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流转，沧海桑田，那些曾经耳濡目染、名动一时的名士风流、学人气象，如同尘世中的一粒尘埃，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如清风，似流水，风流云散，无处可寻，成为遥远的绝响……
梁启超：爱吾师，更爱真理
1890年8月的一天，经陈千秋引见，梁启超认识了南海康有为先生，并做了康有为的拜门弟子。当时梁启超因16岁中举且自以为饱学训诂词章学，颇有点沾沾自喜，见到康有为他慷慨陈词，显得洋洋得意。谁知康有为对他所学旧学逐条加以批驳，使梁启超十分惊讶，他没料到，被世人推崇万分的学问在康有为看来，简直如同秕糠，他感到自己如同“冷水交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或到“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回到学馆，和陈千秋谈到自己见到康有为的感受是，“竟夕不能寐”。
第二天，梁启超再次拜见康有为，请教做学问的问题，康有为谈了自己的教学内容。他并非以当时通行的四书五经、陈腐的八股文为内容，而是以孔孟之学、佛学、宋明理学为主体，兼及史学和西洋学说，重点研究今文经学，对古文经学进行辨析批判。聆听了康有为的这番话，梁启超当即决定抛弃旧学，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生在一个“世以理学传家”的名门望族，他的曾祖父和祖父以程朱之学教授于乡，提倡后进，有“醇儒”之称。康有为主要是在祖父的教育下长大的，少年时代就接受了理学思想的系统教育，所谓“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开口圣人，闭口圣人，以至于大家都称他“康圣人”。康有为的青年时代，正值中国遭受列强欺凌，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内忧外患、图存救亡的时代里，富有爱国热情的康有为逐渐形成了一种改变中国现状的改良主义思想。
认识康有为是梁启超一生中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1891年至1894年，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梁启超在万木草堂这样一个汇集新思想、新学问、新风气的地方，在循循善诱、爱生如子的康有为的直接启发和教导下，进入了他一生第二个紧张的学习时期。
万木草堂有一个图书馆，名曰“书藏”。康有为将自家数代藏书全部运来，又从上海制造局购买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各类书籍3000余册。求知欲旺盛的梁启超在这里如鱼得水，恣意涉猎，像海绵吸水一样吸收各科知识。此时康有为本着“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的教旨，著《长兴学记》作为学规，提出教育应包括德、智、体三个方面。康有为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学原则，并对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使万木草堂成为一所不同于流俗的新式学堂。
在万木草堂学习的四年，为梁启超一生的学术和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康有为年长梁启超16岁，在最初的几年里两人一唱一和，无论是思想还是实践目标，均高度一致，简直如出一人。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二人却日渐分离，并最终分道扬镳，以至于结下了说不尽的恩恩怨怨。
康有为、梁启超关系的演变是颇耐人寻味的。应该说，康、梁二人都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都曾为使中国由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做出各自的贡献。然而，在历史的转折与大变革面前，一个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一个善于吸收，与时俱进，因时而变，努力挣脱传统事物与文化的束缚，师生的分歧乃至最后分裂是理所当然的。
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二人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是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的。康有为出生在世代学习理学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自幼聪明，但对科举考试兴趣不大，多次参考，均名落孙山，对此他却并不十分在意。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在游历了为英国殖民者霸占近四十年的香港之后，对西方文明有了些感官上的认识，觉得英国人“治国有法度”，不像古代所谓的“夷狄”那样没有文化。于是，他开始钻研西方的科学知识，逐渐成长为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先行者之一。根据清朝的有关规定，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直接给皇帝上书的。康有为不管这些，1888年，身为老百姓的康有为，首次向皇帝上书，分析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提出了改革法律、沟通民情、提防小人的改革方案。光绪皇帝虽然没有看到这封上书，但康有为却赢得了普通老百姓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注意起他来。
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但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反对，9月21日，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因1898年为旧历戊戌年，故这次改革又称为“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逃亡到日本。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所谓“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
起初，梁启超像从前一样，唯师命是从，言必称师，可渐渐地，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著作的大量阅读，他的政见发生了显著变化，与从前“若出两人”。最主要的变化是他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特别赞同被称为“最后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的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名言：“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并以《自由书》为题，写下一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他认为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是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认为中国若能采纳其思想，必将出现大同盛世。
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从保皇转向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启超）副之”。梁启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退休，“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
由于梁启超多年来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在表面上答应悔改，但实质上并未放弃对革命的信仰。在尊孔保教问题上，梁启超也开始有意摆脱康有为的束缚。早年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影响下，也常常谈论尊孔保教，在好朋友黄遵宪和严复分别向他说明“教不可保”的道理之后，他开始转变思想。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他从“保教党之骁将”逐渐转变为“保教党之大敌”，为此受到了康有为的严厉批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共和制，还是立宪制？当时人们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表达出各自的观点。此时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样，坚持中国应实行“虚君共和”，但不久，随着革命的发展，梁启超便把自己的主张修改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而康有为依然固执己见，不愿与时俱进，康、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大抵与师论事，无论何人决不能自申其说……师平昔事无大小，举措乖方之处，不一而足，弟子亦不能心悦诚服，无如何也”。不过，这段时间梁启超对康有为虽有不满，但矛盾没有公开，只是在小范围内为人所知。但此后，因对共和与帝制的政见不同，二人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梁启超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批驳老师康有为，二人关系严重恶化。
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对于民国成立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康有为“触目伤心”，他继续鼓吹尊孔崇儒的老调子，将孔子看作国粹和国魂，四处活动，组织孔教会，甚至要尊孔子为教父。在大总统袁世凯的支持下，全国上下，尊孔读经，甚嚣尘上。袁世凯支持康有为尊孔读经，目的是为其复辟帝制服务，但康有为却以为只有溥仪才能做皇帝，故在1914年3月间，康有为就同张勋暗中谋划，欲复辟清朝。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仅没让溥仪做皇帝，而且公然自称洪宪皇帝，康有为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毅然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袁世凯的皇帝美梦仅做了83天，便在全国一片叫骂声中，呜呼哀哉了。
康有为并没有从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中吸取教训，相反，他却加快了让溥仪复辟的步伐。1917年7月，他联同统率辫子军的张勋，利用时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总统黎元洪之间发生府院之争的机会，请溥仪重新登基做皇帝，史称“张勋复辟”。因复辟有功，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并戴上头品顶戴，没想到12天后，复辟失败，康有为名列通缉令中。他躲在外国使馆和租界里作诗品画，直到1918年，在得到北洋政府的特赦之后，才敢走出租界。
与康有为积极复辟相反，梁启超坚决维护民主共和。在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梁启超组织进步党，一方面欲与国民党相抗衡，另一方面则欲监督和引导袁世凯走上政党政治的道路。在闻知袁世凯欲复辟帝制时，梁启超以他那酣畅淋漓的文笔，挥毫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拿着20万元的银票，劝他不要发表这篇文章。梁启超却不为利诱，毅然发表。同时，他还联合蔡锷等人，组织护国军，以武力讨伐袁世凯。1915年12月25日，云南正式宣布独立，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为了推动广西军阀陆荣廷独立，梁启超又只身前往广西，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迫使陆荣廷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独立，所有重要电文，均为梁启超草拟。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护国战争很快便取得了胜利。
与其师康有为不同，梁启超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复辟。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针锋相对，将矛头直指康有为，明确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张勋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咒骂他为“梁贼启超”，他作诗云：“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逢蒙曾向后羿学习过射箭技术，后来却害死后羿）康有为通过这首诗表达了对弟子梁启超的愤怒。
