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并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幸福的童年。但在荣登“龙椅”之后，他却一再妄想给自家脸上涂脂抹粉，并精心扶植了一批“皇亲国戚”。那么，蒋氏家族究竟渊源何处？早年蒋介石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他为什么对家乡总是怀有一份特殊的依恋之情呢？
一、蒋氏家族秘史和蒋介石的故乡情
蒋介石统治旧中国二十多年的历史事实，几乎妇孺皆知，但关于蒋介石在家乡奉化溪口的有关情况，以及蒋氏门中不可告人的秘史，外界虽有一些传说，却多是语焉不详。我在1924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28年10月，蒋介石要办武岭学校，委我当上武岭学校校长，因而我和蒋家一班“皇亲国戚”——如蒋介卿、孙琴风、宋周运等交往频繁。兼之我又是奉化人，对蒋介石的家史及其行为略有所知。现就记忆所及，提供一些资料，作为整理蒋介石史料的一点参考。
为了充实资料，我还访问了全国政协委员毛懋卿、奉化九六老人孙表卿，承他们不厌其详地加以补充。
蒋氏先系及其家族
一、蒋氏先系之谜
溪口是奉化北乡一个商业发达的市镇，地处四明山南麓，那里的居民以蒋、周、毛、任四大姓为最多，占全镇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四姓之中，蒋姓尤多。
溪口蒋姓分支甚多，蒋介石的族派里奉一出家的和尚为太公。相传南梁时，奉化有蒋宗霸者，常与岳林寺的游方僧号布袋和尚者为友。蒋宗霸笃信佛教，布袋和尚教他常念“摩诃般若波罗密多”为日课，乡人遂称蒋宗霸为摩诃居士。这个摩诃居士后来弃家出走，拜布袋和尚为师，在宁波东乡小盘山上筑庵修静，死后就葬在小盘山上弥陀寺旁，蒋宗霸有兄弟二人，他是老二，所以溪口蒋姓家族的子孙都知道小盘山有所谓“摩诃太公”的坟墓，每年清明时节例须前往祭扫。
蒋氏在溪口发族始于何时？祖先究从何处迁来？这一问题，蒋姓子孙向有不同的说法，从来没有过定论。在宗法社会中，这本来是一件平常的事。蒋介石坐了“民国皇帝”这个宝座后，效法封建帝皇修谱耀宗，对此颇加重视。根据蒋氏历代沿传下来的家谱上记载，就有两种说法：一说溪口蒋姓是从江苏宜兴迁来的；另一说是从宁波城里迁来的。1947年下半年，蒋介石要重修家谱，派他的秘书沙文若去进行。他两次派人到宜兴多方探查蒋氏祖宗遗迹，据回报认为查无实据，难资凭信。次年，蒋介石自知政治命运不长，迫不及待地派沙文若去复查，限期三个月查清，重修家谱。沙文若因时间太迫，面有难色，蒋才宽限至六个月完成。
修谱工作，名义上由吴稚晖、陈布雷两人为正副“大总裁”，实际上由沙文若负责。沙于1947年由京来甬，找到他的朋友冯孟颛、朱赞卿、杨菊庭三人从旁协助，并向各人赠送蒋介石签名题款的照片一帧，以示“宠待”。于是经过初步商讨，由朱赞卿提供地方志和各姓家谱一类的藏书作参考，冯孟颛拟定修谱条例，杨菊庭写文章考证蒋氏始祖的来历。沙文若自己带着两个帮手去到宜兴遍找当地蒋姓旧谱，一一查对考稽，找不出奉化蒋氏始祖来自宜兴的根据。后来杨菊庭根据蒋氏旧谱内来自宁波的一说，言明为四明的“竹湖蒋氏”，他便在这“竹湖”两字上大做文章，从清初全谢山所著《湖语》一书里找出“腰带湖即古之竹湖”这一说法。他又从《四明谈助》里查到，北宋时，有个金紫光禄大夫蒋浚明，生有二子，二人同年中进士。蒋浚明的老师丰稷就命名其家第为莲桂坊，从此竹湖就以莲桂坊而得名。而蒋浚明原籍奉化。杨菊庭以此为据，作了一篇《莲桂坊蒋氏考》，证明北宋时代的蒋浚明为溪口蒋姓的祖宗。
蒋介石这次重修宗谱，追溯先系，巴不得找出一二个有地位的祖先，用以炫耀门楣，所以看了《莲桂坊蒋氏考》，便大为赏识，急命吴稚晖撰文镌碑，在宁波白水巷蒋氏宗祠（即莲坊街蒋家祠堂）前立石作传，奉蒋浚明为蒋氏祖宗。沙文若另撰《先系考》一文，与《莲桂坊蒋氏考》均附载于新修的蒋氏宗谱中。
二、蒋介石父兄的身世
其实，蒋介石的祖宗是谁，已属渺不可稽，姑妄言之，不能作为史实依据。溪口老年人中，尚知蒋介石的祖父蒋玉表，贩盐出身，到了晚年就在镇上开设玉泰盐铺，先以酿酒贩盐为主要业务，以后逐渐扩大营业范围，兼营食米、菜饼及石灰等项。这家盐铺传到蒋介石父亲蒋明火（字肃庵）手中，业务达到顶点，与溪口大地主毛颖甫（绍遂）所开设的太昌盐酒店及离溪口十里肖镇孙昭水开设的永兴行是同业，三人互相勾结，关系搞得很好。他们除自己酿酒外，盐和石灰两项，均须至外地采办。盐是从余姚和宁波运来，石灰产自富阳。蒋明火因为经常要到外地去办货，便委托葛竹人王贤东掌管店务，兼任司账。
蒋明火元配徐氏，1874年生女名瑞春，嫁与任宋村宋周运为妻；1877年生子名周康，字介卿，号锡侯。徐氏死后，蒋明火续娶肖镇孙姓女为继室。孙氏无所出，寻亡。旋由其店中多年当手王贤东作伐，聘娶王的堂妹再嫁妇王采玉为填房，她就是蒋介石的生母。
王氏生二子二女：1887年生长男名瑞元（即蒋介石，阴历九月十五日生）；越三年，生长女，名瑞莲，嫁给后竺村竺芝珊为妻；又过三年，生次女名瑞菊，出生不数月即夭亡；瑞菊死后过三年而生次男瑞青，养到三岁又死了。奉化旧俗，富裕人家对未成婚的子女死后，父母仍须与他们凭媒聘娶，名为“阴配”。会有当地开设南货号王永泰的主人有女新亡，两家门当户对，就以王氏女嫁给瑞青阴配为妻，也算结了一门儿女亲家。
1895年，蒋介石九岁（虚岁，下同）时，他的父亲蒋明火染时疫暴卒，玉泰号店务由其异母兄蒋介卿掌管。蒋介卿年十九岁，娶妻单氏，兄弟分家而居。玉泰号及外面放出的账款，均归蒋介卿。王氏及其亲子介石，分得老宅三间楼房，小溪岙法华庵田地三十余亩和一片竹山。蒋介卿是不信佛教的。有一次奉化岳林寺和尚来化缘，适介卿与人雀战失利，回头看到身边有一僧人驻足旁观，认为和尚是“空门”，就迁怒于他，怒而打了和尚秃头一下。王氏与之争吵，从此母子间感情失和。后来蒋介石在《哭母》一文中有“内弭阋墙之祸”这样的字句，即隐指兄弟分家、母子失和这件事而言。
蒋介卿出身虽为禀生，实际不学无术，是个十足的草包子，糊涂虫。他性情暴躁，仗势欺人，闻名闾里。他平生有三种爱好：一好嫖妓，二好骂人，三好赌博。他自父亲去世后，接管玉泰号当了大老板，终日在店内邀集一般同业友好，打麻将取乐。有时他输了钱，与人发生争执，动辄就打别人耳光。溪口人多知他有横蛮不讲理的粗暴作风。1921年春，由蒋介石推荐，他曾出任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带了同乡俞飞鹏去接任。他在英德县长任内，胡乱治理，声名狼藉，不久就被撤职。新任县长前往接替时，发现县内库存欠亏，省府要扣押蒋介卿，经蒋介石去电缓颊，大意说，关于蒋介卿移交时所欠款项，概由本人负责，准其交卸回籍。从此他便回到奉化溪口闲居。直到1927年时，蒋介石在上海大华饭店与宋美龄结婚，蒋介卿以家长身份主持婚礼，宋美龄知他赋闲家居，介绍他出任浙海关监督。浙海关监督官俸每月三百六十元，管辖镇海、象山、慈溪海门等十三个常关（后缩编为十一个），每个常关例须向监督“孝敬”，每月自一百元至三百元不等，视关卡大小而定。蒋介卿于1928年5月11日上任，至1930年春，以其营私中饱之所入，在宁波城内九曲巷购置精美住宅一所。此人好色如命，先纳妓女程爱卿为妾，同居一年余离去，后又纳妓柯姓女。蒋介卿在浙海关监督任内，仗乃弟势力，兼任浙省府委员。1933年春，浙海关将十一个常关划归通税局管理，内部人事略予压缩，成为一个清闲的衙门。蒋介卿在宁波买屋纳妓，声名很坏，蒋介石也觉得有碍他的“政誉”，会有镇海贵驷桥人刘灏（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因患神经衰弱症不堪军职重任，蒋着其于1935年7月接替浙海关监督，仍保留蒋介卿为浙省府委员职位。当刘灏奉命前来接任时，蒋介卿怕办移交，对其亲信秘书忻葭昌说：“老忻，不瞒你说，我生平最怕的是办移交，这事全仗你偏劳了。”忻如命整理公事账册，草草了事。蒋介卿卸任后，宋美龄一度想叫他做上海江海关监督，而蒋介石怕乃兄在官场出丑，对蒋介卿说：“此事暂缓进行。”以后就没有下文了。蒋介石在经济上尽量供乃兄挥霍享用，却不愿放他去做大官。此后蒋介卿就一直在溪口作威作福，成为当地的土皇帝。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突然爆发，消息传到溪口。那蒋介卿适在任家吃进谱酒，他是修谱的大总裁，正当高踞上座，举杯畅饮之时，忽闻乃弟介石被扣消息，惊惶失措，立即掷杯罢宴，回到家中，就一病不起。蒋介石从西安被放回南京时，蒋介卿病势已沉重，其女华秀打电报向蒋介石陈述病况，蒋复电说：“昨日接到华秀电，长兄有病，在家静养，派人送参。”次日，果然送来人参十枝，可是蒋介卿病已入膏肓，无法挽救，拖延到是年12月27日，就不治身亡。他有子名国柄，宁波商校毕业，1928年到日本士官学校学陆军，一二八后回国。蒋介石派他在俞济时的八十八师充见习官，他不去，在溪口闲居了几年，后来又跑到庐山去见蒋介石，当面要求工作。时适陈诚在旁，蒋就对陈说：“国柄的差事交给你安排。”事后陈诚派蒋国柄为某部团长。陈身怀委令去找蒋国柄，遍找无着，原来他已去汉口游历，陈只得如实告诉蒋介石。蒋闻而大怒，从此不再委蒋国柄差事，蒋国柄就一直在溪口闲居。他与元配妻子闹离婚，再娶肖王庙孙维梅为妻；后来又在杭州迷恋一女，互论嫁娶，对方坚持须与孙女正式离婚，才肯嫁给他，而其父蒋介卿极力反对，国柄以所愿不遂，受刺激而精神失常，从此成为一个疯疯癫癫的痴子，以后一直没有做过事。抗战时，溪口沦陷，蒋经国接他到赣南去住。全国解放前，又随蒋经国流亡台湾，生一女已长大成人。
蒋介卿尚有一女名华秀，由李宗仁介绍嫁给桂系军人，姓韦，当任团长，是白崇禧的外甥。抗日战争时，华秀随夫去重庆，委托律师黄荣昌将乃父在宁波曲巷的住宅高价出售。当时有一投机商人想与蒋介卿的家属通好，毫不思索地将此宅买下。
三、关于蒋母王采玉
蒋介石的生母王氏名采玉，生于1864年阴历十一月初九日，是本省嵊县葛竹村人。其父王有则，以贩卖土产为业。她有兄弟五人，四弟王贤巨，五弟王贤裕，余二人不详其名。王氏先嫁给本地人某某为妻，夫亡，在娘家茹素念佛，度其寡居生活。但那时王氏只有二十二岁，她的哥哥王贤巨、王贤裕都劝她改嫁，庶能终身有靠。适蒋明火继室孙氏新丧，由其堂兄王贤东说合，嫁给蒋明火为填房，次年（1887年）生蒋瑞元（即蒋介石，又名周泰），其后生女名瑞莲、瑞菊及子瑞青。
1895年，蒋明火染时疫去世，王采玉又成了寡妇。王氏带着亲生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与前妻所生子蒋介卿分宅而居，抚养着三个均未成年的孩子，内心是非常苦闷的。她除了诵经拜佛聊解心烦外，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望子成龙”。谁知蒋介石偏不争气，从小就顽皮淘气，使她大为失望。王氏是个火气大、性子躁的妇女，教不好她的儿子，便痛加鞭挞，采用打骂来教训子女。后来蒋介石到了统治者地位，自述童年时代这一段经过，将王氏对他的打骂，喻之为“孟母断机”，而实际情况是如此而已。
蒋介石十五岁时与毛福美结婚。因婆媳二人个性不同，感情不很融洽。
王氏在生前曾对蒋介石谈起自己百年后的坟地。因为蒋介石的父亲和前妻徐氏、孙氏的坟墓合葬在溪口镇北一里许的桃坑山，如果将王氏棺柩与他父亲合葬，王氏就得屈居徐、孙之下，这是王氏所不愿的。蒋介石当初曾向他的生母建议，将桃坑山父坟迁葬，单独与王氏合穴，但王氏亦不愿这样做。她态度坚决地说：“瑞元（蒋的小名），你千万要记住，我将来坟墓不要与父亲合葬。”蒋介石是个满脑子封建迷信的人，他请了广东和江西走红的风水先生在溪口附近到处找寻“龙潭虎穴”、子孙兴旺的好坟地，最后选定在白岩山山岙，作为他母亲的墓穴。
1921年6月14日，王氏因患心脏病致死。蒋介石当时已进入国民党的上层集团中而初露头角。11月间出殡时，孙中山曾派许崇智为代表前来致祭。蒋介石得势后，在蒋母墓道半山中起造坟庄三间，题名为“慈庵”，他撰了一篇题为《先妣王太夫人事略》的纪念文，夸耀说：“中正年十八蓄志东渡习陆军”，实际上他到日本进振武学校是在1908年，应该说是二十二岁，王氏是个粗识文字的女子，能念《心经》及《大悲咒》。他在事略中竟说：“先妣于楞岩维摩金刚观音诸经皆能背诵注释，尤复深明宗派。”把一个封建迷信的念佛老婆子说成是一个精通经典的佛教徒了。
四、一群“皇亲国戚”
蒋介石最“尊敬”的亲属是他娘舅孙琴风。孙为蒋明火继室孙氏堂兄，商人出身，有目疾，在宁波浩河街开设新顺木行。蒋介石在外读书时，曾得孙资助成行。其后蒋爬上政治舞台，想给娘舅封官赐爵，但孙琴风以为从政不如经商，不想下海，后来蒋介石就请他在溪口主持蒋宅丰镐房。蒋在溪口大兴土木，耗财达数十万，均由孙琴风掌握银钱进出。孙无子，以侄儿孙经骧为过房子，后来经蒋提拔为农民银行发行主任。孙经骧子义宣，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初充侍从室助理秘书，逃往台湾后，蒋介石送他一万美元叫他到美国留学，曾任蒋集团驻旧金山领事。
