育。嫖、赌、烟、酒、早婚均属禁戒，犯者退学。张伯苓律己很严。黄钰生说：有一回，张校长训斥一个犯禁抽烟的学生。那个学生说：“那您干吗也抽烟？”张伯苓憋了半天说不出话，然后把手里的烟袋一撅两段，说：“我不抽，你也别抽！”从那以后，他真的不抽烟了。黄钰生有一次和他谈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说——梦是欲望的满足。张伯苓笑着说：“有道理，我戒烟之后好久还做梦吸烟。”但，他终于再未吸烟。
重科学实验。张伯苓从日本购进大批仪器教材，教学生做理化实验，其操作之认真和设备之完善使来参观的美国哈佛大学校长表示钦佩。
张伯苓还重视开展课外活动，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他把办学的宗旨概括为“公、能”二字。“公”，就是为公不为私，“能”，就是知识、技能、本领。南开确实培养了大批办事公正的人才。
《张伯苓功在人间——南开大学原秘书长黄钰生忆南开老校长》
梁吉生：张伯苓与周恩来
周恩来1913年暑假考入南开中学。在校时，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又很有社会活动能力。对于这样一个学生，不能不在校长张伯苓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当时那种世态炎凉的社会里，张伯苓不因周恩来的清贫而漠然视之，相反，他很赏识、关怀周恩来。他免去了周恩来的学费、书费、宿费，让周恩来业余帮助学校做些抄写、刻字的杂事。周恩来常到他家中去，师生俩经常进行长时间谈话，内容涉及社会问题和国家大事。
周恩来于1917年6月中学毕业后，在日本留学一年多。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后，他接触了新思潮。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周恩来回到天津。他开始用新的宇宙观观察中国和世界问题。他对于南开教育，对于张伯苓虽然一如既往的热爱和敬重，但他不赞成张伯苓当时为办南开大学向北洋政府的官僚政客赔笑乞援，反对拉曹汝霖、杨以德之流充任校董，他在给南开留日同学会的信中公开批评张伯苓的上述做法，公开批评南开教育的弊端。张伯苓通过对外国教育的考察、研究，也深感南开教育需要革新，他积极创办大学也意在摸索中国教育的道路。1919年9月南开大学成立，张伯苓准予周恩来免试入文科学习。12月，张伯苓委托周恩来在修身班上向全校师生宣布改革大纲。这是张伯苓对周恩来的最大信任，也是周恩来对张伯苓办教育的有力支持。
30年代，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在这个时期，周恩来与张伯苓的接触，远远超出了师生之谊，有着更深刻的内涵，关系也更为复杂。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以共产党代表的资格与国民党谈判，终于迫使蒋介石初步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条件。南开大学为此召开庆祝大会，张伯苓在会上说：“西安事变这么解决好，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1938年7月，张伯苓担任第一届国民参政副议长，常驻重庆沙坪坝南渝中学（重庆南开中学）的津南村，交往各方人士，津南村一时成了当时社交活动中心。同年底，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重庆，也把重庆南开中学作为巩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阵地之一。周恩来经常以校友身份去学校，或以师生关系到津南村拜访张伯苓，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抗战形势宣传，揭穿蒋介石借抗战之名，拼凑反革命武装力量的阴谋。南开师生于1940年春抵制了蒋介石鼓吹的“从军”运动。