晚年的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之间关系有所缓和，但表面上诚挚的师生友谊并不能掩盖二人政治立场上的分歧。晚年的康有为继续鼓吹尊孔复辟。1924年10月23日，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康有为则指责道：“挟兵搜宫，何以立国？”并不顾年迈体弱，由上海赶往溥仪在天津的住所张园，“觐见圣躬”。溥仪生日时，康有为再赴张园为其祝寿。康有为七十寿辰的前一日，溥仪也遣人送来“岳峙渊清”匾和一柄玉如意，以示祝贺。康有为受宠若惊，“当即恭设香案，望北叩谢天恩”。对于当时蓬勃发展的大革命运动，他则称之为暴乱，“俄化”，甚至在他去世前夕，还致电军阀张宗昌，要他先发制人，“用重兵”对抗已逼近上海的北伐军。梁启超针锋相对，反对复辟倒退，极力维护共和，追求立宪，他写道：“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也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
1922年，康有为原配夫人在上海逝世，梁启超曾亲往吊丧，但这不过是维持着师徒之谊而已。1927年，康有为70岁生日，康门弟子齐集上海祝寿，梁启超虽然因事未来，但却托人送来寿联和寿文。在寿联里，梁启超暗将康有为比作孔子，极得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的喜好。在寿文里，梁启超深情地回忆起早年在万木草堂学习的经历及师徒之间真挚的情感，感谢先生的教诲之恩，并高度评价了康有为对当时及以后的影响。祝寿的喜庆气氛尚未散尽，3月31日，康有为在青岛去世。梁启超闻讯之后好生伤感，4月17日，他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设灵公祭，含泪宣读悼文。在这篇情深意浓的悼文里，梁启超肯定了康有为早年的历史贡献，但也委婉地批评了他在复辟帝制上的错误。梁启超这种“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
陈寅恪：无冕之师
陈寅恪先生博览群书，被誉为“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全中国最博学之人”，素有“活字典”“活辞书”之誉。早在柏林大学读书期间，陈寅恪就被人们称为是“读书的种子”。他一生苦读、巧读、用心读，积累下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
陈寅恪将书分为三类：最低限度的读物、进一步学习的读物、深入研究的读物。三类书中他尤其强调第一类。陈寅恪认为第一类是必读书，从中可以得到最低限度的知识。譬如，他认为，无论一个人的爱憎好恶如何，《诗经》《尚书》乃人人必读之书。因为它们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此外，他还认为《礼记》是儒家杂凑之书，但其中包含的却是儒家最精辟的理论。《礼记》中除了解释仪礼及杂论部分以外，其他所谓通论者，如《大学》《中庸》《礼运》《经解》《乐记》《坊记》等，都是相当精彩的作品，不但要看，还应该背诵。
陈寅恪读书，注重原典和最基础的书，这可以说是他读书的一个诀窍。为什么要读“老书”？因为“老书”有“原创性”和“基础性”，而且“老书”往往是一门学科的入门书。读“老书”，推而论之，就是读原典。1912年，陈寅恪从瑞士回国，去拜访著名史学家夏曾佑先生。夏对陈讲：“你是故人之子，能从国外学了那么好的学问回来，很值得庆贺。我自己则只能读中国书，外国书看不懂。不过，近来已觉得没有书可读了。”“书都读完了”“无书可读”，夏曾佑的话令陈寅恪当时很是不解。几十年后，陈寅恪自己也到了无书可读的境界。对此，陈寅恪说：“中国真正的原籍经典（原典）也只不过一百多部，其余的书都是在这些书的基础上互为引述参照而已。”读“老书”、读“原典”，这对于任何一个学科来说，都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读书策略。
陈寅恪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在读书的过程中，随手记录——在书上圈圈点点。这些圈点有校勘，有批语。梁慧皎的《高僧传》（初集）是陈寅恪上世纪30年代批校最多的书。北京大学王邦维先生在《陈寅恪读〈高僧传〉批语辑录》中说：“批语俱写于原书上下空白处及行间，字极细密，且无标点。批语多时竟至原书几无空白之处，复又写于前后页。从字迹大小及墨色看，同一相关内容的批语，往往不是一时写成，前后时有补充或更正。”蒋天枢也有文字记陈寅恪读《高僧传》的批语：“先生于此书，时用密点、圈以识其要。书眉、行间，批注几满，细字密行，字细小处，几难辨识。就字迹墨色观之，先后校读非只一二次，具见用力之勤勉。而行间、书眉所注者，间杂以巴利文、梵文、藏文等，以参证古代译语……”陈寅恪随手记下的这些圈点和随想，往往成为他日后论文的基本观点和著述的蓝本。
陈寅恪大量读书，却不尽信书。对于书上说的，前人说的，大人物说的，陈寅恪总是要经过自己的学习和思考才加以确认。陈寅恪十岁时，在南昌曾听祖父闲话旧事，略言“昔年自京师返义宁乡居，先曾母告之曰，前患咳嗽，适门外有以人参求售者，购服即痊。先祖诧曰，吾家素贫，人参价贵，售者肯以贱价出卖，此非真人参，乃荠尼也。盖荠尼似人参，而能治咳嗽之病。《本草》所载甚明。特世人未尝注意及之耳。”陈寅恪侍侧听罢，对《本草》一书和这段故事暗记在心。后来陈寅恪找到《本草》翻阅，“即检荠尼一药，果于先祖之言符”。“果于……言符”，充分体现了陈寅恪的求真与求知。正是不唯书、不迷信的怀疑精神，奠定了陈寅恪学术大师的地位。
从12岁起，陈寅恪先后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多个国家的高等学府求学18年。让人深思的是，他虽然游学多年却没有一个学位。陈寅恪是为了读书而读书。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研究。对于大多数人趋之若鹜的学位，他却淡然视之，不以为然。
1925年，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时在清华任教的吴宓向梁启超介绍陈寅恪。梁便推荐陈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清华的校长曹云祥问梁：“陈寅恪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那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闻之大为生气，遂答曰：“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启超介绍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曹云祥听后立即决定聘请陈寅恪。一代学界泰斗，却没有学位文凭，这便是陈寅恪的特立独行之处。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只求学问，不受学位。陈寅恪读书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垣：文化救国
陈垣（1880—1971），字援庵，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他自幼好学，靠自学闯出一条治学路径。在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著作等身，影响广泛，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毛泽东主席对陈垣先生的国学成就赞誉有加，称他是“国宝”。
陈垣先生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平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强迫中国教师和学生学习日语，用日伪教材，向日本军人行礼，学校升挂日本旗等，进行全方位的奴化教育。陈垣对此异常愤怒，坚决予以抵制。他利用辅仁大学与德国的特殊关系加上自己的社会威望，出面和日伪反复交涉，提出辅仁大学不用日文课本，不挂日本国旗，日语不作为必修课，从而使辅仁大学成为当时沦陷区唯一不悬挂日伪旗帜的大学。抗战胜利后，北平的媒体称赞辅仁大学是故都的“抗日大本营”。鉴于陈垣拥有极高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日伪采取各种威逼利诱的手段请他出来任职，比如以高薪请他出任“日中满蒙四国东亚文化协议会”中国会长，他严词拒绝。为了不给日伪以任何口实，陈垣在北平沦陷的八年期间，除到校讲课外，一概闭门谢客。陈垣曾留学日本，结识了不少日本朋友。但在中国八年抗战期间，他从不与这些朋友来往。当时北平日伪的头面人物王克敏、董康等人过去都是陈垣的老熟人，他们多次想和陈垣拉关系，电话打到陈府，陈垣说：“我不认识你！”
近代以来，国际汉学研究迅速发展，法国巴黎更是成为公认的国际汉学中心，日本的汉学也发展很快，相反中国本土的国学研究反倒退居次要位置了，陈垣将这种情况视为奇耻大辱。20世纪20年代初，在一次集会上，陈垣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该把汉学中心夺到中国，夺回北京。”在辅仁大学的课堂上，陈垣动情地说：“每当我接到日本寄来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论文时，我就感到像一颗炸弹扔到我的书桌上，激励着我一定要在历史研究上赶过他们。”不仅如此，陈垣还语重心长地对学生说：“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个方面的成就累积的。北平市商会主席到日本去观光，人家特别派了几位商业上的领袖人物来招待，倾谈之下，我们的商人什么都不明白，连谈话的资格都不够，像这样凭什么去和人竞争？凭什么能使人尊重？我们必须从各个方面就着个人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的军人要比人家的军人好，我们的商人要比人家的商人好，我们的学生要比人家的学生好。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
抗战期间，陈垣始终坚持“史学救国”“学术救国”“文化救国”，写下了《明季滇黔佛教考》等许多表面上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实则斥日寇、斥汉奸、斥当政的“托词之作”。有学者将陈垣这一时期的研究称为“学术抗日”，并赞叹他是“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
1945年12月底，光复后的北平举行元旦团拜会，国民党要员陈诚批评说，北平这地方没有一点儿民族意识。在场的陈垣听后大为不满，当即站起来反驳道：“陈部长，你过去来过这里没有？我们在日本人统治下进行斗争，你知道吗？可惜你来得太迟了！”遂愤然离席而去。北平沦陷期间，陈垣曾语重心长地对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的。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你我要坚守教书阵地，只管好好备课、教书，这也是抗战！”
俞平伯：爱书如命
俞平伯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散文家、红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十足的爱书人。俞平伯生于典型的书香世家，其曾祖俞樾是清末著名学者，因此俞平伯自幼受到古典文化的熏陶。俞平伯开始读书是在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的正月初八，虚岁刚五岁。他读的第一本书是《大学》，等到七岁时，读过的线装书摞起来比他的个子还要高。
1911年，俞平伯13岁，他开始读《红楼梦》。这时读闲书、读小说，他还不能完全读懂，也不太感兴趣。后来在一篇文章中他还说，“不觉得十分好”。这是完全真实的，他说：“那时我心目中的好书，是《西游记》《三国演义》《荡寇志》之类，《红楼梦》是算不得什么的。”13岁的男孩不懂《红楼梦》，不爱《红楼梦》，那完全是合乎常理的。就在这年冬，俞家又搬回了苏州。俞平伯在家读书，直到1915年春，才入苏州平江中学读书，但也只读了半年。
俞平伯的阅读范围很广，古今中外无所不读。仅记下的读书随笔就有《读通鉴》、《读书之案》、The German、Tribune Hamburg等。俞平伯青年时代曾两次留洋，因此有很强的英文阅读能力。《政治经济学》《莎士比亚集》等内容艰深的英文原版书籍，他照样读得津津有味。在英文版小说中，他尤喜读侦探小说，对福尔摩斯甚感兴趣。
俞平伯一生爱书，在长达八十余年的治学生涯中，他几乎是每日读书。即使是“文革”期间也是如此。1966年夏的一个夜晚，雨声淅沥。一群人闯进位于北京朝阳门内的俞平伯的家。“俞平伯出来！”这群由街道百姓和中学生拼凑起来的“红卫兵”，把所有房间翻了个底朝天，俞家几代人辛苦积攒起来的藏书均被踩踏。他们哪里知道，被他们毁掉的那些书具有何等的价值。
1970年1月10日，俞平伯因看《水经注》而遭批判，但俞痴心不改。1976年7月28日凌晨4时唐山大地震，震撼世界。此后波及京师，一时人心惶惶。对此俞平伯表现出异常的冷静，他一面“点洋蜡吃黄瓜蒸饺”，一面“抄读《庄子》”。
后来落实政策，俞平伯听说要将他的那些书归还的时候，不知有多高兴。但是当他的外孙韦柰将不足原藏书三分之一的书拉回家时，在翻阅一番后，俞平伯淡淡地说了一句：“你把它整理好，列个书目收起来吧。”显然，在归还的这些书中，那些有价值的、特别有用的书再也找不到了。对于一个嗜书如命的人来说，再没有比这更令人痛心的了。
俞平伯十分看重读书的作用。有一次他对韦柰说：“我告诉你，你若想写出好文章，我劝你少看有关语法的书。语法书看多了，你反而不会写文章。为什么许多教师会改学生的文章，自己却写不出来好文章呢？原因就在于他脑子里的条条框框太多了。尚未动笔，就被缚住手脚。当然，我劝你少读语法方面的书，并非要你不读书；恰恰相反，你一定要大量、广泛地看书。讲句老实话，我是很不赞成现在的升学考试方法。现在若让我去考大学，一定考不上。”
在一篇题为《读书的意义》的文章中，俞平伯这样写道：“讲到读书的真意义，于扩充知识以外兼可涵咏性情，修持道德，原不仅为功名富贵做敲门砖。即为功名富贵，依目下的情形，似乎不必定要读书，更无须借光圣经贤传，甚至于愈读书会愈穷，这无怪喜欢读书、懂得怎样读的人一天一天地减少了。读书空气稀薄，读书种子的稀少，互为因果循环。……如何使人安心向学，对读书感兴趣，似是小事，却是牵连社会生计的问题，譬如饿着肚子读书当然不成的，更有关于教育考试铨叙各制度的改革。我们从事教育、写作文字的固责无旁贷，但已不仅是个人努力的事，而是成为民族复兴、国运重光的大业之一了。”这话在今天听来，依然富有警示意义。
