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投靠黄金荣到自立门户，杜月笙花的时间并不长，这主要得益于他那一套娴熟无比的混世手腕。作为上海滩大名鼎鼎的青帮头目，杜月笙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和建立国民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不仅靠反共造成了自己的特殊势力，而且因此深得蒋介石的信任，颇受国民党政权的关照。不过，临近日暮穷途之际，蒋介石还是默许蒋经国拿他的儿子杜维屏开刀，以维护蒋家的统治。对此，杜月笙敢怒不敢言，只能暗中做手脚。
我和杜月笙是从1925年前后开始往来的。当时我在四川军阀杨森部下当第七师师长，驻防在万县。杜是上海青帮头子，我早已听人说过。我是四川的袍哥大爷，他也知道。由于这一关系，他便经常介绍他的徒弟们来找我，要我帮助他们在我的防区内收购鸦片烟。我每次接到他的介绍信，总是尽力帮助。
1928年前后，我在刘湘部下当川军第四师师长时，他还介绍他的同门兄弟、吗啡大王陈坤元到我的防区邻水县来开设了一座吗啡工厂，由我给以保护。当时在鸦片烟出产地设厂制造吗啡，所获的暴利比从四川运鸦片烟到上海要大十几倍。
1929年，我第一次去上海和他见面，他除了对我盛情欢迎外，还和我换了生庚年月的帖子，结为异姓兄弟；并陪我在上海尽情玩乐，极力显示他在上海的特殊势力。
以后我几乎每年都要抽时间去上海玩玩，每次去他都是尽我所好来招待我。
1933年，蒋介石调四川部队去湖北进行反共战争时，我率部与贺龙司令员领导的红军作战负了重伤。他得到这一消息，立刻派他的徒弟张松涛赶到汉口，接我去上海就医。船刚一到码头，他又叫顾嘉棠代表他迎接我，送我到白渡桥公济医院，找了一个英国医生给我诊治，我负伤的右臂才未被截去。从这以后，我和他的关系就更加要好。
抗日战争期间，他到了重庆，我当时的部队虽调往前方，我自己却是经常回重庆玩，和他时常在一起。抗战胜利后，我住在上海，他的第二个女儿杜美霞拜给了我做干女儿，我们便成了干亲家，双方家眷也经常往来。
这份资料，大部分是我和他接触中亲自看到或听他讲的；有些是长期和他一道的顾嘉棠、马世奇等人告诉我的；还有一些是我从种种关于他的传说中，选出较为可靠的部分。
一、后来居上的流氓大亨
杜镛，别号月笙。光绪十四年（1887年）阴历七月十五日生于上海浦东高桥。幼年家境贫穷，十多岁便到上海打流，跟小流氓马世奇等结识，专做无本生意。经常和马在小客栈里挤在一张床上过夜，他很爱睡懒觉，肚子饿得发慌的时候，才爬起来央求马等叫伙伴们去抓别人的帽子（上海人叫“抛顶宫”）卖点钱来填肚子。
他这样混了几年，感到不是办法，才在黄金荣开的“大世界游乐场”门口摆水果摊，并代顾客削水果皮。因以贩卖莱阳梨出了名，许多人便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他“莱阳梨”。当初他对这样一个诨名是很得意的，别人叫他，总是连声答应，自己向人介绍，也爱用它。以后他慢慢发达起来，才没有人当面再叫它。不过当年和他在一起混过的许多小流氓，在向他要钱不遂意时，还是不客气地当面向他大叫。我在上海和他一道去四马路会乐里妓院吃花酒时，便看到好几次这样的事：当他的汽车刚一停下，一群小流氓便围过来向他伸手，他一面赶紧走，一面叫他的手下人快给钱。有时钱给少了，这些流氓便大叫：“莱阳梨，多给一点！”他的手下马上就得加钱，才能把这群瘪三打发走。
我第一次看到这一情况，大为不解，怎么这个大青帮头子会没有办法对付这些人？后来马世奇告诉我上述这一经过，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一段历史关系。
他以后一直还保留了削水果这门手艺，我常常看到顾嘉棠遇到只有我和他在一起时，便拿起一只水果送到他面前，叫他削，他总是笑着很快把它削好，毫无不愉快的表现。同时，他也爱开顾的玩笑，因顾是花匠出身，他便叫顾把他家里的花摆好。
顾和他是相互依赖，彼此捧场，如果有客人在面前，顾总是装出恭恭敬敬十分听话的样子，他们俩人在一起时却无话不谈。我以后与他们相处久了，才看出他们之间这种特殊的关系。
杜一向以善于出主意而出名，在帮会中有“军师爷”或“诸葛亮”之称。他贩水果时，许多小流氓便时常找他出主意去敲诈勒索。据说当时许多商店，在开张时怕流氓捣乱，便请巡捕房派人保护。他就指使小流氓在夜间去偷招牌，第二天再去勒索。还有些生意很热闹的商店，不肯花钱给流氓，他就指使这些人去这些商店门口相互殴打、抛粪便等，弄得顾客纷纷趋避，最后只有出点钱才能了事。
不久，他的名声渐渐传到黄金荣老婆耳朵里，她叫人找了他去谈话，发现他果然有不少名堂，便决定把他收到黄家去。从此，他和黄狼狈为奸，成了黄手下的一个重要帮手，在法租界不知干了多少坏事。
他在黄家的几年中，一边替黄出主意，一边也为自己将来“独立门户”而暗中做了不少准备。他利用黄的关系大肆交结，拉拢各方面关系。等到他认为羽毛丰满，便脱离了黄家，与张啸林、金廷荪及顾嘉棠等结为一伙，连黄的厨司马祥生也被他拉了出来。黄对他很不满，他就去拜另一个青帮头子陈世昌为师。
陈世昌的老师是早期一个流氓集团“仁社”的头子，叫张经扶，这人做过吴淞镇守使，山东人。他的学生中不少是反动派头子，如杨虎、贺贵严、韩复榘等。蒋介石在上海打流时也拜过张的门下，以后蒋的反动地位爬高了，才不承认这个老师。
我也拜过张，参加了“仁社”，本来和杜的老师陈世昌是同一辈，以后由于杜在上海有势力，谁也不再和他论辈分高低了。
杜刚离开黄家时，自知敌不过黄，不敢和黄争夺财源，便向工商界方面另求发展。他的手下都是听从他的指使去捣乱的，所以工商界只有找他出面，才可平安无事，这就慢慢形成了他替资本家充当保镖的基础。
黄金荣一直靠老一套强抢硬要的手法弄钱，当时一些官僚在外省搜刮了人民血汗跑到上海想当寓公，被黄的手下知道了，便会用种种手段进行勒索，直到把这些人带去的钱弄光，然后给他们留点路费离开上海。杜却不这么干，凡到上海来的外地军阀官僚等，他有机会便与之结识，当做朋友，充当保镖。所以他和新旧南北军阀官僚政客，结识极多，便是这个原因。
他和黄金荣表面上一直很客气，但两人暗中斗争却从未停止过。我还记得，抗战胜利后，黄向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敲诈两亿元，钱怕在上海出事，便如数给了黄。杜当时是交通银行董事，和钱又异常要好，知道了此事，大为不满，埋怨钱新之事前没有告诉他。没过多久，黄又出面写信向重庆商业银行要借四亿元，我是该行董事，我去找杜，杜为我出主意。叫我自己打一个电话给黄，当面问他，看他怎么好意思。我照他的办法，黄果然不承认是他自己干的而推给他的手下，这笔钱才没有要去。
杜在上海的势力逐渐形成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搞来的钱很多，花的也痛快，总是左手进，右手出，不像黄金荣只进无出，这样替他捧场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他能混出名来，还有他一套拉拢人的手法。他想要结交的人，总是先找与这人有关系的亲友表示对这人的仰慕和恭维，使人乐于和他见面。他结交人的手法也跟一般人不同，见面时表现很亲热谦虚。一经见面之后，他认为这个人对他有利，必然千方百计在其他场合，或在与这人有关的人而前，故意吹捧这人一番，使这些话传到对方耳中，叫对方从心眼里感到高兴，对他产生好感。
他善于揣摩别人心意，能根据不同类型性格的人，运用不同的手法去对待。使一些人和他见面后，总爱与他交往。
别人有事要找他帮忙，只要以后能从这人身上找回本钱，他也总是很痛快答应下来，暂时赔点钱，他也肯干。他常常向我谈什么要从远处着眼，不要只看眼前等，所以等到他要去利用别人时，也往往能够顺手。
他这些手段，不仅使许多流氓能为他死心塌地去卖命，就像杨虎、陈群、顾嘉棠等，对他也是言听计从。
他还极力收容和拉拢一些失意的官僚、政客和文人为他充当谋士，给他捧场，他也很注意听取这些在政治舞台上见过大风大浪的人的意见。
他用的秘书当中，有曾为袁世凯搞筹安会的所谓“六君子”之首的杨度，以及当过徐世昌总统府秘书的徐慕邢。还有不少旧文人、洋博士之类的人，经常为他出主意。他对这些过去有点地位和名声的人，使用起来，不像一般反动头子用部下那样，而是处处表示出虚心向人求教的态度，执礼甚恭，使这些自命清高的人，忠心耿耿为他充当工具而不自觉。
他早年一向想学梁山泊上的宋江，在社会上当“及时雨”，经常爱施小恩小惠。而捧他的一些失意官僚政客和文人，为了要借他抬高自己的身价，便把他捧为什么“当代春申君”和“小孟尝”。
他在施小恩小惠时，还有一招很高明的手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花一文钱要能收到十文钱的效果，才是花钱能手。”这也是他经常看到我乱花钱而不大讲究目的而规劝我的话。他对人帮助，往往自己不出面，如送人一笔钱，或帮人解决一个困难问题，做了以后，不承认是自己做的；而代他出面的人，又往往把他帮助人而不肯出面的内情告诉对方。这样一来，受他帮助的人便更加感激，而且到处为他宣扬。
杜月笙捧人的手段的确很有一套，这对他的成名有极大帮助，他捧人捧得不着痕迹，使被捧的人非常高兴。我还记得抗战胜利后四川发生水灾，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和何北衡去上海募捐，先找市长吴国桢商量，吴推得干干净净，说他们来迟了一步，刚刚募过苏北等几处水灾，又要捐没有办法。向等便去找杜，杜马上答应下来，并拍着胸口说：“我们在四川吃了几年，今天四川有灾，不帮忙还算什么人！”他没几天就把这件事办得颇有头绪。本来他可以把募得的钱交与向等就可以了，但他却借此机会去捧孔祥熙。他先向孔说明四川募捐吴国桢不帮忙的经过，并说他愿代办，请孔出面就行。孔很高兴地听他安排，请吴国桢等人到家里吃饭，我与何北衡、向传义也都参加了。席间，孔照着杜告诉他的话说了一遍，加上几句四川是第二故乡、有难一定要尽力帮助等话之后，便指着杜说：“这件事我已关照月笙马上去进行，一定要对得起四川同胞。”杜便站起来表示：“既然院长这么关心这件事，月笙一定遵命尽力去办，也希望大家尽力协助我。”我们几个知道内幕的人，看到他耍的这一套手法，使得孔眉开眼笑，莫不在背后竖起大拇指说：“月笙不愧大好佬。”
他捧孔一向肯下工夫，因此孔也愿替他捧场。如1947年他的儿子维屏、维新两人在上海丽都花园同一天举行婚礼时，请了孔去当证婚人，我便听到孔当着介绍人钱新之、章士钊和去参加婚礼的贺客颜惠庆、徐寄扇、李石曾等一千多人的面，说杜是“中国少有的事业家，有远大的见识和克己助人的人生态度……”
由于杜对孔这么讨好，孔在很多地方也特别照顾他，给过他不少找钱的机会。如抗战胜利后，有一次孔知道蒋介石决定要把日本交出的大量棉纱抛出，便暗地通知杜赶快把手上握有的棉纱抛出去，免得吃亏。杜因此而赚了一大笔钱。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孔是最受他那一套吹捧手段的，两人的关系也最好。