《张伯苓与周恩来》
祝瀛洲：体育运动与道德精神
南开向来重视体育。伯苓先生认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南开学校自成立以来，即重视体育，期望每个学生有坚强的体魄。故对于体育设施及运动场地，力求完善；对体育组织、运动比赛，力求普遍。南开先后参加全国、远东运动会者，均有良好的成绩表现。平时并限定运动项目，必须考试及格方可毕业。同时对于少数学生选手之运动技术务求提高，而对于全体学生之身体锻炼也十分注意。但唯恐发生流弊，故对于体育道德及运动精神未敢忽视。记得当年领导南开篮球运动时，除重视锻炼身体与技术外，在精神方面尤其重视。因此不时恳请校长伯苓先生训话，总括内容：体育目的在于普及，愿人人健康，不只重选手。既有选手必有比赛，比赛时当然有胜有败，但应晓得胜败乃兵家常事。要胜不骄，败不馁。胜要胜的光荣，若不守规而胜，虽胜不武。败也要败的光荣，败若能尽力而不气馁，则虽败犹荣。否则既输球又丢面子，此乃一无是处。无论个人与团体在运动比赛时，要养成这种体育道德及运动精神等等。同时他强调比赛胜败的关键在最后五分钟。要拼力到底，以取得胜利。这种训示，在精神上，对大家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忆恩师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
祝瀛洲：南开教育之目的
南开系因国难爱国而产生，故其教育目的，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所谓时弊约有五种，不外愚、弱、贫、散与私。为矫其弊，不培育德能兼备的建国人才不可。故吾南开校训以“公”“能”二字为训，旨在培育救国建国人才，以湔雪国耻，而图富强。所以伯苓先生无论在全校师生聚会时（修身班）或和私人讲话中，莫不针对时弊痛切陈词，指明中国之病首在自私自利，一般人假公济私，因私而害公，不知公如有损，私亦遭殃。国与家是相依为命的，国破家亦不保，所以伯苓先生终其生以身作则，倡导公德。自己更是公而忘私，校而忘家。凡属公款一文不浪费，凡属公物一件不自取，一切为公节省，从不为自己着想。
伯苓先生以为方今世界各国之间竞争激烈，非具有能力难以图存。所以南开教育要培养学生具有国家社会所需要的各种能力。因此除加强教学，重视学科进修，以培养其学业根底外，并重视课外各种组织与活动，以增进其办事能力与合作精神。在当时一般学校极为守旧的时期，南开就有敬业乐群会、励学会、青年会、辩论会、话剧社、京剧社、军乐队、音乐社、校刊出版社等用以训练学生各种能力，以期担负未来各项责任。此外在体育方面，除田径运动外，并辅导学生组织各种球队，如篮球、足球、排球与网球等，尤以篮球为国人所称赞，当时曾有“南开五虎将”之称，所向无敌，执全国篮球界之牛耳。质是之故，南开学生毕业后，无论在何岗位都能表现得胜任愉快，其佼佼者，更有辉煌突出的贡献不待言矣，未曾闻及有所谓贪官污吏、汉奸走狗、身陷囹圄为国人所不齿者。言之令吾南开学校与同学至感光荣无比！然则能不饮水思源，感念严先生与张校长之遗德耶？
《忆恩师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
祝瀛洲：南开教育与自力更生