王世杰：书生的执拗
王世杰，字雪艇，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1891年出生于湖北崇阳，幼读私塾，12岁到武昌读小学，先后毕业于南路高等小学、湖北优级师范理化专科学校、天津北洋大学等。1913年，他留学英国，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获政治经济学学士学位后转赴法国巴黎大学，1920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920年，王世杰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法律系主任，讲授《比较宪法》《行政法》等，深受学生喜爱。
1927年王世杰弃文从政，历任南京国民政府首任法制局长、教育部长、宣传部长、外交部长等职。作为学者从政，王世杰一直坚持书生本色，严谨、清廉，并极力主张自由思想、独立人格。
王世杰身上学者气非常浓，他为人严肃，担任外交部长期间，下属对他十分敬畏。只要他一走进办公大楼，顿时鸦雀无声。在国民党大员中王世杰是公认的比较廉洁的一位。他生活俭朴，不抽烟，不喝酒，也很少看戏或出入娱乐场所。在单位，王世杰从不搞特殊化，上下班配有专车但他不用，坚持步行。一次，下班晚了，秘书派人去接，他不肯坐。上面给他配一厨师，他谢绝。王世杰对子女非常严格，要求他们做到“五要”：品行要端正，求学要勤奋，恶习要戒除，交友要谨慎，生活要艰苦。王世杰从不以权谋私。长子王纪武考学失利，按成绩只能以旁听生身份在中央大学读书。当时中大校长罗家伦是他的下级，又曾是他北大时的学生，有人提议他为儿子说一下情，但王世杰坚决不允。在官场上，王世杰恪守原则，不阿谀曲迎。在教育部长任上时，国民党大员居正为其朋友陈时说情，要求王世杰把陈时办的“私立中华大学”改为“国立”。王世杰坚持原则，拒办，以致后来他与居正、陈时结成冤家，成为政敌。
蒋介石对王世杰有知遇之恩，于是很多人便以为王世杰是蒋介石死心塌地的“走狗”，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对的。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当局规定大小官员都要写一篇读后感。王世杰让手下的一位参事替自己写。这位参事写了洋洋洒洒数千言，结果被王世杰一笔勾掉，王自己另写了“君子不念旧恶”六字交卷。1944年冬，孔祥熙为进一步搜刮民脂民膏，竟向蒋介石提出在四川征收人头税，美其名曰，“国民义务劳动税”。蒋介石将此提案批转到参事室审议。王世杰极力反对，遂使这一提案最终被撤销。1949年，王世杰随蒋介石逃到台湾后，一度任蒋介石秘书长。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丧失自己的立场，在许多事上他都会对蒋介石说“不”。他给蒋介石写的一些报告，蒋介石不批准，撕了。他就捡起来用糨糊粘好，再送。王世杰这种书生式的执拗，蒋介石深以为苦。1953年11月，王世杰终因吴国桢案而被革职查办。其实原因是他对当局多有批评，与蒋氏政权不和。
王世杰一生最受争议的是，1945年代表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被人骂为汉奸。对此王世杰心情很复杂，他说：“外蒙按照国际法是否隶属中国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既然算是国家领土，要由我来割掉它我很难过。可是为了国家，与其别人担这个罪过，不如由我担。”事实上，在外蒙这件事上王世杰只是蒋介石的替罪羔羊。
1981年4月21日，王世杰病逝于台北荣民医院，享年91岁。王世杰在遗嘱中说，为他立碑时只需刻上“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可见，他至死不忘书生本色。
辜鸿铭：为故国招魂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字鸿铭，别号汉滨读易者。祖籍福建，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十岁时随义父、英国人布朗赴欧洲。1873年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师从英国浪漫主义大师卡莱尔，主攻英国文学。1877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不久赴德国莱比锡大学，改学工程，获土木工程师文凭，旋赴法国巴黎大学。此后又往意大利、奥地利等国游学，通晓九国语言。据说，辜鸿铭一生曾获13个博士学位。
1880年，辜鸿铭从欧洲学成归来，回到槟榔屿，后就职于新加坡殖民政府。188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辜鸿铭结识了我国早期著名的维新思想家马建忠。在马先生那里，辜鸿铭第一次真正领略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服膺之余，他辞去了新加坡殖民政府的公职，决心回国效力。他先是在槟榔屿的家中补习汉文并开始蓄辫。此后，又赴香港、上海等地潜心研读中国典籍，如此苦心孤诣三年后，他自认为求得中国传统文化之真谛，从此宣称皈依中国文化，终生不渝。
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他一生游学数国，对西方文明熟稔于心，然而他终其一生却始终扮演着一个“为故国招魂”的、保守的“落伍者”的形象。如今人们谈到辜鸿铭，多热衷于他的奇谈怪论、趣闻逸事，很少有人能真正地从内心深处去理解他、读懂他。
辜鸿铭生在晚晴那样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型时期，目睹帝国的江河日下，特别是感受着“欧风美雨”挟裹之下中华文化的日益飘零，其内心痛苦可想而知。正是基于此，他才以一个叛逆者的姿态出现，他脑后的那根辫子无非是向世人表明他的一种信念和姿态，那就是誓死捍卫中华五千年传统之文化，为的是保护一种文明的道德准则。在几乎所有人都大谈西化的时候，辜鸿铭反其道而行之，摆出一副“文化保守者”的倨傲姿态。有句话叫“爱之愈深，恨之愈切”，辜鸿铭的心态正是如此。辜鸿铭貌似疯癫，实则痛苦，他那些特立独行的举止与其说是乖戾、孤僻，不若说是苦闷、激愤。
面对世人的误解，辜鸿铭曾这样辩解：“因为常常批评西洋文明，所以有人说我是个攘夷论者，其实，我既不是攘夷论者，也不是那种排外的思想家。我是希望东、西方的长处结合在一起，从而消除东、西界限，并以此作为今后最大的奋斗目标的人。”试问，持这样开放、包容心态的人，你能说他是一个顽固的、抱残守缺的落伍者吗？
辜鸿铭绝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拖着长辫子的“冬烘先生”，相反，他是一个“痛苦的清醒者”，是一个逆流而上的“先觉者”。他的一些观点直到今天依然富有意义。比如他关于文明的论述就直指当下。“在我看来，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在于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造出漂亮舒适的家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在于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一种文明所生产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这话即便放在今天的大环境下，其意义依然重大。说出这种话的人，你能说他是“冬烘先生”吗？
蔡元培：在无为与狷介之间
自1894年春被授翰林院编修起，到1940年春在中央研究院院长任上辞世，除了投身革命和海外留学考察那几年外，蔡元培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官。有意思的是，蔡元培在做官的同时，又在不断地辞官，一生几乎都在辞职。
1890年24岁时，蔡元培应邀出任上虞县志总纂。由于他所定的编写条例得不到各分纂的赞同，蔡元培辞职。1898年32岁时，蔡元培任翰林院编修，戊戌政变后，他对清廷彻底失望，最后辞职。1900年34岁时，蔡元培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因支持新派遭到学校出资人干涉，故提出辞职。后经人多方调解勉强留任。次年，因办学经费再度与学校出资人产生分歧，果断辞职。1902年36岁时，蔡元培从日本考察回国，适逢南洋公学爆发学生退学风潮。蔡元培同情学生，向公学当局力争，无效，愤而辞职。1903年6月，蔡元培一手创立并主持其事的爱国学社脱离中国教育会，宣告独立，教育会对此意见不一，争执甚烈，蔡元培遂辞去爱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职务。1904年暑期，蔡元培重任爱国女学总理，后因被推选为中国教育会会长，力所不及，于1905年暑假辞去女学校长一职。1906年春任绍兴学务公所总理后不久，以所聘干事及筹设师范班受人反对为由辞职。
1912年46岁时，蔡元培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7月2日，为抵制袁世凯专制独裁，蔡元培向袁世凯当面坚辞教育总长。袁世凯“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蔡元培脱口而出：“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1917年51岁时，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7月2日，因抗议张勋复辟，蔡元培离京到天津赁屋而居，并致函总统府坚辞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后因复辟一事平息，经挽留于23日返校。1919年53岁时，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四处奔波，营救被捕学生，待学生获释后遂亲自向总统徐世昌递送辞北大校长信，并发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当晚离京。后经校内外多方敦请才放弃辞职，9月20日到校视事。
同年12月31日，北京市小学以上各学校教职工要求政府以现金发薪而罢课，教育部未能及时应对，蔡元培与北京其他各大专院校校长联名辞职。1920年1月8日，蔡元培再度辞职，直至1月12日教育部及北京政府对教职工所提要求完全承认，才复职。1922年56岁时，北大少数学生反对征收讲义费，肆意喧闹，围攻蔡元培。蔡元培痛感“平日训练无方，良深愧惭”，愤请辞职。后经胡适等人多次调停挽留，蔡元培念及闹事学生终究只是个别，继而复职。1923年57岁时，为抗议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蔡元培向总统府提出，辞去北大校长职，并发表《关于不合作宣言》。当日离京。7月赴欧考察教育。从此，不再回北大。
看蔡元培日记、年谱，1928年、1929年那几年，他几乎月月都在写辞职信：请辞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请辞代理司法部部长，请辞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请辞中央政治会议委员，请辞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每次都是“准假”“慰留”。1929年8月8日，百忙之中的蒋介石亲自到蔡元培府上，敦请他留职监察院院长。蔡元培坚辞不就：“我是好好先生，怎么可以做监察的事情？”柔中带刚，软中有硬。就这样迟至8月29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才开会，勉强同意蔡元培辞去监察院院长一职，不过，对“国民政府委员”一职仍是“慰留”。
1935年，已是69岁老人的蔡元培登报声明，辞去本兼各职计23项，只留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
蔡元培在自传中曾说自己“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甚至“畏涉政事”，“德行有余，而方略颇短，性又好学，不耐人事烦扰”。基于此，他养成了一种“政治洁癖”。每当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他都会选择辞职。古人说的“无为”和“狷介”在他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蔡元培一生穿梭于晚清和民国的政界、学界，一生周旋于官场，但是并不被人看作是官僚。相反，他始终被人们视为学者，甚至被尊为“学界泰斗”。蔡元培之所以能赢得如此清誉，是与他“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的人格魅力分不开的。
张季鸾：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张季鸾先生是中国新闻史上享有国际声誉的新闻记者、报纸评论家和报刊活动家，被誉为“报界宗师”。他主持的《大公报》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为“最佳外国报纸”，赠予荣誉奖章，这是我国新闻界第一次获得国际性荣誉。在随后的《本社同人声明》中，张季鸾说：“中国报纸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文人论政”四个字，可以说是张季鸾办报思想的核心。张季鸾认为报纸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只能算是无负社会。只有敢于对国家大事表达独立见解，才能尽到“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
