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谨、博精、创新、奉献
第一辑 医学圣地的诞生
邓家栋：协和医学院的前身
近代西方医学是以传教士为先驱传入我国的。早在19世纪初，就陆续有西洋医生随传教士和商人来到我国最早开放的城市——澳门和广州开业行医。先有英国人莫里森（1807年），随后有科里奇（1828年）、约翰·利文斯通（1829年）等。美国人帕克于1835年在广州开设眼科医院，1866年约翰·格拉斯格继承其业，并开始传授徒弟。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凭借武力迫使清政府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并取得了通商和传教自由的权利。从此，就有更多的商人、传教士和医生蜂拥而来，在我国各地经商、建教堂、设学校、开诊所及医院，传教行医，以扩大西方文化的影响。到20世纪初期，已有英、美、德、法、日等国的许多传教士和医生在我国各地开办了不少医院和医学校。其中有较大影响的是广州的夏葛女子医校，天津的马大夫医院和北洋海军医学堂，沈阳的盛京医学堂，上海的哈佛医学校和震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同济大学的医学院，山东的齐鲁大学医学院，湖南的湘雅医学院和成都的华西医学院等等。其他城市，如武汉、福州等地，也都有教会办的医院和规模较小的医学校。
最早来北京行医的英国伦敦会的洛克哈特，于1861年开设诊所。伦敦会的另一名医生科克伦，于1897年在朝阳（当时属于内蒙古）开设诊所。义和团动乱中他逃到北京继续开业。通过行医的关系，他博得慈禧太后及亲信太监李莲英的好感，得到了慈禧捐助的白银1万两。1906年，伦敦会与英国、美国其他五个教会合作开办“协和医学堂”，它就是协和医学院的前身。
《协和医学院创办经过》
邓家栋：洛克菲勒的投资
19世纪末期，美国商人洛克菲勒已成为腰缠万贯的煤油大王。由其谋士们建议，他拨巨款兴办医学事业，作为慈善投资。1901年，他出资于纽约建立罗氏医学研究所。1909年，他出资在美国南方及中美洲开展黄热病和钩虫病的防治工作，并取得较好的成绩。在美国国内，他资助过芝加哥、哈佛、约翰·霍普金斯等大学。罗氏也对中国这个最后向世界开放的人口众多的大国发生了兴趣，愿意投资于传教、慈善事业和医学教育。那时，西方对中国的普遍看法是贫穷、落后、文盲众多，是“异教徒”之国，同时又是疾疫流行的“东亚病夫”之国。
1909年、1914年和1915年，罗氏三次派出考察团到中国（1909年派出的考察团，叫“东方教育考察团”，也到过日本和印度），进行广泛的考察，其考察内容包括社会状况、教育、卫生、医学校和医院。第二次考察时，他们到过北京、沈阳、济南、成都、汉口、南京、杭州、上海、福州、长沙等地，对公、私立医学教育机构和医院都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了解。最后他们建议在首都北京创办一所高水平的医学院。罗氏根据这一建议于1914年末拨款设中华医学基金会全力支持这一事业。在此之前，罗氏已于1913年拨款设罗氏基金会于纽约。
《协和医学院创办经过》
张复合：协和医学院的开办
1913年5月，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正式成立，其董事会于1914年1月召开会议专题讨论中国教育问题。
在此之前，洛氏曾于1909年派“东方教育考察团”到日本、印度，并以中国为重点进行了六个月的考察。该考察团的报告突出提到中国在医学教育方面的迫切需要。
根据该团报告，洛氏基金会决定对中国医学教育进行投资，并派“第一次中国医学教育考察团”来华广泛考察。此团于1914年4月到北京，以四个月的时间访问了中国十几个城市，对医学校和医院进行了解。他们的报告明确提出应在北京建一所新的、高水平的医学院。
洛氏基金会接受了此建议，于1914年11月专设“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又译“罗氏驻华医社”），主持在华事务。后决定在北京新建一所高水平的医学院，并与英国伦敦会等协商购买协和医学堂的资产。
1915年6月，双方达成协议，中华医学基金会以美金20万元购得协和医学堂全部房地产，开始接办，改名为“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当时中文译名为“北京协和医学校”）；又以美金12.5万元购得东单三条胡同原豫王府全部房地产（约10公顷），决定在此地面建新校舍。并于同年8月派“第二次中国医学教育考察团”再次来华深入考察。
1917年9月，新校舍奠基式举行（奠基石在解剖学楼）。1917年定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开办年。
《北京协和医学院校园建筑》
胡传揆：1921年的开幕典礼
在新校建筑完成之年，举行了一个非常隆重的开幕典礼。