蒋介石的姊夫宋周运，住在离溪口二华里的任宋村，粗识文字，出身农民。此人爱钱如命，很是吝啬。1930年9月，我为学校公事常去看他。当时蒋的丰镐房老家主人有二，一是孙琴风，年老目花，终日坐在室内谋划一切；另一个就是宋周运，专事外面奔跑工作。有一天，他从外面回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问他何以至此？他说：“刚从宁波步行回来，所以跑累了。”当时鄞奉公路已于是年五月通车，问他为何不乘车，他说：“买一双布鞋只要大洋四角，汽车票来回需一元六角，可买四双布鞋，我可用两年，太不上算了。”宋有长子名涨林，在农民银行当一小职员；次子涨生，一度在丰镐房当账房（涨生有子名明义，现在台湾）；三子名祥生；女名林香，嫁与邻村王阿孝为妻。
蒋介石的妹夫竺芝珊，店员出身，文化不高。他于北伐誓师前被蒋罗致去当广州佛山的筹饷委员，以后又提升为萝州税务局长、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津浦铁路车务总段长等职。其子竺培风，学航空。回国以后，蒋介石对他期望甚深，视为维护国民政府的后起之秀。蒋介石对蒋纬国和竺培风，却是另一种神态，还可以跟他说几句笑话。竺培风在重庆时，娶四川军阀杨森之女为妻，生一女。解放战争初年，竺培风驾运输机装运军需物资前往西安胡宗南军区，因载负过重，飞机在驶过河南境内时失事，竺培风坠机殒命。侍从以此死讯进告蒋介石，蒋正在批阅公文，惊愕失措，悲痛得把手中握着的一支毛笔，猛地一掷，立即停止办公。
蒋介石母亲王氏方面的本家，后来经蒋提拔起来的有王氏的堂曾孙王徵莹（号惜寸）。此人在剡壮毛家滩蒙馆教过书，曾任浙江省财政厅长及中国农民银行常驻监察委员多年，在杭州造币厂附近造了许多房屋。解放前跟随蒋集团逃亡台湾。又有一个贪污有名的王震南，是王氏堂兄绰号“小汤果”的儿子，北伐时在总司令部充军法处长。国民党于1948年10月在上海发行金圆券，搜括民间存贮的黄金和美钞时，王震南适为上海市特刑庭长，将一批被蒋经国扣押的经济犯抓在手中，利用职权，大肆敲诈，得以私囊饱满。上海申新纱厂经理荣鸿元，据说曾被他敲了一笔竹杠。
蒋介石的早期生活
一、童年时代的蒋介石
蒋介石于1887年阴历九月十五日生在溪口经堂弄本宅，乳名瑞元。他性情暴戾倔强，凶狠好斗，这是他父亲蒋明火的遗传性格。他和镇上的儿童游嬉，经常要做孩子们的“头头”，如果有人不听从他，他就联合一班和他要好的儿童，殴打不听从他的儿童。他有时喜欢强出头，干涉别人的事，不少本领实从幼年时就养成。他上学以后，每于课后邀集一大群少年同学到溪边沙石滩去作械斗游戏，有的拿着木棍，有的手持竹刀竹枪，排列阵势，由他发号指挥，常常打得头破血流散场。他的母亲王氏因他常要闯祸，对他管教很严，但他对生母的责打视若寻常，依旧我行我素。有一次，王氏实在气愤不过，随手拿起一根杠棍要打他，他急忙钻进床下去躲藏，王氏举棍向床下捣他时，被他猛力推开，迅即从床下钻出来逃之夭夭，气得王氏号啕大哭。凡此种种，溪口镇上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知道。
蒋介石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从小到大，“领袖”欲极强，要处处爬在别人头上，以“大阿哥”自居。据蒋小品回忆说：蒋介石童年时和他一起在本镇蒋周益蒙馆读书时，他对同学们说：“我若做官，要做没有人管我的大官。”
蒋母也是一个性情暴躁的人。由于她丈夫早死，和丈夫前妻的儿子（即蒋介卿）又相处得不很好，家里内外诸事都要由她一人处理，做事不顺手的时候，火气就更大了。所以王氏对蒋介石是“夏楚频施，不稍姑息”。（见《蒋母事略》）母亲不讲道理，儿子更是放肆胡为。蒋介石幼年时就是这样接受家庭教育和影响的。1936年10月30日（阴历九月十五日）为蒋介石五十岁生日，他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报国与思亲》的文章，将他后来能爬上政治舞台、窃据高位的成果，归功于王氏对他的“督促和教育”，并表示自己如何“孝顺”他的母亲，以寄托他的哀思。蒋介石在溪口上白岩山蒋母墓前自撰的一副对联，上联是“祸及贤慈当时顽梗悔已晚”，倒还比较切合实际。
奉化习俗，早婚之风由来已久。蒋母和蒋介卿分居后，依靠收租所入，过剥削生活，里里外外都得她亲自经管，很需要有个帮手管理家务。因此，蒋介石十五岁时，就聘娶岩头毛祥丰的女儿毛福美为妻。但那时他还是一个不大懂事的孩子。据毛懋卿回忆说：那天蒋介石和他的妹妹毛福美结婚，礼毕后，正当燃放爆竹，把新郎新娘在爆竹声中双双送入洞房之际，蒋介石好动的脾气发作了，他把头上的红缨帽掷在一边，三步并作两步，跨出大门，去跟凑热闹的村童抢夺爆竹去了，弄得新娘站立不安，处境十分尴尬。当时一群前来观礼的客人，莫不掩口暗笑，摇头叹息。
浙东一带农村，常在春节农闲期间，组织掉龙灯和跑马灯，到镇上及近村人家去贺新年，这也是“打秋风”的一种手法。领队的人多为村里游手好闲的二流子。蒋介石从小就喜欢掉龙灯，因他人小，不能掉龙头，他就杂在龙灯队里掉龙尾。在他结婚后一年的春节里，他领了溪口龙灯队到岩头村岳母家去贺元宵，并要求预备酒饭。他的岳父毛鼎和看了他大失所望，当面斥为“外攀”（奉化俗语，意为衣冠不整，纽口，歪扣，借喻为骂人的土话）。蒋介石听了很气愤，就对岳父顶撞了几句。从此不愿意再到岩头去做客，对毛氏也因而疏远。1927年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回到溪口，住在雪窦寺妙高台别墅，毛鼎和特地坐了风凉轿上山去见女婿，可是蒋还牢牢记住当年掉龙灯被斥之事，吩咐侍从人员挡驾不见。
二、从师考略
1894年，蒋介石八岁那一年，进了溪口镇上本族人所设的蒙馆里上学。他的启蒙老师叫蒋周益，出身廪生。蒋介石先后读了将近五年时间。蒋周益对待学生非常严格，蒋介石常遭其呵责，颇以为苦，后来就转到畸上竺景崧蒙馆里去读了三年。竺是他姊夫宋周运的远亲，宁波法政学堂毕业，长期在宁波挂牌当律师。到了1902年，他又转到岩头村毛思诚（勉庐）蒙馆里读了一年。
逊清末年，旧式蒙馆渐形没落，纷纷停馆转任新办学校的教师。毛思诚也结束了岩头的蒙馆，到宁波去当第四中学舍监。这时，奉化城里原有的龙津书院首先改革学制，创办龙津学堂，主办人严筱轩，聘有两个日本人当教师，学生趋之若鹜，城内另一派学者不甘示弱，接着也创办凤麓学堂。这些新兴学堂，师资水平较高，规模较大。蒋介石先在凤麓入学，不久因闹风潮就转到龙津续学。他在这时，结识了很多的老师和同学，除凤麓校长周枕琪及其弟周枕琴以外，同学有江环清、张席卿、俞镇臣、陈泉卿和城内结识的周日暄、俞飞鹏、朱孔阳等人。北伐前后都被他罗致去充当部下，助他踏上早期政治舞台。
1905年，蒋介石又转到宁波城里西河沿文昌殿陈家祠堂里顾清廉（葆性）主讲的书馆。顾清廉，廪生出身，鄞南姜山下塘人。蒋介石初入其馆，顾不予重视。其后蒋去日留学，假期内回到宁波，住在文昌殿，顾从这时起，把他看成得意门生，并请蒋教体操课，有过一段时间关系颇密。蒋从日本回国后，曾劝顾到日本去“镀金”，顾听信蒋言，于1912年去日本学习，一年后回国，仍从事教育工作。蒋介石从顾学，时间只有一年。读的是《古文观止》和《东莱博议》，课余自学《纲鉴易知录》，并作笔记。
陈家祠堂右首楼上和楼下是顾清廉书馆，奉化的学生居多，很多学生都住宿在书馆内；左首楼下是陈韶笙所设书馆的所在，陈云订在这个书馆读书。蒋介石虽与陈云订不同馆，课暇时相过从，并且还在文昌神像前叩头发誓，互换兰谱，成为蒋介石在宁波求学时的“知心”朋友。
蒋介石于1906年考取浙江武备学堂，用的名字是蒋志清。他的母亲不赞成他去学陆军，他寻思无计，偷了他妻子毛福美的首饰箱，离家出走。路过宁波时，他先到森顺木行舅父孙琴风处求助，欲将首饰变卖充作路费。他的舅父当即给他现洋一百元，叫他安心前去，首饰箱则留下送还给毛氏。在武备学堂时，与同乡孙星环同学，孙的学业成绩比蒋优良。蒋在武备读了一年，又欲投考保定军校。
1908年，袁世凯小站练兵，欲造就一班受过新法操练的下级军官，经与日本外务省议定，先在东京设立一所振武学校，作为中国留学生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的预科，于是在保定军校内选拔一部分学生去到日本学陆军。第一批留日进入振武学校的学生有一百余人，蒋介石即是其中之一。振武学校定期二年卒业，然后升入士官学校。按照士官学校的规定，学生在未上学科之前，先要下联队当兵实习。蒋介石被派到日本高田炮兵联队入伍，当了半年多士兵。1911年武昌起义，他离日回国，参加起义军，从而结束了他的学校生活。
三、早期跟蒋介石交往的一些人物
蒋介石的父亲是盐商，胞兄蒋介卿出身廪生，所以他在幼年时，便挤入上层剥削阶级中找寻“前辈”与“友好”，作为自己向上爬的社会基础。溪口玉泰盐铺与太昌盐酒店及肖镇永兴行鼎足而立，三店老板世交颇厚，所以太昌的毛颖甫和永兴的孙昭水便成为蒋介石的父执。蒋在留日期间，曾得毛颖甫多次资助，后来蒋爬上政治舞台，令毛的长子毛庆祥为北伐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后来又升任为军委会机要科长。毛颖甫本人宁波法政学堂出身，后来蒋派他为监察委员，在家坐享“清福”。孙昭水之子孙表卿少年中举，旧学颇具根底，对儒家学说有独到之处，蒋介石对他十分敬重，不时送些礼物给他，但只是“敬而不亲”。1929年以后，蒋给他挂上一个行政院参议的名义，以示笼络。
肖王庙孙姓中尚有一个进士出身的孙锵（号玉仙），与蒋介石的舅父孙琴风隔河而居。蒋幼年时到孙家探望舅父，必至孙锵家做客，与孙锵的四子孙星环、五子孙洞环是总角交。孙星环一度与蒋介石在浙江武备同学。二次革命时，蒋在陈英士手下当沪军团长，孙星环为该团第一营营长。讨袁战役失败后，蒋逃往日本，孙星环在浙军陈仪师下任连长。蒋任黄埔军校校长，邀孙在该校编译馆任事，旋又改任为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参谋处长。北伐出发时，调任总司令部高参。南京成立宪兵团时，孙任团长。陈诚出任南京卫戍司令，宪兵团划归陈诚指挥，孙星环改任为镇海要塞司令。其弟孙洞环考取浙江省留日官费生学医，在日本与蒋介石、杨志春（后任总司令部军械局局长）等五人结拜兄弟，毕业回国后，任北京政府热河陆军医院院长，北伐时被蒋介石罗致为总司令部军医处长。北伐后，孙一度担任陆军医院院长。蒋取得政权，地位逐步巩固后，对孙洞环日渐疏远，只给他一个少将高参的闲职。其兄孙星环，镇海要塞司令卸任后，闲居奉化，于抗战时，恳求俞济时代向蒋介石求职，蒋问陈布雷浙江省政府委员可有空缺，陈与孙家向有世交，批呈谓：“虽无空缺，但可增补。”蒋即批示委任孙星环为浙江省政府委员，着其立即离奉赴云和报到。
肖王庙孙鹤皋，与蒋介石相交颇早。孙留学日本，是学经济的。他在上海从事投机买卖，与本家孙性之及奉化同乡应梦卿诸人合开沪海证券号，并为物品交易所的常务董事。蒋介石在上海与戴委陶、陈果夫经营投机交易时，蒋自己不出面，多委托孙鹤皋为代理人，两人沆瀣一气，关系密切。蒋在广州誓师北伐以前，孙鹤皋前往投靠，北伐军光复武汉，蒋委孙为武昌海关监督。宁汉分裂后，孙到南京任总司令部经理处副处长。北伐后，孙出任京沪铁路局局长，旋又调任为津浦铁路局局长。孙上任不久，内定升任为交通部铁道司长，被俞飞鹏向蒋介石告了一状，谈他在津浦铁路局长任内有贪污案，兼之孙有阿芙蓉癖。此后孙即投身金融界，抗战时任重庆四明银行总经理。孙鹤皋老家肖王庙起造孙氏新祠堂，耗资五万多，全部由他捐助，可见其家底之厚。
蒋介石早期老师中比较亲近的是顾清廉，等到蒋地位煊赫不可一世时，顾已过世。其他老师，像竺景崧，后来被蒋介石任命为立法委员。毛思诚一直担任总司令部军委会文书科长。据说，肖王庙孙锵对蒋介石杀戮异己，妄动干戈，深为不满，屡次写信给蒋介石，劝其爱惜生灵，此信例由毛思诚转达，毛拆阅后，认为不宜转呈，均私自撕去塞在字纸笼里了。
凤麓学堂第一任校长周枕棋，蒋登台后，委他为宁波烟酒专卖局局长、总司令部参议等职。其弟周枕琴，北伐前为黄埔军校军需部主任，1925年改任第一军军需处长，调东江总指挥部经理处长，北伐后，一度任浙省财政厅长。军委会军需署成立，周任军需署长，一直到1942年病死在重庆任内为止。
蒋在奉化城内风麓、龙津两校读书时结识的同学和朋友中，江环清，奉化棠岙人，本人早死，其子江庆裕为蒋侍从秘书。张席卿为奉化剡界岭人，后来担任北伐军总司令部谘议，其子张纪云为总司令部秘书。陈泉卿为奉化船岙人，是剡源乡有名的大恶霸。其子陈式正，黄埔第一期学生，仗乃父与蒋有同学之谊，爬到师长职位。他以贪污所得买田两千余亩。抗战胜利后，他与人合办普运长途汽车公司（行驶路线是从溪口到新昌一段），解放后，逃往台湾。朱孔阳号守梅，商人出身，北伐时任军需处副处长，把很多同乡安插在该处工作。北伐后，长期担任浙江省政府委员。与朱孔阳同属奉化城里人的俞镇臣，去广东投奔蒋介石，被任为海山场主任，不久又提升为揭阳县县长。上任以前，为了索讨旧“欠款”，被当地农民打死。蒋介石为他开了追悼会，后来又提拔他的长子俞国成为天津航政局长，次子俞国华为侍从秘书。