为实现“文人论政”的理想，张季鸾一生恪守“不求权，不求财，不求名”的原则。他屡屡对人讲，“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但他本人却始终不参与政治。在长达30年的报业生涯中张季鸾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党派，始终保持了一个独立报人的姿态，走的纯粹是一条“文人论政”的路。他说：“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这样，说话可以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不仅如此，他还坦言作为职业报人，“不求权不求财”容易，“不求名却不甚容易”。“一个报人若只求卖虚名，得喝彩，有时要犯严重错误，甚至贻害国家……往往误了报人应尽之责。”有鉴于此，他在接办《大公报》之初就决定写评论不署名。
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胸怀和追求，《大公报》才能在政治上、经济上保持独立的超党派地位，在新闻和评论方面始终保持客观公正的形象。
身为“一代报人”，张季鸾“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体现了传统士人“以道抗势”的精神品质。在张季鸾的办报生涯中，他尤以“三次大骂”和“两次入狱”而广为世人所知。
张季鸾的“三骂”分别是：1926年12月4日发表社评《跌霸》，骂军阀吴佩孚：“吴氏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1927年11月4日，发表《呜呼领袖欲之罪恶》骂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1927年12月2日，发表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骂蒋介石：“蒋氏人生观谬误。”“不学无术。”“自误而复误青年。”
为履行记者职责，说出事实真相，张季鸾曾两度被捕下狱。1931年5月22日，张季鸾在《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中说：“近代中国改革之先驱者，为报纸。”“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渡时代之国家为尤重。”这话可看作是他对中国报纸特点和使命最透彻的认识。
从《民立报》到主持《大公报》笔政，张季鸾30年间撰写的评论不下3000篇。但有意思的是，张季鸾生平写文章从来不留底稿，他说报纸文章没有长久生命力，“早晨还有人看，下午就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不值得留存。1941年7月7日，张季鸾写下一生中最后一篇社评《抗战四周年纪念辞》，高呼“全世界人类自由万岁”。两个月后他在重庆去世。张季鸾去世后，国共两党均给予他高度评价。蒋介石在唁电中称张季鸾“一代论宗，精诚爱国”。中国共产党则称张季鸾是“文坛巨擘，报界宗师”。
李宗恩：誓死捍卫学术尊严
提起李宗恩，今天很多人可能压根儿就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实在是一个值得书写的人。
李宗恩（1894—1963），江苏武进人，出生于官宦之家。幼时就读于其父创办的新式小学，后来进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文。1911年夏赴英国留学，初入预备学校，后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1920年毕业。1921年参加英国皇家丝虫病委员会赴西印度考察热带病，1923年回国，先后获伦敦大学硕士学位、格拉斯哥大学科学博士学位，系我国著名的热带病学医学专家、医学教育家。毕生从事医学教育、科研工作，对寄生虫病、血丝虫病、血吸虫病、疟疾和黑热病等有较深研究，在领导黑热病流行病学研究工作中尤有建树。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为我国医学工作做出过巨大贡献的科学家，其一生之命运却令人扼腕叹息。
李宗恩学成回国后，任职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其间定期赴江南考察热带病疫情，进行防治和研究。1937年秋，李宗恩南下筹办贵阳医学院，后担任院长职务。1947年5月，李宗恩赴北平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1948年，李宗恩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当时胡适、傅斯年动员他去台湾，他拒绝了。他说，他要留在国内办医学教育。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此后的人生竟会是那样让人感叹。
李宗恩为人耿介，不趋流俗。作为科学家他始终坚持科学精神，始终坚持学术第一的至高原则。当年他在主持贵阳医学院，从清华借调来的生化学家汤佩松教授在西南联大成立后回清华研究院去了，这位颇得人心的训导主任一离开，教育部当局就趁机派来一位新的训导主任。此公拙于学术，却喜欢动辄发号施令，因而在师生中备受“冷遇”。于是，这位以政治见长的官员主动找到李宗恩，表达自己的强烈不满。李宗恩听后径直告诉他：“你不能指望科学家、医生和学生会驯顺地接受你的‘训导’。”就因这番话，这位专职“政训”后来制造了许多麻烦，令李宗恩吃尽了苦头。
1947年，李宗恩出掌北京协和医学院。作为协和医学院首任院长，李宗恩要求来协和进修的人员一定要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医疗卫生实践。对于那些因军功而被送到协和进修的人员他不肯接受。他认为，协和只培养那些可能成才的人，军衔在这里不应该起作用。对于这类进修的人员，李宗恩总要强调标准。他认为，一些初级的培训班之类，不应交给协和，以免分散科研人员的精力。
在那个政治领导一切的年代，李宗恩说出这样的话，后果就可想而知了。由于李宗恩坚持学术观点，结果被赶出他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进而又被迫退出了医学教育界。
李宗恩的弟弟李宗瀛在《回忆李宗恩》一文中提到这样一个细节：20世纪50年代，有一次李宗恩约他的妹夫吃饭。妹夫很晚才来，说是开会给耽误了。李宗恩很生气，就说：“在学术会议上安排那么多与主题无关的发言，是极大的浪费。”另外，他还说，开会动不动就“请某某首长指示”，与他的脾气格格不入。
这就是李宗恩，一个至死都不忘捍卫学术尊严的科学家。1958年，李宗恩被打成右派。
梅贻琦：永远的校长
梅贻琦服务清华长达47年，其中担任校长31年，在两岸清华人的心目中，他是当之无愧的“终身校长”“永远的校长”。梅贻琦在谈到自己当校长的心得时说：“为政不在言多，顾力行何如耳。”
梅贻琦在执掌清华期间，始终坚持勤俭办学、廉洁治校。他初到清华时，再三强调勤俭。他说，我这样做，一则是希望学生保持俭朴学风，无纨绔习气。二则是为了节约办学经费。其实，当时的清华庚子赔款相当丰厚，梅贻琦完全可以不用那样做，但是他没有。对于数额巨大的庚款，梅贻琦分文不取，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为了节约开支，梅贻琦辞去了司机，自己学开车；辞去厨师，让夫人韩咏华亲自下厨。不但如此，梅贻琦甚至连学校供应他的两吨煤也不要。
抗战时，梅贻琦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当时他的方针就是一个字——省。他说：“让我管这个家，就得精打细算。”据郑天挺《梅贻琦与西南联大》一文回忆，梅校长做事既稳靠又无私：抗战期间，物价上涨，供应短缺，西南联大同人生活极为清苦，形同乞丐。梅校长在常委会建议，一定要保证全校师生不断粮，按月每户需有一石六斗米的实物，租车派人到邻近各县购运，此项工作异常艰苦、危险。幸而不久得到了在行政部门工作的三校校友的支援，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抗战期间清华组成服务社，用生产盈余补助清华同人生活。为顾念北大、南开同人皆在困境，梅贻琦年终送给大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抗战时父亲为了筹措资金，协调与中央政府和当地领导的关系，每年必须奔走重庆几次。“那时由昆明到重庆乘飞机是件难事，飞机说不定什么时候起飞，一天走不成，得第二天再来。”梅贻琦有一次返途中遭遇敌机轰炸，加上阴雨天气，一连走了三个月才回到昆明。
1949年，60岁的梅贻琦来到美国管理清华在美的庚款基金。他只有一间办公室，聘了一位兼职助理。梅贻琦当时给自己定薪水为300元，和庚款资助的在美留学生一样。当局觉得过意不去，让梅贻琦将自己的薪水改为1500元，梅贻琦不同意，他说：“薪水是我自己定的，我不情愿改。”台湾地区早期财政一度很窘迫，有不少人经常打清华庚款的主意，但均被梅贻琦严词拒绝。于是有人便骂梅贻琦是“守财奴”。
1955年11月，梅贻琦从美国回到台湾，考察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及台湾“清华大学”。由于他掌握着数额巨大的清华基金，台湾各县长、市长纷纷接近他，企图趁机捞一把油水。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此时的梅贻琦却因为经济拮据不得不将已62岁的太太韩咏华留在纽约依靠打工独自生活，自己只身一人赴台。当有人告诉梅贻琦“师母在那边生活太苦，必须设法给师母汇钱，或接她来台湾”时，梅贻琦说自己在台薪金微薄，无法汇钱照料。晚年梅贻琦患病住院，无力支付医药费。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享年73岁。梅贻琦生前随身携带一个手提皮包，住院后一直放在床下一个较为隐秘的地方。两星期后，在各方人士监督下，秘书将皮包启封。当包打开时，所有人都口瞪目呆。原来里面装的是清华基金账目，一笔笔清清楚楚地列着。睹物思人，在场者无不落泪。两袖清风的梅贻琦真是穷极了。他病中所欠医疗费及丧葬费用由清华师生捐款偿还。蒋梦麟在为梅贻琦撰写的碑文中，称梅贻琦“一生尽瘁学术，垂五十年，对于国家服务之久，贡献之多，于此可见。其学养毅力，尤足为后生学习楷模”，这话确是中肯之论。
胡适：容忍与自由
胡适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一位响当当的大师级人物。他在童年时期便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禀赋。
胡适，1891年12月17日出生于上海大东门外一小茶叶店。三岁时，胡适即进入四叔胡介如的家塾，开始了他的读书生活。在私塾里，胡适先后读了《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书经》《易经》《礼记》《幼学琼林》等。因为入学前已跟母亲认识七百多字，加之父亲又为他编了四言韵文《学为人诗》《原学》，所以他学起这些“四书五经”并不感到困难。相反，他认为朱熹的注，句句尽情入理。他最喜欢朱子《小学》里记述的古人行事部分，觉得那些语句不仅易懂，而且饶有趣味。这样一来，胡适无形之中就受到了先贤的精神感染。
1901年，胡适的二哥洪骓从上海回老家过年。一天，他看到胡适在读《御批通鉴辑览》，大吃一惊，就对胡适说，你与其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读《御批通鉴辑览》，不如先看《资治通鉴》，读一点历史故事。于是，胡适便开始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很快，他就喜欢上了历史书，开始对学问产生兴趣。
除“四书五经”和史书外，胡适还喜欢读小说。1899年春天的一天，八岁的胡适在四叔家卧房的一堆废纸中意外发现了一本无头无尾的破书，一开始就是“李逵打死殷天锡”。等胡适一口气读完这本残书后，才知道那就是《水浒传》。从那以后，胡适开始对小说着迷。他到处向人借小说看。《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都是这一时期看的，总数有三十多部。值得一提的是，胡适不仅自己读小说，而且还能给别人讲小说。他曾先后为自己本家几位年长的姐姐讲《聊斋》中的《画皮》《凤仙》《莲香》《张鸿渐》《江城》等故事。胡适讲故事时将书中的文言文翻译成本地土话，浅显易懂，姐妹们常常听得如痴如醉。通过读小说以及讲小说，胡适不知不觉受到白话文的训练，这就为他此后提出“白话文改革”打下了基础。
明末才子金圣叹曾说：“雪夜闭门读禁书，人生一大快事。”禁书之所以勾人魂魄、引人入胜，就在于它是禁书。越是禁书越想读，尤其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胡适有一位族叔叫胡近仁，年长胡适五岁，常借书给胡适看，二人关系甚好。胡近仁手头有一本情痴反正道人写的《肉蒲团》。《肉蒲团》是一部内容淫秽的书，问世以来一直遭到禁毁。听说胡近仁有此禁书，胡适便想借来一看。起初，胡近仁不给。但胡近仁越是说不能看，胡适便越想看。经过一番死缠硬磨，胡近仁只好答应借给胡适看。一天晚上，等母亲熟睡后，胡适拿出《肉蒲团》看了起来。由于这本书是石印小字，加之灯光昏暗，又通宵夜读，第二天胡适的眼睛就肿得像个桃子。胡适本来就有眼病，这样一来，病情更加严重了。最后，还是母亲用舌头舔好了他的眼病。
对于自己少读禁书的这段经历，胡适后来在日记中写道：“然以家人干涉之故，所读小说皆偷读也。其流毒所及盖有二害，终身不能挽救也。一则所得小说良莠不齐，中多淫书，如《肉蒲团》之类，害余不浅。倘家人不以小说为禁物而善为选择，则此害可免矣。二则余常于夜深人静后偷读小说，其石印小字之书伤目力最深，至今受其影响。”胡适一方面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懊悔，一方面又强调读书应有所选择，不应人为地事先划定范围，这与他一生倡导的“容忍与自由”正好暗合。
一个人早年读什么书，是会影响他一生的。正是早年的读书生活使得后来的胡适形成了一种难得的宽宏与雅量。胡适与章士钊的分歧恩怨便是最好的证明。
章士钊，名行严，号孤桐，生于1881年，大胡适十岁。胡适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开始与章士钊交往的。1917年，胡适回国后受聘担任北京大学教授，鼓吹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并向文言文宣战。章士钊虽留学海外，但思想守旧，主张尊孔读经，誓死捍卫旧文化，对当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极力排斥。
