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宗家法
据《避暑漫抄》记载：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宋太祖诏令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誓碑秘不示人，只有当新天子即位后，在拜谒祖庙的典礼结束后，才由执事官奏请皇帝恭敬地去观读誓词。此时，只能由一个不识字的小太监跟随，其他人在夹室外远处站立。皇帝独自到碑前，复行跪拜之礼后，瞻默诵记，熟记碑词后再行拜礼退出。群臣近侍，都不知道誓碑上刻写的内容。从此以后，赵宋帝王恪守家法，都仿效这种方式拜读誓碑，奉为祖传秘方，传家至宝。直至北宋末年靖康之变时，金兵侵入开封，宫城各门洞开，人们在混乱中才知晓誓碑的秘密。誓词共有三条：(一)后周帝室子孙，有罪的不要施以刑罚，即使犯有谋反叛逆之罪者，亦只可于狱中赐其自尽，不得于市曹杀戮示众，更不得连坐其旁系亲属；(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三)子孙有逾越此誓不按规定办者，上天一定会杀死他。宋太祖以这三条传世家法来约束后代皇帝，让大宋开国之初以仁治国的方针通过立誓的方式传承。家有家规，国有国法，自古以来便是如此。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也是这个道理。作为一个统驭天下子民的皇帝，如果连自己的小家都管不好，更何谈治理偌大的一个国家呢？在专制体制的社会中，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真正彻底的法治社会。因为封建专制的社会性质决定了法律完全可以根据皇帝的利益而改变；当法律违背了皇帝的意志，或皇室成员触犯了法律时，法律便极有可能只是摆设而已。在专制社会中，皇帝或其家族成员如果能身体力行，约束自己，力争不犯法，也就难能可贵了。法规既然对皇帝也有约束力，对大臣就更有约束力了。宋朝的法典是率土以遵行，也即普天之下都要遵行，自然也就包括官吏在内。《礼记·曲礼上》中有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古往今来，中国的法律对上层阶级始终保持着特权。上层人物犯了法，不但能减刑，而且可以赎刑。所谓赎刑，就是用资本和钱物买得自己免罪。周朝的刑罚条律并没有刑不上大夫的规定，但因为周朝有赎刑的规定，所以有钱的大夫们犯了法，就用自家的财物赎刑，以此免罪并保留自己的生命。正因为这个赎刑的规定，《礼记》上才出现了刑不上大夫的话。其实，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朝代根本没有刑不上大夫的条文。战国时，商鞅执秦国政，刑公子虔。后来商鞅得罪，被秦惠王车裂致死。秦、汉之时，大夫因有罪被刑屡见不鲜。隋、唐之际，大夫的命旦夕不保。可以说，在中国的封建王朝中，刑不上皇帝是自然的，但刑不上大夫却有些站不住脚。宋太祖制刑律，以法治国，更没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权，就是在赎刑方面，他也予以一定的限制。
乾德四年(公元966年)三月，大理寺卿高继申针对《宋刑统》颁行后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建议修改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员亲属犯罪的荫刑(因先世勋绩可以赎刑)条文，他担心“年代已深，子孙不肖，为先祖曾有官品，不畏宪章”，因而主张改为：“用祖父亲属荫减赎者，即须祖父曾任皇朝官，据品秩得使前代官，即须有功及国，行惠及民，为时所推，官及三品以上者方可。”这个建议无疑是为了加强国家的执法力度，达到真正以法治国的目的。宋太祖认真听取了高继申的建议，其实他对千百年来顽固的赎刑荫庇犯法的条文，也同样是很不满的，所以他完全采纳了高继申的建议，从而对特权阶层的荫刑特权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为了进一步实行以法治国，宋太祖吸取历朝外戚宦官专权的教训，在国法之外，又制订了家法，作为以法治国的王室法规部分。所谓家法，不仅是单指皇帝本家的法律，官吏庶民也可以参考而用。宋太祖的家法有八类，即：事亲之法、事长之法、治内之法、待外戚之法、尚俭之法、勤身之法、尚礼之法、宽仁之法。《易经·彖辞》曰：“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这些家法在宋朝发挥了其功用。宋人吕中说：“其待外戚也，未尝少恩，然在内不得预政，在外不得为真刺史，则无吕、霍、上官之祸；其于宦官也，未尝滥杀，然内侍官不过留后，虽有功不除宣徽，则无伯牙专恣之祸。”这段话中谈到了两个历史教训：汉朝因无家法，屡遭大患。汉高祖容忍吕后，致使吕后当权，汉朝差一点由此而亡。