奉化人跟随蒋介石爬得最高的，要算俞飞鹏。俞是奉化城里人，父亲当念盘（专门为丧事人家诵经超度的迷信职业者）。他青年时，当过体育教师，身体魁梧，大腹便便，望之若大商人，吹拍奉迎的功夫极好，经周枕琴、张席卿诸人介绍，与蒋介石搭上关系。蒋在沪军当团长时，委俞为军需之职，因贪污被撤职。蒋介石的胞兄蒋介卿到广东英德县去当县长时，经张席卿说项，俞被带去当科长。由于在英德县做事十分卖力，深得蒋介石重用。北伐军出发后，他由经理处长，一直爬到兵站总监督、交通部长、粮食部长等要职。其侄俞济时，黄埔一期生，原任八十八师师长，1942年在重庆，由俞飞鹏推荐为蒋介石的侍卫长，以后又擢升为军务局长，与陈布雷一文一武，操纵侍从室。俞济时的哥哥俞济民，也依仗乃弟的势力，抗战胜利后任浙江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长驻宁波，鱼肉乡民，有宁波土皇帝之称。
蒋介石在宁波的早期朋友里，陈方之跟随蒋介石当过多年的军医处长及侍从医官，林绍楷于1927年任宁波工务局长，林绍楠为国民政府驻台湾领事。关系较好的陈积澍（云订），蒋每次路过宁波，必到陈家去访谈。北伐胜利后，陈去找蒋，蒋叫他到杭州见浙江省代理主席蒋伯诚及财政厅长陈其采，弄到一个宁波洋广税捐局长，旋又调任为镇海船货税局局长，最后于海门第七区营业税局长任内卸职。蒋每年饬令军需署送一笔几百元年节，一直到1948年陈在宁波病死为止。
蒋介石在溪口的所作所为
一、溪口镇上的新老家宅及坟庄
溪口在奉化城北十五公里，为剡溪第九曲的出口处，故名溪口。此镇四面环山，街居剡溪北首，与溪边相连。街北都是比邻而立的居民住宅。街长一里半，东起武山，西至武峻公园。镇上商店林立，是奉化北乡大镇，亦是四明山南麓，山货集散地。过武岭入镇约五百步，是蒋介石的老宅丰镐房，再向西行约二百步，便是蒋明火当年开设的玉泰盐铺。这二处房屋均坐北朝南，面临剡溪。依照奉化传统习惯，兄弟分居后，各自另立房名，以示区别。蒋介卿分得玉泰号店房及其毗连的住宅，称为夏房；蒋介石分到经堂弄老宅三间，称为丰镐房。这丰镐二字，丰是代表蒋介石的一房，镐是代表他的亡弟瑞青一户。瑞青早死，由蒋经国兼祧承袭，所以称为丰镐房。此宅大门临溪口直街，进门有一条狭长的走廊，两旁是一片空地，种几行榆树、冬青点缀其间。老宅正屋三间，题曰“素居”，为蒋母及其妻毛氏住处。建筑结构为苏式楼房，窗棂多嵌五色花玻璃。室小精雅，别具风格。后面有三间平房，中间设蒋氏祖宗神位，额曰“祖堂”，有蒋介石自撰的一副对联悬挂左右。蒋介石踏上政治舞台后，老宅保留原式不动，另造新宅两幢，一幢在祖堂后面，一幢在祖堂西首，最后又拆去新宅后面的不少民房，起造一排十间中西合壁式的新屋，供卫队和宅内打杂仆役居住，屋顶有平台，便于瞭望警戒。此宅结构很普通，规模也不很大，但有一点很突出，就是楼与楼之间，都有走廊相连接，而且宅内楼梯特别多，前面都有走廊，雨天不必走湿路。这在不明情况的人看来，颇感奇特，实则为了预防意外被人暗算，万一遇有紧急不测情事，可借走廊逃逸。
溪口镇上居民，多筑有自造住宅，祖孙相传，世居于此。蒋介石为了光耀门楣，在老宅周围多次扩建新宅，迫使附近住户迁离他们的祖宅。这些被迫移让的住户，都是蒋姓的子孙，共有十余户，即蒋云金、蒋小福、蒋永福、蒋生才、蒋小云、蒋林生、蒋兴全、蒋公坤、蒋小桂、蒋周兴等。丰镐房的当事人虽然在上街另造房屋二十五间，供迁让住户居住，但这些住户是不愿离开他们的祖宅的，只是由于蒋介石位高势大，敢怒不敢言，只得忍痛就迁。其中蒋小桂一户，因坚决不肯搬进新宅，由丰镐房贴给少数迁让费了事。
丰镐房内部事务由蒋介石元配毛氏主持，对外联络事务则由蒋介石的娘舅孙琴风和姊夫宋周运二人当家做主，另聘一账席专司银钱出纳。丰镐房最早账户是孙琴风叫来的程传法，后由宋周运之子宋涨生担任，最后为唐瑞福，唐任职年份最长。蒋介石每次回来，为收买人心，例由丰镐房支出几百元分赠蒋族三房贫寒子孙，每人一二十元不等。
蒋介卿在广东当了一任英德县长，其后又在宁波出任浙海关监督，便在玉泰号原址起造住宅一所，前后共二进。新宅西首墙脚有石柱一块，上刻“玉泰盐铺原址”六字，出自蒋介石手笔。
蒋介石因丰镐房地处溪口街心，四周被民房包围着，警卫不够严密，另在武山临溪南端建造一所名为“乐亭”的“小洋楼”。根据当地人传统的说法，武山为溪口屏障。武岭与平地相接，过此则有高出水面数丈的高丘，临溪而止，作伏龙吸水之势，当地人一向称为“龙头”。蒋禁止附近农民在这里挖掘开发，说是怕破了溪口的风水。文昌阁建立在高丘之上，四周有石阶可登临上达。剡溪自西东来，至此转弯向北，形成一个深潭。溪边有许多大石头块。远近居民常至溪边游息，历来视作溪口的风景区，不准私人占用。蒋介石迷信风水，认为此阁二面临溪，一面临街，后有武山屏障，居高临下，全镇形势一览无遗。他不顾文昌阁为历来禁地和公共游览胜地，仗势将其拆除，即在原址造起了宫殿式二楼三底的“小洋楼”——“乐亭”。临溪有宽广的走廊，飞檐翘角，近水楼台。内部设备，均采西式，有暖气设备、浴室、大小客厅、餐室、卧室等等。蒋和宋美龄初到溪口，即以“乐亭”为居所，并在正屋东首建有平顶洋楼一幢，比“乐亭”低一丈余，有水泥露天走廊相通。此楼除专供来访显客及侍从秘书办公住宿之用，楼内还设有一图书室。陈布雷随蒋来溪口，汪精卫来溪口访蒋，都住在这里。洋楼下层为机要译电室，平顶则为夜里警卫瞭望台。“乐亭”北角下达武岭之处，筑有警卫岗。蒋介石住在此间，四周岗哨密布，行人驻足避道。本来是访幽探胜的风景区，却变成个人独占享乐的禁地了。亭西还建有小型发电厂一座，平日发电供全镇照明，过午夜12时即止，蒋来时则通宵供电。这个“乐亭”在抗日战争时，已被日机炸毁，成为瓦砾场了。
雪窦山为奉化名山，其中雪窦寺、千丈岩是该山名胜。千丈岩西北妙高台，距雪窦寺约二里许，其地三面临空，绝壁千仞，为夏季避暑胜地。蒋介石看中此地山谷深幽，易于警备，就将石奇和尚的茅棚拆去（庵前石奇的墓塔，因不很高，仍留在凉台下，原封未动），建造新式洋楼三间，平顶凉台三间，余屋三间，凉台正门上悬有“灵山一会”横额一幅，另在右角旁筑有水泥六角亭一座，总称为妙高台别墅。前面有长方形空地，可容纳四五十人座位，三面围以铁栏。凭栏远眺，千山万壑，漫无际涯。俯瞰下景，犹如身在飞机上。蒋介石在夏天回溪口，多住在这里避暑。此外又在上白岩山蒋母墓前山腰上，筑有新式洋房三间，称为“慈庵”。这三处新宅四周空旷，宅前宅后均置有警卫岗哨。自从新居筑成以后，蒋介石每次回乡，除偶然到溪口街上老宅丰镐房逗留一二小时外，均在上述三处新宅轮换住宿，并接见宾客。
蒋母坟墓在离溪口北面约三华里的白岩山，有公路可以直达。山下有白岩庙（现已改建为小学，看不出庙宇原形）。循墓道上山，沿途有水泥石凳供游人憩脚。蒋母墓在半山间，墓前有石楠二株，下望山岙间古木参天，形成一片苍翠的林海。墓做馒头状，有横碑“蒋母之墓”四字，孙文所题。两旁各竖一狭小石联，上联为“祸及贤慈当日顽梗悔已晚”，下联为“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为张人杰（静江）所书，蒋介石自撰，用的名字是“周泰”。此墓于1921年建成。到了1923年5月，蒋介石又在离墓址约半里许的山墩间，筑新式洋房三间，称为慈庵，有谭延闽题额悬于进门处。蒋回家乡时，先到慈庵少住几天，然后移居乐亭或妙高台别墅。住在慈庵时，他的卫队就驻扎在山下白岩庙戒备。1930年春，蒋介石取得了国民党政府军政大权，为了增光门楣，将慈庵旧宅拆除，另在离墓稍远山岙平地上筑造规模较大的坟庄。此屋结构中西合璧，离墓庐大门不远的山路右侧有一八角形岗亭，亭的四周设有长条玻璃窗，四周可以眺望，亭内可容二十人同时站立。他处处防备森严，用心颇苦。新建的慈庵分三部分，进门三门并列，外门上题额有“墓庐”两字，中间有许多石碑，依壁而立，两旁是会客室及餐厅，阔度各占二间。住宅在其南首，宅后建有厨房及卫兵居处一幢，另有一道门进出，直通下山墓道。
行人欲至山岙蒋母坟墓，必须穿过墓庐大门。这里可以看到中间石碑林立的“慈庵”。进门处为“谭延闽敬录”的《孙大总统祭蒋太夫人文》石碑。蒋介石以“孤哀子蒋中正泣述”的《先妣王太夫人事略》就竖立在孙中山先生的碑文后面，为于右任所书。此文无非是借歌颂一个旧式妇女作自我宣传而已。右壁嵌有蒋自撰之《哭母文》石碑，也为谭延闽所书。左壁则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文，日期为“中华民国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也是于右任所书。面对中山先生祭文石碑的大门两侧，左首有所谓“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奖慰蒋中正同志文”石碑，吴敬恒所写；右首是“国民会议慰勉国民政府蒋主席词”石碑，蔡元培所写。这三文更不像话，无非是对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及妄动干戈杀戮异己的罪恶行为给予慰勉和讴歌。蒋介石在慈庵树立了这许多石碑，无非想留名后世，博得一个“孝子贤孙”的称谓。他将国民党大员中能够写一手好字的人找遍了，是颇费了一番苦心的。
蒋介石在他统治旧中国的二十多年当中，除了抗战时期身居重庆以外，差不多每年在清明前后，要偕同宋美龄或蒋纬国到溪口扫墓一次。蒋介石父亲蒋明火和元配徐氏、继室孙氏的坟在溪口镇北面桃坑山，墓碑由黄兴题书：蒋肃庵先生之墓。蒋偕宋美龄及其兄蒋介卿乘轿同往扫墓，先到桃坑山上父坟，再回白岩山上母坟。每次上坟，他都要定购宁波“大有”（这家南货店以做油包馒头而闻名）馒头几千个，分赠前往行礼祭扫的武岭学校师生及邻近村童。
二、第一次下野见闻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因宁汉国民党分裂，无法收拾，将军权交给何应钦，发表辞职让贤的宣言，带了邵力子、张群等一批亲信幕僚，来到溪口，策划墓后活动。王世和带着一个警卫团驻在宁波。这次蒋在溪口一共住了四十八天，随身带来副官孟超然和厨司蒋小品。据蒋小品说：蒋介石住在溪口，脾气很躁，对他亲信的副官，往往滥发脾气，妄加指责。有次蒋小品烧了一只鸡汁芋艿，蒋吃得津津有味，不觉多吃了些。当他伸手着孟副官添饭时，孟正欲去接，蒋似觉过饱，就问孟添过几次？孟答已添过二次，蒋即摇手命止，离席回到卧室休息。俄而因肚饱难受，怒气冲冲地将孟副官叫到卧室，骂道：“你是个饭桶！我叫你添饭你就去添，难道没有发觉我已吃饱了吗？”孟被骂得哑口无言。有时蒋心里不高兴，就戴着白手套去抚摸窗栏门档的角落，发现白手套有些污渍，又对着侍从者一顿臭骂，以泄胸中闷气。他的侍卫长王世和本为陈洁如身边的一个勤务兵，据王自己说：“我的官是被大老板（侍卫人员私人闲谈老是称蒋为大老板）骂出来的。”所以愿意跟随蒋的人，多是些不知廉耻的家伙。
蒋介石这次下野，事前早有布置：南京城里驻有他的嫡系部队警卫师（师长姚琮）和宪兵团（团长孙星环），其他军队的指挥权委何应钦掌握，然后偕同张岳军、陈果夫等退居溪口，还带了他的小儿子蒋纬国同来。蒋住在坟庄三间平屋里（当时尚未扩建），前往请谒的南京国民党大员，络绎不绝。此后因天气炎热，他又上山在雪窦寺住了半个月，策划一切阴谋。
驻南京宪兵团团长孙星环，因蒋下野离京，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军虎视眈眈，意欲将宪兵团拔至杭州或宁波，保持江南一角山河，为此备了一封亲笔信，向蒋请示机宜。孙派其侄、宪兵团军需孙义朵从南京来溪口，时在1927年8月下旬。孙义朵到了溪口后，先到蒋介卿住宅里去找秘书长邵力子。那天由北伐军军械处长杨志春尽地主之谊，正在请客招待南京一批官员。蒋介卿即将孙星环原函交给邵力子。邵将信拆阅后，对孙说：“总司令住在坟庄，你先去，我们随后就到。”孙到白岩山蒋母坟庄，看到仅有卫兵一人看守，即在中堂少侍。俄而蒋偕其子蒋纬国来，随从有陈果夫、刘文岛、张群诸人。邵力子不久也到，孙将原函仍交邵代转。邵至内室与蒋介石晤谈片刻，陈果夫、张群等七八人坐在客堂前走廊里纳凉。蒋着便衣从内室出来，对孙义朵说：“回去对孙团长说，今后你团一切行动，听命于何总指挥（应钦）好了，我不写回信，另有电报给孙团长。”
上述情况，系由孙义朵告知。即此一端，可见蒋介石明虽退居，暗中仍在发号施令。
我的叔父张昌雷和蒋介石是凤麓同学，两人关系较密。蒋介石留日回国后，返里省亲，张昌雷去看他。蒋为了要在老同学面前夸耀一番，对我叔父说：“老昌，我给你看一样东西。”我叔父仔细一看，原来是蒋介石手记的一本日记，于是随意翻阅，发现蒋在日本中记载着平时所交往的人，有孙中山、陈英士、谭延闽、张静江诸人，都是当时闻名的人物，不觉对自己小时候的同学肃然起敬起来，当即恭维他几句。蒋也自鸣得意地说：“兄弟这几年奔走在外，总算有区区成绩。”蒋介石这次下野回籍，住在雪窦寺，向该寺方丈朗清和尚问起我叔父张昌雷的现状如何？朗清和尚同我家相识，就告诉他昌雷因患肺结核早已死了。蒋又问他家还有什么人？朗清说：“其兄张昌震及侄张明镐都在。”蒋即叫朗清找我们父子同去相见。次日我父亲带我同到雪窦寺，在寺内藏经阁后室见到蒋介石。蒋问昌雷病死情况及家里还有什么人，我父亲一一据实以告。蒋又问我何校毕业，我说是学教育的，日本东京高师毕业。我父亲在旁即插口说：“以后要请蒋先生提拔栽培。”蒋点头默许。蒋接着提出要我父亲修筑雪窦寺通往隐潭的山路。我父亲一口应允。随即向蒋略告修筑计划。他为了游玩便利，要把雪窦寺、妙高台、观瀑亭、千丈岩、上中下三个隐潭等处连起来，将原有狭窄难行的羊肠小路，筑成宽阔的山路，路面利用溪滩小石铺成，斜坡上多筑石阶。此时他有将溪口建设成为“退居”游憩的后院的打算，叫我父亲主持建筑山路，只是这个计划的第一步。
