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都关中，拥有三秦大地，八百里秦川，这就好比卡住别人喉咙，压着别人脊背，天下哪有不安宁之理!”刘邦听了娄敬的话，觉得也有道理，于是诏告群臣商议。群臣大都是山东诸国的人，纷纷发表意见，说：“周王朝建都洛阳，传国数百年之久，而秦王朝建都关中，两代即亡。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山，渑水，背靠黄河，面向洛水，其险足可固守，不可迁都关中。”刘邦群臣的家乡观念很重，所以争着发言，生怕回到关中去。群臣争论不休，刘邦也拿不定主意，只好亲自去问张良。张良是一个看破红尘的人，所以一心辅佐刘邦，主要是为了替韩国报仇。自从项羽一死，江山一统，特别是建议刘邦夺去韩信兵权之后，他就向人宣称，他祖宗几代相韩为臣，韩被秦灭，他不惜万金家产替韩国报仇。如今暴秦亡，逆楚灭，汉室兴，而他凭三寸之舌，为帝王师，封万户侯，已心满意足，决心从此不问天下俗事，跟随赤松子学习道法，了此一生。张良自从发表宣言以后，长期闭门不出，专习吐纳之术，不问世俗之事。张良所要追随的赤松子，是传说中的一个仙人。传说赤松子在神农皇帝的时候为雨师，靠食水中之玉而生活。教神龙皇帝学仙，能够入火自焚不伤身体。经常出没于昆山之上，住在西王母的石室里，驾风随雨，行止自由。炎帝的女儿跟他学道，也成神仙。张良宣称要跟随赤松子学道，也没去昆山等地，只是练习吐纳之术，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气功之类。史书记载他练习“辟谷”，不吃饭食。他的此举，是不是为了逃避现实呢?恐怕是为了避免飞来横祸。如果韩信也像他一样，恐怕不至于身首异处，被灭三族。张良虽然不理国事，但是刘邦下问，他也不得不答，其实他可能早有计谋，只是不肯先说而已。谈到迁都关中，张良自有一番理论。张良对刘邦说了以下一段话：“洛阳虽然有险可守，但是腹地不过几百里，田地贫瘠，四面受敌，不是一个理想的建都之地。关中左有崤、函之险，右有陇、蜀之固，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防胡之利，三面据险而守，一面东临天下诸侯。天下安定，通过漕运，供应京都所需；诸侯有变，顺流而下，出师运粮，天下可定。关中之地，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娄敬之言，安邦定国的大道理。”刘邦对张良一向是言听计从，于是决定迁都长安。娄敬进言有功，拜为郎中，号奉春君，赐姓刘。从此，中国第二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完全建立起来。建都是一门大学问。建都首先要注意国家的安全。古代的都城，是国家的象征，国都被占，往往是灭国的标志。国都应该进可攻，退可守，有足够的资源补给。国都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军事重心，刘邦选择长安，就等于找到了国家的重心。四百年的刘氏政权的建立，就在这定都的决策之后。刘邦建都长安，可谓一子落地，全盘皆活。
学当皇帝
历史上有“汉承秦制”的说法，意思是汉朝的规章制度基本上都是继承秦朝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汉朝的统治政策有了大的变化，主要是将原来秦朝的残酷刑法和严厉的治国思想改变了，用一种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体现在经济方面就是减轻百姓赋税的负担。公元前209年到公元前202年，八年战争，空前激烈，人祸加上天灾，天下百姓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出现了人吃人的惨景。刘邦的龙车配不齐四匹清一色的马，王侯出入只得乘坐牛车。面对这种情况，刘邦只得下决心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社会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才能保证他的统治。