记得我在南大第一班商科受教时，由于南大初创，一切措施与设备，自然不如外国名牌大学。留学回国教授中，有人不免有所挑剔，甚至还有人责难，这不如外国，那不如外国。如此这般的露骨批评使伯苓先生深为气愤，遂坦然回答说：“我也知道我们不如外国远甚，但好是人家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住高楼大厦，乘汽车，享受高级设施，没有人反对。但要知道，我们现在用的，多是外国进口的。有本领的要自己创造，要自力更生。否则只是尽说人家好，尽用人家发明的、制造的东西，不唯可耻，而且危险啊！我们办教育，教学生，就是要急起直追，赶上人家。最好一切能自己创造，俾能自卫，自给自足。我们大家应先苦干，使国家富强起来，不应怨天尤人，不负责任地唱高调啊！”事后听说那些挑剔的教授们听了这段话后颇觉汗颜，深为折服，这是由于伯苓先生大公无私的胸怀、坦白真诚的态度感人的结果。这件事一时传为美谈。因此使我感想到今日有许多人，不知创造，只知享受，过着寅吃卯粮，入不抵出的生活。试看今日南美有许多国家，债台高筑，无力偿还而赖债，反于己不利，窘相暴露可以想见。诚如伯苓先生所说：“非唯可耻，而且危险。可不戒慎恐惧乎？”
《忆恩师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
祝瀛洲：以俭治校
伯苓先生一生，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了勤俭整洁的良好习惯。以之治家，以之治校，亦以之治国。我在南开大学毕业前后八年，亲自目睹与感受，使我受赐匪浅，终生莫能忘此。先生无论在家或在校住宿，每日都是早睡早起，未尝间断，朝乾夕惕，总是兢兢业业。不找学生恳谈，即亲视学生宿习，冬夏莫不如君。先生仪容非常整洁，学校建有镜箴，要学生仪容保持整洁，无论课堂与宿舍，如不整洁，必受责罚。绝对不准随地吐痰，食堂厨房不许有苍蝇。水电用时即开，不用时即闭，未见有浪费事情。论及俭之一字，先生是楷模。亲见先生每日早点，无非烧饼、油条与豆浆。中晚餐，菜肴两三样而已。穿则常布衣，遇有外赛或外出时，始着洋服或绸缎衣。以大学校长的地位，先生所住三间平房，在羊皮市中，门前晒满臭羊皮，院内气味难闻，但室内则明窗净几非常整洁。彼时东北军张副司令学良因为先生协助整顿东北大学，为答谢伯苓先生，驱车前往先生住宅致敬。汽车绕行多次始得发现。惊而叹曰：“偌大大学校长居此陋室，非我始料！令人敬佩。”
学校备有洋车，先生并不专用。每逢远出公干需乘火车，一向乘三等车，住普通旅馆。后因事繁，学校租有汽车，亦作公用，并不作为校长专车。由于先生勤俭整洁的美德，无形中使学生们力矫奢惰与脏乱恶习，并养成勤俭整洁风尚，可谓一生受用不尽矣。
《忆恩师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
祝瀛洲：实验教育与社会调查
南开教育重在实用，不尚空谈，虽说重视课本知识，但不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的目的在致用，所谓学以致用，用如不足，则致力于学。于是南开教育除课本知识外，还致力于社会调查工作，旨在借此明了社会实况，以求兴利除弊，而转移社会风气。先由天津社会调查开始，次扩展至华北经济调查，有关经贸进出口产品实况，得失利弊，分析至为详确，故对工商以及银行界之贡献，可谓非常之大。因此南开毕业生服务于各界者，亦格外受人重视。每年南大毕业生，特别是商科的，在毕业前，即已应聘一空，可资证明。又伯苓先生以日本图谋东北甚急，于1928年春特赴东北视察，彼时我任吉林省女子中学校长，召集在吉林校友，商定如何招待与日程，分头洽办。我则负责在校食宿。大家认为难得的良机，以回馈师恩，无不竭诚爱护。同时吉林省各界，特别是教育界，闻知当时有名的教育家来吉访问，非常轰动。当局指由教育厅长刘芳圃负责欢迎招待。记得刘厅长邀请伯苓先生对中学以上千余学生训话。当时各校缺乏礼堂，只好借用大戏院。
回忆伯苓先生讲话内容，除慨论国人所犯贫、弱、愚、私、散五种弊病，提醒大家，务要设法增产，以求自足自给，强身强种担负艰巨，普及教育提高民智，崇尚公德，牺牲奉献。特别强调国人团结一致对外，讲到这里，乃出示一束竹筷作譬，先以一支筷子示意，当然力弱易折，继则逐次加多，多则力强难折，最后出示整束竹筷，即使用尽力量亦难折断。当即扬臂伸出拳头曰“团结就是力量。我们国人要团结，要发愤图强啊！”当场学生们为之激动，掌声不绝，震动屋瓦。事后人皆曰：伯苓先生此番演讲对于青年以及社会一般人影响极大，且深又远，可谓不虚此行矣。返校后遂组织东北研究会，并派调查团于暑假期间前往东北考察，由何廉教授领导，在吉林调查时亦住于女中。考察共十数日，我陪同他们访问，并洽请有关机关提供资料，俾备研究。我亦就所见所闻日人阴谋诡计，处心积虑积极图我的勾当，提供参考。所以南开东北研究会是首先发现日人谋我野心的。当时曾对当局提出警告，应速求对策，以防意外！南开本身并因此预作准备：提前作了迁校入川之安排。可以证明实践教育是何等重要啊！
