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假借佛道的掩护，做出不法之事或有伤风化的活动，宋太祖给予了严厉打击。平定李重进叛乱后，宋太祖率军返回京城，僧道与百姓、官员一起夹道相迎。而皇建院僧人辉文等人不顾礼法和戒律，携妇人在传舍中饮酒作乐，被人告发。经审讯核实后，太祖下令将首犯辉文杖杀于大庭广众之下，从犯录琼隐等17人被决杖流配。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天命迷信相当盛行，即使到了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迷信也有很大的市场。《礼记·表记》篇记载，子曰：夏代尊崇天命，畏敬鬼神但不亲近；殷代尊崇鬼神，并教人服侍鬼神；周代尊崇礼仪，敬鬼神而远之；到了唐末五代，由于社会动荡，人们的生命得不到保障，只能寄希望于天命，迷信更是泛滥一时。王朝的兴衰更替，个人的祸福荣辱，都被认为是上天的旨意，是神显灵的结果。一时迷信之风盛行，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也给统治者维护其统治带来了不良后果。宋太祖在夺取政权过程中，曾经两次利用迷信天命制造影响，达到目的。第一次是借桃木符把张永德赶下台，第二次是借“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的传言为其登基制造舆论。但是，当他登上帝位之后，为杜绝他人利用迷信制造混乱，严禁他人从事或宣扬天命迷信，除非这种天命迷信有助于加强统治。为消除天命迷信的不良影响，宋太祖并没有采取强硬禁绝的方法，而是以毒攻毒，“紊其次而杂书之”，使之真伪混杂并存，一旦失去效验，人们自然会弃之不信。古代迷信流行，谶书即是一种。谶书是有人对将来的事作出的一种预测，大部分不着边际，小部分或因巧合，或因附会，或因真有人参透了历史的规律，也有预测应验的。一些人利用它煽惑视听，制造思想混乱以从中起事。宋初一段时间内，唐季五代民间流传的谶书相当流行，为害颇深，宋太祖即设法消除其影响。如《推背图》，托唐朝天文学家李淳风所作，传了几百年，民间多有藏本。一天，赵普上奏说，违反禁令传抄这本书的人太多了，杀都杀不过来。宋太祖说：“不必多禁，应该混杂搅乱它。”于是，他让人找来旧本自己亲自看验，然后打乱它的次序胡乱写了一通，又造了约百十本，让这些假冒伪劣的盗版书混杂在原版中一起流行到民间。传抄的人也搞不懂到底先后次序是什么，不知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偶尔再有存留这些谶书的，因为它不灵验，也都不保藏了，宋太祖从内容上紊乱谶书，使之真伪混杂并存，一旦失去效验，人们自然会弃之不藏。这种“以毒攻毒”的作法，别出心裁，比用强制禁止的方法要好得多。公元972年，太祖下令：“禁玄象器物、天文、图谶、七曜历、太一、雷公、六王、遁甲等不得藏于私家，有者并送官。”还规定释道不能私习天文、地理，以防这些人利用天命迷信煽动人们滋事生非，不利于维护其统治。一旦发现“私习”、“私藏”者，立即予以严惩。通事舍人宋惟忠，便先因不法事被除籍为民，后来又因私习天文，妖言利害，蛊惑众听，而被弃市处死。巫术在宋初的一些地方也极为流行。许多人生病后，不就医诊治，反而求助于巫婆神汉，以致贻误时机而死亡。当时岭南一带巫术尤为盛行，“深广不知医药，唯知设鬼而坐致殂殒。”为改变这种恶俗，引导人们相信医学，以医药去除疾病。公元966年，太祖下令：诸州长吏察民有父母亲属疾病不视医药者，深惩之。在他的倡导下，许多地方官员带头宣传科学，倡导百姓以医药治病。邕州知州范不但坚决推行太祖的禁令，而且自己出钱购买药物，亲自调和，解救了不少病人。他还将医书《方书》刻于石龛，置于厅壁，久而久之，“部内化之”。宋太祖对宗教有清醒的认识，一方面，他以佛、道来教化民众，另一方面，他清楚地认识到了宗教的消极作用。对待迷信和巫术，他从多方引导，并以巧妙的方法破除。