1923年秋，章士钊在他担任主笔的上海《新闻报》上发表《墨辩之辩》《墨辩之物论》等文，看似论墨学，实则影射胡适。8月21日、22日，他又在《新闻报》发表《评新文化运动》一文，矛头直指胡适。文中他历数文言文的好处，用“二桃杀三士”典故，来说明文言文比白话文简洁。此外，他还引用章太炎对胡适的评价来羞辱胡适：“今日之青年以适之为天帝，以绩溪为上京——于《胡适文存》中求文章之章法，于《尝试集》中求诗学之源流——以鄙俗妄为之举，窃高文美艺之名！”末了，章士钊使人以此文致胡适，促其作答。
当时胡适正在杭州烟霞洞养病。曾任北京法政大学教务长的潘大道对胡适说：“行严说你许久没有做文章了，这回他给你出了题目，你总不能不做文章答他了。”胡适对潘说：“请你转告行严，这个题目我只好交白卷了，因为行严那篇文章不值得一驳。”潘问：“‘不值一驳’这四个字可以老实告诉他吗？”胡适说：“请务必带到。”
几个月后胡适请章士钊、陈独秀等人吃饭。饭桌上，胡适旧话重提，问章士钊：“潘可将我的话带到？”章说：“没有。”胡适于是把自己“不值一驳”的话重说了一遍，陈独秀哈哈大笑，章士钊居然没有生气。饭后，汪孟邹对胡适说：“行严真是有点雅量，你那样说，他居然没有生气。”胡适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行严只有小雅量，其实没有大雅量。他能装作不生气，其实他的文章处处是悻悻然和我们生气。”见汪不明白，胡适又解释道：“行严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却又虽落伍而不甘落魄，总想在落伍之后谋一个首领做做。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反动派，立志要做落伍者的首领了。梁任公也是不甘心落伍的，但任公这几年来，颇努力跟一班少年人向前跑。他的脚力也许有时蹉跌，但他的兴致是可爱的。行严却没有向前跑的兴致了。他已甘心落伍，只希望在一般落伍者之中出点头，所以不能不向我们宣战。”汪孟邹和章士钊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他仔细想了想，对胡适说：“你这个判断不错。”
1925年2月的一天，胡适到撷英饭馆吃饭，无意中又碰到了已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的章士钊。穿长袍的胡适望着穿西装的章士钊哈哈大笑。二人同桌吃饭，或许是出于对自己先前行为的内疚，甚或是对胡适大度的欣赏，饭后章士钊提出照一张合影。照片很快就洗出来了，二人又在照片上各写了一首诗，以作纪念。胡适倡导新诗，但这次写的却是旧体诗：“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章士钊读后不住点头。章是“复古派”，平时极力攻击新诗，但这次却写了一首新诗：“你姓胡，我姓章；你讲甚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十五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诗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二人大笑，双手握了又握。
可惜的是，章士钊是“诈降”。时间不长他又开始攻击胡适。但即便如此，胡适对章士钊在学术上还是尊重的，甚至称他为“飘扬旗帜”。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写道：“自1905年到1915年，这十年是政治文章的发达时期。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是章士钊。章士钊曾著有一部中国文法书，又曾研究论理学（逻辑学）。他的文章的长处在于文法谨严，论理充足。（他）有章炳麟的谨严与修饰，而没有他的古僻；条理可比梁启超，而没有他的堆砌；他的文章与严复最接近，但他自己能译西洋政论家法理学家的书，故不须模仿严复……”
瞧，这就是大师的风度。
张奚若：棱角先生
张奚若（1889—1973），字熙若，自号耘，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政治学家、西方政治思想史学者。
1941年3月1日，国民党召开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会上，张奚若当着蒋介石的面猛烈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独裁。蒋介石感到难堪，按铃提醒，语气平和地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参政会下次开会时，国民政府照例给他寄来了开会路费和通知，张奚若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张奚若长期以自由知识分子自居。他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时，教育部规定大学系主任以上的领导，一律要参加国民党。张奚若拒不填表，但并未因此落职。1946年1月1日，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共计38人，其中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青年党五人，民主同盟、社会贤达各九人。学者傅斯年、张奚若是无党派代表，属社会贤达。无党派代表由各党派提名，民盟和中共两方面一致举荐张奚若，国民党却宣称张奚若是国民党老党员。张奚若并不买账，解释道：“不错，我曾是一个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也奔走了一番。但民国元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民国二年我去美国前即已向陕西省党部声明脱离关系……1928年我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处处长时，又有人要我入党，我就拒绝了。”接着，他又给重庆《大公报》写信，郑重其事地发表声明：“近有人在外造谣，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党员，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不属于任何党派。”
1946年，政协开幕前夕，张奚若受邀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演讲，当时听众有六七千人，张奚若大声疾呼：“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滚蛋！”他还说：“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这个集团就是中国国民党。”不仅如此，他还给国民党政府下了一个定语：“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他说，中国要有光明的前途，只能是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
新中国成立后，张奚若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等职。与过去一样，张奚若坚持讲真话，讲硬话，一以贯之。当年在西南联大时，他说过，“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指“蒋委员长万岁”）。1956年上半年，在一次学习会上，张奚若依然强调：“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
逻辑学家金岳霖晚年撰写回忆录：“张奚若这个人，王蒂□女士（周培源夫人）曾说过，‘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当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这个四方形的四边是非常之广泛，又非常之和蔼可亲的。同时，他既是一个外洋留学生，又是一个保存了中国风格的学者。”徐志摩非常欣赏张奚若的个性，他说：“奚若这位先生，如其一个人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是个‘硬’人。他是一块岩石，还是一块长满着苍苔的，像老头儿的下巴；这附生的青绿越显出他的老硬，同时也是他的姿态。他是个老陕，他的身体是硬的，虽则他会跳舞；他的品性是硬的，有一种天然不可侵不可染的威严；他的意志，不用说，更是硬的，他说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说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他的说话也是硬的，直挺挺的几段，直挺挺的几句，有时候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那味道。”
邓广铭：为学术，不苟且
历史学家邓广铭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他为人刚直耿介、敢说敢言，治学恪守原则、决不苟且。
忠于学术是邓广铭一贯坚持的原则。学者李新在一篇纪念邓广铭的文章中提到这样一件事：20世纪50年代末，中宣部副部长张盘石让李新主持中小学历史地理地图教材的编写工作。李新为此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及部分历史学家讨论编写条例，其指导方针是由吴晗起草并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的“八条”。“八条”的基本原则是，根据新中国的疆域来解释历史，将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的国与国的矛盾看作国内的民族矛盾。会上邓广铭反对这一原则，他认为应该尊重历史，不能根据现实去曲解历史。由于这“八条”是周总理批准的，所以邓广铭的意见就显得很孤立，但邓广铭始终坚持己见，结果会议不了了之。
邓广铭对待学术的严谨在同行中是出了名的。但凡他正式发表的文字，都是字斟句酌，决不苟且。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随意改动他的文稿，他常对出版社和报刊的编辑说：“你们可以提出修改意见，也可以全稿废弃不用，但希望不要在字里行间，作一字的增删。”1996年，邓广铭为《台大历史学报》写了一篇《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其中谈到傅斯年去台湾后曾托人给他捎来口信，要把留在北平的藏书全部赠送给他，文中有一段注释：“此乃因傅先生昧于大陆情况之故，当时他已成一个被声讨的人物，其遗存物只应被公家没收，他本人已无权提出处理意见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将这篇文章收入《邓广铭学术文化随笔》一书时，提出要把这段文字删去，邓广铭当即表示：“如果删去这段话，我这本书就不出了！”
邓广铭的许多著作都经过反复再三的修改、增订乃至彻底改写，这种情况在中国史学界似乎找不到第二例。《辛稼轩年谱》改写过一次，《岳飞传》改写过两次，《稼轩词编年笺注》修改、增订过不下三次。《稼轩词编年笺注》从1937年开始撰著，到1997年仍在不断地修改订补之中，这部著作的创作历程前后竟达60年之久！
《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是邓广铭一生中唯一一部引起争议的著作。这部书初稿写于上世纪50年代。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据说毛泽东在会见田中时，曾对他说过这样一番话：二战后的日本历任首相全都反华，而你却要来恢复中日邦交，这很类似于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精神；美帝、苏修对你此次来访极力反对，而你却置之不顾，这又颇有王安石“流俗之言不足恤”的气概。这次谈话内容传出后，人民出版社就来找邓广铭商量，请他按照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对50年代写的那本《王安石》加以补充和修改。迫于当时的形势，这一回，也只有这一回，邓先生没有耿介到底。直到晚年，这件事一直是邓广铭的一块心病，让他惴惴不安。经过一番深思，邓广铭决定改写《王安石》，这已经是第四次写《王安石》了，当时他已经九十高龄，好在这本书终于赶在他去世前两个月出版了。
邓广铭去世后，北大历史系为他的遗体告别仪式起草了一份生平介绍，称他为人“刚直不阿”。在讨论这篇文稿时，邓广铭的女儿小南认为这种千篇一律的悼词难以表现出父亲的独特个性，建议改用“耿介”二字，她解释说：“他坚持的东西不见得都是对的，但他一定会坚持到底，决不投机。”
蒋梦麟：北大“功狗”
蒋梦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他从1919年到1945年，一直服务于北京大学，主持校政达16年之久。蔡元培名义上担任北大校长，但多半时间不在学校，“十年半时间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元培不在期间，经常由蒋梦麟代为处理行政事务。蒋梦麟除三度代行校长职权外，还长期担任北大总务长，是蔡元培的得力助手。他曾谦虚地说自己是蔡先生的一条“狗”，“蔡先生是北大‘功人’，我是蔡先生的一条狗”。事实上，北大之所以能成为一所现代性的大学，与蒋梦麟有很大关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也就是北大的“功狗”了。
蒋梦麟晚年在《新潮》一书中这样回忆：“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蒋梦麟曾这样谈论北大：“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蒋梦麟曾不止一次感叹：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伤透脑筋。政府只是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出了事，不论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大家马上找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那一边。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这些感慨，是他代理北大校长期间的切身体会，也是当年大学校长的真实写照。