发展农业生产，必须解决劳动力问题。汉初人口锐减的确严重，这些人都到哪里去了呢？战争、天灾、逃亡！陶渊明的名篇《桃花源记》，文中记载了一个神秘的地方：里面的人是因为逃避秦末之乱而躲了进去，因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明代有书记载：在山中发现一群“毛人”，见人就问：“秦始皇还在修长城吗？”回答说：“还在修！”这些满身长毛的人立即远遁而去……虽然这些只是文学作品或者传说，但是难道没有一些历史真实的影子？刘邦为了解决劳动力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一是集逃亡劳动力；二是放奴婢；三是励生育；四是释囚徒；五是兵归农。刘邦还减轻赋税，节省开支，奖励军功，鼓励农耕，限制商业……汉虽然继承秦制，但是刘邦尽量减轻赋税，让民众休养生息，无疑是秦代所没有的，这不能不说历史已经向前迈进了一步！国家制度是统治者的最根本的统治方式，除此之外，刘邦重用儒生叔孙通、陆贾等人制订礼仪，建设封建社会文明礼仪。叔孙通对于汉朝初年政治稳定的主要贡献是为刘邦制订朝仪。这些制度与汉初政权机构相适应，对于维护皇帝的最高统治权威起着不可小看的重要作用。战乱中讲利害，和平时期谈礼节。统一中国的刘邦，必须重建社会及政治伦理。刘邦这个人，本来不讲究什么繁文缛节，凡事无所谓，但得到了天下，如果还是什么都无所谓，显然行不通。更何况，匈奴的严重威胁已经让他不得不加以正视，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如何有效建立皇帝权威便于中央管理，刘邦还是要动点脑筋。因此，一向不修边幅的刘邦，开始关心社会伦理风气，认真学习当皇帝了。因为不喜欢儒生，刘邦曾经拿儒生的帽子撒过尿，显得很没修养。当上皇帝之后，他的功臣大多是武将，又很多是哥们儿，因而这些人动作粗野，没有什么礼数可言。这样一来，就经常出现无上无下，率性而为的情况。特别是在争功上面，经常闹得脸红耳赤，甚至拔剑击柱，弄得朝廷上鸡犬不宁……终于有一天，向来宽容的刘邦也逐渐忍受不下去，有意无意地逃避上朝了，这就使朝廷的工作效率也受到影响。萧何看不过去了，打算改变这种状况。春天到了，气温明显回升。二月，萧何兴建中的长安城主殿未央宫也已经临近尾声。未央宫在长安城西南隅，周边长达28里，和东南的长乐宫并立。西汉的长安约在今陕西西安市的西北方，原长安故城位置。宫殿南向，但上书、奏事、谒见者均由北阙进入，阙是种观门，高30丈。而且公车和皇帝御用交通工具亦停留在北阙附近，所以北阙为正门。东阙也很重要，可联系丞相府。北阙名为玄武，东阙名为苍龙，都极为壮观华丽。前殿、武库、太仓均极为豪华。刘邦毕竟是从农村闯出来的，知道人民的疾苦。他看这宫殿如此奢华，心里有些反感，而且也很不以为然。他向萧何埋怨道：“连续数年的战乱，影响生产，臣民都陷入痛苦的生活。我虽然努力经营，但结果如何犹未可知，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钱财，来盖这么豪华的宫殿？”萧何从容回答：“就是因为天下未定，皇权未稳，才更需要以宫殿来象征威重的权力。天子以四海为家，统治天下，不修得如此壮丽，无法代表他的尊贵和力量。而且，皇帝的宫殿
建设最好是一次到位，以免后代还要增建，对祖先有不敬之意。”刘邦听了，也觉得有道理，就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未央宫的规划。接着，刘邦重用儒生叔孙通、陆贾等人制订礼仪。叔孙通是薛(今山东滕县东南)人，秦始皇时代凭借文才学识，为待诏博士，大概相当于候补博士。过了几年，陈胜吴广起义，秦二世胡亥知道后，召集众位儒生、博士计议此事。秦二世说：“楚地戍卒攻下蕲，占领了陈，各位有何高见？”儒生、博士30多人一起走向前去纷纷说：“人臣反叛，格杀勿论，望皇上发兵征讨！”秦二世十分忌讳“反叛”的字眼，天下本来已经开始“反叛”，他却不喜听见。史书曾载，出使之人回来向秦二世报告有人造反，秦二世大怒，下令把此人处死。从此之后，无人再奏。秦二世问及，人们只得说“几个小贼，早已被地方官吏剿灭”云云。秦二世实在是闭塞言路，自取其祸。叔孙通此人极善观言察色，急忙向前启奏：“这些人的话都是胡说八道。现在天下合为一家，毁诸侯城邑，收天下兵器，表明太平时代已经到来。况且明主高坐，普施法制，人人奉公守法，四方臣服，哪里还有反叛之人？楚戍之事，只不过是偷鸡摸狗之徒所为，何足挂齿！皇上下令叫郡县官吏派人擒拿即可，皇上尽可高枕无忧。”秦二世听了叔孙通的话，完全不明其言外之意，还连声称善，回头又去盘问那些“不识时务”的儒生。那些儒生有的说是“反叛”，有的说是“盗贼”。秦二世下令御史将那些说“反叛”的儒生尽皆依法审判，而那些说“盗贼”的儒生得以安全返回。秦二世欣赏叔孙通，赐给锦帛20匹，一身新衣服，还拜为博士。回来后，那些儒生责骂叔孙通说：“先生为何如此阿谀奉承？”叔孙通说：“你们不知道，我都差点难逃此劫！”几天后，叔孙通从咸阳逃回老家薛地。当时薛地已经归楚。不久，项梁大军到了薛地，叔孙通投靠项梁。项梁死后，他自然依附项羽。刘邦攻入彭城，叔孙通归顺刘邦。刘邦大败而逃，叔孙通也跟着逃走。叔孙通是个儒生，自然穿着儒服，幸而没有戴儒冠，否则又要被刘邦用来撒尿。刘邦憎厌儒服，叔孙通就脱下儒服，换上楚制短衣，刘邦因此喜欢叔孙通。叔孙通归顺刘邦，带着100多名儒生弟子，但是叔孙通从不向刘邦推荐使用，而专门向刘邦推荐一些武勇之士。