朴素节俭
要想稳固自己的政权和统治，必要有令人信服之能力。上梁不正下梁歪，统治者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足以影响整个社会，影响到民间的风俗习惯。每一个贤明的君主，都会尽可能地规范自己的言行，以作为垂范百姓的楷模。楚王好细腰，国人皆饿死。李煜喜欢三寸金莲，国中女子皆束脚缠足，备受煎熬，以至演变成贻害妇女的千古陋习。孔子曰：“政者，正也。”君主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和象征，是万民景仰和仿效的对象。君主的任何言行，都会在臣民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君主做人要正，做事也要正。这样，下面的臣子才会不敢不正。细分起来，所谓正，就是心正、言正和行正。荀子认为，正人先正己。君主如同测量日影的仪器日晷，人民如同影子。日晷端正，影子就端正。君主还像一只盘子，百姓好比是盘中之水，盘子圆则盘中之水也就自然呈圆形。荀子还认为，君主喜好礼仪，尊重贤德的人，使用有才能之人，没有贪财图利、追求享受的私心臣子和百姓们就会讲究谦让，竭求忠信，一心为公，恪尽职守。这样，即使是平民百姓，也不用像古代调动军队那样去验证兵符，辨认契券，就会守信用。彼此之间不用抽签或抓阄，就会得到公正的处理。买卖人相互之间也不必使用秤去称量物品，而做到公平交易。因此，不用奖赏，人民就勤勉；不用刑罚，人民也顺从。官吏们不必劳神费力，东奔西走，事情就可以办成。政策法令不必经常更新，风俗也会淳美。明代的朱熹对此也有精辟的论断。在朱熹看来，“君正”或者“正君心”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有丰富内涵和具体标准的政治条件。“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但人主之心，并不因其为“以眇然之身，居深宫之中而使人不易觉察，而是其符验著于外者，常若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而不可掩”。因此，君主想要臣民们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想让百姓不为，首先自己要不为。宋太祖在执政期间，为了做一个人人敬仰的贤明之君，对自己的言行严加要求，尽量做出一个好皇帝的榜样，使群臣和百姓们信服。古人说：“田猎是一种娱乐，宫室是一种奢侈，宦官是一种狎客。三者有一，足以蛊惑君心。帝王只有涵养修身，多接近贤能之人，少亲近宦官宫妾，才能革除奢靡，戒除游佚，以正君心。”在这三点上，宋太祖堪称楷模。在节俭方面，太祖具有极强的朴素节俭意识，并将俭朴提升到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上来认识。他多次下令除掉乘舆、帽子、衣服上的珠宝饰物，并告诫家人不要贪图奢侈华靡的生活，要注意勤俭持家。一次，他的女儿穿着一件用翡翠羽毛装饰的华服入宫，太祖看到后立即严肃地对她说：“你赶快把这件衣服换下来，从今以后再也不要制作和穿戴这样华贵的装束了。”公主不解，解释说：“这样一件衣服，能用得了多少翠羽？何况有钱人家的小姐也这样穿。”太祖开导她说：“问题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你身为公主，穿着这样的衣服，宫内宫外的女孩子都会仿效你的衣着，京城翠羽的价格就会因此而飙升。商人和百姓们为了追逐利益，就会从外地辗转贩运翠羽至京城，这样图财害命的事情就会陡然增多，你就会成为罪魁祸首。你生在帝王之家，应该做一个好的表率，怎么能开这种坏事的头呢？”平定后蜀之后，太祖听说孟昶日常服用奢侈惊人，连溺器也用七宝来装饰，非常痛心。对左右说：“蜀主用七宝装饰溺器，那应当用什么来盛食物呢？自奉如此，想不亡国，可能吗？”下令将其奢侈之物全部打碎，以戒奢侈之心。平定南汉之后，太祖听说刘的生活穷奢极靡。为了采集玳瑁、珠、翠等物装饰宫殿，刘曾在某地招募善采珠的渔民两千人，按军队编制，专门为皇室采集珠贝，号称“媚川都”。这些士兵为了满足刘的奢欲，脚上系着大石沉入几百尺深的水中采珠，非常危险，每年溺死者甚众。太祖对此痛心疾首，把此事讲述给朝中大臣听，希望他们以此戒除奢侈。并下令解散“媚川都”，废止采珠业。