来宾中有欧、美、亚洲（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各国的大学校长或教授、团体负责人（美国医学会会长、国际卫生组织和教会的代表等），洛氏驻华医社代表、洛氏基金会会长，中国的著名医学科学家及中国政府的代表（总统、内政部、教育部）和洛氏第二（洛克菲勒二世）。后者既代表他的父亲，又是以洛氏基金会董事长的名义来出席和讲话的。除中国政府官员外，教育和科学界的贵宾共有50名。另外，还收到了洛氏本人和欧美及国内的贺电。
洛氏基金会会长文森特在移交新校和医院给新校长的仪式上说，这些房屋和设备是洛氏基金会通过洛氏驻华医社建筑和置备的，现在可供北京协和医学院使用和管理，但目前这些财产仍属于洛氏基金会。
新校长胡恒德在致词中指出，新建立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教学，同时也要进行科学研究；要把这件事做好，必须有高标准的专业训练，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爱科学的热情和精神鼓舞力——求知欲和友谊协作精神。另外，他也希望日后与代表们的单位建立国际性的友谊联系。
洛氏第二叙述了筹办这个学校的经过和目的。他说，这个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有前途的男女学生成为高质量的、将来可以做领导的医师、教员和科学家，但同时也要给来自教会的医师和来自全国的中国医师以短期进修机会。他特别指出，虽然教学是主要任务，但实验室的设备足供基础和临床研究之用。他强调了科学研究工作的重大意义，他说，一个医学校应怀有科学研究精神，为提高医学知识做好准备，讲究教育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培养教师和医学事业的领导骨干，解决许多疾病的问题，这将对中国做出难以估计的贡献。他说，有充分的经验和事实证明，有了有兴趣和有能力做出科学研究成果的教师，不仅能够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而且能够进行并促进科学研究，在他们周围还会有深造的学生和专门人才，通过他们所做出来的贡献，反过来又为教师、科学和学校增加了名誉。另外，他也提出这个学校要逐步地发展，不可操之过急。应该注意控制经常费用在较低水平线上，若是过高则将妨碍中国再建类似的学校，反而达不到原来的这个重要目的。
开幕仪式之隆重还表现在学术活动方面。参加学术活动的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包括56名校内的科学家，其他工作人员未计算在内）达280名之多。从9月15日到22日，每天（包括星期日）都有学术报告或讨论，而且差不多（除了参观外）每天都有三次（即上午、下午和晚上，晚上都在9—10点）；报告内容都纳入了开幕典礼专集。
《从旧协和到新协和》
邓家栋：以美国最先进的医学院为榜样
早在1869年，美国哈佛医学院已开始进行了一些教育改革。1893年新成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在教育改革方面又进了一步。但美国更大范围的医学教育改革，则是在1910年弗莱克斯纳等的调查报告发表之后。弗氏等对当时美国全国医学教育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之后指出：全国医学校太多、太滥，学制参差不齐；多数学校缺乏师资、教学设备和实习基地；学生入学水平普遍太低，多数缺乏自然科学知识；毕业生的水平一般都很低。因此他们提出针对性的改革建议，主要有：医学校要与综合大学结合，以提供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环境和条件；学生入学要先有两年的大学基础，要学习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要有良好的专职的师资，要有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要有附属教学医院和必要的教学设备条件。该调查报告发表之后，要求改革医学教育的呼声即遍及美国全国，使提高教育质量成为一时风气，条件较差的学校纷纷关闭。美国全国医学校从1907年的160所减至1914年的100所，毕业生从1900年的5700人减至1919年的2300人。该报告的建议也为许多学校所接受。率先付诸实施的就是约翰·霍普金斯、哈佛和芝加哥等校，而协和医学院正是在美国医学教育改革的潮流影响下，以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等为榜样而创办的。
《协和医学院创办经过》