其后为要勘测筑路，我和父亲又多次陪同蒋介石到千丈岩、妙高台一带游玩。
蒋住在雪窦寺时，曾邀太虚法师去讲经。太虚和蒋介石大谈其佛教改革的主张，并为蒋介石讲解《心经》要义。蒋对太虚颇倾倒。不久，太虚要到欧美去游访，蒋派人送他旅费三千元。此后太虚屡次主持雪窦寺，上山下山，奉化当地公安机关均派有警察护送，并以小包车代步。和尚俨然变成了显官，这都是因被蒋介石赏识而抬高了“身价”之故。太虚圆寂后，蒋还命令该寺主持人把太虚遗灰安葬在雪窦寺西首山腰上。
这年10月下旬，蒋偕张群等到上海拉都路本宅住了半个月，即去日本活动，企图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巩固政权。同行者有张群、宋子文、宋美龄及副官孟超然，还带了留日同乡孙鹤皋及机要秘书陈舜耕。孙鹤皋方从武汉关监督任内逃回，被蒋邀之同往日本。据说宋美龄是在东京去探望其在那里治病的母亲。蒋行前对上海家宅留守人说：要在日本逗留六个月。可是到了1927年11月，他突然回国，重登政治舞台，并与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结婚典礼。因为宋美龄是基督教徒，他也进了基督教，以便与英美帝国主义拉拢关系。
三、武岭学校及其附属机构
早在1924年时，蒋介石借名为纪念蒋母办学，将溪口原有蒋、周、毛三姓办的武山、溪西、西河三校合并，成立武岭学校，暂以老宅丰镐房前面右首当铺原址作校舍，只有楼房五间及余屋八间。当时由张葆元任校长，全体教职员只有十二三人，是一所完全小学。为了积极筹备建造新校舍，由蒋介卿在武山脚下购田地十七亩，并自设瓦窑，烧制砖瓦。当时计划中的校舍，范围并不是很大。北伐后，由于蒋介石窃取了军政大权，他决心要将溪口建设一番，就以武岭学校为中心，在溪口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
1928年9月底，我任宁波效实中学和商校的教师，又留在春晖中学上课，我的大弟拿了一份从南京总司令部发出的电报，乘火车来看我，电报内容是叫我立即到南京去。我即回电准备于10月3日到京。
我去到南京，先见到了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毛庆祥和侍卫长王世和，问他们找我何事。王世和，我一向认识，此人出口粗俗，开门见山用奉化话对我说：“你穿头来了，就是要你当校长。”我一笑置之，既而毛庆祥进内向蒋通报，约我于5日上午8时在中山陵园会客室等待。毛庆祥拨了一辆汽车供我使用。我次日如约前往，先见到陵园主任傅焕光，和他谈了片刻，俄而蒋偕宋美龄来到。蒋要我担任武岭学校校长，立即筹备建设新校舍。新建校舍包括幼稚园、完全小学和农科职业中学三部分；还要有一个规模宏伟的大礼堂，附设武岭医院，设备务求完备。他又指示，要仿效法国式乡村办学，以学校为中心，举办本镇各项社会福利事业，如医院门诊所、民众阅览室、救火会、电机厂、电影放映组、公园等等，都要规划进去。他还说，在农业中学没有开办以前，先办农事试验场，包括动物、植物两部分，培育优良品种，作为繁殖和推广之用。其时宋美龄在旁不断提出意见，强调要把学校办得突出一点，还须有抽水马桶、浴室一类的卫生设备，要有招待外客住宿的整洁的房间。他们叫我根据以上的指示，先打好新校舍图样，再到南京来审核；回到溪口后，具体工作可同蒋介卿与丰镐房的两位主持人孙琴风、宋周运随时协商。最后他们还要我在南京参观陶行知办的晓庄师范和南京几个实验小学。我得此要领，即向蒋、宋告别，游玩京中名胜，并参观蒋所指定的学校，一连逗留了四天。当我参观陶行知办的晓庄师范时，感受到该校师生勤俭办学的精神，心中很是钦佩，但我当时想，蒋介石要我办的学校是只讲究外表富丽堂皇的“皇家学校”，我们学校的学生和晓庄师范的学生，犹如富贵子弟与牧牛童一样，格格不能相入，不知蒋要我向晓庄师范仿效取经的用意何在，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回到宁波，即辞去效实等校教职，到溪口接任武岭学校校长职，并立即筹划建校等工作。蒋介卿事前告诉我，溪口镇上居民不多，学校规模不必过大，只要比一般乡村学校大一些就够了。可是他的儿子蒋国柄却大不以为然，他特地跑来对我说：“我父亲眼光不大，气量狭小，阿叔（指蒋介石）是不在乎的。学校规模要越大越好，不要听我父亲的话。”显然，蒋国柄的说法是符合蒋介石的指示和意图的。
我首先商请效实中学同事翁文涛（翁文灏之弟）设计新校舍图样，计有：大礼堂两层楼一幢，教室两大幢，三层寝室一幢（下层为贮藏室），凹字形平房幼稚园一幢，两层武岭医院一幢，雨天操场兼健身房一幢，食堂连厨房一幢，浴室盥洗室一幢，这是就学校本部而言。此外又在武岭庵原址设计造一个武岭门，以壮观瞻，上为民众阅览室，右首另建二层三间医院门诊所。武岭门外沿武山边缘划一片土地建筑农事试验场，另建农场办公室计六间一所，种子贮藏室一所，猪、牛、羊、鸡、白鸽和蜂房等六七所，工人寝室及杂物间各一所。以上共计占用山地及水田三十五亩（后来逐步在扩大，实际不止此数），而学校本部连操场在内则占地七十二亩，二者合计共占地一百一十亩。一个乡村学校具有如此规模，是空前的。
这项建设的图样绘就后，我又去南京面请蒋介石夫妇过目。宋美龄的美国顾问随心所欲地在翁文涛设计的图样上略加修改。我将原样带回与翁商榷，翁见大礼堂大门已用红笔改成鸭嘴式，认为不够庄严，对我提出异议。我说，这是宋美龄的美国顾问改的，不好随便更动，决定照改过的原样招标动工。1928年12月，我和蒋介卿商定之后，就在报上招标承造。不料蒋介石适在杭州看到了武岭建校招标的启事，马上来一电报，叫我停止招标，就将原校交给上海孙裕生营造厂承造。这家营造厂的主人是蒋介石娘舅孙琴风的堂兄弟，总厂设在上海成都路，宁波亦有办事处，主持人为葛宝顺。我即往来于南京、上海、宁波之间，接洽建校工作。但在经济方面，经商定概归孙琴风、宋周运二人直接与该厂主人协商决定，我从不过问。所有包工购置和一切设备等费用，都是蒋介石直接由南京汇来，有时汇到宁波森顺木行（孙琴风开设），有时汇到溪口丰镐房。蒋用什么名义支用公款，这就不知其详了。
建校之初，对于校址的确定是颇费一番周折的。当时毛庆祥和我都主张校址建在武山之外，那里四周都是空地，便于扩展，而且有武山阻隔，可免秋汛洪水为灾之患。我们把这个意见向蒋介石提出，当时宋美龄也认为可行。可是蒋介石择定武山下现在的校址，口头上说是应该顾及到学生上课方便，实则该处离“乐亭”仅百步之遥，就更适宜于把武岭学校变为溪口的励志社；再则他迷信风水，认为这一带有武山做屏障，风水好。我曾提出那里地势低洼，每年山洪暴发，房屋多被洪水浸入，会影响学生上课。蒋说可以不惜代价，将屋基垫高，再建校舍。尽管那里住着的四五十户居民建校就得迁让，最后还得依照他的主张。
新校址既经确定，便要勒令原处居民限期迁居。我是溪口附近的西岙人，不敢得罪当地乡民，事前向蒋介石建议，每户按照时价另加二成，贴补迁让居民，蒋表示可以照办。当时我又想溪口镇上空房不多，如果限时迁出，事实上确有很大困难。因此，在上街建造楼屋二十五间，每间造价二百元，以供迁让居民调换居住，不愿调换者，按价赔偿。我认为这样安排，总不致引起当地居民的不满了。该处住户中以任姓居多，蒋姓次之，杂姓更少。但当我动员迁让时，丰镐房的管家孙琴风与宋周运却只肯发给迁让住户以时价六七成的代价（这项时价实际已估得很低）。有人提出意见，可是这两位管理人仗着蒋介石的权势，对居民们的哀求无动于衷。受害的居民迫于淫威，只得含泪吞声，忍痛迁让。
这时，蒋又通知浙江省建、财两厅派员勘测从溪口经入山亭直达雪窦寺的公路，筹筑从宁波到溪口的公路。浙省府当然唯命是从。当时省府派了财政厅长周枕琴偕建设厅公路局长陈体诚及勘测工程师戎子屏等来溪口接洽筑路事宜，商定对当地人办交涉等事，都由我负责协商解决，因这几项工程须与武岭学校的建造配合进行。最后公路局决定，先筑从宁波到溪口的一段公路计三十六公里，列入省府筑路计划。从溪口到雪窦寺一段，路线虽不很长，因中间从入山亭到雪窦寺五华里，山坡陡峻，公路须绕道盘旋而上，费用浩大，据当时初步估计，约需十六万元。浙省财政奇绌，无力负担，一时难以举办。事后由周枕琴对蒋说明理由，要求从缓开筑。
鄞奉公路开筑时，又为了路线问题，给溪口人带来了无穷的灾害。按照路局的计划，为了节省经费和行车安全，勘定筑站在溪口镇后面（解放后已改在原计划路线行驶），但蒋介石为了个人便利，硬要穿过旧式狭窄街道直上。当时溪口街道为石块小路，两旁建有店屋。蒋的这一决定，得使公路穿过街道的地方，原有七十多户商店和几十户大小住宅都要勒令迁让。公路局规定，不论房屋好坏，每椽（这是当地人的习惯算法，凡是三柱落地的房屋算二椽，五柱落地的房屋算四椽，余类推）只给七元，不到时价五分之一。有的被迫迁移的房主与我相识，找我评理，我就与公路局工程师戎子屏交涉。他说这是省府规定的，一分钱也不能多给，弄得人民怨声载道。武岭门进口处左傍，原有任姓二穴古墓，动员他迁坟，他坚决不肯迁，结果半个古坟就埋在公路内。他家子孙跑到我的办公室破口大骂，我无言可对，只好充耳不闻。当时，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所以溪口人有句流行的谚语：“溪口出了蒋介石，人民遭殃不算账”。
武岭学校新校舍从1928年12月开工，到1930年12月大体上完成。在施工期间，蒋介石与宋美龄若偶然回到溪口，必对建校工作频作“指示”。新校舍外面是青砖，室内门窗全漆奶油淡黄色，也经蒋指定。当大礼堂大门建成时，蒋偕宋美龄前来巡视，一见门形是鸭嘴式的，大为不满，责问我是谁的主意。我说，原来图样上不是这样，这是美国顾问改的。宋在旁指出确是如此，蒋才不再追问。最后将鸭嘴式大门拆去重建，改成现在的式样。
当建校工程进行之时，我仍在丰镐房右首老校办公，督造校舍，附带给丰镐房代笔书写。蒋经国从苏联寄回家信，毛氏常叫我去代读，为此奔走蒋家老宅颇勤。毛氏为笼络我们一班教书先生，每逢年节，不时送来应时点心。如立夏送米鸭蛋，端午送粽子，八月中秋送发酵馒头等。对我还表示特别优待，差人叫我去与宋周运等一班“皇亲国戚”同席，每有宴会也常来邀我陪席。等到新屋落成，学校搬进新校舍后，教职员人数激增，丰镐房就不再送节礼点心了。
1930年暑假里，我与蒋介卿、宋周运等协商后，拟向蒋建议组织一个校董会；还有武岭学校以及其他附设机构如农事试验场、医院、电厂、救火会等，都需要一笔经常开支，据当时估计，最少每年需五万元，目前新校舍即将建成，这些事都要向蒋请示决定。由于学校开学在即，我就匆匆上南京去请示。我提出拨发学校基金五十万元的要求，按照当时每年一分的利息，适为五万元。蒋认为太多，只批令陈果夫向四省农民银行购买二五库券二十五万元，作为基金。对于校董会，则指定蒋经国、蒋纬国、孙琴风、宋周运、竺芝珊、毛颖甫、毛庆祥、周枕琴、杨藩卿、周星垣、吴松林（蒋介石前母徐氏本族）、陈果夫、蒋介卿、张明镐等十四人。本来毛庆祥和我曾提请陈布雷加入为校董，但蒋说：“不好。”这些校董中，蒋经国尚在苏联，蒋纬国还在求学中，陈果夫、周枕琴都没来开过会。实际校中重大事情，仍须请示蒋介石一人（我们当时称蒋介石为创办人）决定。校董会成立后，开过两次会，不过徒有其名而已。
这年夏秋之间，西北军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蒋亲自率部前往郑州督战。不久战事结束，蒋于踌躇满志之际，乃于10月初来溪口小息。当时武岭新校舍行将落成，学生也已搬进新校舍上课，只差后面一片操场没有建成。因该处原是田野，地势低洼，为防洪水淹没，必须将全部操场地面用沙石垫高，估计需费三千元。蒋介石姊夫宋周运认为花三千元筑操场给小孩子玩玩，太不值得，工程因而停顿。一日下午，蒋介石夫妇由我和宋周运陪同到武岭学校参观。我们走进新校舍，蒋看到教室进门处门档染有污迹，便责问道：“新房子刚造好，怎么弄得这样脏！”我说：“农村学生对卫生向不重视，随便揩鼻涕在门墙上，或东涂西抹，以后当加强教育。”宋美龄说：“这门窗奶油颜色太淡，不如改漆深灰色。”蒋认为可行，以后就又将全部新校舍所有门窗改漆深灰色。
当时，我又故意陪蒋到后操场参观。蒋见操场尚未筑成，问我为什么不筑？我说因工程太大，需费太多，故未筑。蒋问需几何？宋周运插口说：据裕生营造厂估计，因这一带地势太低，需要挑溪石来垫高，又需三千元。蒋说：操场是要紧的，立即修筑。
蒋那天很高兴，虽然对工程设施还有些指摘，但大体上是满意的。我请他为武岭门题字，纸笔早已备齐，他也不加拒绝。蒋的书法本来不大高明，这次写了又写，一共写了五六张，最后才选定比较像样的“武岭”两字交给我，就刻在武岭门的里门。武岭门外面的字是于右任题写的。