《忆恩师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
祝瀛洲：辅助贫困与奖助优秀同学
张校长伯苓先生不愧为当代的教育家，他以学校为家，视学生如子弟，谆谆善诱且有教无类，近如天津，远如边陲，尤其对边远省份学生，格外垂青。据说对边远省份还有保留名额之说。回忆我当年由吉林延边家乡，数千里外远赴天津考入南开中学，谈何容易？嗣以家道中落几遭辍学，幸赖校长查知允予设法济助，得以卒业。记得周恩来同学，亦以家境困难，由学校聘为秘书得以继续深造。又同乡学友吴瀚涛在校时三年半学业成绩均属优异，不幸因劳成疾未得毕业。张校长查其学业成绩特优，打破常规，破格准予发给中学毕业证书，以成全其升学志愿。在校学生有家境困难者，可半工半读。抗日战争时期，有很多学生由沦陷区逃到后方，家庭接济断绝，一切费用均由学校负担。这种实例不胜枚举。
《忆恩师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
附：南开的目的与南开的精神——1934年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各位同事、各位学生：
今天是南开大学第十七学年开始的日子。南开的历史，不从大学起，而从中学起。从中学起现在已有30年。10月17日就是30周年纪念日。这30年来，南开各部，连续的发展，我的感想甚多，特来和各位谈谈。
30年前，中学正式成立。彼时还在严范孙先生家里。在这以前，还有六年的历史，也在严宅，那是个家塾，后来才成正式的中学。中学成立之后。添设大学，又添女中，又添小学。所以南开的历史可说是30年，也可说是36年。无论30或36吧，在此30或36年中，翻看或回想中国历史的人，一定觉得变化真多。学校的历史，也恰恰在这变改极多时期。学校之所以成立，确有它的目的。这目的，旧同事和老学生大概知道，其余的人，或者不知道。
天津有个有名的学者严范孙先生。他读的是旧书，是中国书，但是他的见解，却不限于中国的旧学。他把时局看得极清楚。他以为中国非改弦更张不可。他做贵州学政的时候，所考的是八股，而所教的是新学。现在在本校贵州学生的父或祖，就许是严先生的门生。严先生倡改科举，改取士的办法，触了彼时朝廷——西太后——之怒，便不做官，回到天津来。戊戌年，个人万幸，遇到严先生。自己本来是学海军的，甲午之后，在海军里实习，彼时年纪二十三四岁，就看中国上下多争利，地大物博、人民众多，而不会利用。彼时自己的国家观念很强。眼看列强要瓜分中国，于是立志要救中国，也可以说自不量力。本着匹夫有责之意，要救国，救法是教育。救国须改造中国，改造中国先改造人。这是总方针。方法与组织，可以随时变更，方针是不变的。中国人的道德坏、智识陋、身体弱，以这样的民族，处这样的时局，如何能存在？这样的民族，受人欺凌，是应当的。再想，自己是这族人中之一个。于是离开海军，想从教育入手。真万幸，遇到严先生，让我去教家塾。严先生之清与明，给我极大的教训。严先生做事勇，而又不慌不忙。有人说，旁人读书读到手上来了，能写能作，或是读到嘴上来了，能背能说，而严先生读书，真能见诸实行。我们称赞人往往说某某是今之古人，严先生可以说是今之圣人。他那道德之高，而不露痕迹，未尝以为自是好人，总把自己当学生。可惜身体弱——也难怪，书房的环境，身体如何能好——70岁便故去了。死前也有几年步履不灵，然而心之热，是真热，对国家对教育都热心。我们学校真幸会由严先生发起，我个人真万幸，在严先生指导下做事。
