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是一种文化
名字，传承了人的情、意、志！
名字，蕴含了人的精、气、神！
名字，不仅是一个符号，它还折射着不同家庭的思想观念、文化素养、情趣追求等，有时还反映一个热的形象、层次和品位。一个人的名字，既是个体生命的代称，又是个体的个性特征和社会特征的象征。反过来说，一个人的名字必然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因为人都是社会的，文字既然是属于社会，借助于文字的人的名字，它的意义的好坏，就必然与社会文化的影响分不开。一定时期的社会和一定民族的社会，都有属于它的特定文化，人的名字体现出一种与当时社会的文化和当地民族的文化难以隔离的联系。首先，从人的命名谈起，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行为，中国人的命名体现出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文化。
我们知道，姓氏和名字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人的人名。姓氏是属于家族的、先天的，只有你的名字是后天的，是你的父母或其他亲属，或你自己为你特定的。从姓氏而言，我们每个人一生下来一般从父姓，当然也有从母姓的，它揭示一种血缘关系、一种家族关系。中国人传统上注重传宗接代，家族兴旺，希望子孙繁衍、光宗耀祖。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个家庭的“香火”传承，以姓氏继承的方式，表示家族的血脉相连。
中国人的姓名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一点，不光反映在一个人的姓氏上，而且在为他起的特定的名字上也反映出很强的传统文化色彩。比如除姓氏外，中国人长期有按“字辈谱”命名的方式。在一些家庭中，至今存在有一本本的家谱、族谱。从这些家谱、族谱中，不但可以看到一代一代的家族世系繁衍的情况，而且每一代人的人名中都有严格的字辈规定，形成序列明晰的字辈谱。例如江西九江某地的吴姓家族字辈谱排列极为明确：“伦常呈瑞家，敦厚作英雄，孝友祯祥集，熙康治理通。书香延祖泽，华耀正兴丰，信义胡钦敬，亲爱东咸雍。”这种序列由家族的祖先预先排定，然后一辈一字，世代相传，任何家族后代不得随意更改，每一代人起名的时候不但按姓氏，而且按字辈规定的要求来考虑，表达祖祖辈辈对子孙后代的期望。据此，我们中国人，尤其是长年居住海外的华夏子孙更热衷于寻根问祖，他们往往就是依据家族谱和字辈谱来寻找自己的根脉。这种浓厚的宗族观念和文化特色，表达着人们几代、甚至数十代之间的血缘亲合关系，把人的个体生命延续的意识和家族亲缘关系传承的意识统一起来，保留下去，成为家庭乃至民族坚不可摧的亲和力和凝聚力。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名字有很深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道德、操行是对人们的基本要求，所谓“三纲五常”，有“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要求。传统的中国人的名字多“仁”（如刘仁、高修仁等）、“义”（如卢俊义、蔡义）、“礼”（如周学礼、王恭礼）、“智”（如王智、贺智慧）、“信”（如李信、李信义）等字来起名，类似用“德”字的人名如于谦、龚自珍、张自忠、沈德潜等都体现了中国人的某种道德向往和追求，而女人的名字又多含有“贞”“端”“惠”“芳”等属于“女德”一类的字。中国传统道德在人名上的反映，体现出中国人的传统的道德文化心理。
中国的传统文化，除了对个人的人名优影响外，一些老字号的商铺的命名也受到了它的影响。比如，在北京有悠久历史的中药店“同仁堂”，还有如“居仁堂”“安仁堂”等店铺名字，一个“仁”字，不同的药店，反映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药店经营者心目中的分量。以经营烤鸭为特色的北京著名的饭店“全聚德”，不但在北京开了许多分店，甚至发展到了京外、海外，老字号的“全聚德”取“以德聚全，以德取财”的意思。作为一个饭店，信奉道德在经营中的至上作用，其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可见一斑。
中国人起名直接用一些汉语词汇或者典故作为自己的名字，反映了中国文化内涵丰富的又一鲜明特点。
汉语词汇，特别是一些典故成语，经过历史的发展演进，有了广泛的引申义和丰富的象征意义，体现出中国语言文字文化的特色。于是中国人，尤其是当代中国人有了一种根据自己的姓氏，或者直用其字，或者谐用其音，借词意、典意起名的倾向，它使中国人名文化与中国语言文字文化的联系更多了一道有趣的景观。
如借用词语起名：
刘畅（谐音“流畅”）、刘洋（谐音“留洋”）
姚望（谐音“遥望”）、潘峰（谐音“攀峰”）
唐正（谐音“堂正”）、姚远（谐音“遥远”）
如直用词语起名：
高峰、高兴、高远、万里、万千、万山红
远征、远方、远近、康泰、康健、康乐
田野、田间、田中禾、成功、成城、成方圆
如精练成语起名：
周而复（周而复始）、华而实（华而不实）
马识途（老马识途）、叶知秋（一叶知秋）
黄腾达（飞黄腾达）、郑清源（正本清源）
冀开来（继往开来）、邢成思（行成于思）
还有如借用典故起名：