其后蒋又写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作为武岭学校的校训。隔日蒋又派副官送来巨幅油画像两幅，一为蒋本人戎装握军刀坐像，一为孙中山先生坐在一藤椅上、蒋戎装侍立在侧的像，饬令分别悬挂在大礼堂东西两壁。
蒋介石这次在溪口的时间较长，大约有一个多月，而且不时偕同宋美龄到学校里来。同时，杭州、南京两处来访的官员都住在武岭学校，弄得我时常提心吊胆，坐立不安。有一天傍晚，教师都已公毕外出，适有宋美龄的副官蒋富寿来邀我吃饭，他说：“今晚先生（蒋的侍从都这样叫他）有事不会出来，你放心好了，一定要请你去。”我想，盛情难却，他的话也可靠。我就对校役阿阳说我到蒋副官家吃饭，有事可来喊我。我到了富寿家，同席有毛庆祥、蒋介卿、周星垣、杨藩卿、毛颖甫诸人，溪口镇上有“身份”的人都请齐了，当即入席开宴。谁知我刚举筷挟了一二口菜肴，阿阳突然跑得气急大呼，进来对我说：“先生正在问你。”我以为必有什么重要指示，立即起身回校。跨进大礼堂一看，原来蒋介石独自一人正在欣赏白天孔祥熙送来的八幅湘绣。这八幅湘绣，白底黑字，是岳武穆写的诸葛亮《出师表》，外镶红木镜框。蒋见我到来，即命我将其挂在大礼堂台旁两壁上，由他指手画脚，评定位置高低。
又有一次，蒋偕宋美龄来检查校舍整治情况。我于事前早就预防到这一点，已要全校工役大事打扫，岂知他戴着白手套，专在门槛角落和天窗上抹刷，给他揩出一些灰尘污迹，便大发雷霆。
是年阴历九月十五，是蒋介石四十四岁生日。三天前，宋美龄派蒋富寿来通知我，说先生看到武岭学校校舍落成，非常高兴，生日那天要热闹一下，叫我去找些出色的龙灯队来庆祝，并上宁波有名的大有南货店定购油包馒头和爆竹等等，准备在生日那天用。我这个校长是专办蒋宅私事的，当然唯命是从。我立即派人去接洽好六个龙灯队，有二十四人一队的，也有二十八人一队的，都经过挑选。到了蒋生日那天晚上，华灯初照，蒋宋相偕来校赏识。校内电灯通明，锣鼓喧天，六条龙灯同时起伏飞舞。舞毕，蒋以巨金犒赏龙灯队，以油包分赠武岭学校师生，作为“宠赐”。
我因武岭校舍落成，蒋介石又适在溪口，便请校董会主持举行一个落成典礼。当时国民党要人送来的礼物很多。浙江省主席张静江偕财政厅长周枕琴均亲自前来道贺。在落成典礼上，蒋介石亲自出席对学生讲话。他在这次讲话中，夸说他自己小时候如何刻苦勤学，他母亲又是如何严格督促教导，叫学生也要刻苦耐劳，努力读书。他还特别提出自己少时放学回家，常和母亲抬“脚尿”（就是粪便水）去浇采，劝学生也应这样做。此外，他还把校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字加以解释，特别对“忠孝”两字反复讲述了好几遍。他要武岭学校的学生做他的“忠臣孝子”。
武岭学校大礼堂不但外表富丽堂皇，内部装饰也更为精致讲究。窗帘布和沙发是特地到上海去加工定制的。礼堂内装有花样新奇的壁灯和挂灯。为迎合宋美龄的意图，挑选外国最新颖的灯样，点缀其间。有天晚上，张静江笑着对我说：“这大礼堂和校长室造得真不差，恐怕全国大学校也没有这样华丽！”的确，在一个人口仅有八百多户的乡镇上起造这样一所学校，显得多么不相称！
这次蒋介石在溪口逗留时期，来溪口见他的人很多。武岭学校就变成招待所，平日经常准备的酒菜分四五等。如孔祥熙等“贵宾”，供应最上等，其他部长、厅长等次之，受命来见的局长、处长一类的官员又次之，看来者何等身份，就如何分等招待，事先均由蒋的副官来通知我，我再告诉蒋小品应备何种等级饭菜，分别颇严。这批官吏到了溪口后，见蒋谈话的时候很少。我还得抽空陪他们游玩四明山名胜，迎来送往。这样持续了一个月之久，每天像大户人家办喜事一样，忙得不亦乐乎。直到蒋宋离开溪口，我们才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
1931年，我因武岭建校时得罪了许多溪口同乡，怨气受得不少，决定另谋出路，写了一封辞职书，面托陈布雷转交蒋介石。信内大意说：因我才疏学浅，对校长一职，有力不胜任之感，请另选高明继任；末后提出个人要求，希望能允许我去美深造，达到“镀金”的目的。此信送上后，陈布雷告诉我说：蒋已同意我辞职；至于去美留学，他认为我已留日多年，可不必去美；对我的工作问题，说是已通知浙江省教育厅指派，叫我安心等待继任者到来再走。
到了是年3月初，浙江教育厅任命我为省立第九中学校长，武岭另派王家骧来接任。
我离开武岭后，该校由蒋介石自兼校长，下设“校务主任”，负实际责任。王家骧是第一任校务主任。他是江苏嘉定人，留美学生，是宋霭龄介绍来的。王任职一年半，因动员学生割包皮，引起轩然大波，学生家属包围校长室，破口闯骂，说他要灭绝溪口人的命根子，迫使他只好一走了之。继王后任为刘澡及史某（忘其名），均为地方派势力所不容而辞职。史某的离职原因是蒋介卿借道武岭学校抬坟石过路，史出而干涉，蒋介卿大发脾气，就以老板身份迫令其去职。如此接二连三逼走几任校务主任之后，蒋介石才派了南京励志社干事邓士萍来继任，并付与特殊权力。自此以后，邓士萍、张恺以及抗战胜利后的施季言等人，才不被地方派所挟制，掌握校政实权。
邓士萍，湖北人，美国乌期特大学化学系毕业，是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的心腹。蒋在溪口建造武岭学校，本来就是以办学为名，将武岭学校变成溪口的励志社，并以武岭为中心，进行各项建设，为他个人服务。
武岭学校举办的乡村福利事业，计有农事试验场、医院门诊所、救火会、武岭电厂、武岭公园、民众阅览室（包括小型图书馆）、相量岗林场等等。表面上看来，办这许多附属事业是为“造福桑梓”，实际是将溪口各项事业都划归学校管理，使学校成为事实上的乡公所。
农事试验场占地八十余亩，分动物、植物两部，各设主任一人。动物部分畜有意大利莱亨鸡、美国火鸡、英国种母猪，以及湖羊、蜜蜂、白鸽等。我任武岭学校校长时，聘宋涛为动物部主任。宋是湖北随县人，由毛庆祥介绍来的，日本仙台帝大兽医科毕业，对养蜂一道，极有研究。又有南京中山林园主任傅焕光介绍常州奔牛镇人朱敬夫为植物部主任，培育和推广稻、麦、蔬果园艺等优良品种。该场有职工三十余人，对当地农民实行等价交换制度，如以一百斤改良稻种，即以一百斤普通稻种交换或折价出售。农民前来交换的很多，但对外国鸡、外国猪，大都不感兴趣。
武岭发电厂装有七十匹马力的发电机一具，供应全镇照明。居民除大户及商店外，一般住户很少装电灯。供电时间，平时在午夜后即停止，只有蒋介石回来时才彻夜供应。张学良被软禁在溪口的几天里，电灯也全夜开放。所以溪口人可从电灯供应的情况，测知有什么“大佬”前来憩脚。
武岭医院专供本校师生免费治疗。外客如遇特殊需要，也可入院治疗。另在武岭门右首设有一般门诊所，酌收低廉的医药费，对外施诊。该院最早主治医师是宁波人孙啸月，因是女性，为封建势力所不容，后改聘男性继任。
在我原来建筑武岭学校的计划中，曾列入增辟武岭公园一项。蒋介卿认为，溪口人没有游逛公园的习惯，农民种田，商人做买卖，还嫌时间不够，他坚决不同意再辟公园。我听了他的话，取消了原有的这项计划。一直到1934年，邓士萍主持校务时期，在镇西又开辟了武岭公园，侵占农田百余亩，溪口地方人虽啧有烦言，但因邓有宋美龄支持，也无可奈何。公园一面临溪，三面有三座小山围绕，奉新公路自溪口镇尽头绕道公园东、北、西三面，过大铁桥驰往新昌。公园南面临溪边筑有五开间广厅一座，建筑颇精美。溪边筑有长石坝，上有栏杆，可以眺望剡溪景色。从这里可以看到西面大铁桥旁有座小山，形如大龟，昂首从溪边着陆，名为龟山。此外尚有鱼山和蛇山，形象均如其名。鱼山上小楼一座，可供游人止憩。园内有一条人工小河，横贯其间，树木花草极盛。此园筑成后，溪口本地游者极少。解放后，由宁波专区农林学校接管，在这里建造校舍，设立分部。
1934年至1935年间，蒋介石复在离溪口三十多华里的四明山相量岗上，开辟了一个高山林场，以贱价强向农民征购山地数千亩。这一带农民被迫迁让土地的，有东岙、西岙、陈家、幢岩墩、直岙等乡的农民。此外，蒋又以巨款建修水库一座，种植松、杉、檫等树苗，在风景优美的黄石岩建有林场办公室及其他工人宿舍等，名为林场，实则借造林为名，要在四明山上修筑一个蒋家专用的浙东小庐山，作为夏季避暑胜地。后来蒋经国带了俄妇方娘到溪口居住，在夏季常上相量岗避暑。
蒋介石为了个人行动方便，令浙江省公路局将宁波到奉化的公路，与宁波到溪口的公路建成后，又在鄞县栎社筑一飞机场。机场占用民田达五六百亩，但只在蒋年中回乡时，才偶尔使用一二次。
溪口设有中国农民银行办事处，专为蒋介石个人需要服务。其经营业务，除收支蒋介石从南京汇来的巨额款项外，当地商店与该办事处的往来是微不足道的。据曾在丰镐房担任多年账房的唐瑞福估计：蒋介石自登台以来，先后在溪口建造坟庄、住宅、武岭学校及其附属机构等等（包括一切设备购置在内），约为九十二万元。这笔巨款均由南京侍从室汇到溪口农民银行办事处。在我离开溪口后，每年从南京汇至溪口丰镐房或武岭学校的费用就更多了。以后随着货币贬值，蒋介石在溪口需用的钱是无法统计的。
蒋介石每次回籍，武岭学校校务主任接到侍从室电报后，得事前派人到乐亭、蒋母坟庄及妙高台别墅三处将房屋打扫干净，备蒋下榻。该校原有小包车及卡车各二辆，另有保险汽车一辆，是美国人送给蒋介石的，平时都停放在学校内，专供蒋介石夫妇回来时使用。武岭学校的学生，每逢蒋来时，必由校务主任率领列队欢迎，充作迎来送往的仪仗队。除大礼堂两旁楼上招待所外，老宅丰镐房新房子也招待客人。蒋住在乐亭或慈庵时，亲信的侍从人员都跟他同往，卫队就住丰镐房。乐亭旁的小洋楼，则专供招待“贵宾”之用。
蒋介石多疑好忌，不仅警卫森严，且行止飘忽无定。每次来来去去，从不宣布准确日期。他来时有海、陆、空三条道路。海道坐军舰到宁波，再改乘汽车到溪口。陆道从南京乘火车到杭州再到宁波，或从杭州乘汽车直达溪口。空道乘飞机至宁波栎社机场降落，从栎社乘汽车到溪口。有几次坐飞机回来，先飞到溪口上空盘旋飞行几周后，再飞向栎社机场降落。他回来走哪一条道路，事前从不宣布，回去时也如此，往往在动身前几小时，才通知部下。由部下准备好海、陆、空三种交通工具。他在临走前几分钟，才决定乘船或飞机。因此每逢他来去溪口时，都弄得随从人员手忙脚乱，很难侍候。他偶尔在溪口街上行走，也必戒备森严。
蒋介石老宅内设有“祖堂”，并出资重修蒋家新祠堂，在祠堂两旁各建十间楼房，作为武岭学校教职员家属及本族近房的住宅，并自题“忠孝传家”四字悬于祠堂外门上。他不但喜欢结交和尚，而且相信神道，迷信阴阳风水。1928年，蒋偕宋美龄回籍时，到雪窦山上野餐。蒋到隐潭庙时，走进龙王神像大殿，向龙王作揖行礼，口中还念念有词，似在默祷着什么。根据多年来的情况看，他每遇时局动荡，难以决策应付的时候，就回家住在坟庄或雪窦寺、妙高台。他绝非游山玩水，而是默祷祖上及神明保祐，或与亲信密谋定计，把这里视作“隆中决策”的场所。
溪口不但成为蒋介石游憩“退居”的后院，还曾充作拘禁其政敌的临时集中营。西安事变后，蒋在溪口治疗伤疾，竟将张学良带到溪口软禁起来。张学良先在蒋母坟庄被关押几天，即被移押到雪窦山上一座上海中国旅行社雪窦分社里，关押了九个月之久，直到1937年9月下旬因旅行社突然起火（起火原因过去有人说是被张学良引火焚毁，其实在阴历八月十六后一天，因烧制大量奉化式米制发酵馒头，蒸制时间过久，烟囱旁天花板内着火，因时在夜间，一时灌救不及而被焚），被焚后才离开溪口，由特务押解，循奉化、新昌陆路，再乘飞机押往汉口。
四、西安事变后回籍活动种种
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传到溪口后，蒋的异母兄蒋介卿闻惊发病，病势日益严重。等到蒋介石由张学良护送回到南京时，蒋介卿已病笃垂危，拖延到是年12月底就死了。蒋介石于1937年1月2日乘飞机回到溪口，料理蒋介卿丧事。
蒋介石这次回家，除奔丧外，主要是借养病为名，策划西安事变的善后事宜。自1937年1月2日抵达溪口，除中间去过杭州、上海外，3月间又有日本实业考察团儿玉谦次等来华访问，蒋去京接待并致欢迎词，大部分时间都在溪口治疾。据蒋小品当时计算，蒋介石这次共住一百一十天，是蒋登台后在溪口羁留时间最久的一次。
西安事变事起仓促，蒋介石闻警后，惊慌间从寓邸逃出，只穿了一件睡衣，光着脚，在骊山石壁间冻了一夜；并之黑夜间，顾不得路峻艰险，跌跌撞撞只想逃命，以致腰背均受重伤。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闻警前往蒋的寓所，胸部被流弹击中受伤。所以蒋这次回籍，只带陈布雷（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同来，随行者尚有医师郑祖穆及他的外甥竺培风等人，住在蒋母坟庄“慈庵”。蒋初来时，身着钢丝马甲，起坐似有不便，满口牙肉浮肿，牙根疼痛。医师建议将全口牙齿尽行拔去，另装假牙两副，替换使用。但拔牙时每次只能拔两颗，静养几天后再拔两颗，如此间歇将全部牙齿拔去，费时就较久了。宋美龄在蒋溪口疗疾期间，来去不定，每次羁留在溪口的日子都不很长。