太祖平日居家甚为俭朴，所穿之衣多是洗濯再三的旧衣，而且颜色素淡。寝殿之中，墙帏窗帘多用青布，鲜有华丽的装饰。皇弟赵光义有一次说了一句“陛下服用太草草”，便招来太祖的一番训斥，提醒他不要忘记过去的苦日子。宫中女眷们在一起议论时说：“皇上尊贵无比，且富有四海，难道还不能用黄金装饰一下车子吗？”太祖听到后，对她们说：“我以四海之富，宫殿全部用金银来装饰，也可以办得到。但我是为天下守财，怎么可以妄用！古语说得好：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当皇帝的如果只想到自己生活富足，那么天下的百姓黎民靠什么来生活呢？”对平民百姓，太祖也多次下令发扬传统美德，勤俭持家度日，注意节约粮食，不要铺张浪费，婚丧嫁娶也应该一切从简。正是由于宋太祖的表率作用，宋初成为宋代历史上少有的俭朴之世，也为后继者树立了榜样。宋人吕中对太祖的崇俭抑奢有如此评价：“创业之君，后世所视以为轨范也；宫闱之地，四方所视以为仪则也。一人之奢俭者虽微，而关于千万世者为甚大；致谨于服色者虽小，而关于千万里者为甚远。”在宋太祖的影响下，朝中出了一批清廉俭朴的大臣。宰相范质去世后，宋太祖评价：“朕闻范质居第之外，不殖资产，真宰相也。”御史中丞刘温叟更是以俭朴清廉而闻名于世。按照规定，御史中丞每月可得公用茶钱一万文，如有不足，可用罚没赃物充抵。刘温叟嫌这种钱来路不正，分文不取。赵光义听说刘温叟的清廉之名后，故意派人试探，送给他五十万文钱。刘温叟虽不敢拒绝，却也不动用，将这笔钱封存于房中。第二年，赵光义又派人送去角黍、纨扇。差役看到去年送的钱仍贴着封条放在屋中，回来后便如实禀告了赵光义。赵光义方才相信刘温叟的清廉之名是真的，慨叹道：“我送犹不受，况他人乎？”在对待宫嫔后妃方面，宋太祖也表现出不俗的举动。为防止后宫迷惑君心，他下诏：“朕恐掖庭幽闭者众，昨令编籍后宫，凡三百八十余人，因告谕愿归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五十余人，悉厚赐遣之矣。”仅此一点，太祖不贪恋美色之名，就令诸大臣折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对于一个国家，君主的表率作用尤为重要，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儒家推崇的治世理念，将正心放在第一的位置，然后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在自己修炼好了之后，才能推己及人，影响兄弟及他人。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连自己都不能做到的事情，而强加于他人，希望别人做到，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宋太祖本着务实的精神戒奢华，把金钱用于国家大事上。他成立了针对辽国的基金，重视武器制造。宋太祖在位期间，勤谨务实，“夙夜畏惧，防非窒欲”，为求取国家统一，极力克制骄傲之心和欲望，量力而行，表现出脚踏实地，开拓进取的气概。在平定南方后，金帛珠玉被源源不断地运往东京汴梁。对这些金银珠宝，宋太祖并没有用来炫耀和挪用，而是在京城设立封桩库，将缴获来的金银以及国家财政的盈余部分，一并存入此库。设立封桩库的目的，宋太祖本人说得极为清楚：“石敬瑭为一己之私利，割让幽蓟地区以贿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对他们甚感怜惜。打算待此库中蓄满三五十万，便遣使同契丹交涉。如果能将这一地区的土地民众归还，我便拿出库中所藏当做赎款，以补偿辽朝。如果契丹不同意归还，我就散尽库中钱财，招募勇士，以武力攻取。”他还说：“辽兵数次侵扰边境，如果我用二十匹绢的价钱收购一名辽兵首级，辽军精兵不过十万，总共只需花费二百万匹绢，而辽兵便会被我消灭殆尽了。”