1923年，北京八校教职员因政府积欠经费九个月，生计无法维持，经全体大会议决，要求在限定时日内拿到经费，“不然就关门”。情况紧急，蒋梦麟在北大教职员全体大会上说：“我们已苦苦维持了九、十个月，一旦停废，实有所不忍。今日本校教职员开大会议决关门事件，如果主张关门，自不用说；若大家仍要维持，我虽则替八校奔走的能力已尽，但是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北大教职员被他高度负责的精神、勇挑重担的态度所感动。最后，大会以“本校校务仍旧维持外，其他事件仍与各校以同情之合作”付表决，获大多数通过。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北大三位学生惨遭杀戮。3月24日，北大为这三位学生举行追悼会，会上蒋梦麟沉痛地说：“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爱国运动，不幸有此次之大牺牲，李、黄、张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损失一贤子孙，其家属接此种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国家社会言，损失如许求专门知识之良好学生，此种学生之培植，由小学而大学，殊不易，将来即少如许有用之材；就同学方面言，大家亦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就任一方面言之，均损失不小。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才、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说到这里，他潸然泪下。接着，他猛烈抨击了政府的暴行，“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未说完，他先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两天后，蒋梦麟发出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一个月后，蒋梦麟自己也上了暗杀黑名单。
抗战时，蒋梦麟在昆明的防空洞里用英文写了一本“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的奇书——《西潮》。在这本书的结尾他写道：“政治究竟只是过眼云烟，转瞬间成历史陈迹，恒久存在的根本问题则是文化。”这话可作为他一生献身教育的最好解释。
徐诵明：冲冠一怒为学人
作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先驱人物，徐诵明先生一生担任过五所大学的校长，堪称“大学校长的典范”。
1932年8月，徐诵明接替沈尹默，出任国立北平大学代理校长。在徐诵明任代理校长的近五年（1932年12月—1937年7月）时间里，北平大学的教学和行政逐渐步入正轨，整个学校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徐诵明早年留学日本，与章太炎、孙中山、郭沫若等人均有接触，因此思想比较开明、进步。他推崇思想独立，学术自由，对师生采取完全信任放手的态度。当时只要遇到学生和教授因革命被捕，作为校长的徐诵明都是“设法缓颊，多方营救”。据1933年2月27日《国立北平大学校刊》载：法学院进步教授侯外庐先生及学生周成才被捕后，徐校长分别致电中委陈立夫及张学良等要人，请求保释。1933年5月，彭真的妻子张洁清（当时是北平女子师范学院的学生）因参与革命活动被捕，被关在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的监狱里，多亏徐诵明多方营救才得以出狱。
1935年12月，日伪炮制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徐诵明由于年轻时留学日本，成为他们争取的对象。他们在未得到徐诵明同意的情况下，即在天津日本人办的中文报纸上公布其为该委员会委员，并以恐吓拉拢的手段相威胁，但遭到了徐校长的严词拒绝，他说：“吾不应因富贵而失去对国家及本人人品的尊严。”并立即向行政院驻北平行辕主任何应钦声明，坚决不同意加入这个汉奸组织，也不参与他们的任何活动，把自己的名字从该委员会中除去，并与北平各界知名人士蒋梦麟、梅贻琦、胡适等人联名，通过路透社向全世界人民表达中国人民反对华北自治的意愿。此时北平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在京的师生上街游行，要求国民政府抗日，揭露日本侵华的野心，反对华北自治，不少的学生被国民政府逮捕，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徐校长闻讯后，立即到市党部保释被捕学生。
1937年春，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密电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对校内“反动气焰”密切关注，提出要解聘法商学院的陈豹隐、李达、程希孟、许德珩和沈志远五位教授。徐诵明闻之愕然，急赴南京找王世杰询问原因。王世杰说：“北平大学教授中，亲共分子是很多的，蒋委员长都注意到了。”徐诵明说：“学校聘请教授，一向只问其学问如何如何，不管政治派别。大学校长的任命，权在教育部；教授的聘请与解聘，责在学校，教育部怎好越权下令？再说教授的聘书是载有期限的。这几位教授各有专长，全国闻名，不但没错，而且是深受同学们欢迎的。你可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就是时限到了，也无理由向他们提出；就是提出，学生也不会答应。”王世杰回答：“我也知道，教育部不能越轨解聘学校的教授，但这是中央党部的意思，我只负责转达。”徐诵明见交涉无果，后又去拜访国民党宣传部部长邵元冲和陈果夫等政要。陈说：“像许德珩这样的教授，是北京大学都解聘了的，怎么你们还要聘任呢？”徐诵明苦笑地说：“当校长也不容易，不但要任劳，还要任怨呢。”由于徐诵明的坚持，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两年后，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再次电令时任西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徐诵明解聘沈志远、曹靖华等十余名进步教授，徐诵明坚决不执行。但这次陈立夫绝不让步，而且派特务驻校监视，徐诵明与北平大学的四十余名教员一起，愤而辞职。
马寅初：响当当的“铜豌豆”
马寅初先生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位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他一生历经满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活了101岁。已故学者季羡林先生生前曾对人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知识分子，最令他肃然起敬、最让他佩服的有两位：一位是梁漱溟，另一位是马寅初。早在抗战时期，一代文豪郭沫若就称赞马寅初是一枚蒸不烂、煮不熟、捶不爆的响当当的“铜豌豆”。马寅初先生一生坚持真理、刚正不阿，尤其是以直言著称。他不畏权势、敢怒敢言、不屈不挠，虽斧钺加身也毫不顾忌。
1928年11月，47岁的马寅初应蒋介石之邀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第一届立法委员。立法院是蒋介石政府的要害部门，任职于立法院，马寅初原本想着这是他施展平生所学、报效祖国的大好机会。于是他秉持公心，不断地为改革财政制度、振兴民族工商业、发展国民经济提出各种倡议，确立立法原则。这必然就得罪了宋子文、孔祥熙等权贵。
对于马寅初的所作所为，国民党达官贵人恨之入骨。他们先是极力奉承马寅初，拉拢马寅初，但马寅初并不领情。接着他们又百般劝说，极力奉告，但马寅初依然不为所动。于是恼羞成怒的他们便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谴责、攻击马寅初。
1935年1月29日，南京《中国日报》发表了一篇《对党政人员贡献几句话》的社论，不指名地攻击马寅初。马寅初看到后，决定正面回击。他在2月3日的《武汉日报》发表了《马寅初对最近几件金融立法的说明》一文。马寅初说：“目前偶闻南京某日报对于鄙人之立法工作加以指责，大概是不明了立法所致。鄙人服务于立法工作转瞬六载有余，不无相当经验，深知责任之艰巨，鄙窦之难防，故对每一法案，无不特别慎重，期免陨越，凡献身党国之同志，义所应尔，故鄙人每以党员之地位，对于危害党国、藉便私图之流，不得不以正言相责。虽得罪于人，在所不计……”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当局一再增发纸币，致使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与此同时，那些达官贵人、富豪巨商却争相抢购黄金美钞，或存于国外银行以作退路，或投入黑市以牟取暴利，大发国难财。对此，马寅初义愤填膺，决定利用他担任社长的中国经济学社向国民政府发难。
1938年12月4日，中国经济学社第十四届年会在重庆举行。会上马寅初当面责问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搞得孔祥熙满脸通红、如坐针毡，下不了台。
蒋介石听后大发雷霆，气急败坏，恨不能立马置马寅初于死地，但碍于马寅初的名声，不敢采取强硬措施。无奈之下，蒋介石叫来陈布雷，让他以派马寅初赴美考察为名，将马寅初排挤到国外去。于是陈布雷找来当时在外交部任职的王正廷去当说客。王是马寅初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同学，此人极善钻营，官运亨通。马寅初压根儿就看不起他，不愿同他往来。
王正廷见到马寅初后，一再声称自己是奉蒋委员长之命，一是请马寅初到北碚立法院居住，以示党国关心，二是拟派马寅初至美国考察经济，时间可长可短，如果成行，政府将委任他为驻美全权大使，三是马先生若有意，政府拟任命他为财政部长或其他要职。马寅初闻之拍案而起，义正词严地说：“不就是说了句真心话，写了几篇文章吗？请问，这触犯了哪条国法？要赶我走？没门！要以高官厚禄收买我？休想！”王正廷讨了个没趣，悻悻而去。王正廷走后，马寅初仍然愤愤不平，遂写下一则“严正声明”：
一、值此国难当头，我决不离开重庆去美国考察；
二、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我要保持说话的自由，国民党政府的立法院没有多大意思，我绝不去北碚居住，并要逐渐同立法院脱离关系；
三、不搞投机买卖，不买一两黄金、一元美钞。有人想要封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这办不到！
1940年11月10日，马寅初应黄炎培邀请，在重庆实验剧院就战时经济问题做公开演讲。
马寅初身穿蓝布长衫，头戴礼帽。他一登上台，劈头盖脸就说：“如今国难当头，人民群众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浴血奋战，但是那些豪门权贵，却趁机大发国难财。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流血奋战，后方平和满贯。真是天良丧尽，丧尽天良！”最后，他慷慨激昂地说：“今天我的儿女也来了，我的讲话，就算是给他们留下的一份遗嘱。为了抗战，多少武人死于前方，我们文人也不要姑息于后方，该说的话就要大胆说出来。蒋委员长要我去见他，他为什么不来见我？我在南京教过他的书，难道学生就不能来看老师吗？他不敢来见我，就是因为他害怕我的主张……”说到这里，马寅初大声说道：“在后边的警察们，要逮捕我马寅初吧，那就请耐心一点，等我讲完话，再下手不迟！”
1947年5月，中央大学准备举行校庆活动。中大学生自治会邀请马寅初到校演讲。国民党特务机关获悉后，恐吓马寅初：“你不能去南京中央大学演讲！如果要去，我们就打死你！”马寅初的不少朋友、学生闻讯都来劝他不要去。然而马寅初说，我非去不可。当时马寅初身体有病，但他依然抱病前往南京。出发前，马寅初将写好的遗书交给亲属，并已做好被捕和牺牲的准备。
演讲那天，中央大学大礼堂挤满了学生。马寅初身穿蓝布长衫，大义凛然地登上了讲台，做了题为《我们应该怪什么》的演讲。演讲一开始，马寅初就用深沉的嗓音说：“中国人平均寿命只有36岁。我今年已经活过了65岁，远远超出了，我‘赚’了。我的财产只有一些书籍，已经给子女立下了遗嘱，后事也安排好了。我无所畏惧，讲话不怕死，怕死不讲话。站在下面的特务先生们，你们要开枪就开吧！我马寅初在此专门恭候。”
新中国成立后，马寅初同样实事求是、坚持真理。20世纪50年代，马寅初因发表“新人口论”受到空前批判。1959年对马寅初的批判达到了顶峰，各种批判文章铺天盖地。对此，马寅初单枪匹马，从容迎战。
1959年第11期《新建设》发表了马寅初五万字长文《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在这篇文章中马寅初写道：“在论争很激烈的时候，有几位朋友力劝我退却，认一个错了事，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他们的劝告，出于诚挚的友爱，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
古人言：虽千万人，吾往矣。马寅初经常对人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仗义执言，为民请命。马寅初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马寅初的特立独行还表现在他的婚姻上。1901年，当时还在上海求学的马寅初回家过春节，由父母做主，与家乡的一位农家姑娘张桂君结婚。张桂君，原名张团妹，浙江嵊县人。张桂君出生于1882年农历九月十七日，与马寅初同岁。张桂君虽然目不识丁，但生性忠厚善良，会做一手口味纯正的家乡菜，人长得清秀漂亮。最让马寅初父母和他自己满意的是，这个姑娘贤惠，善解人意，通情达理，孝敬公婆，手脚勤快，而且与妯娌们相处得也很和谐。