张学良于是年1月中旬由特务押解到溪口后，邵力子夫妇、徐堪、贺耀祖等均来溪口见蒋。于凤至求见宋美龄，营救乃夫张学良脱险，宋不见。当时陕局尚动荡未定，东北军张学良旧部纷纷提出释放张学良，一致抗日。杨虎城在西安尚驻有重兵，电令驻京的李志刚携带杨的亲笔信来溪口见蒋，要求释放张学良。李志刚来时，第一次蒋不见，只命陈布雷写一封复信交李志刚带去。李第二次又带了杨虎城亲笔信求见，蒋才勉为接见，但仍复信敷衍了事，叫李到潼关去见顾祝同商量一切。而对释张一事，不作正面答复。
西安事变爆发前夕，中政会主席汪精卫偕曾仲鸣在法国旅居，闻变后，急忙回国，也来溪口见蒋，同来者有褚民谊及曾仲鸣两人。蒋派陈布雷招待，住在乐亭旁的小洋楼里。汪等不时在溪口街上散步，三日后离去，蒋亲自送之上车。
是年2月2日，蒋到杭州寓所小住，陈布雷与医师郑祖穆同行。蒋口授大意，叫陈布雷写了一篇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所谓《西安半月记》，然后又到上海西爱咸斯路寓所度过春节，请上海有名骨科医师牛惠霖为他治伤。
之后，蒋又出席了在京举行的国民党三中全会及招待日本实业考察团，于4月4日再回溪口，主持蒋介卿出殡事宜。
蒋介卿死于1936年12月27日，葬于1937年阴历三月二十日。这次蒋介卿的丧事，费用均由丰镐房支出，其妻单氏认为机会难得，私下对总管蒋孝祥说：“阿叔（指蒋介石）是不在乎的，他帮我家的忙也只有这一次了，你在账目中可以多报一些。”所以蒋介卿丧事，成殓入木耗费三千元，出殡花费九千元，两项共计一万二千元，而实际支出只有八千元左右。
蒋介卿出殡时，南京、杭州及上海来的客人很多。祭奠灵堂设在蒋家祠堂，客人多住宿在武岭学校。到的客人中，最引起溪口人注目的是冯玉祥，因冯是倒蒋反蒋的有名人物。他和居正同来，蒋介石特别接见了他们。武岭学校里的招待人员特别安置他们在大礼堂内一间小房间休息。何应钦、俞飞鹏、朱家骅、许绍棣等均来送殡。上海大流氓杜月笙、金廷荪及商界闻人王晓籁等人也来了，他们均住宿在学校内。何应钦、朱家骅由奉化县长陪同，乘汽车至奉化城内住宿。他们在那里可以畅所欲为，受到当地县政府的特别招待。
五、一手扶植起来的所谓溪口四小家族
蒋介石王朝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扼制着中国人民的命脉，搜括人民的脂膏，实行血腥残酷的统治。而在溪口的本族与同乡中，蒋介石利用权势，多方提拔，也扶植了不少帮凶，为其效劳。其中臭名昭著的有毛庆祥、王世和、蒋孝先、蒋和畅四人，人称“溪口的四小家族”。
毛庆祥的父亲名绍遂（号颖甫），宁波法政学堂毕业，家里有山田百余亩，在溪口镇上开设太昌盐酒店，是蒋介石的父执。毛绍遂有六子一女，毛庆祥是他的长子。次子名庆善，宁波商校毕业，到日本去学过航空，抗日战争初期在成都被日机炸死。三子名庆藩，娶日本女为妻，在宁波沦陷期间，是当地大汉奸，当过伪上虞县长，搜刮颇多。抗战胜利后，畏罪潜逃日本，据说已入日本国籍，现住横滨。其日妇为横滨市洗心院院长。解放以后，毛庆藩经常以其在日本剥削所入，寄些衣服分赠溪口同族及亲友。1964年以人民币六百元为其老母祝寿，来函云：“凡毛姓子弟年在十六岁以下者，每人均发给人民币十元，作为拜寿仪金。”欲以此结好乡里。四子庆钧早死。五子庆齐曾在安徽改造。幼子庆芳及其女儿仙月与其夫陈洁予，均于解放前逃往台湾。
毛庆祥又名宗骧，毕业于浙江第四中学后，去日本留学一年，适逢李石曾举办勤工俭学，他即转赴法国留学。毛庆祥学的是园艺加工科，归国后，先在定海水产学校当了二年教员，由他父亲介绍给蒋介石当北伐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一度出任南昌行营机要科科长及侍从室第二组组长，旋升为军委会机要室主任秘书，由陆军少将晋级到陆军中将，成为蒋介石的亲信爪牙之一。
军委会机要室机构庞大，共设五科。在蒋介石统治旧中国时代，举凡军政大员的任命，作战命令的颁发，以及蒋与多方联络通信等等，均由机要室操纵一切。毛庆祥虽非封疆大吏，但以得蒋亲信，成为蒋的爪牙。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组织生产促进会，自任会长。胜利后，他组织三友公司，利用职权，大发国难财及接收财。1948年间，毛见国民党反动政权大势已去，乃大事搜刮，以饱私囊。据说，他将接收剩余物资中的一批轮船，私自盗卖，因此就不敢去台湾。1949年春，毛偕妻邱珊英及子女十余人先逃到香港，住了几个月，随后就以盗卖轮船所得，连同历年搜刮的钱作为资本，赴南美阿根廷开办资本主义大农场一所。他的父亲解放后由毛庆祥派人接去，先住香港，不久就转至台湾，已于1963年病死。母张氏，年九十岁，在溪口老家。
王世和的父亲王良鹤（绰号老鹤头），以铜匠为业，他原为蒋母王氏的族人，由嵊县葛竹迁居溪口，生性乖戾，横蛮无理。如农民到镇上卖柴，他要坐地收取回佣；乡人在溪口捕鱼，他也要分一股，所以溪口人都称他为恶霸。
王良鹤无子，以侄子王世和为养子。王世和先在大桥某卤咸货店当学徒，继从大埠到溪口给人家挑鲜货，不久在溪口天生鲜成货店当秤手。王世和身体粗壮，勇猛有力，遂被蒋介石物色为随身勤务兵，带到广州黄埔军校。当时蒋介石的小星陈洁如因他奉承周到，向蒋建议培养他进黄埔军校，毕业后就为蒋做亲身侍卫。蒋介石爬上政治舞台后，他也爬上为侍卫长。此人寡廉鲜耻，虽常被蒋介石痛骂呵责，而绝不介意。有人说他的特点是四粗：一是身体粗壮，二是手脚粗暴，三是说话粗鲁，四是行动粗陋，可谓恰如其人。此人平日贪财好色，仗势敲诈勒索，声名狼藉。他曾两次被蒋介石革职闲置。西安事变后，因蒋孝先在事变中被击中殒命，经周枕琴从中说项，又叫王世和担任侍卫长。
王在当蒋介石侍卫期间，营私贪污所得不在少数，陆续在溪口买了几百亩田产以外，还二次建造大住宅。（第一次建成后，被日机炸毁，第二次新建大住宅，规模和设备都比第一次好很多）溪口跟随蒋介石的人，住宅漂亮的，王是第一个。建宅用费共十余万元。他是溪口的暴发户。
解放前夕，王世和携妻妾子女逃往台湾，王的养父王良鹤夫妇未去台湾，解放后就死了，王的发妻留在溪口。
蒋孝先的祖父蒋周益，是蒋介石的开笔老师，早死；其父蒋正寅，农忙时种田，农闲时贩卖山货为业。蒋孝先是黄埔第一期毕业。1927年四一二事变时，他跟杨、陈等刽子手头子来宁波镇压革命，是个有力的帮凶。蒋孝先最早任宪兵团第一营营长，以后宪兵团扩充，他就升任为宪兵第三团团长，驻北平。何梅协定后，宪兵团撤出北平，蒋介石叫他当侍从室第三组组长。在溪口蒋姓本族中，要算他的地位最高。
蒋孝先家本清寒，自他跟随蒋介石当了宪兵团长后，亦在溪口买田起屋，炫耀闾里，成为溪口的豪富。其二女一子，由蒋经国带往台湾。其妻袁静芝偕幼女留在宁波。
蒋和畅是蒋介石远房的侄孙。和畅父蒋国权，幼年时和蒋介石同游嬉戏，不务正业，从小就爱好游荡，能操丝竹乐器，唱四明滩簧。蒋介石登台后，提拔蒋国权为溪口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并将其子和畅充侍从室会计兼出纳。蒋和畅在西安事变中利用混乱机会发了一笔横财，为数颇大。他平时与中央银行勾结，以公款从事投机买卖，朋比为奸，获利无数。在闽变时，蒋介石曾派他乘飞机去空投现钞，被他侵吞自肥的数目亦很大。记得有一次，他愿出十万元代价欲盘顶宁波四大南货店之一的大同南货号，因业主探悉他胃口大，钞票多，还想抬价，没有成交。他就转向上海旅馆业投资。这一事实说明他历年来贪污侵吞的收入，为数相当可观。
六、逃亡前夕的狼狈处境
1948年春，蒋介石自知政治命运不长，反动政权朝夕要被人民推翻，便迫不及待地派他的秘书沙文若将蒋氏宗谱修好，于是年12月底，命其长子蒋经国到溪口主持祭祖进谱大典。蒋家祠堂挂灯结彩，大摆酒席，并且从上海招来京剧班演戏三天，闹得乌烟瘴气，远近皆知。
隔了不到一个月时间，蒋介石被迫“引退”。于是他又带着张群、俞济时等一班亲信，退居溪口，幕后指挥着何应钦、汤恩伯等死硬派牵制李宗仁，以备东山再起。
可是，蒋介石这次回到溪口，心情是沉重的，处境是恶劣的。他身居溪口，同时也作好了一切准备，随时等待战局急转直下时逃亡。宁波江北岸停泊着太康号兵舰一艘，延庆、观宗两大丛林则驻有蒋经国嫡系青年军长江部队，溪口也驻扎着一个警卫营的兵力，保卫他的安全。到处呈现出一片紧张气氛，看得出来，已到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了。
我于1946年到1949年底在溪口担任奉新公路长途汽车公司经理，对于蒋介石最后一次留居溪口，又适逢其会。有一天傍晚，我在溪口上山公路大铁桥上督修桥面，蒋介石带了两个孙儿前来散步，也在桥上驻足而观。他见到我，就问我公司组织、营业收支等情况，我据实以告，并说明近来因物价波动，一日数变，而客货运费及票价，不能随时提高，因之公司亏蚀过巨，极难维持。他沉默片刻，欲语又止。随后，他在桥上信步缓行，忽而远眺四周环山，忽而俯视桥下溪水中游鱼，大有流连忘返，不胜依依的神态。后来他见孙儿手持小猎枪，四处奔跑，急命侍从叫回，仍循原路而回。
我与蒋第一次下野时在雪窦寺同他相识，其后在溪口经过三年半时间创办武岭学校，曾多次向他请示及同他谈话。之后在汉口、重庆及成都碰到他几次，这个纵横一世的蒋氏介石，留给我的印象总是盛气凌人，目空一切。这一次在桥上见面，却是气丧神沮，不同于往昔了。
蒋介石这次在溪口期间，来访的国民党要人特别多：阎锡山曾在溪口逗留很久。这个“山西王”在被人民逐出大陆之前，对蒋表示分外亲热，常在慈庵与蒋促膝密谈。行政院长孙科也来过一次。在京沪沿线握有重兵的汤恩伯带领军长石觉来请示过和谈决裂后的反革命战争步骤。陈立夫、俞飞鹏、何应庆钦等又来商谈军政大事。和谈代表张治中于出发飞往北京之前，曾到溪口来过一次。
溪口人在蒋介石最后留居的两个多月时间里，终日提心吊胆，寝食不安。蒋介石带来的特务常常要在半夜里闯入居民家里突击搜查。我的朋友毛宗炳是我汽车公司的会计处主任。有一天夜里，他的同事李得来从新昌站回来到他家住宿，适逢特务查夜，一夕数惊，弄得通宵不能入睡。
据蒋小品说，蒋介石这一时期性情特别暴躁，常要拍桌子骂人。有一次孔祥熙派他的儿子孔令侃带了十万美金，前来溪口慈庵见蒋，蒋问他来此何为？孔答：恐这里需要开支，奉了父亲之命送十万美金来的。蒋听到这话，就拍桌大骂，连叫孔滚回去。孔令侃讨个没趣，匆匆离开慈庵，就乘小包车回去了，竟然没有在溪口住宿。
我与蒋身边的侍从人员多有相识。我和王世和闲谈，问他道：“蒋先生这次回来，要住多久？近来他的心情如何？”王世和回答我说：“蒋先生每次到什么地方，要住多久，从来不事前宣布。至于这次回乡，当然你也知道，时局如此，哪里还谈得上心情舒畅。老实说，就是你我这次分别，也不知后会何期，前途茫茫，真是不堪设想啊！”这一席话，道出了跟随蒋介石的侍从们在逃离溪口前夕的沉重心情。
可是蒋介石在被迫离开家乡之前，还苦中作乐一番，特地从上海延聘著名的票友及京剧演员到溪口大演其戏。从1949年2月中旬、阴历除夕起到正月十五，先在武岭学校演出六天，再到上下白岩庙各演二天，又在武山庙、新旧蒋家祠堂各演出一二天。他一向信仰神道，演的都是还愿戏。在演出的剧目中，第一出常常是演黄巢起义斩了柳空和尚的戏，其次常演的是借东风、甘露寺、回荆州一类的三国戏。
据杨菊庭说，他因为受沙文若的委托，替蒋介石作了一篇《莲桂坊蒋氏考》为题的文章，考证了北宋时，金紫光禄大夫蒋浚明为奉化溪口蒋氏的祖先。蒋介石对此大为高兴，曾叫沙文若转告杨，要聘他为南京国史馆编纂，征求他的意见。杨那时在宁波三一中学和浙东中学任课，收入颇不恶，就婉言谢绝了。蒋介石得杨之助，找到宁波白水巷蒋氏宗祠内供有蒋浚明的牌位，曾派蒋经国前往祭扫。那天适为1949年农历正月初一，蒋经国的汽车停在仓桥头冷静街口，下车后步行到蒋氏宗祠去。附近居民多前来观望。到了是年4月中旬，离宁波解放（5月24日）只一个月多，蒋介石亲自带了张群、俞济时及蒋经国从溪口出发，到宁波来遨游示别，一切被褥用具均由侍从人员随身带来。宁波南郊柳亭庵旁有蒋姓祖坟，蒋曾往扫祭，并给柳亭庵当家五万元，嘱其看管坟墓。蒋介石还去北门外华美医院检查身体一次，并两次到天一阁浏览该处藏书。天一阁为范氏私人藏书楼，历年来被其子孙将阁中名贵版本及古玩偷运出卖，宁波县长陈宝麟为防止藏书再度失窃，于1948年组织天一阁管理委员会，聘浙江省立图书馆长陈训慈为主任委员，宁波被聘为委员者有冯孟颛、马涯民、杨菊庭诸人，准备接管天一阁。蒋去天一阁前，着其秘书沙文若请冯、杨诸人至天一阁会见。以备咨询藏书版本情事。朱赞卿曾协助沙文若为蒋介石修谱，亦被邀会见。沙奉命分头到各处去约见，朱赞卿道卧病在床，托词未往。冯孟颛与杨菊庭以国民政府末日将临，均避不见面。最后只好由沙文若、陈训慈陪着蒋介石前去。该阁主管人范鹿其，原为监察委员，迎奉参观。蒋介石在天一阁浏览一周，并在阁中摄影留念而回。之后，蒋又往阿育王寺及天童寺游览，是日即住宿在天童寺内。天童寺当家可印和尚，抗战胜利后由鄞县县政府委为“鄞县佛教整理委员会”的召集人，与反动政府关系密切。蒋至天童寺时，可印和尚大献殷勤，特地在寺内后佛堂设立香案，上供蒋介石画像，当面向蒋拈香致敬。