发起是如此发起，目的是要救国。方法是以教育来改造中国。改造什么？改造它的道德，改造它的知识，改造他的体魄。如此做法，已有30年。这30年，时时继续努力，除非有战事，是不停学的。如辛亥革命，局面太乱，停顿几月。记得那是过了旧历九月七日——学校历来的纪念日，后来才改为阳历10月17日——纪念日过了不久，就停学，下年正月才能开学。以后便未这样长期的停顿。如直皖之战，李景林与张之江在天津附近打仗，奉直之战，不得已停几天，但凡可以，就开学。在座的旧同学旧同事，都还记得，两次津变，不得已停学，不几天又开课，开课就要求进步！
今年的进步，从物质方面说，有中学的新礼堂，女中的新宿舍，小学也有添置，大学也新添教员住宅和化工系的试验室。有人说，华北的局面危险如此，你们疯了，添盖七万四千多块钱的房子。我说，要做，这时候就做，要怕，这30年就做不成一件事。有人说，南开应该在内地预备退身的地方，我引《左传》上的话回答：“我能住，寇亦能住。”
不错，盖了些房子，然而房子算什么？书籍算什么？设备算什么？如果你们有真精神，到哪里都可以建设起来。学校发达，国难也深，比以前深的多。不怕，所怕者，教育不好、不当，不能教育青年得着这种精神。你们也要这样，不把物质放在眼中。物质是精神造的，精神用的。在这一年以内，增加许多设备，人家看来，一则以为糊涂，二则惊讶。钱从哪里来的？想法去弄的。只要精神专注，样样事都可以成功。前星期有个朋友从仰丰来看我，他是我第一次到美国的一个同船。他说他未到过中学，我便陪他去看，看见那里的建筑，他问，哪儿来的钱？我说，变戏法来的。反正不是抢来的，要是抢来的，现在早已犯案了。他问我学校一共有多少产业。我算了算，房子有一百多万，地皮七八十万，再连书籍设备，大约有二三百万。我也不知钱是怎样来的。我也不计算，我就知道向前进，我绝不望一望，自己说：“成了，就可以乐一乐了。”做完一件事，再往前进。赌博的人不是风头顺就下大注么？我也如此。往前进，能如此的秘诀是什么？公、诚，未有别的。用绕弯方法不成，骗人还会骗了几十年？谁有这样大的本领？事情本来容易，都让人给弄难了。曾先生听我的话点点头。我又说，我一人要有这样大的产业，我身旁就有些人保镖了，还能坐辆破洋车满处跑？这并不是我好。我只是说，如果公，如果诚，事就能成功。我的成就太小太小，你们的成就一定会比我的大得多。成就的要诀，我告诉你，先把你自己打倒。当初我受了刺激，留下的疤很大，难道你们受了伤，不起疤么？受了刺激，不要嚷，咬牙，放在心里，干！南开的目的是对的，公与诚是有力的，干！近来全国渐觉以往的浮气无用，渐要在实地下功夫，要硬干，要苦干。我们的道理，可以说是应时了。我看见国人这样的觉悟，我就死了也喜欢。我受了刺激，我不恨外国人，我恨我自己为什么不争气。近来国人也知道自责了。所谓新生活运动，就是回头看看自己的做法，孔子教人“失诸正鹄，反求诸己”。射箭射的不好，不要怨靶子不正，怨自己！我给你们说个笑话，当初考武考讲究弓、刀、步、马、剑。有一次县考，一个生员射箭，本事不好，一射射到一个卖面的大腿上去了，县官大怒，要罚考生。卖面的说，大老爷请您不要动怒，这算小的腿站错了地方，如果小的腿正站在靶子那儿，这位爷不就不会射上了？
前些年，国人太浮，嚷嚷打倒“帝国主义”，嚷什么？这么大的国，还受人欺负，是自己太没出息。好了，现在也不嚷嚷了，当初领着学生们嚷嚷的人，也做官了。全国人的态度转变，与我们所见的相同，不责旁人责自己，近来新生活运动的规律，同旧日中学镜子上的话很相同。当初中学的大门口，有一面穿衣镜，为的是让学生出入的时候，自己照照自己。镜子上刻着几句话：“面必净，发必理，纽必结，胸宽容，肩容平……”我还常教学生，站不正的时候，把胳臂肘向外，就立刻站直了。此外，烟酒绝禁，嫖赌一查出就革除。我以为发挥我们的旧章，认真执行，就是新生活。近来看着全国有觉悟，看到自己不行自己改。凡是一个人，除了死囚之外，都有机会改自己，都有希望。现在中国要脚踏实地，我认为这真是最重要的觉悟，最大的进步。全国的趋势如此，我们也不落人后，发挥南开旧有的精神，认真实行。