他在社会上受到人们的注意，还是从1924年开始的。那年秋天，由于齐燮元和卢永祥两个军阀在上海附近打起仗来，四乡居民纷纷逃往租界避难，成千上万的人流落街头，那时租界内的流氓正趁机诈骗难民仅有的一点财物并贩卖难民妇女。杜却别出心裁，居然跟着一些靠吃慈善饭的所谓“善士们”，办起难民救济工作。他以救济名义，叫爪牙们拿着捐簿向商民强征硬募，这种明目张胆的搞钱办法，不但可以从中得到很大好处，而且还受到一些人的称赞，难民对此也很为感激，杜月笙就这样一下变成了“大善士”。
从那次得到甜头后，不论什么地方发生天灾兵祸，他总是非常热心襄助这些“善举”，在上海大肆捐募。因为这种无本生财之道，可以名成利就，所以他乐此不疲。
我还记得，抗战前某年不知什么地方遭受天灾，他又在主持“救济”工作，当时他在上海已红极一时了，为了举办赈灾义演，他和张啸林、王晓籁等人也登台客串，以资号召。他扮黄天霸，张扮窦尔墩，票价最高十元。
那天我邀了大批人去替他捧场，他刚一出场，就引起一阵哄堂大笑。他平日虽爱听京戏，小老婆姚玉兰又是名演员，长年还和一些京剧“泰斗”有往来，可是他自己却唱得非常蹩脚。张啸林刚一开口，假牙一下滑出来，他慌忙拾起，台下一阵狂笑，张连唱词都忘记了。金少山在马门边一看不妙，便急中生智，忙捧着一把茶壶给张送水，把唱词念给他听，这时台下有人在发牢骚说俏皮话了，还有人大声在叫：“梅兰芳的票才卖五元，‘莱阳梨’卖十元还这么开玩笑。”他的爪牙们一听，抓起说这些话的人就痛殴起来。台上倒没有打开，台下却真的动起武来，打成一片。
杜能够成名，为很多人所称道，主要是他善于耍“两面三刀”的手段。这里就我所见到过的几件比较重要的事情来说明一下。
第一件是调解1930年上海法租界水电工人大罢工的经过内幕。在这一事件中，被法帝国主义打死打伤的工人有二十多人，造成了上海的“七·二一”惨案。他在这一惨案中抬高了自己的地位。
事件的起因是法国资本家凭借在上海的特权残酷压榨工人，当时在水电公司的法国籍员工，月薪起码有二百多两银子，华工月薪却平均只有十二元。每次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改善待遇的要求从不兑现，1930年6月中旬，工人实行总罢工，要求履行增加工资的诺言。法方竟于第二天关闭厂门，拒绝工人上工，法商水电工会决定实行罢工，并正式提出每人每月增加工资八元、废除罚款制度作为复工条件，法帝方面完全不接受。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几次邀请劳资双方进行调解，法方拒不参加，态度异常蛮横；并宣布所有参加罢工的工人一律开除，另外招雇了一批白俄和新工人接替工作，双方矛盾加剧。
杜月笙先是伪装同情工人，送了一笔钱支援他们，并答应他们的请求进行调解。这时法国资本家的代理人、法商水电公司买办沈叔眉也去找他，请他设法制止工人坚持罢工，他也满口答应。
这次罢工最初只限于机务部门，自从法帝指使越南巡捕在华成路开枪打死了一名去参加开会的工人后，车务部门的工人也参加了罢工，弄得法租界内电灯不亮，电车停开，自来水供不上，预定在7月14日举行的法国国庆狂欢也不得不宣布改期。7月21日，法国巡捕枪杀在水电工会俱乐部开会的工人，当场死伤二十余人，这一惨案激起全市工人的愤怒，其他工会一致起来支持。
法国总领事甘格霖和巡捕房警务总监费沃礼，请杜出面，设法不让工潮继续下去，可是对工人提出的要求却不肯接受。杜为了讨好法帝，便指使他的门徒陆京士等组织“罢工后援会”，明为支援，实则进行分化瓦解。
这时上海市长张群和警备司令熊式辉也贴出布告，严禁工人擅自罢工，不准其他工厂支援罢工。警察局还派出大批警察，保护法帝派出的白俄到华界去修理通向法租界的自来水管，这更引起工人们的不满。因法帝拒绝国民党市党部调解的理由是，他们的公司没有向国民党政府注册，所以国民党无权过问。可是国民党政府却自动派警察前往保护，还大肆逮捕阻止白俄修理水管的中国工人。
蒋介石生怕工人坚持下去会影响中法邦交，赶忙派国民党中央委员李石曾到上海进行调解，李一向和法帝有勾结。李到上海后，首先就找杜，杜满口答应，愿为蒋介石分劳分忧，加紧施展分化工人的狡计。
法帝方面态度仍极野蛮，他们宣布法租界实行戒严，加派铁甲车巡逻，并继续逮捕领导罢工的工人。这些人跑到华界，警察局也同样逮捕他们。
工潮一直坚持到八月中旬，由于法租界水电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电车交通断绝，法国当局才允许每人每月增加工资二元四角，但坚持要开除领导罢工的四十名工人。
杜月笙和李石曾一听到法方答应加了一点工资，以为是了不起的胜利，便一定要工人复工。对法方开除的四十名工人，他答应负责安置到工会工作，工资归他支付。罢工工人只好勉强同意复工。
在签字的时候，工人们要求在复工前释放先后被捕的几十名工人，法方坚持要复工后看情况再定，几乎又成僵局。后来由杜签字保释，才结束了这一工潮。法方要开除的四十人，杜垫了两个月工资就把他们打发走了，达到法方开除的目的。少数不愿复工的还被他的爪牙打了一顿。
这件事给李石曾添了面子；为蒋介石解除了忧虑；法帝更看重他；一些不明真相的工人也对他表示感激。杜是一举而四得了。
第二件是1947年国民党选举副总统的事。我那时和杜同在南京，我住在中央饭店，曾扩情成天陪着我，怕我出去活动，因我能控制不少四川国大代表的选票。曾要我支持孙科，我因李宗仁过去对我不错，准备支持李。有天早上，陈立夫来找我，说蒋介石召见我。我不想去，下午他又送来蒋的手令，叫我一定要准时去。见了蒋，才知道也是为了要我支持孙科，我没有料到蒋会自己出马替孙科拉票，便老老实实告诉他，我答应了投李的票。蒋便指示我，我的一张可以投李，其余能控制到的选票都要投孙。我对此事有点犹豫不决，便去找杜月笙，他很坦率地告诉我说，无论谁叫他支持，他都答应下来，不像我这样。在这种场合，应当机灵一点，不但不能为这种事得罪人，还要借此机会来笼络人才是办法。他把他的这种秘诀传授给了我以后，我留心观察，果然每个参加竞选的人都对他抱着希望。本来他能控制的选票就不多，分散开来根本起不了作用，但他自己却得了许多好处。
他早年手面很宽，非常注意利用送礼来出风头和拉拢人。抗战前，蒋介石提倡“航空救国”时，他立刻表示响应，买了一架法国教练机送给了上海飞行社。后来孙桐萱的兄弟孙桐岗从法国学航空回来，杜又买一架飞机送给了他。在当时，送人飞机，还是很稀罕的事，所以报纸上为他这种举动大吹特吹，这正达到了他的目的。他在送这两架飞机时，都是用他的名字来给飞机命名的，如送飞行社的叫“月文号”，送孙桐岗的叫“月辉号”，其用意是不言可知。
其他像送人以汽车、小老婆等，更是平常事，好些反动头子在上海公馆里用的汽车都是他送的。还有许多在巡捕房工作的外国人，他也送给汽车等物。许多中西探长、探目，每逢年节，他都要送一笔厚礼，动辄一两千元。
早年给他和法帝拉关系的张玉书，最称赞他这一手。张是留法学生，在法租界公董局当过华董，据说他和法国内阁方面有勾结，法租界当局不答应他的事，他能直接写信给法国内阁有关人员。杜在法租界早年时吃得开，张玉书对他有过不少帮助。他的门徒在法租界内犯案被捕，或别人托他向法捕房讲人情保释人等，只要他一个电话，或一张名片，便可解决问题。遇到特别重大的事或不便由他出面时，张玉书便代他去奔走行贿，也是很生效的。
他结交朋友很广，无论南北军阀与官僚政客及外国名人到上海，他都得通过有关方面去联络应酬一番。他最得意的是日本元老西圆寺到上海时，对他表示非常好感，当他告诉我，他以后一直与西圆寺保持联系时，我还将信将疑，后来我的儿子范之青去日本读书，他写了封信交我儿子带给西圆寺，果然很得到照顾，我才相信他不是吹牛。像李顿调查团到上海，他也曾盛情招待；主持中国海关与邮政的外国佬也同他经常保持往来。至于各省军阀官僚和国民党军政官员到了上海，他也照例招待一番。
在不到十年中，他便超过比他资格老得多的黄金荣等大帮派头子了。当他在社会上渐渐有了点名声后，为了想与所谓“上流人物”打交道，过去那种歪戴帽子、卷起袖口、拖着鞋子走路的姿态，不得不改变一下，而装成文质彬彬的样子。据他告诉我，在这方面他是下过一番工夫去模仿的，最初很不习惯，以后他在任何公共场所露面，甚至大热天在家里见客，都是穿起长衫，去见有地位的人，还得罩上马褂。他不但自己这样做，还要求他的徒子徒孙们也这么打扮。他常常对我说：“衣食足，应当礼义兴了，不能再让人家一看到就讨厌害怕。”
他的文化程度和我差不多，正楷字还能认识一些，略带行草便认不出来了。但他对写自己的名字，却下过一番工夫，看他的签名，倒也像读过几年书的样子。他说话一向不急躁，以后更装得斯斯文文，在公开场合和交情不够的客人面前，他是不随便多讲话的，以免露出马脚。故初次和他见面又不了解他的出身的人，是一下识不出他的“庐山真面目”的。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他不愿别人像对黄金荣一样称呼他“老板”，而喜欢别人叫他“杜先生”。
他一向以不挡人财路而为江湖弟兄所称道，凡是在上海发生了绑票勒索等案，有人托他去帮忙解决时，他明知是哪一路的人干的，只要他出面便可平安无事，但他却从来不肯答应做这种事。一方面是不愿得罪那些亡命之徒，怕别人以后对他不利；另一方面也害怕别人说他与匪徒有勾结，影响自己名誉。
他帮助别人发横财却非常之够朋友，我自己就有过几次这样的事。
1946年，我听人说，国民党在上海拍卖接收的敌伪物资，可以整个仓库卖出，只要找到门路，顶到一个仓库，即能发横财。我便和杜商量，他叫我请敌伪物资管理局长刘攻芸吃饭，由他出面说人情，我便和顾嘉棠、张君生三人合伙做这笔生意。我和刘攻芸本来熟识，但交情不深，我照杜的意见，在我家设宴招待刘，由杜作陪。酒醉饭饱之后，我便向刘提出要求顶仓库事，刘还没有回答，杜马上插嘴说：“这些东西都是抓在他手上，那还有什么话好说……”刘只好答应顶一座仓库给我。当时还不必付给现款，只是由我开的福华银行出了一张期票便妥，完全等于白送。
仓库中的布匹、棉纱、蜂蜜、皮毛等数量、品种之多都出乎我们意料。这些仓库从接收后，连清点都没有清点过，问仓库管理人员，不但答不出数量，连究竟有些什么东西都说不清楚。腐败的程度，实在使人吃惊。那一次我就赚了黄金三千多两。
杜兼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我和顾嘉棠想做投机生意时，便向杜请教。他指点我们一下，一转眼就可以得到几十、几百两黄金。后来我和顾向他要该所经纪人的号码，他说怕别人说闲话，因为要这东西的人太多，黑市已卖到几亿元一个。但结果他还是给了我和顾两人合共一个。以后我们懒得跑交易所，便把这个号码卖了几百两金子。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海有那么多的钱乱花，大都是靠了杜的帮忙。