汉武帝任用外戚霍光辅昭帝(武帝子)，权顷内外，族党满朝，屡行废立，威震人主。这种教训其实后世也每每重演，唐朝后期宦官专权，常杀皇帝。宋太祖制定家法，也就抑制了外戚专横、宦官专权，使宋朝三百多年无内乱，这都是所制家法之功。“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在专制制度下，宋太祖制法及于家人，由此而观之，他的以法治国，的确是真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家不治，何以治国家。唐太宗李世民英明一世，却怎么也没想到，因为一时疏忽而留下的祸根，差点使李唐王朝成为短命的隋朝的翻版。后来的朱元璋也没想到，宦官不得干政的戒碑，被儿子废除后，直接导致了大明的衰亡。在此看来，皇帝的家法已经不仅仅是皇家的法，而是整个国家的法。宋太祖还提出“王者禁人为非，莫先于法令”的主张，又说“若犯吾法，惟有剑耳”。对兄弟子侄，宋太祖也提出了要求。赵光义是宋太祖之弟，陈桥兵变时是主要参与者，太祖继位后，他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太祖遵母遗命，生前既准备让赵光义作皇位继承人。显贵的身份使赵光义权欲大增。他广揽豪杰，树置心腹，在朝中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权力班底。时人称他的府第是“软绣天街”，比太祖还豪华。老谋深算的赵普曾提醒宋太祖，赵光义罗织心腹、广树党羽问题的严重性。宋太祖对此也早有警觉，但他性情中很看重家庭孝友，有人情味，对此总碍于亲情。但后来兄弟两人的矛盾已渗透到各个方面了。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即宋太祖临终那年，他到西京洛阳视察，并令赵光义随行。按以往的惯例，太祖每次外出京城，都是让赵光义留守京师的，此次安排大出人们的意料之外。太祖在西京洛阳逗留了1个月，他对洛阳怀有深深的眷念。他曾经想把都城迁到洛阳，遭到了一些大臣的反对。赵光义坚决不同意迁都，甚至“叩头切谏”。最后，太祖听从了赵光义的意见。太祖为什么要提出迁都的问题呢？他是想通过迁都，摆脱掉赵光义有强大势力的开封府对自己的不良影响。太祖带着赵光义巡视洛阳，是希望通过洛阳之行，勾起弟弟对往事的追怀，从而唤醒弟弟的良知，以达到携手共进的目的，而不要发生同室操戈的不幸事件。在离开洛阳的时候，宋太祖来到父亲的陵墓前告别，悲恸地哭道：“今生今世将再没有机会来此朝拜了！”忧郁之情溢于言表。从太祖的心理活动看，他一直没有把自己的骨肉兄弟看做外人，对赵光义的防范也一直控制在温和的范围之内。虽然后来有“斧声烛影”之说，史家怀疑赵光义害死了宋太祖。但总的说来，为了戒备而骨肉伤残，其结果也未必就能戒除变故。秦二世杀了哥哥扶苏，也难逃二世而亡的命运。
以法治国，实质上就是以法治人。宋太祖立下家法，对皇室子弟加以约束，缓解了皇室的特权滥用，为维护皇权代代相传起到了积极作用。仁义皇帝
宋太祖为仁义之君，他一改五代十国尚武之风，右文抑武，提倡读书，以儒家思想的“仁”德治天下。《宋史·太祖本纪》记载：太祖暮年，壮心不已。晚好读书，尝读二典(《尚书》中的尧典与舜典)。太祖所读之书，大多是有助于治国的儒学经典和史书。他曾说：“我常常观读、研习过去的史书，非常仰慕以前的贤君明主。他们不让贤能的人不得志，从而任用的都是这些贤能的人。”他还表示，要效法先代明君，录用那些忠孝仁义、有德有才、文经武略的人才。宋代之所以成为文风极盛、文人辈出的一代，与宋太祖提倡文治、倡导读书是密不可分的。宋太祖的“仁”的思想来源于书本，起始于儒家，他对读书的重视与他以“仁”治国一脉相承。宋初，承五代之乱世，文风衰微，武风盛行，世人皆以能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作为人生目标。他们信仰“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在这种环境和气氛之中，文人士大夫“絷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即使位列宰辅，跻身卿相，也只不过是武人的点缀和修饰，只能看武将的脸色行事，供其驱遣。得到天下之后，宋太祖明白：武将只能在马上打天下，要治理天下，必须要用饱读诗书的文人。于是，便出现了宋代“重文轻武”、“宰相须用读书人”的状况，文人的地位逐渐得到彻底的改变。宋太祖重视读书，首先表现在他重视书籍上。用文人治国，首先要求皇帝多读书、读好书，从书中学会治国之策，广见闻，增智虑。太祖读书，首先从收集图书开始。跟随周世宗行军打仗之时，太祖便留意收集民间奇书，往往不吝重金购买。别的将领收集的战利品，大多是金银珠宝，而太祖收集的，则是整箱的书籍。当上皇帝之后，太祖对各地的图书极为珍视，即使在战争中，也要求将士们注意搜集和保护各地的图书。平定后蜀，得到13000余卷书籍；平定江南，又得书两万余卷。公元966年，太祖又专门下诏征集民间藏书，规定凡是官吏、百姓献上的书籍，由史馆察看编目，凡史馆中没有的就加以收纳。为鼓励百姓献书，太祖还下诏说，献书人可到学士院接受关于如何做官的策试，合适的授予相应的官职。通过向民间征集藏书，国家书馆中的书籍数量猛增，仅史馆藏书就达80000卷。宋太祖重视读书，还表现在他要求文臣多读书。宋太祖不仅自己发奋读书，而且经常告诫身边的文臣武将多读书，有关这方面的诏令就有数次之多。如“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对皇室子弟，太祖也经常鼓励他们读书识礼，他曾对秦王侍讲说：“帝王的后代，应当多读经书，知道历史上治乱的情况。”