邓家栋：临床教学的基地——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是协和医学院的直属教学医院，是临床教学的基地。学校开办时，医院床位仅250张，后期增至350张左右，可以满足临床教学和科研的需要。人员编制基本固定，各级各类人员职责明确，纪律严格。门诊、病房工作井井有条。医院的一整套的科学管理制度和规章条例，比之于当前国外最先进的现代化医院实无逊色。
医院设营养部，有营养专家主持工作，掌管病人和职工的膳食，并曾培养出不少医院营养的专业人才。医院病案的管理井然有序，管理人员训练有素。从开院时起及其后70余年所有病人的病案，均根据病人的姓名和所患疾病等进行分类，做成索引，随诊及统计分析均十分方便。
图书馆有十分丰富的书刊杂志，在全国解放前居全国之首，使用效率很高，服务范围不限于本校和医院。它是和高级教学科研机构的要求相适应的。为了管好图书馆，专设一委员会，委员和馆长均由科学家兼任。
《协和医学院创办经过》
雷洁琼：协和医学院与燕京大学的渊源
北京协和医学院和燕京大学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因为协和很多医生和护士先在燕大读了三年医预系或护预系，然后升入协和的。
燕大规定医预系和护预系的学生选修课程中必须要修一门社会科学。医护预系主任博林女士很重视社会学，她提倡学生选修社会学的课程，这样由燕大升入协和读书的医生和护士，不少人都学过社会学。我从1931年起到燕京大学社会系任教，教过一年级的社会学概论，所以认识了不少协和的医生和护士。
协和医学院还有个特点，它从1921年起，就建立了社会服务部的组织，这是一个使医院和社会发生密切联系的组织。病人到医院来看病后不是简单地看完病就走了，医院应该了解病人家庭经济状况有没有困难？能不能交费？病人能不能和医生配合好？他相信不相信医生？吃不吃药？只有了解了这些情况，医院才能取得比较理想的治疗效果。不然有些病人由于不信任医生，给他药，也许扔掉不吃，也就治不好病。医院了解病人的家庭情况后，对一些经济上有困难的病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减免一些费用。对有疑虑的病人做好思想工作，使他们接受医生的治疗方案。这种沟通医院和病人家庭关系的做法是当时协和医学院的一大特点，进行这项工作的就是社会服务部。由于社会服务部发挥了作用，病人一般都和医院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协和社会服务部里工作的成员不少人是燕京社会学系的毕业生，每年燕京社会学系至少要送一两名毕业生到协和医学院社会服务部去工作，像当过社会服务部副主任和主任的于汝麒和张中堂就是燕大社会学系毕业的，于汝麒由于工作努力，在协和医学院同仁的心目中还很有威信。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每年还请协和社会服务部的主任浦爱德女士教授个案调查的课程，使学生了解如何进行社会服务工作的理论和方法，每年也都派学生到协和社会服务部去实习，以便他们从实践中了解协和医学院的情况。
《北京协和医学院与燕京大学》
李懿秀：学校被强制关闭
我来北平上大学那一年，北平已被日寇占领，成为沦陷区，人们过的是亡国奴生活。出入城门，要被搜身检查，在马路上，日本兵横冲直撞，为所欲为，天刚黑，街上的行人就慌忙回家。当时日美关系尚未破裂，因此，在燕大和协和这两所属于美国人势力范围的院校内，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平静。1941年12月8日清晨，我照常到产科病房实习。上班不久，就听到“咯、咯”的皮靴声自远而近，只见来了一个枪上上了刺刀的日本兵，一脸横肉，紧绷着脸，东窜西走。看这架势，大家心知有异，但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产科病房在三楼，窗户正对着医院大门，我偷眼望去，只见大门口也站着日本兵，整个医院已被包围了。大家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闷头工作。下班回到宿舍（宿舍大门也有日本兵把守），才听说发生了珍珠港事件，日美已经开战。
协和这个孤岛上的平静生活被打乱了。
护校校长聂毓禅是个非常能干而有魄力的人。她稳住了我们的心，带领我们抓紧学习。我们怀着沉重不安的心情仍然天天上班、上课。出入医院大门都要接受检查，回到宿舍里要反锁房门，门窗的玻璃要用厚毯子蒙上，不使其透光，听到鬼子兵的皮靴声或工友的喊声，就马上熄灯息声。宿舍的工友都是好样的，他们手里有能开各个房门的总钥匙，日本兵索取，他们不给；日本兵要上楼，他们就叫喊。为此，他们还挨了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常常读一阵书，抹一阵眼泪。亡国奴的滋味比什么都难受。