天童附近有小盘山，山上有弥陀寺，傍有蒋介石祖宗蒋摩诃的古塔。蒋在撤离故乡前夕，对所谓三房太公的古塔作了最后一次祭扫，由小盘山弥陀寺当家果澄和尚接待。蒋着俞济时赠他食米五石（当时币制混乱，物价均以食米计算），托其随时供奉古塔。次日，蒋乘轿下山，改乘汽车至宁波新河头，侍从已准备汽船两艘，解缆待发。及蒋等至，即下船出发，约在当天中午抵达横溪丰成乡道成岙。乡长任茂昌率领当地士绅至河边列队欢迎，并备轿四顶，将蒋介石父子及张群、俞济时等四人送至金峨寺。该乡乡队副陈维芹亲往寺中侍候，供应一切所需。蒋从天童动身时，侍从人员仅有十余人，抵达金峨寺时，有一营警卫从溪口同时到达，满山遍野蜂拥而至，金峨山上戒备森严，如临大敌。该寺当家和尚定能，曾在俞济民部充当中队长，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国民党特务。据丰成乡总干徐汲清说：蒋介石进了金峨寺，寺前寺后警岗密布，施以特殊戒备。他与张群两人共处一室，从进寺后到次日上午八时离开该寺，没有离开密室一步。两人秉烛夜谈，直谈到天亮。蒋在当天叫定能和尚备烤麸、苔条各一，又命丰成乡乡队副陈维芹物色多年老母鸡一只，烧鸡汤充作次日早点。可是他的侍卫人员跑到乡公所大闹特闹，乡长连忙杀鸡宰猪，以丰肴美酒招待他们。蒋临行时，着俞济时开条送白米十石给金峨寺定能和尚，又给丰成乡乡长任茂昌白米十石，均由鄞县县银行支付。
蒋从金峨寺动身，仍乘轿，不循原路，却到莼湖吴家埠，探访其奉化同学吴瑞耕。吴任宁波印花税局局长多年。是日蒋在吴家埠谈了一阵，即由莼湖直接回到溪口。
和谈八项条件被南京反动政府拒绝后，溪口蒋介石的亲信人员和一班皇亲国戚只得狼狈逃命。宁波江北岸停泊的太康号兵舰，载着宪兵一队，和溪口镇上与蒋介石有关的人、受骗的人、被强拉走的人，开到台湾去了。王世和及其妻妾儿女，俞济时的母亲均在其内。至于蒋介石本人，这时早已不知去向。据说他是坐汽车到临海，再经海门乘船而去的。
（张明镐口述 何国涛整理）
二、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
传说的由来
关于蒋母王采玉及蒋介石的身世，有各种传说，众说纷纭，离奇曲折。尤其是《金陵春梦》中的传说最广。
《金陵春梦》虽是一部小说，但据作者唐人自述：“这部书既不是小说，也不是历史，他只是把蒋介石其人其事，像说书先生那样描绘而已。”费彝民在第一集《郑三发子》的序文中，更肯定了“它的真实性”。这样，就以讹传讹，影响甚大。
说蒋介石是河南省许州（今许昌市）繁城镇后郑庄人，叫郑三发子，其母嫁给一个叫蒋肇聪的奉化人，将三发子带到蒋家，改名为蒋中正。——这便是《金陵春梦》的发现。唐人在《关于（金陵春梦）及其他》一文中自述其创作此书经过时说：“是1949年冬天，有一位真正的蒋介石侍从室侍卫官退休后来港，寻亲访友，希望‘叶落归根’，并且很快获得批准。他在回乡之前用‘八行笺’写下了一些有关蒋的情况，内中有五页是记载抗战时他奉蒋之命，在重庆监视蒋的长兄郑绍发的经过。由于事隔三十年，已记不起这五页‘八行笺’由友人送给我的经过了。反正当时在烦闷不堪时想到了它。并且全家协力寻觅，花了几天工夫，才找到了这薄薄的五页纸。”
唐人找到了这五页“八行笺”，开始并不相信这位侍卫官所写的经历，后来根据蒋的家谱、浙江地方志、风俗习惯和蒋介石的传记等逐一核对，再对照蒋的发迹史和各个阶段的表现，才“深信”这个侍卫官的报告。于是就动笔写《金陵春梦》第一集《郑三发子》了。
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中，刊有黄彤光《我所经历的蒋特三个集中营的内幕》一文，也有和上述这位侍卫官相同的说法。黄是在贵州集中营见到郑老头的。黄写道：“郑老头是反动头子蒋介石的亲哥哥。他是在1944年被送到贵州集中营来的……郑老头子行大，蒋介石是老三……后来老三改名为‘蒋中正’，即‘蒋宗郑’之寓意……”
《河南文史资料》第5辑（1981年4月）也发表了三篇有关蒋介石家世的资料，内容大致如下：
张仲鲁《关于蒋介石家世的一些传闻》中说：“蒋介石……出生于河南许昌。……1941年至1942年，河南遭受旱灾，许昌专区灾情尤重……这时蒋介石的胞兄郑发，逃荒到了重庆，他的家世才开始有所暴露。大概是在清光绪十年（1884年）左右，当蒋介石才四到五岁的时候，许昌县衙门有位蒋姓的师父（……自称绍兴人），在当地雇了一个女仆，带着一个小孩。这个女仆就是蒋介石的母亲，这个小孩也就是蒋介石本人。不久，县官卸任，这位师父也随同回到开封。据说，这位师父的妻子那时已经去世，生活乏人照料，便把所雇女仆带到开封，以后就成为他的眷属，跟回浙江。这是蒋介石胞兄郑发于1942年在重庆大阳沟河南同乡会亲口对郜子举（军长、补训处长）、李肖庭（军委会参议）、蔡芷生（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人说的。”
李延朗《关于蒋介石家世的点滴见闻》一文中说，郑发“在抗战前即曾请人写了一封信，亲自带着，欲到南京去投见蒋介石，但车到浦口，为宪兵搜查盘问出来，认为他是犯了神经病，被驱赶了回去”。抗战后又到重庆，求见蒋介石，“他住在复兴关李家花园，据说为曾在河南办过党务的李宗黄所探悉，深恐特务加害于他，也怕他在外招摇，引人注意，就介绍他住进河南同乡会。当时河南军人郜子举也住在同乡会内，郜认为蒋介石是不会认这个异姓亲哥的，劝他回去，愿给他路费……但老头坚决要见蒋介石，不肯回去……看老头的言语行动……十分持重，对一般生人不肯多谈，更不轻易暴露身份，而在郜子举劝他回去并询问他身世缘由情况时，他又说得有根有据，合情合理，决不像是疯癫乱言，尤其仔细观察一下他的身体面貌，就更相信他与蒋介石确像一母所生骨肉同胞了。”李延朗后来在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部工作时，查到《十五年前的蒋介石》[1]一文，写蒋介石的家世较为含混，有“原名周泰，后改名介石”等语认为好像他原来并不姓蒋。还听人说，蒋介石每年都回到奉化溪口为他母亲扫墓，总不见他对父亲如何表示孝心，也许他亦自知这个蒋姓并非亲父，而对亲父亲祖却又无法相认。
除上述二文外，《河南文史资料》还以编者名义撰述了《关于蒋介石家世的补充》一文，系根据在河南省政协工作的郭海长、谢梅村、李静之三同志的回忆写成的，摘录如下：
一、据郭海长回忆，郑发在重庆住河南同乡会，与姚廷芳来往（姚当时是郜子举驻重庆办事处处长，现在美国），姚和其他人为郑出主意，叫他往林森路蒋的官邸求见……多次不果。以后去的次数多了，门卫把郑发的求见要求向蒋报告，蒋批了一张五千元的支票让人交给郑发，郑坚辞不要，说他是为骨肉团聚而来。后来，戴笠解释劝慰，说明蒋不能认他的苦衷。……以后就叫戴笠派专人招待并监视郑，吃住在中美合作所。后来有人常在磁器口、沙坪坝见到郑发，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自由活动。坐茶馆、吃小馆都有人付钱，就是不让他与其他人接触。同时每月由中央银行给郑发家中寄钱。日本投降后，郑发回到开封。1946年的一天夜晚，我在开封南羊市姚廷芳家里，见一个人去找姚廷芳，他走后，姚说那人就是郑发。看身架很像蒋介石。1953年我到许昌地区慰问霜灾时，听地委赵天锡同志说，郑发尚健在，他家是中农。解放后他怕受株连，矢口否认与蒋介石的关系，也不承认他曾到重庆、南京找过蒋介石。
二、据谢梅村回忆，1946年春，他在开封曾为了了解郑发与蒋介石的关系而去鼓楼街路南某旅社访问到开封开会的许昌专员吴协唐，除与前两文说的相同部分不再重述外，吴还说，他曾奉令按月给郑发家二三百斤麦子。吴同谢谈话时，还说当时郑发就住在开封慈悲巷四号，省主席刘茂恩也按时送给郑发生活费。吴最后说，要是郑发与蒋介石没有关系，没有上级的命令，刘茂恩这个省主席和我这个专员是不会给这个素不相识的人送粮送钱的。
三、据李静之回忆，1948年6月开封解放前的一天，河南在南京的一些头面人物在大三元饭店聚餐时，姚廷芳曾介绍郑发同李见过面。从身架、面型、个头看，郑发都有与蒋介石近似的地方。郑发在南京时，也有专人照顾他的生活，他能参与那样的宴会，说明他当时的身份，但就是不得与蒋介石见面。有人说郑发在重庆时，蒋介石在戴传贤家中曾见过他，但郑发说并无此事。在宴会间有人说：“蒋介石是许昌县南前郑村的人，这可以从蒋介石的名字上得到证明，‘中正’就是中州郑氏的意思，‘介石’就是说他家门前那块大石头总是介意难忘。”
《金陵春梦》的传说，尚属小说家言，而文中资料一再引证，言之凿凿，则似乎确有其事了。此不能不为之辩诬，以正视听。而解开此谜，又非我浙人莫属。
问题的探索
我于1965年春，与前武岭学校第一任校长张明镐协作撰述《蒋介石在溪口》一文（已发表于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三辑），当时《金陵春梦》已出版，蒋介石出身于河南许昌前郑村的传说已风靡全国。我们撰述此稿时，曾向毛懋卿、孙表卿、汪日章、唐瑞福、蒋小品诸人谈论过这一传说的真伪，他们一致认为：此说全无根据，乃纯属子虚乌有的海外奇谈。
传说中的河南郑发，也许确有其人其事，但仔细分析郑发一家的遭遇，与奉化蒋肇聪及其继配之妻王采玉，绝不是同一回事。上述几位作者所见所闻是有事实为依据的，但却有一些牵强附会的分析。如李延朗查对《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发现有“原名周泰，后改名介石”等语，认为他原来并不姓蒋。李静之认为蒋介石是许昌县南前郑村的人，这可以从蒋介石的名字上得到证明，这显然是缺乏根据的推测，这样就难怪张冠李戴了。
蒋介石的名字很多，他生下时，其祖父蒋玉表给他取了一个叫瑞元的小名。他是溪口蒋姓中第二十八代子孙，属“周”字辈，故又取名周泰，上学后取了一个学名叫志清，后来自改为名中正，字介石。取名中正，是流亡在日本时，依照孙文易名中山，亦改名中正，实有攀龙附凤之心。说这名字是“宗郑”的转音，完全是瞎猜了。且奉化口音，“正”与“郑”不同音，“宗郑”即“中正”，显然是无稽之谈。
至于说蒋介石每年都回到奉化溪口，为他母亲扫墓，总不见他如何对父亲表示孝心，这一点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蒋介石九岁丧父，由他母亲抚养成人，对其母亲就显得更为亲昵。蒋肇聪元配徐氏，生长子介卿与长女瑞春，徐氏死于光绪八年（1882年），肇聪续娶肖镇孙氏为继室，不久孙氏又亡；再娶嵊县葛竹村王有则的次女王采玉为妻，她便是蒋介石的生母。蒋肇聪卒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当时蒋介卿年仅二十二岁，蒋介石还只有九岁，他的弟弟瑞青仅两岁。由于蒋介卿与王采玉不和，家庭间发生龃龉，次年就兄弟分居。王采玉以一寡妇抚养一群稚龄的儿女，哪有心绪和精力举办亡夫蒋肇聪葬事？拖延至民国二年（1913年），蒋介卿、蒋介石兄弟葬其亡父蒋肇聪于桃坑山右蟹钳，与元配徐氏及继配孙氏合葬。当时王氏曾再三叮嘱蒋介石，等她百年之后，要为她择地别葬，不必拘执俗礼，与其父亲同穴合葬。据蒋介石《慈庵记》所述：“自是吾每归省，无不以此见教，且自置墓碑，以示其别葬坚定之意。”民国十年6月14日，王氏病卒。11月22日，蒋介石葬其母王采玉于白岩山鱼鳞岙，并在半山平地上筑坟庄三间，额曰“慈庵”。将其曾祖蒋祈增以下以至蒋瑞青的神位供奉于中堂，以补父母未合葬之缺憾。王采玉不愿与蒋肇聪合葬，主要原因是肇聪已与前妻徐氏及孙氏同穴，王氏不愿屈居人后。据两度担任过丰镐房账房的唐瑞福老人说：蒋介石每次还乡扫墓，桃坑山父坟及白岩山母坟先后祭扫。自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经常以坟庄为住息之地，外间常见到蒋介石住在蒋母坟庄招国民党军政要员的新闻，便误以为他只知有母不知有父了。其实，蒋介石自发迹后，每次回到溪口，不住在丰镐房老宅，而以文昌阁、坟庄、妙高台别墅为家。那几处别墅居高临下，四周筑有岗亭驻守，警卫森严，安全可恃。自文昌阁毁于抗战烽火，蒋介石每次回到溪口，就以坟庄为家。外界不知底细，以为蒋介石重母轻父，遂猜疑其别有隐情了。再说，《金陵春梦》是根据一位流居香港的蒋介石侍卫官的记述写成的，作者连蒋肇聪（字肃庵）在溪口有否坟墓的事也不清楚，认为“见不得人，甚至死后不见坟墓的‘蒋父’其中必有奥妙……”写蒋肃庵带了原配夫人徐氏到开封，身边有儿子蒋锡侯、锡春、瑞春，女儿瑞莲、瑞菊大大小小五个孩子，不幸徐氏病亡，遗下这一群孩子没人照顾，正为难间，王妈带着一个八岁的儿子来到蒋府当奶妈，这个王妈后来便做了蒋肃庵的续弦，王妈的“拖有病”（“拖油瓶”）儿子当了蒋肃庵的儿子，改为蒋周泰，字瑞元，学名志清。
如果看一下《武岭蒋氏宗谱》所载，就可知道：蒋肃庵原配夫人徐氏，仅生一子名锡侯，一女名瑞春，并无锡春其人。而瑞莲与瑞菊均为蒋介石同母之妹，为王采玉所出。瑞莲比蒋介石小三岁，瑞菊又比瑞莲小三岁，不久夭亡。蒋介石八岁时，瑞菊已不在人世。徐氏卒于光绪八年，蒋介石是光绪十三年出生的。这段传说，因年代不符，虚构的情节与活生生的事情完全对不上号。