马寅初对父母安排的这个婚姻并不排斥，欣然接受，他与那个时期的大多数中国男人一样“先结婚，后恋爱”，与妻子建立了良好的感情。婚后第二年，张桂君即为马寅初生下一个儿子。马寅初十分喜爱这个儿子，他北上天津去北洋大学读书时，临行前抱着儿子亲了又亲，依依不舍。谁料他走后不久，一位亲戚抱着孩子上街时，踩着一片西瓜皮，摔倒在地。孩子受到惊吓，发起高烧，求医无效，竟然夭折。马寅初为此十分伤心，在他百岁高龄时，还时常念叨这个早夭的爱子。
张桂君先后为马寅初生育一子三女。除这个不幸夭折的长子外，其余三女皆长大成人。大女马仰班，1904年出生于浙江老家嵊县。因景仰东汉女历史学家班昭，马寅初遂为其女取名马仰班。可惜的是，马仰班1954年在北京先父母而病逝。次女马仰曹，1908年出生于浙江嵊县，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经济系，后随丈夫去英国伦敦定居。小女马仰峰，1925年生，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后长期从事美术工作。退休后，在上海安度晚年。
张桂君伴随马寅初走过了81年的漫长人生之路。1982年马寅初逝世后，张桂君由北京移居上海，与小女马仰峰一起生活。她们居住在上海市徐汇区吴兴路的一座楼房里，居住条件不错。张桂君喜欢站立在窗前欣赏室外的花草树木，特别爱听越剧，身体甚健康。张桂君比马寅初还长寿，1987年2月病逝，享年106岁。
马寅初的第二位妻子名叫王仲贞。1917年，当时已是北京大学教授的马寅初回嵊县家乡度假，父母又为他娶了一个13岁的小姑娘王仲贞。王仲贞，浙江新昌人，生于1904年，比马寅初小22岁，年轻漂亮，小学毕业，这在当时的女孩中已是相当高的文化程度了。王仲贞待人处世也很通情达理，婚后夫妻和谐。
王仲贞为马寅初生育了两儿两女。女儿马仰惠，1918年出生于北京，后来长期担任父亲马寅初的秘书。夫婿徐汤莘，1939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经济系，后分配到重庆大学任教，曾经担任过马寅初的助手。女儿马仰兰，1922年生，194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后到美国工作，并定居西雅图。长子马本寅，1925年生，新中国成立前毕业于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后来成为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高级工程师、北京市政协委员。次子马本初，1926年生，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系，新中国成立后在纺织工业部情报研究所工作。王仲贞1993年病故，享年90岁。
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寅初拥有两位妻子，这就使他的婚姻家庭生活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封建时代的烙印。面对这种旧式婚姻，马寅初既没有一有新人就冷落发妻，也没有用情不专、滥施风流。他克己复礼，几十年如一日，如履薄冰、小心翼翼，以自己的宽宏、大度、韧性、律己维护了一大家子的友好与和睦。
傅斯年：“汉贼不两立”
傅斯年先生是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也是一位忠实的、狂热的爱国主义者。他是五四运动的发起者、组织者、领导者，又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坚定支持者。傅斯年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至今仍值得我们追思、仿效。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傅斯年就在与胡适、丁文江、蒋廷黻等人创办的《独立评论》上发表时论，提醒国人警惕日本。1931年5月，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傅斯年极不赞同。这时，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保全华北的重要》一文，认为政府暂时无力收复失地，赞成华北停战，傅斯年闻后勃然大怒，坚决要求退出《独立评论》。傅斯年对胡适向来尊重，执弟子礼甚恭，但这次态度却非常坚决，弄得胡适非常伤感，下不了台。
1935年10月，北平部分文人有感于日本对华北的军事威胁，发起设北平为“文化城”，即中立区的活动。傅斯年拒绝参加。1935年，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到北平推动华北自治运动。河北省主席宋哲元的幕僚萧振瀛出面邀请北京学界传达意见。会上傅斯年对萧振瀛大加申斥。不仅如此，他还力劝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希望不要开启分裂的契机。是年9月，傅斯年为尚未出生的儿子取名“仁轨”，而不用“乐”字排行，借此怀念在朝鲜对日本打歼灭战的唐代大将刘仁轨，表达自己的抗日心志。
“九一八”事变后，针对日本学者“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反动言论，傅斯年于1931年10月出版了《东北史纲》一书，从历史角度详细地论证了东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史实，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民族主义价值观。此书后由李济翻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东北史纲》一书为李顿调查团在报告书中明确指出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公认之事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到1945年日本投降，傅斯年仅在《大公报》《独立评论》《今日评论》等报刊发表的有分量的反日文章就达十余篇，这还不算那些包含爱国激情的各种时论。在《日寇与热河平津》一文中，傅斯年愤怒地写道：“今日北方大局，对倭只有一条路，即一切都无顾忌，人人当求必死。”“中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及领袖。中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而就死。历史告诉我们，中华不是一个可以灭亡的民族。”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傅斯年又于1939年连续发表《地利与胜利》《抗战两年之回顾》两篇具有浓厚军事理论色彩的文章，从当时敌我双方的战略策略入手，详细分析了双方的优劣势，满怀信心地鼓励国人“我们一天天地上升，日本一天天地下降”，“大光明的前途正在不远”。
1945年8月15日夜，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四川李庄，傅斯年喜极若狂，他当即买了一瓶酒，走上街，边走边喝。在欢庆游行的队伍中傅斯年扭动着他肥胖的身躯，拿着一根手杖，上头挑着帽子，大喊大叫。结果帽子飞了，棍子掉了，整个人也累得瘫了过去。此后傅斯年代胡适先期接管北大。对于那些在北大沦陷时曾出任伪职的职员，傅斯年一概开除，并一再声称“汉贼不两立”。“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是傅斯年在抗战最困难时期为表示自己誓死抗日、全力报国而写下的诗句。如今这满含爱国情怀的诗句依然激荡人心。
陈省身：站在巨人肩上
陈省身先生是20世纪伟大的数学大师，在整体微分几何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影响了整个数学的发展，被誉为“现代微分几何之父”。陈省身晚年传授经验，说：“年轻人做学问，应该去找这方面最好的人。”陈省身早年在国内求学时遇到的大多都是名师，如姜立夫、孙光远、杨武之等。至于后来留学海外时，遇到的那就不仅是名师，更是大师了。
1934年夏，陈省身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成为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名数学研究生。同年，陈省身获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奖学金，远赴德国留学。他此番是冲着数学大师W.布拉施克而去的。
1934年10月，陈省身与布拉施克在德国汉堡大学见面。见面后，布拉施克做的第一件事是给陈省身一大叠复印本——那是他最新的论文。显然，布拉施克是要借此检验一下陈省身。陈省身拿到后认真拜读，居然发现其中有一篇证明不全，这是布拉施克的漏洞，也是陈省身的机会。于是陈省身花了几周时间补上了这个漏洞，此举一下子拉近了他与布拉施克的距离。
陈省身留学的学习期限是两年，后延长至三年。结果陈省身只用了一年半时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剩下的一年半怎么办？布拉施克为陈省身提供了两种选择：一是继续留在汉堡大学，跟埃米尔·阿廷研究数论；二是到巴黎，跟埃利·嘉当研究微分几何。陈省身选择了后者。
1936年9月，陈省身来到巴黎，谒见嘉当。嘉当德高望重，名声远播，公务私务都很繁忙，他每周只在周四下午会见学生，届时，办公室门口总是排着长龙。陈省身与嘉当第一次会面，对方给的见面礼，也是一道数学题——与网几何有关。这一回，陈省身没有在汉堡见布拉施克时幸运，怎么解，也解不出答案。陈省身觉得第一道题就做不出，太丢人，从此不好意思再去见嘉当。过了一段日子，陈省身与嘉当在数学所的楼梯上偶然相遇。嘉当问：“怎么好久没有见你？”陈省身如实相告。嘉当笑了笑，说：“没关系，那是道难题，慢慢做。”又说：“你今后尽管来。”陈省身这才按期去见嘉当。随着接触增多，双方愈来愈了解对方。一天，嘉当告诉陈省身：“你今后每两周到我家里去一次，交谈时间为一小时。”这等于是给陈省身开小灶。
有道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大师面对面的指导，使得陈省身学到了老师的数学语言及思维方式，终身受益。嘉当知识宏富，思路敏捷而深邃，当场提问，当场解答。到了第二天，陈省身还经常接到嘉当的信，诸如“在你离开后，关于你说的问题，我又想了很多……”，“那个问题其实还有另外的解法，你不妨一试……”之类。两人有时在街道上相遇，嘉当脑里火花一闪，随即从兜里掏出一只旧信封或纸片，记下最新的思考，交给陈省身。陈省身在跟随嘉当期间，完成了三篇论文。至于他从嘉当那里学到的知识，则远远超出了论文的范畴。嘉当当初给陈省身的第一道难题，陈省身后来也解决了。
陈省身遇到的第三位导师是赫尔曼·外尔。1943年秋，陈省身由昆明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第一次见到外尔。外尔知道陈省身的名字以及他所从事的工作，很看重他。他看过陈省身关于高斯-博内公式的初稿，曾向陈省身道喜。他们之间有很多来往，也有多次长谈，这些谈话开拓了陈省身对数学的视野。此后的两年间，陈省身发表了划时代的论文《闭黎曼流形的高斯-博内公式的一个简单的内蕴证明》和《Hermitian流形的示性类》。这是陈省身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奠定了他在数学史上的地位。
关于自己的这三位外籍导师，陈省身晚年曾满含深情地写道：“张奠宙教授在《现代微分几何的形成与发展》中提到我同布拉施克、嘉当、外尔这三位大师的关系。他们自然是20世纪初期最伟大的数学家，学问广博，影响至今未减。我在学术事业中能同他们发生密切的关系，诚终身之幸。”做学问之所以要拜名师，是因为这样可以“站在巨人的肩上”。英国数学家哈代说过：“要知道自己是不是有数学能力，就要看你是不是比老师好。”六十多年后，有记者据此向陈省身发问：“您的数学比老师好吗？”陈省身不假思索地回答：“哦，当然了！”说罢，他哈哈大笑。
于右任：救国济民一草圣
民国大佬于右任一生钟情书法，是我国书法史上著名的书法大家。他首创“于右任标准草书”，被誉为“千古草圣”“中国书法史三个里程碑之一”。与现今的一些书法家相比，于右任堪称是书品、人品俱佳的典范。
于右任每日临帖不辍，但他只将书法当作一种运动、一种乐趣，而不去考虑书法以外的东西。民国四年（1915年）是于右任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出于无奈，他订下一张鬻字的润例。第一个月朋友捧场卖了三十多件，第二个月卖了三五件，第三个月只卖了一件，第四个月起他干脆把润格取消了。大凡有人喜欢他的字，即索即写，绝不收人一文钱。
此例一开，加之于右任名望又大，前来求字的人多如过江之鲫。其中既有达官显要、名流时贤，也有贩夫走卒、妓女乞丐。无论任何人，只要你能找到他的踪迹，只要他正在写字，你只需展开白纸，他就一挥而就，十年如一日，分文不取。求书的人大都知道于右任有此习惯，所以大多带一点土产送给他。于右任有一喜好，就是要索书的人带一罐墨汁，而且墨汁必须是人工磨成。如果是市上出售的墨汁，他一看就知道，绝不接纳。上海富商周湘云逝世后，其家人求于右任为周写一个墓志铭。周家送于右任一笔墨金，他坚决不受，后改送一副文房四宝，一个很大的端州砚，墨是古墨，笔是精制的狼毫，纸是两匹乾隆纸，于右任见了爱不释手，笑而受之。
于右任给人写字，从来不看来者的职位与身份，标准是只要他喜欢这个人。宋子文很喜欢于右任的字，特置一把精贵的扇面，托人请于右任题墨，于右任拒绝。他却为南京夫子庙大集成酒馆的女侍写了一副对联：“玉壶卖春茅屋赏雨，座中佳士左右修竹。”于右任每到医院慰问伤兵，礼品就是写字，一晚要写几十幅。1941年，他访问西安时，答应为王曲军校下级军官写一百幅屏条，回到重庆，他很快写好，并自己花钱装裱成轴送到西安。
由于于右任的字值钱，有一些落魄文人便假借他的大名卖字。他的下属知道后要“严惩”，于右任关照“不要为难他们”。台北和平东路街头一商店招牌假冒他的字，于右任见了，一点也不恼，而是让店家摘下，为他重题了一幅。
于右任虽贵为国民党元老，官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但却一生受穷。上世纪30年代，他患伤寒，上海的名中医陈存仁为他治愈，他无钱付诊费，亲书一帖怀素体的《千字文》赠之。于右任对陈说：“我仅拿公务员的薪水，所有的办公费、机密费一概不收。所得的薪水，只够很清苦的家用，到东到西，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带一只‘褡裢袋’，别人是放银子的，我的褡裢袋只放两颗图章，参加任何文酒之会，或者有人馈赠文物，我别无长物为报，只好当场挥毫，盖上两个印就算了。”