很快地日本人就下令停止收病人，病房里的病人一天天地少下去。圣诞节时我调到儿科病房实习。我们虽然和往年一样为孩子们准备圣诞树和礼物，但是看到那些不能完成治疗就要被迫出院的患儿，心里十分难受。小病人中有几个是科研对象，记得最清楚的，一个是恶性贫血患儿，医生正想方设法把他的血红蛋白保持在一定高度，一个是患过黑热病走马疳的患儿，半边脸烂成一个大窟窿，医生已为他做了几次修补手术，还没有获得满意结果，一个是患了严重的糖尿病、每顿饭前都要注射大量胰岛素的患儿。他们小的只有四五岁，大的十来岁，已在医院里住了一两年之久，和医护人员亲如家人，甚至在父母探视时躲起来，怕把他们带回家。当他们知道日军要关闭医院，自己不能再留下来时，都哭了。医生为救治他们，只好大胆地采取了最后的办法，例如，为贫血的患儿做了脾脏切除手术，以减少血红细胞的破坏；为脸上有大窟窿的孩子做了最后一次面颊修补手术；而那个患严重糖尿病的孩子，我真不敢想象他被赶出医院后能活多久！
医院被勒令关闭的那天——1942年1月31日，是大家分手的日子。大家抱头痛哭了一场，离开了培育我们的母校和师长，离开了已经熟悉的医院和病人。
《从护士生到教师》
聂毓禅：迁回北平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内迁各大学纷纷返回原先所在的城市。协和护校根据医学院董事会的决定，计划于1946年暑假前迁回北平。因交通运输上的困难，动身之前，学校举办了一次大“甩卖”，凡可带可不带回的东西统统廉价出售了。
一切准备就绪，就在1946年5月，我率领全校60多名师生分乘三辆大卡车，告别了成都，踏上返回北平的征途。到陕西换乘火车，经河南、安徽、江苏到上海，又改乘海轮到天津，最后再换火车到达北平。路上走了两个月，换了六次交通工具。归途虽然劳顿，但大家的心情是愉快的。
一回到北平，我们立即投入复校、开学的紧张工作。医学院和医院已被日军糟蹋得面目全非，大部分房舍在战后又借给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三人小组使用。我们在原协和医学院总务长美国人鲍恩的协助下，才弄到一些房子，解决了师生的食宿问题，安排了教室和实验室。因当时医学院和医院尚未恢复，护校各科的医学课程和实习场地这两个重要问题急待解决。课程就先请留京的原协和医学院的教授专家们担任，学生的实习场地，经与道济、妇婴、同仁和中央等几所医院联系，分别到那里的病房去实习。教学和实习这两个问题解决以后，接着又着手筹备1946年秋季的扩大招生。除原来几所有协作关系的大学外，我又和辅仁、北师大以及天津南开大学等取得联系，保证了学生的来源。
1948年协和医院正式恢复，我又被聘为护理部主任。我将护理部重新组织起来，做好各科病房收病人的准备工作，尽量招聘原协和医院的护理人员任职。同年5月1日，病房开始收住病人。同年10月27日，医学院正式开学，李宗恩任院长。随着医学院和医院的恢复，协和高级护士学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佳状态。医学院的专家们担任了护校的部分课程，学院的实验室为护校的学生开放，护理师资队伍得到充实壮大，学生可以全部在本院完成各科实习。这一切使教学质量得到了有力的保证。
为了培养更多的护理人才，除本校学生外，我们又开办了公共卫生护理进修班、医院管理和护理教育进修班，以及营养护士进修班等等。此外，还接受外地护士到本院各临床科室进行专科护理的短期培训。这些进修护士结业后，全部回到原单位工作，为提高当地医院的护理质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的变迁》
邓家栋：重建协和内科
日寇投降后，从日寇手中收回的校舍曾被军事调处执行部借用，至1947年5月底，其全部人员已经撤走。李宗恩于同年3月间被任命为校长后即着手重建协和。当年9月，从上海和北平共招收新生22名，10月27日正式开学。护校教职员及学生从成都风尘仆仆于9月中旬回到北平。10月1日又招收新生16名。医院于次年（1948年）5月1日开始接收病人。
医院最先启用16楼，即原传染病房，门诊、外科手术室都在第一层，二、三层为病房，内外各占一层，各设25张病床，总共50张床。门诊人数最先限每日15人。这就是重建协和医院的最早规模。这规模很快即陆续扩大，至1948年10月的返校日（10月10日），病床总数已增至95张，以后又逐次增加，直至全部启用（1948年底—1949年初）。
我从南京学习班回来到医院开始工作时，内科有张安任住院总医师（他已在中和医院担任过住院总医师），方圻、李邦祺、丘福禧等任住院医师。当时我是内科襄教授、副主任，负责领导内科工作。不久，张孝骞教授兼主任从美国回来主持全科业务，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尊敬。我曾协助他从医院各处仓库，包括各楼顶层中众多零乱杂物堆里查找到原属各研究室的仪器设备，如原属生化研究室的精密天秤、离心机，胃肠组研究室的基础代谢测试设备，血液组的血液涂片柜及沸水消毒锅等，还有许多零星分散各处的各种仪器设备，为各专业组的研究实验室的重建做准备，使各研究室得以早日恢复工作。每找到一项仪器设备都使我们感到高兴。
《重建协和内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