在太祖的鼓励和鞭策下，许多大臣和皇族都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甚至连以前目不识丁的武将也能够耐下心来，捧起书本学起文化知识了。赵普是宋太祖的亲信之人，跟随太祖南征北战，出谋划策，运筹帷幄，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美中不足的是，赵普虽是文人，但只精通权术。《宋史·赵普传》记载，赵普从小不甚喜好书籍，而是“少习吏事”，热衷于如何当官，玩弄智巧权术；而对学术文化却不求甚解，知之甚少，故有“少习吏事，寡学术”之称。有一次，赵普陪同太祖来到朱雀门前。太祖指着门上的牌匾问赵普：“为什么不直接书写‘朱雀门’，中间加上一个‘之’字有什么用处呢？”赵普回答不出其所以然，只好说：“‘之’字是个助词。”太祖听后，很不以为然，讥笑赵普说：“之乎者也，助得甚事！”受到刺激后，赵普才觉自己学问太浅，于是发奋起来，“每归私邸，关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后来，终于达到“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的境地。赵普依靠书中所学的知识，不仅提高了决断、处理政事的能力，而且陶冶了自身的情趣品格，最终成为宋初的名相。在众多跟着太祖读书的人当中，也有假冒读书而想得到重视的人。太祖经常派人到史馆取书阅读，而负责管理史馆的卢多逊也是一个善于投机奉迎的小人。他经常在太祖派人到史馆借书时，记住太祖阅览的书目，然后抓紧时间通读至熟，将其中的主体部分牢记于心。太祖在上朝之时，有一个习惯，就是为了促进臣子们学习，经常在大殿上将自己所读书籍中的一部分背出来，借以考察诸位大臣的学识。此时，往往只有兵部郎中卢多逊胸有成竹，对答如流。因此，太祖常常夸他勤奋好学而且学识渊博。卢多逊因此官运亨通，逐渐受到了太祖的信任和重用。但时间一长，卢多逊的投机本性就暴露出来了，终于被太祖识破，其官运也由此滞步不前。宋太祖重视读书，也表现在提倡武将读书上。对于那些行伍出身，跟随太祖南征北战的武将，宋太祖也时常劝他们多读些书，告诫他们说：“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迫也。”太祖手下有一猛将名叫党进，虽勇猛善战，却大字不识一个，甚至连自己所统帅军队的数量也不清楚。有一年，太祖派他到高阳戍边。按惯例，赴任前要到朝廷向皇帝致词辞行。太祖知道党进不识文字，就派人告诉他：“太尉边臣，不需如此。”但党进生性好强，坚持要亲自向太祖致词辞行。手下人无奈，只好将致辞先写在手板上，然后教党进背熟。但辞行之时，党进由于紧张，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虽然握着手板，却又不认识上面的字。忽然，党进挤出两句风马牛不相及的话来：“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此话一出，太祖及侍卫们禁不住掩口而笑，几至失容。事后有人问党进，党进回答说：“我尝见读书人爱掉书袋，我也掉一两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由此可见武将想读书的愿望是何等热切。为了促进读书的风气，宋太祖非常重视科举取士。从书中获得权力的典型范例，应当是科举取士。士，就是读书人的统称。进一步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才。有宋一代，重文轻武是其既定国策。文臣不仅被用来治国，管理民政与财政，而且以文臣出守州郡，代武将掌管部分兵权。这些文臣的来源，便是饱读诗书的士子，通过科举而跻身政界的读书人。科举取士是一种设科考试、择优录取的选拔官吏的制度。这一制度始于隋，发展于唐宋，以后逐成定制。隋文帝时，考试只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隋炀帝时，增设进士科。唐代，考试科目大为增加，共计五十余科。宋太祖时，基本继承唐代科举制度，但所考科目大大少于唐代。科举取士制度，利于广泛吸收中下层士人参与国家政治，提高官僚队伍的素质和活力。但随着制度的发展，也出现了不少弊端，如考官擅权徇私舞弊、取士不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