再说，你们的先生，我的同事，真不容易请来。钱少，工作重，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别的学校用大薪水来请，也请不去，这种精神，是旁处少有的，实在可以作青年的榜样。新来的学生，也知道这里的功课紧，学费重，然而为什么来？不是要得点什么吗？近来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就有职业慌；而我们今年的毕业生，七十几个人，十成里有九成以上都是找着事了。为什么？不是因为他们肯干么？先生热心，学生肯干，我们正好再求长进，以后要想侥幸，是未有的事，托个人，穿个门子，不成，未有真本事不成。
今天是开学之始，又近30周年纪念日。我们学校已进了一个新阶段，还作，再作。前30年的进步太少了，此后要求更大的进步。人常说，学生们是国家的主人翁，主人翁是享福的吗？主人翁是受罪的。我说过不知多少次，奴隶容易当，主人难当。做奴隶的，听人的调度，自己不要操心；做主人就要独立，要自主，要负责任，然而有思想的人，宁可身体不安逸，也要精神自己。你们都是主人翁，就得操心，就得受罪，你趁早把这一项打在你的预算里头吧。
我们国难日深，然而还有机会，还有希望，就怕自己不发良心，不努力。我快60岁了，我还干，一直到死，就决不留一点气力在我死的时候后悔，“哎哟，我还有一点气力未用”。我希望你们人人如此，中国人人人如此。学校三十周年，而国难日深，所可幸者，国人已知回头，向我们这边来了。都要苦干，穷干，硬干。我们看国人这样，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志同道合，惧的是坚持不久。不管别人，我们自己还是咬定牙根去做。
这次天津的学生，到韩柳墅去受军事训练，我以为很好。中国人向来松懒，乱七八糟。受军事训练，使他们紧张。我常说中国人的大病在自私，近来又加上一种外国的通病——自由。你也自由，我也自由。不自由，毋宁死。我有个比喻，一边三个人，一边五个人，两边拉绳子，如果五个人的一边，五个人向各方面拉，三个人那一边，三个人向一面拉，三个人的那一边必定得胜。这是我教人团结、教人合作的老比喻。中国人的病，就是各拉各的，拉不动了，还怨别人为什么不往他那一边拉。自私，打倒你自己。说什么自由，汉奸也要自由，自由去做汉奸。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是要中国自由，现在中国动都动不得，你还讲什么个人自由？求团体的自由！不要个人的自由！从今日起，你说“我要这样”，不行，一个学校如此说，也不行，要求整个国家的自由，个人未有自由，小团体未有自由。我们从外国又学来一种毛病——批评，人家的社会已入轨道，怕它硬化，所以要时常批评。我们全国的建设什么都未有，要什么批评？要批评，等做出些事来了再批评，要批评，先批评自己。最要紧的批评是批评自己。现在有许多人，在那里希望日本和苏俄快开战，愿意他们两国拼一下。你呢？你不干就会好了么？孔子的话是真好，颜渊是孔子的大弟子，颜渊所问的，孔子还不将全副本事教他。颜渊问仁——孔子答道：“克己复礼。”好个克己！你最大的仇敌，是你们自己。中国人，私、偏、虚、空，非将这些毛病克了不可。孔子答子张的话也好，“先事后得”。做你的事，不管别的。现在的人还未做事，先打算盘。吁！你把你自己撇开。我们要做新人，我们要为民族找出路。这是我们的最后的机会了。再不争气，惟有灭亡。我们学校，今年要发挥旧有的精神，更加努力，先生肯牺牲，学生不怕难。你们不要空来，要得点精神，要振作精神，打倒自己，你一定行。参加军事训练的学生，先觉难受，后来也行了，行也行，不行也行，也就行了。逼你自己做事，你对自己一定有许多新发现。日本人就是这样去干，他们的方法，总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我总想中国人的筋肉太松，我恨不得打什么针，教他紧张起来，本来就松，又讲什么浪漫，愈不成话。
前者有学生的家长，赞成军事训练，并且以为女生也应该学看护，这见解是对的。女生也要救国，救国不专是男子的责任。我以上的话，也不专是对男生说的。好，我们大家努力起，全国在振作精神，我们不能落后，好容易他们入了正路，我们更当做国民的前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