他从离开黄金荣家，在上海独立门户以后，便极力注意避免树敌。但看不起他的人还是很多，有些是怕他爬起来对自己不利，处处打击他。据他告诉我，他刚出头时，遭到不少人的欺压，最使他怀恨的是魏廷荣兄弟。魏是浙江帮，在上海的恶势力比杜形成得早，在法租界中也是风头一时的人物。当江浙军阀混战时，不少散兵游勇窜到租界，到处乱来，帝国主义者也感到穷于应付。魏廷荣在法租界发起创办“中华义勇团”，自任团长，帮同维持法租界治安，很得法帝的赏识。以后当过商会会长和法租界公董局华董。杜初露头角，魏怕将来与自己竞争，便处处压制他；杜在羽毛未丰时，只有尽量忍受，而内心则恨之入骨。以后杜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都有了勾结，势力一天天壮大，便向魏进行报复。曾派他的爪牙去绑架魏没有成功，又准备去暗杀他。魏因自己力量日小，不再受法帝的重视，只好离开上海暂避。以后杜在上海的地位已巩固，才不采用那套凶狠报复手段。魏后来回到上海时，杜表面对他还是很客气。
杜身体一向不好，却好女色，还吸上鸦片烟，瘾很大，每天得抽二三两。不过他抽烟有定时，每日早午晚三次之后不零抽，所以不大耽误应酬和工作，他答应了去什么地方，一般都不会失约，以后甚至气喘病大发，也勉强带病去参加约会。他经常对我说，无论怎样，要言而有信，否则不如不答应。我记得有次是川盐银行上海分行开张，他和我及顾嘉棠三人一同去道贺，在汽车上喘病大发，几乎连气都回不过来。他稍许好转一点后，仍坚持前往。到了以后，我急忙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刘航琛，刘没有让他下车便请他回去了。
他不爱穿西装，却爱吃西餐，喜爱吃点心零食。他有五个老婆。大老婆的情况我不大清楚，只听说他的大儿子杜维藩不是他亲生，是大老婆抱了人家的孩子。他很迷信，自这个儿子抱进门后，事事顺利，因此把这个儿子看成了“兴家宝”，非常喜爱，胜过亲生。
他以后又从妓院中讨了老三、老五两个小老婆，还不满足，又由杨虎一手替他包办，硬把一个京戏名演员姚玉兰收为小老婆。抗战胜利后，又与京戏名演员孟小冬同居。上海解放后逃往香港，虽已六十开外，还与孟举行正式婚礼。他虽有这些老婆，还爱经常到会乐里长三堂子去胡调，以抗战前银元来计算，我和他在长三妓院请一次“花酒”，总是花五百至一千元。以后他得了气喘病，连上一层楼都费力，却还是要去这些地方玩，上不得楼，便叫人用藤椅把他抬上抬下。
他自己尽管成天花天酒地，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对他的女人却管得很严。我听人说，他的大老婆本来和他还好，以后有人告诉他，说她与他的一个同门兄弟有暧昧关系，他一气之下，便指使他的爪牙把这个兄弟的脚砍去；以后弄清楚完全是误听谗言，他又怕别人议论，只好把这个终生残废的兄弟收养在家，不久这人就死去了。他的大老婆也因不堪虐待死了。
他不但对自己老婆如此，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听到杨虎丢在上海的一个名叫“小老虎”的小老婆，与杨的徒弟汪盼有关系，他和戴笠一定要杨虎设法把汪盼杀掉，说这是严重违犯了帮会规矩，非置于死地不可。以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杨虎并没有杀汪，他对此事还表示很不满意。
他的孩子除维藩是抱来的外，以后老三、老五、姚玉兰等又生了维垣、维屏、维翰、维宁、维新、维善、维嵩等七个儿子，及美如、美霞两个女儿。
他几个老婆都存有不少“私房钱”，我有时钱不够花，还找他的老婆去借。有一次向姚玉兰借两万美元，她说只有一万九千。我拿到后，很奇怪怎么会恰好少一千。顾嘉棠便点醒我说：“你归还时不就替她凑成了整数！”我才知道这是干亲家母先把利钱扣去了。
二、靠反共造成的特殊势力
杜月笙在旧中国能享所谓“盛名”达三十余年，长期得到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等的信任，以及大资本家的支持，关键是靠反共。
1927年春，北伐军打到上海之前，上海几十万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组织起来，成立了总工会，并拥有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在孙传芳的直鲁联军溃逃时，工人们奋起收缴了溃兵的大量武器弹药，俘虏了大批反革命军队，维持了上海的治安，扑灭了溃兵逃走前放的大火，因此很受上海老百姓的热爱。
工人们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收回租界两个口号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惊慌失措，恐惧万分。便急电本国请求增调军队到上海，同时与当时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和以后赶到上海的蒋介石进行勾结。
4月初，美、日、英、法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调集了五十多艘兵舰开到上海；英国把一艘载有几十架飞机的航空母舰也开到吴淞口外；法帝从巴黎和海防抽调几个营的法、越军开入法租界，两租界从3月间开始实行戒严，通向华界的铁门关闭，马路上架起大炮机枪，装甲车四处巡逻。
当时谣言很多，帝国主义更经常捏造事实，说某处工人持枪企图冲入租界，因而向白崇禧提出抗议。据杜后来回忆说，当时租界的帝国主义气焰很凶，国民革命军军官士兵在租界铁门旁边贴宣传标语，常被租界的巡捕捉了去。那时魏道明正在上海当律师，巡捕房每次把捕到的官兵送到租界的法院去审讯判刑时，都是由魏道明代为辩护，每次审判往往是被捕官兵被迫承认误入租界，具结悔过后才能保释。蒋介石便下手令严禁官兵进入租界，查出要以违令惩办。
杜当时在上海的势力虽不如黄金荣，但他却异常活跃。当时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蒋介石总司令部特务处长杨虎、淞沪警察厅厅长吴忠信等和他都有密切往来，陈群领他去见白崇禧和蒋介石后，蒋、白对他都非常称赞，还设宴招待他和黄金荣、张啸林等。
帝国主义的头子中，先是法军司令巴而雪很赏识他，以后陈群又介绍英军司令邓坎、美军司令白多楼等与他往来，他们从杜口中可以了解到总工会和蒋介石、白崇禧等方面的情况，因而他一下子便显得重要起来。
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曾召集白崇禧、宋子文、李济深、吴忠信等开过好几次秘密会议，杜从陈群那里了解到蒋有反共清党的准备。当时外面早也传言纷纷，有的人说共产党要组织政府，打倒国民党，并武装接收租界。据杜说，这种谣言是由陈群的政治部散布出来的。另一种是说国民党要驱逐共产党、解散总工会和纠察队，这是蒋介石等反共的阴谋被泄漏出去了。
杜说最好笑的是当时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听了这些话之后，还去找汪精卫查究，汪当然矢口否认，两人便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来为两种说法辟谣。蒋介石还赠送纠察队一面“共同奋斗”的锦旗，上海市政委员会也褒扬纠察队是“民众的武装”。没想到几天之后，就发生了一场反共的大屠杀。
杜得到陈、杨两人的通知，要他动员上海流氓参加反共后，他先劝说张啸林，张同意后，又去说服黄金荣。黄开始拿不定主意，因他看到共产党提出的口号和主张，拥护的人很多，怕国民党对付不了共产党，要杜看看谁胜谁负再说。杜认为机不可失，参加反共将来在政治上才有地位。据说黄最后被杜说服，是杜提出共产党胜利了决不会对他们有好处，只会是和国民党同归于尽；与其这样，不如全力与国民党合作反共，使国民党取胜，才有前途，黄才决定参加。
杜的爪牙早有一部分混到了总工会和纠察队中，他们预先仿制了不少总工会用的标帜，事前由杜与租界方面商量好，同意流氓和特务在租界内集中，配合反革命军队去解除纠察队的武装。蒋介石把一切布置好以后，便于4月7日离开上海去南京。
4月12日早晨4点钟以前，杜和黄金荣、张啸林分别集合了他们的党徒，杜的爪牙高鑫宝、芮庆荣等由顾嘉棠率领；黄的门徒由唐嘉鹏、顾竹轩率领；杨虎特务处的特务由彭伯威率领。一律工人装束，佩戴工字臂章，携带武器，分股从租界铁门冲向南市和闸北纠察队驻地及电车工会、三山会馆、湖州会馆、申新纱厂……
这批冒充工人的特务、流氓，乘纠察队员尚在梦中时，缴了守卫的枪支。有的地方被他们欺骗搜缴了一些武器，有的地方当时发生冲突，工人们仓促应战。事前约定好了的二十六军周凤歧部由参谋长祝绍周指挥该军第一师伍文渊部和第二师斯烈部四个团，分别将纠察队包围，向纠察队进攻。同时假称调解双方冲突，命令双方放下武器，趁机将纠察队武器全部骗走。在冲突时，纠察队当场被打死一百多人，打伤几百人，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杀害。流氓把纠察队的东西抢劫一空，循原路退入租界。杜月笙等当时没有离开租界，而是在铁门内守候，看到他们的人都安全回来，才离开铁门。
第二天（13日），总工会把这一经过真相用特别紧急启事在《申报》刊出，戒严司令部立即派人将此项启事删去，并代之以该部特别紧急启事，否认租界方面有武装流氓冲出，并说这次事件纯系地方流氓莠民与纠察队发生纠纷，为了维持治安，才将双方枪械临时缴存。杜月笙等对戒严司令部说他们是流氓莠民，极不痛快。陈群又赶忙出来更正，声明这次事件是总工会内两派互相殴斗。
消息传出以后，上海工人们愤怒异常，所有工厂均罢工，工人分别在南市、闸北等处集合开会，要求严厉惩办杀人凶手和主谋犯，立即发还缴去枪械，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顾嘉棠等第二天也大批出动，协助搜捕总工会和纠察队负责人。顾亲自在闸北宝山路口仁善女校、第二师司令部门口，观看游行的工人被该师全副武装的士兵打死一百多人，陈尸遍地。反动派又对工人们进行新的诬蔑，说总工会内部隐藏有直鲁联军，已搜出了大量直鲁联军符号证件，“通敌有据”。以此为借口，大肆搜捕和屠杀工人。
这一阴谋又是杜月笙的得意之作。因为流氓们抢劫了纠察队所有东西之后，回去一检查，值钱的东西并不多，文件等便送给了杨虎。在清点这些东西时，杜发现工人们在收缴直鲁联军溃兵枪械时，也缴了他们的符号证件等物，没有毁去，杜便建议拿这些东西作借口来捕杀工人，这便是所谓“通敌证据”的由来。