溪口镇南临锦溪，北聚村落，风景优美。全镇只有一条市街，东自武岭门起，西至武岭公园止，全长约五华里。蒋姓是该镇的一个大族，镇上远近人家，鸡犬相闻，一有风吹草动，瞒不过众人的耳目。蒋介石世代居于此镇，镇上父老，有不少人深知蒋宅的底细。如果蒋介石是他母亲带到蒋宅的“拖有病”，怎能一手遮住全镇人的耳目？蒋介石后来发迹了，对于他的出身，镇上人也没有为他隐瞒。例如其生母王采玉，是个年轻的寡妇，二十三岁时由其堂兄王贤东作伐，再醮为蒋肃庵继室，此事溪口人均知底细。我遍访溪口与蒋氏有关的老年人，莫不对河南郑姓的传说，付之一笑。
外问传说蒋介石托戴笠安慰郑发的事，郑发自己也否认有此事。解放后有人问郑发，他竟绝口否认他与蒋介石有关系，这是为什么？是怕牵连自己吗？还是他已明白蒋介石虽与他面貌相似，但并不是他的三发子兄弟？
蒋肇聪其人
为了搞清问题，要以蒋肇聪（肃庵）本人经历为线索，搞清他究竟是否到过河南开封？如果没有去过，那么，传说中的绍兴师爷“蒋肃庵”，如果是有这么个人，必另有其人，绝不是奉化溪口继其父业经营玉泰盐铺的蒋肃庵；或者说，郑发的母亲确带着其三弟郑三发子，嫁给一个蒋姓师爷为继室，那个蒋姓师爷也绝不是奉化的蒋肃庵。
郑发于北伐战争前后看到蒋介石的照片，认为他是随母嫁到浙江的三发子，当时不敢冒认，直到1942年，河南灾情严重，他只得铤而走险，卖掉一头毛驴作路费，到重庆认亲。这一段过程也是十分蹊跷的。郑发怎么能凭一张照片便可断言其为自己弟弟？而且他和弟弟已分别三十多年，难道相貌还没有一点改变？何况天下相貌相似的人也很多啊！
《河南文史资料》第五辑所刊登的三篇资料，都不是第一手资料，似不应妄下断语，只有彻底了解蒋肇聪的经历以及王妈是不是王采玉的问题，才可以掌握打开蒋母与蒋介石身世之谜的钥匙。
溪口蒋氏，自蒋士杰从三岭迁至武岭，世代以务农为业。三代以后传至蒋玉表，始弃农经商。玉表在溪口镇上开设一家以经营盐、酒、石灰为主的商店，店名为“玉泰盐铺”，至今在奉化第三招待所大门墙脚，尚保留由“中正”亲题的“玉泰盐铺原址”六字，即为当时蒋家店基。据陈布雷所编《蒋介石先生年表》载：蒋介石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9月14日未时，生于武岭溪口镇玉泰盐铺楼上，祖父蒋玉表给他取了一个瑞元的乳名。次年，由玉泰盐铺迁至报本堂的西厢房，即后来的丰镐房祖宅。
蒋玉表的盐铺，是溪口镇上唯一的经营“官盐专卖”的店铺。店堂内挂有一块“官盐”的招牌。盐是向宁波批发运来的，石灰是由富阳运来的。后来还经销大米，到安徽芜湖去贩米。同时酿酒兼营糟坊，经营范围并不小。肖镇的孙昭水开设的永兴行，亦是专卖官盐的盐酒店，因为是同行，两家保持着世交的来往。据孙昭水之次孙孙礼桐回忆：他祖父孙昭水晚年患脚疾，不良于行，永兴行店务交由其伯父孙润木当手。其父孙玄木（字表卿）举人出身，担任过法政学堂、沪江大学国文教师、清末户部主事、省议员等职。永兴行常与玉泰盐铺合伙雇船运盐，货船运至肖镇，再用竹筏继运至溪口。因同业关系，孙、蒋两家常有往来。蒋肇聪自元配徐氏病故，就继娶肖镇孙氏之女。孙表卿曾在奉化凤麓学堂为教习，蒋介石是凤麓的学生。孙虽没有直接教过蒋，蒋称孙为“先生”而不名，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关系。
大约在1861年至1862年前后，太平军一度克复宁波府属各县。因战争的影响，溪口商业一蹶不振，玉泰盐铺一度停业。过了一年后，蒋玉表已五十岁，蒋肇聪二十二岁，玉表便出资恢复玉泰盐铺，将店务交给蒋肇聪，自己坐享清福，诵经念佛，安度晚年。他还懂得一点草药医术，入山采药，给乡人治病，曾在武岭庵施粥施茶，博得镇人对他的好感。
蒋肇聪小名明火，在溪口经商的老人都叫他明火。他精明能干，玉泰盐铺经他当手复业后，不数年又生意兴隆，由衰落转为小康，在溪口镇上成为十甲户之一。据孙礼桐回忆说，他伯父孙润木与玉泰合伙办货运输，最远到芜湖采购大米，从未听说过蒋明火带着老婆徐氏子女到河南经商或当师父。有的书上说蒋肃庵做过清朝的官，亦是传闻失实。他只是溪口镇上经营官盐的小商人，只是中产之家，除玉泰盐铺外，有薄田三十余亩。后来蒋介石发迹了，陆续以武岭学校的名义买进土地，但仍算是学校的地产。蒋玉表懂得一点医术，蒋肇聪喜欢出头给镇上人调解讼事纠纷；有的书上把玉表、肇聪合为一人，说蒋肇聪是盐商、讼师、郎中兼而有之的人，有的甚至将玉泰盐铺搬到河南开封去了。实均大谬不然。
蒋肇聪的发妻徐氏，卒于清光绪八年，时肇聪年已四十一岁，长子周康已九岁。继娶肖镇孙氏，不久又病故。清光绪十二年，由玉泰盐铺老伙计嵊县葛竹村人王贤东作伐，介绍其堂妹王采玉为肇聪继室，时王采玉已二十三岁。浙东风俗，女子出嫁较早，因王采玉年轻守寡，家境清寒，故经王贤东一说即合。
丰镐房老管家唐瑞福祖居溪口簟匠弄，今年七十有九。在他五六岁时，王贤东仍在玉泰盐铺供职，常抱着他寻开心。后来贤东年老回家，介绍其族侄王良鹤充当玉泰伙计。王良鹤无子，以兄子王世和为子。王世和初在溪口镇上一咸货店作秤手，被蒋介石带到广东，当一名随身勤务兵。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由蒋推荐参加军校学习，混了六个月，后经蒋提拔为侍卫长。可见王贤东、王良鹤、王世和一门三代与蒋家关系很深，都因王采玉这个关系上来，王采玉来历是无可疑的。
总之，从蒋肇聪四十一岁丧妻，继娶孙氏又再娶王氏，先后四年期间，溪口老人对这段往事多能道及。蒋肇聪从青年时代起，就继承父业经营溪口玉泰盐铺，这一点更有何疑？由此可见，蒋肇聪既未去过河南，亦未当过师爷，王采玉更未离开过奉化，其来历是清清楚楚的。
葛竹调查
在搞清了蒋肇聪的身世后，便可进一步搞清蒋母王采玉的身世，她是不是嫁过河南郑某，生过郑三发子，后又带他到蒋家来？为了解开这个谜，我于1980年到王的家乡葛竹进行实地调查，现将所得资料整理如下：
葛竹村位于奉化与嵊县交界处，原为嵊县辖区，1958年划归奉化县，现为奉化县葛竹人民公社葛竹大队，公社设斑竹园，大队在葛竹村。
11月2日早晨，我走访山麓边的葛竹大队。行近葛村，见到一座桥，过了桥才见山麓有一片村屋，约有一百多户人家，以王姓占大家，杂姓只有十分之一。蒋母王采玉就出生在这个山岙里的小村上。
葛竹大队支部书记王伏才同志从田畈里回来招待我。经笔者提出要求，在访问对王采玉一家比较熟悉的人以前，先查阅一下王氏的宗谱。王伏才同志答道：“葛竹王氏宗谱，在‘文革’期间上缴销毁了，大队部留下一部，已残缺不全。”我说：“残缺的也看看。”他便转身抱了三册《葛竹王氏重修宗谱》出来交给我。
《葛竹王氏重修宗谱》原有四大册，现只留下三册，其中第一册已被老鼠啃坏了半部。好在从残存的编笺中，仍可以按图索骥，查清楚蒋母王采玉的身世。
蒋母王采玉的祖父王毓庆，宗谱上说，他是清朝的迪功郎，生三子二女，长子王有则，次子王有模，幼子王有金，都是国学生。王有则曾多次应试，但没有取得功名。王毓庆收购笋干、山货，运至宁波求售，无人问津；后来转运至苏州，竟以高价脱售，因得以贩卖营利所得，在葛竹建造一所住宅。这所住宅至今尚在，虽破旧不堪，仍为有则、有模、有金所共有。这就是蒋介石幼年时每年常来的外婆家。
王有则（1820—1882）娶欢潭姚振昌之女为妻，生三子，为贤侯、贤宰、贤达。后王有则续娶姚氏，又生二子一女，按照排行，四子贤钜，五子贤裕，女即采玉。王采玉早适下跸趾曹家田竺某为妻，青年丧夫，再醮归溪口蒋肇聪为填房，她便是蒋介石的生母。可见王采玉虽先适竺家，但绝不是河南的郑家。
王采玉生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在她十九岁那年，其父王有则一病不起。这时，大弟贤钜才十五岁，很不争气，成天赌博；小弟贤裕有点精神病，只有十一岁。王有则不事生产，家道中落。王采玉做姑娘时，靠着她一双灵巧的手，做些针线女红，贴补家用，日子过得十分艰苦。不幸出嫁后夫婿病故，父又继亡，她苦守了几年，才嫁给蒋肇聪为继室，并不时救济老母幼弟。蒋介石童年时常到葛竹外婆家走亲眷，葛竹村人多能谈及这段往事。
我看过《王氏家谱》后，于午后访问五十七岁的王良珊。她是王采玉堂兄王贤昌的次子，是葛竹村王姓中辈分最高的一个。据他说：王贤钜、王贤裕二人，虽是蒋介石的亲娘舅，蒋对他们只供给生活费用，并不信任。蒋所信任的是王有金的长子贤甲。贤甲于民国三年曾捐资在葛竹兴办凤翥学堂，得到浙江省民政长颁发的银质奖章。贤甲有子六人：良森、良朔、良季、良和、良裕、良汉。良朔之子忠觐，留学苏联，现况不明。良汉又名震南，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是蒋介石提拔的戚党，曾任军法总监督东南分监督，解放前夕任上海市特刑庭长，以历年搜括所得在葛竹建造一所规模颇大的住宅，气派有过于溪口蒋宅丰镐房。我所访问的王良珊，是王震南的堂兄弟，他在杭州任职时，常到王震南和王惜寸（潋莹）在杭州的住宅里去走动。
王惜寸族名时荣，按照葛竹王族贤、良、忠、时的排行说，他是小房的时字辈，为王良珊的族孙。但他曾在葛竹凤翥学堂教书，因蒋介石童年一度在凤翥读书，故大家还是尊称他为时荣先生。他以后又在康岭办中学，担任过嵊县政府秘书。蒋介石办黄埔军校，邀王惜寸任军校秘书，北伐后被任为浙江省财政厅长。
王良鹤的继子王世和，初随蒋充勤务兵，后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1939年，王世和充任蒋介石侍卫大队长。1944年俞济时接任七十四军，他任副军长。再进陆军大学将官班。因他嗜赌如命，常常误卯不到，蒋曾两次将他革职闲置。抗战胜利后，王世和以敲诈勒索所得，在溪口开设五泰钱庄，初聘唐瑞福为经理，后由王世和自兼。他并在溪口大造住宅。
王震南、王惜寸、王世和——是葛竹村上跟随蒋介石去台湾的三个母系至亲。
从王良珊家出来，我又走访了王方溥和王贤裕的孙媳妇张雅琴，继续了解王氏家世。
关于蒋介石的亲娘舅王贤钜与王贤裕，我在宁波时曾向唐瑞福老人多次探问。王贤钜、王贤裕两人的个性不同。贤裕读了几年私塾，当过小学教师。贤钜生性好赌，不务正业，似乎没有干过正当职业。他们的生活，平时靠乃姊王采玉照顾。及至蒋介石位居要职，按时按节提供这两位舅父以衣暖食饱的中等生活，但从未介绍他们担任公职。唐瑞福在抗战后第二次担任丰镐房账房，其时蒋宅已无本房主人在家，蒋经国离家时告诉唐瑞福：“我不在家，别人来作客可以毋须招待，只有葛竹的二位舅公来溪口时，请他们住下，多办些小菜招待他们，按时按节送钱作他们日常开销，平时要米要日用物品，都到溪口街上凭折支取。”
贤钜不常来溪口作客，贤裕则常由族人抬轿，手执拂尘，到丰镐房一住一二个月。他有点精神失常，蒋介石在抗战以前，每年年底，给贤钜、贤裕各送去大洋百元，贤钜则聚以买田，历年来购置田地五六十亩，度其地主生活，终日疯疯癫癫，不知所为。两人于1950年先后病死。
贤钜有二子，长子良昭，良昭之子忠泽，之江大学政治系毕业，被蒋介石擢用为福建浦城县长，历时五年。抗战胜利后，陈仪任台湾行政长官，调他去台湾，未赴任。回到浙江，调任新昌县长。贤钜的次子良穆，随蒋介石去广东充侍从副官，北伐军抵达南京，良穆贪污了一笔公款，逃回葛竹家中，蒋介石不加追究。1933年在葛竹设立武岭分校，王良穆被任为分校主任。
贤裕的独子良辰，良辰之子忠熊，1978年病死在葛竹，张雅琴是忠熊的妻子。
在与张雅琴谈话中，她先自作介绍：她是江口前王山人，贤裕是他的太公，王家祖孙三代都有精神病，到她丈夫王忠熊时，精神病仍未断根。祖孙三代的生活，全仗姑婆（王采玉）一家接济维持。她丈夫王忠熊死时五十八岁，是中学文化程度，当蒋经国担任江西省第四区行政专员时，带她丈夫去当出纳，以后又历任南京粮食仓库出纳，武康县政府出纳。解放前夕，由武康回到葛竹时，因张雅琴怀孕待产，未去台湾。她现在有五子一女。
谈到蒋母王采玉，张雅琴听上代长辈传说，王采玉前夫为曹家田竺某，家境尚好。竺家是从葛竹搬到下跸趾曹家田的，迁居后已有五代。
王方浦是小房的子孙，他告诉我，蒋介石在抗战以前，每年清明到葛竹上王有则的坟，在王贤甲家吃饭，贤甲蓄着长胡须，办事能干，能说会道，蒋介石很重视他。1939年贤甲死后，蒋介石来葛竹扫墓，常住在王震南新建的住宅里。王方溥又说，1949年阴历二月，有一天，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蒋爱伦和蒋爱明，一家祖孙五人，驾着竹筏于上午10时左右到葛竹，便衣警卫人员散布街头巷尾，约有三四十人。蒋介石一家到董家坑上坟后，在王震南家住宿一宵，次日上午，落筏至斑竹园俞宝兴家中晤谈。
根据以上调查，足以证明蒋母王采玉的身份是清楚的，并不是来历不明的人。在她一生中，不仅没有可以启人疑窦的地方，而且她身世的证据是大量的，无可置疑的。她从未离开过奉化，更未到河南，亦未嫁过姓郑的人。在嫁给蒋肇聪时，也未带来前夫之子。由此可见《金陵春梦》以及有关史料所作的种种传说和猜测，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何国涛）
注释
[1]应为《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作者毛思诚，1936年10月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