1948年，国民大会选举，于右任竞选副总统。对手孙科、李宗仁、程潜等人为拉选票，又是请客又是送礼。请客用汽车接送，提供宾馆服务并送红包。于右任没钱，只能靠写“为万世开太平”、赠照片“拉票”。临近选举，于右任请了几桌客，席间道出了真情：“我家中没有一个钱，所以没有办法和各位欢叙一次，今天的东道，实际上是老友冯自由等二十位筹集，我只借酒敬客而已。”不用说他落选了。他的一位同乡代表说得十分中肯：“纸弹是敌不过银弹的。”
于右任一生写得最多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屏条，数量至少有一两千。于右任的座右铭是“天下为公”。林语堂曾说：“当代书法家中，当推监察院长于右任的人品、书品为最好模范。于院长获有今日的地位，也半赖于其书法的成名。”林语堂说的没错。
罗家伦：儒将风流
现代中国，大学校长可谓多矣。但以一身先后担任清华、中山及中央大学三所校长，且皆有建树，那就只有罗家伦了。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早年求学于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1920年赴欧美留学，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6年学成回国，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他出任清华学校首任校长，使清华大学由教会学校转为国立大学。
罗家伦在清华任上做的第一件事是整顿师资。他上任后对清华的师资队伍非常不满，将原有的55位教师一下子解聘了33位。十几名外教一口气解聘了6个。此举一下子引起了“地震”。那些落聘的教师，包括外教，大吵大闹，甚至闹到领事馆。但罗家伦丝毫不为所动，在就职典礼上，他一再重申：“我认为罗致良好的教师，是大学校长的第一个责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罗家伦可谓不择手段。在解聘那些不学无术的教师的同时，罗家伦又千方百计地为清华新聘了二十余名年富力强的青年教授，这些人日后都成为清华大学的骨干力量。
罗家伦在清华担任校长的同时，还兼任历史系主任。为了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接替他出任系主任，罗家伦费尽了心思。当时大家比较看好的人选是朱希祖。朱希祖是章太炎的门生，在学界属于老字辈，学问精深，久负盛名。更重要的是，他早在北大时就是罗家伦的老师。按说，罗家伦完全可以送个人情，将他的老师推为系主任。但罗家伦没有。罗家伦有他的原则，这就是——“做大学校长，对于教师的职位和学生的学籍两项，是绝对不能做人情的。”罗家伦认为，如果老派的朱希祖做了系主任，那么此系肯定是没法走上现代化道路的。那么，究竟该选谁呢？他绞尽脑汁。1929年的时候，罗家伦突然想到他昔日的老友，如今南开大学的文科主任蒋廷黻。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想到这里，罗家伦立即付诸行动。他前往南开大学亲自去请蒋廷黻。蒋廷黻当然不肯，因为当时他可是南开的台柱子，怎么能走呢？罗家伦不厌其烦地说：“来清华吧。”蒋廷黻说：“不。”罗家伦说：“来吧，我们需要你！”蒋廷黻仍是拒绝。罗家伦不甘心，死缠硬磨，但蒋廷黻始终不松口。这时，罗家伦说：“你不答应，我就待在你家不走。”结果罗家伦真的赖在蒋家不走。晚上，月亮升起来了，蟋蟀也叫了，已是深更半夜了，但罗家伦还是不走。到了子夜，罗家伦仍是挺在那儿。蒋廷黻实在熬不住了，对罗家伦说：“我要休息了。”罗说：“你不答应，我就不走……”沉默了许久之后，蒋廷黻终于说：“好吧！”
罗家伦此番作为，很快就赢得了大家的理解和尊敬。陈寅恪向来孤傲，但他对罗家伦却独有好感。一日，陈寅恪正与人聊天，罗家伦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他的代表作《科学与玄学》。陈寅恪看了很高兴，就说：“志希（罗家伦的字），我要送你一副对子：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罗家伦大悦。陈寅恪接着又说：“再送你一个匾额：‘儒将风流’。”罗家伦不解，就问陈寅恪：“我是读书人，向来严谨，何来‘儒将’，又何来‘儒将风流’？”陈寅恪笑道：“你北伐时官拜少将，可不是儒将？你刚娶了漂亮妻子，难道不是风流？”众人哈哈大笑。罗家伦也大为高兴。
两年后罗家伦黯然地离开了清华。当时陈寅恪对人说：“志希在清华，使清华正式成为一所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论及这点，像志希这样的校长，在清华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能得到陈寅恪如此高的评价，足见罗家伦执掌清华的功绩。
蒙文通：“通”与“不通”
蒙文通（1894—1968），原名尔达，字文通，四川盐亭人。他是我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是近代“蜀学”的传人，学术风格以博通见长。按现今学术分类，蒙文通可称得上是超级的跨学科人物。在哲学及哲学史方面，从先秦儒家、诸子，到汉代经学（今古文）、道教，再到中古以后的理学、佛学（唯识、禅宗）、道学；中国史方面，从三代以前的古史，绵延而下及宋史；民族史方面，以先秦周边民族为重心，尤其是百越民族、巴蜀民族；历史地理方面，从上古昆仑到四川地方，从《山海经》到《水经注》；至于史学史、经济史乃至气候史等，不过其余事耳。蒙文通其人亦哲亦史，兼通三教，由义理而考证，由旧经学而新史学，无所不究，学无藩篱，友人称为“多宝道人”。
蒙文通一生先后执教于重庆府联中、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成都大学、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校。据蒙文通的学生回忆：“先生身材不高，体态丰盈，美髯垂胸，两眼炯炯有神，持一根二尺来长的叶子烟杆，满面笑容，从容潇洒地走上讲台，大有学者、长者、尊者之风。”蒙文通讲课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不带讲稿，有时仅携一纸数十字的提要放在讲台上，但从来不看，遇风吹走了也不管；第二是不理会下课钟，听而不闻，照讲不误，每每等到下堂课的教师到了教室门口，才哈哈大笑而去。
蒙文通考试也颇有趣味，不是先生出题考学生，而是由学生出题问先生，往往考生的题目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学生的学识程度。如果学生的题目出得好，他总是大笑不已，然后点燃叶子烟猛吸一口，开始详加评论。考场也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边的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试，由蒙文通先生掏钱招待吃茶。1933年，北大聘请蒙文通到历史系任教。蒙文通刚到北平，便一头扎进汤用彤家中，与汤用彤、钱穆二人秉烛夜谈。天刚拂晓，三人意犹未尽，一起到公园共进早餐，接着又找了一家茶楼，边饮茶边聊天，三人竟畅谈20小时。
蒙文通一生治经史之学，著作颇丰，他曾告诉儿子蒙默，自己学问最深处，恰恰是不著一字的宋明理学。“理学不是拿来讲的，是拿来躬身实践的。”蒙文通指导研究生，上来先是两句话。第一句引陆象山言：“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第二句是他自己的信条：“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
蒙文通毕生以教书为业，但也两次遭遇未被大学续聘的尴尬。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大学。他在历史系任教两年有余，却始终未去文学院院长胡适家拜访过一次，因而被同事钱穆称为“此亦稀有之事也”。据说此事弄得胡适颇难堪，以致置北大隋唐史无人授课一事于不顾，也不再续聘蒙文通。而蒙文通也处之泰然，仍我行我素，后转至天津一女师任教，与领导交往依然如故。此事足见其生性刚直而不轻易苟同于人。另一次是20世纪40年代在四川大学，由于学阀弄权，蒙文通未被文学院续聘。但一干学生倾倒于他的学识，请求他继续授课。他说：“我可以不拿钱，但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于是让愿意上课的学生到自己家里，继续传授。对此，校长也拿他没办法，只有听之任之。
蒙文通深得理学“活泼”之旨。他曾用自己的名字幽过一默：“我原来叫蒙‘文通’；解放以后就有点儿蒙‘欠通’，说我这里也不对头，那里也不对头；后来干脆就变成了蒙‘不通’；现在好像是蒙‘又通’了。”这段话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之后说的，当时蒙文通以为自己“又通”了。但他哪里知道，自己最终还是“不通”。接下来，蒙文通被关进牛棚，未得安宁。
曾昭抡：学痴生前事
曾昭抡（1899—1967），字隽奇，号俊奇，一字振鏊，又号叔伟，著名化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曾昭抡1899年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是曾国藩大弟曾国潢的曾孙。父亲曾广祚是前清举人，母亲陈季瑛出身名门。曾昭抡1915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习，1920年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192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南京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辅仁大学教授。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
曾昭抡身为名教授，却不修边幅。一身斜襟的蓝布大褂褪了色且布满污点，一件白衬衫不仅粗糙而且掉了纽扣，一双旧布鞋总是露出脚指头和脚后跟，脱下鞋，袜子底永远破个洞。曾昭抡一年四季，头发乱蓬蓬的，邋里邋遢。1931年的某一天，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早早地去参加教授会。在会议厅，他突然发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看上去像是一个服务员或者乞丐，正没头没脑地寻找着什么。“你是谁？”朱厉声喝道，“出去！”结果，这个可怜兮兮的家伙一言未发，转身就离开了。第二天，朱家骅收到一封辞职信，署名“化学系教授曾昭抡”。
曾昭抡是出了名的“学痴”。在同时代人的回忆中，有关曾昭抡的趣闻逸事很多。比如：他曾经站在沙滩红楼前，对着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过往行人不胜骇然；一次，他带着雨伞外出，天降暴雨，却浑然不知打开，以至于全身衣服湿透，仍然提着伞在雨中行走；在家里吃晚饭，他心不在焉，居然拿着煤铲到锅里去添饭，直到夫人发现他饭碗里有煤渣；他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一次回到家里，保姆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招待，见他到了晚上还不走，觉得奇怪极了。
曾昭抡是我国化学研究的开拓者，生前有“化学旗手”的美誉。早在1932年，曾昭抡就发起成立了中国化学会，任理事长，自费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化学期刊《中国化学会会志》，任总编辑。另外，他还在化学名词的命名和统一方面，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我国化学界和化学科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曾昭抡十分重视实验教学。从1934年起，他便要求北大化学系的学生在毕业前必须接受科学研究的训练，完成毕业论文后方能毕业。从此，我国各大学相继实行“毕业论文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曾昭抡任北大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1950年10月，曾昭抡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任高等教育司司长，后转任高教部副部长，主管全国理工科大学和综合性大学。在任期间，他主持制定了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除了不修边幅和痴迷学术外，曾昭抡还是一个不识时务的“迂腐书生”。1957年3月，曾昭抡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发言：“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是必要的，方针也是正确的。改革过程的缺点是学习方法上的教条主义，过分强调统一，限制过死。”同年夏，他代表民盟中央草拟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就科研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遗憾的是，这些意见在当时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被批判。曾昭抡也被打成右派。
1958年，曾昭抡只身一人前往武汉大学任教。1961年，曾昭抡身患癌症。1967年12月8日，曾昭抡悄然离开了人世，终年68岁。费孝通在民盟中央举办的纪念曾昭抡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说：“在我心目中，曾昭抡先生是个真正的学者。都云学者痴，谁解个中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