在两天的混乱局势中，反动派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又那么说，许多人还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陈群得到白崇禧和蒋介石的指示，由他拟好一个通电，叫杜和黄、张三人署名发出去，并印了几千张在上海散发。14日上海和南京等有些地方的报上就刊出了这一通电。在这一通电中，对中国共产党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同时大肆攻击总工会和纠察队的负责人。但电文不打自招，说什么“同人等急起邀集同志，揭竿为旗，斩木为兵，灭此凶蛮，以免贻害子孙，尤望全国父老，父诏其子，兄勉其弟，共起而铲除之。同人等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出而奋斗……”恰恰证实了蒋介石勾结流氓进行反共的阴谋。当晚，白崇禧便去南京见蒋介石复命，行前又找杜等去勉励嘉奖了一番，因此杜的劲头更大了。
上海工人们并没有被这场大屠杀吓倒，除了继续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外，他们印发了不少文件，揭发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的大阴谋。杜又指使他的爪牙到处侦察共产党人，随时向杨虎递送黑名单，不断搜捕中共人员。
杜的通电还没有发出，他就找了与他有关的一些团体，陈群也指使一些与国民党有关的团体，共凑集了六七十个，于15日在各报刊出了致蒋介石、白崇禧的通电，把这几个流氓打手捧为“救国义士”，说他们12日晨，亲自率领“敢死同志”搜缴总工会枪支，解散纠察队，使全市中外人士为之欢跃庆贺。希望全国各省市各团体一致仿效上海办法，向他们看齐。以此作一次舆论试探。
16日，陈群奉蒋介石的指示，要杜等公开出面招待新闻界，发表反共谈话。通过这一系列试探之后，蒋介石和白崇禧才不再掩饰，公开提出了反共的言论。
杜常说，他一生事业，奠基在反共之上。既讨得帝国主义的欢心，又为蒋介石等所器重，还得到资本家的拥护，一举而三得。
多年以后，在他做六十岁生日时，《中央日报》曾用这样的话来称颂他：“十六年国军方奠定东南，上海伏莽遍地，一时人心未定，秩序纷然。先生以安定地方为重，与黄金荣、张啸林仗义执言，昭告国人，复默运机宜，不旬日而反侧以宁，此则有造于党国之始也。”对他这次充当反共急先锋的功劳，一直没有忘记。
蒋介石背叛革命成功以后，对上海青帮头子特别表示好感。不久他到上海，曾盛宴招待杜、黄等人，当面称赞他们“深明大义”，是“识时务的俊杰”。
蒋第一次下台，住在上海杨虎的俱乐部里，杜盛情招待过他，据说还给他送过钱。不过杜自己对送钱给蒋的事，我没有听他谈过，别人问到他时，也不正面答复，因他怕蒋知道不高兴。
多年来，蒋和他一直是保持着一种很特别的关系。在大庭广众中，对杜从不表现过分的亲热；当只有他两人或少数亲信在一起时，却对他非常要好。我在抗战前有一年去上海，正遇上他被蒋邀去南京，蒋约了他和钱新之与另外两个金融界的人一同吃饭，座上对他极为亲热。他们曾一同论起年龄，以杜最小，蒋特别鼓励他，说他前途无限，回来他非常高兴。据他自己说，蒋介石曾向他表示过，有困难可以随时去找他。杜对此万分感激，常以此炫耀自己和蒋的关系。但他非遇到特别重大问题，关系到他切身利害，从不肯轻易去使用这张王牌。他和蒋手下不少人有深交，一般问题不必通过蒋就能解决。我过去只听到他谈过两件事，这是当时许多人认为没有办法可想，他才直接找蒋而得到解决的。
一件是抗战前，上海南市太平里的大吗啡案。这个庞大的吗啡制造厂是他叫顾嘉棠包下来的，以后因与宪兵、特务等分赃不均而被破获，由宪兵司令部派一连宪兵看守。结果这一连的官兵都大偷吗啡，从连长到士兵全部逃走。蒋介石大怒，非彻查不可，闹得上海满城风雨，反动派内部也吵闹不休。杜知道追查下去，必然会查到他的头上，只好带着一笔巨款赶到南京，一面买通蒋的左右，一面自己见蒋，请求不要彻查下去。这件轰动一时的大案子，就虎头蛇尾地收场了。
还有一件是他最有钱的徒弟徐懋棠的兄弟徐懋昌，抗战那年在上海和官僚资本勾结，做棉纱交易，引起了市场上一次轩然大波。蒋介石命令戴笠在上海逮捕徐，这时杜的徒弟王兆槐在戴笠控制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任侦察大队长，王奉令后，便去密告杜。徐懋棠向杜求情，他看在钱的分上，立刻飞到庐山去见蒋，请求不要逮捕徐等，蒋接受了他的意见，叫戴笠和他商量办理。以后由于牵涉到孔祥熙的老婆，要办也办不下去，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从1927年到1937年这十年中，是杜一生最得意的时期：他倚仗上海租界的帝国主义，甘心充当帮凶，又与反动头子有勾结；而两方面又都需要利用他充当工具的情况下，他的地位被抬高了。杨虎第二次当上了淞沪警备司令后，对他更是言听计从。
杜为了直接控制警备司令部的主要部门，把他最得意的徒弟陆京士推荐去当该部的军法处处长，这个从来没有穿过军服的工贼，一下成了陆军上校。他的另一徒弟王兆槐是该部侦察大队长，在警备司令部里，许多人对杜比对司令还恭敬。
在租界方面，他的势力原来只限于法租界，这时也扩充到了英租界。法租界巡捕房的中国督察长金九龄是完全听他安排的；公共租界的流氓头子季云卿和他徒弟——英租界捕房督察长陆连奎，对他也很尊敬。再加上商会会长王晓籁是他支持出来的，自己又兼了不少的董事长、理事长、总经理一类职务，故在工商金融界也很有势力。
在他全盛时期，他是挥金如土。如果靠他所经营的企业银行和兼职等正当的收入，他绝不可能一掷万金无吝色。他那么多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这里不得不谈一谈他的“生财之道”了。他自己虽不直接做鸦片生意，但他大宗的收入是靠包庇贩运鸦片等毒品而得。当时在上海行销的各种毒品，都要由他“保护”，这笔“保险费”为数相当惊人。每年由各地运到上海行销和加工的毒品有几千担之多，他从中可以收到上百万的“保险费”。他不仅可以担保“货物”不出问题，连搞这项生意的人，也由他保护。顾嘉棠便向我谈过，戴戟在上海当警备司令时，有次他手下的特务把吗啡大王陈坤元扣捕在英租界新新公司楼上，准备不通过英租界巡捕房把陈秘密押回司令部。此事被一个认识陈的妓女看到了，立刻打电话向杜报告，杜马上叫顾嘉棠带了八个携枪的打手，闯进房间，硬从特务手中把陈抢走。他们平日护运毒品，也都佩戴手枪，随时敢与检查人员对抗，死人流血在所不惧。
他另一大宗收入是包赌，上海许多大的赌场，都是由他负责包下来。我只去过其中一家最大的，是在同孚路181号，那里由顾嘉棠派顾苗根等十几个人，携带手枪，担任保护。这是一座相当大的花园洋房，铁门经常关闭着，只有认识的汽车才能直开进去，对不认识的人他们还要搜一下身，怕带手榴弹等物进去出事。他们对前去捣乱的小流氓，轻则殴打，重则杀害。
进赌场以后，便向账房换筹码，从一元到一百元不等，主要是轮盘赌，还有单双、大小、回门摊、麻将、扑克……中西赌具一应俱全。我在那里赌过轮盘和大小，总是输的时候多。那种赌面相当大，一次输赢都是几百到万元。赌场除了靠赢钱外，还用见十抽一的办法来“抽头”。一千块钱只要输出赢进十次就等于没有了。
一些从外地来的大赌客，把钱输光以后，赌场还照例代购车船票送回去，好让回去再拿钱来赌，同时也免得在赌场寻短见或耍赖皮。赢得多的人，赌场也派人护送回去，但这种情况极少有。
赌场设备很齐全，可以免费供应上等鸦片烟、中西餐、冷热饮料等，休息时可以大吃大喝，以此来吸引赌客。杜月笙从这个赌场每月可以拿到三四万元，顾嘉棠每月也可得五千元。
杜自己不到这种场合来赌博，平日总是在家里赌。客人赢了钱，得给他家里的人“小费”，为数也很可观。有些人想巴结他，给的比“抽头”还多。他一般小赌是“挖花”，陪他玩的有刘航琛、康心之、顾嘉棠和我等人，虽说是小赌，每次输赢也是上千块银元。大赌是推牌九，每场是几万到几十万银元。抗战胜利后由于法币贬值，便用美金计算。下场时再按当日美金黑市价格折算法币结账。这种大赌，他是十次有九次要赢，而且赢得很多，他自己不耍花样，靠别人和他合作来作假。像以前一个大盐商的儿子朱如山、律师徐士豪等都有一套很高明的手艺。我曾和他合伙搞过大赌，他因身体不好，只赌到晚上10点左右便去休息，由我守通夜，往往到天明才散场。他在桌上时总是赢，作假的朱如山等人也和别人一样输钱，所以不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当时输得最多的是四明银行董事长吴启鼎，在杜家里先后输掉九万多美金（当时外面传说吴输了九十多万，我记得是九万多），还有四川帮的刘航琛、康心之、康心如，以及杜的小同乡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等，也输过不少。赢得的钱，我和杜三七分，我有时一夜可以分到几千或上万美元。
杜玩假牌的手艺并不高明，有次戴笠和我们一起在我家里表演过，还是戴笠那一套比我们俩人都高明，他不论拿什么样的骰子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掷出自己所要的点子来。我和杜都称赞他这一手“绝技”。
杜在上海，不仅中国人开的赌场由他包庇，连当时外国人搞的大翻戏，他也分成。抗战前上海的跑马、跑狗、回力球，不知骗去中国人多少钱，我认识的许多女人中有不少爱去赌回力球，好多都弄得倾家荡产，甚而自杀。
当时这些公开赌场，是得到租界当局保护的，虽不像中国人开的赌场一样向他送包银，但也得和他拉上关系才能太平无事。我过去爱买马票，每年举行春秋两季香槟赛开赛时，也请杜去主持。那时头彩最高有过二十五万元，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中国人得到过，得主都是不在上海的外国人。我最初还不明白是什么道理，后来杜告诉我，这些得头彩的外国人都是假的。要是真的付出那么大一笔奖金，那些外国人还吃什么？所以他从不去赌这些玩意儿，而只是从这几个外国大赌场中拿回一笔数目不小的车马费。
他兼差之多，真是惊人。他自己主办的商号倒不多，如像中汇银行，名义上是他办的，实际上是他的徒弟徐懋棠等占的股金比他多，还有通商银行是从别人手中抢过来的。这通商银行据说开办在光绪年间，是家老银行，发行过钞票。他抢的办法很毒辣，先叫人去该行存款，等到银行把这些钱放出去以后，便派人在同一天内去提取现款和兑换钞票，官僚资本的银行又不帮它调头寸。这样一来，弄得该银行措手不及，支付困难，风声一传出去，存户纷纷提款挤兑，眼看该行要垮台了，该行负责人只好去请他帮忙维持，他先还故意推三推四，等他答应出任该行董事长后，他关照一声，提款和挤兑风潮马上就和缓下去。以后又由钱新之等在该行增加了官股，这样通商银行便被他抢过来了。当时的经过很复杂，我只记得这一简单情况。
另外他兼任中国、交通两银行的常务董事，浦东、国信、亚东等银行的董事长，还有其他一些银行的兼职。
在交通界，他是全国轮船业公会理事长兼上海市轮船业公会理事长、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招商局和民生公司的董事。