吴三省（出自《荀子·劝学篇》：“吾日三省我身”）
李德邻（出自《论语》：“德不孤，必有邻”）
王朝闻（出自《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
孟浩然（出自《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张中行（出自《论语》：“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平！”）
朱自清（出自《楚辞·卜居》：“宁静洁正直以自清乎？”）
郑板桥（出自《杨柳枝》：“春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
周树人（出自《管子·权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人名文化，是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由于汉语言文字在表意、象形、谐音、隐喻等方面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使得中国人的汉语名字在传意、抒怀、寄情等方面有了丰富的空间，也使得中国人的名字更多了一些情趣、品位。一个人的名字，往往体现出一种文化修养的高低，寄寓了人们追求的志趣方向。所以中国人的起名颇有学问，中国人起名也就难怪颇爱有讲究，颇多想象，颇费周折。
名字成为表达一定意义的语词、典故，成为一种文化，又反过来丰富了中国的语言文化。
一个人起名，借用汉语成语、典故起名，使名字具有了文化内容，而名字作为某个人的特定代称，随着社会生活中，这个人名的特定意义的引申，被赋予广泛的社会文化内涵，因而又具有了一般语词的广泛文化意义，这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另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
走进中国的语言文化宝库，这种由人名形成的典故或成语几乎俯拾皆是。比如说“毛遂自荐”，毛遂是春秋战国时期赵国平原君门下的一个食客，当国家有难时，他挺身而出，自告奋勇地担当大任，为国分忧。后来“毛遂自荐”便成为一个人名典故，毛遂成为在社会需要时那些能够自荐勇为、脱颖而出的人的总的代称。还有如“华佗再世”，华佗是汉朝末年一个著名的神医，曾发明了麻醉治疗法，当年由于医术高超，治愈了很多疑难病症，在历史上很有名气，随着社会的流传，后来人们把具有高超医术的人都赞誉为“华佗再世”，华佗的名字也就成为许多有精湛医术的人的代称。此类人名典故，对人或褒或贬，在汉语词典中确实不少，比如“再作冯妇”“员下阿蒙”“项庄舞剑”“柳毅传书”“管宁制度”“苏武牧羊”“韩信点兵”“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这些人名典故，都是一个人名，一个故事，本来这个特定的故事为特定的这个人所为，后来因为社会的流传，慢慢地被引申，被赋予社会特定的文化意义，使这个人的名字成为社会上具有此类特性的人的代称，因而人名作为某个特有的人的代称，被社会作为一类人的泛称。
除了人名成语、人名典故之外，这类人名词语以各种形式的汉语语词出现，反映了人名词语的丰富多彩。
如人名俗语有：
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因为《红楼梦》中的刘姥姥作为乡下老妪，没见过多少世面，头一次进了贾府大观园，闹出不少笑话，于是此语把刘姥姥这个形象引申为见识很少的那些人的代称。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此语出于对三国时期蜀国军师诸葛亮的智慧的肯定，形容很多人在一起，只要善于集思广益，有了集体的智慧，就能够有诸葛亮的才智，能成就大事。这里用集体群众的力量来作为有智有谋的诸葛亮这个智慧化身的代称。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吕布的人名和赤兔一起成为人中才俊的代称。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在这里，韩信这个人名，成为那些做什么事情总希望有更多更好的人的一种总的代称。
还有许多人名歇后语，更直接地表达了由人名引申出来的社会文化意义，如：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刘备借荆州——只借不还；
武大郎攀杠子——上下够不着；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张飞拿耗子——大眼瞪小眼
……
另外，还有好多的名字，或由于其人本身确有的故事，或由于人们的传说被某种特定的个性定型，成为具有丰富文化内含的语汇，如：
阿斗：刘备的儿子，三国时蜀汉后主，降魏后乐不思蜀，个性定型为“扶不起的阿斗”，其名也就被用作无能无知的人的代称。
张飞：三国时蜀汉名将，人称“猛张飞”，被用作烈性、勇猛一类人的代称。
蒋干：《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形象，他劝降周瑜，反中周瑜“反间计”；到曹营献“连环计”，又致曹军大败，所谓“蒋干献计”，被指为那些遇什么事总喜欢自作聪明的一类人的代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