在整顿军备方面，宋太祖也本着务实思想，要求军器制作必须精良。在战争中，除了指挥得当和人数多寡外，最重要的要数兵器的质量了。中国近代以后受尽列强的欺凌，其直接原因就是武器落后，用陈旧的大刀长矛去对抗欧洲列强精良的大炮火枪，只有被动挨打的份，毫无还手之力。在这一点上，宋太祖算是比较有远见的君主。为适应频繁的战争需要，宋太祖下令，在开封城内专门设置管理兵器制造的工署，包括南、北作坊和弓弩院，由禁军、厢军士兵和专门招募的工匠，负责兵器的制造和改良。每个作坊都规定了生产任务，并要求保证质量。为确保兵器的数量和质量，宋太祖还经常亲自到作坊指挥监督，史载：宋太祖每10天下南北作坊和弓弩院巡检1次，称为旬检。制造完毕的各种武器，都陈列在武器库中等待皇帝亲自过目检查。这样一来，制造武器的人没有敢不尽心尽力的，所以造出来的武器异常坚固锋利，且完成的数量也很多。正是由于宋太祖对武器的重视，宋代初期的兵器制造出现了两大飞跃，即近距离兵器向远距离兵器的飞跃，以及冷兵器向热兵器的飞跃。弓箭，是战争中普遍应用的远距离兵器。在宋太祖时期，弓箭的性能得到进一步加强，主要体现在床子弩的改进上。以前的床子弩射程只有500步，经过宋代改进后的床子弩，其射程开始达到700步，不久又达到3里之遥，而当时中世纪的欧洲所使用的弓，其射程最远才仅仅为180米。随着火药的发明，宋代开始将其用于军事上。据载，宋太祖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就有兵部令史冯继升等人进献制造火箭的方法，后经试验，造出了可以燃烧和爆炸的火箭，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冯季升也因此受到赏赐。太祖时期制造的武器，在质量上是非常精良的，即使封存百十年后，仍保持优良的性能。当初宋太祖讨伐李重进时，便将一批多余的弓弩各约千张，封存于扬州作为储备，并下令“非有缓急，不得辄开”。过了一百四十多年，方腊率众起义，宋军才打开军器库，取出这批封存的弓弩，发现这批弓弩不仅外表如同新制，而且性能要远远超过当时制造的弓弩。宋太祖务实的作风还体现在戒奢崇俭方面。按照礼制，祭祀礼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礼仪制度，皇帝每年都要亲自祭祀天地、祖宗。因五代战乱，各种礼仪制度被破坏得残缺不全，宋太祖即位之初，便下令宰相范质等人组织人力迅速完善各种礼制。在进行祭祀礼时，宋太祖看到路上铺满黄褥子以供皇帝行走，觉得太过铺张，便下令将其撤掉，并说：“朕用洁净祭物与精诚之心祭天，不必非用黄褥子铺路。”在礼制上，规定皇帝在行走时应乘坐镶满黄金珠宝的金辂代步，宋太祖也认为过于奢侈，便询问群臣：“朕不愿乘金辂，希望乘辇以代步，这在历来之礼典上允许吗？”礼官回复：“无妨。”宋太祖于是舍弃了奢华的金辂，而乘坐简单的辇前往祭祀。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人的思想也必须讲求实效，舍弃那些虚幻的想法和念头。虚名，只是自欺欺人的一种工具，对国家、对个人只能产生麻痹作用，带不来一点益处。所以，务实才是唯一可靠的方法，做人如此，办事也是如此。否则，只能是自取灭亡。宋太祖提倡朴素节俭和务实，他以身作则，不搞虚浮的铺张浪费，戒奢华，这对大宋的社会风气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