他懂得要成名还必须靠报纸为他吹捧，所以他也想方设法钻入了新闻界。他是上海《申报》的董事长、《新闻报》的董事、《中央日报》的常务董事。他的徒弟办的许多小报，如陆京士办的上海《正报》都和他有关系。
他兼的重要职务还有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中国红十字总会副总会长、上海商会常务监事、浦东同乡会常务理事、华商电气公司董事长、中纺公司董事长、证券交易所理事长、世界书局董事长、大东书局主席董事等。杜兼的这类职务约一百个之多，有时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他所兼的这些职务，一个月单是车马费就很可观，再加上千股分红，那就为数更大了。他的这许多兼差，大都是靠使用流氓手段和倚仗帝国主义与反动派的勾结所取得，有些人则是利用他的“牌头”来应付意外的麻烦，有时他也利用这些兼职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如抗战开始时，蒋介石想要拿些轮船沉到长江当封锁线，许多私营轮船公司都不愿意把船拿出去。兼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的杜月笙，便首先响应号召，拿出了几条船沉到江阴，别的公司也只好忍痛牺牲，长江封锁线便这样完成。杜因此而落得个“爱国”的名声。
1932年，他创办了“恒社”。这是以社会团体为名，实际上是个帮会集团，该社成员都是他的门徒。它标榜的宗旨除一般帮会的所谓道德信义之外，特别提出它是“服务社会，效忠国家”，以此骗人和讨好反动统治者。他常常夸耀，他有“八千子弟，患难相从”。这完全是吹牛，实际上是两千不到。就连他的徒弟陆京士的“清社”、张克昌的“畅社”等徒子徒孙加在一起也不到八千。这些人和他的关系，他自己也很清楚，无非是借重他的势力来做挡箭牌，除了早年跟他打流的一伙人要靠他生活，常跟他在一起外，大部分工商界的人都是彼此利用而已。他的门徒中军官极少，因为他很懂得蒋介石的脾气，这个国民政府的统治者最忌讳他的学生和部下去拜别人当老头子。“恒社”中的将级军官如王兆槐，是奉戴笠指示才去拜他的门的。他平日和许多反动军官虽有往来，但大都是交朋友，并不拉来当自己的门徒。
他当时每月得支付一笔为数很大的钱，去养一批失意的官僚政客。每到月底，各方面的“进账”还没有转入他的户头，就有部分送出去了。我曾经看到过接受他的钱的名单。其中不少都是曾经有过一些名声的人，如章士钊等。
三、蒋介石给足了杜月笙面子
我认识杜以来，先后参加过他一生中两次最热闹的场面：一次是1931年6月，参加他在浦东高桥新建的杜氏家祠的落成典礼；一次是1947年8月30日他六十岁做生日。前一次是他大走红运的时候；后一次虽也热闹非常，却是在走下坡路了。
我于1931年5月间，便接到他的邀请，6月初才到上海，没有赶上参加他那大规模的筹备会的工作，只是多看了一场热闹。当时替他主持筹备工作的都是所谓上海“闻人”和“商界四杰”之流。如总务主任是虞洽卿和黄金荣，剧务主任是张啸林，卫生主任是王晓籁、庞京周，招待主任是袁履登等。
他在家乡修建祠堂，把在家里的祖宗牌位送进祠堂去供奉，是想借自己当时的声势来光宗耀祖，所以典礼中最隆重的节目便是送这些牌位的盛大游行。为了筹备一支庞大的仪仗队，他把所有的关系都几乎用上了。一两个月前就向各地的朋友、同门兄弟、门徒等发出邀请函电；半个月前，各方送来的匾额、对联、贺词和礼品等已堆积如山。他挑出其中一些地位高的人送的匾额随仪仗队送去，其余都先挂进祠堂。
6月10日，是经过几个风水家选定的送主日期。那天一早，我赶到法租界华格臬路他家的时候，附近的几条马路已被仪仗队和几万名客人挤得水泄不通。仪仗队分为六个大队，这里我只把第一大队组成的情况谈谈。它由几十面两丈见方的特大国民党旗和杜字旗做前导，每面旗由四人抬举。前后左右用一百多辆自行车护卫，接着是由法租界和英租界巡捕房派来的英、法、印、越巡捕组成的骑队，后面跟着一大群“金荣小学”的学生，和几年来各处送给他的十几把“万民伞”，以及挂着蒋介石送的“孝恩不匮”的金匾的匾亭，何应钦、熊式辉等人的匾亭等，还有一个上百人的乐队。
其余五个大队是由公安局的保安警察大队，陆、海军的军乐队，陆军第五师和吴淞要塞司令部步兵各一营，还有救火会、保卫团、童子军、缉私营、侦缉队、工会等组成的队伍，以及各团体的旗伞。每队都分别配有吴佩孚、段祺瑞、孔祥熙、刘峙等南北军阀、新旧官僚政客送的匾亭，还有上万名来宾。蒋介石送的一篇祝词彩亭奠后。
他的祖宗牌位是用特别扎成的神轿抬着，前面用八面特大铜锣开道，几十个盛满鲜花的花篮和几十个烧着檀香的大香炉，由穿着彩衣的少女捧着随轿前行，他带着儿子跟在轿子后面。据他告诉我，当时最不易选到的是一个扶轿杠的人，不知他根据什么人的建议，扶轿杠的要用清朝有过功名的地方官才行。他说要找一个当过什么总长、将军的人倒容易，找一个这样的人反而费事。后来总算找到了当过上海县知事的李祖夔来充当。轿后是集中了上海京戏班子里用的宫銮和戈矛剑戟等几百件古代武器。这一不伦不类的队伍和六个仪仗大队，从他家到法租界金利源码头走了三个多小时，所经马路交通全部断绝，一路上鞭炮不停，看热闹的有几十万人。
当仪仗队和来宾从码头分乘十几艘火轮渡江时，秩序很乱，法租界的巡捕探警全部出动维持，还是有不少人被挤落黄浦江中。
从高桥到杜家祠堂还有十里路左右，全是新建的马路，路旁插满彩旗，一里一座彩牌坊，这些彩旗和彩牌坊都是由各商店所赠。临时还从上海调来不少汽车和大量的人力车接送客人。
杜祠前面，搭着五层楼高的大彩牌坊，四周搭起一百多间大席棚和临时戏台，祠堂本身并不很大，只是一座三进五开间的房子，门前却立着一对很高大的石狮，气派很不小。
那天上海邮政局也在那里设立一个临时邮局，赠送来宾每人一套印有“杜祠落成典礼纪念”的信封信纸，并加盖红色纪念邮戳。许多商店都去赠送扇子、汽水等做广告宣传。都锦生丝织厂用纯丝织成的杜月笙照片，则专送外宾和一些有地位的来宾。凡去道贺的客人都可以得到一枚很精致的纪念徽章，凭这一徽章可以去看戏和吃饭。
举行栗主入祠典礼时，由陆、海军、公安局西乐队等组成的大乐队奏乐，要塞司令部在附近鸣礼炮二十一响。首先由杨虎以国府中将参军身份代表国民政府和主席蒋介石道贺。当日报纸登有这样一则电报：“上海杨参军啸天勋鉴：本月十日为杜月笙先生新祠落成，请执事代表致贺，国民政府秘书处青。”当时连我都感到有点奇怪，怎么一个帮会头子的家祠落成，堂堂的国民政府会派代表去道贺？
公祭典礼是由吴铁城、刘志陆、宋子文的代表宋子安、孔祥熙的代表许建屏、何应钦的代表何辑五等执祭，杜率儿子在旁答礼。接着是来宾道贺。参加道贺的来宾有法国总领事甘格霖、公共租界警务部长毛鼎，还有日本总领事和日本驻军司令板西将军及许多外国客人。此外，各省主席、市长的代表，各地帮会头子，上海工商、金融等各界的头面人物共一万多人。
去赶热闹的贺客，不少是为了去看几场南北京戏名角会演的拿手戏，这在当时是有钱也不易看得到的。我还记得那次梅兰芳是从广东赶回来，荀慧生是在上海大舞台出演，程砚秋是从哈尔滨来，尚小云是从天津赶来；还有十多年没有到南方的龚云甫，那次也破例去了；王又宸有病，刚好一点也在头天赶到。其他如马连良、言菊朋、高庆奎、肖长华、姜妙香等也都是很早就去了。
从10日到12日的三天连台好戏，使上海、南京都为之轰动。一万枚纪念徽章早已发完，临时还加添了几千个入场证。附近几县赶去看热闹的根本不能入场，便由天蟾舞台等戏班在外面演唱招待。每次开饭一千桌左右，要分四五次才能开完，几乎整天都是在开饭。从各方送礼之多，堂会戏目之精彩，排场之阔绰，据说在上海都是空前的。
事后杜告诉我，连他自己也没预料到有这么大的场面。他最感激的是法租界当局准许他那样大搞，因自有租界以来，从来没有让中国军队列队开入过，这次能把陆、海军、公安部队等开入租界还是第一遭。蒋介石去上海住在法租界的公馆里，也只能带便衣警卫，从来也不准调军队去给他守卫。
这次费用据说花了几百万银元，有许多项目是完全由别人凑钱代办的，还不计算在内。不过他收的礼金也不少。
杜为了抬高自己身价，曾查过许多代祖先，也找不出一个可以给他撑点面子的先人。这次祠堂落成，吴佩孚送了他一面特大金匾，题了“武库世家”之后，其他的人也跟着送了些“武库家声”、“武库经纶”等金匾，他非常高兴。经吴佩孚这么品题一下，使他一下子成了古代名将杜预（杜预善用兵，当时人称为杜武库）的后裔了。许多为他捧场的文人，在为他起草特大的鸣谢启事中，便有这么几句：“……宾朋联袂，车骑如云。草绿郊垌，见元戎之小队；花开闾巷，多长者之高车。地当江海之滨，幸有烟花十万，人愧春申之快，居然舄履三千”，又俨然以杜甫自况了。
就在他祠堂落成不久，宋子文的老娘出殡，虽有蒋介石、孔祥熙去执绋，在中国四大家族中有三个是她的子婿，也没有杜祠落成的排场；被上海人称作洋财神的哈同不久死去，这个最有钱的大地主，也没有办法组成一个那样的仪仗队。多年以后，杜在津津有味地谈起那一件事的时候，还是得意非常，他看做是他的力量的一次大检阅。
1947年8月20日，是他六十岁生日。我从7月间便参加由陆京士、徐采丞、顾嘉棠等人所组织的“祝寿委员会筹备处”的工作。开始是发动各方面送贺礼和通知在外地的熟人及门徒前来祝贺。同时接洽邀请南北京剧界名演员前来演出，并利用所有的关系进行宣传联络等活动。
在生日的前几天，我经常和他在一起，那几天各方面送来的贺礼、祝寿文等一天比一天多。杜的耳朵里每时都听到当时的所谓要人姓名和礼品名目，许多院长、部长、省主席、总司令等，他都没有多大兴趣，他最关心的是蒋介石送他一点什么，好炫耀一下。因那时他已开始走下坡路了，生怕蒋会忘记了他。等了几天，一直没有看见蒋的东西，他有点着急了，便挂长途电话去问蒋的亲信陈布雷，希望陈代蒋写几个字给他装装面子。陈当时也答应了，可是过了两天，蒋的东西还是没送到，他心里很不安。眼看只差一天了，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说蒋已派了一架专机送来了礼物。他马上接待这个专使，并立刻打开礼物，原来是蒋亲笔写的“嘉乐宜年”四个一尺多大的字。以后陈布雷告诉他，说蒋听到陈提出这件事的时候，没有叫人代写，陈也不便再催，没有想到是他自己动笔。
在大批寿礼和寿文中，他只看了一些有名人物的东西。送礼最早的是钱大钧，第二是邵力子夫妇送的“仁者寿”三个大字，还有宋子文送的用乾隆年间竹根雕成的寿桃和佛手。他看到这一礼物时曾笑着说，想不到这位洋化朋友会送中国古董给他。
当时最忙碌的是从各地赶来祝寿的京剧界名演员，整天在安排演出精彩的节目。我起先不大了解，为什么这些名演员这么热情卖力，后来我经过这样两件事才明白。一是张君秋在上海中国大戏院演出时，老板沈兰庭两个月都不给他钱，还要他继续演下去。张把这一情况告诉我，我向杜说了一声，杜拿起电话问了沈几句，沈马上就付给张五根金条。还有一次是抗战胜利后，程砚秋去上海演出，我经常接到南京许多反动头子的电话托我买戏票，老是买不到好票，因票被朱文庸包下了。我很不满意，便去找杜商量，准备程在上海演出时捣一次乱，使他演不成。杜初不答应，并说把程每场送他的四张好票转送我招待朋友，我没有要。过了几天，情况还是这样。我再去找杜，他回答说程是有些不对。他一松口，我便找杨虎弄到一枚手榴弹，到我在上海的帮会组织“益社”找一个我养的打手，在程演出的戏院里丢了那枚手榴弹。后来程知道再在上海演下去要出大问题，便赶忙束装回北平了。所以在当时情况下，不去走他的门路，是没有办法在上海吃那碗饭的。祸人福人，只是在他一摇头又一点头之间。