弟子们见到此种情况，议论纷纷：“我等追随先生多年，而今又跟着归附汉王，但是先生专门举荐那些勇夫，而不推荐我们，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些话传到叔孙通的耳朵里，他召集诸位弟子，开导说：“汉王正在亲冒兵矢争夺天下，你们哪一个能够驰骋沙场攻城略地？所以我当然只能举荐武勇之士。等到汉王夺得天下，我当然要推荐你们。你们专心读书，好好地等着，我怎么会忘记你们呢？”叔孙通是一个识时务者，识时务者为俊杰。不久，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统一了天下，在定陶当上了皇帝。刘邦废去了秦朝的一切苛刑仪法，所以朝廷上一片混乱。“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史记》语)。叔孙通早已探知刘邦的这一系列情况，决定游说刘邦重建朝仪，瞄准这一机会，准备一展宏图。他对刘邦说：“儒家之道，的确难以用来争夺天下，但是可以用来稳定天下社稷。我请求到鲁地招募儒生，再加上我的弟子一起共同制定朝仪。”刘邦说：“是不是比较困难？”
叔孙通说：“五代三王礼乐不同，有增有减。礼仪要根据时代、人情，进行必要的改变。我准备参考古代仪礼，再参照秦代仪礼，制订出一套新的仪式来，不会很繁琐。”刘邦说：“你就去试着办吧。一定要简明，以我能够做到为准。”叔孙通奉旨行事，又重新操起了老本行，自然是轻车熟路。他前往鲁地，招募到30多位儒生。其中两位儒生不愿西入栎阳，对叔孙通说：“你这人，先前在秦为博士，接着又到项王手下，现在又到皇帝手下，所事之主快到十个了吧！你实在是因为善于阿谀奉承才得到今天的显贵。天下刚刚安定，你又兴风作浪，搞什么礼乐？礼乐是那么容易搞的吗？积百年之德，礼乐才能兴。我等不愿意看到你的所作所为。你的行为，不合古代礼节，我们不去。你快走吧，不要污辱了我们！”叔孙通并不生气，笑着说：“你们迂腐到了何等地步，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们还是老样子！”看来叔孙通要兴礼仪，也不是一帆风顺，连某些所谓儒生也不理解。叔孙通带着30人同返都城，召来原来弟子人等，操练月余，请刘邦去看彩排。刘邦观摩完毕，说：“这些事我办得到！”刘邦回到宫中，下令群臣都要去学习朝仪，次年岁首开始施行上朝礼仪。汉七年(公元前200年)十月初一，汉制每一年的岁首，各国诸侯、文武百官，黎明即起，身着朝服，齐到长乐宫前，依照职位高低排列整齐，等候朝见皇上。到了这一天，所有诸侯、大臣、将领都先在宫殿门外等待，他们由宫廷的侍从人员，依照事先安排好的位置，依次序引入宫殿门，并分东、西两边朝列。侍卫的郎中等，分阵排列，林立于廷中。他们全副武装，手持兵器，旗帜鲜明，由殿门到皇帝主殿间，共有数百人，气氛严肃。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依次排列于西边，面向东。文官由丞相率领，依官职高低排列于东边，面向西。接着才宣告皇帝辇车出房，百官持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官吏，依次序逐一奉贺。此时，每一个人都为礼仪之庄严而震惊不已。朝礼毕，置酒宴，依礼节，不得饮至酒醉。诸侯百官坐殿上，先低头敬礼，再仰头行祝酒礼，以尊卑之次序，一个接一个向皇帝敬酒并祝健康。每人饮9杯后，侍从官便宣布罢酒。这时，御史举法为评判，如有动作不合礼法者，便喝令退出。君臣置酒终日，无人敢失礼哗乱，与往常的闹酒喧哗完全不同。朝拜赐宴完毕，刘邦起驾回宫，群臣跪送。刘邦召见叔孙通，高兴地说：“我到了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叔孙通制定朝仪有首创之功，刘邦给予重赏，“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趁机向刘邦进言：“我的弟子和儒生跟着我辛勤劳作，希望皇上念其辛劳，各赐一官，以安众心。”刘邦立即降旨，这些人都当上了郎官。叔孙通谢恩而退，唤各位子弟、儒生来见，传达刘邦旨意，将所得之金全部分赠众人。这些人尽皆欢喜，都赞颂说：“先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叔孙通因此青云直上，两年之后，被拜为太子太傅。这种朝见仪式，一直延续了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形象写照。到了大清帝国末年，有不少外国使节拒绝在中国皇帝面前行三跪九叩之礼，因此得不到中国皇帝的接见。乃至于外国使者是否在皇帝面前行此大礼，成了两国外交谈判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汽车驾驶员必须坐在前面，并且无法跪拜，慈禧宁愿不乘汽车。这种朝见仪式，是封建社会所必需的，也是这种制度腐朽的标志。这种制度，不仅在朝