他六十岁生日时，原来还准备举行堂会演出的，后来他的一些谋士向他建议，才决定改为赈济两广、四川、苏北等处水灾的义演，将全部收入作为救灾之用。另外把寿礼收入办一个月笙图书馆和编印上海市通志。几个替他捧场的人，准备在编印通志时，把他过去在上海的一切活动都写进去。他一向是希望“人死留名，豹死留皮”的，所以对这件事极感兴趣。
他口头上虽大谈什么国内到处有灾荒，不忍心过事铺张。实际上那次生日，浪费还是相当惊人的。
头天晚上，顾嘉棠等发起为他暖寿，在爱文义路佳庐顾的家中，办了四十桌最丰盛的酒席，到的有许世英、钱大钧、王正廷、郑介民、钱新之、王晓籁、章士钊、唐生明、潘公展等三百多人。那晚章士钊读了他写的一篇祝寿文，这篇寿文是由于右任、孙科、居正、戴传贤、李宗仁、宋子文、孔祥熙、吴敬恒、吴铁城、何应钦等一百人联名签字送给他的。在宣读时，不少人当时都感到捧得实在太过分了。为了让这篇奇文不致全部失传，特抄下其中几句：“……卢沟变起，海内震动，未达三月，敌席卷千里，浸不可制，如是者相持至于八载。顷之，强敌一蹶不振，肉袒请降，此掺之至坚，导之使然之二三君者，其谁乎？吾思之，吾再思之，此其人不必在朝，亦不必在军……试执涂之人而问焉，吾敢曰，战时初期，身居上海而上海重；战事中期，身居香港而香港重；战事末期，身居重庆而重庆重者，舍吾友月笙先生，将不知所为名之也……”
其余的贺客中，也有不少极尽阿谀之能事者，有的把他捧成郭子仪，更有人说他的富贵寿考都超过了郭子仪。杜只简单地致了答谢，席间还由各地来道贺的曲艺名演员说了几段相声和滑稽戏助兴。
第二天寿期，是在泰兴路丽都花园举行祝寿典礼的。寿堂正中悬挂一个比人高的寿字，由上海市参议会全体参议员签名于上。寿幛上面是蒋介石的题字。八个儿子都穿长袍马褂，几个老婆和儿媳女儿等都挂着精巧的寿字胸花。当天他自己不去寿堂，请陆京士、杨虎、徐寄庼、徐采丞、顾嘉棠和我六个人代他招待客人。凡去贺寿的人，都可以得到精印的吴稚晖和叶恭绰亲笔书写的寿文和华福烟公司赠的寿烟一盒。汽车前面均贴上“庆祝杜公六秩寿辰”的小条。当天上海的宪兵、警察、特务大批出动去保护，警察局长俞叔平亲自在门前指挥进出的汽车。
第一个去祝寿的，是蒋介石的代表、国府文官长吴鼎昌。接着才是宣铁吾、宋子文、王宠惠、魏道明、俞鸿钧、汤恩伯、郑介民、吴国桢等院长、部长、总司令、特务头子及金融、工商等界的所谓巨头和社会名流。穿长袍、西服与全副戎装的都有。当天去的汽车有一千多辆，宾客有八九千人。中央电影制片厂还把这一热闹场面摄成了新闻片，在上海等地放映。
这次表面上说是为了提倡节约，实际上是分等级招待，一般贺客只能吃到一碗素面，而有地位的都被请到里面去享受上等筵席。
蒋介石对他还是特别表示好感，除亲笔题字与派吴鼎昌代表祝寿外，又叫他儿子蒋纬国领着儿媳到他家里去拜寿，向他行子侄礼，杜对此非常兴奋。
祝寿赈灾的京剧义演，原定从9月3日到7日为期五天，因很多有钱人认为这种南北名角的联合演出太不容易，又要求延长了五天。票价分五等，最高五十万，起码二十万。当时米价是三十多万一石。十天义演得到了二十多亿元。寿礼却有三十多亿。这些钱都是随收随存于中汇银行，名义上他是一钱不要，但等到把这笔钱捐出去时，米价已涨到五十多万一石。这些因法币贬值所得到的巨额利润，全进了他的腰包，只是苦了那些演员白帮他一场，而他却名利兼收了。
四、第一个大发国难财和接收财的人
七七事变刚一开始，杜月笙就在上海大声疾呼，要那些还正在过着花天酒地的人不要再那样醉生梦死，上海也有发生战争的可能，并着手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大肆征募医药用品。不久，八一三战事果然发生，过去说他是危言耸听的人，也不得不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门徒和替他捧场的人，更利用这件事把他吹得比未出茅庐便预知天下大势的诸葛亮还要高明。后来我从孔祥熙口中听到，原来是孔先知道中共已提出坚决抗日的主张，蒋介石不得不接受。孔为了勾结杜利用战争来发财，所以把这一消息及早告诉了他，他自然是大卖气力。早在一·二八时，他已尝过甜头，在那次战争中他是名利双收的。
上海开战以后，他又组织抗战后援会，向工商界摊派和征募了巨额物资和现金，为数在千万元左右，全部由他支配。上海撤退后，这笔巨款成了糊涂账，谁也没有向他清理过，大部分进了他的腰包，他成为抗战开始第一个大发国难财的人。
这段时间，他和戴笠勾结得更紧。戴借抗日为名，趁机组织起特务武装部队，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杜被邀去当了委员，并由他的徒弟陆京士等，把他们所控制的邮务工会员工组成了一个邮工支队，还拼凑了许多流氓帮会分子参加。以后这些部队在上海与日本军队一接触就垮了，剩下的逃到安徽改组成了“忠义救国军”。
上海沦陷后，他很不愿离开他的“发祥地”，还想利用租界作保护，留在上海不走。当时主张他离开的人，大都是与蒋介石集团有关系的。主张他留下的人也不少，这些大都是他在工商界的门徒。后来由于钱新之和戴笠的劝说，他才动摇。戴临走之前，曾和他几次研究，如何利用他在上海的社会关系搞特务活动，他在这一点上是求之不得的。因为能留下一批人继续保持他在上海的地盘，而且是名正言顺地留下来，将来无论哪方面取得胜利，对他都有好处。于是决定把他的秘书徐采丞和管家万墨林等留下。同他住在一个大门内的兄弟张啸林不想走，也作为有任务而留下，戴同意了。后来张投敌，发表为浙江省长，戴派特务把他打死了。这一内幕我知道一点。张不愿走的原因是对蒋介石早就不满，因张的儿子从法国留学回来，张想过去在四一二时他与杜月笙、黄金荣三人充当过反共的急先锋，希望蒋能够念及他的这一功劳，培植他儿子一下。便要儿子去南京见蒋，希望给他儿子一个银行经理或高级职员当当。蒋在接见时，一听到他在法国读书一年要花十几万元，便不敢用他。张对此异常怀恨，认为蒋太不讲交情。杜也了解这一情况，所以沦陷后除了家务方面和个人财务等请他帮忙照顾外，有关秘密工作，都不愿意要他参加。后来张与陈公博、汪精卫及日本人有了关系，对杜的话根本不理，并且多方面想了解杜和戴在上海的活动。这样一来，杜、戴两人为了自己的利害关系，在杜的布置下，由戴的特务收买了张的汽车司机，很容易地把这个与杜合作多年的老伙计打死了。
杜和钱新之一道带着姚玉兰和儿子逃到香港后很不得意，因为在上海横行多年，这一亲手打出的码头丢掉后，便有寄人篱下之感。当时他绝没有想到这个仗会一打就是八年，他总认为一两年便可见分晓。要是日本人打胜了，因他没有去重庆，回上海照样可以保持原来的地位，他与日本人还有不少关系；要是中国打胜了更不会有问题，所以他待在香港，静观变化。
他在香港期间，也是采用两面手法，既和敌伪有联系，又替戴笠做过不少工作。他和敌伪的关系，没有具体和我谈过。但从他无意中说出的汪伪组织的情况中，可以听出他在香港与这些人是有密切关系的。
汪精卫与日本方面秘密签订的卖国条约，据杜月笙说，还是他最先得到这一条约的全文，由他告诉戴笠转报蒋介石，重庆方面才公布出来的。不过这一密约他是从什么人那里得来，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一直秘而不宣；抗战胜利后他虽说出，当时代表汪精卫与日本接洽的高宗武，曾两次到香港和他谈过许多情况，可是也没有说这密约是谁交给他的。
他在香港码头是吃不开的，收入便大成问题。这个离开名和利便感到痛苦的人，再也耐不住了，1938年夏天，他去武汉，见过孔祥熙。同年冬天，他又带着一批从上海逃到香港的金融界与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从香港到河内转往昆明、重庆。表面上是去西南旅行，准备投资开发西南工商业，实际上是去接洽做鸦片烟生意。
过去他在上海走红时，是包庇别人做鸦片烟生意，从中分红，自己不愿直接去做。到香港后，没有了大宗收入供他挥霍，不得不在这方面打主意了。他在香港和几个大鸦片烟贩子进行了谈判，这些人知道他如果肯出面做这生意，是保险不会出问题的。所以都愿意先付巨额定洋，向他购买。他去西南便是找戴笠商量，并弄清西南烟土产运等情况。这次收获很大，戴笠不但同意他做，还保证把大量烟土护送出口；并决定成立一个专门搞这门生意的港济公司，分别在重庆和香港设立机构，表面上是顾嘉棠负责。当时西南许多地方负责人，还以为他真是想投资开发西南，对他大肆欢迎，谁也不会想到他的真正目的。
港济公司成立后，香港的大烟贩便争着和他订货，在1939年期间，法币还没有大贬值时，他就接洽了三千多万元的定款，这些人都很相信他，认为他做这生意是“通了天”的。定金拿到后，他又活跃了起来，对他在香港的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第九区的赈济工作，早已置之脑后，成天与戴笠研究如何把大批烟土运去交货的问题。
他承揽的这笔生意拖了一年多还没有法子交货，他不得不去重庆找戴笠，催促他履行合同，否则他在香港再也待不下去了。很凑巧，在他离开香港不久，太平洋战事发生，香港陷敌，他没有当俘虏，这笔生意救了他。
为了以后还要在社会上混日子，他不能因香港沦陷而不讲信用。到重庆后，还是极力催促戴笠把货运出去，后来联络好改在中越交界处交货。
戴笠早把这大宗烟土准备好了，但最后还有一关没有打通。在蒋管区内走私贩毒，戴笠可以为所欲为；但出口大宗毒品，必须有财政部发的证明文件才能通行。孔祥熙和戴的关系一向不好，所以戴一直没弄到这张护照。
杜到重庆后，有天他找我去，把这一经过告诉我之后，便拿出一张五百万元的支票给我，叫我去送给孔祥熙。他先叫我对孔说，他要我给孔买点东西，我实在想不出买什么好，所以把钱送去，请孔自己去买。当时孔是住在范庄我的房子里，我每天都可去见他。我受了杜的委托，照着杜让我说的话向孔谈过以后，便把支票交给了孔。孔接过一看，一边笑着说：“太多了，太多了！”一边赶忙塞入口袋。杜关照过我，只要孔收下便不必再说什么，回去告诉他一声就行。
我把这一经过回复杜以后，他立刻抓起电话通知戴笠。我当时在旁，只听他简单地说了句：“货物马上准备起运。”接着就去与孔联系。第二天，财政部放行这批烟土的护照便拿到了。戴笠派了一排武装特务，押着这几十卡车的烟土安全送到了广西镇南关去交货。我经手一下，也分到了一百万元。我还记得，当时王晓籁在重庆周转不灵，顾嘉棠也送了他五万元。还送叶焯山五万元。（当时黄金才几百元一两）大宗是杜和戴两人平分。钱新之、顾嘉棠两人也分到一些，我们便把这笔钱在宜昌合伙办了一个电力厂，买了一批新的机器。
他到重庆后，就更加感到不能为所欲为，内心很苦闷，经常向我说：“一日无权，人人都嫌。”只有孔祥熙、戴笠、钱新之等少数人和他还拉得不错，比起过去在上海自然差得太多。钱新之在很多方面都比较照顾他，除在打铜街交通银行楼上给他准备了住处外，还利用交通银行的钱在南岸汪山给他建了一座小洋房。
他原来还打算利用和戴笠的关系把他的“恒社”在重庆发展起来。因上海方面的徒弟们也有一部分逃到了重庆，他在临江路骞家巷转角处弄到了一幢楼房，作为“恒社”社址。而戴笠有他自己的打算，蒋介石曾指示他组织帮会流氓搞特务活动，于是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人民动员委员会”，拉了不少从外地逃来的青洪帮头子和四川江湖大爷等做该会委员，杜也被邀请参加。所以戴不愿意他把“恒社”恢复到像在上海时一样，只望他协助自己搞这方面的工作。戴还去拉他的人，他看出了如果再发展自己的组织，便要和戴笠及四川地头蛇发生摩擦，所以决定只维持现状不求大的发展。后来有人提议把“恒社”改成政党的组织，他感到问题很多，没作这一打算。由此，他对人民动员委员会的工作自然不感兴趣。戴笠召集开会时，他常借口身体不好，重庆气候对他的气喘病很不适应等理由不参加会议。戴笠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常请他去军统局和中美所参加庆祝或节日等活动，他也不常去，去了也很少讲话。
最使他感到不愉快的，是蒋介石对他的冷淡。有一天孔祥熙邀我和他，以及杨虎三个人上他家吃饭时告诉我们：蒋介石认为四川帮会势力太大，准备杀一两个青洪帮的头子压一压。孔向蒋说，别人又没有反对你，还拥护你，为什么要杀他们？蒋才没有再讲下去。孔讲这番话的时候，我们都懂得他是想借此来拉拢我们，同时也是劝我们要小心谨慎，不要被蒋找到借口，所以我们对孔也更加尊敬。
杜听到这番话很受刺激，虽然他估计到蒋要杀也不会杀到他的头上，但对蒋介石这种翻脸无情的作风是很不以为然的。出来后，他便和我与杨虎说：“我们一向拥护他，今天成功了就要杀我们，以后大家都得小心些。”
孔谈出这件事不久，蒋介石把兵役署署长、四川袍哥程泽润枪毙了。原因是被蒋介石看到了死在机房街罗汉寺的新兵，其实兵役署已把兵交给了交通部的运输大队。责任不在程而在俞飞鹏。但因俞是蒋的亲信，蒋不追查，却把程杀掉。当时曾引起几十万四川袍哥的极大反感，他们准备大闹一场。大家认为蒋介石不仅已开始杀袍哥，而且要杀四川人，不能不团结起来拿点颜色给蒋介石看看，免得他再这样乱杀。杨虎当时在重庆也没有被蒋重用，早已万分不满，便到处挑拨，鼓动四川袍哥一定要借这事，名正言顺地大闹一场。
戴笠早已得到情报，正调集大批武装特务准备应付，一场大的流血案眼看就要发生了。杜得到这一消息，也了解到戴正在大肆布置，便出面极力劝阻。他说，大家如果闹了起来，蒋介石更会借口多杀人，枪杆子抓在他手里，何必吃这眼前亏。同时也对不起孔祥熙，因他很关照我们，绝对不能这样瞎来。许多袍哥头子一向相信他，也考虑到闹起来不会有好结果，这件事才慢慢平息下去。
杜由于平日说话很小心，不易看出他对谁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我原以为他对蒋介石非常忠实，和戴笠也像是无话不谈，实际上他曾暗中和人进行过反蒋的活动，如果不是我亲自参与其事，我怎么也不会相信的。
1941年前后，我从前方回到重庆。有一天，杨杰请了他和我，还有黄琪翔、章伯钧、杨虎五个人到他南岸的家里去吃饭。饭后，杨杰提出请我们参加一个什么党，念了一些东西，我看杜同意，我也同意了。出来时，杜便再三叮嘱我，千万不能向任何人讲出这件事来，并说连顾嘉棠都不能让他知道。我相信他也绝对没有告诉戴笠，要不杨杰早就被杀掉了。
我当时糊里糊涂，完全没有弄清楚是参加了什么组织。我只看杜同意了，便认为不会有错。他比我一向仔细，肯考虑问题，跟他一道吃不了亏。解放后，我问起黄琪翔，究竟那次杨杰搞的是什么？黄说他也不明白，只知道杨那时就在搞反蒋活动。
我当时认为杜忠于蒋，是因为他在重庆时向我谈过他替蒋介石做过许多事。如蒋为了加强和统一沦陷区工作，成立了一个“上海市统一委员会”，戴笠和吴开先推荐他为主任委员，得到蒋介石的同意。他做过的一些工作中，认为最得意的，是他利用过去在上海工商界的关系，为蒋介石推销了几千万元的战时爱国公债。蒋为此而设宴招待他，并当面嘉奖了一番。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在上海投敌附逆的许多工商界分子，为了预留退路，才肯拿出极少钱认购了一些公债，作为将来的“护身符”。抗战胜利后，不少落过水的人，便拿出这些东西来作为自己“爱国”和忠于重庆国民政府的证据。
他和戴笠除了搞过出口大量鸦片烟的生意外，1943年前后，又搞了一个通济公司，由他任董事长，并把钱新之拉去担任副董事长，实际上戴笠是老板。当时蒋介石集团的要员们都是利用种种特权大做其生意，发国难横财。连美国人也觉得太不成话，向他提出过警告，蒋曾下令禁止官员经营商业。故戴笠自己不出面，却去向蒋备过案，由杜出面经营，让他分点红利。
通济公司倚仗戴的特权，做尽了任何奸商所不能做的生意。当时交通检查、战时货物运输等大权，都操在戴笠手上。如当时不准出口的军火工业原料，这个公司却大量运到沦陷区去卖给日本人，让敌人制成军火来屠杀中国人；又能够从沦陷区换回在后方能赚大钱的棉纱布匹等日用必需品。这种丧心病狂的做法，还经常受到蒋介石的嘉奖。
1942年，杜曾应胡宗南的邀请去过西北，要他去是希望他号召一些人投资开发西北。他本来早就答应过胡。戴笠也催过他。迟迟没去的原因是，他对开发西北毫无兴趣，投资多而获利少且慢，不如在重庆搞投机倒把可以赚大钱。这次恰好他的小老婆老三（杜维桓的母亲）和张嘉璈的妹妹一同由上海来，他顺便去西安迎接。
在西安，胡宗南待他如上宾。陕西的地方豪绅为了讨好胡，也为他而举行了一次盛大欢迎会。据说还因为1928年陕西大旱，朱子桥在上海作救灾募捐时，杜帮过忙。他好久没有遇到这种场面了，非常高兴。那次他除了主持筹办西北毛纺织厂外，还为通商银行在西安设立分行进行过一些活动。
1945年夏天，蒋介石正忙于准备接收中国人民抗日胜利的果实时，他也异常活跃起来，多次向戴笠谈到日本投降在即，应如何设法防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以及对伪军的联络等问题。尽管这方面工作重庆早在积极准备，但他的意见还是很受蒋介石的重视。蒋一听到他愿尽一臂之力，马上召见了他。当时他气喘病时时发作，蒋劝他先派几个得力的人去布置，等秋凉他再去。他生怕错过机会，宁冒生命危险，也决心冒盛暑长途跋涉。蒋介石当面便答应了他的要求，叫他和戴笠一同前去。
6月25日，他带着顾嘉棠、陆京士、叶焯山、杨志雄、医生庞京周、秘书胡叙五等十多人，乘汽车由重庆出发。行前他身体还不舒服，可是一想到不久便可回到上海，他立刻变得精神抖擞，气喘病也好多了。27日到贵阳，戴笠和中美所美特头子梅乐斯也赶到与他会合，改乘美国军用飞机，经芷江到达长汀，他稍事休息便到铅山去见顾祝同。顾当时满以为一定由杜负责主持上海、南京的接收工作，对他极表欢迎，杜曾和顾谈了两天关于如何接收上海的工作，要顾多从中协助。没想到胜利后，蒋介石并没有把这一发横财的任务交给他，这连杜自己也没有估计到，否则他就不会去白跑那一趟。
他在浙江淳安住了一个多月，随时和戴笠研究如何接收上海的问题，并两次打电报给蒋介石。第一次主要是关于重庆政权到达前伪币的继续流通问题，具体内容我记不起。第二次是他在上海的代理人徐采丞赶到淳安，向他谈了上海方面许多落水投敌的工商界汉奸，希望杜在胜利后设法保护他们。杜便向蒋建议，对这类人将来给予宽大处理，不宜牵涉过多的人，以免有伤元气。他准备只要蒋对这一问题有回电，便马上通知上海，让这些人早点安心。但蒋对他这一电报没有给予答复。
他到淳安的消息很快在上海传开了，陈公博也派了代表去见过他。还有不少汉奸也纷纷派人和他联系，这时他又显得异常忙碌起来。
当时戴笠在淳安，专搞联络敌伪军，布置胜利后阻止新四军和人民游击部队进入上海、南京及京沪沿线大城市等阴谋活动，杜尽力予以协助，并向戴提供了许多当时京沪等地敌伪方面的重要情报。这一对狼兄狼弟配合得很好。他自己也叫人放出消息，说他是由蒋介石派到东南去协助主持接收工作的。他留在上海的门徒更大造谣言，说他将出任胜利后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
他在淳安时，便有些人从上海赶去和他接洽这样的事：上海许多与敌伪有关的汉奸产业，有的给他补上股东；有的认他做后台老板，分一部分股权给他，避免日后被查封没收。当然他都一一答应了。因此，在敌人还未正式投降，重庆所派的接收人员还没到达时，杜已经在进行这种变相的“接收”，成为发“接收财”的第一个人了。
五、蒋介石丢卒保车，杜月笙日薄西山
1945年8月28日，他迫不及待地从淳安经杭州回上海。到达上海的那天，正是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的9月3日。随同他回上海的，除重庆带去的一批人外，又添了由上海去迎接他的另一批人，一路浩浩荡荡，不减当年的威风。事前上海方面早已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会，不少人都赶到车站去迎接他。这使得他又踌躇满志了。
他很久就想过过大官瘾，可是蒋介石对他却一直不肯公开重用，因为怕别人会联系到蒋自己以前的出身。而杜的野心又不小，非特任官他是不会做的。他认为上海市市长这样一个职务对他最适宜，希望蒋介石念他昔日反共和长期拥蒋的功劳，能把这一职务给他。加上孔祥熙对他的极力支持，他以为很有把握。结果，蒋介石却发表了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这使他非常失望。以后上海市参议会成立，他又想退而求其次，能当当上海市参议会议长也行。不料CC又把潘公展推出来，抢了这个位置。弄去弄来，只弄到一个上海市参议员的职位。两次失败之后，他只好改变口气，大谈什么“推进社会力量，扶导经济事业以辅佐政府，是个人生平夙愿”来为自己解嘲。
刚回上海，他还有点旧日余威，主要是和戴笠勾结得很紧密。军统和中美合作所上海联合办事处刚一决定成立，他就把他在杜美路70号一幢新洋房借与戴笠使用。其实当时戴要在上海找像他那样一幢房子，实在太容易了。但戴为了表示不首先占用敌伪房屋，也乐得利用一下。
戴笠胜利后负责主持逮捕汉奸的工作，大权独揽，气焰很高。凡被军统逮捕的人，很少人能去说人情，杜却可以去保释人或请求戴暂缓逮捕。他用的办法也留有余地，从不当别人面向戴笠说人情，也很少用电话直接和戴谈这些事。当他接受了汉奸家属送去的金条之后，总是找戴笠手下的处长王新衡去说，王一向是代军统和他联系工作的，是他家座上的常客，通过王向戴去转达，戴十有九次肯买他的交情。这一时期中，汉奸家属奔走他门下的络绎不绝，唯恐他不肯收下金条美钞。他也很懂得戴笠的脾气，往往是选择些案情不太重和伪职不太显要、但搜刮却是很多的，才去保释几个，一般他也是不肯答应的。
1946年3月的一天，我和唐生明等正在丽都打牌，得到戴笠飞机失事的消息，我立刻去找杜，他一听大惊失色。他一向认为结识了戴这样一个兄弟，对他来说，真如虎添翼。满以为胜利后可以相互勾结起来，在上海大干一场。没想到戴这么快就暴死了，他内心的沉痛，从他在上海主持戴笠的追悼会时落泪的情景，便不难看出。隔了好久，他一和我谈起戴来，还是无限怀念。戴笠死后，情况就随之而起变化，许多特务自己直接找汉奸家属谈条件，不愿他从中插手了。
胜利后的上海，成为国民党各派各系大抢劫的重点地区。CC、军统、中统、宪兵、蒋介石的侍从系、汤恩伯的实力派，加上孔祥熙、宋子文四大家族和他们的爪牙一起拥来，彼此抢来夺去，把上海抢得一团糟。杜在这种局面下，不要说恢复过去的特权，连他自己抢到的东西也有人在打主意了。没有租界，他的恶势力再也敌不过这许多掌握特权、军权、政权的大小饿狼。他虽施展出全身本领进行联络拉拢，但这不是交情问题，而是关系到与反动派切身利益的冲突，哪里还能容许他再来插手！CC在上海的一些头目，表面上对他很客气，而暗中攻击他最凶。
首先使他感到最难堪的，是他的门生——上海副市长吴绍澍向他开火。吴公开向他要退门生帖，再也不承认他这个老师；并在他主办的《诚报》上大肆攻击他，一些影射他的文章，使他很伤心。顾嘉棠告诉我说，这是三十年来上海报纸第一次这样骂他，他怎么会不难过？过去上海发行的报纸，哪一个不是捧他的场？这次着实刺痛了他，他无刻不在等机会报复。当吴下台后，陆京士主办的《立报》，便连篇累牍地揭发和攻击吴，趁机大打落水狗。这样他仍感不足以泄恨，还指使他的门徒王兆槐派人去暗杀吴。这件事被毛人凤知道了，曾派保密局处长沈醉赶到上海，坚决不允许王为杜去充当打手，使他一直没有泄出这口怨气。
接着使他丢脸的事又发生了。一向倚仗他的势力在上海横行惯了的万墨林被扣捕了。万是他家的总管，沦陷时留在上海为他照顾财产和与敌伪勾结做米的生意，赚过不少钱。抗战胜利后，由于杜证明万留下是替军统做地下工作，使万不但逍遥法外，还继续当他的豆米业公会理事长和万昌米行的大老板。这次为了粮食贷款舞弊案被牵涉进去，法院传讯后予以扣押。他也看出这是他的反对派有意识在倒他的台，用杀鸡吓猴办法拿万来开刀。他知道敌不过，只好忍气吞声，不敢出面袒护。但背地里却大发牢骚，说什么“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因为那次粮贷舞弊案万墨林不是主角，只是利用粮食贷款来进行粮食投机倒把的活动，幕后贪污得更多的人却没有事，所以使他很感不平。我那时常和他在一起，一谈起当时上海一团糟的情况，他总是说：“过去帝国主义统治租界时期还有些建设，秩序也比较好。国民党来了后只知道要钱，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超过帝国主义十倍还不止。”这时他处处小心，什么事都不敢过问，常常自称是“一品老百姓”。
他虽然希望平安无事地过下去，维持一个苟延残喘的小局面，不要再让他过分地难堪便算了。可是反对他的人并不肯就此放过他，使他更加丢人的事还是接二连三地发生了。1948年秋天，他的儿子杜维屏被蒋经国逮捕了。这一下几乎把他气死过去，一连好多天都起不得床。以后便以养病为名，一个多月不出门，也不见客。有一天我去看他，他气愤到极点地对我说：“我捧蒋介石捧了这么多年，捧到今天连我的儿子也被他抓起来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这样激动。他喘了多久，又叹了几声气说：“现在租界没有了，该是他们要我下台的时候了。”
关于他儿子被捕的消息，当时不仅轰动了上海，连许多大城市的投机商人也为之大吃一惊。这件事的经过，我当时在上海，比较清楚，它的内幕谈起来是相当复杂的。
1948年夏天，由于法币贬值得更厉害，物价的狂涨，的确惊人。当时蒋管区内一些地方的物价，往往是以上海的行情为转移，跟着涨落。蒋介石总希望凭借人力把物价压下去，先后曾几次给杜电报，请他筹措平抑物价的办法。他当时很清楚，他不可能想出办法解决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我记得他第一次接到这个电报时，曾对我和几个常接近他的人谈过，只有采取标本兼治才能有效。他复电蒋便提出了“进行劝导与纳游资于正轨”两项方法。据说蒋对他这样空空洞洞的意见很不满意，又要他提出更具体的办法。他找了不少谋士，研究一番之后，便提出了吸收游资的最好办法，是抛售一定数量的物资，使大量法币回笼，市场可望稳定。他当时认为很得意，曾向孔祥熙谈过，孔也认为是一项好办法，只是南京政府控制的东西太少了。蒋介石又向很多方面征询意见，不少人的主张和杜相同，最后才决定了收回游资的几项紧急措施，主要是出售几个所谓国营企业的股票和国库券，同时抛售接收的敌伪物资和美援物资。
这一紧急措施得到的结果，是所有抛出的物资很快便被抢购一空。因为消息灵通的“南京客人”早带着大量现金赶到上海，这些陌生的顾主比上海的投机商人不但人数多，而且钞票更多。他们购到的东西，马上就能弄到交通工具运往内地。这样一来，南京政府手中不多的一点东西，眼看快要抛光，而物价仍未能平定下来。法币一面回笼又一面大量出笼，上海的游资还是异常雄厚。这不但是蒋介石始料所不及，连杜月笙也感到惊异不止。他告诉我，他最初的确认为抛物资是一项有效的办法，却没有料到南京方面会有这么多人赶到上海，而且能把抛出的东西一口吞下去。
由于这一着棋失败，蒋介石的愤怒也发到了杜的头上。当时传说蒋认为杜不是诚心帮他解决问题，而是伙同投机商人把库存物资抢走囤积起来。他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曾大叫冤枉。
金圆券发行前夕，蒋介石把他和上海金融工商界的头面人物找到南京去商谈。回来后，他便对我说，这是蒋介石在打招呼，希望大家帮他进一步搜刮。他对蒋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帮忙也帮不上。
金圆券发行的头一两天，物价没有波动。第三天便不客气开始上涨。蒋介石派出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和俞鸿钧到上海坐镇。名义上俞是经济督导专员，实际上他早看准要失败，因而不肯出面，连开会也要刘攻芸代替。蒋经国是副专员，却自恃有“尚方宝剑”，决心借几颗人头来挽回这一局势。
我当时便听说小蒋原来决定左右开弓：一面打击一下官僚资本；一面压制地方势力。他选中的对象便是他的表兄弟孔令侃。这个一向倚仗父亲孔祥熙势力横行不法搞惯了的扬子公司年轻董事长，搞不法的黑生意名震一时，谁也不敢惹他。当时如果能把他拿来开刀，是可以暂时使许多官僚资本家敛迹一些的。小蒋去南京向他父亲请示，蒋介石为了要维持他的统治，也同意牺牲这个外侄。我当时是扬子公司的董事，常和孔令侃一起玩。这个消息传来，孔有点恐慌，便决定请小蒋吃饭，当面拉拉言语，结果小蒋不接受他的邀请。他一看苗头不对，连夜赶往南京向宋美龄去哭诉，经宋向蒋介石提出坚决反对办她的外甥后。蒋立刻通知小蒋另行选择对象。孔令侃得意扬扬地回到上海，见到熟人便说：“看他（指小蒋）能把我怎么办？”
蒋经国办不了孔令侃，便决定要在杜的身上来显示一下自己的权力，蒋介石也同意拿这个老伙伴来替代孔令侃。嗅觉灵敏的杜月笙，早就提高了警惕。蒋经国到上海后没有去拜访他，他已处处留心，使别人不易在他身上找出大毛病。小蒋的特务找去找来才从他儿子身上找到了问题。杜维屏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仗着父亲的关系，一向很吃得开，经常搞点投机倒把，在他看来完全不算一回事。那次是在交易所外面抛售了永安纱厂股票两千八百多股，在他看来，真是小事一件。没有料到蒋经国在这件小事上大做文章，以“连续在非其交易所买进卖出，进行投机倒把”这样一个罪名，把他和另外两个同样情况的人逮捕。
杜月笙得到这个消息，虽气个半死，表面上却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还口口声声说：“这孩子破坏了交易所的规章，应当办。我决不去保他。”
杜维屏这个“所外交易”的罪名，无论小蒋如何想扩大，也到不了死刑。因为当时比杜维屏严重得多的人多得很，便只好送他到法院勉强判了八个月徒刑。一送法院，都知道不会成问题了。杜维屏也声明不服，延请了几个律师上诉，拖到11月间，法院只好改判六个月，并准以罚款了事。
蒋经国原以为这么来一下，可以把操纵市场的投机商人骇倒，结果却失败得更快。杜自己虽然害怕再塌台，不敢直接去和他作对，可是暗地里，却极力支持他的手下去兴风作浪，自己从旁看热闹。金圆券的贬值比法币更快，没有好久，上海市场物价便由硬性的“限价”改为“议价”。议了几天，又恢复到以前的“随意涨价”了。小蒋在上海搞了不到三个月，毫无起色，只好灰溜溜地跑回南京。这时，杜才抱着幸灾乐祸的神情，再度在公开场合露面。
抗战胜利后，他做六十岁生日时，虽远不如杜家祠堂落成时那样的气派，但蒋介石等还是给了他不少面子，因此他还想再次检阅一下他在上海的力量。在竞选当国大代表时，他想和CC较量一下，便决定参加上海市的“国大”竞选。他明明是以CC为对手，却偏偏要CC在上海的骨干分子吴开先领头提名，当时了解他的人都称赞他这一招很高明。表面看他还是在靠拢CC，但等到他发动全部力量暗中活动，想在开票时抢个第一时，便被长于搞这一套的CC分子看出他想借此来抬高身价。于是集中力量进行压制，坚决不让他抢到第一。开票那天，他还很有信心，认为可以得到压倒一切的多数票，结果又出他的意外，市参议长潘公展得到了第一，在上海向无基础的市党部主委方治得了第二，他被压到第三名当选。当时他非常后悔，不该去参加这次竞选，屈居于潘、方两人之下，在他看来，是件很不体面的大事。
当国大第一次在南京开会，他又想选入主席团去露露脸。最初他以为南京方面的老朋友会支持他，等到要选主席团的头两天，他一摸情况，才知道可靠的票少得出他意外，他的确感到非常着急。要他坐在下面而登不上主席台，他又认为是件丢人到极点的事。他连夜找我商量，神情沮丧。我立刻答应尽力帮忙，他才转忧为喜。他告诉我还差四票，我为了怕别人临时拉他的后腿，便给了他六票。开票时，果然答应他的又少了两票，加上我多给他的两票刚好选上。他对此感激万分，回上海后，便要我把这两个投他票的黄色工会负责人请去吃饭，亲自殷勤招待了一番。
在这一段时期内，他知道自己越来越走下坡路了，过去那种挥金如土的作风也变了，左手进钱放入腰包，右手进钱也放入腰包，很不容易向外掏出了。
解放前夕，我和他都决定出卖在杜美路的房子，那时只有美国人肯花钱买那些东西。我11号的房子卖了一百七十根金条，他70号房子卖了四十五万美元。他带着这笔款逃到香港去当寓公。1951年秋天他去世时，听说只剩下二十五万美元的遗产，由孟小冬和几个老婆瓜分了。
他死后，顾嘉棠和他老婆把他的尸体运往台湾，停在寄柩所内。
（范绍曾口述 沈醉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